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厮的额头真够高，守桥的曾是他的旧部，一番眼泪和哀求之后，“华容道”的那一幕重新上演，王英步白脸曹丞相之后尘，终于捡得一条性命。
后来事情揭发，傅作义处理得也颇有人情味，只是将守桥将官撤职查办，解除他的军职就算了。
在孙兰峰攻城之际，董其武始终牢牢地据守着乌加河，使得日军就算搭浮桥也冲不过来，只能隔河对峙。
3月24日，驻蒙军主力到齐，依赖炮火优势才得以过河。
傅作义不能硬碰硬，便撤出五原，在附近跟日军打游击战。
小岛吉藏担任驻蒙军救援行动的指挥官，过河之后，他没有找到任何绥军主力部队的踪迹，而傅作义丢给他的五原则完全成了空城一座，什么都没有，既没粮食也没人，倒是城外有很多游击队在不停地进行骚扰。
在这座城里，小岛根本就呆不下去。他屡次给冈部发电报，要求放弃五原。
我们守着这座空城，又没吃的又没喝的，还整天担惊受怕，这不是武大郎射箭杆——发穷贱么？
可是因为桑原及其日伪军被几乎全歼，冈部怕得要命，惟恐遭到追究，所以他怎么都不同意小岛立即撤回，巴巴地希望对方至少立个功，哪怕弄个小胜也好让他有所交待。
小胜没有，却出现了大败的预兆。
3月27日，傅作义掘开了乌加河南堤，五原一带成了泛滥区。由于道路淹没，日军连东南西北都分辨不清了。
见到棺材，驻蒙军司令官才掉了泪，终于决定放弃五原，驻蒙军最后是靠飞机引路才撤出来的。
五原之战后，冈部因责任问题而奉召回国，驻蒙军也限于兵力不足和给养困难等原因，再未能对绥西发动大规模攻势，
3月28日，傅作义回到五原。
当春风从草原吹过，不知留下了多少动人的故事和传说。自“七七事变”后，草原英雄再次崛起，绥军之基业亦从此处开始重新奠定。
冬季攻势的结果反映了当时正面战场的一个真实状况，即中国军队无力作决定性反攻，而日军因侵占的地方越来越多，可以使用于中国大陆的兵力也已达到极至。
说得更明确一点，就是大家都很难。
根据史学家黄仁宇提供的数据，到1939年，日本直接军费已达64亿日元，为开战之初的2倍，全国收入的一半以上转瞬化为乌有。
石原莞尔曾经说过，如果中日爆发全面战争，至少需耗用军费50亿日元。现在看来，“唯一战略家”估计得还是太乐观了，事实是，已经超过60个亿砸下去，却仍然不知道该如何收场。
到1939年底，由于国内的军工生产不敷需要，日本政府甚至把用于学校军训的步枪都收集起来运到了前线。
日本在东亚的一家独大，无疑是对“九国公约”的公然挑战。英国因欧洲战场的牵制，在大多数时间内还只能保持沉默，甚至妥协和退让，美国则再也按捺不住了。
（1391）

1939年，美国国务院正式通告日本，废除了“美日通商条约”。这个条约于1911年签订，实际上要1940年1月26日才到期，可是美国人不管这些，直接就挥起刀斩了下去。
这一刀可太狠了。要知道，当时美国产品占到了日本总进口物资的百分之四十以上，而且很多大宗战略物资，像石油钢铁之类，都非得从汤姆大叔手里才能买到。
自此，日本不但要对付中国和苏联，开战名单上又加入了英美，不知不觉间，已经是仇敌满天下。
细数手上的棋子，日本统帅部才发现自己在中国大陆陷得有多深，如今要想拔出脚来都非易事。
赶快撤掉一些吧。
军部制定计划，预计分两批撤，第一批是到1939年底，将关内日军由85万减至70万，第二批是到1940年底，由70万减至40万。
第101和第106师团的复员，实际就是首批撤兵计划的一部分。可是这个计划却遭到了“中国派遣军”的强烈反对。
如今的“中国派遣军”可不得了，华北的“华北方面军”、华中的“华中派遣军”、华南的第21军都由其直接指挥，也就是说，只要是在华日军都得听它的。
日本军部怎么样，同样得礼敬三分，所以首批撤兵计划刚开了头，就执行不下去了。
“中国派遣军”的司令官是西尾寿造。他的上位，几乎就是干得好不如关系好的现实缩影。台儿庄打成那个鸟样，可只要有人罩着，人家的仕途在小小弯曲一下之后，照样可以喷着火箭往上升。
先是被任命为训练总监，成为日本陆军三大首脑之一，然后又出任在华陆军最高指挥机构的一把手，真是想要什么来什么。
板垣军功够高了吧，也才不过在他手下当一个总参谋长，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凡是庸才大多不允许手下有多高明，西尾也是如此。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应该说打仗颇有一套，在兵少将寡的情况下犹能维持现状，特别是躲过了第五、九两战区发动的冬季攻势，算是难能可贵，可是这人太有个性，连统帅部的命令有时都敢质疑，于是西尾就选择了让冈村走路，后者被委以军事参议官一职，从此离开了武汉前线。
一切重新开张，西尾打算在任内做出点样子。为了防止冬季攻势这样的大规模攻势再次出现，他决定趁中国军队进入休整的机会，集中兵力打击第五战区。
在把军部的球踢回去后，原拟复员或回国的部队都留了下来，“中国派遣军”也就有了大动干戈的资本。
知道第11军兵力不足，别说攻，守都困难，西尾采取了“东兵西调”的办法，从驻扎江浙沪一带的第13军中抽出7个步兵大队开赴武汉，归第11军新任司令官园部和一郎中将统一指挥。
园部和一郎与冈村宁次是同学，而且是从陆士一直“同”到陆大的同学，后来冈村到关东军任师团长，园部也追了过去，同样是当师团长，现在又来武汉接班——敢情蹭明星的光也不是这么个蹭法，还搞得形影不离了。
（1392）

