老蒋与程潜通话后，随即召集幕僚商讨，不到一个小时便有了结果：豁出去，干！
这么重大的事，口头同意还不能做数，程潜又以正式电文进行请示，经老蒋批复后才正式进入实施。
炸黄河大堤是一个秘密的活，而且也不是打仗，自然用不着上主力，派一两个偏师就行了。
起先程潜让东北军万福麟担任工头，万福麟跑去一看，黄河正值历史上罕见的枯水期，水面过低，就算勉强掘开，好象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程潜心里发了毛，赶紧将战区司令部迁往洛阳。
但堤还是要继续决，只是包工头由万福麟换成了商震，而决堤放水的时间则限定于6月4日晚12点。
商震的“工程队”是万福麟手下的一个团，但是大家伙浑汗如雨地干了一整天，到6月5日上午，大堤还是没能挖开。
此时土肥原师团已迫近开封，老蒋一个电话直接打给商震：怎么回事你们，时间紧迫，给我卖力一点行不行（“严厉督促实行”）。
放下电话，“商工头”不敢怠慢，赶紧带上自己的参谋长去现场监工。
去了才发现，不是弟兄们不卖力，而是黄河大堤实在太难挖了。
别处堤岸通常都有几道，这里只有一道，可你千万不要产生错觉，以为一道比多道好挖，事实上，黄河大堤逐年修建，一道所费工往往最多最大，堤岸也最厚最坚固。
万福麟的那个团不仅没有掘开口子，还累得趴在了地上。
既然锄头钉钯不好使，那就改用炸药炸。
商震再派一个团协助，两团合力决堤。
晚上，终于在堤岸上炸开了第一道决口。可是万福麟的担心是对的，黄河水太浅，流不出多少，而且很快缺口被重新堵住了。
又一天浪费了。
老蒋很是“焦灼”，在开封城外，土肥原师团正加紧猛攻，守军坚持的时间已只能以分钟计。
商震无奈之下，将负责决堤的两个团分开，再挖第二道决口。
成不成不知道，只能碰碰运气
上上下下急成这样，旁边的人也受感染。
在黄河大堤旁边有一支负责河防的部队，是和柏辉章一样的黔系中央军，领头的是师长蒋在珍。
蒋在珍在工地上转了几圈，说要不在我的防区上再挖第三道缺口试试，兴许能成功也说不定。
商震正愁得要跳黄河，有人肯站出来分忧，自然喜不自胜，立即答应，说要是蒋师长你这一把堵对了，我就赏银两千。
当天，也就是6月6日日暮时分，在苦守三日之后，开封失陷。
郑州外围，如今只剩下了最后一个缓冲地点：中牟县城。
大家都在倒计时。
就看第4天的了。
可是这一天的黄历仍然糟得很，第一、二道决口全部宣告失败，与此同时，土肥原占领了中牟。
老蒋现在不是“焦灼”，而是“异常焦灼”，每天都要问三四遍：大堤究竟决得怎么样了？
程潜、商震等人自然也是度日如年，他们只能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蒋在珍的第三道决口。
如果蒋在珍这里都束手无策，水淹策就彻底泡汤了，大家伙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去吧。
第三道决口所在地，名唤花园口，不久之后它将震惊中外。
（1259）

蒋在珍被证明是一个很有心的人，他在工地上也不是白转的。
前面屡次失败，在于不能确保成果，千辛万苦挖开之后，决口很快又会重新塌陷。
那就把决口“上口幅员”加宽，加宽至三十米，一劳永逸。
蒋在珍的努力收到了成效，花园口从一开始就没有出现前面阻塞或塌陷的现象。
6月9日早晨，第三道决口终于打通，并开始放水。
这时，稔彦已命令第2军先头部队炸毁平汉铁路，其中，郑州以南被土肥原师团骑兵支队炸断，新郑以南则被京都师团“快速挺进队”所炸断。
其操作手法与徐州会战后期别无二致，都是要依靠他的机动优势，以迅雷般的速度来截断守军后路，包抄郑州。
令稔彦完全没有想到的是，一个更快更猛的杀手突然跳将出来，帮守军解了围。
它来自于花园口。
一开始，花园口决口处涌出来的水并不多，而且水速也很慢。
过了一个小时，由于不断冲刷，决口扩大到十余米，水势开始变激。
激之后是猛，猛之后，便是凶。
很多天没有下过雨，忽然就下雨了，还是倾盆大雨，黄河伏汛鬼使神差地如期赶到！
在挣脱束缚后，汹涌澎湃的黄河水犹如被放出牢笼的猛虎，一泻千里。
一个新的黄河出现了，它将刚刚还如入无人之境的日军一截两半。由于泛滥区仍在不断扩大，被隔于新黄河东岸的日军仓皇撤退。
你们逃了，泛滥区及新黄河西岸的那些可怎么办呢？
原来就怕自己跑得不快，领不到头功，现在则是适得其反。所有机械化装备，包括坦克、汽车、火炮，全都成了累赘，只能任其沉入水底。
尽管抛掉了重武器及随身辎重，但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日军还是有相当数量的人员和马匹被水冲走。
在新黄河的西岸，除了土肥原师团一部外，京都师团也有5个大队被隔于岸边，而且几天之后，粮弹都出现了匮乏。
张自忠等多支部队此时就驻扎在附近，见此情景，立即“乘火打劫”，向被切断后路的日军发动猛攻。
土肥原师团骑兵支队因为突得最前，第一个倒霉，骑兵全数被灭，四百多匹东洋马和四门野炮成为战利品。
西岸日军在困顿之下威风扫地，连各县自卫团都跑出来，协助正规军追击小股鬼子。其中一个自卫团仅日军骑兵的马鞍子就拉了几大车，汉阳造和老套筒全部换成三八式，每个分队还有一挺歪把子机枪，真正是拿鬼子的装备武装了自己。
寺内瞪目结舌。
由陆路迂回进攻武汉是再也不可能了，把部卒从对岸捞出来才最为紧要。
本来用于强渡黄河的工兵部队和舟艇被调过来，用于援救西岸日军脱困，后者残余部队担惊受怕，好多天后才坐着船逃回了东岸。
自然力总是让人敬畏，在它面前，人类永远还是那么渺小卑微，所谓的强者也很快会变成弱者。
对于老蒋和程潜等人来说，黄河决不了，着急，可是成功决堤之后，在庆幸之余，又留下了心病。
（1260）

