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到任命后，张自忠曾向李宗仁去电请辞：任重才轻，万难胜任。
李宗仁不准——“任”是很重，但你的“才”可不轻，相信一定能够胜任。
张自忠不光是客气，他也确实有难言之隐。正所谓权力越大，能力越大，这副担子挑在身上是明显能感觉得出份量的。
右翼兵团看上去人很多，有15万兵力，但实际上五战区的破烂家当都在这里面。其中，人数最多的为王缵绪第29集团军，这是一支川军。
当初刘湘首次出川时，包括唐式遵集团军等能战之师就被抽光了。再抽，抽了一个王陵基集团军，由地方保安团改编而成，不仅不如唐式遵，还不及邓锡侯。最后一个抽的就是王缵绪集团军，属于把刘湘留川的仅存一点部队都捆捆打包了。
王缵绪集团军有足足4万之众，可是论战斗力只能垫底。
显然，张自忠指靠不上这些部队，他能依赖也必须依赖的还是老29军的那点底子，即新编成的第33集团军。他深知，只有第33集团军勇挑重担，才能把整个右翼兵团带动出来。
可是仗打到这个样子，在第33集团军内部，从军长到师长，作战决心和勇气都大不如前，有的是被打怕了，有的则是想保存部队的实力。
这个世界每一天都会变化，而变化的结果又常常会令我们大吃一惊：今不如昔的名单中，就有时任第77军军长的冯治安。
在老29军的将领中，刘汝明和冯治安的部队军纪都不好，但因为失守张家口，刘汝明每战都要拼出老命，就算这样，还担心别人再在背后给他扣上“汉奸”的帽子。冯治安与他们都不一样，由于“七七事变”时第一个拔剑而起，所以他先前的声誉最好，渐渐地就开始躺在功劳薄上居高自傲了，有一段时间他甚至连宋哲元都不放在眼里，想骂就骂，想走就走。
大敌当前，冯治安仍然在敷衍，不断地敷衍，敷衍张自忠，也敷衍部下，反正就是不肯使出全力。
随枣之战打响之前，张自忠给冯治安写去亲笔信，说我们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
第一条是继续敷衍，你敷衍我，我敷衍你。日军没来，我们敷衍着布置，日军来了，我们敷衍着防守。这样看起来似乎很聪明，其实最笨了，看起来似乎很占便宜，其实更吃亏！
因为这条路走到尽头，只会是身败名裂，不但国家会葬送在你我之手，就连我们自己的生命也要被我们自己所断送，所以这是一条死路。
第二条就是拼到底。今天不拼，明天还是要拼，在前面不拼，退到任何地方仍然得拼，不如现在就拼一下。万一不幸而拼完了，我们也对得起国家，不愧做一世的军人。所以，这条路是光明大道，是我们唯一应该走的路。
张自忠最后告诉冯治安，随枣之战必须拼——我们今后算人还是算鬼，就在这一仗中见出分晓。
如同当年“七七事变”时的宋哲元之与张自忠，张自忠如今也是在以兄弟骨肉之恩托付冯治安，然而是好是坏，他同样没有把握。
（1356）

5月1日，随枣会战开始。
5月6日，右翼防线被攻破。张自忠第33集团军配属于襄河以东的2个主力师均被日军冲乱，两个师长也不知所踪。
5月8日，立于第二防线的桂军难以支持，日本第13师团占领枣阳，第11军因此对五战区部队形成了第一层迂回包围——说是说以消耗日军为主，可问题是人家根本还没怎么被消耗，自己却已经陷入了包围圈，且军心涣散。
张自忠虽对随枣会战有过最坏估计，但也想不到会如此恶劣，如今必须有一个高级指挥官到河东去督战，否则战局不堪设想。
师长之上便是军长，第一个该去督阵的应是冯治安，但是冯治安不见踪影，于是张自忠决定亲自出马。
5月8日，张自忠到达襄河岸边，却在这里意外地碰见了一个人：吉星文。
吉星文是第37师师长，冯治安的部下，他也同样曾经是“七七事变”时的英雄。
提到卢沟桥，一般人都只知道吉星文，但“七七事变”发生时，吉星文其实还在南京受训，死守宛平并发起卢沟桥之战的是金振中。等吉星文赶回华北时，战场上最激烈的一段已经过去了。
但是吉星文的运气特别好，他回来的时候，正巧新闻记者来采访，遂以为卢沟桥前后战事皆系其一人指挥，报纸上翻来翻去也就只剩下了吉星文一个人的名字。
第37师就是河东溃散的两个师之一。看到吉星文，张自忠马上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厉声问道：你来这里干什么？
吉星文没想到会在岸边碰到张自忠，一时也有些懵了，只得乱找借口：我是来向总司令报告，请调援兵的……
张自忠一听，怒不可遏。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部队还在河东不知死活，身为长官你竟然一个人跑回了西岸，还说要向我报告。你是卢沟桥抗战的英雄吗？我看你是狗熊!
赶紧给我过河，再退就杀你的头。
吉星文一缩脑袋，赶紧调头奔向岸边。
其实岸边不止吉星文，还有另外一个溜号师长——第180师师长刘振三。
刘振三听说张自忠来了，吓得赶紧躲进了防空洞，连头都不敢露出来。
吉星文是冯治安的直属部下，所以张自忠尚算留情，如果撞到自己，很可能毫不客气，兜头给上一刀。
刘振三在进防空洞前，特意关注卫士：你就跟总司令说我已经过河东去了，千万不能让他知道我在这里。
随张自忠一道渡河的，是他最得力的基干部队——黄维纲第38师，该师在张自忠的指挥下，立即对日军发动了猛烈反击。
（1357）

@渴望但不乞求 2011-08-31　09:45:33
关哥昨晚没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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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有事，晚上更新时一两点钟了，天涯也不知道为什么登录不了，所以只更新了博客，今天早上会把两次的内容一道更了。请放心，在这里混，我一定会遵守这里的规则，不会随便缺课滴。：）

