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说，就在少数当国者精神萎靡，有兵而不能用，用力而不能抗，假如当时给力一点，又何至于此。
“少数当国者”当然不是指的他本人，含沙射影，说的就是汪精卫。
蒋介石还说，宋明亡归亡，但亡的是朝代，并非民族。元清非我族类，然而入主中原后皆被汉族同化，这些都应当归功于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
现在的抗战是全民族抗战，皇帝也没有了，已无朝代可亡。一旦亡于日本，你别指望日本会汉化，那整个汉民族就真的到了万劫不复的地步。
西南将领一般来说，在历史上都有过亲汪的经历，但这一槌子下去，许多人都被敲醒了。
蒋介石“治病”一说，给汪精卫预留了后路，重庆方面派往河内的说客也络绎不绝，开出的条件十分优厚——即使汪精卫本人不愿回转重庆，亦可同过往一样，去欧洲疗养。
就在此时，近卫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这对汪氏来说，不啻当头一击。
在这份声明中，近卫竟然把“重光堂密约”中最为重要的撤兵条款赖得一干二净，连参与密约谈判的日方代表都认为不可思议，感叹“日本把汪精卫欺骗了”。
既然对方赖帐，你也能毁约。可是汪精卫走到这一步早已是进退维谷，身不由己，以致于完全不知道何时该前进，何时该后退，何时又该放弃了。
他只能选择发表“艳电”，以响应近卫的声明。
很显然，缺少了撤兵一项，这份“艳电”已经相当不值钱了，与投降做汉奸无异。国内顿时响起一片谴责之声，龙云等见势不好，赶紧划清界线，再不敢与汪精卫有任何瓜葛。
蒋介石怒不可遏，老帐新帐一起算。他认为自己一直让着汪精卫，可是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好报。
一开始，你卖老资格，看不起我，排挤我，我没过多报复你，而是问自己是不是做得不够好，究竟是对你不仁了，还是待你无礼了。然后，你老兄内囊出来了，不但没什么本事，还无胆气，一出纰漏就跑就溜，把难题都留给我。怎么样，我也包容了，党内除了我，就是你。可这样还不行。现在，你不仅跑到越南，还公开跟我叫板，叫人看我笑话，看看你那不忠不义的样子，跟禽兽又有何区分。
按照汪精卫的看法，以他那样的资历和水平，能低下来身子来服侍蒋介石，已经够委屈自己了。可是他没想到的是，蒋介石觉得能容下对方，才是世间罕有的宽宏大量之举哩——你“无道”，我不但没让你滚蛋，还“宽柔以教”，这简直是古代圣哲才能做得到的。
蒋介石与圣哲们唯一不同的是，圣哲们想，你既然跟禽兽没区别，我怎么能和“非人类”计较呢（“于禽兽又何难焉”），所以理他作甚。作为国民党领袖和实际元首的蒋介石可不会不计较，也不能不计较。
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常委召开临时会议，通过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一切职务。
汪精卫并无实际的政权，更无军权，依赖的不过是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和“党内圣人”的名声，随着这两块牌坊的完全倒掉，其在国民党和政府内部已鲜有支持者。
（1342）

汪精卫打破头都想不到，就在他遭遇人生最沉重打击之时，日本人还会继续落井下石。
1月3日，近卫内阁宣布总辞职，由平沼骐一郎组建新的内阁。
日本人的做法是，换一届内阁就换一套政策。“重光堂密约”和近卫声明都出自近卫内阁，他这么一隐身，汪精卫就真的成了里外不是人。
近卫内阁的辞职，除了其内部矛盾外，很大一部分原因，无非是因为汪精卫没有起到分化中国内部的作用，想甩掉他了。
这一龌龊举动，连负责“渡边工作”的影佐帧昭都在背后骂了起来：近卫竟奇怪地干出这种事，他把“汪先生”这样的中国元老拉到河内，自己却立即辞职，简直没有一点国际信义。
直到这个时候，蒋介石仍然想放汪精卫一马，让人带着护照和旅费去河内见汪，再次劝其到欧洲“散散心”。
有用吗？没用！
犹如杀了人，见了血，递了投名状，任你再怎么苦口婆心，软硬兼施，一脚踏出去的汪精卫都回转不来了。
他不断催促影佐去东京帮他联络，而平沼内阁在对汪精卫进行短暂“冷却”之后，忽然意识到这个人还有利用价值，如果把他放到南京组织傀儡政府，在影响力上肯定超过其它“非一流”的大汉奸。
基于这一考虑，日本内阁和军部逐步将“渡边工作”延伸为“梅工作”（以梅机关命名），汪精卫也终于被一步步牵引，亲手毁掉了自己的一世名节。
很多年以前，有一个哼唱着“引刀成一快”的少年勇士，很多年以后，这个人还在，却已经面目全非。
眼前的人，是不是同一个真实的你？
人生，总是那么莫测难懂，我们的灵魂时时会失落，我们的内心经常被蛊惑。看着眼前一个又一个被黑夜吞没的轮廓，想想他们也曾高大，也曾无畏，也曾美丽，真有千般滋味在心头。
当历史的一页已经翻过，留给后人更多的却是伤感：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政坛之外的汪精卫绝对具有一个优秀诗人才有的情感和灵性，在他日暮途穷之时，仍然能随口吟出“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这样的句子。倘不从政做官，或抗战前即已故去，其人其作留在史册上的就会是完全不同于现在的形象。
是耶！非耶？
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汪精卫《自嘲》
（1343）

1938年底，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官邸宴请陈嘉庚。
当着这位海外华人财神的面，他直截了当：由于失去平津和上海，没有了关税，政府财政实际已经破产，现在物价涨得连一个中校都养不起家人，得靠偷菜叶过活。
陈嘉庚不由动容。
蒋介石又说，您捐的钱很多，我很感谢您，但还远远不够，以后你们能不能按时给我们捐款？
陈老听到这里，连眼泪都掉了下来。
堂堂元首说这样的话，那处境简直就跟叫花子差不多了。
不过眼泪还没干透，陈嘉庚忽然拍案大怒。
原因是蒋介石在宴请他的时候，上了很多菜。
政府已经这么穷了，为什么还如此浪费？
蒋介石当场给他认错，赔不是。
所谓“中校偷菜叶”确有其事，以致于发展到后来，还有偷剩饭的。
军政部办有专门食堂，当然是免费用餐，可是门卫发现一个军官吃完饭下班后，总会偷偷地把食堂里的剩饭收集起来带走，而按规定这是不允许的。
此人见门卫要没收他的剩饭，忽然痛哭流涕。他说他老婆孩子都饿着肚子在等这些剩饭，如果不让带，妻儿老小就只能上街乞讨了。
偷剩饭的，竟然是挂着少将军衔的军政部高参！
“九一八”之后，军队发的是国难薪，即使是少将，工资也得打六折。原先这六折养活一家人还绰绰有余，可是在退守重庆后，物价翻着跟头往上涨，法币贬值得厉害，有的人家小孩多，又无积蓄，也因此就没有办法生活下去。
那个时候，别说中下级军官了，就连蒋公子纬国都困顿得过不下去，为了照顾养母姚治诚，他还得向陈立果借钱才能度日。
当然，在这样的日子里，也还有利好。
1939年2月，中美终于达成抗战期间的第一笔贷款协议，这就是“桐油借款”。合作方式是，中国人卖桐油给美国，美国则向中国贷款2500万美元，其用途主要是购买汽车和改善滇缅公路运输。
毫无疑问，依靠着这几千万美元，重庆政府是可以暂时打发上一段日子了，同时它的意义还不止于此。
在此之前，美国的援助方式是买你的白银，以钱换钱。这次是直接借钱给你，开了货款援助的首例。
中立法的限制一旦被突破，在敬法律如神明的美利坚，此举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可自喻，美国援华的大门自此打开，虽然尚不是敞开。
除了借钱，还有声援。
近卫在对华声明中，大言不惭地提出要建立“东亚新秩序”——以后东亚这一块，就要由我们日本来做霸主了。
你狂，找大个来修理你。
经过驻美大使胡适等人的穿梭运动，美国外交部坐不住了，当即向日本发出了措辞强硬的照会：本世纪初确定的华盛顿体系必须维护，“机会均等，门户开放”，如今的东亚，还由不得你们日本人来做老大。
一个贷款，一个照会，使国人精神为之一振，被汪精卫叛逃弄得灰蒙蒙的脸也有了点喜色。
（1344）