蒋在珍督工决堤时，为了摆脱这种心理阴影，还现场导了一段民间版的小品。
大家正挖着呢，忽然有一个兵往地上一倒，然后口吐白沫，嘴里大叫：我是龙王爷，久困在这里，今天要从这里入海了。
戏演得十分逼真，酷似我们耳熟能详的“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不过这个也就只能骗骗一般俗人，你要拿来应付新闻媒体，那就只能引人发笑了。
陈果夫说过，决堤是为了先发制人，防止日军先炸堤来淹我们。现实的问题却是，对手占有压倒性优势，人家根本就犯不着动用水兵。
可是如果顺着这个思路继续往上走，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在老蒋的授意下，花园口决堤对外的统一口径为：敌机六架炸开花园口河堤，官兵正在奋力抢堵中。
蒋在珍摇身一变，又由决堤阻敌的始作俑者，变成了抗洪抢险的英雄。
相对于那个疑似水龙王附体的小品，抗洪抢险可是一场大戏，因为它得经受得住前来采访的中外记者的检验。
程潜专门调来两千民工，蒋在珍更是全师上阵，众人煞有介事，搬石块的搬石块，扔草捆的扔草捆，在记者们面前一本正经地进行着表演。
民国时候的记者却也不是好忽悠的，看的极其认真，而且你不要他问的问题瞎问。有一个哥们更是离谱，他在看过临时造出来的“日军炸弹炸痕”后，忽发感慨。
此弹痕不过一米左右深，而这个堤岸却有二十米多厚，就算六架轰炸机都轰在这同一个点上，是不是能把河堤炸开呢？
真想踹这记者一脚。
来做戏的人没一个答得上来，只好装傻充愣，啊吧，啊吧，啊吧吧，糊里糊涂混将过去。
记者和舆论就这么糊弄过去了，日本人被“栽赃”了也有苦难言，第一战区自程潜以下幕僚，当时也都认为这是在情非得已下的最佳方略。
可我还是听到了黄河两岸的阵阵哭声。
滔滔黄水，瞬间成灾。虽然在决堤时，一战区即安排了沿途居民迁移，可是仓促之间，搬一个家哪有这么容易，何况有很多人安土重迁，是死也不肯离开故土的。如果要搬要逃，在那种兵连祸及的情况下，他们也早就走了。
一位视察黄泛区的官员沿途看到，黄河所过之处，甚至有全村乃至全乡遭难的，真是惨不忍睹。
家园至此被改变了模样，无数生命破碎在了洪水之中。
遥望这段历史，仍然会带给我们阵阵痛楚。在花园口决堤将近十年之后，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呈现于他们眼前的黄泛区，仍然是一片汪洋，见到的村庄根本找不到人，宛如一座座鬼村。经历过长征的陈再道伤感地说，红军三过草地，尚能见到青草，可是在这里，连青绿一些的颜色都难以见到。
毫无疑问，花园口是一个沉重的历史话题。
寺内不得不重新退回日本统帅部给他划定的界线，按照过往的“惯例”，如果他此次违命越界，哪怕只是攻下郑州，后者也不会加以指责，而只会给以追认和褒奖。
这个机会他当然是得不到了。
从徐州会战到兰封会战，再到花园口决堤，日军死伤32000人，约合2个师团，却并没有能够消灭“中国军队的精锐主力”，更别提什么不让一个人漏网了。
到此为止，已经没有人记得局部化及不扩大政策了，这个窟窿越捅越大，再也难以补上，中日之战开始正式演变成全面战争。
（1261）

寺内已经被迫停步，往边上一看，畑俊六却还在甩着两条细腿猛跑。
占领徐州后，华中派遣军也没有闲着，同样在追击西撤的中国军队，只不过一北一南而已。
5月29日，就在商丘失陷的同一天，日本统帅部向畑俊六下达了一项命令：沿江而上，直达九江！
第一个奉命出发的熊本第6师团，自参加淞沪会战并攻陷南京后，这个有名的野兽师团气焰十分嚣张，整天一副见人杀人，见佛灭佛的狂样。
在日本17个常备师团中，原先最叫座的是板垣师团（广岛第5师团），可是台儿庄一战，让板垣师团威风扫地，熊本师团便扶摇而上，俨然已成为日本国内战斗力最强的部队。
这时被称为杀人魔王的前师团长谷寿夫中将（陆大24期）已被召回国内，接替他的是毕业于同一期的稻叶四郎中将。
按照稻叶个人的印象，这个师团的官兵几乎个个都是“魔”，平时作恶作得多，“非法行为”层出不穷，打仗时却也“英勇无比”，其它师团很少能及得上。
江北是五战区的作战范围，不过自徐州会战结束后，李宗仁在徐州的那些人马大多休整的休整，北调的北调，因此在这一路抵挡稻叶的主要是徐源泉。
早在守卫南京时，徐源泉军团就已经成为一支抽掉主力的新兵部队。南京一战，眼看新兵快成老兵，可是随着南京的沦陷，部队不得不坐着船撤离，虽然建制保存尚算完整，但士气已受到很大挫伤，连徐源泉本人都变得有些惧战了。
接着参加徐州会战，在合肥碰上熊本师团，不仅丢了城池，还损兵折将。
只得再次整补，调来四千新兵。这些新兵不是日本的补充兵，后者入伍前就参加过军事训练，堪称穿着军装的老百姓。我们的新兵全都是临时壮丁，被征之前根本未经过训练，诸如装退子弹、瞄准射击、利用地形地貌等基本动作，都得从头教，从头学。
于是，徐源泉军团的作战能力又再次回到了南京保卫战以前。虽然老蒋给他们重新换了马甲，由军团上升为集团军，可也就是外面光鲜一点，内里并无明显起色。
事实上，徐源泉集团军如今连战斗意志都成了问题。作战时，还没看到鬼子在哪里，士兵就乱放空枪，自己吓自己，等鬼子真的现身，他们只能撒开丫子跑路。
不能打仗，却能胡搞。由于纪律松弛，“集团军”一边撤还一边拉夫搬运东西，扰民的事更是“无所不至”。
李宗仁皱紧了眉头都不想看。真是一搭不如一搭，为什么给我五战区的全是这些不中用的部队？
开始怀念庞炳勋老爷子了。
可他也怪不得老蒋。不是对方不想给好的，而是稍微模样周全点的，此前全调到兰封去捉土肥原了。
人不能自助，只能靠天助。那些天北方汛期还未到来，南方却早早就下起了雨，路上道路极其泥泞。徐源泉一看，反正正面也是白给，不如干干游击队的活，拆拆桥，破破路，好歹能给鬼子行军制造些麻烦，也能应付一下脸色难看的“李长官”。
熊本师团这一路上就没怎么打过太激烈的仗，就是修路铺桥。你还别说，这也蛮浪费时间，行军想快也快不了，明明一两天就能结束的行程，七八天都走不下来。
（1262）