不管别人怎么想，园部的确有超越前任的劲头和想法。为了确保此次一击能胜，他以三个师团为基干主力，再分别配属15个步兵大队，使进攻五战区的实际兵力一下子超过了四个师团。
即使“东兵西调”之后，第11军一共也才七师四旅团，园部这次是真的把最大赌注都押上了。
其实大家都在赌，日本军部赌“中国事变”能够最终解决，西尾赌自己开张大吉，园部则赌自己是不是比冈村还要会来事。
李宗仁和他的将官们又要经受新的考验了。
早在冬季攻势时，右翼兵团司令官张自忠曾接受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采访。本来大家谈得还算顺利，可记者忽然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引起了张自忠巨大的反感。
史沫特莱问：您认为中国有如此多的伪军的首要原因是什么？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专门针对张自忠的，之前也问过川军首领王缵绪。
为什么有这么多伪军？那位老大给出的答案倒也中规中矩：因为他们不读书嘛，要是他们多读儒家经典，就不会去当伪军了。
史记者不愧是名记者，反应十分快捷：据我所知，有好些伪军头目可都是饱读经书的。
王缵绪无奈地看了看这位刁钻记者，只好作出如下解释：读书要认真，你说的伪军头目们肯定读书很浮浅。
史沫特莱了解了一下，川军首领自己从不读书，哪怕是“肤浅”地读。他的指挥所里连一本书都找不到，更别说儒家经典了。
与王缵绪不一样，张自忠没有这么会吹牛，但他战绩彪炳，而且几乎就是王缵绪嘴里所称道的那种典型——少时读过儒家经书，从军后手不释卷，看的都是各种军政书籍。
史沫特莱认为张自忠会给他一个认真的答案，却没想到对方听后，脸色骤变，只用一双眼睛冷冷地瞪着她：不知道！
无冕皇帝一支笔，谁敢得罪，张自忠的态度使史沫特莱大为光火，事后还气呼呼地对张自忠的幕僚发脾气，说她永远不理解也不会信任像张自忠这样的人。
其实归根到底，人还是得厚道。
采访之前，史沫特莱翻过张自忠的资料，知道对方一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却仍要这样提问，是不是故意的还真的很难说。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美国女人不能理解的事还多得很，比如她就不知道，在那一刻，一个人的心已被深深剌伤了。
自从离开华北后，张自忠每战必竭尽全力，但一个勿庸置辨的事实是，仗越来越难打，离华北和平津也越来越远了。
打仗是可以麻痹人的神经的，然而不打仗的时候，一个简单的关于伪军的问题，就那么让人难以承受。
当年的一双生死兄弟，一个背叛了另外一个，虽然那一个后来选择了宽容和原谅，可是只要不把对方失去的给找回来，你就永远难以真正得到心安，即使活着也会像尘土一样毫无价值。
那是心中缠绕很久的一个死结。
我不是伪军，也不是汉奸，我不是，我会把所有失去的都找回来的！
（1393）

几句话
1、从三年前在天涯发贴，除了特殊情况及告假外，我从没有一天忘记过更新，哪怕已经很晚，即使有事也会补。不是说不累，是因为天涯最早给了我发言的平台，而且这里有很多朋友一直支持我，故常怀感恩之心。
2、我会签售，会参加读书会，会配合新书的宣传，这和我每天要固定更新一样，都是一种规则，我还没有牛到可以无视这些规则的程度，但也决不会下作到用无法出书的方式来炒作自己。说句真心话，这个体裁让我背负了很多不必要的东西，压力一直很大，下一部书我会尽量避免此类体裁。我说过，一个好的作者不是用来被虐的，所谓苦其心志，都是没有办法，他只想专专心心写出被读者认可的好作品。
3、这里的氛围与三年前已经大不一样了。有一次回答大家的问题，一不小心就被说成不谦虚，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里也就默默地看过，发言尽量谨慎小心。这里的天涯朋友，王哥我在南京见过，其他有几个加过QQ，但也只谈过一两次，谈不上很熟，有人提到的那几个常客，我根本就不认识，同时我也不想再发生不必要的摩擦，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我只有更新我的，不缺课，尽我的本份而已。
4、不管时光如何，自己的遭遇如何，请相信，我心依旧，对朋友的心依旧。

宋哲元的境况很不好。
虽然已卸去征甲，但他仍以“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自勉，也以这一信条来教育和要求别人。
石友三曾是他的部下，听说有和日本人勾勾搭搭的事后，他亲自给石友三发去电报，要后者珍惜个人声誉，服从战区命令。
汪精卫和他索无瓜葛，但在对方叛逃之后，他专门致电蒋介石，痛骂汪氏是叛国行为，为国人所不齿。
他始终忘不了的，当然还是那片战场。只是从那里传来的，基本都没什么好消息，即使偶有打气文章，以行家的眼光看过去，也能看出其中的不妙来。
宋哲元按捺不住，颇思重上战马，他对别人说：要是宋某出去带队伍，敌人决不致有如此猖獗。
可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当时宋哲元由于长期心情郁闷，已经患上了严重的肝病，谁也不可能让一个病人去带兵打仗。
后来他搬到成都，住在香港的女儿见父亲病势越来越沉重，后方又缺乏药物和良医，便写信劝他到香港去就医。
宋哲元回信一封：我是军人，不能在前线杀敌，已经抱憾。你们还劝我去香港，是叫我逃避责任吗？
坚决不去香港，却闹着要去西安，因为那里离华北更近一点。
家人和医生屡劝不听，只好叫来了秦德纯。
秦德纯跟随宋哲元半辈子，对他知根知底，便劝众人：随他的意吧，别叫他心里不痛快了，这样反而可能会好一些。
可是宋哲元哪里还能够长途奔波，只行了两百里，到绵阳就再也动不了了。
在绵阳时，宋哲元的病情急剧恶化，常常不断吐血和昏迷。有一天清醒过来，他对前来看望的旧日同僚说：军人不能战死沙场，死也不能瞑目……
当年宋哲元离开北平时，由于行程仓促，没有来得及把住在天津的家人带走，后来也只是接出了妻女，老母年纪大了，不可能携之远行。
宋哲元托人带去了一支刻着自己小名的拐杖——今生恐怕再也不能见面，这就是唯一信物。
他终于进入了生命的倒计时。
梦中，似乎又走在了一条条熟悉的街道之上，那是北平，是天津，是能够感觉到自己存在的地方，是眷恋一生的精神家园。
还有那群兄弟，曾在一起欢笑，一起悲伤，一起挣扎，一起迷惘。
无论活着，还是死去，都无法忘记……
1940年4月5日，宋哲元病逝锦阳，时年仅五十四岁，那一天是中国传统的清明节。
在宋哲元退养期间，张自忠仍定期发去电报，以报告战场上的进展情况。
当然电报中要常有胜利消息，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胜仗，只要能让对方高兴，张自忠都乐此不疲。
只是这太难了，越往后面越难。
冬季攻势之后，第五战区就进入了休整补充阶段，可是由于后方物资极端匮乏，所谓补充，多数情况下都只能沦为一句空谈。
桂军第84军算是李宗仁的亲兵部队了，却也是要什么没什么——要工事材料，没有，要工兵，没有，要炮兵，更没有！
李宗仁现在的状况可以说比台儿庄大捷前都惨，在两手空空的情况下，他能给予各部队的只有一纸死命令：假如打起来，一线官兵必须与阵地共存亡。
连桂军都是这个样子，其它部队可想而知。
（1394）