张自忠直接坐镇第38师指挥所，黄维纲则靠前到第一线进行指挥。随张自忠过河的还有苏联顾问，跟其他老外顾问不同，苏联顾问向来以不怕死著称，可是连他也提出异议，说自从一战之后，还没听说过哪位总司令离前线这么近，已经进入对方山炮射程了。作为战场的最高指挥官，这样做太冒险，也太不珍惜自己生命了。
张自忠不为所动：我们在物质方面没法和日军相比，除了必死的决心，请问还有什么讨巧的方法可以战胜他们？
战斗打得最苦的时候，第38师指挥部到处响彻着求援的电话铃声。
一个电话打过来：顶不住了。
张自忠手握耳机，大声问：你说清楚，到底谁顶不住？
当官的顶不住，就枪毙当官的。当兵的顶不住，就枪毙当兵的。你顶不住，就枪毙你！
电话里再无声音。
又来一个电话：都打光了，没有人了，怎么办啊？
张自忠连电话都没去接，直接撂过话去：打电话的是谁？给我问问。他不是人吗，打到他不能打电话为止。
电话也哑了。
随后的求援声已经带上了哭腔：不行啊，伤亡实在受不了，让我们退后一点，喘口气吧。
张自忠大怒：阵地就是坟墓，有进无退，后退者死！
最后一个是第38师师长黄维纲本人的电话，他没敢再说往后退，而是报告有一处阵地被突破了，请求增援。
张自忠镇定地告诉他：你再坚持两个小时，等待大反攻。
随即传令下去，对表。
5月10日，以第38师为主，右翼兵团发起全线反击，对第11军侧后部队造成重大杀伤，其中还包括一支拖运军马和运输艇的辎重部队。
据俘虏交待，第11军也有过偷渡襄河的计划，不过随着辎重部队的覆灭，这个计划当然只能泡汤了。
这就是“鄂北大捷”。
随枣会战开始之初，李宗仁狼狈极了。在右翼防线被攻破之后，处于第二防线的桂军也仅抵挡了两天，就把枣阳给交代了，而枣阳是第五战区司令部所在地，一时间战区司令长官连到哪里指挥都成了问题。
随后，张自忠的渡河截击却又让李宗仁变得乐观起来，后者兴致勃勃地拟了一个计划，准备让汤恩伯集团军从左翼出击，说是要像台儿庄战役那样，将日军装进他的袋子里去。
汤恩伯本在重庆述职，见战况不佳，才刚刚赶到前线。他虽然一直在后方，但对战局的进展却非常清楚。
张自忠东渡襄河后，截击的仅是一部分侧后日军，改变的也只是右翼战局。实际上，左翼战局不是好转，而是在继续恶化。
继第一层迂回包围后，冈村又派出骑兵旅团进行第二层包围，位于桐柏山的汤恩伯第31集团军如今处境十分危险。
台儿庄大捷时面对的不过是半个师团，现在是三师一旅团，加上两层包围，这个时候出击等于是投怀送抱，自投罗网。
因此汤恩伯不同意李宗仁的计划。
五战区司令长官还不甘心，仍然坚持说，枣阳已经失守，桐柏山也就此变成了后方，你从后方出击，会有什么危险？
这么一说，却把汤恩伯给惹火了。
你究竟懂不懂战术，这不是胡乱拿部队去牺牲吗？
话不投机，壮汤来了性子，愤然拂袖而去。
（1358）

说我不懂战术，不懂战术会有台儿庄大捷？被汤恩伯当众甩过脸子之后，李宗仁气得脸红脖子粗。在他眼里，汤恩伯几乎就是第二个韩复榘，骄傲自满，目无长官，真恨不得到蒋介石那里去告它一个御状，让这家伙得到和韩复榘一样的下场，心里才算解气。
不过静下心来一想，老李又叹了口气，算了。
汤恩伯毕竟不是韩复榘，那是所谓的中央军嫡系将领，蒋介石的心腹。弄得不好，汤恩伯的不服从命令，可能正是那位“委员长”所高兴的呢。
理由嘛，很简单，我以前反过蒋，如果汤恩伯认真执行我的命令，可能倒要失去“天眷”了，所以他哪会把我这个战区司令长官放在眼里。
李宗仁甚至还想到，如果自己傻乎乎地真去蒋介石那里递了状纸，蒋介石可能非但不会处分汤恩伯，反而还会将状纸交给汤恩伯本人看，说你看你看，你的那个李长官正在告你呢！
哈哈，这样一来，汤恩伯当然会感激蒋介石的知遇之恩，也会对蒋某更加服从。可他对我不是就更加记恨在心了么，现在不过偶尔发发牛脾气，以后没准就要天天拍着桌子朝我大叫了，何苦来哉。
所以算了，咱大人有大量，能忍还是姑且忍它一下吧。
汤恩伯这样不拘小节的牛人，恐怕不仅是李宗仁，任何一个直接上级都会感到头疼，一句话，这人能耐是有，但脾气太大，谁都管不住，大概就除了蒋介石。
不过在这件事上，汤恩伯倒不完全是有意犯上，而是他的第31集团军当时确实很困难，因为冈村发动随枣战役，主要矛头就是冲着他来的，假如你再自己跳出来，岂不正好被其生擒活拿？
5月10日，汤恩伯开始组织撤退。他命令张轸第13军在桐柏山区继续进行游击，其余集团军主力则以相互交替掩护的方式，向北转移。
冈村在发起进攻后，一直在寻找汤恩伯及其主力的准确位置，但汤恩伯打仗跟其他人不一样，每次临阵，他的指挥所并不固定，也从不停留于某一地点。
他这样做，其实并不是怕死，而是求学陆士的经历以及与日多次作战的经验都告诉他，日本人侦讯手段很高超，一个不留神，你的行踪就会完全暴露。
打运动战的，要是让对方准确掌握你的行止动向，那你就没得玩了。
正是由于汤恩伯飘忽不定，所以冈村始终无法将之真正锁定，在汤恩伯及其主力北撤后，他还误认为桐柏山的张轸第13军就是第31集团军的全部主力。
5月12日，第11军在枣阳以北完成了双重合围，冈村当天就向三师一旅团下达了收缩包围圈的命令。
就在冈村快要收网的时候，汤恩伯却突然率第31集团军主力南下，从外围进行猛烈冲击。第11军猝不及防，包围圈也被击了个千疮百孔。
冈村费了牛劲，只换来一场空，连张轸第13军都没能奈何得了，反而自身损兵折将。
（1359）