这些变化，看似意外，其实并不意外，都是在一点点推动的结果。
就在“桐油借款”签定之前，日本又占领了海南岛，这本来应该对英国触动最大，但蒋介石也有意把它引到了美国人身上。
当初大家都以为广州被日军攻占，英国会发发威，没想到这位昔日的“日不落”窝囊得要命，根本就没怎么敢吱声，倒反而是美国老大站出来喊了几嗓子。
英国人现在完全成了银样蜡枪头。半年之后，它跟日本签定了“有田—克莱琪协定”，承认日本在占领区的“特殊要求”，对其百般服软，被称为“东方慕尼黑协定”。
以天下之大，数猛男者，也只有美国佬了。
蒋介石对海南岛的被占进行了重新包装，强调这是“太平洋上的九一八”，然后一个劲对美国吹风，希望其挟上英法等小弟（当然也包括中国），在远东采取抵御日本的统一行动。
美国是纯正的民主国家，什么东西都要安到程序上去一步步走，要它马上出来挥刀弄枪还为时尚早，在此之前，还是先得自己撑着。
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湖南衡阳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史称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
会议把抗战分为两期，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为第一期。在这一期里，蒋介石带头认错，承认自己在南京保卫战中所使用的战术有失误，“实在对不起国家”。
南京完了，检讨武汉。
军法执行总监陈调元提出弹劾案，江北“弹”的是王缵绪集团军（实际指挥者为许绍宗），江南“弹”的是王陵基集团军，弹来弹去，都是弹的川军，而且还给坐在台下的王陵基来了个直接点名。
许绍宗和王陵基一时极为惊惶，如坐针毡，会场也因此变得气氛肃杀。
当天会议结束，大家就发现厕所和过道里贴满标语，上曰：川军回川保卫大四川。
蒋介石和陈诚马上发现，自己做得过了点头。
川军在武汉会战中诚然表现不佳，可人家已经把包括保安团在内的最后一点力量都拿了出来，穿草鞋提破枪，出川“保卫大武汉”，还要怎的？
既然你们伺候不起，那我们就只好回川“保卫大四川”了。
第二天，会议基调突变，陈诚上去做了检讨，把武汉失守的责任揽了大半。蒋介石不仅没处分王陵基，还口头对其进行了表扬。
晚上，提出弹劾案的那位陈调元更是大宴宾客，给各位压惊，一场风波由此结束。
检讨虎头蛇尾，草草过去，重要的是以后怎么办。
蒋介石告诉大家，今后算是抗战第二期，该轮到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了。
从现在开始，重整军队，着手征调一百万新兵，并对新旧军队进行整训，预定每四个月为一个训练周期，以便能够投入新的大战。
南岳会议是一个宣示，证明中国统帅部在继续抗战这条路上，不仅不会回头，还将更趋强硬。
（1345）

这个时候，你要说完全靠中国自己的力量能够对日本战而胜之，恐怕蒋介石私底下都没这么足的信心，他再三强调的，也不过是“我打不过你，咬也要咬你一口”的观点。
这东西，只有中国人或者说东方人才明白，西方老外是没法理解的，当时在中国做武官的史迪威起初就觉得是一派胡言。
打不过就是输了，还咬对方一口，很爽吗？
对。
因为目的，已不是将对手彻底打败，而是死死拖住。
史迪威对中国本土军队的战斗力最为不屑，但随着战事的发展，他对中国人的勇敢坚韧精神也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在江西时，史迪威曾亲眼看到一个步兵团，只有4挺轻机枪。这在他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老美认定一个团少说点也应该有100挺机枪。
就这么点武器，这么点子弹，几分钟就打光了，打光了怎么办？
史迪威到这个步兵团考察的时候，人已经被打掉了一半，子弹也所存无几，可是剩下的那一半人还在向日军发起夜袭——用剌刀，而冲在最前面的就是该团团长。
就在中国统帅部谋划“转守为攻”的时候，“华中派遣军”也向第11军下达了指令：来年阳春之际，攻占南昌。
早在武汉会战时，中苏空军就以南昌机场为基地，频频对长江江面上的日本海军军舰发动突袭，从那时候起，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就深感南昌的重要性，在给冈村的作战任务上，开始也有“攻占南昌”这一条。
可是由于第11军的两个新编师团不争气，当时为了不耽误进军武汉的时间，无论畑俊六还是冈村都只能先把原先计划搁置一旁。
现在好了，赶快进行作战准备吧。
“七七事变”之后，中日双方除真枪实弹的军事战外，你来我往的情报战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因此，日军攻占南昌的企图，很快就被中国统帅部侦知。
1939年３月８日，蒋介石致电薛岳：为确保南昌，需先发制人，现在命令你于３月10日前完成攻击准备，从３月15日对日军发起进攻。
由于在武汉会战，特别是万家岭大捷中建立奇功，薛岳声名鹊起，荣任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司令长官名义上虽仍是陈诚，但实际上已由他全权负责。
薛岳当时人不在南昌，而在长沙，被他派驻南昌的是前敌总司令罗卓英，后者认为来不及准备。
按照南岳军事会议的部署，第一期整训从1938年11月底开始，到1939年3月底才能结束，此时南昌前线的部队都还在处于整训当中，只给两天时间，确实过于仓促。
薛岳打仗素来极有主见，很少能听得进别人的话，但对罗卓英却不一样。
罗卓英是陈诚的手下，而薛岳又系陈诚一手推荐和提拔，因此薛岳爱屋及乌，罗卓英说什么，他几乎是言听计从。
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薛岳是极少敢对蒋介石说“不”的人。有蒋介石署名的电报或电文，别人都诚惶诚恐，奉若神明，他则不管这一套，凡是跟自己意见不合的，一律要进行争论，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也。
能跟你争，那还算态度好的，有时老虎仔索性采取了更省力，当然也可以说更“无礼”的办法，他在电令上直接写上一个“存”、“待办”——所谓存，就是存在抽屉里，束之高阁，所谓“待办”，实际上就是永远不办。
（1346）

