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侦察机给稻叶和重田带来了新的希望。
情报显示，中国军队已准备放弃武汉，各路人马正交替掩护，陆续从战线上撤离。
有飞机在上面看着就是好啊，胆子立刻壮了起来，熊本师团随即展开“迅猛追击”。
中国统帅部之所以决定这个时候弃守武汉，与广州失守有非常直接的关联。
负责保卫广州的是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但前线军事由副司令长官余汉谋实际主持。
当初发生两广事变，余汉谋是第一个揭竿而起造陈济棠反的。此后他虽然在名义上坐了陈济棠的交椅，然而陈老大的风光再也享受不到了，广东的党政军权基本被蒋介石一手掌控。
“老谋子”（余汉谋）没有陈济棠那样占山为王的野心，他情愿像小媳妇一样在广州蹲着，而他这个小媳妇的能力又是与野心成正比的。
粤军最辉煌的时期是东征北伐，那时候的广仔们都有一股子创基业打江山的劲头，因此张发奎、薛岳、吴奇伟、叶挺等一流战将才会不断涌现，也才能创出第四军“铁军”的名号。
不过从这之后，粤军就渐渐开始走下坡路了，基本上是一搭不如一搭，表现在当家人身上，就是陈济棠不如张发奎，余汉谋又不如陈济棠。
追究原因，毛病却是出在当官的越来越有钱了。
余汉谋的基本部队是第一军，按其流脉，也是从第四军里分流出来的，但这个军早在江西时就通过经营钨矿做生意赚钱。到了广州，余汉谋把赚的钱往下一撒，团长以上的军官都成了大富翁，几乎人手一套洋房汽车，生活十分奢靡。
知情者评论说，“老谋子”的军官一般都有三套衣服，一套部队里应场面的军装，一套白天逛街的洋装，一套喝花酒的丝绸长衫。此风一开，连以前形象正派的军官也近墨者黑，成天和商人混在一起经商走私，所以第一军几乎成了“广东商团”。
傅作义曾有句名言：“军人不能有钱，有了钱就怕死”。粤军在战略战术上并不比别人强到哪里去，当初之所以能够击败北洋军，完全靠的是一股不怕死的狠劲，现在天天躺在温柔乡里，骨头都酥了，如何还能打仗。
与之相比，桂军就不一样。李白等人数十年如一日在清苦中生活，所以人家的“钢军”仍有寒光，广东“铁军”细看去却早已是锈迹斑斑。
虽然已经不能打仗，偏偏第一军的还看不起其它粤军。他们自居为余汉谋的嫡系，认为“江山是老子打下来的”，变得一天比一天骄纵。
俗话说得好，骄兵悍将。“兵骄”并不一定是坏事，有志气才能干大事业，也才能成就“悍将”。遗憾的是，第一军骄归骄，打仗却并不“悍”。
从淞沪会战开始，蒋介石就陆续抽调部分粤军出省参战。余汉谋舍不得把自己的第一军主力派出去，只派出了一个叶肇，其它都是“非嫡系”的李汉魂、邓龙光。后面这些人属于张发奎的老部属，这也是李汉魂等人与叶肇素不相能的原因之一。
（1327）

@兄弟是卧底 2011-08-13　16:35:34
关兄，请问已出实体书几册？分别为何名？哪里有售？望复为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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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guanho2010 左边栏目有实体书的介绍。

论武器装备，粤军在全国属第一流，德械、捷克造武器不少，有的甚至超过中央军德械师，加上调出去的部队风餐露宿，吃苦精神虽不能与“老四军”的前辈们相比，但比留下来的那些公子哥又要好上不少，因此之故，他们走出广东后还都干出了点名堂。
家里剩下的只是病猫，“老谋子”却还不知道去把家门口的篱笆扎扎紧。
10月4日，中国统帅部发来情报，告知余汉谋，日军已在台湾集结了两个师团，还有大量海军舰艇，看样子是冲广州来的。
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情报，然而“老谋子”仍然做若无其事状，未做任何防范。
老虎仔正在万家岭跟鬼子打得死去活来，这种时候，日本哪里抽得出兵来广州，再说了，小日本再猖狂，敢得罪“大英帝国”吗？
历史上，广州与香港联系紧密，后者是英国殖民地。日本攻击广州，必然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到其与英国的关系，这就叫投鼠忌器。
日军大兵压境，“广东商团”的各级官佐还在广州甚至香港游玩，毫无一点要打仗的紧迫感。
直到10月10日，余汉谋得到报告，日本海军舰艇已云集于广东大亚湾海面。这下他才慌了，知道对方是要动真格的。
赶紧打电话。不是打到部队驻地，而是打给各地电影院老板，让他们赶快打出字幕，要求翘着二郎腿看电影的兄弟们尽快回防。
真正的电影马上开始，战争片，一边倒的那种。
10月12日，第21军在大亚湾登陆。
第21军包括三个师团，其中两个都是新编师团，只有一个广岛第5师团算老的常备师团。
广岛师团也就是从前在华北吆五喊六的板垣师团，这个师团曾经也带着“日本最强师团”的光环，不过那得追溯到南口之战或太原会战的时候了，到台儿庄大捷前后，它顶多能跟矶谷师团坐一条板凳，甚至还有不如。就这样，它的主力还来不及参战，只能先送一个联队过来。
没办法，兵就这么多，武汉那里都不够用，能在广州凑出一个组合已属相当不易。
这是考验余汉谋本事的时候了。无奈“老谋子”早已沦落为身后跟着一群病猫的老猫，其能力和魄力别说与薛岳相比，连李汉魂都及不上。
蒋介石远在武汉，广州这边怎么打仗，他还每一步都要请示老蒋。这样身上的责任是小了，战机却统统都贻误掉了。
日军从惠阳打到广州，所以广州战役又称惠广战役，对于余汉谋来说，当时当刻，最要紧的是赶紧把尽可能多的兵力集中到惠阳。可是“老谋子”犹犹豫豫，明明有两个旅七八千后备部队可调，却一直毫无动作。
等到惠阳失陷，余汉谋才真正着急起来，这时惠广战役却已接近尾声，第21军离广州不远了。
赶紧开会商讨，余汉谋的参谋长在会上献策，提出了一个“球状战术”。
所谓的球状战术，其实就是口袋阵：日军不是来了吗，正好入吾觳中。
参谋长说得头头是道：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口袋，是皮袋，等鬼子进来，你踢我踢他踢，四面八方踢，结果袋子踢破，小鬼子自然也完蛋了。
等他眉毛色舞地说完，差点笑场。
还“你踢我踢他踢”呢，用来扎口袋的那些部队都不知道在哪里。这位参谋长提到的几个部队番号，都在溃退中，就这种状态，你还踢人家，自己不被踢个大跟头就算不错了。
（1328）