5月14日，他不得不宣布结束战役，让各军全部退回原驻地，以免遭到更大的损失。
让冈村感到格外恼火的是，这个时候，参谋本部却发来了一份由参谋总长亲自签署的命令，让第11军返回原作战地区，继续进攻汤恩伯。
冈村此时的心情就犹如汤恩伯对李宗仁：你们懂不懂战术啊，这不是胡乱拿部队去牺牲吗，如果全都由你们这些坐在家里的老大来指挥，还要我们这些前线军司令官干什么？
冈村气得要命，他也不管什么命令不命令，仍维持原议。
5月15日，冈村乘飞机视察战场，从半空中看到负责断后的骑兵旅团已经在用门板抬着死伤者同行了，深感自己决策的明智。
虽然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但冈村认为“战争是战争，武将爱武将”，所以对汤恩伯一直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敬意。同时，他对汤恩伯的性格和作战特点也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那就是此人其实非常勇敢，只要你围住他的一部人马，那他必然要亲率主力去予以援救。
等着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们还有重新见面，再次较量的机会。
对中方将领，冈村提及最多的是汤恩伯，对薛岳不是完全不提，就是以“敌军统帅”代指，有时甚至还有意无意地用“无能”这些词语来进行贬损，但其实他始终没有忘记这个“非嫡系将领”的存在及其所带来的威胁。
你完全可以用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冈村的行动，正如他后来从不提及万家岭战役一样，不知道的，还以为那场战役根本就没发生过哩。
万家岭大捷是薛岳的得意之作，当然就是冈村的败兴话题。不过让人吃惊的是，就在第106师团在雷鸣鼓刘陷入地狱一般的劫难时，冈村不是急着救人，却还在“怒其不争”，原因是他在中国政府散发的传单中看到了一则资料，上面一个字不差地刊登了第106师团各联队的番号及联队长以上军官的姓名。
中国人是怎么知道这些的？显然是有人投降，并且老实进行了交代。
冈村气愤就气愤在这一点上，他认为这些身陷绝境的官兵实在打不过，就应该一个个剖腹自杀，还投降，还“招供”，果真是个“弱兵师团”！
所以自始至终，冈村对援救第106师团一点都不起劲。
让冈村没有想到的是，一年不到，这样丢脸的事竟然又发生了。
虽然占领了南昌，但自入夏以来，驻防武汉及南昌周边的部队经常遭到袭击，一名军曹就这样被第九战区俘虏了过去。
这名军曹所供职的部队并非第106师团，所以你没法用“弱兵”之类的理由来解释。本来想蒙混过去，把伤亡名单重做一下，当“已战死”处理的，谁知过了没多久，前线却出现了一个用扩音器对着喊话的日本人。
喊的内容自然是让尔等速速投降之类，这个倒没什么，令人特别尴尬的是，此日本人非是别人，正是前不久被俘虏的那个军曹。原来这位仁兄被俘去后，不仅将自己所属部队编制及全体人员名单交待得清清楚楚，而且还反戈一击，成了“日籍中国兵”。
（1360）

冈村是个极重视军心士气的将领，此类事件，简直比打了败仗都让他感到寒心和后怕。
再一翻这些天来的作战日志——
“7月18日，南方敌军呈现活跃”。
“7月26日、27日，第6师团前面敌军的蠢动状态显著”。
……
这决不是偶然的进攻，而是有预谋有计划的连续袭击！
冈村判断的没错，薛岳策动的夏季攻势已经持续有些天了，虽然势头不是挺猛，动静也不是特别大，但今天打一黑枪，明天摸一岗哨，隔几天还弄出个把“日籍中国兵”出来，无论如何是没法坐视不理的。
8月15日，冈村确定要对第九战区发起一次大战役。与随枣战役类似，这次战役也是以攻占要地为次，以歼灭对方有生力量为主。
当然了，如果还能顺势攻下长沙则是冈村求之不得的事。因为长沙不比枣阳，此处号称中国米仓，自古以来就有“两湖熟，天下足”的美誉，日军在控制长沙后更能做到“以战养战”。
随枣战役基本上是虎头蛇尾，没捞到什么大的好处，可以说是失败了。总结教训，恐怕还是败在动作太明显上面，进攻枣阳，迂回包围，所有招式都一目了然，让人家看得明明白白，岂能不预做防范？
这次我要奇袭长沙！
以前每次发起战役，冈村都要保密保密再保密，这次却一反常态，战前就故意放出风声，说第11军即将攻打宜昌和福建。
宜昌是指着第五战区去的，即使是南方的福建，似乎也跟第九战区所在的长沙搭不上界。
冈村以为他很聪明，但是没想到中国人的情报战着实了得，从白崇禧的桂林行营到薛岳的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没有一个不知道冈村是奔着长沙来的。从头至尾，其实就冈村自己被蒙在鼓里，也真够可怜的。
冈村要攻的是长沙，这点大家都知道，问题就在于要不要守长沙。白崇禧主张长沙不守，而是退至衡阳，薛岳则坚持在长沙一步不退。
按照南岳军事会议的重新部署，第9战区隶属桂林行营，也就是说白崇禧是薛岳的顶头上司，然而薛岳并不服他这位上司。
当年薛岳正是春风得意之时，轮到桂系得势，白崇禧上来后毫不客气地把薛岳第1师师长的职务给免掉了，而那几乎就成了薛岳倒霉的开端。
薛岳恩怨分明，陈诚把他拉上岸，他记住了，白崇禧把他推下沟，他也记住了。
凡是白崇禧的指示电令，只要他认为不对的，马上一个“叉叉”上去：胡说，或者批道：不理，更有心情不爽的时候，扯碎了就往字纸篓里扔，把旁边的幕僚都弄得面面相觑，过后只得再悄悄收拾起来，重新拼贴。
在薛岳看来，这没什么过分的，你以前对我“毫不客气”，我现在回报你的当然也只会是“毫不客气”。
不过此番却有些不同。
放弃长沙并不是白崇禧一个人的主张，而是中国统帅部相当一部分人的意见，最后连蒋介石都同意了。换句话说，薛岳“抗命”抗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但他仍固执己见，不肯让步。
（1361）

9月15日，第106师团从东路率先发动进攻，揭开了第一次长沙会战的帷幕。
第11军虽然辖有七师一旅团，但各有各的防区，不能整师抽出，一般都得抽一半，留一半，所以6个师团的进攻部队，有相当一部分实际都是以旅团为单位参战的。
不能呼拉拉一道上，就应该集中，冈村却偏偏来了个分散。
到这时候为止，冈村仍然像是幼稚园的小朋友，自己捂住了眼睛，就以为别人都看不到他了。为了告诉薛岳，他要进攻的不是长沙，而是福建，他分兵三路，以作“疑兵之计”，最后没“疑”住人家，反把他自己给绊倒在地。
从总体上看，冈村很是失策，但还是有人给他撑足了面子，而这回帮他争气的，恰恰是“日本最弱师团”。
万家岭大捷后第106师团重新进行补充，摇身一变，实际上成了另外一个新编师团。这个“新第106师团”由第11军的特种部队抬着轿子，因缘际会地拿下南昌，首先令他们自信心大增，之后在南昌攻守战中又获得了新编部队最缺乏的作战经验，所以早非吴下阿蒙。
第106师团出场后很是抢眼，他们使用迂回绕击的战术，居然就迫使由4个军构成的东路防线连连后退。
东路属于“疑兵”， 薛岳对此很清楚，可“疑兵”也不能不重视，只要它一得势，就极可能马上变成“重兵”，并对你形成致命威胁。
9月16日，薛岳迫不得已，只能将作为预备队的王耀武第74军派了过去。
刚刚才打了一天，就需要使用预备队，而东路还不属于主战线，这令蒋介石闻之都大为不满，特地严令薛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再把兵力抽到东路。
三路进兵，薛岳唯一不用过分担心的是中路。
中路与庐山类似，千米以上的高地连绵不绝，属于冈村颇为发怵的“三百米以上”地形，而且薛岳早已围绕山地构筑了坚固阵地，日军要硬攻的话，必然只能重蹈武汉会战的复辙。
可是薛岳仍然很危险。
春秋时候，有一个著名的田忌赛马故事。
故事中说，齐国大将田忌欲与人赛马，却无取胜把握。“武圣”孙膑便给他出了个主意，同样的三匹马，用上等马对中等马，用中等马对劣等马，用劣等马对上等马。比赛结果是，前两匹都赢了，只有后一匹输了，三局两胜，田忌取胜。
冈村是“中国通”，他的用兵似乎也仿照了这一典故，即东路用了中等马，不过这匹中等马犹如吃了壮阳药，一个新编师团能牵制对方整整一个集团军，甚至将第74军都逗引了出来，这局就算赢不了，也已经不错了。
中路用了劣等马，能不能翻过山都无所谓，仅仅是做了样子，吓唬吓唬你，顺便再分掉你一点兵。
冈村所使用的重兵全部集中于湘北西路，出动兵力达到5万多，占去进攻部队的一半以上，而且以“日本最强师团”熊本第6师团作为主力，是标准的“上等马”。
就地势而言，湘北完全在“三百米以下”，加上第九战区最为得力的第74军调到了东路，薛岳再怎么折腾，至多也只能整一个“中等马”出来。上等马对中等马，这局必赢！
正是由于湘北之战如此重要，所以史家又将第一次长沙会战称之为湘北会战。
（1362）