@我只是小小鸟 2011-08-23　16:46:32
老关：
第一册“长城以北”，实际就是《正面抗日战场3》？？是不是接着老关以前出的3两册的后续，那后面的华北风云以及落日孤城分别写到哪里呢？请解释一下下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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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此专门在书中写了一篇序言，但不知道能不能说清楚。可能大家看了才知道。“长城以北”，时间是1928-1933，张作霖发迹到长城抗战结束；“华北风云”，1933-1937，黄郛到华北至淞沪会战开始；“落日孤城”，1937-1938，台儿庄会战基本结束。这套书共分五册，先期出版的是前三册。

@雨中的骊歌 2011-08-23　13:39:46
怎么还是武汉出版社？不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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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出版合同长达五年，出版社没有说过要跟我解约，然而书不换马甲，就出不了。出版社这次也是想速战速决，所以一连就出三本，后面也会连着出，他们也怕再生意外。
我特地把天涯的老版本放在“长城以北”前面，基本没有改过，作为我对天涯出发地的纪念。
另外，我要特别说明的是，虽然书的外部包装和宣传不归我管，但内容是完全有自主权的，我每次出书都会加入新史料和新思考，不是因为大家担心的外部因素，而是我总想把自己最好最精彩的作品呈现给读者，希望大家能理解。

３月９日，薛岳致电蒋介石：部队尚在整训，补给困难，准备不及，必须延至3月24日才能实施主动进攻。
见蒋介石那边没理踩，薛岳第二天又发来一封电报，还是一样的内容。
见此情景，蒋介石也没办法，只好复电：延迟就延迟吧，可是无论如何不能推到3月24日以后了。
薛岳和罗卓英都没料到，就相差那么九天时间，主动马上变成了被动，对方反而先发制人了。
3月20日，第11军强渡修水河，南昌会战由此开始。
让人深感意外的是，冈村此次遣出的进攻主力，并非熊本、金泽这样的老牌师团，而是两个“弱弱组合”——第106和第101师团。
冈村如此将将，并不是出于什么高深的用兵方略，他的目的只有一个：挣面子。
占领武汉，虽然收获了一大把鲜花和赞誉，但冈村其实并不是很爽。尤其万家岭大捷，本来想出奇制胜的，没想到会载在薛岳手上，一个师团几乎全都送进了对方嘴里。
所谓外行看门道，内行看热闹，不是冈村做第11军司令官，你换一个，武汉也未必就拿不下来，何况那几乎也是人家主动让出来的。
作为“日本第一名将”，就这点料水，岂不惹人笑话。
两个“弱弱”没准都抵不上一个“强”，这道理冈村也懂，可你要是派熊本和金泽这样的“强强组合”去进攻南昌，即使赢了，又能怎样，别人会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事。
所以冈村要出彩，就必须用“弱弱”。
在备战期内，听说将要派这两个活宝去攻南昌，大家都震惊了。
经过冈村此前的使劲埋汰，第106师团在日本已变得臭不可闻。许多补充兵听说自己加入的是“日本最弱师团”，都面如死灰，痛哭不已，宛如一只脚提前踏进了棺材板。
第101师团好点，但也好不到哪去，“商贩师团”与“最弱师团”相比，不过是五十步笑一百步的距离。
冈村的作战计划传到日本国内后，连参谋总长载仁亲王都吃惊不小。
打仗非同儿戏，冈村这小子别是被我一通胡吹给吹晕乎了吧，靠两个垫底的就能成事，以为自己是天神？
他派一名大佐到第11军做副参谋长，用意就是劝止冈村，找机会把那两个衰货调到后面去担任警备。
可是这名大佐到任后，两个师团已在进行渡河训练，他连嘴都插不进去。
冈村派的是“弱弱”，罗卓英在修水防线组合出来的却至少是“强弱”。
罗卓英，广东大埔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8期，他在“土木系”中的地位仅次于陈诚。
民国由于去清末不远，所以古风犹存，很多人的国学功底很深，军队中能够“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儒将不在少数。比如黄绍竑就擅于写词，而且据内行评判，已具有相当水准。老记者曹聚仁在采访淞沪战役时，曾碰到过一位参谋长，后者侃起宋明理学来竟然也头头是道，连一般读书人都知之不详的“鹅湖之会”也能讲出个子丑寅卯来。
罗卓英从小喜读古文，并专攻古诗。即使在征战沙场，炮火连天的日子里，他都手不释卷，一边听着炮弹落地的声音，一边就能吟出“战尘扬处马蹄轻”之类的绝句。
（1347）

@Oo拯救你的无邪oO 2011-08-23　22:36:31
关老师：实体书出完了吗？苏州有卖的吗？麻烦说下每册的书名，谢谢。要离开这个生活三年的城市了，什么都没得到，走之前带好关老师的书，也好留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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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前面三册书名在这里http://blog.sina.com.cn/s/blog_69803dc70102ds0x.html

罗卓英与陈诚既是保定同期同学，也是莫逆之交，更有趣的是，两人性格还能形成互补。陈诚为人严厉，主观性强，很多事情都是他自己一手拍板，别人无从置喙，属于擅“断”之人。罗卓英却宽厚儒雅，最喜欢和部下攀谈交心，同时也乐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属于善“谋”之人，因此他常能帮助陈诚起到一个上下沟通的桥梁作用，在“土木系”里面，陈罗二人的关系，几乎就是“公不离婆、秤不离砣”。
然而有时候，人的优点也往往就是他的缺点。罗卓英多谋，却有些偏于寡断，听听这个意见对，听听那个建议亦有道理，往往就会动摇决心。他对薛岳说准备不足，无法立即投入进攻，实际上也是听取了下面各部队的意见。
作为基层部队来讲，你说准备两天，他可能会认为起码需要两周，你说准备两周，他也许会要求两个月，因为责任不同，和决策层的想法就不可能完全一致，而战场形势又是瞬息万变的，某种程度上，抓战机就等于抓住了胜利，这也是为什么有的将领看似苛刻，但往往能取得成功的道理所在。
罗卓英吃亏就吃亏在他太民主上，这个结论也许会令他自己都感到吃惊，却又是个事实。
来不及攻，那就只有守。冈村以弱兵师团为主力，但熊本第6师团、第116师团等部队也不是坐着不动，它们同样从两侧不断进行策应和佯攻，所以罗卓英不可能把重兵全都汇集于修水南岸正面。
所谓强弱组合，是一左一右，左为李觉第70军，右为刘多荃第49军。
但在安排好这一组合后，罗卓英又犹豫起来。
李觉的湘军在金官桥经受过考验，属于挺得住的。最可能挺不住的，是刘多荃的东北军，后者武器还行，但战斗意志一向薄弱，跟湘军相比，恰恰是一个相反，要是垮下来怎么办？
思前想后，罗卓英决定再把作为后续机动兵团的夏楚中第79军调上去。第79军是一支参加过淞沪会战的“土木系”劲旅，死守宝山的姚子青即出自其麾下。
夏楚中到修水后，被置于刘多荃右侧，这样“两强”夹一“弱”，组成了一个防守三角，从而加固了修水防线。
一方是“弱弱组合”，另一方却至少是“强弱组合”，谁的赢面更大一些，一看便知。
冈村的决策，就连被抬举的“弱弱”自己心里也在打鼓。最弱的第106师团一烂到底，不敢多响，第101师团却憋不住了，他们自恃参加过淞沪会战，可以卖卖老资格，便一再向第11军司令部诉说困难。
一直到强渡开始的前两三天，这个师团还在嚷嚷，说是按照“上海经验”，南昌没有一个月拿不下来，到时伤亡必然不小，得给我安排补充兵员啊。
对于这两个未战先怯的家伙，冈村很不以为然，他让自己的参谋幕僚作出答复：占领南昌，晴天七天，雨天只需一到两天。
他没有说出的话是：你以为我真要依靠你们啊，错！
（1348）