余汉谋脑子再糊涂，也知道这是在纸上谈兵。
商讨来商讨去，还是且战且退为好，因为当时日军距离广州还有两百多里路，估计守上三天没有什么问题。
说是说还要守三天，结果第二天凌晨余汉谋自己就跑了路，连后勤机关都没通知。武将一失踪，剩下来的文官更慌了神，时任广东省 的吴铁城、广州市长曾养甫全都跟着走了人。
从第21军登陆大亚湾到进入广州市区，满打满算，不过九天时间。广东百姓和侨眷对此十分不满，遂给三位封疆大吏集体编了一个顺口溜，曰：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没甫（通谱，不靠谱的意思）”，念来倒也琅琅上口。
整个广州战役，只有一个叫钟芳峻的旅长，在兵败之后拔枪自杀，不失为一条汉子，而他也为广东粤军这支曾名震全国，打响北伐第一枪的“铁军”翻开了悲凉的一页。
广州失陷，是10月21日的事，当时邓龙光第64军、叶肇第66军已奉令回调，可惜为时已晚。
广州一失，粤汉铁路就被切断了。蒋介石认为经过长达四个多月的连续苦战之后，充分消耗日军有生力量的目的已经达到，再孤城困守已无必要，遂决定放弃武汉。
吸取南京保卫战的教训，中国统帅部此前已对武汉撤退做了充分动员。能走的都走了，凡军事政治机构也一律搬迁。
后来当冈村进入武汉，他所见到的情景是连大街上商店的门窗都被砖头堵得死死的，想翻点值钱的东西也翻不到。他的第11军司令部设在湖北省政府大厅，去时里面空空如也，看上去，似乎搬家公司都没搬得这么干净彻底。
此谓“焦土抗战”。这玩意看上去激动人心，实际上很危险，一着不慎就容易烧到自己。
10月24日晚上，作为最后一批撤走的军政要员，蒋氏夫妇坐飞机离开武昌，不料中途仪器出现故障，飞机竟然迷失了方向。
给元首开飞机的飞行员都是优中选优的好手，他借助沿途地形标识，又摸了回来。到了武昌机场上空，低头一看，好家伙，下面正在搞“焦土作业”，破坏机场跑道哩。再过一会，座机想降也没得降了，岂不险哉。
此时耳边已能听到日军的隆隆炮声，座机就在这种气氛中，经过加油和检查修复才得以重新起飞。
由于所处地理位置不同，中国军队的撤离也比南京保卫战时要轻松从容得多。
白崇禧是随第九战区撤的，他坐着一辆德制吉普，没曾想走到半途，汽车还抛锚了。正在着急慌忙的时候，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坐着汽车赶到。周公手一扬，上我这边来吧。
那时候正是国共合作最融洽的时候，两人在车上还着实吹了一会老牛。白崇禧开玩笑说，内战的时候，幸好你们共产党没到广西来，算是放了我们一马，鄙人还不知道怎么感谢才好呢。
周公也是很风趣的人，随即接话：你们广西发动民众，我们很赞成嘛，所以就不用去了。
（1329）

@薛岳长沙 2011-08-14　16:46:12
向老关进一言：
武汉会战莫非就这么说完了？
信阳的张自忠胡宗南，阳新的汤恩伯，田家镇的李延年等不服啊，
薛岳他们弄出个万家岭大书特书，那没啥说的
覃连芳，孙连仲宋希濂都花了不少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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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结构调整，有些内容竟然被弄到前面去了，结果更新到这里的时候才发现，你说的都是涉及到的，后面看怎么插进来补述，多谢。

@薛岳长沙 2011-08-14　16:46:12
这句错别字不少
“按理，再顶上一个月还是很有指望的，主要还是因为广州失守，信阳别切，武汉的东西大概也搬的七七八八，再收武汉也没啥意思了。”
更正为：
“按理，再顶上一个月还是很有指望的，主要还是因为广州失守，平汉线上在信阳被切，武汉的东西大概也已搬的七七八八，再守武汉也没啥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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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错别字错得有些离谱，是我一台电脑上的word有病毒，结果字都变了，还不是原来写错的。结果更新时也没注意，感谢薛岳长沙兄的纠正。

@浊尘天意 2011-08-14　17:24:42
那时候正是国共合作最融洽的时候，两人在车上还着实吹了一会老牛。白崇禧开玩笑说，内战的时候，幸好你们共产党没到广西来，算是放了我们一马，鄙人还不知道怎么感谢才好呢。
周公也是很风趣的人，随即接话：你们广西发动民众，我们很赞成嘛，所以就不用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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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真人真事啊，源自于《白崇禧回忆录》