早在冬季攻势时，张自忠就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冰天雪地中，官兵们白天单衣赤足，冻得连手都扳不开枪机，到了晚上则只能以稻草当被窝御寒。悲哀的是，谁也无法改变这种境况，张自忠能做的，只是带着这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部下不停地去厮杀，去拼命，这让他倍受煎熬。
冬季攻势之后，兵团建制撤销，张自忠仍为第33集团军总司令。看起来他可指挥超过十万之众的集团军，其实这个集团军很难指挥，各部队原来都来自不同的单位，有的是一味保存实力，不愿意真正跟日本人打，有的则是战斗力极弱，就算想打都不是那块材料。
能依靠的，仍然只是59军。
可是59军也不是磨不钝的铁枪头。这支当年华北首屈一指的雄师，曾拥有三万精兵，但自台儿庄大捷后，每打一仗就要损耗很多，如今只剩下一半不到，而且这一半里面还有很多是后来补充的新兵，其作战能力和素质无法与老兵相比。
一边是责任不断加重，另一边却是可用之兵急剧减少，张自忠所面对的困境非局外人所能想像。
一年前的淮北之役，59军单独击退第13师团也不算特别困难，然而一年之后面对同样的对手，却已是倍感吃力，无论鄂北大捷还是襄东大捷，其实胜得都很勉强。
张自忠清楚地知道，战场之上，幸运之神不会永远眷顾某一个人，这样下去将来非丢人不可，不是大捷，而是大败。
他也想了很多办法，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联手冯治安第77军，通过“统一思想、健全干部”，使这两支老59军中最强的兄弟师能够协同一致，共同御敌。
张自忠所说的“统一思想”，就是他在给冯治安的亲笔信中所说的，要跟日军拼，哪怕是拼到底，拼到完。
可惜此时的冯治安早无“七七事变”时拔剑而起的英武，仍然是能敷衍的继续敷衍，敷衍着布置，敷衍着防守，有时甚至写一些假战报进行搪塞。
在健全干部方面，冯治安同样做得很差。第77军的军纪本来就不好，南下后由于他的放纵，更是变本加厉。下面强拉老百姓的骡马，有人告状，他竟然说，现在这种情况讲什么纪律，拉几头牲口不算什么，我们不拉日本人也会拉。
第77军的一个营长不仅强征民粮，而且公开抽大烟，但冯治安也只是轻描淡写地来了一句：以后大烟少抽点。至于强征民粮的事，则半点也不涉及。
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很多中下级军官变得十分骄纵猖狂，除了欺负老百姓外，哪有什么战斗力可言。
张自忠纵使把一颗心掏出来给人看，亦改变不了对方，他为此十分忧虑，曾对自己的幕僚说：如果没有别的好办法，个人只好早点死掉，不然对不起苦战中的官兵。
（1395）

死，是张自忠重掌59军后出现频率最多的字眼。实际上他每次作战也是险中求胜，死中得活，“濒死者屡矣”。
不过在这之前，只要一息尚存，他仍抱有希望，那就是总有一天，自己可以做到无愧于心。
然而宋哲元病逝的消息，却把这一线希望击得粉碎：那些曾经的岁月曾经的你我，已再不能够重来。
天还是原来的天，地还是原来的地，却已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又该去往哪里。张自忠的内心有了一种被撕裂的感觉，只有他知道，当一个人离去，剩下的人会有多么孤独。
名利，地位，荣誉，一般人想要的如今都有了。可是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愿意抛弃这一切，就静静地坐在你的身旁。
想哭，却流不出一滴眼泪。想喊，却发不出一点声音。
直到见到友人后，张自忠才抑制不住爆发出来，他捶胸大恸，痛哭流涕：宋哲元先我而去，是天不许我有赎罪的机会了！
从这个时候开始，“死”真正成为张自忠唯一的人生决择。
1940年5月1日，第11军对第五战区发动进攻，枣宜会战（枣阳—宜昌）开始，这是自武汉失守后中日之间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第33集团军据守的襄东防线成为日军攻击的首要目标。
张自忠知道这将是一场大恶战，特地晓谕59军将领：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已毫无其他办法。
张自忠有死战决心，但他没有想到，战斗之残酷程度远远超出原先的预计。
从出击日期、路线到包抄迂回的战术，枣宜会战和随枣会战都差不多，但是由于得到“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的支持，日军像南昌会战时那样，进行了高度的特种配备。
包括第13师团在内，进攻第五战区的每个师团都配备有一个山炮兵大队，此外，园部还将第11军直属的重炮兵旅团、战车联队以及骑兵联队全都派上场。
对防守工事而言，重炮和战车都是最大的威胁。
在台儿庄大捷中，中国军队曾用战防炮对付坦克战车，然而此一时彼一时，日本人的武器也在不断更新换代。
一炮便能干掉的89、92、94式战车已成过去时，刚刚出来的95、97在装甲厚度和火力上今非昔比，尤其97式战车，被称为是日本在二战中装备最成功的一种坦克，要想把它轰个对穿过颇不容易。
5月2日，第13师团便突破了襄河东岸的右翼防线，这一速度比随枣会战还要快得多。
张自忠迅速调整部署，派第38师等部队东渡襄河，对北进之敌实行侧击。
过河的部队很多，但数第38师打得最凶，因此也最为引人注目。第13师团不得不回过头来，对第38师进行合围，后者处境十分险恶。
5月6日，张自忠召开集团军会议，提出要渡河督战，以挽危局。
在场将官都认为主帅不宜亲征，应该让身为集团军副总司令的冯治安去。
宋哲元病逝后，张自忠曾致书冯治安。
他说，佟麟阁和赵登禹都死在南苑，现在宋哲元又死在四川，老29军的将领，只剩下你，我，还有刘汝明等几个人了。
我们不知什么时候也将永别，所以应立即下定决心，趁没死的时候，为国家和民族尽最大努力，不死不休，那样，即使在九泉之下相遇，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
（1396）

可是这番肺腑之言，显然对冯治安的触动并不大。电话打过去，对方说他抽不开身，而且还劝张自忠也不要去。
张自忠不再犹豫，当晚他给冯治安留下了最后一封信——
我因责任所系，必须过河与敌一拼，假如事情不顺，将奔着最终的目标而去。总而言之，不管做好做坏，一切求良心得到安慰。
5月7日，张自忠东渡襄河，这实际上已是他第四次亲自渡河作战。
仅仅三个月前，第11军就发动了一次试探性的春季攻势，那一次的情况也险恶异常，同样是张自忠在渡过襄河之后，以侧击的方式发动猛击，才最终扭转了局势。
可是那句话永远是对的，战场之上，幸运之神不会始终眷顾某一个人，如果说前面三次都庇护了你，那么到第四次，你就不一定会那么走运了。
平时张自忠的衣着与普通士兵无异，但这次他似乎已有预感，一反常态地穿上了将军制服，并戴上了中将领章。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第11军往北推进的速度越来越快。5月8日，中路的第39师团攻占了枣阳，西路的第13师团和东路的名古屋第3师团对中国军队完成了第一层合围。
如果张自忠不渡河督战，前面曾屡次出现过的险境必将再现。
事实上，在他未过河之前，东岸部队已是一盘散沙，相互间失去了联系，大部分都在各自为战。
集团军总司令过河之后，形势即刻逆转，三军士气大振。
5月10日，张自忠指挥东岸集团军所属的5个师，开始由南自北向枣阳推进。
他要反过来截断日军后路，让对手吃不了兜着走，然而在关键时刻，集团军总部的电报却出了问题。
从张自忠渡河开始，他拍出的大多数电报都被第11军情报部门截获和破译，而园部也犹如在他身上安装了窃听器和跟踪仪。
在春季攻势中，园部对喜欢从侧后给他捣乱的张自忠已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还得知，冈村随枣会战的不如人意也与之相关，因此早就多留了个心眼。
在获得张自忠要截其后路的情报后，他赶紧命令第13、第39师团全部沿襄河东岸南下。
第33集团军虽在东岸拥有5个师的兵力，但也就第38师比较能打一些，面对整整2个日军师团，并不占有任何优势。
最致命的，当然还是张自忠自己的行止一直未能脱离园部的掌握。因为后者知道，电台就在集团军司令部驻地附近，只要找准电台的准确位置，也就知道了张自忠在哪里。
张自忠在哪里，他在南瓜店。
第39师团根据情报，连夜行动，于5月16日拂晓完成了对第33集团军总部的战术包围。
虽然是包围，但实际上并非完全合围，张自忠是有时间，也有机会撤走的，然而他始终带伤在第一线进行指挥。
这是一种疯狂的勇敢和执着。
最后关头，参谋长李文田开了口：论公，你是我的长官，论私，你是我的朋友，我理应跟着你，帮助你，但今天这个仗实在是打不下去了，赶快撤吧。
李文田本来预料张自忠会痛骂他一顿，但后者听后只是低着头一言不发。
过了一会，他抬起头，脸上没有怒容，只有平和：你们谁都可以走，除了我。你们走吧，不要管我了。
（1397）