冈村不惧水，只惧山。
按照他的“三百米理论”，南昌一线没有庐山、幕阜山那样的高耸山地，原先没充分发挥作用的特种武器这次都能派上用场了。
在武汉会战时，特种部队是被分配到各个师团的，结果没起到多大效果。冈村这次做了调整，将特种部队全部集中起来配给两师团。
两个弱兵师团名为进攻南昌的主力，其实是被第11军的大轿抬着的，冈村对此直言不讳，此战动用了第11军所有的战斗力量，军直属的特种部队倾巢而出。
在发起南昌战役之前，步兵师团已与特种部队进行了长达数月的协同作战训练，本来早就可以发动进攻了，只是由于一直下雨，影响了部分特种装备的推进，才不得不一拖再拖。
直到3月20日那天下午，修水上空还飘着小雨，雨一下，飞机就没法来帮忙了，但冈村认为绝不能再拖下去了。
先上炮兵部队。
日军阵地百炮齐发，连续轰击达到三个小时。炮击时，冈村带着幕僚们坐镇于两师团的后方，看着眼前这一情形，他自己也洋洋得意，认为这种大规模的炮战，纵非绝后也属空前。
在中国军队的阵地上，从防守前沿到纵深，一时间均为日军炮火所覆盖。沿岸守军十分吃惊，很多老兵参加过淞沪会战，进攻上海的日军火力算猛了，可修水炮战的密度与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日军明显动用了超出平常范围的炮兵，有人估计是“六、七十门以上”，谁也没想到实际数字竟然是这一预计的很多倍。
第11军排列于对岸的主要是野战重炮兵旅团，合计火炮共有170门，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榴弹炮和加农炮，两个步兵师团本身也有炮兵，经过混搭，加起来的火炮超过200门，炮兵与步兵达到了1比1的比例。
与之相比，第九战区虽然有直辖的特种部队，但因为提前破坏了南昌周边的道路，导致重野炮兵开不到一线。在岸边可用于阻击的，仅为各部队自带的山炮之类，火力不论，光数量就及不了人家一个零头，炮战中自然只能显得软弱无力了。
第一个回合，守军已经吃力非常，到第二个回合，开始晕头转向。
冈村用上了毒气。2万只烟雾喷射器一起发射，烟幕弹和毒气弹如雨点一样飞了过来。
此时夜幕降临，在猛烈炮火和重重烟雾笼罩下，各部队的协同配合受到很大影响，“防守三角”变成了“防守三段”，大家都只能埋着头各顾各。
在南岸守军陷入一片混乱之际，第106和第101师团趁机发动强渡。
前面重炮轰击时，冈村十分得意，但等真的强渡了，他也忐忑不安起来。
（1349）

因为一开始挤进去的不可能是大部队，只能是小股先锋，试想一下，这些人背后是水，前面如果遇到强力抵抗，处境绝不美妙。同时，在步兵实施登陆后，炮兵的发挥也受到限制，不可能再闭着眼睛乱轰一气了。
这毕竟是冈村生平第一次用“重甲部队”来包装“弱兵师团”，其中冒险和赌一把的成分非常大，就怕一不小心给演砸了。
面对日本的“弱兵师团”，中国的“防守三段”本来还是可以支持一下的，那样的话，罗卓英才有空隙和时间对部署作出调整。
可是最短的那块板却提前断裂。
炮为军中之胆，冈村的连续炮击，破坏工事还在其次，最主要还是心理战，意在摧毁守军的心理防线。
三个小时的天崩地裂，而修河之上又看不到一个日军影子，东北军的胆率先破掉了。
在日军步兵发动强渡后，师长王铁汉往前沿团指挥所打电话，但根本打不进去。再一查，部队竟然以“瓦斯中毒”为由无令自退了，阵地上空无一人，给对手捡了个现成便宜。
获悉日军已从东北军防区登岸，罗卓英叫苦不迭，向军长刘多荃下达命令，要求其马上收复丢失阵地，否则以军长是问。
这是一份务期必成的死命令，刘多荃收到后手足无措，又严令王铁汉。
王铁汉也只能拿出打铁的劲头，给反攻部队立下军令状：完不成任务，军法从事。
虽然有“军法从事”这口宝剑顶在脖子上，不敢上的还是不敢上。
三个团前去反攻，只有一个团以夜色为掩护奉命冲了上去，可是等到天亮，对方一打，又退了下来。
这下什么宝剑都不管用了，连刘多荃和王铁汉自己也慌了神，无法控制住部队，各个团全都逃得稀里哗啦。
修水一战，东北军狼狈至极。王铁汉第105师曾参加过淞沪会战，但那时候的损失都没现在这么大，如今真称得上是丢盔卸甲，能丢的武器一家伙全丢掉了，什么捷克式机步枪、马克沁重机枪扔得满地都是。
由于武器损失实在太大，刘多荃和王铁汉都不敢报请补充，怕蒋介石和何应钦受不了这种剌激，把他们的番号给取消掉。后来幸亏是刘多荃还有从东北带来的家底，在江上藏了几十条大船的军火，这才免了揭不开锅的尴尬。
事后追究修水失守的责任，刘多荃被连降两级，王铁汉撤职留任，戴罪立功。
这一板子打得并不过分。正是由于东北军退却，日军才得以从突破口不断注入兵力，人越涌越多，并对李觉、夏楚中两军形成了抄袭包围。
彼此一拖累，本来能打的都打不下去了，两军只好也向侧面山地撤退。
3月21日上午11点，冈村接到前沿打来的电话，得知中国守军的修水防线已然崩溃，心神才算真正安顿下来。
他的闪击战才刚刚开始，厉害的还没放出来，所以第一个照面绝不容许有任何闪失。
（1350）