10月26日，熊本师团率先进占武汉。
终于由自己拔得头筹，冈村心里的一块石头算落了地。
占领武汉，等于熊本师团坐稳了“日本第一强大师团”的位置，而他冈村自然也是继板垣之后的“日本第一名将”。
各方贺电贺词雪片一般飞来。畑俊六吹嘘他有“疾风扫落叶”般的威风劲，国内的参谋总长载仁亲王也不吝赞语，一再夸其“统帅有方”。
既然冈村“统帅有方”，那就没稔彦什么事了。后者返回国内，第2军司令部也予以撤消，归其指挥的师团全部编入第11军。
表面上，冈村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其实他内心不仅不高兴，还很沮丧。
为了攻占武汉，日军劳师远征，死伤累累，但并没有能够消灭中国军队任何一支主力精锐，最后该跑能跑的全都跑了，在军事上等于是一次失败。
对于占领武汉，要说不高兴，也就“第一名将”冈村有些不高兴，大部分日本人都还是很开心的。
10月28日，天皇裕仁在皇宫里召见了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和海军军令部次长，表示“朕对此深感欣慰”。
其实自攻陷南京之后，裕仁已不止一次召见他的这些王公大臣，“欣慰”也不止一次，不过，他有理由认为这次应该是到头了。
四个多月前的御前会议上曾经讨论过，要是把武汉和广州都攻下来，中国政府便将无路可走。现在两个目标全部达成，就等对方自己摇白旗了。
可是那个政府从“南京政府”降到“武汉政府”，又从“武汉政府”降到“重庆政府”，怎么看，都没有一点要摇白旗的样子。
对此最交待不过去的就是首相近卫，当然他交待不了差事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刚刚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作为对手”的声明，马上就来了个台儿庄大捷，说明跟双方的角斗才刚刚开始。现在好，你想谈都抹不下这个脸了。
近卫怨天尤人，把外相、陆相都给恨上了。
这个没谱的广田弘毅，为什么不拉着我一把呢，弄得我覆水难收，处境如此尴尬。
那个挨刀的杉山元，当初打仗数你叫得最凶，说是要“一个月解决中国事件”，这都一年多了，仍然是什么都没解决。
于是早在武汉会战之前，近卫便一发狠，实行内阁改造，整整换下来四个阁员。其中，继任外相是宇垣一成，继任陆相为板垣征四郎。
宇垣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非外交官出身的外相。近卫起用这样一个军中老前辈，也无非是想压一压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军内少壮派。
当近卫找宇坦谈话，要他担任外相时，宇垣坚持说我进班子可以，不过你得答应我，不能拿你那个“对手声明”套着我，否则这个外相没法干。
对于发“对手声明”，近卫自己都有些后悔莫及，当然是一个劲地点头。
不过宇垣所称的“对手”却绝不是说的蒋介石，他是指孔祥熙等其他要员。
（1330）

近卫把宇垣和板垣同时召进阁，其用意是双管齐下，即宇垣负责通过外务省诱降，板垣负责通过军部诱降，大家齐头并进，但最后的结果，就像是日本海陆军一样，彼此互补谈不上，天天拆台扯后腿倒绰绰有余。
宇垣的重点是盯牢孔祥熙，可还没等他弄出什么眉目，板垣那边却已经把台子都搭好了。
军部计划成立一个“对支院”，用以对中国“开展工作”。这个机构摆明是要抢外务省的饭碗，宇垣自然要反对，由此导致两个部门的关系十分紧张。
近卫改来改去，把自己夹到了中间。军部是什么力道，给板垣和多田骏合起来一逼，他只好同意设立“对支院”，宇垣也以黯然辞职收场。
宇垣下了台，军部要独自搭台唱大戏，而军部的诱降跟外务省并无任何区别。他们并不是真的要跟你进行什么正式谈判，而是要与军事进攻相辅，从内部进行挑拨离间和分化。
日本人爱耍花招，蒋介石却也想借机打探一下虚实。因为那时武汉会战才刚刚开始，正面交涉的门窗又被关死，这种时候，了解对方在幕后到底想些什么，做些什么，自然十分重要。
蒋介石决定派一名“外交新星”上场，此人名叫高宗武。
高宗武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政法系，虽然学的是政治外交，起初却根本进不了外交部（“政治学西洋，军事学东洋”嘛，他把次序弄错了），回国后只能在大学里教教书，写写文章。
这个时候的高宗武，相当于还未受过什么挫折的大学毕业生。刚刚才进入人生的跑道，年轻力壮，精神抖擞，纵然一时未得机遇垂青，可对美好未来始终抱有着无限期望和充足信心。
高宗武有非常扎实的日语功底，据说留学东瀛八年，连日本人都以为他是正宗本国人。在此基础上，他开始进一步研究日本政坛动向，曾在《外交评论》上一连发表十四篇论文，篇篇内容不离日本问题，让一度对日本国情不甚了了的国人大开眼界。
人们开始悄悄议论，那位年轻的日本问题专家究竟是谁？
只有奋斗，才能收获好的结果，小高你快要有戏了。
到了1933年，由于日本退出国联，中国国内普遍对国联和英美外交感到了巨大的失望，“日本通”日益受到重视，高宗武身逢其时，接连受到国内军政两界的顶级人物蒋介石、汪精卫的接见。蒋介石甚至还亲自把小高老师请到家里，聆听他的见解。
1934年，高宗武被调到外交部，此后没多长时间就从一个普通科员，升为亚洲司科长、副司长。第二年又一跃成为亚洲司司长，参与对日重大交涉。
引人注目的是，这一年他才三十岁。高宗武曾经说过，他年轻时从来没有缺过钱，要花那也是大把大把地花，花钱如同流水一般，正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三十岁，我们没准连做房奴、车奴都还没有资格，可能是一个公司的小职员，一个工厂的小工人，一个商店的小店员，……，反正大多脱不开一个“小”字，可人家却已是堂堂司长了。
高君固然有才，然而命运也实在是够厚待他了。
（1331）

