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回 黄巾之乱
引发一个王朝崩溃的理由有很多，除了给末代帝王戴上“昏庸无道”的帽子以外，因灾致乱的理由更是有永远不会缺席。一般认为触发黄巾之乱的直接原因，便是连年大旱导致的粮食欠收。然而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来说，包括水灾、旱灾、蝗灾、地震等类型的灾害是再熟悉不过的了。把视线放在那些王朝盛世，同样会看到很多灾难的记载。根据不完全统计，东汉时期见诸于史册的自然灾难就有将近400次。
并不是每一次灾害都会涉及到同一片土地。以记录最为完整的京都洛阳为例，其在1个半世纪时间中所遭遇的自然灾害约为百次。以此为数据为参照的话，仍然称得上是多灾多难。这意味着政府应对灾难的能力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从更高层面来说，这些频发的灾难以及由此形成的救灾能力，客观上还是促成中央之国形成的基础原因。
农耕是文明产生的基础，通过驯化粮食作物提升土地的产出，人类方有可能在一个地区聚落更多的人口，并让一部分人脱离第一产业去发展文明所需的其它要素。对“水”的利用和治理，是扩大耕地数量和提升人口数量的重要手段。考虑到人类在自然力面前的渺小，任何一项水利工程的实施势必都必需在团队合作的基础上进行。而这种组织行为所催生出来的文明类型被称之为“治水文明”。
治水文明理论可以完美解释为什么大禹领导治水之后，能够帮助华夏文明从部落联盟跨入广域王权国家行业。在进入国家阶段之后，以治水为代表的灾难治理能力，亦是考察政权强弱的最重要指标。国家所收取的赋税如果没有救灾功能，那么政权的基础必将岌岌可危。鉴于很少会发生全国性灾害，中央政府还可以在某个地方受灾之时，从那些未受灾地区调配资源（包括让受灾地区民众，迁徙到未受灾地区就食），客观上增强各地区之间的地缘联系度及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感。
简而言之，表面看是某个王朝在末世总会有大灾所激起的民变，本质却是中央政府调配资源的能力被削弱。或者政府应对灾难的能力不足而不是灾难本身，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这种控制力的减弱需要一个过程，民众被政府治理能力的失望，也会有一个时间累积，爆发之前的那场天灾只不过是一根导火索。
以黄巾之乱的发生时间来说，灾害本身甚至都不是导火索。根据历史记载，在黄巾之乱暴发之前的公元183年、182年夏天的确出现了旱情，不过历史记载其实还有一条，那就是公元183年其实是个“大有年”也就是大丰收的年份。换句话说，准备在184年春天起事的太平道信徒们，在谋划之时的境遇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惨。
诚然，东汉王朝在末世所遇到的这次民变，是在很多基础性原因的共同作用下发生的。除了在王朝初年没有归零前朝所累积的土地矛盾以外，东汉的确在天时上也有些不济。根据研究，东汉开国之后不久全球气温就开始呈下降趋势，至黄巾之乱时正好处在最低点。虽然此后有差不多有一半的历史时期，年平均气温比这个低点还要更低，但好与坏从来都是比较出来的。
比之西汉时期的气温高点，东汉末年的气温低点降幅超过3度。这种被称之为“小冰河期”的气温下降现象，造成的一个重要影响是极端天气发生的概率升高，进而造成粮食整体减产。历史记录也告诉我们，东汉比之西汉的灾害发生频次要更高，王朝后期亦要比前期更多。这一趋势的存在，无疑对中央政权调配资源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幸之处在于，东汉王朝在这个能力上又有些先天不足。
虽然类似黄巾之乱的民乱，出现几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就黄巾之乱本身的技术特点来说还是很值得一提的。许多人在观察历史时都会有个疑问，奴隶或者农民的数量往往要远多于统治者，为什么会甘于接受自己的命运。那个大家应该都听过的筷子的故事，可以帮忙解开部分疑惑。弥留之际的老人通过一根筷子容易折断、一把筷子不容易折断的试验，告诉子女们团结有多么的重要，但故事却没有告诉读者将彼此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到底是什么。
血缘关系是将人类聚落在一起的最原始纽带，筷子的故事中老人所希望孩子能意识到的正是这层关系。放在社会进化层面看这个问题，由血缘凝结成的初级群体即为“氏族”。只是单纯靠血亲凝结所能聚落氏族，管理极限一般只能到数百。随着若干氏族结合为部落，再进化成部落联盟、国家，组织形式亦随之一次次的进化。
在人类每一个阶段的进化中，都有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在无形中起着作用，它就是“意识形态”。抛开“意识形态”这四个字被赋予的特定政治含义，它本质所指的一种观念、认知的集合。以此来说共同的兴趣爱好、对事物的观点乃至对某位明星的认同感都可以算是意识形态的一种。而将华夏文明凝结在一起的“祖先崇拜”意识，算得上是最早在人类社会中发挥组织作用的意识形态。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以祭祀为表现形成的意识形态凝结，与军事能力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
宗教是比祖先崇拜更具普世性的意识形态，相比更依赖于血缘纽带的祖先崇拜，更容易兼容不同的种族，这点从宗教在西方文明史中所发挥的作用便可看出。从这点来说，华夏文明由祖先崇拜演化而来的“家国”模式的反倒是有些异类。借助东亚半封闭于旧大陆的地缘位置，这种略显原始的组织模式是发展出当下这般大而不倒的体量。虽然在扩张影响力时的兼容性欠佳，但却胜在自身极强的稳定性。
在祖先崇拜这根意识形态主线之外，宗教同样在中央之国的文化乃至政治史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力。在所有试图以宗教为意识形态武器谋求政治诉求的大事件中，太平天国是最近的一次，而以“太平道”发展信众的黄巾之乱则是这一模式的开端。与拥有更多强力手段辅助管理的合法政权相比，一穷二白的“民变”要更为依赖意识形态武器。如果用中国古人可以理解的语句来释读这件武器就是对民心的收服。
太平道用以收服民心的基础手段被称之为“符水治病”。东汉高密度的天灾及由此所产生的瘟疫，是太平道得以迅速传播的自然环境背景。所谓瘟疫即为时下所称的传染病，现代医学告诉我们疫病的载体是细菌或者病毒。这意味着天灾乃至因灾死亡的之人并会不直接产生瘟疫。然而天灾之后发生瘟疫的概率却的确要比正常时期要大，因为现代医学还证明了一个古老的常识，对抗传染病的最好办法仍然是隔离或者说降低人口流动性。天灾则会在客观上加速人口的大规模无序流动。
在交通不甚便利的古代社会，尤其是农业社会背景的中央之国，正常情况下某地发生疫病也不会大面积扩散。问题在于天灾之后带来的饥荒现象，往往会迫使求生的灾民流向其它地区。在这个流动过程中，如果有疫病发生就会发生大面积传播现象。受迅速攀高的死亡率影响，恐惧又会驱使民众进一步逃向其它地区。武汉在2020年春节前后所发生的新冠病毒传播事件，用血淋淋的教训告诉人类：在指数级传播模型之下，即便只有少数患者接力完成这条传播之路，也足以造成致命的影响。
如果一个地区的民众受灾之后能够迅速得到救济（包括有序迁徙），将很大程度降低疫病扩散的风险。即便疫病已经发生，用强制禁绝人口流动的方式亦能加以控制。事实上鉴于人口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而无论基于什么原因出现流民都将增大管理的难度，将人口固定在土地是一直是历代中原王朝所秉持的方针。只是当国家机器已因矛盾累积而变得异常迟缓时，在普遍求生欲的驱使之下，一切都会变得不可控。
技术角度看，太平道和符水并非真的能治疗瘟疫，真正起到作用更多是人体自身的免疫力。不过作为一种安慰剂，信仰和符水也并非一无是处。最起码可以让信众不再因恐惧支配变身为流民，而稳定的情绪和规律的生活亦对免疫力的提升有正面效果。至于那些饮用符水后病情没有得到缓解的民众，同样不会有损太平道的威信。将他们归因为心不够诚，会让最终活下来的信众更加坚信拯救自己的是信仰和符水（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换句话说只要你喝下了这碗符水，无论是生是死都可以成为太平道信仰有效的证据。
这套足以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理论，让太平道和后世那些仿效者，总能够借乱世迅速收获一大票信众。身为冀州巨鹿郡人氏的张角，并不是东汉第一个策动民变的领袖，甚至不是第一个用符水治病的宗教领袖，但他却是最有野心和抱负的一个。与那些着眼于解决眼前矛盾的起事者不同的是，张角从传播太平道开始时就抱着谋定天下的目标。
历史记载，张角是在公元170前后开始布道，仅仅用了十余年的时间其信众就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从地理角度看，太平道的触角可以说是延伸到中央之国在长城以南、南岭以北的所有第三阶梯地区。这一分布特点即印证了太平道的传播能力，也反映了在这个地势低平的地理区间，官府更加难以通过控制官道而阻止流民的移动。为了将这些已经在意识形态上归一的信众组织起来，张角将分散在各地的信众依地域共分置为三十六方，各方均设“渠帅”一职进行管理。与符水相配合的还有“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政治宣言，这样做可以让信众们知道，他们加入太平道所收获不仅是活着的希望，还有机会活得更好。
仅仅将信众组织化还远远不够。即便拥有上百万的信众，太平道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还是显得很弱小，尤其洛阳身后还有半个中国并没有受到太平道的影响。有鉴于此，张角一开始就制定了直取洛阳的战略。首先筹谋的是暗中在洛阳积极发展信众以为内应，尤其是能够进出宫室的宦官和禁军。依托太平道已在洛阳外围形成的巨大影响力及那套“上承天命，下救黎民”的宣传，这一策略的实施卓有成效。
其次为了毕其功于一役，太平道并没有准备在所有信众分布区同时举事。在东汉的行政区划中，负责东向拱卫洛阳的是归属司隶的：河内、河南三郡，这两郡与山西高原南部的河内郡合称为“三河”。在与河内、河南两郡相接的冀州、兖州、豫州、荆州四州同时起事并向洛阳方向进军，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为了完成这一战略，那些无法为一斩首计划直接服务的地区，信众们在战前即已秘密向上述接近洛阳的区域集结。比如在举事之前，就有数万来自荆扬的信众被潜往位于冀州最南部的邺城（邺城为太平道的传教中心）。从这些信众能够如此大规模、大范围的流动可以看出，帝国统治机器已然处于失控状态。
以太平道所拥有的资源来说，上述计划堪称完美。只是如此大规模的筹谋，完全不暴露的机率是很低的。由于消息提前被泄露，太平道在洛阳所联洛的内应们被提前清除，得知事情败露的黄巾军被迫将起事时间由三月提前至两月。为了应对这场处在爆发期的民乱，帝国中央除调集各路人马进剿之外，还在拱卫洛阳的八个关口设置“八关都尉”以为最后一道防线。这道终极防线最终并没有在黄巾之乱中发挥作用，与河内、河东两大缓冲地相接的那些州郡成为了双方残酷厮杀的主战场。
随着那些被黄巾军夺取的城邑相继被收复，尤其是张角兄弟的败亡，东汉王朝前后花了十个月时间算是成功的渡过了最危险的爆发期。为了庆祝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汉灵帝在当年12月大赦天下并将年号更改为“中平”，这次改制亦成为这场民乱的分水岭。此后则多年间全国各地又有数十起以黄巾军名义起事的民乱。比较知名的有以中山国故地主根据地、活动于太行山地的“黑山军”；在河东郡白波谷（山西襄汾县永固乡）起事，向北侵扰太原郡、向南为乱三河地区的“白波军”；以及以青州为本部，劫掠兖州、徐州的青州军。只是与之前政治目标明确的张角相比，这些散发的民乱无论真的与太平道的残余势力有关还是纯粹为托名，都已不再有颠覆王朝的抱负和力量。
能够如此快速的度过最危机的时刻，得益于东汉朝廷做出的一个重要决定，那就是允许各地征召“义兵”，并自由选择攻击各地的黄巾军。“三国”概念的源头人物：曹操、刘备、孙坚三人皆是受益于这一政策，得以在第一时间培养自己的武装力量并在东汉政治舞台崭露头角。其中在收复南阳郡治宛城战役中立下大功，进入荆州发展；曹操则领军在颍川郡解救了被黄巾军围困的官军主力（皇甫嵩部/长社之战），开启了在大河之南的崛起之路。
相比孙坚、曹操二人皆因平乱之功得到郡守级别的官职，获益相对较少。除了起点较孙曹二人要低以外（孙、曹二人在参战之前都已有官职在身，刘备为白身），还与刘备并没有在主战场出现有关。在涿郡募得数百人的中山靖王之后，并没有南下参与冀州战事，而是向北参与了幽州战事。由于并非属于黄巾军围攻洛阳的重点地区，幽州黄巾军的力量并不强大，更像是一支借势而起的偏师。一直到四年之后，刘备才因这个二线战场所积得的小功而获得了一个县尉之职（后升至平原县令）。整个过程中最大的收获，反倒是培养出了关羽、张飞这两个左膀右臂。
豪杰们固然凭借他们的个人能力，在这个乱世中各领风骚，但真正支撑他们存在的，却是各地方豪强。在曹操、刘备、孙坚和其他力量的身后，你都能够看到他们的身影。豪杰们希望建功立业、豪强们希望保一方平安，散发的民乱让朝廷不得不坐视地方武装继续坐大，并给予他们正式的管理权。只是当黄巾之乱的销烟渐渐散去之后，那些希望帝国重回一统的士大夫们终于发现，真正的混乱才刚刚开始。

附：黄巾之乱主战区示意图

第三回 凉州羌乱
汉王朝对中央之国版图的最大贡献，是将视野延伸到了天山南北。此后历代王朝在西域的存在虽时断时续，但这个记忆开端却是至关重要的，尤其对于在祖先崇拜信仰熏陶下， “自古以来”意识强烈的中国人来说，这些历史记忆让他们很难割舍这片土地，哪怕它暂时看起来会成为内地省份的财政负担。在所有能够帮助人们回溯那段记忆的证据中，1995年出土于新疆尼雅古城的汉代蜀锦护臂“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因其预言般的文字而倍受世人瞩目。如此祥瑞若是放在王朝时代，甚至可以让帝国皇帝更改改年号以示庆祝。
鲜为人知的是这块织锦其实只是半块，属于另一位战士的那半块护臂上还有三个字——平南羌。每个王朝在末世之时都会遇到内忧外患叠加而来的困扰。二者又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为了抵御外患而不得不在内部征收更多资源，由此透支的内存和激起的民变又反过来削弱王朝抵御外患的能力。通常情况下，中原王朝外遇到的外患主要来自于长城以北，不过拖垮东汉王朝的“外患”却是来自于西北的羌乱。
以当代的国家概念来说，将羌乱视为外患并不是一个政治正确的说法，因为那部分让东汉王朝感到头痛的羌人，在当时已经被纳入了王朝的统治序列。事实上即便是以匈奴为代表的北方游牧者，很多多也以不同的形式接受东汉王朝的统治，甚至内迁至长城以南。从这个角度说，“羌乱”的属性应该和“黄巾之乱”一样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将之视为外患更多是放在当时的认知背景下，无论将之称为西羌还是西戎，对坚守“华夷之辩”者来说，始终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想法。
不过将华夷之辩单纯理解为血统观亦是有失偏颇的。类似韩愈所说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说法，在华夏文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共识，更何况真从血统角度来说，原始西羌本身就是所谓华夏民族最重要的基因供给者。在面临更复杂民族融合问题时，华夏认同已然演化成为了一种文化认同。大到天下终归一统的政治意识，小到依中原习惯改变姓氏，都是这种认同感的体现。
到底应该将羌乱定为外患还是内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羌乱并非只出现在东汉末期，自汉武帝出于断匈奴右臂目的将帝国疆界延伸到河西、河湟之后，就必须面对羌人不时的反抗。如果再从整个中央之国的层面往前追溯，你会发现秦人乃至更早的周人，在黄土高原的成长期就是一部与羌人的博弈史。而伴随着华夏文明的成长和中央之国的扩张，那些不愿意接受中原习俗的羌人，活动范围开始越来越向西偏移。