对这一结果，双方主帅都不满意。
畑俊六是嫌太慢，照这样蜗牛式地爬行，不知何时才能爬到长江岸边，而老蒋和李宗仁则认为既是正规军，就不能真把自己当游击队使，还是得把地方给我守住。
其实不光守这么简单。
熊本师团是奔着安庆去的。安庆是什么所在，那是曾国藩都极其在意的长江要隘，对曾氏推崇备至的老蒋又岂能不知。
这时日本海军用于武汉会战的部队——第3舰队第11战队已出现在长江水面上，这让老蒋意识到，日本海陆军可能要水陆并进，两路夹攻。
假如熊本师团攻到安庆附近，那么这座要隘将面临腹背受敌的困境，岂不险哉。
老蒋立刻气愤愤地直接给徐源泉发了封电报，说你一个集团军，三个师的人马，怎么就挡不住一个师团呢，结果让人家横冲直撞，想去哪就去哪。
太让人火大了。我告诉你，你得“迅速侧击”熊本师团，否则的话，要是安庆失陷了，你负全责！
徐源泉自参加南京之战后，在心理上都快得了后遗症。
只有真正面对面跟日本人较量过，才会知道鬼子有多么凶猛。徐源泉已有力不能支之感，可是当老蒋指着鼻子，要他“负全责”时，你不想上也得上啊。
徐源泉拼着命往前面一顶，稻叶暂时就过不来了，结果当第11战队到达安庆附近江面时，根本就没看到熊本师团的影子。
不过海军的戏分仍然被畑俊六抢去了，因为除了熊本师团，他还启用了另一位主演，那就是曾参加过淞沪会战的台湾旅团。
从名称上看，你可能会以为这是一支由台湾本地人组成的部队。其实不是，它来自南九州，是熊本第6师团的同门师兄弟，之所以被称为台湾旅团，是因为其原来的角色，属于驻守台湾各地的守备队。
台湾旅团由5个大队和1个炮兵中队组成，与熊本第6师团、善通寺第11师团等日军主力师团相比，其装备训练仅属一般，因此名头就没那么响，以致于大多数时间只能跟在老师团后面跑跑腿。
如今，日军面对着的不再是罗店“血肉磨坊”里齐集的精锐对手。熊本师团招摇过市，台湾旅团这个“小熊本师团”也跟着耀武扬威。
6月11日，当第2军在北方被黄河水冲得晕头转向时，台湾旅团却搭着海军的军舰在安庆下游登陆了。
徐源泉去挡熊本师团了，防守安庆的是杨森。
杨森的川军属于川系中央军，打的也是中央军旗号，所以淞沪战后，就从武汉军政部领到了新武器，连步枪都变成了捷克式。杨森本人也曾有再大干一番的想法，他甚至模仿第18集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自个编了一套“四大纪律，十四大注意”。看上去部队的战斗力似乎已达到原有水平，可是当独自面对台湾旅团时，好武器和好口号仍然全不顶用。
概言之，台湾旅团参加淞沪会战，杨森也参加过，台湾旅团曾经整补，杨森也整补过，可是由于双方的兵员补给和调整能力不一样，最后的现状却是一天一地。
杨森完全不是台湾旅团的对手，第二天就把安庆给交待了。
（1263）

听得安庆失陷，李宗仁大为着急。人一上火，脸上的一处旧枪伤便发作起来，早上爬起来，半边脸都肿了，一只眼睛什么也看不见，竟然失明了。
这个样子自然没法再指挥打仗，老猛仔只得请假到武汉就医，其五战区司令长官一职由白崇禧暂代。
与李宗仁相比，老蒋虽没急出病来，可也差不多了。
刚刚用花园口决堤这种极端方式把第2军给挡住，一口气都没喘匀，安庆便丢了，整个长江防线因此摇摇欲坠。
怎么没有一个让我省心的啊。
徐源泉拼了老命，虽然还是未能拦住熊本师团，好歹没让后者直接闯进安庆，要是事前也给杨森发一份电报，让其“负全责”，效果是不是会好一点呢。
安庆失陷后，熊本师团接下来的目标是潜山。老蒋把杨森给单独提溜出来，让其死守潜山，虽“牺牲至最后一人不得撤退”，以掩护后面的马当防线。
被老蒋盯上，杨森不得不使出全身力气，咬着牙跟熊本师团死嗑。
结局是不变的，你再怎么拼命，守不住的还是守不住，但过程改善了，熊本师团向前推进的速度变得更加缓慢，而且同样遭受到伤亡。
这一局打下来，杨森腿都软了。
老蒋要的是卖力气，并不真的要你“牺牲至最后一人”，一句话，满意就行。
熊本师团从合肥起兵，一路翻山越岭，连续行军作战达半月之久，早已是人困马乏，因此在攻下潜山后，就决定休整一个月，等养足精神再继续西进。
现在，日本人不得不把那个让他们头疼和纠结了无数次的老问题给再次搬出来——
中国究竟落到什么地步，或者说哪些地方被攻下来，才能够摇白旗投降呢。
上海不是，南京不是，徐州也不是。
看来只有武汉了。
6月15日，近卫召集御前会议，进行专项研究。
没别的好研究，一帮人还是哗哗地翻中国的历史书。
看完没有？
看完了。看完的结论就是，要想早日结束战争，还是得攻占武汉，以及广州，这两地方攻下来，就等于统治全中国了。
近卫一锤定音，这回要么不干，要干就要一劳永逸（“集中国力,期于本年内达成战争目的，以解决事变”）。
一北一南两个大将，寺内正忙着打捞他那些陷入黄泛区的落魄部下，自然而然，进攻武汉的任务便正式落到了畑俊六身上。
彼时的畑俊六犹躇踌满志，可是在前线官兵中已经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一个师团长在日记中写道，“皇军”奉命向武汉进军，失败时日而已。
终于碰到有点预见的了。
从“扩大沪战”，到太原会战，再到花园口决堤，不知经过多少次反复，“由北向南”已渐行渐远，日本人要想迅速取胜并结束战争，就只能走当初老蒋希望他们走的这条路线——“由东向西”。
（1264）