高宗武在外交界的得意之作，是1934年以外交部特派代表的身份赴北平参加通邮谈判。当时日本方面想通过实现关内外通邮，来迫使南京政府事实上承认伪满。高宗武在黄郛的帮助和指导下，一方面拖延了时间，另一方面又在解决通邮问题的同时，巧妙地绕过了政治障碍和陷井。
在那次谈判中，年轻的高宗武表现出了一定的勇气和外交智慧，但他身上的毛病也就在这时慢慢显露出来。
谈判过程中，高宗武曾一度对日方代表直接说“不”，结果导致了谈判当场破裂。走出谈判会场后，他还认为自己当天的表现是成功的，黄郛会因此夸奖他，未曾料想后者摇了摇头，大有不以为然的意思。
在黄郛这样的外交老手看来，谈判场上，作为弱国代表，不能只图自己一时痛快，直接谈崩是很冒险的，因此高宗武之举，实属“小孩子”才有的冲动。
高宗武年轻气盛，一下子就来了性子，当即对黄郛说，如果产生后果，责任全由他一个人承担。
黄郛看着眼前这个愣头青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倒是他旁边的殷同嘀咕了一句：这种谈判是出不了英雄的。
我们不能因为殷同后来真的成了汉奸，就完全否认他当时代表中方立场且争取国家权益的努力。实际上，从他负责的谈判来看，此人称得上是精明无比，仅谈判技巧一项，就远非初出茅庐的高宗武所能及。
用黄郛的话来说，大家来进行这些谈判，就是为国家“唱戏”的，仅仅是戏唱得好不好，够不够水平的问题。
可是高宗武并不愿这样理解。自己勇敢地对日本人说出了“不”，不仅得不到上级和同僚的肯定，反而还挨了批评，心里面真是又委屈又窝火。黄郛老前辈的资历和身份在那里，他不能明顶，对殷同就不客气了：你不是笑我想当英雄吗？告诉你，我离开南京之前就没想过要做英雄，更不会靠日本人来当铁路管理局局长。
殷同当时担任北平市铁路管理局局长，这句话明着就是讽剌他的，亦可见高宗武之年轻和不顾场合的意气用事。实际上，若没有黄郛后来的及时补救，通邮谈判是难以继续进行下去的，高宗武亦不可能凭此取得成就和声名。
我们也许会希望，在人生旅途的每个时段，旁边都有这样一位仁厚而高明的长者相助，或者都有这样允许你改正的机会，那就好了，可惜不是。
1936年，中日展开了一场马拉松式的政治谈判。在这次谈判中，已升任亚洲司司长的高宗武只是参加预备会议的配角，但由于担任主角的外交部长张群表现强硬，因此日本人反过来大力吹捧和抬高这个年轻人，说是以后遇到事情只会找高宗武谈。
似乎任何时候都是如此，老外说谁行，大家都会侧目而视，认为这个人可能真的行，何况还是人人都见之发怵的谈判对手。
高宗武的自信心由此达到了爆棚的程度，他甚至觉得当亚洲司司长都算屈才了：我对事务性的工作没有兴趣，我的愿望是使中日关系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以实现东亚历史性的变革！
人就是这样，狂起来真个是没边没沿，你以为你是联合国秘书长？
（1332）

“七七事变”后，高宗武加入了“低调俱乐部”，但是蒋介石坚决抵抗，日本人也铁了心要进攻，都是枪来枪往，刀来刀去，没卖嘴皮子的人什么事。自近卫内阁发表“对手声明”后，双方召回大使，搞外交的更是只能做看客了。
由一个成功者突然变成赋闲者，那种心里空荡荡的感觉真是太让人难受了。
不行，我绝不能这样无所事事。
于是，高宗武便通过同为“低调俱乐部”成员的周佛海向蒋介石进言，表示愿意请缨去香港剌探日方情报。
在这一过程中，蒋介石曾一度改变主意，想不让高宗武再去香港，主要就是考虑到对方还太年轻，容易出现闪失，但是经过周佛海的力保，高宗武最终还是成行了。
高宗武年少得志，多次在蒋介石面前夸下海口，似乎中日交涉，舍己再无能人。可是外交场本来就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江湖，在里面混的人肚肠子都要绕无数个圈，高宗武几次往返香港，均徒劳无功，而且找到的人无论在外务省还是军部都说不上话，更不可能让你掏到什么机密情报。
按照蒋介石的安排，秘密剌探和交涉的事关系重大，来不得半点差错，每一步都须其亲自授意，然而几次碰壁之后，这个“外交新星”开始浮躁起来，脑子一发热，做事也豁了边。
在蒋介石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竟然在日本人的怂恿下独自去了东瀛，而后又非常出格地提出了一条打破僵局的危险思路：拥戴汪精卫，取代蒋介石，以向日方谋和。
外交实际上是个非常严谨细致的工作，作为外交官的高宗武身上却充满着太多的自由空气。在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他一直认为“蒋先生冷酷，汪先生温暖”，所以早就有倚汪谋和之心。正好这时的汪精卫由于自己的主张在政府内部受到排斥，也正准备通过高宗武发起“和平运动”。
日本军部由此发现，原来除了孔祥熙之外，还可以从汪精卫身上打开缺口。
蒋介石在得到报告后勃然大怒。
不经允许，擅自赴日，还主动向对方献出这么一条糟糕透顶的“计策”，这无异于是在乞降。
本来派高宗武去摸一摸虚实，最后反而让人家钻了空子，一个外交新星转眼间变为外交蠢材，成了被日本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玩具木偶。
高宗武是个混蛋，谁叫他去日本的？
蒋介石命令停发高宗武的所有活动经费，而且自此以后再也不愿见这个自以为是的书呆子了。
高宗武本来自恃才高，想当年连黄郛都不被他放在眼里，经此剌激，立刻咯血不止，导致结核病复发，一连几个月都无法见人。
一夜之间，过去拥有的所有东西都将离你远去，这对高宗武来说，甚至比死亡还可怕。于是，他孤注一掷，越走越远，直至追随汪精卫走上叛国投敌的道路。
故事的戏剧性就在于，当汪伪政权即将开张的前夜，高宗武突然猛醒，意识到自己上了日本人的当，于是逃离上海，并将“汪日密约”公诸报端，反过来对汪伪政权造成了沉重一击。
虽然是亡羊补牢，然而一个外交官的人生已经结束了。这个年轻人曾经爬得很快很高，跌得却也很快很惨。
（1333）