南瓜店之战极其惨烈。张自忠当时指挥的并非第59军，而是韩复榘的鲁军，鲁军的战斗力本来并不强，但这批鲁军的带队军官皆为张自忠从前在老西北军中带过的学兵，因此他们在南瓜店之战中实际上是超水平发挥了，面对数量和武器都远远超过自己的日军，堪称英勇卓绝。
进入短兵相接处，不仅鲁军尽没，连张自忠身边的卫士都打到了光，他自己也身中数弹，成了血人。
最后的遗言：这样死得好，死得光荣，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很平安……
这个曾背负了沉重包袱的男人终于解脱了，不再有痛楚，不再有忧伤，也不再有亏欠。
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双方打得都很艰苦，日本军队已没原来那么骄纵和不可一世，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对面之敌里面，其实也有很多极其优秀的将领。
如同冈村宁次所说的，“战争是战争，武将爱武将”，第39师团在找到张自忠的遗骸并确认身份后，就近在当地老百姓家赶制了一口棺材，由师团参谋长亲自目送入殓，予以礼葬，墓碑上书：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
在得知爱将殉难的消息后，李宗仁痛苦莫名，一连几天都吃不下饭，蒋介石则严令第五战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张自忠遗骸。
第59军激战两昼夜，付出200多人的伤亡代价，才将自己的长官抢出运回。
5月21日，在濛濛细雨中，载运张自忠灵柩的船只驶往重庆，一路上，日机只是在上空盘旋，未开一枪，未投一弹。
5月28日，蒋介石戴着黑纱，提前两小时在重庆码头迎接灵船，船只一靠岸，他就抢步上船，跪泣于灵柩前。
抗战以来，张自忠是第一位牺牲于正面战场的集团军总司令，有诗赞曰：瞻望南瓜店前路，抗战史上第一人！
当生命像流星一样划过，那瞬间的绽放和辉煌，已足以照亮人们眼前的重重黑暗。
当年那场兄弟恩怨似乎已经了结，但还有一个人需要提及。
这个人在一月之内连着遭受了两次沉重打击。第一次是宋哲元死后，闻知噩耗，他好半天都回不过神来，然后就做出了一个惊人举动——辞去所有军政职务。
那时他已位居上将，虽无实权，但待遇有足够优厚。
辞职的原因不为别的，只是因为他也曾是宋哲元的手下兼结义兄弟，而当年恩断义绝时，宋哲元又表露过不希望他再到蒋介石那里就职的意思。
你走了，我能做的，也仅有这一件了。
他当然就是萧振瀛。
张自忠在出事之前，曾托孤萧振瀛，并致信大哥：弟将以必死之决心与倭寇相周旋。
果然，他倒在了南瓜店。
都走了，当一切只能成为回忆，思念足以令人窒息。
每一次相聚和别离，都是一次对人生的深刻感悟。萧振瀛后来对家人说，你们不要学我，我演了一辈子的戏，其实没有意思。
他的最后岁月以经商为生，赚的钱都拿来收容救济东北和华北的流亡子弟，因此“萧老板”很少有盈余，有时甚至入不敷出。
1947年5月，萧振瀛突发脑溢血，昏迷数日后在北平病故，时年五十七岁，据说这与他当时经商失败有关。
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纵横大师，终于以另一种方式谢幕了。
（1398）

张自忠因电报而被跟踪，充分说明当时作战环境的险恶，由此看来，汤恩伯的行踪不定，甚至有时连李宗仁都不知道他在哪里，的确有几分道理。
从东迂回的名古屋第3师团是三个师团中唯一的常备师团，从随枣会战到枣宜会战，它的使命也始终如一，就是寻找和包围汤恩伯。
可是汤恩伯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上次是这样，这次也差不多。
名古屋师团从随县到枣阳，再从枣阳北上，都出湖北到河南境内了，仍然不见对方踪迹。
只好自我安慰，也许汤恩伯已经在网里了，快回去收网吧。
就在他们往回撤的时候，汤恩伯却突然出现，并且将该师团主力包围起来。
在第五战区，汤恩伯第31集团军的战斗力居于首位。被汤恩伯包围之后，名古屋师团左冲右突，却怎么都无法摆脱。
5月15日，经过连续三天三夜的激战后，名古屋师团已伤亡惨重，弹尽粮绝，不得不向第11军司令部发出求援电报。
园部收到电报后手忙脚乱，他的第13和第39师团正在堵击张自忠第33集团军，无法抽出兵力，只好从长江以南临时调了4个步兵大队前去应急。
5月16日，在援兵到达后，名古屋师团总算得以解围，但走出没多远，又在枣阳西北再次遭到汤恩伯的包围和攻击。
时间还是算得好好的，不让你难受恶心个三天不得放行。
本来要包围别人，反过来却连着被人家包围，园部憋了一肚子气。
在破译张自忠电码的同时，他也破译了蒋介石发给第五战区的电报，所以知道中国军队正按照以往的经验，在第11军退却时进行追击。
我说呢，怎么找半天汤恩伯找不到，这个时候他倒自己出来了，原来是为了执行追击命令。
不退了，等汤恩伯再追来时，我要一棒子反击过去，把他给打得稀里哗啦，看他还起劲地跳来跳去不。
张自忠殉国后，继任的冯治安难当大任，第33集团军群龙无首，对日军已构不成威胁。因此，园部得以摆脱后顾之忧，并将三个师团全部集中于枣阳。
不是南撤，而是北上，非把这个可恶的汤恩伯给挖出来不可。
园部并不比前任老冈村要高明多少，你的行动快，人家汤恩伯隐身得更快。
见三个师团杀气腾腾地冲过来，壮汤马上闪到一边。在闪的同时，他又像以往那样，派出许多小部队到日军侧后进行游击和侦察。
我没那个能力去“看风”，破你的密电码，但我可以派人望风，而且同样能够知道你在哪。
曾经围击张自忠的第39师团率先着道。
5月20日，该师团的先头部队——第233联队准备渡河北上。为了寻找合适的渡河点，借助傍晚夜色的掩护，三个鬼子军官蹑手蹑脚地钻进了河岸边的芦苇丛里。
其中两人负责目测这里的河宽和水流速度，看看是不是能够不借助橡皮舟就能徒涉过去。
一看下来，很满意，此处水不深，也不急，完全能淌着过河。
自然还得侦察一下对岸有没有中国军队，要不然就算淌过去也很险。
举起望远镜一瞧，对岸空无一人。
太棒了。
如果三人侦察组就这两个倒也算了，问题是还有另外一个活宝。
（1399）