第11军登陆，乃至于击破第一线防御，对罗卓英来说并不意味着致命。
从“一二八”淞沪会战开始，日军的打法已基本形成一种教科书式的惯例，即侦察、开进、展开。按照这一程序，它每攻下一地，就要停一下，整顿后再攻。
从修水到南昌，中间有重重关隘，特别重要是，由于沿途道路皆被破坏，在修水对岸曾威风八面的重炮兵旅团将无法配合步兵作战。
就算两个“弱兵师团”被打了鸡血，一路顺利，按照每地耗时一天计，起码也得用去五到六天。
在这段时间里，第九战区起码可以调集三个军到预定战场进行围攻。“弱兵师团”前遭围击，后有修水，没准就能重新复制一个“万家岭”出来。这也是在部署修水一线防御时，罗卓英敢于把夏楚中第79军提到岸边加固防线的原因。
让罗卓英乃至薛岳都没有料到的是，冈村恰恰没有依照教科书走，他采用的是最新式战术。
破坏了的道路，可以拦住炮兵，却挡不住坦克，尤其是成群结队的坦克。
在军事战术上，冈村确实很有一套，甚至超过了同时代的诸多日军将领。他在南昌战役中创造出了多个第一，除了第一次大规模集中使用炮兵外，还第一次使用了坦克集群这一概念。
和炮兵一样，在武汉会战中坦克也是分散配给各个师团的，结果却很不理想。分散出去的坦克，不仅没对战局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相反还受到不小损失，被炸坏契待修理的坦克排成了队，以致于临时搭建的野战兵工厂都没有如此多配件，非得用飞机将零件从日本国内运来。
冈村经过总结，南昌会战就把整个第11军的所有坦克都收罗到一起，组成了战车集团。这个战车集团，合计坦克135辆，其中既有大块头的89式中战车，又有跑得快的94式轻战车。
以往坦克都是在前面为步兵的战斗开路，此次冈村却别出心裁，他要以坦克为他的整个战役开路。
坦克被称为“陆战之王”，早在一战时就出现了，但是在世界战场上的大规模独立运用，最早却是起自1939年9月，德国装甲军团闪击波兰。
在东亚战场上，冈村比德国人还早了半年！
战车集团随步兵师团登岸后，连停都没停一下，就向南昌直冲而去。
从修水到南昌，直线距离一百里不到，但为了得以从正面的守卫部队旁边绕行过去，就需要迂回，那就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百里了，而至少需五百里路。
对于冈村来说，这个问题非常棘手。因为战车集团孤军深入，沿途将再无后方补给。
缺其它东西都好办，缺了汽油，坦克无非是废铁一堆。
在兰封会战中，土肥原有一段时间也是这样狂飙突进，当时的架势，差点就要闯进开封府了，但在补给线被切断的情况下，很快沦落成了一只死螃蟹。
冈村可不愿意跟在土肥原屁股后面走老路，更不想做死螃蟹。
经过一番“技术攻关”，终于由战车集团自己想出办法，那就是在坦克外面加绑小汽油桶，如此估算，可以前进近250里，也就是说全部迂回路程的一半。
战车集团的迂回穿插，成为冈村在南昌战役中最为得意的手笔。他为此十分兴奋，可是随后挠头的事情出现了。
（1351）

由于连续下雨，路上道路十分泥泞，不仅影响前进速度，而且使得坦克发动机受到影响，极大地增加了油耗，结果一半迂回路程还没走完，一众坦克就集体闹起了油荒。
战车集团只好临时决定把所有油料集中起来，供给其中的一个战车中队，让该中队先出发，其它全部原地待命。
如果不能继续“喂”油，这些坦克其实也没什么“命”好待。就在搓着手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有人忽然想到了空投的办法，随即向第11军司令部发出紧急救援电报：燃料用完，请赶快空投。
包括冈村在内，司令部的这些人此前没有一个想到过空投油料的办法，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走到哪里算哪里。现在有人出了这个高明法子，可是因为没有准备，油却又找不到了。
他们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好不容易收集了一些汽油，连夜用运输机运去进行空投。由于油料僧多粥少，实际有超过一半的坦克战车当天仍无法继续投入使用。
这个时候，如果罗卓英能及时投入兵力进行攻击，这些坦克将全部因失去机动能力而成为一只只死蟹。可惜冈村的大规模闪电战术，已经完全打乱了罗卓英的阵脚，同时在缺乏空中侦察手段的情况下，罗卓英也不知道先期到达南昌城外的只是一部分单独的坦克部队，而他完全有可能截断这支部队的后路，并将另一部分不能动弹的坦克打成真正的死蟹。
他注意到的只是第11军仅用两天时间，就连下三城，迂回到了南昌城西面，从而对南昌形成了半包围。
3月22日，罗卓英以保存部队为原则，向薛岳提出是否可放弃南昌。
薛岳连夜召集幕僚们进行研究。大多数幕僚都倾向于“守”，认为南昌城前的赣江宽达千米，非修水河可比，而且第11军的后方联络线拉得过长，一旦附近的其它中国军队赶到，可一举切断其联络线。
薛岳犹豫了相当长的时间，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弃”。
平时的书面命令，大多是薛岳简单口述，然后交由幕僚们起草，唯独这份撤退令，他字斟句酌，亲自起草，乃至于电报都发出去了，撤退令还没写好。这在薛岳的军事生涯中是很少见的。
南昌究竟是弃还是守，其中份量实有千钧重，选择起来真是太难了。
首先，他相信罗卓英的话，认为第11军确实已逼近南昌。其次，此时守南昌的是欧震第4军，如果一定要死守南昌的话，第4军可能会因此全部牺牲掉。
在粤军之中，以“老铁军”第4军名气最响，从张发奎到薛岳，没有一个不拿它当宝贝和亲生儿子看待。别的不说，在万家岭战役中，就是由第4军率先发现第106师团的穿插动向，并将其诱入包围圈的。
牺牲第4军保南昌，南昌还不一定能保得住，却要把视如性命的“老铁军”给送进去，这当然是薛岳很难接受的。
第106和第101师团是五天之后才到达南昌附近的，他们一路上都没遇到太过激烈的抵抗。3月27日，南昌陷落。
由于连续下雨，路上道路十分泥泞，不仅影响前进速度，而且使得坦克发动机受到影响，极大地增加了油耗，结果一半迂回路程还没走完，一众坦克就集体闹起了油荒。
战车集团只好临时决定把所有油料集中起来，供给其中的一个战车中队，让该中队先出发，其它全部原地待命。
如果不能继续“喂”油，这些坦克其实也没什么“命”好待。就在搓着手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有人忽然想到了空投的办法，随即向第11军司令部发出紧急救援电报：燃料用完，请赶快空投。
包括冈村在内，司令部的这些人此前没有一个想到过空投油料的办法，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走到哪里算哪里。现在有人出了这个高明法子，可是因为没有准备，油却又找不到了。
他们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好不容易收集了一些汽油，连夜用运输机运去进行空投。由于油料僧多粥少，实际有超过一半的坦克战车当天仍无法继续投入使用。
这个时候，如果罗卓英能及时投入兵力进行攻击，这些坦克将全部因失去机动能力而成为一只只死蟹。可惜冈村的大规模闪电战术，已经完全打乱了罗卓英的阵脚，同时在缺乏空中侦察手段的情况下，罗卓英也不知道先期到达南昌城外的只是一部分单独的坦克部队，而他完全有可能截断这支部队的后路，并将另一部分不能动弹的坦克打成真正的死蟹。
他注意到的只是第11军仅用两天时间，就连下三城，迂回到了南昌城西面，从而对南昌形成了半包围。
3月22日，罗卓英以保存部队为原则，向薛岳提出是否可放弃南昌。
薛岳连夜召集幕僚们进行研究。大多数幕僚都倾向于“守”，认为南昌城前的赣江宽达千米，非修水河可比，而且第11军的后方联络线拉得过长，一旦附近的其它中国军队赶到，可一举切断其联络线。
薛岳犹豫了相当长的时间，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弃”。
平时的书面命令，大多是薛岳简单口述，然后交由幕僚们起草，唯独这份撤退令，他字斟句酌，亲自起草，乃至于电报都发出去了，撤退令还没写好。这在薛岳的军事生涯中是很少见的。
南昌究竟是弃还是守，其中份量实有千钧重，选择起来真是太难了。
首先，他相信罗卓英的话，认为第11军确实已逼近南昌。其次，此时守南昌的是欧震第4军，如果一定要死守南昌的话，第4军可能会因此全部牺牲掉。
在粤军之中，以“老铁军”第4军名气最响，从张发奎到薛岳，没有一个不拿它当宝贝和亲生儿子看待。别的不说，在万家岭战役中，就是由第4军率先发现第106师团的穿插动向，并将其诱入包围圈的。
牺牲第4军保南昌，南昌还不一定能保得住，却要把视如性命的“老铁军”给送进去，这当然是薛岳很难接受的。
第106和第101师团是五天之后才到达南昌附近的，他们一路上都没遇到太过激烈的抵抗。3月27日，南昌陷落。
由于连续下雨，路上道路十分泥泞，不仅影响前进速度，而且使得坦克发动机受到影响，极大地增加了油耗，结果一半迂回路程还没走完，一众坦克就集体闹起了油荒。
战车集团只好临时决定把所有油料集中起来，供给其中的一个战车中队，让该中队先出发，其它全部原地待命。
如果不能继续“喂”油，这些坦克其实也没什么“命”好待。就在搓着手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有人忽然想到了空投的办法，随即向第11军司令部发出紧急救援电报：燃料用完，请赶快空投。
包括冈村在内，司令部的这些人此前没有一个想到过空投油料的办法，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走到哪里算哪里。现在有人出了这个高明法子，可是因为没有准备，油却又找不到了。
他们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好不容易收集了一些汽油，连夜用运输机运去进行空投。由于油料僧多粥少，实际有超过一半的坦克战车当天仍无法继续投入使用。
这个时候，如果罗卓英能及时投入兵力进行攻击，这些坦克将全部因失去机动能力而成为一只只死蟹。可惜冈村的大规模闪电战术，已经完全打乱了罗卓英的阵脚，同时在缺乏空中侦察手段的情况下，罗卓英也不知道先期到达南昌城外的只是一部分单独的坦克部队，而他完全有可能截断这支部队的后路，并将另一部分不能动弹的坦克打成真正的死蟹。
他注意到的只是第11军仅用两天时间，就连下三城，迂回到了南昌城西面，从而对南昌形成了半包围。
3月22日，罗卓英以保存部队为原则，向薛岳提出是否可放弃南昌。
薛岳连夜召集幕僚们进行研究。大多数幕僚都倾向于“守”，认为南昌城前的赣江宽达千米，非修水河可比，而且第11军的后方联络线拉得过长，一旦附近的其它中国军队赶到，可一举切断其联络线。
薛岳犹豫了相当长的时间，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弃”。
平时的书面命令，大多是薛岳简单口述，然后交由幕僚们起草，唯独这份撤退令，他字斟句酌，亲自起草，乃至于电报都发出去了，撤退令还没写好。这在薛岳的军事生涯中是很少见的。
南昌究竟是弃还是守，其中份量实有千钧重，选择起来真是太难了。
首先，他相信罗卓英的话，认为第11军确实已逼近南昌。其次，此时守南昌的是欧震第4军，如果一定要死守南昌的话，第4军可能会因此全部牺牲掉。
在粤军之中，以“老铁军”第4军名气最响，从张发奎到薛岳，没有一个不拿它当宝贝和亲生儿子看待。别的不说，在万家岭战役中，就是由第4军率先发现第106师团的穿插动向，并将其诱入包围圈的。
牺牲第4军保南昌，南昌还不一定能保得住，却要把视如性命的“老铁军”给送进去，这当然是薛岳很难接受的。
第106和第101师团是五天之后才到达南昌附近的，他们一路上都没遇到太过激烈的抵抗。3月27日，南昌陷落。
（1352）