情报还是要继续剌探，可是再也不能找高宗武之类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的小年青了，这次被蒋介石赋予秘密使命的是能说会道的萧振瀛。
萧振瀛是一个文臣，当初蒋介石委任他为一战区总参议，也不是要他直接去疆场厮杀。
凡世间万物，均须尽其用才行。萧振瀛能在华北纵横捭阖，靠一张嘴斗败土肥原和板垣，这种才能若是浪费了岂不大为可惜。
蒋介石让萧振瀛以接眷属的名义，在香港与日方密谈。
奉命之后，萧振瀛也动身前去香港。他与高宗武不同，虽然不是什么衣着鲜亮的“日本通”，可却是老江湖了，鼻子轻轻一嗅，便能闻出对方的气味儿。几句闲话一聊，就发现一个叫和知鹰二的日本人大有讲究，身份很不一般，可能直通日本军部。
他猜的没错，和知正是军部派驻南方的秘密代表。
和知以前是在华北混的，而萧振瀛当年也是华北的熟面孔，朋友遍天下，当然认识和知。他随即向正在武汉的蒋介石报告了这条线索。
此时武汉会战已经进入中期阶段，蒋介石马上将萧振瀛召至汉口，当着面授以机宜。
话说和知在见到萧振瀛后，也认为自己找到了敲门砖，在向军部汇报时，后者同样郑重其事，将其命名为“萧振瀛工作”。
两人面对面坐下，和知放出了一个最大诱饵，那就是承诺“恢复七七事变前之状态”。
消息传到武汉，不独孔祥熙等极少几个知晓内情的“主和派”激动不已，连蒋介石都感起了兴趣。
在此之前，他对“和谈”本来是不抱任何希望的，派萧振瀛前去也主要是为了剌探日本人的内幕。
当时张季鸾名为《大公报》主笔，实际也是蒋介石帐下的重要智囊。蒋介石在私下对张季鸾明言，以他对日本人的了解，如果没有“重大变化与打击”，对于吃到嘴边的肉，对方是决不肯轻易再吐出来的，所以对和知所谓的“和谈”不应乐观。
说归这么说，可当蒋介石听到和知竟然同意“恢复七七事变前之状态”时，也不由怦然心动。
处于眼前这种困境，倘若日方能这样做，中方就是得了便宜，通过这种方式双方达成停战，至少中国政府和军队都可以喘口气了。
原先蒋介石一再坚持，中日谈判，必须有第三国作为保证，否则没法相信日本人的话，但是一个突发的国际事件让他变得哑口无言——曾经向捷克提出“保证”的英法把对方给卖了，捷克被迫将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这就是“慕尼黑协定”。
英国首相张伯伦不仅不为此感到羞愧，回国时还一边挥舞着协定，一边告诉自己的选民：“我带来了整整一代人的和平！”
台下掌声雷动。
在一战的阴影之下，欧洲变成了“普遍绥靖”的乐园，欧洲人也全都变成了胆小鬼。他们害怕打仗，为了自己能够不上战场，已经完全忘记了什么叫做“不仁不义”。
（1334）

让这样的“第三国”给你做“保证人”，你能放心？
全面抗战开始以来，蒋介石一直坚持把中日之战与欧洲局势联系在一起，天天都要阅看和分析有关欧洲方面的情报。
按照德国那种嚣张的架势，欧战迟早是要爆发的。假使不能够马上打起来，只要中日谈判过程令人满意，能和则和，但若是欧战瞬间发作，那对小日本就不能客气了，不仅不能和，还要打得更狠更猛才行，否则就拿不到满意的谈判条件。
现在事情就摆在这里，眼看着欧洲人极度怕死，英法政府很不仗义，欧战一时半会还真打不起来。
既然日本人已经有了点意思，那就可以在没有第三国保证的情况下，直接进行秘密谈判。
谈判启动，但这时候蒋介石反而把绳子越勒越紧。
有了高宗武的前车之鉴，对暗中交涉这些事不能不格外谨慎。蒋介石在日记中一再提醒自己：“敌国阴狠，讲和时更增危机也。”
从性格上来说，萧振瀛也是一个主动性很强的人，就怕他一冲动，信口开河惹出祸来，因此蒋介石思虑再三，除亲自拟了一份谈判原则交给萧振瀛外，还让军政部长何应钦对整个过程予以指导。
蒋介石要求萧振瀛，尽可能每天用长途电话向何应钦联络一次，以便根据武汉会战的实际走势决定策略，同时在谈判时不得迁就日方。
不迁就，是因为蒋介石深知自己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在完全被动的情况下，迁就不但无益，而且必受大害。
香港谈判就此开始。
和知仍旧大谈日本人的“东亚主义”，说你们别再指望着欧美干涉了，他们不可能来救你们的，还是“东亚事东亚人自了之”，我们中日之间自己讲好就行了。
萧振瀛立刻接过话题：这个我赞成。
可现在的问题是，我是弱国，你是强国，我受你欺负呢，如果中间没个保人，咱们没法子面对面谈。
和知一愣，对此他确实没有办法反驳。
萧振瀛却又话锋一转。当然了，要是你们真的有谈和诚意，不要第三国介入也可以，此事若成，那就是“东亚主义之大成功、大胜利及大收获，其重要性尤在一切之上”。
和知被吸引住了。那你说说，我们该如何表现诚意呢？
萧振瀛并不说日本人的诚意，他说中国人的诚意。
我们中国从不骗人，做敌人彻底，做朋友也彻底，将来一定会做到“中国人爱日本如爱中国，同时日本人爱中国亦应如爱日本”。
这是典型的萧振瀛风格。每一句都不是场面官话，都像是聊家常时，从心窝子里掏出来的休己话，但每一句又都切中要害，让你不跟着点头都不行。
别说和知了，就是土肥原坐在对面，恐怕也只有睁着两只大眼忽闪忽闪的份。
最后终于归结到实质方面。萧振瀛所要的诚意是：你们正在进攻武汉，大战方酣，我们怎么可能作城下之盟呢。现在最紧要的事，就是放下你们手中的枪，然后再“恢复七七事变前之状态”。
（1335）

@000snow 2011-08-17　17:47:18
一直跟看关兄的美文，钦佩于关兄的认真和执着，感动于关兄笔下抗日男儿的血性与不弃！很想让女儿也对这段历史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不知关兄有无Word版的资料？如有，能否发一份给我？很想打印出来给孩子一读。非常感谢！
我的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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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惶诚恐，也非常感谢你对在下的支持。我的一台电脑上可能有word病毒，老出现乱码，我怕传染给你啊，呵呵……楼上decent2000兄说得对，你可以先用脱水版，上面整理得不错，而且一直跟在后面。