既然由我们划道，想要你们走的，自然不会是什么好路。
这一带地形复杂，既有丘陵山地，又有湖泊沟汊，加上成片足以遮挡视线的稻田，这些自然条件比国防工事都好使，对于日军而言，犹如一座座拦路虎，曾经在平原上引以为傲的机械化和机动优势将为之大大削弱。
这还只是一方面。
倘若攻陷南京之后，日军马上进行追击，那时即使是撤退的中国军队主力，也是士气沮丧，战力薄弱，条件相对来说要有利得多，可是时过境迁，情形已多有不同。
展现在世人眼前的，是一个崭新的大航海时代——武汉时期。
早在一战区主力向豫西撤退时，武汉国民政府就发表了新的决议，呼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同时释放了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均受邀参与国务活动。
这是一个团结的信号。
《中庸》上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
中国传统的“物”，可不是老外所谓唯物的那个“物”，这个“物”是指为人处事的标准。老祖宗通过他们的亲身经历和不断思考，写下教训，告诫我们，做任何事，你得“诚”。
什么叫做“诚”？人心所向耳。用现代语言，叫做心往一处想，劲朝一处使。
有了台儿庄战役和兰封会战等大小战役的磨炼，军民信心重新得到鼓舞，各党各派，大家心里想的都是如何“保卫大武汉”，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抗战御侮的士气人心再次上升到了顶点。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期。
江北有五战区，老蒋又在江南建立了第九战区，并委任陈诚为九战区司令长官，赋其以拱卫武汉中枢和固守长江天险的重任。
让人挠头的还是兵力配置，战区倒是多出来了，可是兵却多不出来，而没有兵，如何打仗？
战前中国有182个现役师，打来打去，已折损一半有余。无论五战区还是九战区，其实大部分还是从徐州及兰封战场上撤下的老面孔。
我们又不像日本那样有预备役和后备役，只能靠征兵的办法，临时“拉壮丁”。因战事紧张，补充上来的兵往往来不及训练，或训练不足，即所谓“新募之兵，犹未脱民间之气”，这大大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
白崇禧说，他经常看到这样的士兵开赴战场，无论作战技术或是精神都无法应付正式战斗，只能作为备员，跟放在部队里做做样子没什么两样。
由于缺乏正规部队，连以往不值一提的杂牌都受到了异乎异常的重视。从各省地方军，到各地的保安团，不管多小，此时一律可以升级为正规步兵师。
既然要“注水”，战斗力就得大打折扣，所以徐源泉和杨森才会那样狼狈，也才需要老蒋跟在后面一个个地敲脑壳。
实力不济，还得依赖天险。
安庆之后，陈诚预计畑俊六下一步要抢占九江。不过九江可不是那么容易夺的，因为在九江前面有彭泽，而彭泽境内又有一个马当要塞。
说起彭泽自是无人不知，彭泽县令陶渊明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觑天下名利如无物，令后人高山而仰止。
东篱之外便是天堑。马当因马当矶而得名，矶头穿入江中，形成江边一座突兀孤峰。这一段江面不到一里，水流十分湍急。唐人评价说，天下之险者，在山曰太行，在水称吕梁，合二险而为一，“吾又闻乎马当”。
一边是菊花美酒，一边是险关急流，诗意到此，可称至矣。
（1265）

为了把马当打造成“水上马奇诺”，从南京沦陷开始，武汉统帅部就抓紧时间在江面上修建要塞，先后投入施工人员将近八百多人，可以说是长江上最花力气的一处工程。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施工，最终在江面上构筑了一道拦河坝式的堵截线，而两岸山峰险要处也都修建了碉堡和炮台。
江面上看起来是万无一失了，可是如果日军从陆地进行侧击，那这座“水上马奇诺”仍然算是白瞎了，所以还得有配套体系。
马当下游，有一个地方叫香口，那也是一处要塞，只不过规模相较马当要小。在马当与香口的岸上，有两座小山，分别称作长山和香山，工程人员就在这两座山上用钢筋混凝土构筑了阵地，以此拱卫马当。
二山极其重要，它们无虞，马当即无忧，反之，若有差错闪失，马当要塞亦将不攻自破。
接下来得安排人手。
第16军军长李韫珩被任命为马湖区要塞司令部指挥官，所谓马湖区，除马当要塞外，还包括随后的湖口要塞，而16军官兵则分散部署在江南。
李韫珩是陆军出身，水战不是他的专业，陈诚为此也想到了水陆搭配这一招。
青岛失守后，沈鸿烈的青岛海军陆战队一分为二，他自己带一部分人留在山东打游击，其它人则撤到长江防线，并被用来防守长山等阵地。
方方面面似乎都考虑到了，让陈诚始料不及的是，有人现场突然脑子坏掉了。
这个脑子坏掉的不是别人，正是指挥官李韫珩自己。
平心而论，李韫珩不是无能之将，被陈诚点中，说明他至少以前还是一块材料。
保定军校的老师，与张发奎扳过手腕，和冯玉祥较过手劲，这经历岂一般人所能比。
千不该万不该，不该临时想到要再过一把老师瘾。
李韫珩上任后，提出要在司令部办一个为期两周的培训班，对象是马湖区的乡保长以及要塞区的排长。这个班还被堂而皇之地命名为“抗日军政大学”。后面这个名称，大概只能在延安才能找到了。不过人家那是后方，马湖要塞却是最前线，办这样的班着实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
培训，当然需要，特别是当地的乡保长，他们没有经历过战争，又缺乏军事常识和经验，确实需要上上课。另一方面，揣摸李老师办班的最初动机，有很大一部分恐怕还是想找个机会把下面的水陆两军捏合到一块，毕竟以前彼此从无共事经历，而海军这些人虽然从青岛一路撤到武汉，却一个个心高气傲，对临时归属于陆军指挥也不一定心服口服。
李韫珩的问题是他选择办班的时间不对。其时日军已攻下安庆，随时可能继续西进，在这种情况下，把基层军官从前线抽出来，还要维持两周时间，无论如何是不合时宜的。
果然，海军陆战队在接到上级通知后，没一个卖帐，都以前线事急，不能擅离岗位为由，拒不参加“抗日军政大学”。
（1266）

我住的地方网络老是不好，昨天下午开始就没能上过网，今天早上才有恢复，所以昨天只更了一次，见谅。

沈鸿烈的青岛海军不比陈绍宽的中央海军，他们经历过三江口水战、撤守青岛等一系列战役，若论陆战经验，或许不及李韫珩，可是水战海战的嗅觉却要比后者灵敏得多。
无论三江口还是青岛，对手都是采取了突袭的方式，尤其青岛失守相去不远，那是多么生动的一课，当时第4舰队就是这么悄无声息地摸上岸来的，岂能不防。
我们天天用望远镜观察江面都来不及，谁有空来参加什么临时培训班。
李韫珩虽然名义上是马湖区的最高长官，可是海军自成系统，对方执意不肯来当他的“好学生”，他也没有办法。
好在不管怎么着，李老师在第16军里面还是绝对吃得开的，没人敢不奉将令，该去上课的全去了。
危险与麻痹大意总是结伴而行。
6月24日拂晓，驻守长山的陆战队依例联络香山的陆军，那里驻扎着第16军的一个团，可是怎么也联络不上，电话总是不通。
电话不通有可能是线路出了问题，这在前线很正常，总队长鲍长义便派出联络兵，一面查线，一面前去联络。
会不会还有什么别的情况呢，有人在观测所内借助高倍望远镜，观察到香山方向有部队在行动，但由于一连几天都在下雾，看不清楚，不知是友是敌。
鲍长义心里顿时升起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而这种预感也很快得到证实——联络兵跑回来报告，香口岸上发现了很多鬼子。
有很多鬼子，却看不到我们的人，这就是说，那个守备团已经被日军削掉了！
真是太令人震惊了。
日军究竟是什么时候上的岸，从哪里上的？
其实台湾旅团两天前就乘船从安庆出发了。他们当然用不着给李韫珩发份通知，说我们要来了，你在马当那里伺候着。
什么叫出其不意，就得悄悄地朝对手心脏插刀。
台湾旅团选择这个时候发动突袭，是因为那几天天气都特别糟糕，成天都是迷雾，别说中国空军侦察不到，就连两岸的炮兵也看不清楚。
虽然是隐蔽航行，不过这一路并不顺利，尤其江面上布设的水雷对日舰威胁很大，之前，第11战队曾动用小艇上的机关枪反复扫射江面，以便引爆水雷。
但你再怎么扫，偌大江面，还是有漏网的，而被这些漏网水雷碰上的“中奖舰只”便成了台湾旅团前行路上的牺牲品。
台湾旅团是6月24日凌晨4点登陆的，地点就在香口东北附近。
当台湾旅团发动进攻时，守军竟一下子面临着无人可以进行指挥的窘境。
被“抗日军政大学”抽出培训的是排长，照理排长走了，上面还有连营团长，但当天上午8点是这个“抗日军政大学”的“结业典礼”，李韫珩遍发请柬，凡是上尉以上军事主官人手一份。除陆战队再次没有“赏脸”外，其他人都已结伴前去。
这下好，是个军官的都走了，一个连里面，留守的仅剩一个排长和一个司务长。等到战斗打起来，排长又战死了，大家便只有乱哄哄，逃得逃，散得散。
得知这一变化，鲍长义赶紧向上级报告。他的顶头上司是马当要塞司令部。
（1267）