9月18日，第11军从湘北发动进攻。只要湘北得手，冈村就可以一箭双雕，顺势迂回到守军的中路侧后，那里自然也没法再守。
三局两胜，薛岳如果一下子输掉两局，不用说，败是注定的。
形势急迫，白崇禧三番五次让薛岳后撤，但薛岳就是不接受命令，小诸葛发现桂林行营主任的招牌不灵，于是索性搬出副参谋总长的架子：再不遵令，今后长江以南如有闪失，唯你是问。
仍然没有动静。
白崇禧无奈之下，只好把状告到蒋介石那里。
蒋介石正告薛岳“稍安勿躁，静待时机”，实际上就是避免在长沙决战。
这次薛岳不敢再甩出“胡说”或“不理”了，但他却反客为主，在电话里跟蒋介石唠个不停，你不同意他就不放电话。
蒋介石为此头疼不已，一听是薛岳的电话，就立即跑得远远的。
“委员长”不在，不还有“委员长夫人”吗，薛岳找宋美龄。
宋美龄与薛岳的夫人同为海南文昌人，两人是拜把子姐妹。因为这层关系，薛岳与宋美龄的私下关系也很好，他的很多话都是通过宋美龄向蒋介石传达的。
薛岳让宋美龄转告蒋介石：就算日军逼近长沙，我也决不后退！
这话一递，把蒋介石给急得够呛，至此再也没法装隐身人，只得现身出来连着给薛岳打电话。
可是老虎仔也学坏了，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电话打过去，找不到薛岳，负责接听的参谋回复：薛长官去前沿阵地了。
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
犹如击鼓传花，花递到蒋介石那里就再也送不出去了。后者见这样不是办法，便把时任政治部部长的陈诚与白崇禧一道找来。
当着他们的面，蒋介石亲笔写下“不守长沙”的手令，让二人拿着去见老虎仔。
第十二道金牌驾到。
薛岳看完蒋介石的手令之后愣了愣，忽然红着脸冒出一句：我是军人，我决不退出长沙。
白崇禧还想对他说一些诸如持久抗战，保存实力的道理，薛岳不仅不愿听，反而更加按捺不住火气：你硬我这么做，我上无以对中央，下无以对国人，以后不敢再穿这身军装了！
两句话不对付，一对冤家便大吵特吵起来。
陈诚站在旁边听了一会，倒觉得薛岳说得不无道理。
你说长沙难以守住，得退衡阳，可如果衡阳也难守呢，该怎么办，再退桂林？
虽然说是要持久抗战，不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可国土一共就这么多，退来退去总有个尽头，在中日双方实力如此分明的情况下，究竟到哪里才能找到一个稳妥的必胜之地呢？
想到这里，陈诚上前拉架：二位别争了，还是研究一下长沙有无一战的可能吧。
说是中间人，但薛岳一听就听出来了，这位是偏向自己的，于是赶紧表态：部队士气很盛，完全可以一战，而且兵力也是绝对够用的。
陈诚点点头，转而劝说白崇禧。
我看长沙还是应该守，如果长沙都不守，那国际国内的影响太大了。再说，即使退到衡阳也并非万全之计，到时如果驻广州的日本第21军沿粤汉铁路向北抄击过来，大家岂不是腹背受敌，情况可能比现在还要艰难。
（1363）

白崇禧似有所悟，特别是后面一句对他触动很大。因为中原大战时，桂军就是在衡阳被北上的粤军所击败的。
陈诚见已说动小诸葛，便回头告诉薛岳：你组织反击，“委员长”那边我去报告。
薛岳要的就是这句话。
他决不相信长沙会守不住。日军凶猛不假，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据于两湖之地，再加上一对铁拳，岂是那么容易被人欺负的。
两位钦差大臣走后，薛岳仍不放心。当天晚上，他决定直接向蒋介石请战。
已经很晚了，蒋介石也早已入睡，电话是宋美龄接的。
薛岳在电话中语气十分激动：我就要在长沙打，打败了我会自杀以谢国人，打赢了，你们也可以算作抗命，把我拖出去枪毙。
第二天一早，除了宋美龄的传话，当然还有陈诚的报告，蒋介石开始回心转意，并让宋美龄专门给薛岳打来电话。
这种时候，到处都是失败论调，信心非常可贵。既然你有这个信心，那就好好打，
蒋介石亲自补发命令：在长沙打！
有了这个正式命令，当然就没有抗命一说了。
9月23日，包括熊本师团在内的第11军两师一旅团，突破湘北防御，从新墙河徒涉而过。
这一幕像极了南昌会战初期的情景，而且看上去，冈村似乎也已经得手。
其实不然。
薛岳嘴上不说，对南昌会战的失败却一直铭刻在心。那一战与其说冈村战术高明，不如说他的特种部队太出色了。
第九战区也有直属炮兵，但与第11军比都没法比，冈村只要把炮兵集中起来，再加上飞机的轰炸，就可以基本破坏防御工事，然后坦克战车往上一冲，守军光凭轻武器是挡不住的。
假如你还要与他对拼这个，想要不吃亏都难。
薛岳学聪明了，他不在防线上与对手长时间对峙，而是先逐级抵抗，然后再退出一定距离。
9月23日，老虎仔的实际部署是，只使用一部分兵力进行正面抵抗，主力全部后撤，但这种后撤不是溃退，而是在等待援兵，积聚力量后待机反击。
这招有名称，叫做：后退决战。
长沙不是南昌，新墙河也不是修水河，没有道理跟你死扛，且退后一步收拾你。
冈村并不清楚薛岳的肚皮官司，他认为门户已经打开，正是狂飙突进的时候。
按照南昌会战的程序，过了河之后当然还要迂回。这样不仅可以减少正面阻力，还能为“三局两胜”打下基础。
最好是用坦克战车迂回，拉风一点的还可以使用坦克集群等时髦概念，然而冈村发现，他根本就做不到这一点，“最新式战术”失去了用武之地。
南昌会战刚刚结束，薛岳就痛定思痛，认识到道路不仅得破坏，还要破坏得彻彻底底，不留一点余地。
早在四五个月间，他就在长沙以北搞起了“大破坏运动”，挖水田的挖水田，造湖的造湖，看到山必定要弄一座绝壁，看到道路必定要弄一条深沟。
（1364）