和知从前也是个“地方上的强硬派”，后来以联队长的身份参加淞沪会战并吃足苦头，早就没了那种找机会都要跟你干上一架的劲头，变成了一个“稳健派”。
听了萧振瀛的话，他连连点头，可当着萧振瀛的面，他也说出了自己的苦衷：日本朝野各方，愿意作出较大让步的没有几个，主张硬干到底的人倒是不少。
和知决定回东京向军部进行汇报。他虽料知此行必然会遭遇困难，但还是向萧振瀛表态要尽全部努力，以获通过。
看上去，谈判进展似乎还比较顺利。在了解和知的态度后，连蒋介石都认为，这事恐怕还真的能成。
蒋介石开始为和谈成功做准备，关于停战和撤兵的要点都初步确实下来，甚至孔祥熙也在他同意之下，着手起草“和平宣言”和“停战协定”有关草案。
然而，蒋介石原先的顾虑和猜测证明也是对的。不挨上重重一棒，日本人是决不会轻易软下来的。
当和知返回香港时，“恢复七七事变前之状态”没变，却在上面加了七项“谅解”。
这七项“谅解”里面，不仅包括签订“防共军事协定”、在中国国土上驻兵、承认“满洲国”，而且还口口声声地要你进行“政府改组”。
显然，“恢复”是假，“谅解”是真。
和知自己也知道这些要求很过分，所以一个劲跟萧振瀛解释，说我没骗你，上次的确可以“恢复”来着，不过当时只有参谋本部的多田骏次长同意，这一次的“恢复”加“谅解”，则是得到了近卫内阁全体成员的一致通过。
之后，他又说双方仍能就“谅解”进行协商，甚至他还将为此通知武汉前线的日军，不袭击夜间飞机，以便谈判代表可以在香港和汉口之间自由往来。
任你怎么瞎叨叨，说出花来，萧振瀛的回复也只有一句：“超出前谈范围，不能答复。”
性质变了，你再怎么分辨都是徒劳。
日本人出尔反尔，让蒋介石的心理陷入矛盾之中。条件当然还可以再谈，关键是一旦答应了“和”，则覆水难收。
他对日方的真实用意再次产生了怀疑：板垣辈所谓的“求和”，说不准还是一个阴招吧？
蒋介石的怀疑随即得到印证，第21军从广东大亚湾登陆了。
再也不能相信日本人的那些“诚意”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只有持久抗战，使之不能撤兵，才是唯一上计。
蒋介石在摸到对方底牌之后，立刻下定决心，将香港谈判一刀斩断，日本军部策动的“萧振瀛工作”随之寿终正寝。
这条线一断，板垣只好再去检查别的鱼钩。
外相宇垣在未下台之前，曾专门花力气主攻过孔祥熙，当时称之为“宇垣工作”。现在得捞上来看看鱼儿有没有上钩了。
时任行政院长的孔祥熙虽然不是“低调俱乐部”成员，但他代表着重庆临时政府的另一股主和潮流。尤其在武汉失守后，面临的一大堆困境差点没把“孔方兄”给逼死。
武汉广州都没了，海岸线全被封锁，争取国际援助已有如画饼充饥，实在看不出有多大可能性，而国内财政又极度困难，都快要到揭不开锅的程度了。
（1336）

老孔是一直拨拉算盘珠子的。他最清楚，以前中国的财政收入主要依赖于海关税收，如今这些都成了浮云，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法。
他劝蒋介石，如果外援方面仍然没有进展，而军事方面又无十分把握，那还是试着和日本人“谈和”吧。
蒋介石对此的答复一律是：想入非非、可笑之至。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日本占领广州，似乎挺得意，可实际上，此举不光使其战区扩大和战线拉长，而且势必损害英美利益，这样国际社会共同对日的可能性反而增大了。
这时的蒋介石已把争取外援的重点完全放在了美国身上。
虽然美国佬也和英法一样，怕把自己给搅到中日之战这趟混水里来，所以始终恪守中立，但他们那种大大咧咧的牛仔性格又决定了关键时候不会怕事，而且国际国内舆论每天都在变化，实际上就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为了争取美国的同情和加入，蒋介石不仅精心设计了“四行仓库保卫战”，还在《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之后，多次给罗斯福总统写亲笔信，并向美国报界频频喊话，就是希望美国拿出世纪初主持召开华盛顿会议的勇气，慷慨出手，以解决此次“远东大难”。
战事的节节失利，领土的一再沦丧，这是蒋介石再怎么遮也遮不住的，但他要表现的不是失利，而是勇气：日军一日不退出国土，“吾人决不终止吾人坚持之抗战”！
美国牛仔与英国绅士相比较，身上总有一股浓厚的理想主义情结，蒋介石借此发挥，因势利导——
现在这个世界太过现实，最缺最贫乏的还是理想。现实当然不能漠视，可是理想也很重要，如果仅谋一时的安全，回避神圣之义务，那这个世界成什么了。
实际上，武汉会战前后，在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内，已有很多人建议打破坚冰，对中国采取积极援助政策。这些有识之士均认为，中国的抗战很重要，可以阻止日本向其它地方，甚至美国直接进攻。
处于这种内外声浪之下，罗斯福本人也渐渐认识到，一味向日本妥协要不得。过去给了满洲，它又要华北，现在不得到整个中国也决不会罢休，到最后就有可能威胁到美国自己了。
蒋介石的策略就相当于国际版的“合纵连横”。中国要想赢，归根结底还是得搭老大们的顺风船。如果抗战坚持到现在，让美国人知道你们这两家又“和”了，谁肯帮你，谁会帮你？
孔祥熙虽说与汪精卫曾同为主和派，但在这种事上，他亦知轻重，蒋介石不让干，他就马上把手缩了回去。
近卫和板垣都失望地发现，孔祥熙这条线旁边虽然有些余波，可是鱼却根本不敢上钩，“宇垣工作”也没有多少成功的可能性。
就在各项“对华工作”纷纷面临失败的时候，他们忽然想到了那个冒冒失失闯进东瀛的愣头青。
对，他说起过汪精卫，显见得后者与蒋介石分歧很大，当从此处入手。
近卫内阁随之确定，以政治诱降来推动军事进攻的策略不能丢。既然蒋、孔都诱不得，那就转到汪精卫等“中国第一流人物”身上去。
日本军部顺藤摸瓜的“渡边工作”（渡边是高宗武代号）由此得以展开。
（1337）