可是电话打过去后，总机却答复说，司令不在。
干什么去了，答曰：参加结业典礼。
司令一走，马当要塞没有可以负责的人了。
再越级挂马湖区要塞司令部，电话打不通，估计连接电话的都去现场捧场了。
鲍长义急得满头大汗，索性连跳两级，直接通过无线电同汉口江防要塞司令部联系。
这回总算是联系上了，而台湾旅团也在此时朝马当攻了过来。
现在谁也指靠不上，只能靠自己。鲍长义一边让人向汉口报告日军登陆的紧急情况，一边立即展开阻击。
双方先是炮战，实际上就是隔着两座山互相掷炮弹。马当这边是长山，香口那边是香山。
台湾旅团采用了反斜面作战的方式，即躲在山背后开炮。
看不到对方炮兵阵地在哪里，若是以前，陆战队就得慌了，因为海军是在军舰上开炮，平常都是舰对舰直接瞄准。
幸好到了马当之后，陆战队又配属了陆军指挥官，通过后者手把手的教导和训练，海军炮兵们慢慢也学会并习惯了间接瞄准。
炮战，日军占不了什么大便宜，只好改成步兵抬着重机枪突击。
长山前头有一块面积很大的湖荡，要想冲到长山这边来，就势必要经过湖荡，可是这座湖荡下面却有玄妙。
玄在它原先不是湖荡，是稻田，江水上涨才灌成这般模样，而妙处则在于，鬼子们对此并不清楚。
以为湖荡一踩即过，却不料是个大陷坑，加上武器的份量，日军步兵半截身子都没在烂泥里面，哪里还腾得出手来摆弄重机枪。
你的机枪哑了火，我的机枪却要开斋了。
鲍长义把长山阵地的轻重机枪集中起来，子弹雨一样泼撒过去。一个上午，台湾旅团接连组织四次突击，但参与突击的日军步兵及机枪手一个不留地全给那座“假湖荡”留做了祭品。
眼看陆军吃了亏，已经开到堵截线外的第11战队急忙向长山步兵阵地进行轰击。由于害怕遭到岸边炮火的还击，日舰不敢摆出横侧船只这样明目张胆的攻击姿态，只能呈S状游弋，一边“游”一边瞅冷子把炮弹扔过来。
整整19艘军舰，就算一艘军舰扔六七发，步兵阵地也得承受过百炮弹的打击，守军因此蒙受了不小伤亡。
眼见形势危急，鲍长义又摇起了电话。
打给马湖区要塞的电话仍然不通。
这都什么时候了，“结业典礼”还没结束？
已经结束了，不过李韫珩还为与会者准备了便饭，而且直到当天下午3点，一帮子人抹抹嘴，才算把这顿饭给吃完。
现在，李韫珩回到了司令部，“李老师”又变回了“李司令”，可以通上话了。
让人无语的是，等鲍长义上气不及下气地把情况报告完，“李司令”还认为他是危言耸听。
来了这么多鬼子？不可能吧，我是第16军军长，我怎么没接到下面的报告。
当然接不到，因为香口和香山都被台湾旅团给占领了。
（1268）

@小塘明月 2011-07-15　11:10:57
关河兄，内人之祖父刘龙桂先生生前为国军驻马当要塞一工兵营长，在马当战斗中受重伤，后在桂林大后方治疗，未好，旋回故乡宝庆府隆回乡下，未几而逝。由于岳父为遗腹子，对刘龙桂先生的事迹所知了了，如在查阅历史档案中发现刘龙桂先生的资料，烦请告知，可站短。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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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当之战其实打得还是好的，日本台湾旅团在马当被打死五百多人，江水为赤。只是当时政府和民众对马当要塞的期许可能过高。在下因涉猎有限，还未能看到刘龙桂先生的资料，一旦有，一定及时联系。其他朋友如果掌握相关资料，也请联系小塘明月兄。

一听这话，李韫珩不乐意了。这些海军，架子大得不得了，胆子却又小得不得了，香口香山的驻军都是我第16军的部队，你说占领就占领了？
借着这个机会，他索性叉着腰训起了对方：你太不沉着了，别是连敌人影子还没看到就瞎嚷嚷吧。
都什么时候了，还乱摆“老师”谱，鲍长义怒不可遏。
我的阵地已经被打乱，人死了一半，你还说我没看到敌人。照你的说法，香山上还是第16军的人，那我问你，香山上的炮兵是谁的，为什么朝长山轰击？
李韫珩顿时被驳得哑口无言，因为第16军是一支纯步兵部队，根本就没炮兵，这支突然冒出的炮兵可想而知是何方神圣了。
鲍长义请求援兵，马当要塞的兵只够在家看看门，李韫珩答应从马湖区调兵，把驻彭泽的薛蔚英第167师派来长山。
与此同时，武汉统帅部也紧急调集空军支援。
有一点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李韫珩的“结业典礼”设在6月24日，而台湾旅团登陆也在6月24日，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很偶然的巧合，但事态的发展却表明这里面其实大有诡异。
空军反应速度快，接令后9架飞机自西飞临附近江面，然而第11战队似乎有先知先觉的功能，在它们到达之前，就停止向长山阵地轰击，转而集中高射炮拦击飞机。
等飞机一走，日舰再重新把炮筒对准长山，一点不受空袭的影响。
日军难道装了导航仪，这事有够古怪。
秘密是后来才被揭示出来的，海军陆战队在撤退过程中发现并捣毁了一个汉奸窝点，汉奸们凭借着一部收发报机，可以为日机投弹提供准确落点。
所谓“日期巧合”和“先知先觉”，其实同样来自于这些汉奸提供的情报。巧合不巧，全是日军有意为之。
不过这不是结束，只是开始。
又有9架飞机来了，这次方向不同，是从东边飞来的。
汉奸们虽然可以预先观测，但飞机飞得高，主要还是只能根据方向来判断飞机的出身来路。
西边是武汉方向，东边则是占领区方向，估计应该是日本主子们的座驾，错不了。
海陆再加上一个空，威力想不强都难，得到情报，日舰朝岸上轰得更加起劲了。
可惜的是，这道判断题，他们答错了。
仍然是中国空军，之所以方向不一样，是因为来自于不同的空军基地，前者在北岸，后者则在南岸。
答错的结果就是遭到惩罚，弹雨淋过，日舰起火的起火，下沉的下沉，江面一片狼籍，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虽然还有强撑着往岸上射两下的，但已明显是强弩之末。
日舰消停的同时，在香山集结的日军步兵却越来越多，台湾旅团不断组织步兵向长山阵地进行突击。
在日舰吃了亏后，真的日机也姗姗来迟，并频频进行俯冲轰炸。
陆战队要对付来自“海陆空”三方的攻击，真是疲于奔命，不过关键时候，又一个巧合出现了。
（1269）