这位说了，你自己总得走路吧。
老虎仔有绝的，就一条人走的路，他还给改造成了凸形，路上及其两侧都不能开车的那种。
第11军过河是过得很轻松，可是过河之后，凡是四个轮子的，什么炮车、汽车、战车，一律望而兴叹，不仅大炮不能拉，坦克也不能开，只能步兵单独推进，而步兵的行进速度也一直快不起来。
据说日军官兵脚下穿的大头鞋皆为猪皮材料，一碰到水就会发胀。薛岳便将长沙外围的所有稻田里都灌上水，部队撤退或作战时也有意从水田里经过。
“泥水泡猪皮”，日军的皮鞋被浸泡后变得笨重不堪，连抬抬腿都吃力，更别说跑了。
与冈村所料不同，第九战区实有两匹“上等马”，除了王耀武第74军外，还有关麟征第15集团军，后者成了薛岳掌握在手中的另一支杀手锏。
关麟征，陕西户县人，毕业于黄埔第1期。
小时候的关麟征有两个最。一个最，是由于爱调皮捣蛋，所以手心挨先生的板子最多。另一个最，则是他的学习成绩最好，考试总是全班第一，但因为“前最”在先，所以被降格成了全班第二。
这是个不甘寂寞的人，要么就好到顶，要么就差到底。有看着他长大的长辈预言，这娃娃将来若成器，就是个杨六郎，不成器，则只能去卖卖麻糖。
一开始关麟征的抱负却并不远大。他投考黄埔军校的初衷，也不是什么“主义”或者“革命”，而是觉得当军官很威风。他的终极理想是：能当上连长就不错了。
但是多年前的那个预言终于没有落空。
20岁那年，他当上了连长，不过不是终极，只是起步，此后就开始了令人眩目的撑杆跳，而且越跳越高，频率也越来越快——
24岁，成了新编师副师长，参加中原大战。
28岁，已经是中央军第25师师长，参加长城抗战。
32岁，升任第52军军长，是保定会战的绝对主力。
33岁，在台儿庄大捷中声名誉起，出任第32军团军团长。当时的黄埔毕业生中，能达到军团长这一位置的一共就两个人，除了他，就是胡宗南。
战争是成就名将的最好阶梯，而每个人在战场上又都有自己借以扬名立万的一套。
长城抗战，打到危急关头时，关麟征曾以师长之尊亲自在第一线发起冲锋，十余个随从官兵全部战死，他自己也被炸伤多处，浑身是血。
徐州大撤退，关麟征率第32军团向商丘转移，但是路上一座桥被日军封锁。八挺重机枪对着面扫射，部队怎么冲都冲不过去。
关麟征见状大怒，立即调来十几匹快马，自己骑在最前面，趁日军机枪暂停射击的瞬间，驱马队向桥头飞奔过去，仅一个照面就把重机枪阵地给冲散了。
关麟征因而得名：关猛。
在第一次长沙会战打响之前，关麟征已被任命为第15集团军代总司令，专负湘北战场之责。
一切程序都按照薛岳的预想在走，关猛所要做的，就是完美细节。
（1365）

第15集团军除关麟征直辖的52军外，其它都是七七八八的临时归属部队，总计达到6个军20多万人。由于原先互不统属，如何节制便成了一个最大的问题，特别是在后撤时，如果大家都抢着往后面跑，有计划的撤退极有可能演变为毫无秩序的溃退。
关麟征以身作则，要求所有部队长官都必须走在最后面，有带头逃路的立即予以军法从事。结果这么大一个规模的混编集团军，撤退时却井然有序，未让日军在追击时找到任何空隙。
冈村本来以为在湘北打开了缺口，但情况随后就发生了变化。
9月26日，本拟利用地形进行迂回包抄的日军突然遭到了强烈抵抗，变得寸步难行。
这就是薛岳的反迂回战术，正式名称是“争取外线”。关麟征依计把主力部队保持在日军的侧面，你迂回我，我必侧击你，让对手始终无法舒舒服服地展开阵型。
迂回是日军的惯用战法，可以这样说，日本人的战术原则虽然花样繁多，但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一边进攻，一边包围，在迂回上打转转。这个法宝一破，冈村就有些傻眼了。
此时他正好得到了一份情报，情报上说，第九战区已在长沙正面集中了相当数量的大部队和所有炮兵。
这是干什么，情况不妙啊。
再一看，第11军自渡过新墙河之后，已深入150里的距离，可是由于薛岳采用了运粮上山、坚壁清野的策略，长沙附近的所有粮食都被运到山上藏了起来，连弄粮食的工具——磨粉舂米的玩意都没留给小鬼子，前进部队因此很难实现就地补给，有的已陷入军粮匮乏的不利境地，必须依赖空投了。
宛如从梦中惊醒，冈村一下跳了起来。
你围不了人家，就极有可能被人家所围，倘若继续前进，便只有死路一条了。
9月27日，第11军距离长沙已仅有二十里路，可是冈村仍然下令停止进攻，各部队沿原路急速返回。
10月2日，关麟征下令全面反攻，掉过头来对日军进行正面追击和侧面围堵。早已集中起来的炮兵部队推前攻击，虽然还是只能以迫击炮为主，但在第11军也没有重武器随身的情况下，马上就像万家岭大捷那样为步兵轰开了通道。
这种反攻是令人振奋的，关麟征的部将在夜间追击时偶一抬头，竟得妙句：马首悬明月！
前人有云，得句犹如将成功，看来关猛必能有所斩获。
（1366）