所谓“渡边工作”，由高宗武等人牵线，围绕核心则是汪精卫。
汪精卫，广东三水人，时任国民党副总裁。
如果抛开政治是非，这其实是一个百里挑人，甚至千里，万里挑一的好人。
其一，长得帅。民国坊间流传的四大美男中，汪精卫是排第一位的，少年时同样风度翩翩的蒋介石甚至连榜单都没能上得去。可见当时汪精卫的粉丝阵容曾是何等强大。
其二，有勇气。他是最早跟随孙中山的那批革命党人，曾只身谋剌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后在狱中赋诗曰：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年纪轻轻就敢剌王杀驾，关进局子还能诗兴大发。搞暗杀的革命党人不少，但当年的汪精卫绝对是独一份的。
其三，有才华。他擅于演讲，那水平就是在一群靠嘴皮子混饭吃的政客们中间也绝对是麦霸级别。除了会讲，他还会写，笔杆子十分扎实，写得一手漂亮文章，可谓文采风流，字字珠矶，一个代笔的《总理遗嘱》写到连孙中山自己都点头称是。
其四，有品格。当时的国民党内，汪精卫被称为“党内圣人”，个人品质几乎无可挑剔，既不贪财，也不好色，“食色性也”这一套在他身上根本腾挪不开。
其五，有亲和力。高宗武认为“蒋先生冷酷，汪先生温暖”，其实不是他一个人这么看，周围很多人都是这么评价。这里面有性格的原因，也有修养的问题。
蒋介石只要一不顺心，就拿卫士侍从出气，这时候不幸站在他身边的人就十分打霉，不是挨耳光，就是要被臭骂一顿，常常需要宋美龄出来打圆场，而汪精卫则无论何时何地，对周围的人都十分和善，从无打骂卫士的事情发生。
……
孙中山生前的四大助手，负责政治的胡汉民刚正不阿，可是他人缘太差；负责财政的廖仲恺能得左派好感，却又遭右派攻击；负责军事的蒋介石则资历声望尚浅，还是个谈不上有多少竞争实力的小弟弟。
一轮淘汰下来，只有负责党务的汪精卫众望所归，成为当仁不让的“总理接班人”。
说到底，汪精卫跟胡汉民一样，缺的也许就是枪杆子，所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随着时光延续，两个“圣人”最终都斗不过一个“军人”，只能屈居人下。
政治高层的权力斗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汪蒋的关系更是微妙，造成他们形如冰炭而不能相容的则是西安事变的发生。
当时因蒋介石生死不明，何应钦怕自己左右不了国民党内的局面，就向此前正在国外养病的汪精卫发电报，催其回国主持政事。
汪精卫在回国的轮船上才得知，原来蒋介石已经获救，可那时已经没有办法退回去了。
作为蒋介石来说，政敌多矣，然而场面上争夺都无所谓，最让人痛恨的就是背后算计。那时他就认为汪精卫是趁他危难之际，想赶回国抢班夺权的，因此非常气愤，即使汪精卫亲到溪口来见，都对之极为冷淡。
两人私下关系很差，在他们合作共事期间，可以说几乎没有哪个时候是真正和谐相处过的，但如果说以前的不和，还主要表现在一山不容二虎的权斗因素的话，那么随着中日之战的愈见残酷，政见上的分歧则占据了上峰。
（1338）

“七七事变”刚刚爆发时，汪精卫也慷慨激昂过，也说过即使牺牲都不能做傀儡，可是战场上一个又一个的不断失利，逐渐改变了他的看法，使他变得格外悲观和失望起来，成为了“低调俱乐部”的主心骨。
淞沪会战时，他一再问别人:“你看这个仗，还能够打下去吗？”然后不等对方回答，就不住地摇头叹息:“茫茫前途，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
失去南京上海，汪精卫唉声叹气，等到退守武汉，他更是不知如何是好。
岂独汪氏，前方战事的不断失利，让相当多的国人都陷入了失望和迷茫之中。
在早已成为沦陷区的天津，北洋老人曹锟曾通过其家人郑重声明：“我就是每天喝粥，也决不会为日本人做事！”
当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来，曹老乐得跟小孩子一般，连连对别人说，我说得嘛，我们怎么可能打不过那小日本呢。
可是也就高兴了几天，再看报纸，就翻不到什么好消息了，这让他顿时无语，加上这时家里又出了一些烦心事，正所谓家事国家天下事，事事伤心，曹锟的心情因此变得十分抑郁悲伤。
当年的民国总统终于躺在病床上一命归西，两天之后，徐州失陷。
蒋介石对身边这些人的想法并不是不清楚，他也曾多次将汪精卫、孔祥熙等人召集到住所谈话。
孔祥熙一直唠唠叨叨，说国际形势不知道怎样了，美英法到底会不会帮我们啊？
蒋介石立刻打断他：你别问国际形势如何，我已决定了，我们要独自扛到底。
汪精卫见到这种情形，赶紧把话从喉咙口又咽了下去。
陶德曼第二次调停失败后，汪精卫曾责备孔祥熙，说你是行政院长，可以在“和谈条件”上自主签字的，假如我是你，我一定签字，反正开最高国防会议，大部分人都同意了。可你一定要得到“蒋先生”的允许，他是军事首脑，责任所系，自然不好表态，等你签了字，他不还是得承认吗？
对此，孔祥熙的答复是：我没有你的胆子，我背部受不起两颗子弹（指汪氏被剌案）。
其实当真面对蒋介石时，汪精卫的胆子也大不起来。
回去之后，他翻来覆去，想想还是不甘心，决定再见一次蒋介石，把没说出来的话痛痛快快说清楚。
不巧，蒋介石得了重感冒，正在发高烧，不过听到汪精卫求见，仍躺在床上接待了对方。
问了问蒋介石的身体状况，汪精卫突然就沉默起来，房间里出现了一段时间的冷场。
蒋介石马上领悟过来，一个平时那么能言善辩的人主动做了闷葫芦，肯定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嘴里含着非常想说但一时又无法说出口的话。
这句话是什么，双方都心知肚明。
蒋介石从床边端起一杯白开水，喝了一口，然后对汪精卫说：如果我们接受了日本的“和谈条件”，将来连喝口水都不会有这么自由。
汪精卫旋即明白，蒋介石抗战决心坚如铁石，你再怎么口若悬河，都不可能动摇他的意志。
原先汪精卫是希望让蒋介石来主持“和谈”的，但通过这番试探，他已明白，至少在国民党内，这么做是不可能的。
接着他又发现，在政府内部，自己的做法同样行不通。
（1339）