炮兵向日舰射击，炮弹从长山山顶飞过，正好有一架日机从山顶那边俯冲过来，两边不期而遇，砰地一声化成了火球。
步兵不知道日机是撞上了歪脖子树，还以为是炮兵瞄准后打中的，都看得呆了，清醒之后一个个鼓掌欢呼，军心由此大振。
靠着这股精神头，陆战队苦战两日，击退日军十余次进攻，台湾旅团500多人被打死在“假湖荡”中，湖水为赤。
蒋介石和陈诚得知后，曾分别来电嘉奖。可是嘉奖代替不了实力的消耗，勉强撑到第二天下午，战况开始越变越糟。
用于控制公路的2个重机枪掩体均被摧毁，日军开始一窝蜂地顺着公路涌进。在长山阵地上，炮弹已经打光，炮兵只好拿起步枪，而步枪的威力极其有限，子弹又不多，根本就扼制不住对方的攻击。
彭泽的薛蔚英师呢，怎么还不来？
彭泽离马当要塞仅仅几十里路，强行军的话，个把小时就能到。
来不了了，因为他们迷路了。
从彭泽到马当，有公路还有小路，走公路最容易，但薛蔚英担心遭到日军正面阻击，下令走小路。
师参谋长比较清醒，认为救兵如救火，一个师全去走羊肠小道，难免拥挤不堪，行动缓慢，可能来不及援救长山。
实在要选小路，也应先请示上级再说。
薛蔚英一挥手，什么都要请示，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出发。
师参谋长开始担心的只是道狭路窄，没想到真正出发后，问题还要严重得多。
没过多久，他们就迷失在了山里，薛蔚英师的官兵大部分都是北方人，对南方地形不熟悉，越着急就越走不出去。
鲍长义苦等薛蔚英，哪里能料到对方此时正在山里面打转转呢。
6月26日上午，台湾旅团突入长山阵地，并将其切为数段，陆战队弹尽援绝，只得撤出阵地。失去香山和长山的拱卫，马当要塞不攻自破。
“水上马奇诺”仅仅守了三天不到，便土崩瓦解。
陈诚大惊，立即命令李韫珩夺回马当，如作战不力，畏缩不前，“即以军法从事”。
为当回老师却丢了要塞，李韫珩把肠子都悔青了，哪里还敢稍有懈怠。可是犯错容易，想立个功就没这么简单了，此时的台湾旅团据有长山阵地，已站稳脚根，不管第16军如何使出浑身解数，都无法再冲进马当。
6月28日，马当堵截线遭到爆破，从马当至湖口江面的水雷也被排除一空，日军由此完全打开了长江航道。
接下来，台湾旅团和海军第11战队 你弹我唱，其攻城拔寨的效率十分惊人：两天拿下彭泽，又两天占领湖口。
如同兰封会战的翻版，李韫珩和他的部下大意失荆州，纵想将功补过，也已徒呼奈何。
在事后的军法审判中，薛蔚英第一个被收监入狱，并以“畏敌如虎，贻误战机”之罪枪决。
昔日马谡失去街亭，诸葛亮也要挥泪斩之，薛蔚英以一师之众，失去固守马当的最后机会，自然罪不容赦，他也是自龙慕韩之后，又一个遭到军法处决的黄埔一期生。
李韫珩则和桂永清一样，虽未“军法从事”，但仍以堂堂中将军长之尊，被勒令革职退役。
（1270）

湖口一丢，九江便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在江南，如果说有一座拱卫武汉的门户的话，那就是九江。只要推开这扇门，江城赫然眼前。
保卫大武汉，保卫大武汉，口号喊得震天响，谁也想不到，仅仅一个月的时间，人家已经攻到了你的眼鼻子底下。
得用大将了。
九战区下面共有两个广东籍的兵团司令官，一为第1兵团司令官薛岳，二为第2兵团司令官张发奎，从过往经历来看，老虎仔一直都是跟着张头混的，后者又是当年的铁军军长，可谓声名赫赫，因此陈诚就将固守九江的令箭交给了张发奎。
九江称得上是个好汉云集的地方，此处古称江州，既有山水美景，又有鼎盛人文，所以施耐庵才会把“梁山好汉劫法场”的重要场景安排在这里。
那正是梁山泊兴盛的开端，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就是黑旋风李逵拎着两板斧，“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的生猛和火爆。
张发奎也在九江拎着板斧砍过人，不过他砍的不是“江州军民”，而是孙传芳，后者被他砍得狼狈不堪，节节败退。两个月之后，张发奎便在武汉因功由师长升军长，成就了其北伐铁军的辉煌一页。
说九江是张发奎的福地也并不为过。
祸福相生，是你的福地，就必然是别人的祸地，比如即将上场的对手。
虽然已经打开马当，占领湖口，但日军此间受到的损失着实不小，海军第11战队被击沉击伤9艘军舰，被迫增派舰队，而与之配合的台湾旅团由于人马折损严重，也只能先在湖口就地补充兵员和弹药。
九江一战关系重大，中国军队肯定要全力以赴，能不能顺利拿下，日本统帅部的一帮头头脑脑们心里打起了鼓。
日本人是很重视总结经验教训的。在他们看来，先前对华情报工作，过于偏重于人，也就是大家都热衷于掌握和分析“中国军阀”的动向及其相互关系，像土肥原、板垣等“中国通”，数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地干着的都是这个活。
画地图的工作也做，可是主要集中于北方，南方的“地势调查工作”做得相对糟糕，尤其是用兵时未能有效掌握地利，由此造成的恶果，就是两次淞沪会战都打得太苦，没能以闪电速度将中方一击倒地。
有没有这么一个人，既是有名的“中国通”，又熟悉南方地理，还有打仗的经验和资历，如果由这样的人来指挥九江乃至华中战场，未来的战争将不致于陷入两次淞沪战役那样的困境。
按照这个标准，日本军部拨过来拨过去，终于找到一位——冈村宁次中将（陆大25期）
冈村十多年前也在九江一带混过，不过他那时的身份是孙传芳的军事顾问。当张发奎挥斧猛砍的时候，这位军事顾问同样抱头鼠蹿，不知往哪里躲好。
忽然看到江面上有日本海军的军舰，赶紧上前呼救。
可是人家不让上。
（1271）