羌乱对于两汉来说都是一种挑战，但对比下来东汉王朝所受的影响却要大得多。在整个东汉王朝存续期间，仅大规模羌乱就有不下五起。这种变化的产生与东汉两个地缘政治调整有关：一是政治中心的东迁；二是羌人的内迁。先来说说政治中心东迁的影响。以长安和洛阳为两京，是自周王朝以降至隋唐时的通行做法。对于崛起于黄土高原的王朝来说，这种东西并重的做法即可稳定自己在关中的基本盘，又可通过洛阳延伸在中原之地的控制力。只是正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不管是将都城定为两个还是更多（历史上还有五都的设定），始终还是有一个主副之分的。
由于权力中心分别定位于长安和洛阳，后世将两汉分别标注为西汉和东汉。这种选择上的差异倒不是在评判两京的谁更重要，而是取决于两汉的崛起之路有所不同。被项羽分封为汉中王的刘邦，在暗渡陈仓后拿下关中作为自己的根基之地。此前因善待秦人所积累的认同感，使之可以背靠关中复制秦国的崛起之路；崛起于南阳、依托关东豪强起家的刘秀，则认为洛阳更能够帮助稳定基本盘。倘若季汉属性的蜀汉政权能够北伐成功的话，大概率也是会以长安为主都。
权力中杻的位置对关注方向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将都城定位于洛阳，帝国中央客观上对中原的变动会更为敏感些。东汉王朝能够在内部矛盾重重的情况下，迅速作出对策压制爆发期的黄巾之乱，与洛阳直接承压有着直接关系（虽然这种对策后患无穷）。反之当凉州地羌乱不止时，态度就容易发生动摇。以至于在王朝后期一直有放弃陇右，将陇山作为防线的声音。
显然即便长安和关中地位有所下降，放弃陇右的代价也是不可承受的，这将使得富庶的关中变成前线板块，并由此成为分裂者的根据地。这种声音的出现，更多是暗示着凉州对于帝国的重要性已经没有西汉那么高。虽然通过继承前朝的地缘政治遗产，东汉还在西域设置有“西域长史府”的管理机构，甚至对匈奴延续着战略压制之势，但无论是凉州还是西域，客观上都已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阶段。
单纯从解决羌乱的角度来说，放弃陇右也无助于解决问题，因为这一时期的羌人并不只分布于陇山以西地区。迁移人口一直是地缘融合的重要手段，甚至是最立杆见影的手段。比如西汉在征服河西、河湟、河套等地之后，就向这些地区强制迁徙了大量人口进行农业开发。除这了种被称之为“移民实边”的外迁政策以外，还有一种则是将被迫投降或者主动归顺的边缘部族内迁。这样做为了打破其原有的部落联盟关系，也方便就近监控。
早在西汉王朝时期就有迁徙羌人的做法。不过当时只是将之安置在金城、陇西等凉州的边郡的塞外部分，规模也较小。考虑到这些地区原本即为羌人世居之地，这种做法在当时更应定性为一种对臣服羌人的怀柔政策。就像汉武帝在河西之战后将归降的浑邪王、休屠王部，将之安置于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辖地塞外部分并建立“五属国”一样。即让这些边缘民族有相对较好的生存环境，又能为帝国安全提供的缓冲。
到了东汉时期，随着中央政府在西北控制力的下降，长城终不再成为内迁范围的底限。兼具农、牧双重属性的羌人，被大量内迁至塞内。不仅陇山以西、河西以东的凉州诸郡被大量迁入羌人部落，陇山以东的北地、上郡、西河等郡乃至关中的三辅地区都散布有羌人的安置地。基于这一特点，原本被统称为“西羌”的羌人，被东汉王朝以边塞为界分割西羌和东羌两部分。大体上生活在陇山东西、渭水流域的羌人属于东羌范畴；生活在金城郡、河西四郡、河首地区的羌人属于西羌范畴。
在整个黄土高原上内迁羌人，使得羌人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这种做法固然体现出“分而治之”的原则，但内迁并不代表主动同化。要知道即使在中央集权体系下，帝国中央的所能直接委派的官员，调配极限仍然只能到县一级，这一特点被形容为“王权不下县”，县以下则需依靠地方自治。基于文明属性，这种地方自治主要依托的是宗族势力。这意味着那些内迁羌人的最基层管理，仍然必须依赖其有的氏族关系。这一模式固然降低了管理难度，却也让内迁羌人更难被环境所同化。
在羌人还保有其原有氏族关系，及族群认同感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反倒让陇山这条塞内防线形同虚设。更为致命的是，在内迁羌人和其他边缘民族所必须履行的义务中，为帝国的边境战争提供兵员是最重要的一项，客观上维持了羌人的战斗力和对原有属性的坚持。基于羌人这种即保存了氏族关系，又保留了军事能力的属性，他们的领袖在当时被称之为“豪帅”。想要突出其异族属性，还可以称之为“酋帅”。
对比还需要选择有军事能力的豪杰，作为投资对象的豪强们，天然具备双重优势且对王朝归属感不那么强的羌人豪帅们，会更有武力扩张舒适空间冲动。讽刺之处在于，将之征调于边境保卫帝国安全的举动本身，很多时候就是羌乱的直接导火索。在两汉王朝与羌人的恩怨中，先零羌的的命运颇具代表性。早在汉武帝时期向西扩张之时，先零羌就是羌人诸部中最为强大者。西汉平羌战争中最具代表性的“赵充国平西羌之战”（公元前61年），汉军所面对的主要对手亦为先零羌。
在东汉名将马援再次击败这个顽强的反抗者（公元35年）后，先零羌被分散内迁至陇山东西诸郡，成为东羌的代表。公元107年，先零羌首领滇零在北地郡自称天子，串连从陇右至西河各地的羌人部落，向三辅地区发起攻击。公元184年冬-189年间凉州再次爆发羌乱。这一次生活在陇右先零羌又再次成为了羌乱的参与者。狭义的 “凉州羌乱”所指向的便是这场羌乱。
单从这场凉州羌乱的发起时间来说，无疑是被东部黄巾之乱的所触发的。不过结合刚才的解读你会发现，连绵不绝的西北羌乱耗费大量帝国财力、增加农民负担方是关东民乱的深层次原因。以此来说，将中央之国拖入三国时代的原因并非黄巾之乱而是羌乱。事实上，不在大历史层面探究战略因果，仅就触发东汉王朝崩溃的直接原因来说，归因于凉州羌乱同样比黄巾之乱亦更有说服力。
然而这口锅实则并不应该由“羌”而是由“凉州”来背。观察借凉州羌乱而崛起的军事集团，大家会发现无论借由这场动乱起家马腾、韩遂都并非是羌人。他们的共同特点在于都有着显著的凉州属性，且与羌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出生于籍贯关中（陕西扶风）出生于陇西郡的马腾，母亲即为羌人；身为金城郡人氏的韩遂，亦一直在当地为官。借平息凉州羌乱起家的董卓也是陇西郡人，年少时特别喜好与羌人豪帅结交。
董卓是如何借平息羌乱起家的问题，会放在后面再行解读。这部分内容要解决是的凉州意识形成及割据特点的问题。内迁羌人“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使之虽然不时举兵起事，但终究在政治上难有大的作为。先零羌那次在北地自称“天子”的举动，已是最大的一次政治作为。与此同时，长期身处动乱前线，又让世居于凉州尤其是陇右地区汉朝官民，拥有比其它州部更强的武力值和地方意识。那些从帝国其它地区调驻于此的官员，不仅处理复杂民族问题时缺少经验，更难以让本地官吏信服。
在共同的地理背景下，凉州意识开始取代民族差异。羌人逐渐意识到，在无法与整个帝国为敌的情况下，在熟悉凉州事物的地方官吏中寻找代言人，会更容易维护自己的利益。在日后的三国博弈中，那些出身于凉州的将领会更容易取得羌人的信任（比如姜维）；反过来眼见帝国风雨飘摇的凉州地方势力，也需要借助羌人来壮大自己的实力的影响力。由此导致的一个现象是，凉州羌乱的起因是虽然羌人借帝国无暇西顾之机起事，但很快便与地方官员和军事将领聚合在一起，将动乱演化成为了“凉州之乱”。
那些更有资格与帝国中央谈判的原汉朝官吏，成为了凉州之乱的最大受益者。比如韩遂就是这样被金城羌人主动推上领袖位置的；稍晚加入叛乱马腾，最开始的身份也是汉阳郡招募来平息羌乱的地方将领。将汉朝地方官吏推上前台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在“凉州羌乱”变性为汉羌结合的凉州之乱后，以韩遂、马腾为代表的凉州军事集团几次尝试攻击行政标签为“三辅”的关中地区。只不过相比此前同样这样做的先零羌，清君侧（具体为诛杀把持朝政的宦官）的旗号要显得这些行为显得更有“正义性”，更容易作为谈判筹码。从结果上看，韩遂、马腾二人的确也因此而洗白身份，成为东汉王朝正式认可的地方诸侯。
关于韩遂与马腾时而结盟、时而为敌二人的关系，通过三国演义大家都很熟悉了。以诸侯割据的模式来说，必定各自有根据地。那么他们在凉州又是如何分配地盘的呢？其实前面的内容已经透露出相关信息。作为金城人氏的韩遂基本盘在包含当下甘肃省会兰州及青海省会西宁的金城郡。占据这个位置，除可以将金城所辖的河湟谷地作为根据地以外，还可将身后河西四郡作为势力范围；在汉阳郡起家的马腾家族，则以渭水上游河谷为根据地向下游的关中平原扩张。
无论韩遂还是马腾，崛起的背后都离不开羌人的支持。结合三国地理篇对凉州的解读，以及东汉对东、西羌概念的划分，你会明白韩遂所争取到的是塞外西羌，马腾家族的影响力的则在塞内东羌。以地缘政治价值来说，后者要高于前者。毕竟东羌的分布范围是跨越陇山渗透至关中的。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被朝廷招安之后，韩遂被封为官职较低的镇西将军回到金城，而马腾却被封为官职更高的征西将军留在了关中。与其说这是朝廷的意思，倒不如说是二者根据自己的身位，得到的地盘。
马腾能够得到较好身位，与它的出身有着直接关系。其本身是关中人氏（陕西省咸阳市兴平县），父亲是在陇西为官定居后娶羌女生下了他。这使得马腾家族即能取信于羌人，又能在关中、陇右两地获得认同。正是有了这双重地缘优势，马腾和马超两父子进入政治舞台中心角逐的欲望，较之以塞外西羌为后盾的韩遂要强烈的多，也更希望在在凉州军事集团中获得主导权。
除了被东、西两羌所认可的马、韩两股本土势力以外，混合属性的凉州在三国时代还诞生了第三股割据势力——义从胡。所谓“义从胡”指的是从归附的羌人、匈奴等部族中招募的军事力量。比如曹操后来就从南匈奴中征调丁，以“义从胡”之名编入军队。出于“以夷制夷”策略，早在公元88年，负责凉州羌务的“护羌校尉”即着手组建一支羌胡属性的部队，史称“湟中义从胡”。
在凉州动乱不止的东汉王朝，西汉隔断羌胡的战略已然失败，部族杂居现象十分普遍。以至于后来无法分清其区别的观察者，只能将西北地区的边缘民族笼统的称之为“羌胡”。湟中义从胡就是这样一支以镇压凉州境内羌乱为主要目标，所组建的羌胡属性的常规部队，其成员包含有匈奴、羌人乃至当年月氏西迁后遁入河湟的小月氏人。至公元184年的这场凉州羌乱时，这支雇佣军属性的军事力量，俨然已成为凉州羌乱中的胜负手。
双重属性让湟中义从胡的即可以成为汉朝镇压羌乱的利器，也可能反过来领导羌乱。至于做什么样的选择，就要看时局的变化了。就这场羌乱来说，最先由镇压者变身为叛乱者的便是湟中义从胡。其与汉朝官方更为紧密的交融，亦使之能够审时度势的在凉州地方官吏中推选出代言人。当马腾、韩遂凭借各自在东、西两羌的基础，通过中央政府授权成为凉州地方军阀后，看起来已经没有利用价值的义从胡们，并没有彻底从地缘政治舞台上消失，而是割据河首之地自立。
河首是一个大家感到陌生的地缘标签。以现在的行政区划来说，相当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一带。在东汉的行政区划中，位于陇西郡的西部。西部的黄河与东部的洮河是这一板块的地理边界，流经现临夏市（汉名“枹罕”）的大夏河则是它的地理核心。地理篇的解读告诉我们，除沙漠绿洲属性的河西四郡以外，陇山以西的凉州地区在水系上可以分为两部分：以汉阳郡为代表的渭水上游地区，和以金城郡为代表的黄河上游地区。而河首之地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可以成为两大板块的连接部，但又具备唯一性。背靠青藏高原的位置更是凭添了一份安全保障。
受地缘潜力所限，河首之地在历史长河中一般只能凭借它的特殊位置，展现一些异于周边地区的地缘属性（比如现在的自治州地位）。在韩遂、马腾父子分别割据凉州东、西两端的情况下，河首的特殊位置为希望自立门户的那部分义从胡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在河首割据的是一名自称“河首平汉王”的义从胡首领“宋建”（又称“宋扬”）。如果从羌乱骤起的公元184年算起，至宋建为夏侯渊所攻杀的公元214年止，这个弱小的凉州割据政权前后竟然存在了30年之久。
从这个政权和宋建本人的名字可以看出它的复杂属性。一方面，无论是宋建还是凉州羌乱时闪现过的其他义从胡领袖，如将韩遂推向前台的北宫伯玉，都已经显露出了汉化特征；另一方面其义从胡的属性，又使之很难像马腾、韩遂那样被中央政权招安为凉州的守护者。如果不想就此湮灭，在马腾和韩遂之间充当缓冲者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最起码这两方任何一方想吞并自己时，都要思虑两个对手联合的问题。然而这种微妙的平衡只存在于凉州为割据状态时，公元214年当马超为曹军所败，被迫退出汉阳投奔在汉中的张鲁后，无论是“河首平汉王”还是金城韩遂的好日子也都到头了。

董卓乱汉
最应该为东汉灭亡承担责任的个体不是汉灵帝、不是张角，更不是那些羌人豪帅们。无论正史还是演义，董卓最大责任人的身份几乎都没有争议。对于东汉王朝来说，在张氏兄弟的败亡后，散发的黄巾之乱便已可以当成一般民乱视之；至于凉州羌乱，随着公元189年春，攻入关中的叛军在陈仓（陕西省宝鸡市）为皇甫嵩所击败，退守陇右的叛军同样陷入了内部分裂状态。
这意味着前后花了四年时间，东汉王朝度过了最危机的时刻。此后那些乘势崛起于关东的豪强们，不会坐视散发的民乱侵犯自己的利益；韩遂、马腾以及宋建凉州叛军残余，接下来更关心的也只是能不能用手上的筹码与朝廷议和。虽然平息这东西两场动乱的代价，是帝国中央的控制力弱化及地方势力的崛起，但参考唐朝在安史之乱后那将近一个半世纪的走势，距离真正的分裂还可以有段缓冲期。
然而在东、西两场民乱渐渐平息之际，帝国中央却发生了一场大变故，直接将东汉王朝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公元189年4月，王朝的第十二位皇帝——汉灵帝刘宏驾崩。自东汉的第三位皇帝汉章帝刘炟驾崩，皇后窦氏晋位为太后并临朝听政时起（公元88年），操控皇权的力量在外戚和宦官两大集团中不断转换已愈百年。几乎每一次帝位更迭都会带来一场权力斗争，这一次也不例外。
权力之争即便没有以外戚宦官干政的形式表现出来，也会有其它的表现形式。在国家机器运行良好的情况下，君主的去世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力争夺，并不一定就会让国家陷于崩溃，哪怕为此发生流血政变。对于普通百姓和一般地方官吏来说，皇帝和把持朝政的是谁并不重要。朝堂之上的权力斗争会否严重到动摇王朝的根基，本质取决于掌握军权的地方势力，是否已经到了尾大不掉的地步。至于卷入朝堂之争的理由是永远不会缺乏的。
一般情况下，幼帝登基是以太后母族为代表的外戚，谋夺朝堂控制权的最好时机。而皇帝成人亲政之后，又往往愿意依靠宦官来制衡外戚。汉灵帝主政之时，在《三国演义》中被称之为“十常侍”的宦官集团是朝政的把持者，只是这一次代表外戚的窦太后一族却未能抓住机会，反被宦官集团斗败。帝位的又一次转换让外戚再次看到了控制最高权力的机会。
需要注意的是外戚与外戚之间也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团，毕竟很多时候太后不止一个，皇帝的娘家也同样有机会参与夺权。具体到这次权力争夺，在外戚中胜出的是太后何氏的哥哥大将军何进。关于这件事情的经过，以及何进如何错误的引狼入室，让后者得以乱汉在小说中有详细描述。不过要是考察董卓的背景和在此前的行为路径，你会发现即便没有何进的召令，大乱依旧难免。
身为凉州土著的董卓，在陇西生活时就已为州郡地方官任为官吏，领兵追捕盗贼。公元167年，汉阳郡羌乱再起。董卓以“六郡良家子弟”的身份入选皇家禁军（羽林军）并参与平叛。所谓六郡包括：隶属凉州的汉阳、陇西、安定、北地四郡，以及隶属并州的上郡、西河两郡。地理上涵盖吕梁山脉及其以西、关中平原以北的黄土高原地带。在大家的印象中，作为中央之国核心区的一部分，整个区域显然应该是原始植被为森林的农耕区，但结合其介于农牧分割线附近的降水量，这片黄土高原之地更准确的定性其实是森林向草原过渡的森林草原地带。
“黄土高原森林草原”的地理背景，使得上述六郡在地缘经济上呈现出农、牧、猎兼备的属性。在日常生活中就熟悉骑射技能的六郡子弟，早在汉武帝开启汉匈战争时，就已成为朝廷选拔军事将领的主力地区。以董卓本人来说，历史记载他武艺高强、力大无比，甚至能够左右开弓。与西汉时期相比，此时六郡之地尤其是凉州部分在地缘结构上最大的变化，是内迁有大量羌人部族并由此滋生连绵不绝的羌乱。这也让出现凉州的军事将领，有更多机会在自己熟悉的土地上展现军事才能。
