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半夜歃血吓死人



为了让手下的文武官员团结起来，效忠于自己。他那猪脑袋还琢磨出不少花样，其中最神神叨叨的就是半夜三更，驱赶部下分批去黄花岗七十二历史墓与粤军第一师坟场“歃血为盟”。



去的人先不告诉你干什么，半夜把人用汽车拉到门口之后，下车伊始，卫士就拿黑纱把眼睛给蒙上，引导至坛前立正，向北行三鞠躬的大礼，再揭下黑纱。这样的意思是你从黑暗中走来，到这就算是见到光明了。



神坛前摆着一条长桌，桌下放着一只生鸡，桌上摆着一把刀和酒杯，还点了几支白蜡烛，燃着一炉香，傍边还竖着三个草人或木头人像，桌后是一排一排黑麻麻的坟头。军人还好，文官里面胆子小的，尿都会给吓出来。在誓词签上名后，发誓者站队立正，高举右手，宣读誓言：“余誓以至诚奉行总理遗教，继承先烈遗志，效忠陈总司令，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共产党。如违背誓言，甘受团体处分、、、、、、”



之后监誓人（一般是高官）当即斩鸡头、烧黄纸，发誓者流上前执刀，对准三个木头人各捅一刀（分别代表帝国主义、苏俄赤党、蒋介石），捅完割破自己的手指，把血滴入鸡血酒，大家分饮。喝完还要用手巾将酒杯抹干净（表示有始有终），退回原处。如此一批数人，轮流进行。待全体发誓完毕，监誓人与每人一一握手，握紧的时候要猛抖三下（表现三民主义的传承与任重道远），握手礼毕还别一枚圆形小铜章在衣襟上，铜章正面是民党的狗牙徽，中间还有阳纹的“忠”字，背面只有号码。



第一次宣誓在粤军第一师瘦狗岭坟场，宣誓者都是第一师出来的家伙。一共十个，分别是余汉谋、缪培南、李汉魂、邓龙光、何荤、李杨敬、唐灏青、杜益谦、曾强、李洁之。由猪棠亲自监誓，那晚猪棠比较激动，据说割鸡脖子时，一哆嗦把自己的手也割了道大口，血淋淋的好不吓人。

他妈的，原来卖茶叶，现在改卖假珠宝了。

13.政声人去后

在民国的历史舞台上，搞地方经济建设，从成就建树及手腕，猪棠当属第一人。阎老西也算是热衷搞建设的军头，但胸襟气魄及视野，是无法与猪棠比肩的。唯一能把猪棠比下去的，就是陈炯明建设闽南的速度与成效，其余民国诸公，一边歇着凉快去。

自从洋务运动以来，广东曾操办过一些具有近代色彩的工商企业。可因为革命任务的轻重缓急，南粤大地上一直战火不断，根本没时间空间静下心来来搞建设。放到大环境来说，这倒不单是广东的独家倒霉，那时整个中国都在倒霉中，只是与其它内陆省份相比，广东算是最黑仔那个。近代以来，各路革命先驱都很喜欢广东人的荷包，抱着让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想法，也不管老广喜不喜欢，纷纷把革命的策源地这一光荣的帽子笠在广东人的脑门上。于是广东人饱览了革命的大戏也饱尝了革命的痛苦。清末时，广东经济实力仅次于江苏，到20年代末，广东沦落到全国排第七，就差揸兜乞食了。一直等到猪棠做了南天一哥，广东才奋起直追，成为中国潜心于工农商林文教等各业建设的一块难得的偏安之地。即使到70多年后的今天，在广东的乡间，他的声誉仍隆，所谓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

回顾上世纪30年代上半页的民国风云，才能感觉到猪棠建设广东之艰难。那时整个国家七灾八难，救亡与革命的口号叫到鬼杀咁嘈。老毛子把外蒙从中国分裂出去了，还感觉意犹未尽，接着在江西再搞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同时又在新疆毛手毛脚。日本人看老毛子对中国大施咸猪手，而民党连挣扎都没有，假装叫唤两声便没了声息，觉得有便宜不占是王八蛋，于是在东北也整个满洲国恶心老毛子。唉！两条疯狗打架，遭殃却是中国，真是没地方说理去了，难怪蒋光头把头皮挠破也没办法。

广东偏安南天，半独立的状况表面看起来风光，其实内情也是让猪棠有苦难言，先不说蒋阿拉对广东觊觎不止，连自己友高佬蔡的十九路军也一边假装“剿共”，一边对广东频频回望，打算冷不防地打回来抢地盘；契弟土匪张更与桂系勾结，三番五次企图引狼入室；更可怕的是穷得叮铛响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对阔气的广东充满了仇富心理，一直就虎视眈眈，随时都有可能突破粤军的防线，杀进广东筹粮筹款，大搞一票。