与前面两位鬼鬼祟祟的样子不同，这位的身份大概高一点，算个讲究人。他不是低头哈腰，而是气宇轩昂地站立在芦苇丛中，举着望远镜往对岸看，小样儿整得煞是带劲。
恩，恩，你们俩说得没错，对岸没有什么情况，我们回去复命吧。
三个笨蛋忙活半天，却不知道对岸芦苇丛里也躲着人，而且同样有望远镜，他们就是汤恩伯派出的侦察兵，后者马上向集团军司令部进行报告。
那天的前半夜大家都在忙着，第233联队忙着卷裤腿，脱鞋子，汤恩伯则忙着调部队，设埋伏。
5月20日后半夜，第233联队开始渡河。
当走到河中心时，对岸忽然枪声大作，什么轻重机枪、掷弹筒、迫击炮，凡是厉害的都搬了出来，子弹炮弹撒着欢地往日军身上撞。
这是非常标准的半渡而击。
第233联队无遮无拦，而且缺乏起码的心理准备，仓促间完全谈不上还击或抵抗，仅被当场击毙在河中的就达到300多人，联队长神崎哲次郎大佐荣幸地位居其列。
这一场仗下来，第233联队光过个河就伤亡一半，已无法再投入使用，第39师团刚刚因包围第33集团军总部，并导致张自忠阵亡而自我感觉良好，却没有想到报应会来得如此之快。
汤恩伯指挥的这次伏击战，愣把三个师团都给吓坏了，没人再敢轻易冒险前进。
5月21日，园部在第11军司令部召集幕僚开会分析。
最后大家得出一致结论：汤恩伯行动飘忽，就跟个弹簧差不多，可伸可缩，很难对其进行迂回包围。
让园部更感苦涩的是，自发起枣宜会战至今，快一个月了，不仅没能围住汤恩伯，相反还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近4千人的伤亡数字，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被汤恩伯给打掉的。
还要不要继续前进呢？
答案也相当一致：不。
这时园部已经通过各方面的情报，知道汤恩伯往其身后派了很多小部队，这些小部队看似微不足道，但只要三个师团继续往前拱，后方一露出空当，他们便能趁虚而入，切断你的粮草供应线，到那时，就是致命威胁。
看来冈村做不了的事，到我也做不了。
当天，园部向三个师团下达统一命令，放弃北进。
在枣宜会战中，“中国派遣军”交给第11军的任务一共有两，一是打击第五战区主力。这个东西模棱两可，你可以说没搞定，因为最终也未能拿汤恩伯怎么样，但园部绝不会傻到这种程度，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成功了，而且相当成功——不成功，会包围第33集团军总部，并使得张自忠阵亡吗？
另外一个，则是西渡襄河，直下宜昌。
如果说前一个问题还比较好交代，那现在这个问题就有些讨嫌了，园部因此曾犹豫不决。
5月23日，园部再次召集幕僚进行商议。
会上，就要不要打宜昌，争论非常激烈，分成了意见截然相反的两派。
（1400）

“暂停派”认为，经过将近一月的作战，官兵不仅极度疲惫，而且由于供给线拉得过长，部队粮草弹药已出现了供应不上的情况。
宜昌在哪里，还在襄河以西两百多里的地方，那样的话，官兵只会更累，供给线也只会更长，一旦遇到汤恩伯集团军这样的强敌，后果不堪设想。
“主战派”毫不相让。
累怕什么，熬一熬也就过去了。现在薛岳的第九战区和顾祝同的第三战区都在进行冬季攻势后的休整，没有能力主动出击，我们不但能再调一些部队过来，而且可以利用沿江运输线进行补给。
听到这里，园部眼睛一亮，对啊，怎么我没想到呢？
从内心来说，园部本来就是站在“主战派”立场上的，他三月份来武汉，才干了不足三个月，西尾又是明白着要扶他上战马的，这个时候撂挑子，说不打宜昌，那真是有点给脸不要脸的意思了。
那就这么定下来，攻宜昌。
园部依计从武汉周边又调来一个第40师团，从而填补了前线兵力的不足。
5月31日深夜，第11军横渡襄河。
吸取第233联队遭伏击的教训，渡河前，各师团首先集中炮兵火力，对南岸进行了猛烈轰炸。
担任河防的是王缵绪川军，无论训练或是装备都很差，头一轮炮击就给轰得晕头转向，再加上夜晚视线模糊，又误把强渡的日军橡皮舟当成了水陆两用坦克。
一看，水面上影影绰绰全是“坦克”，立刻军心动摇，没怎么抵抗就放弃了河岸阵地。
第11军发动的新一轮攻势，完全出乎中国统帅部及其第五战区的预料。此前，蒋介石、李宗仁都还以为枣宜会战只是此前春季攻势的再版，日军受挫后就会原路退回，所以才依葫芦画瓢地下达了追击令。
可是日军现在不是要回家，而是突然过河并直接威胁到了宜昌。
宜昌是川东门户，距重庆在一千里范围以内，其地得失，关乎陪都安全。
保卫宜昌原先是第五战区的份内活。可是在日军发起襄河攻势之前，李宗仁为了将兵力集中起来使用，已经临时调走了原先驻扎此处的两个军，以致于宜昌几乎成为不设防的城市。
宜昌没有守军，战区主力又被第11军抛在身后，再加上第五战区长官部远在老河口，无法准确掌握宜昌方面的作战情况，李宗仁完全陷入了指挥失灵的窘境。
要是张自忠还在，必不致让我落入如此境地。
李宗仁一筹莫展，不得不向中国统帅部发出特急电报。
收到电报后，重庆方面也立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紧张和不安之中。显然，光靠落在后面的李宗仁已经不行了，必须再派一名统军将帅前去宜昌坐镇。
原来统帅部要派的人是张治中，但是张治中从淞沪会战后就打定主意弃武从政，不染兵事了，何况战事都到了这步境头，哪里肯再去趟这股浑水。
最后击鼓传花，传到了陈诚手上。张治中当着面跟他开玩笑，说你这个人本来很聪明，智不可及，可是这次你一去，就成为愚不可及了。
（1401）

对于陈诚而言，这的确又是一个临时垫背的活，自己人还没到，对方倒已摆好阵势，在那里等着了。
明知道结果不妙，有可能会像桂南会战那样，只不过临时救场，救到最后却不仅无济于事，还得挨处分，但陈诚又不能不去。
在蒋介石眼中，你就是救火队长的角色，派你到处救火，那叫器重，能不去吗？
6月4日，陈诚乘轮船到达宜昌，跟随他东下的只有一个步兵团。
一个步兵团能做些什么？陈诚在路上就请旨将在重庆整训的第18军调到跟前，其次则是要求由重庆方面直接负责粮草弹药的补给。
6月8日，第18军才从宜昌码头下船进入城区，从而填补了原先的力量真空。
但是留给救火队长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
陈诚前脚刚到宜昌，园部后脚就知道了，当然还是通过密电破译。第11军司令官立即改变原有按部就班的部署，命令各师团全速向宜昌前进，甚至于放弃沿途所占领的一些城市，为的就是要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
由于第五战区实际处于指挥失灵的状态，沿途虽还有很多部队，却没人敢或者肯去阻击日军，几乎是敞开大道让对方走，结果宜昌正面近乎是裸露在了外面。
第18军急匆匆赶到宜昌，连喘息和熟悉阵地工事的时间都没有，日军三个师团便已杀到城下。
6月12日，在连续苦战三天后，腹背受敌的第18军终于不支撤退，宜昌失守。
陈诚是个身经百战的老军人，在奉命之前，他对宜昌能不能守，其实已然心中有数，但当担心真的变成现实时，心情还是非常难受。
此时退出宜昌的第18军已经遭受很大伤亡，且人困马乏，但陈诚仍把部队组织起来，转而准备截断日军的后方交通。
交通线就是生命线，谁也不能让，于是双方又围绕通往宜昌的公路打了起来。
有公路就能开坦克，日军坦克如今连战防炮都很难将其打穿，只能找它的命门。
结果找到了，是履带，第18军把重机枪集中起来，用装甲弹把坦克战车给打得一步都不能动弹。
可纵然如此，陈诚仍无能力继续前进，只能让第18军趁晚上后撤。
接到撤退命令时，已是半夜十二点。那天晚上没有月亮，各部队只能依靠指南针判断方位，摸索着前进，其中有一个团走出五里路，忽听得自己旁边人喊马嘶，仔细一听，竟然是日本人的口音！
黑暗之中，既无法知道这股日军究竟有多少，也不敢贸然发起进攻，怕一开枪，没打着对方，反倒把自己的队伍给搞乱了。
团长心一横，那就一起同行吧。
这时日军也发现了对方，可他们也不声不响，只顾着低头赶路。
这个晚上真的够紧张，也够有趣。两个生死对手，肩擦肩地往前行军，走了一段之后才各自分开。
不要以为是错过了战机，回去之后，那位团长才知道，他碰上的，绝不是一支小部队，而是从宜昌撤出来的大部队，假如开火，自己根本捡不到半点便宜。
至于日军当时为什么也那么老实，则多半是因为同样不明对方虚实，索性赶路要紧。
（1402）