凭借平息东羌所累积的战功，董卓曾先后升迁至并州、益州任职，不过最终都因事被免职。黄巾之乱让董卓再次看到了建功立业的机会。为了应对这场大规模民乱，那些原本没有军事技能的关东豪强都被获准组织义兵，原本就在政府军序列并有平乱经验的董卓，自然也没有理由为朝廷所无视。值得一提的是，董卓的这次复出除了获得军职以外，还得到了并州刺史与河东太守的职位。这两个职位覆盖了整个山西地区，显然是考虑到河北与山西相接，有助于帮助董卓调配资源。
然而作为征剿黄巾军的官军主力之一，董卓的表现远没有同样出身于凉州（安定郡）的将领皇甫嵩表现出色。后者几乎参与了所有针对黄巾军的战役，后来还一度被任命为“冀州牧”。反观董卓却因攻张角而不克失去了此前的任命。好在紧接着爆发的凉州羌乱，让他能够再次领受军职（中郎将）。而这次任命也成为了东汉国运和董卓个人命名的转折点。
尽管在公元189年那场决战性质的“陈仓之战”中，作为汉军主将的董卓与皇甫嵩意见相左，最终又是因为采用了皇甫嵩策略而取得的大胜，但不可否认的是回到熟悉的环境，董卓还是显示出了他的军事能力。此前在陇右的一场平乱战役中，朝廷所派出的六路军队中的五路都损兵折将大败而归，只有董卓的部队在他的调度下全身而退回到关中。
纵观董卓乱汉之前的战绩，基本都是在针对羌胡的战争中获得的（史载：卓数讨羌胡，前后百余战）。对地缘环境的熟悉以及频发的羌乱，让董卓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展现，并因此和皇甫嵩并列成为东汉最重要的两位将领。在凉州叛军退回陇右并分裂为韩遂、马腾、宋建三股势力之后，董卓被晋升少府。这是一个位列九卿的职位，然而董卓并没有接受，因为接受这个行政职位的代价是离开军队。与后世历史中那些大家熟知的军阀一样，董卓自始自终相信他那支以凉州人为骨干的军队才是立身之本。
凉州的羌胡成分不仅能够送给董卓军功，还能够直接增强董卓军队的战斗力。在他的军队中，包含有大量羌、胡成分。为了激发这支军队的战斗力，董卓会把得到的赏赐全部分发给部下，以及允许部下滥杀。你可以说是董卓造就了这支军队的匪气与短视，也可以说是常年与羌胡相融的经历，让董卓知道如何用“目下安乐”来聚拢部下的向心力。
“挟羌自重”所造成的尾大不掉现象，显然会引发朝堂的不安。对于中央集权体系来说，军队的效忠对象转变为个人是非常危险的。董卓自然也清楚，这个九卿之位的行政职是为了让他这支已经变成私人武装性质的军队，重回政府军序列。为了拒绝这个任命，董卓上书表示属下的羌、胡兵因为粮响不济现在都有很大的怨气。羌胡之人都狼心狗肺的（憋肠狗态），为恐生变只好斗胆抗旨先留下来安抚。这一做法进一步加深了朝堂的忧虑，在汉灵帝驾崩之前，将董卓升至并州牧的调令再次摆在了董卓面前。
考虑到董卓四年前在出征黄巾军之时，便已受封过并州刺史，这一任命粗看起来并没有太大诱惑力，但实际却是有本质不同的。在汉武帝将天下分为十三州部时并无“州牧”而只有“刺史”一职。“刺”是刺探、检核的意思，“史”为御史之意。刺史一职是帝国中央派驻地方行监察之职的官员，从职能角度来说是中央集权的重要体现，为的是遏制地方势力增长。基于这一职能导向，刺史并不能算是地方行政长官，其俸禄最初甚至比郡守还要低。
至于“州牧”中的“牧”字则为管理之意，可以统管一州的军政大事，通俗的理解就是封疆大吏。这一变化最初出现在西汉末年的汉元帝时期，此后时废时置。废置背后所隐含的中央对地方事务的控制力不足。比如在利用豪强起家的刘秀时代，在称帝之初由于尚未统一天下便采取的是州牧制，以此来激发将领们的主观能动性，等到天下一统、局势稳定之后再“罢州牧置刺史”。黄巾之乱所造成的地方势力崛起，是州牧再次出现在政治舞台大背景。
提出这一行政改革建议的是汉室宗亲身份的刘焉，理由是刺史一职的权威太轻，已不足以安定地方。他也因此成为汉灵帝所任命的第一位州牧（公元188年），后来被刘备反客为主的益州牧刘璋便是刘焉之子。单从刘焉、刘璋父子相承的结果来看，你也能感觉到这一改制实则成为了割据局面的催化剂。需要注意的是这次改制并不是彻底的改制，此后统治州部的既有刺史也有州牧。能不能做上州牧更多要看有没有镇服地方的能力，比如在刘表在公元190年在荆州所接任的就是刺吏一职，站稳脚跟之后方被拜为荆州牧。
由于州牧可以掌控一州军政大权，对于看中实权的董卓来说的确比一个九卿之位更实际。不过这一任命是附加条件的，那就是将董卓原有的军队交给皇甫嵩统领。鉴于皇甫嵩的声望、军功比董卓还高，又同样出身凉州，董卓此前所言只有自己才能压服属下羌胡兵的理由便不再成立。同时这也是朝堂评议对皇甫嵩的肯定，在董卓被杀、关中大乱之时，这位将门之后直至病逝（公元195年）也没有为自己谋一方天地，哪怕在所有人当中他是最有资格的。
用封疆大吏的位置交换旧部，侧面反映出朝廷对董卓的尾大不掉已经有点无可奈何。虽然这种做法很有点饮鸩止渴的味道，但最起码可以减缓这个风险的到来的时间。只是在董卓看来并州不是他的舒适空间，将军队交给皇甫嵩的代价更是不能承受。希望率部前往凉州守卫边疆、为国效力，成为了董卓再次拒绝升迁的理由。
事情发展至此，董卓无论如何不愿意交出军队的想法已是昭然若揭。不过此刻的朝堂已经没有时间再去商讨下一步的对策，因为紧接着汉灵帝便驾崩了。各方的注意力随之都被牵涉到了又一轮的外戚与宦官的权力争斗上。至于说何进有没有必要私召董卓进京诛杀宦官，其实并不重要。对于一个感觉到自己即将被削夺兵权，又两次抗命的人来说并不会坐以待毙。不过如果洛阳的权力斗争能够迅速平息，或者不主动引其入京的话，那么董卓倒是不一定有机会如此快速进入洛阳摧毁权力中枢。向新主效忠得到凉州牧，或者起兵割据于关中都是有可能的选择。不管哪一种选择，董卓和他那支只服从于他个人的军队，注定都会为东汉王朝带来一场乱局。
董卓此时的驻军位置，决定了他可以在上述几个选项中，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山西南部的河东郡是董卓此刻的驻地。包含临汾、运城两大盆地的河东郡，与北部的太原、大同盆地一起，东部的上党高地一起，是山西高原的五大地理单元。这两个位于山西西南部的盆地，地理上的特别之处是又与关中平原共同组成了“汾渭平原”的概念。分隔二者的只是并不能成为天险的黄河。这也是为什么在为两京打造直属之地时，河东郡没有依它的山西高原属性被划入“并州”范畴，而是成为了司隶板块的一部分。
站在董卓的角度，想在这场乱局中占得先机第一要做的倒不是拿下长安，而是由河东郡南渡黄河控制隶属弘农郡的“陕县”（河南省三门峡市）。地理篇曾经解读过，汉武帝当年设置弘农郡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关中与洛阳之间的战略要道——崤函通道，而陕县不仅位于崤函通道中间，还是连接河东郡和山西高原的枢纽点。从河东郡郡治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与陕县间的交通距离只有50公里，太阳渡和茅津渡这两个著名古渡，能够帮助董卓的军队快速南下控制陕地和峡函通道。早在春秋之时，晋国就已通过这条“假途伐虢”之策，打通了由山西进军洛阳和中原的战略通道。董卓所要做的只是复制前人之路。
在得到进京参与权力斗争的机会之后，董卓也的确是遵循这样的路线，带领先头部队快速进军洛阳。此后弘农郡这个连接河东、洛阳、长安的枢纽点，亦成为了董卓的经略重心。负责这个战略要地的是牛辅及段煨、董越三员将领，其中最重要的陕地被交给了董卓的女婿牛辅。董越和段煨则分驻于东西两端的渑池、华阴。结合就地理篇所做的解读，你会发现这三将所负责的防区正覆盖着秦函谷关（陕县）、潼关（华阴）、汉函谷关（渑池），这三个崤函通道上最紧要关口。
现在唯一的疑问是董卓如何能够在大乱骤起之前，就占得这样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身处。就算他认定河东的位置有利于自己，在还没有和朝廷撕破脸的情况下，也不可能自由选择。前面说到朝廷在征调董卓前往平乱之时，除并州刺史之外还同时授予了河东太守之职。只不过因为出战不利，这些官职战后都被用来抵罪了。戏剧性的是，董卓这次能够重回河东仍是拜黄巾军所赐。
公元188年二月，郭太、杨奉、韩暹、李乐、胡才等人以黄巾军的名义在河东郡北部的白波谷（山西襄汾永固乡）起兵，时称“白波军”。在起兵之后，白波军先是将攻击方向定位在了北部隶属并州的太原郡，并与内迁至此的匈奴单于于夫罗结盟。白波军的出现让董卓有了留在军队和驻军河东的理由，而此更关心自己兵权问题的董卓，在接到命令后并没有挥师北上，“养寇自重”才是他此刻所想的。一直到次年十月，董卓率军进入洛阳控制朝廷之后，白波军乘河东空虚与匈奴联军南下。董卓为了自己的利益方急调驻守陕地的牛辅北归河东迎战，以避免后院起火。
无论对于东汉王朝还是董卓来说，白波军的存在只是一个插曲。现在天下所关心的，是此前每一次权力更迭，几乎都会带来一场杀戮，这些毫无治国经验的边军入京之后，会不会带来更严重的混乱。单看董卓用拥兵自重、逆天改命的做法，并不必然改来一场大混乱。入京之后用未成年的陈留王（九岁）取代将要成年汉少帝（十四岁）做傀儡，也属于谋权的常规操作。董卓真正落下骂名的原因在于他和他的凉州边军不仅未能成事，还让天下陷入混乱之中。
后来被曹操委派收拾关中乱局的卫觊，对于为乱天下的凉州将领曾有过这样一段评语——“西方诸将，皆竖夫屈起，无雄天下意，苟安乐目下而已”。意思说这些来自凉州的将领出身都很低，胸无大志只会图谋眼前利益。将卫觊的评语放在日后为乱唐王朝的安禄山和他的部下身上，你会发现同样适用。对于天下来说，出现拥兵自重的将领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出现一批只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不懂得建立一个新世界的军阀。

第五回 诸侯讨董（上）
董卓及其所代表的凉州边军并非唯一介入这场最高权力斗争的军事力量。此前为了增加洛阳的守备也为了与外戚抗衡，在宦官集团的推动下，汉灵帝在去世之前（公元188年）曾新建了一支由皇帝亲统的亲军并设置八名校尉，时称“西园八校尉”。袁绍、曹操，包括后来在官渡之战中，被曹操斩杀于乌巢的淳于琼都位列其中。其他如袁术、鲍信等人当时也都在洛阳任职。这些出身于关东的将领，后来都成为了反董联盟的一分子。
此外在汉灵帝驾崩前后，并州刺史丁原及其所统领的吕布、张辽、张杨等并州将领也已受命进京接受新职位，成为各方争取的力量。这意味着在董卓入朝之前，洛阳最起码已经有了代表并州和代表关东的两股力量在。不过这些外调入京的将领本身所能够实际掌控的军力并不多。背后的原因是宦官集团把持朝政日久，那些生长于洛阳的禁军与之形成了千丝万缕的关系。换句话说，如果这些将领们加入外戚一方对抗宦官的话，很可能在行动时反受其害。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鲍信、张辽、张杨等人都曾被何进派至泰山、河北、上党等地募兵，然而直至何进为宦官反杀之时，这一工作都尚在进行中。正因为自忖力量不足，何进才会私召董卓所统辖的凉州边军入京。至于在这个过程中何进是否打草惊蛇，又是否不应该让边军入京参与这件事，从后来的情况看已经不重要了。毕竟“清君侧”的理由不一定要有衣带昭一类的理由，就好像之前凉州叛军之前所打的旗号同样是诛杀宦官。皇帝身边的“奸臣”也可以是外戚和任何触动举事者利益的人。
由于袁绍的四世三公出身及之前声名，在入京之后很快升任了司隶校尉并为各方寄予厚望，尤其是在董卓野心暴露之时，袁绍被公认为最有威望和能力重振朝纲者。基于当时实力对比，唯一的机会出现在董卓刚刚入京之时。由于要在局面未稳时抢占先机，董卓最开始带入洛阳的只有不到三千人马。史书记载了一个细节，董卓担心兵少难以服众的董卓，每日夜间让军队偷偷调出城外，第二天白日再大张旗鼓的进城。只是这样的机会转瞬即逝，袁绍犹豫的性格让他不愿意赌这一把，逃离洛阳成为了他的选择。
性格决定命运，这个命运指的是个人命运。至于这个性格多大程度决定国运或者说一个政权的命运，要看是处在什么历史节点。在东汉末年的乱局中，无论是地方豪强还是前朝官吏，选择依附对象首要考虑的都是个人魅力。豪杰们的决断力和眼界决定了他们有没有机会，真正成为割据一方的诸侯。一旦渡过最初的混乱期，新的地缘政治认同在经由二、三代时间形成后，个人所能作出的改变就要小得多了。这也是为什么鼎立格局稳定之后的三国故事，总让人有一种无力回天的感觉。而环境更复杂、变数更多的群雄逐鹿阶段，故事则要精彩的多。
决定不与董卓在洛阳硬碰硬，而是潜逃河北以观局势变化，被很多人认定为袁绍所犯的第一个错误。不过考虑到董卓势大，不去赌这一把倒也不失为隐忍。参考董卓死后凉州边军所制造的混乱，解决董卓一个人并不能制止动乱的发生。那些胸无大志的凉州将领，最终也没有谁能够有资格争夺天下。真正决定大局走向的，是那些以讨伐董卓为名集合在一起的关东诸侯。
“关东”概念对应的是函谷关以东地区，如果以崤函通道中的崤山来代指的话，还可以表述为“山东”。整个地缘概念涵盖有幽、冀、青、兖、豫、荆、扬七州，以及被划入司隶范畴的河内、河南两郡，在地理上都属于低地属性的第三阶梯。并州、凉州以及被划入司隶的其它部分则属于第二阶梯中的黄土高原。由于丁原和他的并州将领们在这次变局中选择了投靠董卓，你会发现由此形成的地理博弈格局，即带有东西相争的意味，又带有高、低地相争的属性。
单从覆盖州郡的数量来说，优势显然在关东诸侯一方。然而政治博弈从来不是看谁的绝对数量多，而是看谁更团结。否则当年同样由黄土高原向关东扩张的秦国，也不可能以一敌六统一六国。就内部统一问题来说，董卓做得比关东诸侯们要好。一方面通过利诱吕布诛杀丁原，而取得了并州将领的效忠（正在上党的张杨除外）；另一方面又与割据凉州的马腾、韩遂结盟，邀请二人前来共同对抗关东诸侯。
共同的地缘背景是董卓能够收服这两股力量的重要原因，对于同样出身于凉州的马腾、韩遂来说，董卓的所作所为无疑是他们崛起之路的升级版，甚至可以说是学习的榜样。而对于吕布来说，凉、并两州共同的边地背景，让他看到了与董卓的共同之处。与通常走举孝廉之路进入仕途的关东诸侯不同，在常年与羌胡相杂相杀的凉、并两州，在军中建功才是立业的常规手段，“边地”成为了寻找共同语言的基础。
后来吕布见到刘备时，亦曾试图用二人都是边地之人这点拉近关系（我与卿同边地人也），反观有更高追求的刘备却并不愿意接受这种定性。如果再进一步深挖地缘背景的话，你会发现丁原之所以被吕布纳了头名状，根本原因在于他不是并州人而是兖州人。而吕布放心与王允结盟，决定性因素也是因为王允是并州人，与董卓相比更能让自己安心。
除了用共同地缘背景打动凉、并两州将领以外，天子在手更是董卓手上的最大筹码。正是有了这笔政治资产，不仅那些更在乎现下利益的边地将领愿意依附董卓，很多一时不看好董卓前景的东汉官员也会因此而观望。比如在黄巾之乱中，与皇甫嵩、董卓一起为官军主将的朱儁，就不得不暂时留在洛阳接受董卓的领导。即便是袁绍等反董联盟的骨干成员，最开始亦接受了董卓假汉献帝名义所安排的官职。从这点还可以看出，后来把汉献帝丢给曹操的袁绍损失了多大一笔资源。
在这场博弈中，以袁绍为盟主的关东诸侯在演义中被称之为“十八路诸侯”，包括：代表荆州的南阳太守袁术、长沙太守孙坚；代表冀州的冀州牧韩馥、渤海太守袁绍；代表豫州的豫州刺史孔伷；代表青州的北海太守孔融；代表徐州的徐州刺史陶谦、广陵太守张超；代表幽州的右北平太守公孙瓒；代表并州的上党太守张杨；代表凉州的西凉太守马腾；代表司州的河内郡太守王匡；以及代表兖州的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山阳太守袁遗、东郡太守乔瑁、济北相鲍信。在兖州陈留郡“散家财，合义兵”的曹操，被演义描述为会盟召集人的曹操，当下也属于兖州方面的代表。
相比在逃离洛阳后，因家族和个人影响力实在太大，还被董卓授予了一个渤海太守职位的袁绍，此时尚未能显露出被拉拢价值的曹操，就只能在举事时暂用一个“行奋武将军” 行事（行为代理之意）。从诸人的官职可以看出，曹操之外其它各路诸侯都是各有地盘的州郡实权人物。地域上涵盖有除益州、交州、扬州这三个南方州部以外的所有十个州部。然而熟读历史人的都知道，但凡出来八、九、十八一类的吉祥号，这样的数字大都不能当真的。在真实的历史中，演义中所罗列青州孔融、幽州公孙瓒、凉州的马腾，以及徐州刺史陶谦实际都未能至前线参与，张杨也并不能称之为并州的代表。
这当中公孙瓒虽然囤驻右北平，但此时的官职应该是奋武将军，且在与幽州牧刘虞明争暗斗。由于边关事多及二人的缠斗，幽州在最初起兵时并没有派出代表参与。顺便说一下，刘虞因其汉室宗亲的身份，袁绍和关东诸侯们在起兵之后曾经想推举他为帝，以取代被董卓裹挟的汉献帝，不过被刘虞坚决拒绝了。
孔融和陶谦主要是被散发黄巾军三大主力之一的“青州军”缠住了，这支后来被曹操收伏的黄巾军余部又被后世称为“青徐黄巾军”。青州西部和徐州北部的平原地带，都是这支队伍的根基之地。好在驻扎徐州最南端的广陵太守张超，由于离青徐黄巾军活动区较远，前往兖州与他的哥哥张邈会合，方使得徐州没有缺席。
至于还属凉州乱军身份的马腾并没有太守之职，历史上也没有“西凉太守”一职。即便真想站队关东诸侯（何况当时想的是与董卓联手），亦没有可能跑到关东去参与联军。同样没有正式身份的还有并州将领张杨，原本被何进派往上党募兵的他，因山贼作乱而带着所募之兵留在当地平乱。及至丁原被杀、董卓乱汉，张杨并没有跟随吕布的步伐。本想自行攻取上党郡而不得的他，最终带领上党聚拢的数千人前往河内与袁绍会合，成为了反董联盟的一员。此外与孙坚囤兵于南阳的袁术原本被授予的官职是后将军，南阳太守一职是战后由刘表推荐领受的。