失守南昌，对于薛岳和罗卓英来说，都是一次重大挫折。薛岳起初虽未直接指挥南昌会战，但最后的撤退令是他拟定的，等于南昌城就是从他一手送出，其心情可想而知。
如同运动员输了比赛，有些性格教练会连记者招待会都拒绝参加。南昌会战结束后，薛岳不仅没有依例召开战术检讨会，而且人也变得沉默起来，平时更是不肯涉及有关南昌会战的一个字。
太窝囊了，你们千万别跟我聊这个。
可是事情到了这一步，就算你想把脑袋藏被窝里也不可能了。丢失南昌，不光是失去了一个省会，也不光是失去了一个空军基地，它还导致了原本联成一线的第九和第三战区被分割开来，消息一经公布，便引得舆论大哗。蒋介石大为光火，除将罗卓英予以撤职外，还责令薛岳组织第九战区进行反攻，务期收复南昌。
弃城容易，要想再夺回来可就比登天还难了。自“七七事变”以来，还从来没有哪一座被日军占领的城市是可以靠真刀真枪再夺回来的，无论大小。尽管较之中日开战前，日军的战斗力和作战意志已降低不少，尽管第11军负责防守南昌的，依旧只是第101和第106师团这两个“弱弱”，可是中国军队实际仍无足够能力进行反攻，尤其是攻坚。
要知道，南昌并不是万家岭，这里不会给你提供秋风扫落叶的机会和环境。
薛岳当然也不是不清楚，但他这一回已经不敢再跟蒋介石对着干了，说到底，能够把腰挺起来，那都得有资本，如今仗打成这个熊样，没连带处分你已经够给面子了，还敢再犟嘴？
攻打南昌这样的大城市，必须有特种部队的支持，否则人再多也没用，这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
薛岳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将第一、第九两大战区的所有炮兵部队都集中起来，像冈村做过的那样，对日军的南昌防线进行摧毁式打击。
可是他却面临着冈村不可能碰到的难题，那就是自武汉、南昌相继失守后，长江以南几乎成了日本航空队的天下，这意味着中国炮兵部队就算能组织成一个集团，也得不到空军的保护，反而正好给日军轰炸机提供一网打尽的机会。
就那么一点炮兵，假如就此被消灭，以后两个战区就都不要混了，所以这个方案是行不通的。
这时有幕僚出了个主意，说不妨派人渗入日军在南昌的“维持会”，找机会先一步进入南昌据点作为内应，之后里应外合，用奇袭甚至强袭的方式夺取。
当然是个类似于“平原游击队”那样的好主意，很节省工本，也非常智慧，可是你得想想，南昌里外有大大小小很多据点，你都能进得去？
况且这也是一个需要很长时间准备的事，起码先得取得据点日军的信任吧，那岂是一朝一夕的工夫，到时没准连黄花菜都凉了。
对于薛岳来说，他还有一个最大的顾虑：万一夺南昌不成，日军倒正好攻过来，反而把原阵地都给丢了，那就真是得不到利还要亏老本了。
因此在否定前两个方案后，他拟定了第三个方案。
（1352）