园部此次能够占领宜昌，算是他声东击西的精彩之笔，怎么又要撤呢？
原因是“中国派遣军”要求日本第11军进攻宜昌，并不是说要一直占领那里，而只是为了造成对中国军队的打击，减少武汉周边的威胁。
第11军占领宜昌的当晚，园部就告诉三个师团驻守一周后，就要返回。那这一周干什么呢，简单，就是打砸抢，把宜昌的军事设施破坏个彻底，让此地以后不能成为中国的军事基地。
可是园部很快又改变这一命令，而他的朝令夕改，实在是没有办法。
在三个师团都西渡襄河之后，园部另外调来的第40师团负责断后，以掩护其它三个师团放胆进攻宜昌。
有陈诚在宜昌挑担，李宗仁便把心思都放在第40师团身上，组织第五战区的各路大军对其进行不停顿的围攻。
由于战场集中在山区地带，重炮和战车都无法使用，第40师团作战时受到了很大限制，最终被困在山里，出不来了。
王缵绪川军的战斗力本来很薄弱，打不了硬仗，张自忠在南瓜店被围，其防线最早就是从川军那里被打开的，不过他们有一个西南部队大多具有的优点，那就是比较适应山地战和游击战，人人都会爬山，而且仗打得顺时也挺“人来疯”，一来二去竟然代替打惯阵地战的汤恩伯集团军，变成了围攻第40师团的主力。
经过七天七夜的围击，第40师团连师团长都被川军给打伤了，在付出沉重代价后才得以突出重围。
第40师团的遭遇，犹如给园部脑袋上当头来了一棒，再一盘细帐，自发起枣宜会战以来，第11军竟然已伤亡了一万多人，相当一个师团的基干部队没有了，而且在连续作战一个多月后，部队已疲惫到极点，有的兵在行军时边走路边打瞌睡，走着走着就摔倒在了路上。
第11军兵力有限，不能因为想在宜昌多守几天，弄得偷鸡不着蚀把米，连武汉防守都成问题，鉴于这一考虑，园部便向“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报告，要求提前撤出宜昌。
占领了宜昌，西尾认为可以跟日本统帅部交代了，大笔一挥：同意。
从6月15日开始，第11军的三个师团分批悄悄地撤出宜昌，这也就是日军为什么要急匆匆赶夜路的原因。
这对陈诚来说本来是个好消息。
日军要是不撤，可以肯定哪怕你咬碎牙都攻不进去，现在管他是怎么撤的，只要撤了就行，正好还可以从后面进行追击，狠狠地占一下便宜。
正在部署，却传来一个让他哭笑不得的消息，日军去而复返，又回到了宜昌。
促使园部再次反悔的，是长官意志，更确切一点说，是日本统帅部，即参谋本部的意志。
近阶段的国际形势又变了，变得似乎对日本极其有利。1940年6月14日，德军浩浩荡荡地开入巴黎，以贝当元帅为首的法国政府很快选择了举手投降。
这一消息犹如给日本人打了一针强心剂，后者原本在中国战场上已顾虑重重，现在又兴奋起来。
贝当是什么角色，那是一战英雄，法兰西的救世主，没有他，法国就不可能在残酷的一战中取得胜利，连他都低下了头，看来不打还是不行啊。
（1403）

撤军计划再也没人提了。如今的参谋本部要展示一下的，是他们的霸气。
埃菲尔铁塔上贴着最新标语：“德军无往而不胜”，那是在欧洲，在亚洲，无往而不胜的应该是我们日军，同样是仇敌满天下，但同样可以做到打遍天下无敌手。
宜昌绝不能放弃，而要牢牢占领，使之作为向中国大后方进攻的两大跳板，这样的话，蒋介石总有一天会被迫走上贝当的老路。
长期占领宜昌是件大事，意味着必须向关内增兵。6月15日，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军令部总长博恭王双双进入皇宫，分别代表海陆军向裕仁天皇请示旨意并得到了许可。
6月17日，最后一个撤出宜昌的第13师团接到命令，只得原路返回。之后，这个师团几乎就是自食其果的典型——他们走的时候，已按照指令把能破坏的都破坏了，回去以后连睡觉的地方都找不到。
重占宜昌，园部不用为武汉防守力量可能遭到削弱而担心，因为日军统帅部已将关东军第4师团调入关内，并加入了第11军作战序列。
从头至尾，最杯具的人应该算是陈诚。
一败桂南，再败宜昌，你要说都像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那样，大家面对面站好，你一拳过来，我一脚过去，最后使完了力气，即使败了也好说，偏偏这两次都不是这样，全是眼看快输了才临时交接棒。
用陈诚的话来说，就是别人偷了牛，却要由他来拔拴牛的橛子，最后人证物证俱在，你往哪里逃？
还没等陈诚自怨自艾个够，围攻的就上来了，而且黑压压的，全是人——自己人。
陈诚此时的主要身份，并不是总司令或战区司令长官，而是政治部部长。
政治部成立于“大武汉”时期，是当时军委会下属的四大部之一，与其它部相比，政治部偏向于抗战宣传，属于“卖狗皮膏药”的部门，然而唯其如此，要想有所成绩，其复杂性和操作难度，一点不比军政部或者军令部低。
陈诚出任政治部首任部长时，很多人都不服气，有人甚至笑话陈诚是“党政上之游击”——在党政这碗饭上，你陈某人不过是个不入流的游击队员而已，连正规军都算不上。
的确，虽然陈诚已经指挥过淞沪会战、武汉会战这样的超大规模战役，但在官场中他还只能算个小字辈，而官场又不比战场，没法直接记军功，一下子升得这么快，不超来羡慕嫉妒恨，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一边是数不清的流言和中伤，另一边却是政治部早期的红红火火。
在陈诚执掌时期，政治部是国共合作最融洽，产生合力也最集中的一个部门，在抗战宣传上更是搞得轰轰烈烈，“卖狗皮膏药”硬是卖出了效果，令人刮目相看。
（1404）