除了这些名列十八路诸侯者以外，历史上还有一些参战者没有被列入，比如后来曾与孙坚一起进攻洛阳的颍川太守李旻。这些将领没有被列入最根本的原因倒不是受“十八”的数字所限，如果是因为这完全可以把那些实际没有参战的诸侯替换掉。真正被无视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与后面割据局面形成没什么关联。与其说这十八路诸侯的名单是一份讨董名单，倒不说是在告诉大家，在此时此刻谁会有资格挤进诸侯之列。
关东诸侯结盟的标志性事件是“酸枣会盟”。酸枣又称延津（今河南省延津县），位于兖州陈留郡的最西侧，西出酸枣即进入洛阳所在的河南尹地界。从位置上看的确是很适合做讨伐董卓的前敌指挥部。在这次会盟中，声望最高且是洛阳事件见证者的袁绍被公推为盟主，不过在会盟之时袁绍并不在延津，是在董卓逼迫汉献帝西迁长安后再领军前来会合的。开始驻军于此有：刘岱、桥瑁、张邈、张超、袁遗、鲍信，以及逃出洛阳后在陈留募兵的曹操等六路诸侯。记不住这许多名字也不打紧，因为后面我们会看到真正敢于一战的只有曹操。
从聚集诸侯的主要成分来说，酸枣所聚集的这部分关东诸侯可被称之为“兖州方面军”，除此之外的诸侯还可以分为两部分：河北方面军和中原方面军。离开洛阳后被任命为冀州渤海太守的袁绍，在会盟之时正以冀州代表的身份与河内太守王匡驻军于河内。冀州牧韩馥则坐阵本州南部重镇邺城，为河内前线提供后勤保障。基于这支力量身处黄河之北，所以可将之概称为“河北方面军”。由上党带义兵前来投奔的张杨，也属于这支方面军的成员。
作为豫州方面的代表，豫州刺史孔伷同样没去往会盟现场，而是驻扎于他自己所管辖的颍川郡。这是因为豫州本身就与河南尹相接，能够通过颍川自行开辟战场；同样基于这个理由没有去往酸枣的，还有代表荆州的袁术和孙坚，他们的驻地位于南阳郡最北部的城邑鲁阳。这两股力量虽然州属不同但驻地同属中原，且在后来进攻中联合作战，所以方将之统称为“中原方面军”。
再来看看董卓的凉州军在洛阳的防御情况。六年前为了抵御同样从冀州、兖州、豫州、荆州四个方向同时起动的黄巾之乱，当时的帝国中央曾经设置了“八关都尉”之职，以增强洛阳的守备。具体的守备点包括洛阳盆地边缘和外围的：函谷，伊阙、广成、大谷（太谷）、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等八个关口。由于暂时不需要考虑函谷关方向的压力，使得洛阳在两次战争中的防御面并没有表现为O形，而是呈现反C状。
由于官军和各地方力量的主动出击，洛阳八关在黄巾之乱中并没有发生战事。关东诸侯的这次结盟，才是这道C形防线考验的开始。十八路诸侯的说法不代表真的有十八位将领，八关督尉的设置同样不代表洛阳有八个防御面。抛开面对崤函通道的函谷关不谈，其它七关所负责的防御面可以归类为北、东、南三个方向，与关东诸侯所组成的三个进攻集团呈两两相对之状。
负责洛阳东线防御的是位于黄河与嵩山山脉之间的“旋门关”，这三国演义中这个关口的名气也是最大的。你可能会说怎么感觉那么陌生？那么成皋、祀水关、虎牢关这些出现在演义情节中的地名总听说过吧。这些关城所指向的其实都是旋门关这个战略要点（今河南省荥阳县汜水镇一带）。同一个地点用不同的名字代称，甚至误会为两个不同地点的情况，无论在正史还是演义中都非常常见。就关城的情况来说，除了各个时代的常用名不一造成后世误会以外，还有一个情况是关、城不同名。就旋门关这个洛阳东大门来说，虎牢关是旋门关在先秦时的名称，负责管理它的行政区则为成皋县。
比起旋门关来说，因周穆王曾在此关过老虎而得名的虎牢关要酷得多，也因此被演义所采用。“虎牢关三英战吕布”是三国演义中最为人熟知的情节之一。然而虽然三国志注引中含糊的说过一句“备亦起军从讨董卓”，但在幽州打过黄巾军的刘备正在其好友公孙瓒营中效力，两人都没有南下讨董前线，更谈不上带领关张大战吕布了。不过从河济之间酸枣攻取洛阳的话虎牢关首当其冲，而虎牢关一带在当时也的确发生了战事。
真正代表兖州方面军在此发动攻势的其实是曹操。有一点演义中描述的倒是没有错，负责这个进攻方向的酸枣诸侯们都想保存实力，并没有集中优势兵力发起进攻。看不下去的曹操带着自己所募集的五千义兵和散尽家财支持他起兵的陈留人卫兹（三国演义中写成了卫弘），孤军向虎牢关进军。只是战场并没有真正摆在虎牢关下。从酸枣到虎牢关的路程约为两百里，刚走到一半曹操就在荥阳境内的汴水遭遇董卓部下大将徐荣的阻击（请大家记住这个名字，后面还要出场）。卫兹战死，而曹操则逃回酸枣试图说动其它诸侯们再组织进攻。
汴水并不是一条天然河道，又称汴渠的它前身是战国时魏国所挖通的，连接黄河、济水、淮河水系的运河“鸿沟”。位置今河南省荥阳市北与开封市之间。与虎牢关一样，又称汴水的汴渠还有很多其它名称，其中一个大家一定都听说过，它就是“官渡水”。是的，官渡不是一个城关而是一条运河河。日后决定曹操与袁绍命运的“官渡之战”也是发生于这条运河边上。历史就是这么吊诡，在汴水之战代表关东诸侯出战失败的曹操，应该没有想到十年后会与当年的盟主与好友袁绍在此决战。更觉造化弄人的是，同样以弱敌强结果却大不相同。

第六回 诸侯讨董（下）
汴水之战虽然以曹操的失败而告终，但首战之勇还是奠定了他在天下特别是兖州的声名，为后来将兖州经营为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回到酸枣的曹操又显示出了他的谋略，为关东联军提出了一个三路进攻的方案：一是由袁绍领河北方面军开辟北线战场，向孟津关发起进攻；二是兖州方面军合力攻下虎牢关，然后向西南机动顺势拿下轘辕、太谷两关，彻底让洛阳无险可守；三是让袁术（包括孙坚）等来自荆州的军队撤出中原战区，由武关道袭入关中。
武关道所依托的是一条斜穿秦岭山脉的裂谷，我们在地理篇将之定性为中秦岭山脉与东秦岭山脉的分割线。这条道路和位于中间的武关（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武关镇），在战国时一直是秦楚博弈的焦点，并被视为关中的东南大门。当日楚怀王与诸将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实力强大的项羽沿崤函通道攻击前进，进度缓慢；而刘邦则另辟蹊径由南阳溯武关道而上抢先一步入主咸阳。
曹操的这一计划应该说是很具备可行性的，与当年刘邦、项羽竞逐关中时的线路一致。其最大的亮点正在于复制刘邦的成功之路。由武关道北上关中最大的好处是一入关中，即出现在长安背后。公元190年2月，在关东诸侯起兵后第二个月，董卓便作出了迁都长安的决定。这一决定并不代表就此放弃洛阳，将都城放在关中更多是让这位凉州军阀感到更安心。而董卓和吕布、李淮、郭汜等将领此刻还是驻军于洛阳。考虑到长安此刻守备空虚，如果第一时间分兵拿下长安或者将汉献帝接出来是有可能的。即便做不到，开辟第二战场亦能减轻洛阳战场的压力。只是这一计划并未被全采纳。失望的曹操只能带着夏侯惇等亲信部下前往扬州募兵，以图再次拥有自己的部队。
身为盟主的袁绍一直被认为是曹操计划未能实行，以及整个讨董之役失败的最大责任人。不过这口锅全让袁绍背也是不公平的，因为即便袁绍以盟主身份命令袁术开辟第二战场，一直认定自己才应该是汝南袁氏代表的袁术也不会听（袁术为嫡出，袁绍为庶出）。而除了这一针对关中的战场未曾开辟以外，计划中的另外两个战场还是开辟了的。只是各怀心腹事的关东诸侯们，在这两个战场的表现一言难尽。
在应由袁绍负责的河北战场，真正参与作战的是王匡从老家泰山郡招募来的泰山兵。河内郡与洛阳所在的河南尹隔黄河相望。除了黄河以外，黄河南岸那条埋葬了无数帝王将相的邙山，也是洛阳北方防线的依托。孟津和小平律这两个渡口性质的关口正位于邙山北麓、黄河南岸。为了第一时间展开进攻，王匡在开战之初已将主力调到孟津关对岸的河阳津。然而还未等到发动攻势，董卓的军队便从小平津关渡河绕到王匡部队的背后围歼对手。
作为盟主和河北方面军的直接负责人，袁绍在此战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战损来看，袁绍的军队并没有推进至河阳津前线。倘若为袁绍开脱的话，当时的袁绍正面临与公孙瓒一样的局面。作为手握重兵、声望极高的太守，难免会受到州牧/刺史的猜忌。有迹象表明坐镇邺城的冀州牧韩馥，在前线物资供给问题上并非尽力尽力。只是对比毫无后援却能孤军深入的曹操，包括后面即将登场的孙坚，袁绍这种过于顾虑自己利益的做法，终是他无法成大事的根本原因
张杨作为河北方面军的第三位诸侯，并不用为北部战场的失利负责。事实上，这位丁原旧部应该算是第一个起兵开战的。前面说了，张杨在董卓开始乱政时正滞留于上党郡打山贼。这里先要了解一下上党的位置。整个山西高原的主体，是由北向向线性排列的：大同、太原、临汾、运河四大盆地加上东南部的上党高地，共计五大地理单元。与四大盆地相比，上党高地的地势更高、更复杂，人口潜力也较小。
然而这块椭圆形高地的位置却极为重要。穿越太行山脉连接山西、河北的谷道主要有八条，被统称为“太行八陉”。其中有三条都要经由上党高地，包括：滏口陉、白陉、太行陉（另五陉为军都陉、飞狐陉、蒲阴陉、井陉及轵关陉）。战国时期，为了沟通自己在太行山两侧的国土，有三晋之称的魏、赵、韩三国都在此设置有上党郡，并展开了激烈而复杂的博弈。中国历史上结果最为惨烈的秦、赵“长平之战”亦发生于此。以其位置来说，秦国得到了它东入河北平原再无障碍；赵国控制了它，可以对已被秦国控制的河东地区构成压力。
整个上党高地的核心之地，是身处其腹地的两块小型盆地，包括北部以长治为中心的“长治盆地”、南部以晋城为中心的“晋城盆地”（又名泽州盆地）。其中长治盆地的面积要更大，亦因此成为整个上党郡的地缘中心，后者则为长平之战的战场。位于盆地东边缘的壶关，是长治盆地的东大门。在张杨决定靠手上那1000多人反董时，他先是与投身董卓的上党太守战于壶关，试图由此取得上党郡的控制权。在在攻壶关不利的情况下再攻略数县聚得数千人，进入河内加入讨董阵营。若是张杨当时能够拿下上党的话，关东诸侯们还可以由上党入河东，在董卓背后再开辟第三战场。当然，以关东诸侯的表现来看，张杨真要是做到这点估计也还是得孤军作战。不管怎么说，张杨已经用他的行动证明了自己并不畏战。
另一个不畏战的关东将领是孙坚。这位东吴政权的奠基人，早在黄巾之乱和凉州羌乱时就已显露出他的勇猛风格。如果说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性格太过任侠、作战过于勇猛。与孙坚在凉州羌乱中合作过的董卓，曾经对这个小霸王有过一段点评——“孙坚小戆，颇能用人”，评语中的“戆”字是憨厚而刚直的意思，现在更多被多被用来形容一个人憨傻。
抛开使用者的褒贬之意，性格中的“戆”更多显示的是一种用坚持己见的性格，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便会一心去做，不太注意他人的想法和感受。在这次讨伐董卓的行动时，孙坚的“小戆”性格体现的淋漓尽致。由长沙北上伐董前线时，孙坚甚至逼死了与自己有隙的荆州刺史王睿、诛杀了不愿意做自己后援的南阳太守张咨。以人口来说，在公元140年就有在户人口243万的南阳郡，是东汉第一大郡，这个人口数甚至与幽州相当，然而孙坚却没有割据这个天下大郡。在董卓入洛后避祸于南阳的袁术，被孙坚推上了南阳主将的位置。从这点可以看出，比那些逡巡不前的诸侯们，一心向洛阳进攻的孙坚要更有抱负。
考虑到汝南袁氏的声望，以及汝阳与南阳地理相接的位置，袁术如果好好经营南阳的话，的确是可以有一番作为。只是既然是以讨董的名义拿下南阳，袁术就算当时已有小算盘，无论如何也是要在前线有些作为的。好在冲锋陷阵本来就是孙坚所好。在二人的这次合作中，基本模式为孙坚在前面作战，而袁术在后面募集粮草。
从南阳郡向洛阳发起进攻，最先要攻克的是汝水河谷中的广成关（今河南汝州市西北），然后再拿下洛阳盆地边缘的伊阙关或者大谷关方能进入洛阳。同时如果坐镇颍川郡的豫州刺史孔伷如果开辟战场的话，也可以采取这条由汝、伊两条河谷连接起来的路线。此外鉴于汝颍二水上游主体都位于颍川郡境内，豫州方面如果想独力开辟战场还可选择溯颍水而上，直攻取嵩山之上的轘辕关。
广成、轘辕、太谷、伊阙这四个位于洛阳盆地南部的关口，共同组成的洛阳城的南部防线。在曹操的计划中，南部战场本应由实力最强的兖州方面军与豫州军配合完成，将虎牢、轘辕、太谷三关作为攻击方向。而以南阳为后盾的袁术、孙坚则通过武关道在关中开辟新战场。只是在酸枣集结的这部分盟军主力却并没有这个意思，反倒“日置酒高会，不思进取”，以至最后粮尽兵散。在这种情况下，开辟南部战场的任务最终被孙坚主动揽在了身上。
作为由南阳北上洛阳的第一个关口，汝水上游的广成关成为了孙坚首先要攻克的战略要点。在第一次攻击中，颍川太守李旻率领来自豫州的军队参与了“中原方面军”的这次联合行动。广城关在行政上属于梁县地界，位于关城之东的县城相距仅数公里。孙坚与董卓军的第一次交战也因此被称为“梁东之战”。代表董卓一方出战的是有汴水之战中成功阻击过曹操的徐荣。
最终结果算得上是非常惨烈，孙坚仅带数十骑突围，部下将领祖茂戴着他的红色帻巾将追兵引走方才脱身。孙坚的这段经历在三国演义中有生动描述，演义中没有呈现的是更为惨烈的结果——，代表豫州的李旻在生擒后被“烹”了。烹就是烹调的烹，原意为煮。换句话说李旻被活活煮死了。至于其他被俘虏的士兵也好不到哪去，一个个都被用布缠住倒立于地用热油烫死。
事实上这个命令并非徐荣之意，徐荣本人也并非凉州边军出身而是幽州人。他在后来的历史中还做了两件事，一是向董卓推荐了同乡公孙度为辽东太守，帮助后者成为了割据一方的诸侯；二是在董卓被杀后归顺王允一方，并在长安保卫战中为凉州军所杀。纵观徐荣短暂的一生可以看出一个规律，在看不清天下大势的情况下，很多官员选择了最稳妥的方案，天子在谁手他就听从谁的号令。这也再次证明了即便一个旧政权行将没落，但它所留下的遗产并不会那么快消失。
那些对待俘虏的残酷做法出自董卓的命令，受刑地点也是在洛阳）。这本身也是董卓的一贯做法，无论是在战场还是在朝堂之上，他都经常使用恐怖杀戮的办法击垮对手的心理防线。延长受害者的痛苦是为了强化效果。比如后来董卓有一次从长安回自己的封地时，百官前来送行，董卓却故意在设宴之时虐杀数百北地降卒，以让官员们不敢有反抗之心。尽管在政治和战略上，虐杀、滥杀一直被认为是失人心之举，无法用来维系一个政权的长期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做法在战术层面是非常有震慑力的。在董卓的心理战攻击下，不仅豫州军不再与孙坚联合行动，在酸枣的兖州方面军更是闭营不出。
不信邪的只有被董卓认定为“小戆”的孙坚，这也是唯一让董卓感到头痛的关东诸侯。在梁东之战落败后，次年春（191年）孙坚便再次整军向广成关防线发起攻击。这一次前来迎战他的是凉州将领胡轸和来自并州的吕布，不过这两个派系不一的将领之间并不和睦。自觉嫡系的胡轸扬言要杀不听从他号令的将领以立军威，不服气吕布同样在后面拆台动摇军心。
双方交战的地点是广成关边上的阳人城（又名阳人聚），史称“阳人城之战”。战役的结果是孙坚大获全胜，还斩杀了胡轸手下的都督华雄。是的，你没有看错。华雄不是关羽在汜水关斩的，而是孙坚在广成关斩的。罗贯中老先生的一是把汜水关与虎牢关当成了两个关；二是偷龙转凤的将曹操和孙坚主战陷阵之功分给了刘备。而事实上刘备和他的两个万人敌兄弟此刻还在幽州的公孙瓒帐中。
阳人城之战的胜利，只意味着孙坚拿下了洛阳外围的广成关防线。接下来孙坚要做的是在伊阙和太谷两关中选择一个作为目标，彻底撕开洛阳的内防线。这背后还有一个见诸于演义的细节。看见孙坚取得重大进展的袁术，担心孙坚在占领洛阳之后声望将压倒自己，开始在粮草保障上拖延。好在鲁阳与前线相距不过100余里，孙坚连夜回到鲁阳慷慨陈词，自觉理亏的袁术方才表示全力支持。
暂时解决后顾之忧的孙坚，准备全力向洛阳进军。感觉事态严重的董卓方面决定先礼后兵，先是派李傕前往劝说孙坚与自己和亲结盟，在遭到拒绝后只得亲自领军到太谷关一带迎战孙坚，结果却是大败而归。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只是一旦碰到完全不惧怕这种恐吓战术的人，反过来受打击的就是自己的信心和军心了。如果说之前在洛阳与关东诸侯决战是A方案的话，那么放弃关东退入关中应该算是备选性质的B方案了。在败于孙坚之后，董卓并没有回到洛阳而是向渑池方向退军，而是马上开启了B方案，至于洛阳的防务则交给吕布主持。
公元191年4月，董卓退入长安。同时命令留驻洛阳的吕布、渑池的董越、陕地的牛辅以及华阴的段煨，依托崤函通道上的城关，布设一条逐级抵抗关东联军的防御链。实际上，与其说坚守洛阳是A方案、退守长安是B方案，倒不如说董卓一开始的规划就是以长安为中心控得半壁江山，洛阳的坚守只是为了争取时间。这点从关东诸侯元月起兵，董卓二月即决定迁都长安便可看出。
边军出身的董卓虽然残暴，但并不是完全没有政治头脑。以他的出身和作为来说，想让关东诸侯归心是不可能的。所以决定迁都的同时，董卓不仅迁走了皇室和百官，还同时强制迁走了数以十万计的洛阳百姓。公元190年三月初九，在获知汉献帝在四天前已入长安城的消息后，董卓便下令焚烧洛阳的宫室和百姓人家。要知道孙坚代表关东联军获得首胜，已是一年之后。这种提早一年的彻底坚壁清野之举，即为断绝天子东归的想法，更昭示着董卓早已决定把洛阳作为与关东诸侯混战战场。而董卓后撤之后，一直有骑墙心理的吕布自然也没有死守洛阳的想法。在孙坚的攻击之下，吕布亦随之退出洛阳。