此后的战局进展果然如此。第11军经数日苦战，早已疲惫不堪，哪里还有心思停下来认真抵挡，其中，相对集中一些的大部队还好，分散担任警备的小部队就倒了大霉，损失最为惨重。
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薛岳首次采用了游击战与正规战相结合的战术，即在大部队撤退的同时，仍在日军背后留下小部队，以扰乱其军心。等到关麟征发动大反攻，不仅小部队更加起劲，就连当地老百姓也都自发地跑出来，帮着抓捕和搜寻零散日军。
10月10日，关麟征追到新墙河才停步。与此同时，东路的第106师团亦不得其门而入，被迫退回原防线，冈村的“三局两胜”完全沦为一个笑话。
在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诸将中，关麟征功立第一，升任第15集团军总司令。在黄埔生中，他是担任集团军总司令的第一人，随之而来，便有了一览众山小的感觉。这一年，他才34岁。
你不会去卖麻糖，你就是个做杨六郎的上好材料。
在攻占武汉和广州之后，日本政府以为中国总该投降了，可是事与愿违。在展开政治诱降，并促使汪精卫叛离之后，又以为可使重庆政府分裂，军队全盘瓦解，谁知仍是春梦一场。
最让日本政界感到吃惊的，还是1939年8月21日，德苏两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一直都以为德国鬼子跟自己是一边儿的，大家都是鬼子嘛，然而希特勒和斯大林出乎意料的幕后交易，等于是把日本给出卖了，上上下下无不哗然变色。
既收拾不了中国战事，又防不住德国的“背信弃义”，继近卫内阁之后诞生的平沼内阁由此倍受指责，被迫于8月27日宣布总辞职，由阿部信义重组内阁。
阿部上台时，国际局势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
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企盼已久的欧战终于爆发了，可惜它并没有如预想中那样给中国人带来全面利好，由于英法无暇顾及东南亚利益，反而给了东瀛以更多的可乘之机。
阿部首相公然宣称，要趁欧战爆发之际，继续向解决“中国事变”迈进。
当初日军攻占广州，是为了掐断中国沿海的外援路线，但犹如一只水管，你把这边的口堵住，水必然还要寻找另外一个出口。取代广州的，是南宁，那里的外贸量激增，成为西南国际交通的主干线。
其实那时中国有两条对外路线，除了西南，还有西北，可是对西北路线日本人却奈何不得，当然主要是奈何不得苏联。
双方不是没有较量过。先是张鼓峰事件，朝鲜军罗南第19师团被打到只剩一个空壳，后是诺门罕事件，新编第23师团几乎被整建制抹掉。
正如石原曾经预计的那样，由于日军在中国越陷越深，导致对苏战备薄弱，作战时，对方人多，炮多，飞机坦克多，你拿什么出来跟人家比？
两次试图把手伸进锅里去捞煎饼，结果两次都烫出了泡，到第三次就再也不敢了，加上日本航空队对兰州的空袭连遭败北，日本统帅部对西北路线索性采取了视而不见，当它没有的态度。
还是捏软柿子吧，这个相对容易。
（1367）

就象过去对待南京、徐州、武汉、广州一样，日本统帅部这次又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南宁之上，他们甚至将即将开始的战役确定为“中国事变的最后一战”。
负责登陆并攻占南宁的是广岛第5师团。这个师团虽然在台儿庄大捷中被挫了威风，但其战斗力仍居于日本部队前列。在参加华南作战前，广岛师团专门回国进行了补充，部队缺额全部填到了满，光步兵就达到1万5千，加上特种部队，兵员超过2万。
登陆战就是偷袭战。为了封锁机密，当装载广岛师团的舰只停泊于港口时，官兵都严禁登上甲板，只能从船舱的窗口看看外面的风景。
就算这样，还是没能保住机密，蒋介石已提前收到了日军进犯的情报，并要求前线作出御敌准备。
可是没有人去准备。
广西前线的最高指挥机构是桂林行营，然而行营主任白崇禧却到重庆参加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去了。
主任不在，当然还有行营参谋长可以负责，然而这个参谋长也有事不在，所谓负总责的行营在关键时候成了一座空营。
行营下面，是战区。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其实自己也得到了相关情报，但他一直都在等待行营命令。倒不完全是墨守陈规，而是因为他人尚在广东韶关，能指挥的也主要是粤军，驻广西的则多为桂军，如果得不到行营指示，就算下命令都不一定指挥得动对方。
战区下面，是集团军。
守卫广西海防的第16集团军总司令夏威本已奉令调离，由“一二八”淞沪会战时的名将蔡廷锴接任，但夏威对这一人事任命极其不满，以为母奔丧为名，赌气跑回老家去了。
上行下效，以桂军为主体的第16集团军便对蔡廷锴来了个集体抵制，使得蔡帅空有一身抗倭之能却无从着力，迟迟不敢就职任事。
桂林行营层次复杂，仅从行营到各师司令部，就有五级，假如从团、营、连开始算，则有八级之多，导致信息沟通异常缓慢，基层部队甚至都不知道日军即将登陆的情报，大敌当前，还认为日军的进犯只是惯常的骚扰，打几枪就没事了。
对此身为行营主任的白崇禧当然是有责任的。
在一般人眼里，广西新桂系的两大首领，几乎就是一对难以挑剔的君臣搭配：李宗仁宽宏大度，有刘备之风，白崇禧则精明能干，“小诸葛”名至实归。
不过我们应该知道，舞台上的鲜亮，从来代替不了现实生活中人性的复杂及微妙，皇叔和孔明的关系也是如此。
在公开场合，无论是演讲还是训话，白崇禧开口闭口都是“我们总司令”（指李宗仁），不仅不会说半句对李宗仁不满的话，而且给人印象向来是一副谦虚谨慎，甘居人后的“老忠臣”。
可是小诸葛其实并不甘于光在主公背后摇摇鹅毛扇。“七七事变”后，李宗仁曾对白崇禧南京之行极为不满，并不是说不同意他去，而是因为后者表现过于“自私”。
（1368）

那时李宗仁本打算向蒋介石要一笔出桂抗战的军费，然而白崇禧在被许以副参谋总长的高位后，就把这事完全抛到了九宵云外。更让李宗仁感到格外尴尬的是，他这位“总司令”似乎一下子遭到遗忘，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也还是后来靠自己才争取来的。
嘴里甜言蜜语，关键时候却抛弃“主公”，一个人去追求荣华富贵。这事让李宗仁很是气愤，私下里当着别人的面说：难道我李某就不认识蒋介石？你白崇禧现在和蒋介石显得那么要好，我李某和蒋介石的关系也不见得就恶劣到哪里去……
老猛仔那样的直人快语，你永远不要指望从小诸葛的嘴里能够听到，但他不会说，却会去做。
事实上，白崇禧在广西期间，始终都想独揽军政大权，特别喜欢培植私人亲信，而对李宗仁的老部下，则大多采取排斥或不予信任的态度。
“七七事变”前后，正值新桂系内部一个比较敏感的时期，忠于李宗仁的部分军官密谋“拥李倒白”，白崇禧看到事不可为，要想立即取代李宗仁老大的位置已不现实，这才选取了和当年黄绍竑一样的道路，索性远离广西，傍着蒋介石做中央高官去了。
到建立桂林行营时，情况又不一样。白崇禧以副参谋总长兼桂林行营主任的身份重回广西，李宗仁则远在湖北前线，他的心又大了起来。
桂军内部，从军师长到连排长，几乎都是白崇禧任南宁军校校长时的学生，跟小诸葛沾不到一点历史关系的，你就根本别想去做官。夏威敢大闹情绪，说到底，也无非是倚仗了他是白崇禧最可靠的亲信而已。
端着广西这只碗，白崇禧还想着别人的锅。
广州失守后，日军第21军由于兵力有限，所以未向广东南路一些地区继续扩展，而当地一时也无中央军或粤军驻扎，白崇禧便来了个抢先控制。
地盘大了，但是你的责任也大了。第四战区的防线因此扩至上千公里，守备变得非常薄弱，且缺乏纵深防御。
在一线部署中，南宁方向又偏弱。这是因为白崇禧在判断上出现了错误，他认为日军如果要窜犯广西的话，必然会就近从广州湾登陆。
11月15日，广岛师团突然登陆，不过登的不是广州湾，而是钦州湾。
在钦州一线，第四战区用于防守的，只是一个刚刚组建的新编师，无论武器和训练都很差，很快就呈溃散之状。
日军的成功登陆，让蒋介石很是震惊。11月16日，他在重庆召见白崇禧，让后者不必继续参加五届六中全会，而要立即返回桂林去指挥作战。
白崇禧问：打仗，你信不信得过我？
当然信得过，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嘛。
那好，我的要求也很简单。我必须以桂林行营主任的资格全权进行指挥，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不能插手，所有各军必须直接听从行营命令。
蒋介石立即表示同意。
先前情报得不到处理，说来说去，还是行营层次太复杂，反应过慢，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更是形同虚设，既然有和没有都一样，干脆让“铁军军长”整别的活去吧。
（1369）