应该说，陈诚无论在军事还是政治方面，都有一定的能力，而且他性格要强，非常能吃苦，因“能干，苦干，硬干，强干”曾被称为“四干将军”，属于标准的工作狂，这一点与蒋介石颇有相似之处。
可是在优点相同的情况下，两人的缺点也惊人的一致，就是“毅”不错，却都缺乏一点“弘”的修养和技巧，为人处事锋芒毕露，周围不小心得罪过的人常常多得连他们自己都记不清。
由于资历较浅，很多政府部门的高官都曾是陈诚的前辈或老领导，陈诚在公开场合见了他们毕恭毕敬，比如何应钦要叫敬公（何应钦字敬之），连顾祝同也得称之为墨公（顾祝同字墨三）。
然而尊敬归尊敬，真正办起事来，陈诚却是六亲不认，该反对谁就反对谁，有一说一，没半点含糊的。
孔祥熙一直将陈诚看作是小老弟，对其很赏识，曾经利用行政院长的身份，在何应钦面前竭力推荐陈诚做军政部次长。陈诚原来也很尊重孔祥熙，不仅当面称“孔庸公”（孔祥熙字庸之），而且自谦为“晚陈诚”。
本来两人的私交应该很好，但让孔祥熙万万想不到的是，陈诚入朝为官后，几乎没有哪一次不朝着他开火，搞得他十分被动。
原因就是陈诚认为孔祥熙掌管的财政部充满贪官污吏，而陈诚一生，最恨的就是贪污受贿。
在陈诚的屡次弹劾下，孔祥熙狼狈不堪。
有熟人看不过去，就想从中疏通，便对陈诚说：你这样不好，得罪人太多，树敌也太多，不是好事。
陈诚马上回答：你和孔祥熙有交情，我和他也有交情，可是我们不能以私废公，你不能包庇他！
“孔庸公”被陈诚搞得没有办法，只好亲自登门，向陈诚作解释，说你不了解我们财政部的内部情况和操作程序，事情不是你想像的那样。
陈诚仍然不为所动：不是那样，那你说是哪样？
孔祥熙彻底崩溃，万般无奈之下，出了个无法之法，建议对方从政治部派员到财政部上班。
这就等于是在自己办公室设置监控摄像头了。孔祥熙认为退到这种地步，陈诚应该不好意思再逼之过甚了。
错，在这方面，陈诚根本就没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的，他真的派了人去财政部。
这是文官，对于军中老前辈，陈诚同样毫不客气。
何应钦一人身兼参谋总长及军政部长两职，可谓位高权重，但他和陈诚在性格作风上泾渭分明。
“何婆婆”举止文雅，特别是待人温和，即使部下犯了错或有唐突之处，也很少当众大声呵斥。
塘沽停战协定签订前，脾气火爆的刘戡曾对着他拍桌子，还骂他是汉奸，当时何应钦被气得直哆嗦，但也只反问了一句：假如现在你是北平最高负责人，我是你手下的一名师长，我用这种态度对待你，你做何感想？
之后何应钦并没再追究，更谈不上打击报复穿小鞋之类。
如果说何应钦是“儒士”，陈诚就是“金刚”，相互都看不惯对方，何应钦只要有把柄被陈诚抓在手里，后者照骂不误。
这么一圈下来，不老实的，老实的，穿长衫的，着军装的，陈诚几乎没有一个不得罪。
（1405）

到宜昌失守，一股蓄积已久的情绪就像决堤洪水一样，突然渲泻出来。
其实大家都知道宜昌失守跟陈诚本人没多大关系，要追查责任，蒋介石和李宗仁的责任还更大一些，说白了，这就是一个借口。
你平时不是就喜欢“弹”你“弹”他吗，好，今天我们大伙也来弹劾弹劾你。
宜昌失守只是一根藤，顺着这根藤，陈诚的老底被掀了个底朝天。
远的咱们不说了，就看最近的，倒着往前数：枣宜会战，败了，宜昌失守；南昌会战，败了，南昌失守；武汉会战，败了，武汉失守。
这哥们压根就没打过什么胜仗嘛，敢情全是败仗，什么“四干将军”，分明是“三昌将军”！
南昌会战，陈诚不过挂了个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名，那仗跟他半根毛的关系都没有，真是没有最冤，只有更冤，冤得一塌糊涂，无边无际。
这种情况下，已不是你反驳不反驳的问题，而是泔水盆子扣脑袋上，让你想躲都躲不掉。
孔祥熙身为文官领袖，很少具体过问前方军事，此时也气愤地跑出来大嚷：“宜昌如此重镇丢失，不杀几个将领，那还得了？”
私下里，老孔说了真话：陈诚这个人，我向来帮他，不料他夜郎自大，得志之后反而咬住我不放，简直莫名其妙。宜昌这件事，他既然爱挑担子，那就让他挑到底吧。
几个回合下来，陈诚被整得满头大汗，第18军的好几个将领都受到了处分，虽然没像孔祥熙嚷嚷得那样人头落地，但“土木系”已是威风扫地。
陈诚以为到头了，不料一起了头就没有结束的时候，这根藤刚扯完，另一根藤又冒了出来。
有人站起来说，现在政治部的工作也很差劲，哪有什么成绩可言。
下面立刻应和声一片。
转瞬间，陈诚又从“党政上之游击”沦落到了“党政上之疟疾”，由门外汉变成了打摆子的病汉。
事已至此，他真正尝到了墙倒众人推和虎落平阳被犬欺是什么滋味，不久便被迫向蒋介石递交辞呈，要求辞去政治部长。
蒋介石同意了，宣布决定那天他亲自到政治部讲话，特别提到， “政治部没有成绩”，不是陈诚的责任，而只能怪部里的其他人没有把活干好。
他话里有话：听说你们还老同别人搞摩擦……
轮到陈诚发言，却让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我不同意“委员长”的话。
政治部工作是有成绩的，但这个成绩不是我的，是政治部各位同仁，你们大家的。
陈诚说：我们没有跟别人闹摩擦，但是不能禁止别人跟我们闹摩擦！
有人担心地朝蒋介石偷觑了一眼，没想到后者一点没有生气的表情，反而脸上还挂着笑容。
他很清楚这位部下的个性，以陈诚的忠诚程度，绝不是要跟他当众唱反调，而是要表明态度，一种绝不服输的态度。
随着日军长期占据宜昌，重庆受到直接威胁，此时正需要有经验的大将保卫重庆，这个人要拿得起放得下，跌倒了还能再爬起来，除此之外，必须是绝对靠得住的“忠臣”。
环顾左右，非陈诚莫属，所以有时候倔一点并不是坏事，是好事。
对于陈诚来说也是如此，只有回归老本行，到战场上去体现价值，才能找到继续往上攀登的阶梯。
（1406）