从地缘政治角度说，不管洛阳城此刻残破成什么样，它的地缘位置都摆在那。此时的关东盟军如果能凝结一心移驻洛阳，然后由关东诸地供给前线的话，是完全可以与董卓形成东西对峙的局面。问题只在于如何凝结人心。表面上看，袁绍作为盟主似乎有能力做到这点，但实际上他在凝结人心的问题上，并不如傀儡般角色的汉献帝，甚至不如有符水在手的张角。而从关东诸侯们的角度来说，他们也担心自己勤王之功变成反叛之罪。比如来自皇帝的认可，就算曹操在这次起事时给自己安的“奋武将军”之职，也还是必须在前面加个表示代理意思的“行”一样。
简而言之，关东诸侯现在缺个皇帝。只是皇帝并不等于汉献帝。在汉献帝已经被董卓“保护”在长安的情况下，另外立一个皇帝是最为可行的方案。正是在这一背景和心理下，袁绍和关东诸侯希望另立汉室宗亲身份的幽州刺史刘虞为帝。问题是并不象每个人都象袁术那样想当皇帝，更何况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样做背后所隐藏的巨大风险。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将来大局若定，两个皇帝中势必会有一个被牺牲。就算关东诸侯们取得了胜利，谁又能保证新上来的权臣不会希望另选一个更好控制的幼帝呢？而且刘虞的儿子刘和此时正在汉献帝身边做侍中，先不论成功与否，自立为帝之时这个儿子的命肯定是保不住了。
不能另立新君让本就自怀心腹事的关东诸将，彻底失去了凝结在一起的想法。此后无论是原本就准备借乱谋利的诸侯，还是仍然以恢复汉室为己任的将领，都不得不陷入各自为战、自行结盟的境地。无论出于哪种目的，人口和粮食都成为了当下最紧要争夺的资源。基于这点，因董卓坚壁清野之举而百里无人烟洛阳，则暂时失去了价值。孤军深入的孙坚也只能在修复被董卓盗掘的帝陵、祭祀完太庙之后撤回鲁阳与袁术会合。除了收获威名之外，孙坚在这次讨董之役最大的收获应该就只是那块传国玉玺了。
从发现人才的角度，孙坚和曹操应该是这场战争最大的发现。这两位三国奠基人不仅显示出了敢于一战的决心，更显示出了志在天下的格局。只是就这次诸侯讨董之战来说，却谈不上谁输谁赢。接下的历史将进入诸侯相互攻伐、倾轧的局面。而这，才是乱世真正的开始。

第七回 幽冀风云（上）
乱世即起，故事线也就开始发散。按下董卓西归长安之后所造就的乱局暂且不表，先看看作为关东诸侯领袖的袁绍接下来将作何表现。策划另立新君是反董联盟做的最后一次努力，而这一努力破产会带来一个隐性的后果，那就是汉献帝无论通过何种方式重新掌权，都会对这件事心存芥蒂。旁人倒是可以想办法推托，但作为盟主和事件策划者的袁绍肯定是脱不了干系的。后来在有机会迎汉献帝入河北时，袁绍未能及时抓住机会，很难说没有受到这一丝的犹豫影响。
不管袁绍心中当时有没有象袁术一样，已然不再视江山为汉家天下，袁绍都已将注意力转移到为自己争取一块地盘上面。作为汝南袁氏之后，袁绍没有把目光锁定在自己家乡所在的豫州，而是将自己打造成为了以冀州为根基之地的“河北袁绍”。这一地缘政治方向的选定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首先是四世三公的家世及袁绍自己所累积的人望，已经让他可以着眼天下选择一块最有利于自己的根据地；其次是在逃离洛阳之后，袁绍接受的任命的渤海郡属于冀州范畴。尤其这次代表冀州出征讨董，更是将河北豪杰大量聚于麾下。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冀州虽然是河北的代名词还是现在河北省的前身，但这个位于“大河之北”的州部，在禹贡九州的原始设定里包含整个黄河下游以北，“西河”段以东地区。十三州部中的冀州、幽州、并州，以及归属司隶部分的河东、河内两郡，都属于这个原教旨的冀州及大河北范畴。
在大河北范围中，冀州的地缘位置最为核心。人口是衡量地缘潜力的重要指标。公元140年的人口数据表明，冀州当时的人口达到了580万，仅次于628万的荆州。相比之下，数据统计还包含辽东、朝鲜等地的幽州人口就只有243.7万，剥离掉河东的并州更是只有60多万。由于幽并两州地力有限同时又都有大量边地，两州在处理边境战争时，常常要倚仗来自冀州的支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控制冀州便可自然向两州扩张，成为真正的河北之王。
最终袁绍的确做到了这点，不太为人所知的是击败袁绍之后的曹操，曾经一度将天下重新划分为九州并自任冀州牧，而这时的冀州所遵循的就是它的原始设计，使得曹操名义上虽然只是一个州牧，但却可以直接将超过三州之地视为自己的直属地。位于冀州最南端的魏郡和邺城，也成为曹操为自己的选定的封地。对手的眼光证明了袁绍的选择并没有错误。不过两位好友的对决还要等到八年之后的官渡之战。当下袁绍最先要解决掉的是他的顶头上司——冀州牧韩馥。
韩馥与袁绍一样同样不是冀州人而是颍川人，与袁氏家族所在的汝南郡不仅同属豫州，分处汝、颍两水上下游的两郡在地缘联系更是极其紧密，以至于时常以“汝颍”的合称见诸于文字，而韩馥本人亦是袁氏门生。只是无论袁绍本人的声名有多么适合管理冀州，夺权始终是不义之事。当然对方要是主动让出来就另当别论了，而后来韩馥的确也这样做了。历史上亦不缺乏让权的案例，只是细究下来出让者却往往都有着身不由己的苦衷。就像汉献帝后来把皇位“让”给曹丕，曹家子孙后来又把天下“让”给司马家一样。
想让一个人愿意将权柄交出来，让他感到生命受到威胁是最有效的，区别只在于无论出于私人关系还是天下公义，袁绍都不能直接去威胁韩馥。除非韩馥感觉到在冀州牧位置上多呆一天，就多一分危险。让这位让权都感到焦虑的威胁来自两方面：一为内忧，二为外患。内忧是冀州豪杰显然更归心于袁绍。公元191年，冀州将领麴义起兵反叛，韩馥亲自领军征讨却大败而归。在这场争斗中掌握冀州主要兵力的袁绍，非但以前线战事吃紧为由未能回军相助，更私下与麴义结交。
在正式接任冀州牧后，麴义成为了袁绍的属下并在与公孙瓒的战争中建功。没有直接证据显示袁绍在事前策划了这一切，但他“帮”韩馥引来外患之事却是明确被记录下来了的。从地缘位置上看，冀州并非中央之国的边地。在阴山和燕山长城防线抵御外患的是幽州和并州。然而谁也没有说过，外患就只能是那些来自塞外的异族。
让韩馥忧心的外患来自于幽州，更准确说来自与袁绍处在同样身位的公孙瓒。在冀州上演一出逼宫大戏的同时，幽州同样在进行一场下克上性质的争斗。通过三国演义的传播，大家对公孙瓒的熟悉度并不会低于袁绍。这位幽州诸侯于演义的最大贡献，应该是把实力派+偶像派的赵云送给了刘备。
公孙瓒本身就是幽州人氏，具体来说是辽西郡令支县人（今河北迁安一带）。其与刘备的渊源来自于曾在涿郡为吏，并为当时的涿郡太守赏识招纳为婿。一如演义中所描述的那样，二人还曾共同拜在黄巾之乱中平乱有功的著名经学家卢植门下。不过公孙瓒功成名就之地却不是冀州而还是在幽州。通过在涿州所积累的声名举孝廉后，公孙瓒得到了“辽东属国长史”的官职。
虽然由吏变官意味着正式进入仕途，但这个职位注定是做不了太平官，而是需要拿命去换的。这并非危言耸听，看看辽东属国的地缘背景就会明白了。幽州又被世人称为“幽燕之地”，这个名字的地缘政治源头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燕国。燕国虽然在战国七雄中实力较弱，但却是七雄中出身最为正、历史最长者。公元前1044年，周武王灭商后，便将他的弟弟召公封建于此建立燕国，以为王朝拱卫北方。此后偏居一隅的燕国默默在华北平原的北部发展，并在战国后期战胜了在长期侵扰燕国的东胡部，将控制线延伸到了燕山之北的辽河流域。
幽燕之地中的“燕”在地理上还可以指向燕山山脉。这条分割河北平原与东北平原的山脉，堪称中原王朝的北境守护。即便燕山之南的北京还没有都城之位时，这条防线失守也足以让华北平原乃至中央之国陷入巨大危机。北纬42度温度线和华夏文明的农耕属性，决定中原王朝的直接控制力只能抵达下辽河平原（辽河下游平原），及其两侧的辽西、辽东两片丘陵地带。其中辽西丘陵属于燕山山脉在东部的延伸，大体对应辽宁省西南部的朝阳、阜新两地区；辽东丘陵则属于长白山脉的延伸，又单独称千山山脉。向海洋延伸的辽东丘陵还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名称——辽东半岛。
上述三个可为中原王朝提供农业支撑的地理单元，围绕着渤海北部的辽东湾略呈“品”字形排列。基于这一位置关系，中原王朝在越过燕山分水岭后延伸渗透力的顺序，依次为辽西丘陵-下辽河平原-辽东丘陵。如果足够强大还可以跨越辽东半岛，东南向将控制线延伸至朝鲜半岛。观察纬度你会发现这个当下分成两个国家的半岛，同样处在北纬42度温度线南面。问题在于中原王朝的扩张过于依赖陆路，在经过前述三环之后，直接控制力至多只能延伸到朝鲜半岛北部。
西汉王朝是最先做到这一点的大一统王朝。在汉武帝的规划下，河北省唐山市以东的燕山南部平原（包括公孙瓒籍贯所在的令支县）、辽西丘陵，以及二者之间的燕山山脉被建制为了“辽西郡”；下辽河平原与辽东半岛放在一起建制为了“辽东郡”；而朝鲜半岛北部建制的是著名的汉四郡。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辽西郡即是中原王朝通往东北地区、朝鲜半岛的桥梁，又是华北平原的门户；辽东郡尤其它所包含的下辽河平原则是一个事关整个东北亚局势四战之地。
之所以说辽东郡是四战之地，是因为总计有四股力量可以争夺这个枢纽之地。除了来自华北平原的中原王朝以外，主要还包括在温度线以北的两大势力，一是游牧于燕山北麓的“西拉木伦河-西辽河河谷”游牧民族。这条位于辽河上游的河谷由于降水较少呈现为草原地貌，是蒙古高原游牧者延伸进入东北地区的主通道。鉴于其清末为蒙古科尔沁部的驻地，可将之称为“科尔沁草原”，现在为隶属内蒙古的赤峰、通辽两市所辖。去除掉游牧属性的科尔沁草原，及辽西、辽东两郡下辖的这片有农耕潜力的土地。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就都属于适合渔猎经济形态的原始森林地带了。
基于上述地缘结构，中原王朝可以透过控制下辽河平原获得在东北的支点，游牧、渔猎甚至来自朝鲜半岛的力量，同样可以在控制它之后觊觎华北平原。当日燕国在就是击败以科尔沁草原为跳板渗透下辽河平原的东胡部落后，得在燕山东北扩地千里。及至西汉时期，代表游牧者经略科尔沁的变成了系出东胡的乌桓部（乌丸），并被帝国视为牵制匈奴的重要力量。时间线再推进到东汉中期，随着王朝对边地控制力的减弱，一如凉州羌人被内迁回到他们祖先生长过的黄土高原一样，原本在塞外屏护帝国安全的乌桓部，亦被允许内迁至了两辽地区。至于科尔沁草原则被取代匈奴成为草原之主的鲜卑人所控制。
除了散居塞内的乌桓部，大部分乌桓部落被安置到了“辽东属国”。这是一个割取辽东郡西南、辽西郡东南沿海地带被建制而成的乌桓人自治区，具体来说包括辽宁省：锦州、盘锦至营口一线。而这个公孙瓒受命担任的“辽东属国长史”，则是代表汉帝国管理这一地区乌桓人的官员。坐在这个位置上，不仅要防范从科尔沁草原入侵的鲜卑人，还要警惕来自乌桓人的反叛。要知道在凉州羌乱时，负责管理羌人事务的护羌校尉便是在第一时间被叛军所杀。往好的方面想，公孙瓒要是能够在边地建立威信的话，这些弓马娴熟的游牧者亦可成为他回到内地争夺权力的力量。
在奉行丛林法则的塞上边地，拥有强大的武力是建立威信的常规手段。尤其需要建立的是能对冲马上民族骑射优势的骑兵部队。否则面对“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游牧民族，即便能以城防、阵法赢得战争，也无法全歼对手。在这个问题上推行“胡服骑射”政策的赵武灵王是最好的仿效对象。在幽州边塞依照这一模式建立的轻骑兵部队被称之为“幽州突骑”。上任之后的公孙瓒，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精选出一支数十名亲随私军——白马义从。
寓意为“归义从命”的“义从”二字大家并不陌生。与在凉州叛乱中反叛汉朝的“义从胡”不同的是，公孙瓒的白马义从少了个胡字，其核心成员应是长期生长在边地的汉地居民。射术精绝和统一骑乘白马是这支特选部队的标志，公孙瓒也因此被乌桓人称之为“白马长史”。这种做法并非只是在追求形式。想象一下每至临阵，数十白马义分列于公孙瓒左右两翼，百步之内无人可以近身，身后三千突骑蓄势待发，气势是何等状观。
历史记载公孙瓒“每闻有警，瓒辄厉色愤怒，如赴仇敌，望尘奔逐，或继之以夜战”。意思是说只要发生战斗，公孙瓒都会象看到仇敌一样亢奋，甚至追杀对手到深夜。值得一提的是，三国演义中有很多将领所使用的兵器都是杜撰的，比如关羽的青龙偃月刀要迟至宋朝才会出现，但公孙瓒所使用兵器却是有明确记载的。这是杆两头带刃的长矛，民间俗称“两头蛇”。有一次被敌军围困，公孙瓒便手持这杆“两头蛇”，一马当先领白马义从突围，亲自杀伤数十敌军。
这种即有硬实力又有形式的战法，对敌军的心理震憾是很大的。以至于很多试图反叛的乌桓人和鲜卑人，不仅在阵前听到公孙瓒的声音就感到害怕（公孙瓒声音洪亮很有识别度），更是远远看到白马义从的身影就会避开。没有明确的记录表明赵云曾经属于白马义从的一员，不过演义中赵云的白马、长枪，以及七进七出、忠心护主的表现，不由得让人联想到公孙瓒和白马义从。而作为公孙瓒曾经的部下，这种影响是很有可能真实存在的。
西连阴山、东接大海的燕山山脉，自然将幽州分割为了在河北平原的本部，以及在北方的边地两部分。如果公孙瓒一直在辽西属国发展的话，那么进入诸侯竞逐的时段后，他所割据的地盘将很有可能是辽东。然而凉州羌乱却给了公孙瓒一个入主幽州本部的机会。公元187年，朝廷征召公孙瓒率领三千幽州突骑前往凉州平叛。大军行至燕南时，曾为汉朝官员的渔阳郡豪强张纯、张举与内迁至辽西的乌桓首领丘力居结盟起兵叛汉，不仅攻掠幽州本部诸郡，更将战火延伸至辽东、冀州境内。
在幽州陷入内乱的情况下，本应出征凉州的公孙瓒显然只能留下来平叛。在这次平叛过程中，公孙瓒的表现一如既往的勇猛。问题是面对遍地狼烟，公孙瓒再勇猛也有些疲于奔命，甚至多次深陷险境。而公孙瓒不怕死的打法亦让叛军亦无法盘据幽州。在这种情况下，幽州迎来的一位新州牧——刘虞，这位汉室宗亲的到来彻底改变了幽州的政治格局。

附图：幽冀风云

第八回 幽冀风云（中）
刘虞在黄巾之乱前就曾担任幽州刺史，在幽州享有很高的声望。宽政、清廉是世人给他的评价，这也是袁绍等诸侯愿意共推他为帝的原因。而刘虞在断然拒绝的同时，更希望从武关道救汉献帝脱险。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关东诸侯都同意这样做。最起码一心想当皇帝的袁术就不愿意，甚至假意配合刘虞的计划，借机并吞后者派至南阳的兵马。
刘虞的回归并升任州牧为幽州迎来了和平的曙光。那些知其宽政之风的乌桓、鲜卑首领纷纷派出使者表示愿意归顺。自知无力回天的张纯、张举在出逃塞外之后，或被鲜卑人斩杀以邀功，或不知所踪。能如此快速扭转局面还是要感谢公孙瓒在战场上的努力。如果政府军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力量，招抚只会被视为示弱。
公元189年，在军事和怀柔两种手段的共同作用下，幽州叛乱得以平息。刘虞因此坐稳了幽州牧的位置，而公孙瓒也得到了奋武将军、蓟侯的官爵。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在治理地方的问题上，刘虞与公孙瓒的风格非常互补。如果能够配合的话，退则可保幽州一方平安，进而有机会在乱世割据称王。
然而合作是两个人的事，不愿意合作的那个是公孙瓒。通过这次平叛战争，他的部队已然发展到了步骑上万，成为幽州境内最大的政府军力量。从这位边军将领的角度来说，即便没有养寇自重的心理，看到自己拼死镇压的叛乱被一个文官用招抚政策终结，心里肯定也不是滋味的。为了阻止刘虞的招抚政策，公孙瓒甚至四处劫杀各边缘部族与州牧和谈的使者，以至于这些使者只能想尽办法绕道前往。
自顾不暇的朝廷根本无力调解二人间的矛盾。在幽州叛乱平息，各地的驻军纷纷裁撤的情况下，尾大不掉公孙瓒得以正式受命率部驻扎于燕山南麓的右北平郡（唐山市区一带）；作为州牧的刘虞则以广阳郡蓟县（北京市区）为驻地。幽州本部就此进入了东、西两股势力并立的格局。至于原本为公孙瓒根基之地的辽东边地，却发展出了另一条故事线。诸侯讨董部分曾经提到过的，辽东将领徐荣此时向董卓推荐了他的同乡公孙度做辽东太守。后者在辽东的经营相当成功，在三国鼎立格局之后，孙权还尝试过与之结盟，以在曹魏后方开辟战场。
没有证据表明辽西公孙瓒和辽东公孙度之间有近亲关系。已经抓住机遇进入更大地缘政治舞台的公孙瓒，亦暂时没有精力回到燕北去整合辽东。接下来他要面对的竞争对手除了上司身份的刘虞以外，还有同样准备干掉上司、独揽冀州大权的袁绍。只不过公孙瓒可能没有想到，正是在他的直接帮助下袁绍才坐上冀州牧的位置，更别说为自己引来了杀身之祸。