广州失守，令汪精卫震惊不已，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公开表示，可以有条件接受日方的“议和条件”。
那时即使萧振瀛与和知的香港谈判，也都只能暗中进行，因此这样的论调立刻受到了朝野上下的强烈抨击。新加坡华侨领袖陈嘉庚更是以一份只有11个字的电报直接下了评判:“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
汪精卫脸色苍白，受到了极大剌激。
广州陷落后，武汉也很快就没有了，只有重庆。
在这个季节，山城尚为美丽秋色所映，可是这个人却无心赏看窗外的风景。
“大武汉”的航海时代渐行渐远，这里将提前迎来一个从未经历过的冬天以及从未经历过的寒冷。
山城颠簸，即使蜷缩在车里也是摇摇晃晃。他不知道，这种摇摇晃晃的日子何时才能结束，前方等待着的，又会是怎样一种命运和结果。
在不断的摇晃之中，国民党副总裁魂不守舍，精神恍惚。
据说在北伐时期，当汪精卫在广州街头演讲时，那些女学生听到激动处，都要向美男撒花，报端谓之“天女散花”。除此之外，在诗词歌赋方面，汪精卫也堪称名家，只是自武汉失守后，这位名家无论是演讲的内容，还是写出的句子，已全是“惆怅涛声枕畔闻”之类的悲调。
丢城失地该怎么办，汪精卫说，以前的古人们都是要跳井上吊以殉的，现在谁都做不到这一点，那就得想点别的法子。
这个所谓的法子，就是“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大家都不要去学文天祥唱《正气歌》、《过零丁洋》了，还是现实一点吧。
在“渡边工作”中，汪精卫通过“低调俱乐部”的骨干梅思平与近卫的私人代表进行了五轮密谈，最终确定日方以“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为优惠条件，支持汪精卫出马主持“和平运动”。
一切准备就绪后，近卫内阁于11月3日发表了自“七七事变”以来的第二次对华声明。与上一份声明关上大门不同，这次近卫要开门谈判了，不过他要求重庆政府必须“更变人事组织”，也就是让蒋介石下野，然后才有得谈。
这是一个信号。蒋介石或许不明白其中玄妙，所以无动于衷，汪精卫却是懂的。
一周之后发生的一件事，犹如火上浇油，令汪精卫一下子跳了起来：“焦火抗战”搞走了火，竟然把长沙给烧了！
悲哀之处在于，花园口决堤总算挡住了日军，长沙这把火却连鬼子的一根毛也没烧着，倒霉的全是老百姓。
长沙大火让汪精卫找到了另一个抗战打不下去的依据。
你们开口闭口“焦土抗战”，怎么样，像长沙那样化为焦土，则万事休矣！
在和蒋介石一起吃饭时，他便主动找机会聊起话题，说抗战打到这个样子，国家民族已濒于灭亡，这是国民党的责任，不如我们两人都迅速联袂辞职，以谢天下。
（1340）

蒋介石越听越不是滋味，这不是在“逼宫”吗，他把筷子往桌上一拍：那你说，如果我们都辞职了，谁来负起政治责任？
饭也不用吃了，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便争吵起来。
蒋介石在口舌之辩方面并非能手，而且也没什么耐心，吵了一会把胃口都给吵坏了。
好了好了，说什么都是一样，我决心已定，不必再争论。
说完，蒋介石扔下汪精卫，自顾自地回房睡觉去了。
这是两人之间为数极少的当面争吵，却也是最后一次争吵，之后他们便选择了分道扬镳。
汪精卫意识到，他如果继续呆在重庆，是没有办法进行“和平运动”的，但离开不能随便这么一说，必须有内外双重保证。
他首先让自己的老婆陈璧君去找了龙云，在他看来，那是一个抓枪杆的地头蛇，如能将其招至麾下，手上就有说话的实力了。
作为“云南王”，龙云这时也在犯跟刘湘一样的毛病。
眼看着派出去的滇军越打越少，中央政府却一退再退，武汉立不住脚，就去了重庆，重庆要是再顶不住，那不还要来昆明吗？
当听陈璧君邀其“起事”时，他立即满口答应。
“汪先生”是“党国元老”，只要登高一呼，谁不会拥护。
言下之意，他龙云肯定会站过来。
找到内部支持，汪精卫再派梅思平、高宗武去和日本人谈条件。
双方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的“重光堂”进行讨价还价，八天之后，才达成了“重光堂密约”，实际就把“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的“两不一撤”定了下来。
当梅思平把“重光堂密约”带回重庆时，汪精卫深知干系重大，也曾左右摇摆，犹豫不决。
可是他老婆的兴趣很大，一力怂恿，天天枕边风劲吹，最后就把自己老公吹上了不归路——妻管严历来有好有坏，就看往哪个方向吹了。
12月18日，趁着蒋介石到西安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的机会，汪精卫以出外演讲为名，偷偷飞往昆明。
结果一下飞机心就一凉，龙云托病压根就没来接机。
汪精卫久经宦场，当然猜得到这是怎么一回事。病者，不是身体有病，而是心里有病。
果然，代替前来的卢汉代为转达了龙云的意思，把汪精卫一行人气得够呛：您哪儿来的最好还回哪儿去！
龙云临时胆怯，不敢跟着“起事”了，汪精卫只得转去越南河内。
汪氏出走河内是一个大事件，整个重庆都被震动了。蒋介石获悉后十分吃惊，但家丑不可外扬，于是赶紧发布消息，称汪精卫是去河内治病的，不久就会回来。
汪精卫最大的危险，不仅因为他是副总裁，知道很多重大的军政机密，更因为怕他四处宣扬“这仗如何能打下去”，一经传播，可能人心崩溃。
蒋介石还担心，龙云和粤籍将领会不会受其拉拢。为巩固内部，他精心准备了一次演讲，给大家讲了一通历史——
民国以前，若论军事经济实力，宋明两朝都不赖，足以抵抗外患而有余，可它们还是被元清给灭了，原因在哪里？
（13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