宜昌失守的教训表明，李宗仁第九战区难以顾及江岸战场，要保卫重庆，就需要在宜昌到重庆之间建立一个新战区。
宜昌原先有一个第六战区，但这个战区是配合薛岳第九战区而设立的，其目的也主要不是为防卫宜昌，而是确保湘西。之后，因为桂南会战暴露出机构设置过多的问题，包括桂林行营、第六战区在内都被撤销掉了。
1940年7月1日，中国统帅部决定在宜昌以西重设第六战区，任命陈诚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 。
当时随着抗战深入，各个战区的问题都越积越多，第六战区虽然是个新战区，然而也无非是把七七八八的部队拼凑在一起而已，所以该有的一样也少不了。
陈诚把问题都摆在桌上，发现最棘手的是两条。
其一，缺额。每支部队都缺，而且缺得触目惊心，看看一个军，其实不及一个师，看看一个师，其实不及一个旅。
如果对军队实际情况不了解，指挥打仗时就很成问题。比如按照日本人的“大队定律”，你进攻他的时候，前面一个日军大队，你得至少派上三个步兵师，但结果这三个步兵师只能称为三个步兵旅，最多合一个师，那如何攻法？
其二，缺粮。因为运输困难，后方军粮不敷需要，导致部队常闹粮荒。在这种情况下，当兵的连肚子都吃不饱，哪里还谈得上打胜仗。
过去，张自忠曾为此百思无计，以致于只能以兵团或集团军总司令的身份亲犯其险，用以鼓舞士气。
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张自忠那样正直，利用部队缺额缺粮来吃空额，从中贪污腐化的不在少数，陈诚对此深恶痛绝。
缺额，那就一支一支部队清查下去，据实上报，缺多少兵让上面拨多少下来。
缺粮，表面看来是运力不足，但陈诚一调查，里面却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内幕。
重庆政府财政拮据，运粮船的报酬给得很低。长江上的船夫也要吃饭，也要养一家老小，不是一句爱国抗日就能打发过去的。有的船夫不堪其苦，又不敢不接活，往往运输时就出工不出力，明明一天可以运到，三四天也到不了，更有甚者，还故意把粮船给弄沉了。
陈诚就作出规定，你运多少米，我给多少钱，而且不打白条，这样一来，不仅未再发生过沉船事件，船夫运粮的积极性也马上高涨起来。
运费高了，军政部不给报销，陈诚就直接拿着帐册去找何应钦，“何敬公”被他缠得受不了，只好特许第六战区实报实销。
可是军政部长要负责的也不是就一个战区，你要特殊，他要特殊，如何受得了，这也是后来两人矛盾加剧的直接起因。
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陈诚管不了那么多，他只知道，第六战区的问题初步解决了，又有了好好打上一仗的能力和把握。
（1407）

1941年9月中旬，日本第11军再次进攻长沙，从而引发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国统帅部要求其它战区主动出击，在最大程度上缓解薛岳第九战区的压力，以免各战区都被日军各个击破。
真正响应的就一家，也就是陈诚的第六战区，反击的目标不用说，自然是宜昌。
驻扎宜昌的仍是第13师团。当时的大部分日军师团都进行了编制压缩，由两旅四联队制，变成了一团三联队制，但由于宜昌地位特殊，第13师团不缩反扩，成了一个超规模大师团。
从关外调来的第4师团没有打过什么仗，是一支满员满额部队，但它也没法和第13师团比，后者的基干和配属部队全部加起来，达到2万6千人以上，军马更是接近万匹。
如果没有其它因素发生，陈诚别说反攻宜昌，能老老实实看住重庆的大门，就非常了不起了。
但是第二次长沙会战，给陈诚带来了机会——第13师团为此被抽去了三分之一的兵力，只剩下三个联队。
从9月27日开始，陈诚调动五个军对宜昌展开反攻。
由于占有人数上的绝对优势，陈诚运用分割战术，很快就在外围将第13师团的各个联队分别包围起来，其先头部队已到宜昌城下。
10月2日，蒋介石致电陈诚：不顾一切，三天内夺回宜昌。
陈诚调上战防炮，这回他开发了特种武器的另一妙用：不是打坦克，而是直接对准日军据点进行射击，穿甲弹、爆炸弹一起上，把据点工事轰塌了再说。
当时正好有一个东京慰问团在对医院对伤病员进行演出，得知宜昌被包围，这些人脸上白粉也不用涂了，脸色变得煞白，再过一会，听到炮弹落入城内，手脚抖了起来，不让跳舞也要跳舞，又过一会，医院院长说，你们不用在这里表演了，换个场地吧，因为伤病员全拿着枪到前线去了。
到了新场地一看，地上死的伤的躺一堆，都是刚抬下来的，见到这一惨景，演员们哪里还有胆量和兴致再表演，一个接一个地找借口溜出了医院。
10月6日，陈诚成功完成外围破坏，宜昌通往各地的公路无一完好，附近赶来救援的第39师团欲速不达，只有干着急的份。
第39师团临时想招，决定用飞机来运人。可是一架飞机每次最多坐八到十个人，多了载不了，到第三次往返时，还被陈诚发现，第六战区的高射炮一炮过去，机毁人亡，吓得第39师团和航空兵都不敢再使用这个蠢办法了。
10月8日，陈诚派部队乘坐民船，在长江上用迫击炮对宜昌进行打击，继陆路之后，又封锁了其水路交通。
此时，第13师团已被打得乱七八糟，各个联队之间你救不了我，我救不了你，宜昌更是处于团团包围之中。
10月10日凌晨，陈诚集中140门火炮，对宜昌发动最后的总攻。
（1408）

一时之间，守城日军四面告急，师团长内山英太郎中将认为形势已无法扭转，遂下令烧毁联队军旗及机密文件，并且从他开始，全体高级官佐必须做好自杀准备。
他的参谋长连诀别电报都起草好了，上面特地提到，东京慰问团这回也得跟着倒大霉了，然而实在没有办法。
内山拿着电报看了看，觉得没说到点子上。
你虎啊，宜昌失守是要追究责任的，何况东京慰问团都陷在里面，不弄得像那么回事，就算自杀也讨不得好啊。
于是他刷刷添上：我们殉国了，而且是在高呼“陛下万岁”中殉国的。
明白师团长的意思后，参谋长专门叫来副官，让他组成一个敢死队，在电报未发出前想办法突出重围，以便以后向统帅部报告师团司令部的“悲壮场面”。
内山的命好，他的良苦用心最终也没派上用场。因为当天第39师团在第11军司令部的严令下，终于不顾一切，拼死冲破层层堵截，到达了宜昌附近，除此之外，进攻长沙的日军也已被迫回撤，准备调过头来对宜昌进行援救。
10月10日夜，第六战区奉命撤出宜昌战场。
按照日方统计，日军此次伤亡接近7千人，尤其第13师团受损最为严重，但陈诚仍闷闷不乐：就差一步，怎么还是进不了城呢？
此时第二次长沙会战已经结束，报端一片欢呼，照例又是“长沙大捷”，把宜昌反击战盖得没了一点声音，陈诚心里颇不是滋味，他对幕僚们说：伯陵兄（薛岳字伯陵）能打退敌人，我却攻不下宜昌，真不中用。
幕僚安慰他：我们本来就是策应长沙会战的，长沙胜利，不就是我们的胜利吗？您的战略战术没错，之所以未能最后攻克宜昌，主要还是部队战斗力欠火候，以后继续加强训练就是了。
陈诚当着众人的面点点头，但其实强颜欢笑，好长时间都不能释然。
蒋介石倒是很体谅陈诚。他到长沙去参加第九战区举办的祝捷大会，一开始就说，跟日寇作战，没一个敢主动反攻的，只有第六战区的陈长官例外。宜昌虽然没能攻克，但第六战区牵制了日军，使长沙会战获得胜利，实为功居第一！
陈诚听到后，这才好受了一些，并埋下头来继续加强军队整训，为下一次战役做准备。
事实上，陈诚所羡慕的第二次长沙会战就战绩而言，并不算突出。在此之前，已经有过一次出色的战役，那次战役才被称为是抗战以来最精彩的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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