为了逼迫韩馥交权，袁绍暗中去信公孙瓒邀请其带军南下。同时又派自己的外甥高干、出身于颍川荀氏的荀谌前往劝说韩馥，言明公孙瓒南下的目的在于攻取冀州，同时袁绍的军队也有从河内前线向冀州移动的迹象，很难揣测其意图到底是什么。在这种局势下，身处邺城的韩馥很有可能陷入两面受敌的境地。既然如此倒不主主动让位给袁绍，让他去对抗公孙瓒，自己也可因让贤之举保全自己。
与其说这是在劝说倒不如说是在威胁，最让人无奈的是说客所陈述的都是事实。事实上未能镇压麴义兵变的韩馥，此时所面对的还不是两面受敌而是三面受敌的局面，并且与三方中的任何一方对抗都处于劣势。如果不想渔死网破的话，交权给表面还要以德服人的袁绍，看起来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最终袁绍如愿以偿的得到了韩馥让出的冀州。悲剧的是原本认为自己可以因此避祸的韩馥，却在发现失去权柄和军队后陷入了更加恐慌的境地。无法面对这种恐慌的前冀州牧先是投奔陈留郡太守张邈，进而在担忧张邈会受袁绍唆使加害自己的情况下自杀身亡。
与韩馥主动将冀州让给袁绍不同的是，幽州牧刘虞并没有想过把幽州让给公孙瓒。应该说，能够让鲜卑、乌桓归心的刘虞比韩馥要更有强势的资本，最低限度不用像后者那样陷入三面受敌的局面。然而袁绍的邀请却让已在幽州本部立足的公孙瓒，又抓到了一次打怪升级的机会。以至于作为他的顶头上司，刘虞越发感到无法挟制这位属下。
一般认为，袁绍引公孙瓒南下的理由是前往讨董前线，但从后来公孙瓒军队的走向来说，真正的目标应是“黄巾军”。前面说了，以太平道为意识形态的“黄巾之乱”虽然在爆发当年（公元184年）即已被镇压，但打着黄巾军旗号的散发民乱却不绝于世。公孙瓒这次南下要对付的就是三大黄巾军中的青州军。
又称“青徐黄巾军”的青州军发源于青州和徐州北部，另一支黄巾余部黑山军则发端于冀州北部中山国、常山国，以太行山脉为后盾纵横于整个河北平原。在袁绍去信公孙瓒之时，青州军正越过黄河北上冀州，大有与向东攻掠的黑山军合兵之势。在这个方向上，冀州与青州相接的郡国正是袁绍为太守的渤海郡。在这种情况下，还在河内前线扛着讨董大旗的袁绍，邀请公孙瓒相助后方的理由算得上是冠冕堂皇。
公元191年，领军南下的公孙瓒与北上的青州军战于渤海郡东光县（今河北省东光县），史称“东光之战”。已经在幽州本部经营数年的公孙瓒，较之两年前的兵力又有了很大的增涨，仅这次出征的部队就有两万之众。乌合之众属性的青州军在公孙瓒的职业骑兵面前不堪一战。不但在接战时被歼三万余人，更在后撤渡河时被半渡而击的幽州突骑追杀，溺毙数万、生俘七万。
青州方面与渤海郡方面接壤的是平原国。再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在这个位置上充当两州边界的并非黄河。黄河的最后一段河道，是在中穿平原国之后，由同样归属青州的乐安郡（公元146年之前为乐安国）入海。换句话说，原本入境冀州平乱的公孙瓒，不但在大胜之后收获了大量人口、物资，还顺势进入了青州地界。结合公孙瓒的性格以及当时的乱象，你很容易意识公他不会在战后撤出青州地界，更不会把渤海郡还给袁绍。不得以袁绍只得将自己的渤海太守之位让给公孙瓒的堂弟公孙范，以求与这之和解。将公孙瓒直接控制的以右北平郡为中心的东半个幽州本部，加上冀州的渤海郡、青州的平原国，你会发现公孙瓒的领地都位于渤海西海岸。
看到“平原”这个名字是不是感到眼熟。三国演义中刘备在酸枣会盟时的职位就是“平原令”，后来又担任过平原相。不过现在我们知道公孙瓒和刘备都没有到讨董前线。这里先要说一下的是平原令和平原相的区别。在郡国并行的两汉，如果有宗室子弟封建于某个郡，这个郡就会更名为国。不过自西汉七国之乱后，被封建地方的宗室并无实权。国相才是封国的最高行政官员。也就是就，一国之国相与一郡之太守职级相当。比如讨董联盟中的济北相鲍信的情况便是如此。
平原郡曾经两汉时曾转换过几次郡国身份，在公元148年至208年（赤壁之战那一年）的六十年间都是平原国的身份。无论叫郡叫国治所都为平原县，所以刘备最初得到的是一个县令之职。考虑到之前刘备曾经做过安喜县尉、下密县丞、高唐县尉/县令，这一职位实在算不得有什么长进，更难以凭它跻身政治舞台。参考讨董联盟的成员身份，获得一郡太守之职才能算是拿到竞夺诸侯身份的入场券。从这个角度说由平原令升任平原相后，刘备才算真正触摸到的起跑线。
刘备在投奔公孙瓒时最先被任命的官职是“别部司马”。这个军职在三国演义中的出镜率颇高，孙坚、关羽、夏侯渊、吕蒙等著名将领都曾以之为从军起点。“别部”指的是非主力部队，“司马”则是负责管理的职位。通俗点讲，在当时的局势下你能带着一支队伍投奔某个诸侯，就会授予别部司马之职。刘备之所以被调任青州，是因为颠沛流离的他在投奔公孙瓒之前任职的高唐县就在平原国。对于公孙瓒来说，把这位老同学放在青州理政比放在军中作用要更大。
尽管刘备抓住这次机遇拿到争夺天下的入场券，但时下的舞台还不是他的，公孙瓒才是这一阶段的当红炸子鸡。公孙瓒所控制的地盘已经涉及到幽、冀、青三州，人口仅数十万的并州倒向何方，也是看谁才是河北之王。然而想要成为河北之王还得先问袁绍答不答应。为了牵制袁绍，公孙瓒选择了以冀州北部为根基之地的黑山军首领张燕结盟。除此之外，在黄河以南扩张势力范围的袁术也是公孙瓒的结盟对象。
早在公孙瓒领兵南下镇压青州军时，公孙瓒便已派出自己的堂弟公孙越率千骑前往袁术处结盟。后者在参与二袁争夺豫州的战役时中流矢而亡，让公孙瓒找到了进攻冀州的理由。公元191年冬，挟大败黄巾军之威，公孙瓒由青州平原郡出发向与之相邻的冀州甘陵国（原清河国）攻击前进，所到之处望风而降。刚刚利用公孙瓒拿到冀州的袁绍，则由邺城北上与甘陵国相邻的巨鹿郡阻击公孙瓒。
袁绍在巨鹿驻军的地点其实大家并不陌生，就是当日黄巾之乱时，张角、张梁被困死的“广宗”县（河北省威县方家营镇）。同属冀州范畴的巨鹿郡与甘陵国，是由一条名为清河（今名老沙河）的河流所分隔，这条界河与广宗城相距20里（汉代一里约为415.8米）。双方首战的地点便是位于这条界河之侧（河北邢台市威县城大葛寨村南），更具体说是巨鹿一侧，史称“界桥之战”。
巨鹿郡的背后便是黑山军张燕主活动区的常山国与中山国。从袁绍的角度来说，如果不能在界桥之战取胜进而让公孙瓒与黑山军合军的话，那么冀州十二郡国中，除了邺城所在的魏郡以及邯郸所在的赵郡以外，将有十个位于对手的防线之后，尽数归于公孙瓒之后几乎是必然的。幸运的是袁绍赢得了这场关键战役的胜利，遏制了对手正盛的势头。
在此战充当先锋立下首功的，正是此前给韩馥制造内患的麹义。这里要交待一下麹义的地缘背景，这位将领本身并不是冀州人而是凉州武威人，与那些西凉将领的成长经历相仿，都曾长期混迹于羌人之中，并因此养成了一支八百人的私属精锐部队。从这个角度说，他与公孙瓒的之间颇有点凉、幽边军对决的意味。
面对公孙瓒异常骁勇的白马义从和幽州突骑，袁绍的骑兵很难有抗衡之力。不过兵种从来都是相生相克，没有一种兵种是可以包打天下的。公元前103年，汉飞将军李广之子李陵，以5000步兵孤军深入大漠戈壁，与前来围堵的数万匈奴骑兵抗衡，靠的就是侧绑长矛、内侧置大盾的武刚车结成环阵，配合步兵防御，再以强驽远程攻击对手的骑兵。
界桥之战的袁绍军总的来说也是运用这多兵种联合战术。具体来说是让麹义和他的八百精锐之士持大盾伏于阵前，中间再掩护有一千强驽手，袁绍亲领的数万步骑则在后方十几里的广宗城外蓄势。当跨桥而来的幽州突骑发现阵前兵少且只有步兵时，便放心上前冲阵。待到进入射程之时，先突以强驽齐射收割一轮，麹义所率领的八百精锐再一跃而起冲入敌阵。
一般情况下一轮齐射虽然可以阻止对方的攻势，但不可能收割完所有的骑兵。而用步兵追杀撤退的骑兵也是做不到的，即便对方在遭遇突然打击时已经惊慌失措。不过袁绍所率主力布阵布阵的位置距离界桥只有二十里，距之十几里的麹义部距桥头位置则更为接近。这使得公孙瓒的幽州突骑虽然在下桥之时能够从容结阵，并发起集团冲锋，在急速后撤之时却会因拥塞桥梁而自乱阵脚。
当然，仅仅依靠八百敢死之士和一千强驽并无法取得全胜。在先锋绝地反击之后，袁绍部署在后方的主力亦随之向前掩杀，使得在界桥另一侧稳住阵脚准备再次反击的公孙瓒，再次为麹义和袁绍军所败。不过虽获全胜，袁绍本人却差点为幽州突骑所擒杀。这是因为获知前方获胜之后，在后方的袁绍放松警惕甚至下马卸鞍开始休息。而此时他的身边只有一百多持戟卫士和数十张强驽。
刚才我们说了，公孙瓒的骑兵并无法在急速撤退时尽数撤到界桥的另一边。在这种情况下，有约两千骑兵向两翼逃散并意外的发现袁绍的大帐。如果不是谋士田丰组织强驽组成防线反击，溃兵性质的对手也没能死战的话（因为不知道被自己围住的是袁绍），袁绍很可能就一战而亡了。悲剧的是在后来在官渡之战中，田丰却因谏阻袁绍征伐曹操而被杀。留下了“若军有利，吾必全，今军败，吾其死矣”的著名遗言。
一场战役并不足以让一方取得压倒性胜利，在界桥之战后公孙瓒与袁绍又在平原、涿州等地展开过龙凑之战、巨马水之战等战役，互有胜负。进入拉锯状态之后，两大诸侯所比拼的已不再是骑兵还是强驽谁更利害，而是粮食问题。一场仗打下来，获胜的一方也往往因为粮尽无法扩大战果。只是进入相持阶段后，公孙瓒的短板遂渐渐暴露出来。这首先是幽州的地力和人口不如冀州；其次是公孙瓒部的作战风格，对经济的破坏力又极大；第三则是因为公孙瓒的战线拉得太长。尤其是最后一点属于结构性短板，并无法长期维持。

第九回 幽冀风云（下）
公孙瓒扩张方向，与战国后期乐毅伐齐时燕军的路线类似。那次战役也是燕国在先秦争霸舞台上唯一的高光时刻。区别在于公孙瓒在拿下平原之后就转而与袁绍缠斗，并没有进一步深入齐国故地属性的青州。志得意满的公孙瓒甚至还自行任命了管理冀州、兖州、青州的将领。只是在界桥之战后，公孙瓒在幽州之外真正能够控制的只有冀州的渤海郡以及幽州的平原郡，以至于受其命管理兖州的将领单经只能退到平原县去驻守。升任平原相的刘备则转驻他曾经当过县令的高唐县。
每一个州部都是经过长期地缘博弈形成的。地跨三州却又不能完整得到一州的现状，不仅让公孙瓒的战线拉得太长，更难以进行内部整合。不要忘了，当年乐毅伐齐可是“五国伐齐”，秦、韩、赵、魏四国的参与，尤其是赵国的参与可以确保燕军的侧后方不被侵扰。而当下公孙瓒在渤海郡和平原郡这两个突出部，势必会全面遭受对袁绍的攻击。另一个挑战在于，幽州也不全是公孙瓒的天下。
为公孙瓒实力壮大感到忧心的不仅仅是袁绍，还有他的顶头上司。公元193年，刘虞整军十万向驻军右北平的公孙瓒发起进攻，将之包围在城池之中。刘虞这个人并没有野心，这点从他坚决拒绝称帝便可以看出。以之声望来说，如果不主动进攻的话而是安抚的话，注意力为袁绍所牵制的公孙瓒，暂时也不想与刘虞撕破脸。不过没有割据野心刘虞还是选择武力解决公孙瓒的方案。让这位君子最为不满的是公孙瓒在作战过程中，完全不顾及对地方和百姓的伤害。
从牌面上看刘虞优势还是很大的，首先他的绝对兵力要更多；其次由于向冀青两州扩张地盘，公孙瓒此刻有相当兵力分驻扎于各地。然而刘虞还是败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三个字——不职业。比起一直处在征战状态的公孙瓒部，刘虞的拼凑出来的大军多而不精。更要命的是，向来以德服人的刘虞在出战之前即要求部下不要过多杀伤公孙瓒的部下，只针对公孙瓒一人，而且在作战时不要毁坏城池房屋。反观对手就完全没有这种顾忌了，为了胜利而不计代价一直是公孙瓒的行事风格。最终在刘虞自缚手脚的情况下，公孙瓒反倒用火攻突袭的战术赢得了胜利。
失败的刘虞在逃至上谷郡居庸县时（今天北京市延庆区），被公孙瓒的追兵所围困，三日后城破被俘。不过大获全胜的公孙瓒并没有立即杀掉这位前上司。这倒不是顾忌到下克上的名声问题，而是因为这个时候正好朝廷有一道非常重要的圣旨到了，必须让这位前上司多活几天。这倒圣旨的意思是让刘虞总督北方六州事务。考虑到已经被李傕、郭汜所控制的汉献帝本人无力作出这样的任命，而刘虞的所在的位置和实力也绝没有可能做到管理六州，这一人事安排实则是为了加深关东诸侯们矛盾。
不管朝廷是出于什么目的做出这样的安排，都让公孙瓒看到了称霸北方的机会。尽管此前已经任命了管理冀、青等州的将领，但说起来是名不正言不顺（这时可以正式授予刺史之职）。借这次机会，公孙瓒先是给自己安排了假节督幽、并、冀、青四州的权力，然后再胁迫使者以刘虞与袁绍勾结试图称帝为由将之斩于市。这看起来实在是一个一石二鸟的好计策，即让自己堂而皇之的受命成为四州之主，更给最大的对手袁绍扣上了叛军的帽子。
这里面还有一个细节，刚才提到朝廷给刘虞的是总督北方六州之权。以地缘位置来说，除了幽、并、冀、青四州外，还应包含黄河之南的兖州和豫州。在界桥之战时，公孙瓒就已任命过管理青、冀、兖三州的将领。不过通过与袁绍这两年多的博弈，他已经知道暂时没有可能把手伸到中原地区。此外豫、兖两州当下正是袁术的目标，在公孙瓒与刘虞火并之时，袁术正领军与曹操争夺兖州。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把两个自己力所不逮的州部划到自己名下，倒不如“留”给袁术。
不幸的是这次人生巅峰却成为了公孙瓒的转折点。表面看刘虞的死让公孙瓒成为了北方雄主，实际上却让公孙瓒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境地。那些忠于刘虞的旧部以及一直被公孙瓒强势打压的乌桓部、鲜卑部并不愿意接受公孙瓒的统治，反而将袁绍视为刘虞的接班人。相比边军起家的公孙瓒，与刘虞一样出身世家显贵的袁绍，在用怀柔政策收服人心的问题上丝毫不逊色。
这些站在公孙瓒对立面的幽州力量在刘虞死后共推广阳人阎柔，以“乌丸司马”为号（乌丸即为乌桓）起兵反对公孙瓒。这支规模数万、胡汉混杂的部队，作战时可不会象刘虞那样自缚手脚。他们取得的第一场大胜，是在渔阳郡潞河之战中斩杀公孙瓒任命的渔阳太守及所部四千余人。本部吃紧的公孙瓒不得不将他任命的青州刺史田楷等分散在外的将领，撤回到自己身边（这些将领也一直在与袁绍部苦战）。至于刘备则在与青徐黄巾军作战的过程中，在青徐两地积累了人望，转而投奔徐州牧陶谦，为他的政治生涯翻开了新的篇章。
公元195年，阎柔领刘虞旧部与前来支援乌桓、鲜卑部，加上袁绍派出麹义部合兵十万，再战公孙瓒部于渔阳郡的鲍丘河畔（位于天津境内的潮白河），并大胜之。鲍丘之战让公孙瓒一下子又损失了两万人。代郡、广阳、上谷、右北平等郡亦纷纷民变，诛杀公孙瓒此前任命的地方官加入袁绍阵营。四面楚歌的公孙瓒再想据一州之地已是不可能。如果可能的话，领军后撤至起家的辽东地区最为可取。有燕山为阻不管是割据一方，还是养精蓄锐以图东山再起都是一个安全的选择。
问题在于时过境迁，此时的辽东已是公孙度的天下。如果公孙瓒一定要北归，势必会与这个本家火并，陷入腹北受敌的境地。最终公孙瓒选择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方案，而这一切还要从一句被记入《后汉书•公孙瓒列传》的童谣说起：“燕南垂，赵北际，中央不合大如砺，唯有此中可避世”，意思是说在燕地南北、赵地北边有一块中有磨刀石状高台的土地可以避祸。依照这一指引，公孙瓒在攻灭刘虞后选择了在幽、冀交界处的易水河下游筑楼，并囤积了300万斛粮食（东汉一斛约为27公斤）作为自己的退路。
这个避世堡垒被称之为“易京”。与常规城池不同的是，易京本质是一个城堡联防体系。“京”的原意为土丘，公孙瓒的具体做法是每隔一段距离就堆一个五、六丈左右的土台（汉代一丈约为2.31米），然后再在上面建筑楼阁，各将率军驻扎其上。其中公孙瓒自己所居于其中，并在土丘上再构筑有高达十余丈的高楼称之为“中京”。整个防御体系之外再挖掘有壕沟，引南面的易水河之水作为屏障。诸高台之间则依靠音频较高的妇人声传消息。
公孙瓒将这一战术称之为“百楼不攻”，意为有上百个这样的高台堡垒，敌人是万万攻不下来的。按他自己的说法，这样大大小小的高台有上千处，并且还可以在高台之间女耕种积谷。客观说，依托充足的武器和粮食储备，这样的防御体系的确很适合打持久战。清乾隆时期的征大小金川之战前后历时三十余年，金川土司们所依托的碉楼防御体系，便与公孙瓒这一“百楼不攻”战术相类似。
在公孙瓒退守易京后追杀而至的麹义，是袁绍军中最早尝试进攻易京的将领。只是在围攻一年多之后，粮尽卒疲麹义不得不选择后撤。乘势追杀尽得其辎重的公孙瓒也算是报了之前两败之仇（麹义后因居功自傲而为袁绍所杀）。此后数年，袁绍军又多次进攻易京都不能得手。袁绍方面攻得苦，作为防御方的公孙瓒守得同样辛苦。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百楼不攻之法在战术层面的成功，并不能改变战略上坐以待毙的无奈。伴随着袁绍军一次次的进攻，公孙瓒部将领们的信心也在一点点的消磨掉。如果不是因为家眷都囤于易京，并且公孙瓒本人还能镇得住这支军队，这些将领很可能早就逃散了。
在悲观情绪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公孙瓒的一个决策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公元198年，已经攻打易京三年而不能得手的袁绍，再次卷土重来。在这场决定两人命运的战役中，公孙瓒拒绝救援一名即将被袁绍军攻克的堡垒，理由是如果救援的话将领们就会不肯死战。在军心不稳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无疑加速了防线的崩溃。当袁绍军再次发起攻势时，那些知道公孙瓒已不能再成为依靠的外围将领或降或逃，眼看形势危急的公孙瓒不得不收缩防线，在中京之外构筑了三层城防，同时派其子公孙续前往太行山中向黑山军求援。