这个方案叫做保平争胜，即不把第九战区的所有兵力都用于反攻南昌，而是一拆两半，一半用来守住原阵地，另一半才用于反攻南昌，通俗点来说，就是鸡蛋放两个筐，即使其中一个筐砸了，晚上还有炒鸡蛋可吃。
南昌失守，薛岳是吃了冈村机械化闪击的亏，这次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对冈村来了个闪击，当然只能是纯步兵的闪击。
4月22日，第九战区率先对南昌发起反攻。
日军在第一线的据点有大有小。薛岳对大据点围而不攻，只留下小部队用于监视，大部队则从缝隙中钻过去，专拔小据点。
由于薛岳采用了闪击和乘隙而入的战术，所以很快就击破了第106师团组织的第一防御线，顺利进入南昌外围。
与薛岳相比，他的同学上官云相却一上来就遇到了困境。
上官云相，山东商河县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6期，时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
薛岳、叶挺、上官云相，再加上粤军战将吴奇伟、李汉魂、邓龙光、叶肇，甚至于郝梦龄、顾祝同，这些人全都是保定6期的学生。一期能出这么多人才，绝对是大丰收了，也可以称之为“荣耀的第6期”。
打了一辈子仗，上官云相能够让人记住的，却是皖南事变。当时他的围攻兵力虽多出老同学叶挺好几倍，但并不是其基本部队，皆为临时统属，用他的话来说，是“七拼八凑”而成，在这种情况下，犹能够尽歼新四军主力，若仅就军事而论，还是不赖的。
如果用一个字来评价薛、叶、上官作战的特点，薛岳是“智”，叶挺是“勇”，上官则是“狠”，战场之上绝无菩萨心肠。
可是人光狠没有用，很多时候还要靠天时地利人和，说得更直接一点，就是得有运气。比如在皖南事变中，一连下了好几场的雨，给叶挺突围造成了很大困难，相反当然是帮了进攻者大忙。
在南昌反攻战中，上官云相的运气却比他的另一个同学薛岳要差得多。
薛岳闪击，打对手一个冷不防，他则因三战区进攻计划本身靠后，乃至于发起反攻时日军已做好了准备。
薛岳那边可以穿隙而过，他这边却不行，当面全是密集而坚固的据点，根本无隙可插。
薛岳可以先攻第一线防御，他却必须直扑南昌，也就是说一开头碰上的就是硬钉子。
由于第九战区的规模大，所以即使薛岳只投入一半的人马来攻南昌，他的兵力还是比上官要多得多。双方唯一的相同点，就是都缺乏火炮支援，只能拼人。
所有这些东西，可以说没有一个是作为指挥官的上官云相能够自由选择的，除了运气，对此还能有什么更好的解释？
第三战区因此打得十分艰苦。在第九战区击破日军第一防御线的时候，他们尚被第101师团阻在莲塘，而且看样子，连莲塘都难以攻克。
负责担任主攻的第79师师长情急之下，竟然玩起花招，准备用假电报的方式向上级“报捷”，结果西洋镜拆穿，随即遭到逮捕。
第九战区打得顺利，第三战区却迟迟没有动静，上官云相为此十分着急，他只能继续“狠”下去。
（1352）

时任第29军军长的陈安宝奉命亲临前线。
陈安宝，浙江黄岩县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3期。
陈安宝有较长的从军经历，他和郝梦龄虽然不是一届同学，但却是一对相交已久的好朋友。两人性格上也差不多，都老实憨厚，从不会耍滑头玩花样。
郝梦龄比陈安宝小七岁，可早在太原会战时就牺牲在了第一线，当时陈安宝扶柩痛哭，十分伤心，曾誓言：为抗日而死，死亦为鬼雄，有朝一日，也要像好友那样选择慷慨赴死。
人生就像坐在火车上，每个人都有到站的那一天。
第79师是陈安宝一手调教出来的主力部队，师长也是他看着提拔上来的，现在表现成这样，他也是既失望又生气，但陈安宝又和郝梦龄一样待人宽厚，他起初只是打算对被捕的那位师长予以撤职处分就算了。可是上官云相不干：这种时候还敢欺骗上级，这样的人都不杀，我上官就不抗日了！
命令下来，军前正法。
陈安宝闻讯，难过得好几天都茶饭不思，然而在上官云相要他接下军令状，靠前指挥时，他仍毫不犹豫，简单吃了点东西就去了前线。
对下级仁慈，对上级服从，所有这些都没有任何矫情或做作，只是出于一颗善良的本心。
5月5日，陈安宝到达莲塘前线，可是还没等他发起进攻，战场形势就已经发生了急剧变化。
正如薛岳曾经预料的那样，在你疲软的时候，人家也会对你发起进攻，第三战区久攻而不能克，早就进入了人困马乏的境地，趁此机会，第101师团反而借助炮火掩护，向中国军队冲杀过来。
莲塘的第101师团此时已增加到了四个联队，而陈安宝由于时间紧迫，并没有能够把后援部队全部带上来，很快他连预备队都打光了。
见此情景，卫士感到不妙，劝他从壕沟中先行转移，但陈安宝十分沉着，仍坚持在前线进行指挥。
5月6日下午，防线被第101师团完全击破。
撤退中，陈安宝负了重伤，他的块头又大，所以根本跑不出去，最后战死沙场。
终于到站了。
在抗战中，有三位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都牺牲在第一线，依次是：郝梦龄、陈安宝、张自忠，但郝梦龄和张自忠都是国葬，惟陈安宝没能享此待遇，据说与他倒在溃败路上有关。
陈安宝其实是有机会脱险的，而且无论情况如何险恶，这个前线最高指挥官始终都未离开过自己的官兵。
可是他也许不会计较。
因为没有谁能够事先预知自己会从哪一站下车，只是尽我本分就好，陈安宝正是这样的人。
就在第三战区全线溃败的时候，第九战区也遇到了瓶颈，南昌外围犹如莲塘，据点既密集又坚固，想和突破第一线防御时那样穿隙而过根本就不可能，而在没有火炮配合的情况下，硬攻据点只能徒增伤亡——仅仅一个小据点，第九战区伤亡数百人都攻不下来。
5月9日，中国统帅部电令第3、第9战区，结束对南昌的反攻行动。
（1352）

早在指挥攻占南昌的战役时，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就收到了一份发自参谋本部的情报，正是这份情报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
情报上说，武汉会战时曾打得金泽第9师团和第27师团无法前进的汤恩伯，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从长江南岸调到北岸去了，目前正在湖北随县和枣阳一带布防。
北岸当然不止汤恩伯，那是整个第五战区的地盘，几十万大军云集在那里，但从参谋本部到冈村，眼里都只有一个汤恩伯，认为这才是对他们威胁最大的劲敌。
从武汉会战到南昌会战，冈村对中国军队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中国军队看起来很多，但占绝对优势的仍然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照冈村的看法，当时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虽然正呈崛起之势，但若论军事实力却还远不如国民党的中央军。
冈村也想到过，那么多地方军队，比如东北军、西北军、川军、桂军、粤军加起来会怎么样，能不能用以前以华制华的办法，鼓动它们联合起来与中央军展开内斗，但思考的结论让他自己都很丧气，且不说如今根本就没这可能，就算能成功，这些联合起来的军队也不是中央军的对手。
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让冈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汤恩伯的第31集团军。冈村曾如此评价汤恩伯：蒋介石手下最骁勇善战的将领，其部队是蒋嫡系中的精锐。
可想而知，这么一个勇将中的勇将，一支精锐中的精锐，一直虎视眈眈地趴在武汉附近，其用意不言自明，而假如能成功地将其削掉或者驱走，又无疑会对蒋介石及其中国政府造成沉重打击。
冈村决定集中第11军的主力，对随枣地区（随县到枣阳）展开一次大进攻，这就是随枣会战。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进攻的目的不再是占城夺地，而是攻而不占，主要以打击第五战区部队为主，其中关键就是包围并消灭汤恩伯。
然而冈村并不知道，他的这一军事计划已经提前飞到了人家桌上。
在武汉会战后期，李宗仁已经病愈返回原任。不过等他上阵时，首先需要面对的不是怎样指挥作战，而是如何部署“转进”。
自从经历徐州大撤退后，李宗仁就培养出了一种神秘第六感。当时第五战区长官部距离前线还很远，可他老是觉得这里那里不对劲，经常耳鸣眼跳，以致于绕室彷徨，辗转反侧，半夜三更都睡不着觉。
时为午夜，众人都睡得正香呢，他就披着衣服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并且把一干随从卫士都弄醒，嚷嚷着要转移。
参谋长徐祖贻揉着眼睛跑过来，看李宗仁那心神不宁的样子，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没什么，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有凶险，早走早好。
徐祖贻并没有收到任何敌情通报，但李宗仁是战区司令长官，不听他的又听谁的，遂安排长官部人员连夜西撤。
很多人嘴里不说，心里没准都在骂老爷子发神经，这么晚了都不让大伙睡了囫囵觉，尽穷折腾个啥。可说来也怪，李宗仁的第六感就是奇准，在他走后仅仅两个小时，日军骑兵就蹿进了他睡觉的那个村庄。
“发神经的”现在精神了：看看，我没让你们大伙白跑吧。
（1353）