11月19日，白崇禧从重庆飞至桂林，开始调兵遣将，组织和指挥桂南会战。
除了第16集团军外，另外还有6个军分别从外省向广西集结。可是这时候小诸葛却又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他起初判断，日军登陆后，北上要夺取的是柳州，所以部队均往柳州方向汇集。等到发现广岛师团是以南宁为进攻目标，再往南宁方向赶时，已经晚了。
11月24日，南宁失守。12月3日，广岛师团已进抵昆仑关。
南宁失守，让蒋介石和白崇禧都有措手不及之感。
失去南宁，不仅意味着西南国际交通线的被切断，对重庆而言，也是一个不小的威胁。
反攻南宁是必须的，要不惜一切代价厚结兵力。接近12月中旬，共有20万中国军队云集于昆仑关以北。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有相当数量的特种部队参战，光中苏空军就出动飞机115架。
12月15日，白崇禧以桂林行营的名义，发出第一号反攻令，其目标是“攻略昆仑关而后收复南宁”，并调杜聿明第5军主攻昆仑关。
“七七事变”以前，中国最具战斗力的部队是张治中的德械师及教导总队，另外还有一个税警总团，但是经过淞沪会战，它们如今都成了过去式，现在得看第5军的了。
第5军拥有从苏联进口的各种特种装备，从野炮重炮到汽车、摩托车、坦克车，一应俱全，是抗战初期成立的第一支也是唯一一支机械化新军。这支军队曾经历过交辎学校、装甲兵团、第200师、新编第11军等不同阶段，托起它的，是一对曾经历过长城抗战震痛的师徒。
师父是徐庭瑶。中原大战时，徐庭瑶刚刚担任师长，由于还未在部队中建立起威信，因此部下有很多人不服他，对他的话前耳朵进后耳朵出，根本不当一回事。
徐庭瑶看到下面几个团大多松松垮垮，无论纪律还是训练都不成样子，只有一个团例外。这个团完全按照徐庭瑶的指示办事，你说要驻地清洁，我就把地上扫得干干净净，你说要内务整齐，我就把被子叠得四四方方，你说要训练到位，我就把指标一项项展示给你看。
徐庭瑶一问，团长的名字叫杜聿明。
徐庭瑶与杜聿明非亲非故，后者也无任何派系背景，但徐庭瑶此后就对杜聿明另眼相看，十分器重，一有机会就尽力提拔。
杜聿明，字光亭，陕西米脂人，毕业于黄埔第一期。
从黄埔第一期开始，黄埔学生就分左右两派，两派关系一度很紧张，甚至闹到了“汉贼不两立”的程度。杜聿明内心倾向于右派，但他一派都不参加，也一个都不得罪。
在杜聿明身上，体现了一种中国人的传统性格，即在人际关系上尽可能圆通，而对个人则要求严谨，一丝不苟。
正是杜聿明这种忠厚踏实的人生态度，使他得到了伯乐的赏识，也成为其人生飞跃的重要起点：在徐庭瑶手下，他从团长升成旅长，接着又在关麟征担任师长的第25师里任副师长。
（1370）

杜聿明跟关麟征是一期同学，两人当初在班里也都是排前几名的优秀生，但他们的性格却正好相反。
长城抗战时，原在古北口驻防的东北军想退下来，让第25师顶到第一线，然而关麟征只愿守第二线，双方争执不下。
杜聿明眼看东北军急于撤退，即使强留也不可能力战，便建议关麟征答应对方要求，索性据守第一线，因为此处地势高，其实比第二线还好守一些。
关麟征一口拒绝，就是不肯让步。最后的结果是，东北军果真无心防守，很快就把第一线给丢掉了，第一线一丢，第25师在第二线防守很吃亏，虽然付出重大代价，但古北口仍不能确保。
作为副师长的杜聿明真是有够郁闷。在第25师，基本是关猛一个人说了算，杜聿明不负什么实责，说的话对方也不听，几乎等同于在混日子。
我绝不能这样下去！
处于人生的低谷，没有人拉一下是不行的，而这个来拉他的人，又是那个伯乐。
徐庭瑶经历长城抗战的创痛后，便率团遍访欧美各国，重点考查和学习机械化特种部队的使用。回国后，他经过蒋介石同意，在南京创办陆军交辎学校，自任教育长。
获悉得意弟子与关麟征相处不融洽，他便将杜聿明召到学校，而后又委任杜聿明为中国第一支装甲兵团的指挥官。
一条新的人生之路终于出现在眼前。
对于杜聿明来说，他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在机械化兵种方面，他原先完全是个门外汉。
黄埔军校只教步兵操典，战场上虽曾看到过坦克横冲直撞，但对“铁牛”的了解并不见得比一般官兵高出多少，机械化作战这个新课题，足以困扰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国军人。
杜聿明不是那种一出场就惊天地泣鬼神的非常之人。他能秉持的法宝无非还是四个字：忠厚踏实。
忠厚，是不要耍滑头，踏实，是始终不放弃。有了这四字箴言，就没有什么事情不可能做到。
杜聿明刻苦自学，治军之暇，手不释卷。他不仅学会了驾驶装甲兵团里的各种车辆，还会修理。人们常常看到他身穿工作服，钻在车底下修底盘，或者拆除安装各种零部件。
实践之外便是理论，对步车如何协同，步炮如何协同，单车与群车如何配合，怎样进行射击和伪装，杜聿明都能一一娓娓道来，以致于部下们个个佩服他们的领导：杜长官是万能，什么都懂。
要指挥特种战，自己就必须是一个特种战专家，否则你就不配在指挥位置上呆着，这在杜聿明看来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短时间内，外行就变成了内行。采访装甲兵团的随军记者很是吃惊，他当时就断言：（杜聿明）将来学问之造诣，兴事之成功，无可限量。
12月16日，杜聿明召开军事会议，对昆仑关之战作出了部署。
中国最精锐的部队已经逼近关前，但广岛师团长今村均并没有意识到危险到来，他一心想的，仍然是如何将越南至南宁这条西宁国际交通线完全斩断。
12月17日，及川源七第9旅团由南宁出发，奉命攻击龙州和镇南关，后面这两个地方均处于中越边境，与昆仑关背道而驰。
从昆仑关到南宁，只剩下了中村正雄第21旅团，分出来守昆仑关的，仅为一个骑兵联队和一个步兵大队。
过分轻敌，就必然要付出代价。
（1371）