作为黄巾余部三大主力的黑山军，并且核心力量与公孙瓒相仿都为骑兵。依托强大的机动力量及太行山脉的保护，袁绍所控制的冀州是这支军队的主要袭扰对象。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黑山军深知与公孙瓒之间是唇亡齿寒的关系。公元199年四月，接到求救信的黑山军首领张燕率部前来救援。意外出现在公孙瓒一方。在公孙续前往黑山军求援之后，公孙瓒又派人给他送信，约定援军到后在举火把为号，然后内外夹攻袁绍军。
然而信使的这次突围却以失败告诉。截获书信的袁绍将计就计，举火引诱公孙瓒出城作战。被伏击后损兵折将后的公孙瓒不得不再次退回营中固守待援。这一失败并不是最致命的，最致命的是求救的信息泄露。获知对手援军将至的袁绍，进一步加紧了对中京防线的攻击。与胜利近在咫尺的袁绍选择了土攻战术，从地下挖掘地道至主楼之下，然后破坏底下的支柱。深知大势已去的公孙瓒做出了人生中最后一个决定——引火自焚，一代枭雄就此退出三国争霸的舞台。
公孙瓒死后苦战8载的袁绍终于成为了河北之王。只是不知公孙瓒在兵败身死之前，有没有再次想起那句引他前往易水河畔自守，以观天下之变的童谣。公孙瓒选择筑易京的地点，位于现在河北省雄县西北的幽冀两州交界线上，具体说是幽州涿郡与冀州河间国的交界处（雄县当时建制的是隶属冀州河间国的易县）。2017年，在雄县及相邻的安新、霸州三地各划出一部分土地新建有千年大计之称“雄安新区”后，雄县的知名度得以迅速提升。地势低平是这一地区的地理特点。从这事隔1800多年的选择来看，公孙瓒貌似还真的选择了一个有王气的地点。
相比刚刚为人所知的雄县，易京所依托的易水河在历史上的名气要大得多。荆轲的离别燕国时所吟唱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让这条战国时期的燕、赵边界称得上是家喻户晓。在两汉时期，幽、冀两州在继承燕、赵的地缘政治遗产后，也继承易水河下游这条边境。不过笃信命运安排，将退路定位于这片大平原之上的公孙瓒，可能理解错了童谣的意思。如果他对战国的历史比较熟悉，应该会知道在“燕南垂，赵北际”之间，原本还有个被后世称为“战国八雄”的中山国。
建立中山国的是从山西高原走出来的白狄族。夷狄出身的中山国一直是周边华夏诸国的眼中钉，之所以能够在乱世立国，很大程度是因为其将根基之地放在了地形更为复杂的太行山麓。城中有山是中山国的最大特点，亦因此而得名。正所谓“中央不合大如砺，唯有此中可避世”，一旦这些依托山麓丘陵而建的城池，也不能抵御敌人的进攻时，中山国便会撤入太行山中，等待时机复出。历史上的中山国曾遵循此路径两度复国，一直到公元前296年方为赵国所灭。其故地入赵国并因此在两汉成为冀州之北的中山、常山两个郡国。
如果不是担心出城之后反而会溃败更快的话，公孙瓒本来是想亲自领军向太行山方向突围的。此时他应该是有些后悔，为什么自己选址时没有离太行山更近些。还应该后悔的是，倘若所依托筑楼的是一座石质的自然山体而不是堆筑的土台，袁绍也没有办法依靠土攻战术，摧毁中京主楼的基础。
真正与这四句童谣所示命运相合的倒是黑山军领袖张燕。以中山国故地起家的张燕，在公孙瓒自焚而亡之后，黑山军继续依托太行山与袁绍周旋，并观天下形势之变。公元205年四月，张燕率部众十余万归降了官渡之战的胜者曹操，获封安国亭侯驻守邺城（且得以善终，子孙袭爵）。身处乱世，这实在是一个完美结局。只是如果没有上帝视角，谁又能够料到威震幽燕的白马长史和名满天下的河北袁绍，都未能在这片大河之北的土地上善终，笑到最后的竟然是一个山贼。

第十回 长安挽歌
在吕布随董卓西入长安、孙坚退出洛阳后，此前被董卓强留在身边朱儁（朱俊）主动要求留在洛阳镇守，被任命为河南尹。这位与皇甫嵩齐名的名将，留下来的目的并不是为帮董卓看门，而是为了做关东诸侯的内应。然而此时的关东诸侯们皆无意自己顶在最前线的位置。无奈之下，担心被董卓发现自己图谋的朱儁只得潜往荆州募兵，然后再领军回到洛阳打跑了董卓新任命的河南尹。
此时的洛阳已经是一片焦土，已经有了军队的朱儁遇到和孙坚一样的问题。除非关东诸侯们愿意提供补给，否则就像之前曾经说过的那样，无民无粮的洛阳此刻只能充当一个野战的战场。后无补给的朱儁不得不退出洛阳盆地，移驻到河南尹最东端的中牟县（今天河南省中牟县）。中牟与位于兖州最西端的酸枣距离只有百里出头，战术上可以互相支撑。问题是，原本在此会盟的兖州方面军在粮尽之后便各奔东西，朱儁实际上还是陷入了孤军奋战的境地。遍发书信请求各州郡支援的朱儁，最终只等到徐州刺史陶谦所派来的三千兵马。若从这个角度说，陶谦虽没有如演义中所描述那样入列“十八路诸侯”，但比起那些只会有酸枣虚张声势的诸侯倒是要强。
朱儁的反正让河南尹及其所辖的洛阳，在地缘政治上成为了关东诸侯的地盘，对于这种情况董卓自是不能容忍。公元192年春，李傕、郭汜、张济受命领军数万由弘农郡出发向朱儁发动进攻。兵力远不及对手的朱儁选择了主动出城攻击，却并没有迎来奇迹。只能在落败之后退入中牟城以自守。很显然，在绝大多数关东诸侯都坐壁上观的情况下，这样的结果属于意料之中。
与其说朱儁在中牟之战的主动出击是想赌一把，倒不如是想证明自己对汉室的忠诚，以洗刷之前屈从于董卓的耻辱（就像在二战中主动冲杀敌阵而牺牲的张自忠将军一样）。不过获胜之后凉州军却没有继续再攻击中牟城。朱儁后来是在李傕/郭汜相争不断时，为郭汜所扣压气病身亡的。在后董卓时代表现最突出的这三员战将，之所以没有在中牟缠斗，归根结底是因为这座孤城没有油水。
这里要提一下洛阳和河南的区别。狭义的洛阳指的是洛阳城，广义的话指的是洛阳八关所拱卫的洛阳盆地。相当于现在洛阳市区，及地区属性洛阳间的区别。后者还包括偃师、孟津、宜阳等县市。无论古今，将洛阳盆地内的这些行政区称为洛阳也都不算错。此外很多人又容易把洛阳与河南尹的范围混淆。以河南尹的范围来说，不仅包括洛阳盆地，还包括盆地以东今天隶属郑州的大片平原地带，
洛阳在西汉时期在行政上所归属的是“河南郡”，由于在东汉被正式确定为都城，河南郡在名称上转变为河南尹。“河南尹”既是行政区名又为官名，看过“开封府尹”包青天故事的读者，应该对“尹”这个字不陌生。整个河南尹的范围放在现在基本相当于洛阳+郑州的管辖范围。而中牟无论在河南尹还是在郑州，都承担着为行政区确认东部边界的职责。
董卓在西迁献帝时直接破坏的范围，是洛阳八关以内的广大洛阳，但作为战区的郑州地区同样好不到哪去。破坏者并不只有董卓的军队，那些从属不一的关东军队同样不会爱惜百姓。在这种情况下，志不在攻城掠地，只在搜集补给和震慑关东诸侯的李傕、郭汜，将目标瞄准了还没有遭遇刀兵的兖、豫两州，陈留和颍川这两个曾为关东联军驻军的郡，成为了重灾区。凉州大军所过之处百姓死者十之八九。
当时颍川最有名的大族是为这个时代贡献了荀彧、荀攸等著名谋士的“颍川荀氏”。早在战乱初起之时，荀彧就已经料定四战之地的颍川必遭兵祸，而劝说族人尽早离开。只是乡人多眷恋故土不肯离去，唯荀彧领着宗族避难冀州。待李傕、郭汜扫荡颍川之后，这些乡人多死于乱军之手。如果不是长安城中的一场变故，以战养战的凉州边军势必会把战火进一步向兖豫两州的其它郡县延伸。
洛阳城中的这场变故想必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了。从公元191年4月退入长安到次年5月为吕布所杀，董卓一共花了十三个月的时间走完人生中的最后一段路。应该说，董卓这个人并没有统一天下的大志，这点从他对眉（郿）坞的经营便可看出。史书记载“董卓发卒筑郿坞，高与长安城等，积谷为三十年储，自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意思是说董卓征发士卒建眉坞，高度和长安城相等，在坞中存了足够三十年吃的粮食。宣称如果大事可成便雄据天下；事不成的话，退守眉坞也可终老。
“眉坞”城高七丈约合十六米，相当于现代五层住宅那么高，虽高度与长安城相当但面积却并不大。目前被疑为眉坞的遗址为边长160米的正方形，面积仅为0.0256平方公里，跟一个一般规模的中小学差不多大（位于眉县常兴镇柳巷村）。要知道在东汉时期，一个大县县城的面积最高能够达到5平方公里，小县县城一般也在0.5-1平方公里。作为手握如此多资源的董卓，为自己修个这么小的城，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
实际上“坞”并不是城，通俗点讲是个小城堡，又称“坞堡”。从王莽乱汉开始，地方豪强大族为求在乱世中自保，普遍流行筑坞屯聚。著名的福建客家围屋，即为坞堡的一种形式。从这个角度说，董卓给自己留的后路不过是做个加强版的土豪罢了。正因为如此，史书在记载完他那段话之后还加了个四字评价——其愚如此。客观说董卓给自己的这个退路，还不如同样有类似想法并存了不少粮食的公孙瓒，最起码易京的防御体系在战术上还是可圈可点的，也帮助公孙瓒支撑了四年。
当然，董卓其实也没那么蠢，眉坞的修建更多是为他在关中打造一个安全的庇护所。毕竟以他的所作所为来说，遭遇暗杀是大概率事件。凉州才是董卓的最后退路，这点从眉坞的选址可以看出。眉坞位于现在陕西省宝鸡市眉县境内，早在先秦时期这一地区即已营造城邑，坑杀赵国四十万降卒的白起便是眉地之人。区别在于现在的眉县县城在渭水之南，而被称为“白起城”的白起故里（眉县常兴镇白家村）及董卓营造的眉坞则在渭水之北。
位置上看，眉坞位于整个关中平原的西端，与长安城的距离约100公里，与后来曹操为关中平原打造的东大门“潼关”更是有250公里。一旦关东诸侯透过崤函通道攻入关中，董卓可以先在关中平原与之周旋，倘若不支亦可率军退入凉州。当然，现在凉州已经是马腾、韩遂的天下，无论是从防止后院起火还是留后路的角度，这两股西凉叛军都是要招抚的。
接到董卓的招唤之后，马、韩二人也是欣然答应的。即便不考虑共同的地缘背景，董卓能够以天子之令，帮这两位前政府官员洗白身份的诱惑也是极大的。只是还未等到奔赴长安，变故便已发生。关于董卓被杀的整个过程，相信大家已经通过演义很熟悉了。除了没有貂蝉这个人和连环计以外，大体算是符合历史。不过吕布确实与董卓侍妾相通，并为董卓发现。担忧因此不能再取信于董卓，的确是吕布倒向王允的原因之一。
顺便说下，董卓在发现吕布与侍妾相通时扔过去砸吕布的“戟”，并不是演义中所描绘的“方天画戟”。所谓方天戟的准确称谓为“戟刀”（戟杆上加以彩绘既为画戟），要迟至宋代才会出现，更多是作为仪仗兵器使用。真正在历史上长期使用的戟为汉字“卜”字形的戟头，加上戟杆所组成。不过吕布所使用的主兵器也不是这种戟而是矛。虽然如此，吕布也的确有使用过戟的记录，董卓扔出去的也是戟。这个戟被称之为“手戟”，通俗点讲就是不带戟杆的戟头。在三国演义中，手戟的出镜率颇高。像太史慈、典韦都是使用手戟的高手，除用于近战之外，手戟更重要功用便是作为投掷武器。

董卓临死之前，应该为当日自己的准头不够而感到后悔。只是没了吕布也会有其他人，董卓的死与他没有太大政治抱负有着直接关系。只会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不懂建设一个新世界，迟早会让自己陷入危机。在董卓死后，如何处置其部下的十几万凉州边军成为了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处置方法归结起来无外乎两条路：招抚或者镇压。腹黑点的话，可以是先招抚再镇压。
在这个问题上，王允显示出的犹豫不仅为他自己惹来的杀身之祸，更让局势变得更加的混乱。他先是认为罪只在董卓，并以此为理由认为不需要特别颁旨去赦免他的部下。后又觉得不打散凉州边军的建制总归是个隐患，希望让袁绍主导解除凉州将领们的兵权。而真正稳妥的做法，是先让分散于各地的凉州军原地待命，并将这支军队的领导权交给皇甫嵩，用他的声望和凉州背景来稳定军心，然后再慢慢分化瓦解。问题是这个方案也没有被王允接受，认为会寒了关东诸侯的心。
犹豫不决的后果，是各种小道消息和猜测到处流传，在凉州将领内部造成了极大恐慌。考虑到董卓之前曾残忍对待被俘的关东兵将，凉州军普遍担心会遭到报复。特别是正在陈留、颍川劫掠的凉州军。一旦朝廷决定镇压，他们一定是最先被关东诸侯们报复的。此时的董卓旧部实际被分为三部分，在关东出击的远征军主将是李傕、郭汜，三号人物为张济。此外谋士贾诩也在军中；随董卓驻扎于关中的这部分，以曾和孙坚大战于广成关的胡轸、徐荣，以及三国演义中被刻画为董卓首席谋士的李儒为代表；关中、关东两股凉州军之间，则是以牛辅为首、控制崤函通道的弘农驻军。
基于各军的方位，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东、中、西凉州军团。在混乱局面下，三支凉州军团的选择也是各有不同。被朝廷安抚选择效忠王允、吕布的是西凉州军团，准备武力反抗的是东凉州军团。包夹于二者之间的中凉州军团则完全没了章法，惶惶不可终日。这三种选择反映了一个问题，越是远离事件中心，谣言和猜测所能发挥的作用就越大。
在东凉州军团决策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贾诩。地缘环境虽然让凉州人自带浓厚的杀伐之气，却也不代表没有靠谋略立身之人，武威人贾诩便是凉州谋士的代表。在这支深陷囫囵的部队军心涣散各自逃命之时，正是他的建议让将领们醒悟过来。按贾诩的分析，关中之人已是恨毒了凉州人，如果将领们现在放弃军队逃往凉州，即便是一个亭长也能抓住他们。不如以给董卓报仇的名义聚拢军心进攻长安，如果成功就可以“奉国家以征天下”重走董卓之路。就算不成功，到时候再逃也不迟。
一直将军队视为根本的凉州将领当然懂得这个道理，短暂心慌之后李傕、郭汜便收拢东凉州军团整军向长安进发。决定这支部队能走多远的，首先是横亘于崤函通道的中凉州军团。作为董卓女婿牛辅，在凉州军中是仅次于董卓的二号人物。在董卓死后，牛辅是最有资格扛起大旗的。不过这位董卓的继承人却并没有这种担当。终日惶恐不安的他甚至作出了一个自毁长城的举动。董卓被杀之后，负责在崤函通道东端守卫的董越，从渑池引军至峡地，准备和牛辅抱团取暖。结果牛辅却找人算了一卦，认为董越会杀了自己向朝廷邀功，于是先下手为强杀了董越。
事实上摆在牛辅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武力反抗。其他人可能被招抚，但作为董卓近亲的他绝无理由被赦，可供参考的是董卓死后他那些藏身于眉坞的家眷，甚至包括90岁的老母都已尽数被诛杀。在牛辅无所适从之时，吕布派出李肃带着皇帝的诏令前往陕地，准备诛杀牛辅并接管弘农防务。虽然牛辅还是在阵前击败了李肃，失败后的李肃也为吕布所杀，但西凉州军团的背叛及朝廷的态度，还是让牛辅还是他的部下都感到大势已去。
悲观情绪影响下牛辅选择了抛弃军队，独自率几名随从北渡黄河，准备从河内绕道回到凉州。然而逃出去没多远，牛辅就被他的这些心腹手下所杀，将首级送往长安请功。这一事件证明了贾诩的判断，这位三国顶级谋士唯一没实话实说的，就是如果选择孤身潜逃的话，最有可能对自己下手的会是自己的属下（这样说会引来对自己的猜忌）。
中凉州军团的崩溃，让陕地崤函通道防线呈现出真空状态。到底是长安方面及时填补真空，还是东凉州军团抢先一步，取决于谁的动作更快。最终抢站这一枢纽点的，是已经在西进路上的东凉州军团。不仅如此，那些或准备逃散，或已经出逃的牛辅旧部，看到有人挑起大旗亦纷纷前来投奔。而没能在牛辅身死之时抢战崤函通道上诸据点，却让长安城和关中大门尽开，只能放任叛军进入关中。
悲剧的是，此刻长安所能倚仗的防御主力，却是此前招抚的西凉州军团。很显然，这些人当时作出这项决定只是权宜之计，没有理由在天平再次倒向凉州时再为王允和吕布卖命。非董卓嫡系出身的徐荣，算是西凉州军团中抵抗最为坚绝的了。骊山之北的新丰之战（今西安市临潼区），几乎是叛军抵达长安城下前所遇到的唯一一次抵抗。代表朝廷出战的是曾经大败过曹操与孙坚的徐荣，以及因与吕布不和而败于孙坚的胡轸。战斗的结果是徐荣战死，而出身嫡系的胡轸顺势倒向了叛军一方。
至此，所有的凉州军又重新聚合在了一起，人数达到了十数万。长安能够指望的就只剩下吕布和他从并州带出来的骑兵。根据记载，吕布在长安外指名与郭汜单挑，后者虽勇敢应战却不敌吕布之勇，被吕布的矛所刺伤。要是按照说书人的套路，主将之间对决的胜负，能够决定战役的结果。然而真实战争的结果还是要讲整体实力的。吕布的这种演义式出场，虽然让想看到决斗式场景出现的观众大呼过瘾，但吕布终究还是没有办法保住长安。在长安城出现内应的情况下，独木难支的吕布只能率领百骑亲随杀出长安，希望以死明志的王允则留在长安殉国。在后来的历史中，关东成为了吕布进一步展现武力值的舞台。
公元192年六月初一，距离董卓身死仅仅过去了不到两个月，长安和天子再次成为了凉州军的掌中之物。尘埃落定之后，看客们发现除了吕布出逃关东，王允、董卓身死之外，整个地缘政治格局看起来和当初并没有两样。当然，也不能说一点变化没有。最大的变化在于更乱了。在诸侯讨董阶段，盘据关内的凉州军唯董卓马首是瞻；关东诸侯亦有袁绍充当盟主。当下的局面，却是关东诸侯已经进入了争抢地盘的阶段，吕布的加入只能让局面更加复杂。反观失去董卓的凉州军，虽然再次挟持了天子和朝臣，控制了三辅和崤函通道，却因为没有一个威望能及董卓的将领，而形成了李傕、郭汜并立的局面。