第六感虽然灵，但是不科学，李宗仁大部分时间依赖的实际还是情报网。
要打好仗，情报十分重要。当年马占山在东北跟日本人兜圈子，兜到本庄繁都无可奈何，就缘于建立了效率奇高的情报网，而说起老李的情报网，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他安插在日军后方的神秘线人
当年西南诸省反蒋，包括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这些人，都是日本人实行“以华制华”的重要目标。那段时间，到广西来做说客的“中国通”们有如过江之鲫，数也数不过来，这里面就有和萧振瀛进行过香港谈判的和知鹰二。
在与和知打交道的过程中，李宗仁发现和知的翻译官像是个“好人”。这种感觉，就如同他第一次见到张自忠一样，仿佛善良就清清楚楚地写在对方脸上。
于是私下里，李宗仁便让人把翻译官秘密约到家里。
这是个年轻的东北人，热情，健谈，有什么说什么，但是当李宗仁试探着提到“你的家乡已被日本人占据，你怎么还甘心为敌人服务时”，他忽然语塞，随之，两行热泪无声地从脸上滑落下来。
夏文运，辽宁省大连市人，家里世代务农，自小就读于日本人所办的中小学。据说他的一口日语说得比一般日本人都好，根本听不出是中国人说的，后因成绩优异，受“满铁”资助去日本留学，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法科。
“九一八”事变前，夏文运在东北的大学教书，之后书自然没得教了，只能随逃难人群进入关内。他原来并不想给日本人做事，可是以他那样跟敌国沾边的文凭学历，显见得到哪都不受欢迎，找工作时处处碰壁。他又干不了别的，给日本人充当翻译官，借此养家糊口就成了唯一出路。
灯火阑珊处的夏文运看上去有说有笑，其实那不过是戴着一副面具在表演而已。
他虽然受过日本人的恩惠，却良知未泯，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哪里，可也正是这样的人，却不得不以为侵略者服务来维持个人生计。
可以想见，当听到或看到“汉奸”、“走狗”这些词语时，这个年轻人会多么难过，内心又会处于怎样的煎熬和挣扎之中。
有时候，活着远比死亡更残酷，特别是当你面前没有出路，没有希望，甚至连解脱都无可能，只有在清醒中一味痛苦的时候。
因为怕熟人或家乡的人知道自己的底细，夏文运甚至把名字都改掉了，因“夏”与“何”字在日语中发音相似，他对外一直称自己叫“何益之”（益之是他的字）。
李宗仁的突然一问，瞬间就击穿了“何益之”的心理防线，后者泪如雨下。
李宗仁马上意识到，有门了，便紧跟着又问了一句：何先生，假如中日之战爆发，你愿不愿意替祖国尽点力？
夏文运听后，一边擦拭眼泪，一边连连点头：如有机会报效祖国，当万死不辞！
从那时候开始，夏文运便正式成为李宗仁的高级情报人员，两人通过秘密电台和专用密码进行单线联系。
（1354）

在台儿庄战役的初期阶段，五战区要防津浦线那么狭长的一个区域，而能调动的兵马又那么少，可以说每时每刻都惊险之至，但是李宗仁左右腾挪，依靠一群杂牌部队，硬是兜住了日军的南北合击，看起来如有神助。
其实这个“神”就是夏文运，有了夏文运，李宗仁也就拥有了自己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夏文运从上海租界发来的第一份绝密情报是：“日军南动而北不动”。于是李宗仁就把张自忠从北面调到南面，在淮河挡住了第13师团。
第二份绝密情报是：“板垣师团将从胶济线南下”。李宗仁急忙将庞炳勋调往临沂，以阻止板垣南下，可是后来眼看庞老爷子也吃不消，而当时南北又都很吃紧，怎么办？
就在此时，第三份绝密情报及时送到：“日军北动而南不动”。正是这份关键情报，促使李宗仁下定了从淮北前线抽调张自忠北援的决心。
可以这么说，没有夏文运作为超级耳目，李宗仁要想在前台当掌柜都颇难，更不用说取得台儿庄大捷了。
到了徐州会战后期，由于参谋本部对情报封锁得很紧，连和知鹰二这样的军部高级官佐都没听到一声风声，这才导致夏文运的情报工作暂时失灵了一段时间，也因此造成了李宗仁的多次判断失误。
武汉会战结束后，一连串的“胜利”使日本放松了对情报工作的控制，夏文运在上海的情报站重新恢复运转。
李宗仁的这条情报线索，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才被迫中断，那时日本人终于发现了这个藏在自己中间的超级间谋，立即在上海展开满城搜捕。夏文运东躲西藏，侥幸得脱。
在那些与魔鬼打交道的日子里，在没有正式的政府名义，也不接受任何报酬的情况下，这个人始终冒着生命危险为抗战搜集绝密情报，是一个真正的无名英雄。
通过夏文运从上海及时发来情报，李宗仁第一时间就掌握了冈村的兵力分配及作战计划。
随枣之战，冈村准备动用3个主力师团，其战术明确为“分进合击，锥形突贯，两翼包围”，即从东西两路出发，最终将第五战区包括汤恩伯在内的主力包围起来并予以消灭。
由于事先知道了冈村的用兵目的，所以李宗仁的重点也不在据守城池，而是利用地形对日军进行持久消耗，然后再伺机实施反击。概而言之，大家都是朝着对方的兵去的，你要消灭我，我也想消耗你。
对于李宗仁来说，时间拖得越久，对日军杀伤越多，仗自然就打得越好，丢掉点地方尚在其次。
在五战区，汤恩伯属于不得不倚重的主力，他最喜欢也最看中的还是张自忠。武汉会战结束，李宗仁便任命张自忠为右翼兵团总司令，授上将军衔。
仅仅一年前，张自忠身上还背着“撤职查办”的处分，然后不仅取消了处分，而且几乎就是在以闪电的速度往上晋升，先是由军长升为军团长，再由军团长升为集团军总司令，现在又由集团军总司令升到了右翼兵团总司令，在五战区成了超过汤恩伯，仅次于李宗仁的一方面统帅，直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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