12月18日，杜聿明集中了第5军直属的所有重炮及山炮特种部队，向昆仑关及周围阵地进行连续炮击。
广岛师团在板垣时代也属于机械化部队，但此次为了适应新的作战环境，战前特地进行了两个月的山地作战训练，同时进行了轻装化，师团仅配备有山野炮，没有重炮和坦克部队相随，这让他们在与第5军狭路相逢时大吃苦头。
由于无法承受第5军远射程的重炮打击，昆仑关上的日军山炮很快就偃旗息鼓，在这场炮战中，中国军队罕见地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杜聿明自己对特种作战有很清醒的认识。他知道，第5军的机械化特种兵貌似威武，但其实力量有限，不能包打一切，只可以起一个先期的火力压制作用。阵地得失和战役胜负，归根结底还是掌握在步兵手里。
为了训练第一流的步兵，杜聿明找来了过去的老朋友郑洞国。
郑洞国，湖南石门人，毕业于黄埔第1期。
跟杜聿明一样，郑洞国开始也在关麟征手下做事，而且同样都接受不了关猛“蛮横霸道”的作风。
台儿庄战役时，郑洞国任第2师师长，当时为了攻一座关系不是很大的小村庄，第2师损兵折将。他就向关麟征建议放弃攻击，不料对方不仅听不进去，还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
关麟征这种丝毫不顾及别人颜面的处事方式，让郑洞国无法接受，自此以后，他只好让参谋长去代接电话，来个耳不听为净。
台儿庄战役结束，第2师有作战能力的官兵，已不足原来的一半，被调回后方休整，说明郑洞国作战时并没有藏着掖着，更没有保存实力的想法。
如同杜聿明之与关麟征，由于性格不同，郑洞国和关麟征相处不融洽是肯定的，郑洞国有这种感觉，关麟征也是。
在关麟征出任第32军团军团长时，原有的战将都得到了提升，郑洞国也因功升职，可是拿到的那张委任状，却让这个老实人有一种明升暗降的感觉——免去师长，任副军长。
副军长和副师长没什么两样，都是有名无实的虚职，而且在关麟征手下当副职，那真是有你不多，没你不少，其尴尬处境可比照当初的杜聿明。
郑洞国就算再好说话也忍不下去了，他愤然请假离开，并应汤恩伯的邀请，去了第31集团军。
汤恩伯对郑洞国很欣赏，但他下面的所有要职也满满当当，一时腾不出位子来，只好让郑洞国先在总部担任参议。
此时正值武汉会战，汤恩伯派郑洞国去第37军督战。第37军军长是郑洞国北伐时代的老上级，两人多年不见，分外亲热，有时谈到深夜，甚至一块抵足而眠。
让郑洞国万万想不到的是，过了些日子，汤恩伯却突然打来电话，表示第37军战绩很差，系军长指挥无方所致，要郑洞国就地接任对方的职务。
直到此时，郑洞国才明白汤恩伯要他督战的用意。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是在暗算朋友，我决不能这么做。
他当即委婉地拒绝了汤恩伯的任命，由于担心后者会下达正式委任状，他连前方都不敢呆，就找了个借口回来了。那个老上级不知究竟，还一再对郑洞国进行挽留哩。
（1372）

9月7日（周三）14:00—15:00 http://t.163.com/chat/guanhe
明天有一个网易的读书交流会，老关我也是第一次参加，大家如果有空有兴趣的话可以一起吹吹牛……感觉一个小时是不是短了点，哈哈

知道这件事前因后果的人，私下都说郑洞国过“迂”：人家想抢这个职位还来不及呢，你偏偏还要逃。
郑洞国对此却一笑置之，毫不后悔。也许他当时接受了任命才会悔恨，这就是一个老实人的本色和人生信条。
武汉会战后，汤恩伯总算找到空缺，让郑洞国担任第98军军长，然而一个月不到，郑洞国又接到了杜聿明的电报，问他是否愿意到第5军去“屈就”师长。
考虑了整整一夜之后，郑洞国决定向汤恩伯请辞。
汤恩伯将郑洞国叫去谈话，一再问“你真的要去吗”，神情里充满了疑惑不解。
我不过才是集团军司令，你只比我低一级，还有谁比我更重视人才的，何况一个是军长，一个是师长，你怎么肯弃高而就低呢？
作出这个选择，自有郑洞国自己的考虑。
第31集团军原本并不是纯中央军，实际是五湖四海凑一块，都是从别的碗里或锅里拨过来，然后再一点点予以消化的，说句不好听的，其实就是抢人家的饭吃。
这个第98军原属湘军，不但战斗力弱，而且内部成份复杂，一群湖南人并不接受郑洞国这个老乡，反而认为他此行是奉着汤恩伯的命令来“吞并”他们的，因此戒心很大，对郑洞国也十分排斥。
和从前一样，郑洞国做不出那种暗地里挖别人墙角，或者两面三刀的事，因此很是苦恼。
一方面是无法认同汤恩伯的“吸星大法”，另一方面，从台儿庄战役开始，郑洞国对汤恩伯的运动战术就没法适应，认为太“虚”，打仗没有计划性，忽东忽西，不讲章法，一旦仗打起来，自己恐怕无所适从。
不错，汤恩伯很看重自己，也称得上礼贤下士，但汤恩伯作战同关麟征一样独断，他和李宗仁都能吵架，你说还有谁会被他放在眼里？
到第5军就不一样了，那是一个老实人的窝。徐庭瑶是多年的老长官，杜聿明又是好朋友，大家彼此相知，推诚共事，不用勉强自己去做不愿意做的事，而且在一支极具发展潜力的机械化部队里面带兵打仗，未来将不难有一番作为。
汤恩伯见郑洞国去意坚决，实在挽留不住，只好长叹一声，不再说什么了。
为了建设新军，徐庭瑶、杜聿明师徒几乎就是在同关麟征和汤恩伯们进行着一场人才争夺大战。郑洞国到第5军后，担任了副军长兼荣誉第一师师长，在他的影响下，原第2师的部下同事都接二连三地跑了过来。其中，师参谋长舒适存素为关麟征所器重，已确定要升为军参谋长了，但他因与郑洞国有约在先，也如期而来，使关麟征都不由着急起来，发出了“爱才难舍”的感慨。
有了郑洞国等一批既熟悉操典，又富有实战经验的步兵将佐作为骨干，杜聿明短时间内就将第5军训练成了一支能战之师。在重庆军委会组织的校阅中，第5军的实战操练被评为全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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