原因是冈村穿着北洋军服，那时候孙传芳的军队里有好些人都是留日学生，会几句日语的不在少数，日军水兵就认为这厮是冒充的日本人，情急之下想来搭个顺风船。
跟小兵说不清楚，冈村急得张牙舞爪，幸得一个叫近藤英次郎的海军军官上前，问明事由后才放下软梯予以收留。
十多年过去，如今近藤英次郎成了第11战队司令官，而他当时无意中搭救的“军事顾问”也不得了，冈村此前已经是关东军仙台第2师团师团长了。
你可以说冈村是张发奎的手下败将，但这一说法其实既不完整也不确切。内战之中，北洋军打不过北伐军，就算旁边有日本顾问可以帮着画图纸，做方案，又有什么用。
参谋本部认为，冈村对九江及华中地区的人情地理十分熟悉，畑俊六要想顺利攻取武汉，下面缺不了这样的大将之才。
冈村随后便被调任为第11军司令官，专负指挥华中战场之责。7月19日，他搭乘第 11 战队旗舰，从南京溯江西上。四天之后，到达了湖口前线。
仅仅这个姿态就让人刮目相看。因为湖口处于最前沿位置，对岸即为中国守军。一般来说，最高司令官很少有距离前线这么近的。当时有个熟识的海军军官来找冈村，根据常识判断，以为他不在安庆便在彭泽，没成想竟是湖口。
冈村此举，显示的是一种自信。
历史重新给昔日对手安排了一副棋局，九江那边是张发奎，湖口这里则是冈村宁次。
华中作战，不比北方，某种程度上，就看双方将领对山川形胜、地理构造的熟悉和理解程度。在这方面，别说一般日军将领，就连张发奎本人恐怕都难以与冈村比肩。
冈村当年的苦头不是白吃的，不光他自己记住了沿途景物，还从孙传芳身边偷到了无价之宝。
这是一张华中地区的五万分之一比例地图，系归国后效命于孙传芳的陆士学生实地测绘而成。这些学生在日本专门研习过陆地测量，其测量和绘图方式与日本完全相同，因此所绘出来的地图也有别于那种毫无军事价值的“长江万里图”。
整个武汉会战，日军所使用的军事地图，绝大部分是该图的复制品。就当时情况而言，再找不到更详细的地图了。
对下赢这局棋，冈村信心满满，这个自诩的“中国通”甚至开始悠然自得地欣赏起湖口的风光来。
其实光从对方兵力数量的对比来看，日军并不占优。
经过半个多月的休整补充，台湾旅团已基本恢复元气。在此之外，冈村又从第11军中增拨了一个第106师团参战。
自淞沪战役打响后，日本在17个常备师团之外，已经成立了包括第13师团、第101师团在内的7个师团。可是随着占领区域的扩大，到处都需要警备部队，如果还要再进攻武汉，光增加这7个师团无论如何是不够用的。
于是再扩再编，呼呼地又冒出了10个师团，日本陆军总量一下子达到了34个师团。
（1272）

第106师团就是这次为了进攻武汉而扩编出来的新设师团，看番号就知道了，其兵员同样来自于熊本第6师团的家乡。在当年的日本，凡是南九州的人差不多一个德行，全以好勇斗狠为能事。冈村或许就是看中了那一股子邪气，才把这个新师团列为前锋。
即使这样，整个九江之战，冈村投入也仅为一师一旅，反观集结在九江的第2兵团却有十万之众，仅军建制的部队就有好几支。
冈村能够这么镇定自若地观赏风景，不仅缘于他对九江的地形了熟于胸，事先盘算好了即将开始的每一个步骤，也因为他比其他日军将佐更加冷静，而且更加善于捉摸一些细小环节。
自被任命为第11军司令官后，最让冈村感到担心的，并不是己方的战斗力，而是对方的士气。
他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中国军队屡战屡败，却越战越顽强，到台儿庄战役时，甚至被包围了也死不投降。
审问俘虏，一名军官告诉他：战场之上，如果被活捉，你们会杀俘，后退的话，督战队又会解决我们，所以只能死战到底。
这名被俘军官说的当然不完全是实情，但冈村却似乎从中找到了奥秘所在。
原来如此。
联想到第11军的主力全是参加过南京屠城的部队，自个儿就把“纪律严明”和“神兵”形象给掀了个底朝天，冈村认识到得转换策略。
他在第11军打出了一个新的旗号，叫做“讨蒋爱民”，竭力想把自己打扮成一支“仁爱之师”。
据他的幕僚回忆，有一次冈村坐在汽车上，突然发现并抓住了一个掉队的中国士兵。这是一个只有十六七岁的少年兵，脚上受伤后才掉了队。
冈村马上装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模样，对少年兵简短询问后，还安排他做了第11军司令部的杂役。
这种偶尔做秀，属于千年万年才一次，事实上，冈村眼中的“军纪风纪问题”在基层部队中从未有过根本收敛，不过至少反映出这位“中国通”司令官已经用上了攻心术。
与之相比，张发奎在准备上却明显不足。他的感觉似乎还停留在北伐时期，连对手究竟将投入多少部队都弄不清楚，至于九江周边哪些地方易攻，哪些地方难守，更是一头雾水。
十万人马，给他平均分配，沿着江河湖岸撒了一圈。这样表面看起来似乎万无一失，其实漏洞百出，道理很简单，处处防，也就等于处处防不住，没有纵深配备，只会给人家一触即破。
铁军军长实在太大意了，也许十多年前你可以小视面前这位“军事顾问”，可是十多年后如果再用这种眼光看人，老兄你可就要吃亏了。
7月23日夜，九江和湖口之间的鄱阳湖上响起了动静，台湾旅团要登陆了！
登陆的地点是姑塘镇，驻守这里的是预备第11师，这个师大部分由刚征的新兵组成，作战能力和意识都十分薄弱。
那个晚上，他们根本想不到平静的鄱阳湖水面上还会突然跳出水怪。等到发觉，台湾旅团的先头部队已经占领了登陆点。
(1273)