除了这两个可以同患难，不能共富贵的战友以外，被委派至弘农看守门户的张济，成为了二将间的和事佬。换句话说，此时的凉州军团内部又分为了三股势力。借这个大变之机进入关中，并洗白身份的还有凉州现下的割据者韩遂和马腾。为了加以区别，这一阶段我们可以将董卓旧部称为“旧凉州军”，而将马腾、韩遂称之为“新凉州军”。董卓虽死，但并没有改变新、旧两股凉州势力的合流。在李傕、郭汜入主长安之后，以汉阳郡为基地的马腾被封为征西将军留在了关中，韩遂则被封为次一级的镇西将军回驻金城。此外，凉州三大叛首中势力最小的宋建，选择了远离纷争，自称“河首平汉王”，割据枹罕和河关地区以自立。
值得一提的是，代表新凉州势力的马腾最先被安排入驻于董卓为自己营造的眉坞。这显然是协议的一部分，眉坞位于三辅最西端的右扶风，这样的安排可以方便马腾来往于汉阳与关中，一旦形势有变即可快速撤回凉州。不过在后面的日子里，马腾却发现关中大有可为。公元194年，看到旧凉州诸军内耗不已的马腾，决定进一步移军至长安左近。做出这一决定的背景，是部分无法忍受旧凉州军阀的朝臣暗中与之串连，希望借这股新势力里应外合消灭李郭二人。
当马、韩二人领军从右扶风入境左冯翊境内的池阳县时，与已经发现朝臣图谋的旧凉州军在池阳西南的长平观（陕西泾阳县西南）遭遇。新、老凉州军之间的这场大碰撞，以李、郭二人所领衔的旧凉州军的胜利而告终。损失上万人的新凉州军不得不退回凉州，那些为之充当内应的朝臣也在抵抗之后尽数被剿杀。
旧凉州军虽然在战场上获胜，却也没力量进攻凉州。为免腹背受敌，很快还是与新凉州军达成了和解，马腾又再次回到关中。不过为了牵制这股新势力，被旧凉州军所裹挟的汉献帝，下召将河西四郡独立为新的“雍州”，并由朝廷委派刺史管理。考虑到董卓旧部中有相当多的将领出身于河西四郡（如武威人贾诩、段煨，张掖人郭汜、张济），这一分而治之的手段还是很有地缘基础的。
新、老凉州军的暂时和解，并没有让关中的紧张局势降温。公元195年，马腾以补给不足为由，将驻地再次移往长平观时，再次与旧凉州军爆发冲突，在遭遇突袭后再次西撤。两次长平观之战的失败让马腾决定暂时不再东进，而是暂时回到陇右与韩遂结为更紧密的同盟（结为兄弟），坐等关中之变。因为他发现，此时李傕、郭汜间的权力斗争已升级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与第一次长平观之战，面对的是整个旧凉州军集团不同，这次攻击他的只是一个担心自己地盘被蚕食的小军阀。自己失败的原因，也纯粹是因为立足不稳遭遇突袭。
李傕、郭汜之间的争斗，让整个旧凉州军团分裂大大小小十几股势力，那些各领私军、各有地盘的凉州将领们相互攻伐，竞相抢夺人口与粮食，让关中平原呈现出战国状态。当初在汉献帝西迁长安时，三辅地区尚有数十万人口。在献帝东迁后仅过了两三年的战乱之后，长安和三辅的境状已经变得与洛阳与河南一样，人口几乎损失殆尽。由此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在后来的三国乱局中，这两块中央直属地再无能力成为诸侯博弈的风暴眼。
与只知倾轧不懂经营的旧凉州将领相比，新凉州将领因为有稳定的大后方，反倒更能沉下心来静观其变，以在之后的乱局中脱颖而出。后来当手握天子的曹操，需要在关中挑选代言人时，他发现代表新凉州势力的马腾、韩遂，不知不觉中已然成长为关中诸军中最强者。由此，关中的地缘政治格局翻开了新的一页。

第十一回 谁主兖州
每一位乱世诸侯都必须要有自己的基本盘。在袁绍/公孙瓒鏖战于幽冀，马腾/韩遂背靠凉州、觊觎三辅时，已经在讨董前线证明过自己胆识的曹操，也意识到无论他的志向是什么，都需要有军队和地盘支撑。回到自己的籍贯地发展是比较通行的做法。曹操的籍贯是豫州沛国谯县，对应的是现在的安徽省亳州市（亳不是毫，音bó），地理上位于淮河左岸支流涡水之侧。基于其位置，如果从中原南下征伐江淮之地，谯县的位置还有很有战略价值的，在鼎足格局形成之后，魏国也的确多次沿此线路征伐吴国。
然而对于志在天下者来说，籍贯地并不是唯一的选择，甚至不会是首选。一如袁绍认为河北将是他的龙兴之地一样，曹操此刻最想拿下的是更具“天下之中”潜质的兖州。选择兖州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在诸董之时，曹操是在兖州陈留郡募集义兵，加入的是在酸枣会盟的兖州方面军；二是曹操曾由济南国相（青州）迁任为东郡太守（兖州），只是在济南国相任上看到太多贪腐现象的曹操，当时志不在地方。一直到朝廷征召其入洛任职西园校尉时，看到从上至下改变现状的希望时才再度为官（以当时的时局来说，就是铲除十常侍）
曹操没有接任的东郡太守一职后来给了桥瑁。在诸侯讨董之时兖州方面聚集的诸侯是最多的，其中就包括这位东郡太守。只是这位诸侯并没有机会再证明自己，因为在起兵一年多后（公元191年），桥瑁就在内斗中为兖州刺史刘岱所杀，后者紧接着任命手下将领王肱为新的东郡太守。爆发这场火并的的原因，在于桥瑁之前曾担任过兖州刺史，在兖州很有威望（以至于二人谁也不服谁）。
在幽、冀两州州牧都被手下强势将领作掉情况下，兖州这位最高行政长官总算是为州牧/刺史们正了一回名。正当刘岱整合兖州时，兖州周边的地缘格局却发生了巨大变化，能不能成为兖州之主，不是光解决兖州内部矛盾那么简单。这一变化首先来自于青州军的侵扰，借关东诸侯将注意力放在讨董前线的当口，这支以青州为主根据地的黄巾余部，对相邻的冀、兖两州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袁绍邀公孙瓒南下平乱。后者不仅把青州军赶出了冀州，更顺势进入了青州境内驻军于平原。
作为青、冀两州的邻居，兖州成为了袁绍、公孙瓒竞相拉拢的对象。在二人矛盾还没有激化前，刘岱兖最开始的选择是两面下注，与袁绍、公孙瓒都结为姻亲。前者还把自己的家眷放到对方家中，以此博得对方的信任；后者则派手下将领率军前往兖州相帮应对入侵的青州军。只是当公孙瓒开始西进冀州与袁绍相好争时，这道多选题就变成单选题了。
最终刘岱选择了倒向袁绍。综合各项因素来看，这的确是个最优解。一则公孙瓒虽然兵锋正盛，但其于冀、青两州来说毕竟是客军作战；二是袁绍的声望要远高于公孙瓒，更有得天下之相；三是从具体的操作来说，将家眷相托比起派支军队前来要更显诚意。随后发生的界桥之战，也证明了刘岱的决断是对的。对这种情况公孙瓒自然是不满的，正因为如此他才自行任命了兖州刺史（虽然只能驻于青州），以表示自己的愤怒。
然而界桥之战后，公孙瓒的主力虽然战略性向幽州方面撤退，但却不代表兖州可以安然无事。这首先是青州或者说平原方面的幽州军还没有撤，与袁绍方面还拉锯了两三年的时间；其次前面曾经说过，青州军入寇冀州的同时黑山军也在向东扩张，甚至基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与公孙瓒结盟。由于袁绍在前线为公孙瓒所牵扯，使得黑山军得以攻掠邺城所在的魏郡后，一路向东进入兖州境内。
直接承压的是曹操曾差点接手的东郡。兖州内部共分为八个郡国，以位于北部的“东郡”最为重要，其境大多为当下的河南省濮阳地区和山东省聊城地区所覆盖。这是两个在两汉即已立县的古老行政区，其中濮阳还充当着东郡的郡治。在当时的行政格局中，东郡背靠兖州、北接冀州、西近司隶、东临青州，与河内、平原、陈留、魏郡这些重要郡国为邻。一旦为黑山军所夺，将会造成很严重的地缘政治后果。
刘宏新任命的新东郡太守王肱并没能抵抗住黑山军的侵扰，失败之后便消失于历史中，拯救东郡的任务被曹操主动接了过去。此时兖州的形势已经十分危急。这里要先了解下黄河与东郡的位置关系。兖州的原始地理定位是“河济之间”，即黄河与济水之间。在西汉初设十三州部时，黄河河道也的确大体充当着东郡和兖州与冀州的行政分割线。不过黄河最大的问题在于不断的改道。新莽时期的一次向南改道（公元11年），使得黄河在兖州中西部转移到了腹地。具体来说西部的濮阳仍然留在黄河南岸，而东部的聊城却已经“跑”到了黄河之北。
黄河的这次改道，对东郡的地缘政治局面造成了非常重大的影响。如果说改道之前，黄河很大程度可以充当东郡面对冀州的天然屏障，那么改道之后东郡北部与冀州之间将无险可守。这点在和平时期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在天下大乱时却会让来自冀州的势力更容易渗透兖州。更为严重的是，曹操接手时黑山军甚至已经渡过黄河开始攻击濮阳了。
在大家的印象中，长江一直被认定为天险，而黄河却很少被这样认定。事实上不仅是黄河，任何一条北方河流都很难被视为难以逾越的障碍。这是因为一到冬天这些河流就会封冻到可以通行车马的地步。以黄河的情况来说，历史上曾经有个有趣的案例。南北朝时北周与北齐曾隔黄河而治。初时齐强周弱，每至冬季北周便派将士乘黄河还没完全封冻时破坏冰面，以防北齐来袭。这一做法被称之为“椎冰”，等到后来实力对比发生逆转，椎冰的一方又变成了北齐。
借助封冻的河面，黑山军得以兵临濮阳，而临危受命的曹操则成功的将黑山军赶回了黄河以北。在取得濮阳之战胜利后，身为盟主的袁绍顺势推举曹操坐上了东郡太守的位置。为了更好的保卫兖州，也为了对袁绍表示支持。没有再次推辞的曹操将东郡郡治迁移到了东郡东部、黄河北岸的东武阳（山东莘县东南），自己则驻军于兖、冀交界处的顿丘（河南省青封县西）。此时兖州境内的黑山军尚没有肃清，这次他们选择的进攻对象，是曹操新选定的郡治东武阳。
东武阳位于顿丘东北方向，与之直线距离约75公里。正常情况下，曹操应该率军火速东进以解东武阳之围。不过曹操却使用了“围魏救赵”之计，向西行军75公里，攻击这支黑山军在太行山中的根据地。这个被曹操攻打的根据地并非是在冀州北部的太行山谷中。狭义黑山军指的是以中山、常山两郡太行山区为根据地的张燕部，而广义黑山军则包括张燕部以南，活跃于赵郡、上党、河内的整个太行山谷中的数十支的黄巾余部。这些各有其号的农民军与张燕部结成松散联盟，以势力最为强大的张燕为盟主并经常组织联合行动，因此当时也被官军统称为“黑山贼”。
这次围攻东武阳的黑山军，则来自于河内郡朝歌县（今河南省淇县）境内的山谷。对于这片土地曹操并不陌生。因为在讨董首战失败，并对兖州诸侯感到失望后，重新募兵而归的曹操选择了驻军河内与袁绍抱团。这一围魏救赵之计果然收到了奇效，得知自己大本营即将被抄的黑山军急忙西撤，曹操则顺势回军在半途击败了这支乱了阵脚的黑山军。
观察地图你会发现，冀州最南端的魏郡，有一个突出部插入归属司隶的河内郡，与归属兖州的东郡之间。曹操具体打败黑山军的地点就在这个突出部，具体来说是魏郡内黄县。内黄之战中，曹操除了击败黑山军之外，还击败了由并州而来的南匈奴于夫罗部。此前曾与白波军合兵攻掠太原、河东的匈奴人，现下又进入了河内与袁绍发生了一系列冲突，并与黑山军结盟行动。曹操这次贯穿三州之地的用兵，不仅为兖州解决了来自西北方向的压力，更为袁绍缓解了后顾之忧。
经此一役，曹操算是坐稳了东郡太守的位置。当时的曹操应该没有想到，一年之后一个更大的机会摆在了他的面前。以兖州的位置而言，要面对的黄巾军余部共有两部分，除了由河北方面而来的黑山军，还有由青州而来的青州军。在被公孙瓒阻击于黄河之北后，青州军转而将对外侵扰的主方向对准了西面的兖州。
整个兖州与青州的边境线，基本是沿“鲁中南山地丘陵”的分水岭而划分。这片山东丘陵的主体部分，西端即为大家熟悉的东岳泰山，行政上主要为隶属兖州的泰山郡所辖。受山地的保护，青、兖两州的边境虽然大部分位于泰山郡北部，但这个以东岳为名的郡却很难成为青州军所攻破。公元191年，青州军曾尝试过攻掠泰山郡，但却为当时的泰山太守应劭所击败，不仅斩首数千，还被俘万余老弱。事实上，当年齐、鲁两国正是因为这一天然边界的存在而并存了数百年。
青州军想要进击兖州，最好的选择是从泰山与黄河之间的狭长平原地带进入。在这个方向代表兖州承压的不再是东郡，而是位于东郡与泰山郡之间济北国。当日在诸侯讨董之时，济北国相鲍信亦位列其中。公元192年春，从东光之战失败阴影中走出来的青州军，向济北国发起进攻。由于倒向袁绍阵营，兖州方面并不能指望近在咫尺的公孙瓒部，从平原方向前来救援。
一旦济北国被攻破，兖州位于泰山以西的大片平原地带，将尽数呈现在这些农民军面前。为此兖州刺史刘岱决定亲自领军前往支援。只是从结果上来看，刘岱如果不去可能会更好一些。当时的情况是青州军人多势众却完全没有粮草辎重。事实上，青州军虽号称百万，本质却是一郡饥饿的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春夏相接之季聚众起兵，纯粹是为了就食。在这种情况下，鲍信建议坚壁清野、养精蓄锐。等到对方因久无进展而士气低落时，再以精锐攻击敌军的要害破之。
鲍信的这条“以逸待劳”之计，与曹操一年前所使用的“围魏救赵”之策，在后世都被归类于“三十六计”之中。可惜的是，身为兖州主官的刘岱并没有接受这一建议。在他看来，此前在面对董卓的凉州边军时没敢迎战倒也算了，要是面对这些乱民还不敢主动出击，实在是无法在兖州立威。悲催的是，先前的讨董之战已然证明兖州军主力毫无斗志可言（鲍信也是这样认为的）。主动出击的刘兖并没有挑到软柿子，直落得个兵败被杀的结局。
现在，唯一能够帮助兖州躲过这一劫的就只剩下曹操了。刘兖死后，鲍信和当时在曹操手下的陈宫共同商议推举曹操为兖州牧。无论对于曹操还是兖州来说，这都是一个两利的选择。与此同时，攻破济北的青州军已向南进入的东平国境内。东平国与东郡、济北国在兖州北部呈“品”字形排列，提起它来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提起水泊梁山来，估计就很少有人不知道了。所谓“水泊”指的是位于东平、东郡、济阴、山阳四个兖州郡国之间的大野泽，梁山指的是东平国最西侧的一处小丘陵，今为山东省梁山县城所在地。由于在北宋时期大野泽向北移动，这片后世名为梁山的小丘陵为水泽所围成为了好汉们的根据地。而在东汉时期，这片丘陵则属于东平国寿张县境。
在曹操看来，青州军刚刚获得胜利必定骄横轻敌。他计划在寿张县的东部设伏，以阻断青州军的南下之路。兵贵神速，做出决策后曹操与鲍信一边带着骑兵前往勘察地形，一边让步兵在后面向寿张推进。“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这本身也是曹操的一贯风格，在后来追击刘备至长坂坡的战役中，曹操同样是率骑兵先行并成功阻止刘备夺取江陵城。然而这一次孤军深入，始料未及的是青州军此刻也已攻掠到了寿张，一场不期而遇的遭遇战就此打响。
遭遇战的结果是兵力上处于绝对劣势的曹操险些丧命，如果不是鲍信舍命助其突围，曹操恐怕就没有后面的故事了。突围后寻得大部队的曹操，旋即率军返回战场苦战，算是勉强击退了青州军的这次进攻。值得一提的是，感念鲍信救命之恩的曹操，悬赏遍求其尸身而不得，遂命人用木头刻出鲍信像厚葬之。后来孙权将关羽的首级送给曹操，史书记载曹操以诸侯之礼厚葬其尸骸，倒并没有如演义中说的那样刻沉香木为躯。考虑到曹操的确这样操作过，且古人对全尸的追求，小说家的这一艺术发挥的确很有可能是历史再现（只是未必是沉香木）
取得寿东之战胜利后，曹操领军追剿青州军至济北，战事一直延续到了当年冬季（公元191年）。不出意外的话，难以再以战养战的青州军将被迫退回青州境内。如果那样的话，曹操保卫兖州的目的也就达到了。然而曹操并没有那么做，而是招抚了这些来自青州的流民，将其中的青壮编为了“青州兵”。按三国志的记载，曹操在济北“受降卒三十万，男女百万余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这个数字显然是夸张过的，如果曹操真的得了三十万青壮，他后来在官渡之战中的实力应该就要压倒袁绍了。
虽然数字夸张，但曹操由此得到了大量人口和一支忠于自己的军队却是不争的事实。从招抚青州军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曹操的战略思维远胜于公孙瓒、董卓等边军出身的诸侯。打仗打的无非是人口和粮食，流民们所求的也只是温饱。由于长期战乱，无论是兖州还是帝国的其它地区，都出现了大量耕地无人耕种的现象。招抚青州军之举，相当于把青州的地缘潜力大量输入到了兖州。短期看，曹操具体要做的是向这些青州之民提供过冬的粮食，长期看则是为他们分配耕地、重新安居。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代表青州黄巾问题全面解决，后面我们会看到青州境内仍然有民乱，并将刘备牵扯了进去。
通过针对黑山、青州两支黄巾余部的胜利，曹操前后用了不到两年时间算是解除了兖州东西两面的危机。对于曹操来说，占据兖州除了获得了一块根据地外，还有一个收获体现在人才方面。此前避祸于冀州，被袁绍奉为上宾荀彧，在认清袁绍终不能成大事，并看到曹操的表现后前来投靠。这一变化喻示着逐渐成长起来的曹操，在“人中”方面已经悄然建立了自己的人望。
兖州的“地利”同样是曹操所需要的。对于这片土地，荀彧后来对曹操下过一段评语——“河、济，天下之要地也，今虽残坏，犹易以自保，是亦将军之关中、河内也，不可以不先定”。然而“天下要地”的定位也意味着这是一片四战之地。在随后的历史中，曹操想要稳住这块根据地，还要面临诸多挑战。所幸通过这段时间的打拼，曹操已经成长为一个卓越的军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