顺着姑塘这个被强行撕开的口子，第106师团第二天也紧跟着登陆，日本兵越上越多。
张发奎慌了神，因为姑塘后面没有二线布防，日军通过这里后，可以直趋九江城。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一连抽调4个师反击，可是手里的这两把板斧始终砍不中要害，不仅不能立驱日军入江，反而自己还把刃口给砍钝了。
这不是北伐时期，光有匹夫之勇已然不济事了。
7月25日凌晨，第11战队在扫清水雷后，开始驶入九江城区江面。
日本海军陆战队在烟幕弹的掩护下，坐着橡皮登陆艇，向码头冲来。
不过陆军的好运气并没有能传染给海军，陆战队碰到的是一个硬茬——守备城郊的预备第9师。
虽然都是预备师，可是不管武器配备还是人员素质，预9师比预11师都要强上许多。远的用炮弹，近的就轻重机枪一起上，一天之内，陆战队的橡皮登陆艇被打沉十多艘，大多数都靠不了岸。
也有漏网之鱼，日军弃舟登岸，企图趁隙钻入九江城。守军一拥而上，使用白刃肉搏，再次把陆战队赶下了水。
码头攻不进来，但这时登陆的两支野战部队却攻得很顺利，台湾旅团和第106师团已形成了一个对九江钳形包围的态势。
冈村的样子摆得很吓人，却多少有些唬人的味道，铁军军长手里还有的是可供动用的棋子，包括尚未启用的军建制部队。
实在不行，九江以南还有薛岳第1兵团与之相衔接，你包围了我，说不定我还能反过来包围你，日军又是背水一战，对照兵法要诀，谁比谁更危险？
事实上，冈村对此战也不是全无担心，假如张发奎再坚挺一些，他就得考虑动用第11军的更多部队了。
可是冈村的担心是多余的。在未及时请示报告的情况下，处于过分慌乱之中的张发奎即宣布全线撤军，九江随之沦陷。
撤退路上，各部队完全乱了套，张发奎所指定的依次撤退时间和路线形同虚设，大家你推我挤，混乱程度跟以往别无二致。要不是赣北山多林密，便于隐蔽，差点就被追击的日机做了点心。
三天，也只有三天，被视为江上重邑的九江就步入了马当的后尘，十万之师跟一个青岛陆战队的作战效果几乎没多少区别！
真是不可思议。
武汉后方大受震动，作为败军之将的张发奎亦诚惶诚恐，有李韫珩和薛蔚英之例在前，他甚至一度想亲自到武汉去“投案自首”，接受军法审判。
张发奎不是黄埔生，那是铁军军长，粤军的旗杆，岂是你想罚就能罚的，所谓“投案自首”云云亦不过是娇情一下，给舆论一个交代而已，所以马上有陈诚上前为之说情，老蒋顺水推舟，仅把表现不佳的几个师长予以撤职，同时撤销了预11师等多支部队的番号。
说实话，武汉会战的开局如此之糟，是老蒋想不到的。不过这个世界上，想不到的事情实在多得不可胜数，岂止这一件。
比如冈村也有想不到的，他想不到的却是熊本第6师团境况不佳。
（1274）

在江南的台湾旅团和第106师团面前，江北的熊本师团绝对是老大，是正宗，但这个在南京城里杀人如麻的野兽师团如今却步履维艰，日子十分难过。
对于熊本师团的大部分官兵来说，潜山休整的那一个月，不是度假，简直就是恶梦，因为这群兽也遇到了自然天敌。
很好笑，只是一只小小的蚊子。
南方空气潮湿，特别是进入皖西鄂东地界后，除了山就是水，此外还有稻田，蚊虫四处乱飞。李宗仁回忆，他在湖北指挥作战时，有一次老蒋亲临视察，为了表示与前方将士同甘共苦，便主动提出要在前线宿一个晚上。
统帅要做秀，但又不可能真的跟小兵们挤一个被窝，所以就得让老李挪挪地方，而前线条件又十分艰苦，即使是像李宗仁这样的战区司令长官，也只能呆在一座破庙里。
统共一张床，蒋睡，李就不能睡，后者无可奈何之下，便在桌上放了块门板，自己躺上去，把床让给了老蒋。
由于没有蚊帐，李宗仁被叮得叫苦不迭，哪里能够安睡。蒋介石虽有蚊帐，却没有把蚊子全赶走，他那样的年纪，蚊子在耳边叫两声都受不了，哪里能忍受得下去。
喊侍从人员来帮他赶，结果却是黑灯瞎火，越赶越多，最后的结果是整整一夜，两人都没办法合眼。
连司令长官部都是如此，可想而知普通官兵面临的是怎样一种环境。
蚊子是没有亲疏国界的，中国人他们咬，日本人也一样对待。光被蚊子吸去点血倒也罢了，可怕的是，它会传染疾病，这就是疟疾，俗称“打摆子”。人生了这种病后一会冷一会热，冷的时候盖几床被子都没用，热的时候可以热到你一个劲地说胡话。
潜山一个月，熊本师团竟有2千多人患上疟疾，都上联队规模了。
在第11军，熊本师团是第一主力，江北进军就全指靠着它呢，所以冈村对此很是着急。
知道这个师团骄狂得不得了，他便对诊下药，专门向稻叶师团长发来一份训示，说是将来要让熊本师团负责单独攻取汉口。
稻叶也正在发愁，拿到训示后便遍示全军。
一夜之间，熊本师团仿佛又置身于南京，感觉上又可以恣意杀人放火了，由此竟然“大受鼓舞”，士气也重新振作起来。
就在台湾旅团登陆九江的同一时间，熊本师团终于结束了他们受罪般的“休整”，奉冈村之令，继续向前进军。可是前面情况突变，他们遇到高人了。
高人者，小诸葛白崇禧也。
李宗仁到武汉就医后，白崇禧以副参谋总长兼代五战区司令长官，负起了在江北阻击熊本师团，以保障武汉的责任。
经历过淞沪会战的惨痛教训，小诸葛如今越来越有孔明相，知道外战不同于内战，不能一味猛打猛冲，即算是拎着板斧砍人，那也只能是从前，现在人家比你还要猛还要凶，再玩这一招有时就不灵了。
台儿庄大战，假如不把全国的特种部队都集中调度过去，光凭大刀和热血，你干得过鬼子的大炮和坦克吗？
所以一定得动脑，要用巧劲。
（1275）

@hkkhan 2011-07-18　21:56:54
讲武汉会战不得不提波田支队，这支部队基本上一直冲杀在最前，如入无人之境。在网上查该部兵源主要是台湾籍，但冈村宁次回忆录中说是南九洲的兵，老关知不知到底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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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田支队（台湾旅团）在文中曾介绍过，它只是作为守备队驻扎于台湾，很多资料上说为台湾兵，其实是不正确的。其主要兵源地确实来自于南九州，与第106师团相同，但台湾旅团的战斗力在第11军不是最好的，冈村对它的评价也不高，其最初的顺利与武汉会战开始打的不好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