“在夹缝中奋斗”的口号是汪美男、土匪张派系在1927年喊的，但实践于猪棠身上，几年来他左挡右杀，真的是在夹缝中生存，在困境中建设。其平衡技巧，绝不亚于号称在鸡蛋上跳舞的阎老西。

在他几年的主持下，广东在经济、文化和市政建设上都飞速发展，广州更一跃而成为中国的“首善之区”和繁华大都市，1935年，广州人口达一百多万。那时市郊四乡的农民常将农产品担到市场卖，换了钱买一箩面粉，一箩饼干，担返屋企吃；广州的茶楼生意象圩场一样喧哗墟冚，可见平民都能普遍享受；外江佬初到广州游览，常叹广州近年物质之进步。高楼大厦，车水马龙，颇足眩人耳目。梁漱溟说：“民国十六七年，兄弟曾到广州，现已隔七八年。现在之广州，与以前之广州又不同，码头增多，市面扩大，建筑物、汽车都日有增加。”

为了建设“模范之新广东”，猪棠说“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破坏之后。自应速谋建设，以回复地方元气”。1933年，广东的经济从战后恢复性增长转变成发展型增长，他为此制定了正式实施的“三年计划”40多万字，这是对广东最具影响的总体规划，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被认为是猪棠推进广东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里程碑。“三年汁划”包括乡村和城市、政治、经济、教育、交通建设等内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大纲，他为编制“三年计划”颇费心血，并广泛征求多方意见，甚至包括其以前政敌的意见，完成后竟然大病一场，其呕心沥血，可见一斑。连梁漱溟亦叹为“用尽心力”。猪棠很感性地对部下说：“无论消费建设、生产建设，均应以能够适应人民的需要为前提。若果人民的痛苦不能解除，则一切的主义都是空谈。”

连带前面他未能完全话事抓庄的五年，三年之后截止1935年底，猪棠主政广东一共八年，交上的成绩单可以说是沉甸甸的。所以邓伯伯给他“治粤八年、确有建树”的评语。

财为庶政之母，没启动资金搞建设，猪棠再有想法也是落入广东人说的——煲冇米粥。刚开始时，迫于无奈，猪棠只能在道友、赌鬼、及嫖客身上榨油，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对黄、赌、毒实行放水养鱼的策略，以增加财政收入。他的政策是，对正正经经的工商业轻税薄赋，对黄、赌、毒则重征赋税。后来很多文章对此政策进行无情的鞭挞，真他妈的虚伪到家了。起码在猪棠时代，他还没本事搞出个“莞式服务”的名词来。

广东发展经济资金来源没什么很特别的来路，和80年代的改革开放一个样，投资很大部分靠华侨华人兜里的钱。以猪棠之精明，当然懂得怎么去忽悠侨商的银子，他把引入侨资当作 “发展国内经济、救济百业之要首”。1933年2月15日，海珠桥通车典礼，广东国货展览会同日开幕。猪棠利用这一机会，派省港大新公司总经理蔡昌前往港澳，邀请和组织一班阔佬回穗参观，以吸引他们回乡兴办实业。2月25日，一个以香港糖商总会会长莫应桂为团长的“港澳华侨回国参观团”抵达广州，成员包括港澳一些行业商会的 、董事，各公司的经理和教育界、报界代表共100多人。

通过一系列吸引侨商的活动，侨资源源流入广东。刚好由于世界经济危机，华侨在外投资无路，投什么亏什么，连存进银行，也是险过剃头，没准一觉睡醒，银行就倒闭关门，故华资纷纷回国。不计私人银行，1933年广东经官办银行汇入的侨汇就达粤币2亿5千多万元，占全国侨汇总额的84.26%。1935年，广东侨汇及华侨投资达5亿5千万元。1936年，国民政府最顺风顺水的一年，全国经济达到最好的水平，国民生产总值不过300亿。

资金充裕之后，猪棠觉得手头松爽，掀起建设的狂潮。其势之生猛，据说不亚于90年代邓伯伯南巡后的广东。“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话猪棠是早就意识到了，为适应全省经济发展的需要，他主持下的广东省政府制定了大规模的公路建设规划，经省、县、乡分头兴建，至1935年，广东公路计有干线17条，支线326条，总长度达4000多公里，居全国之冠，不仅贯通全省重要集镇，而且连接赣、湘、桂、闽四个邻省边境。沟通粤澳的岐关车路也在1936年修成全线通车。其时广东全省计有1278辆官营长途汽车和私营汽车，从事客运和货运。

铁路建设方面，最令人兴奋的是修筑多年的粤汉铁路，在1936年全线通车。这条交通大动脉，极大地促进了广东和其他各省的经济交流，直接提高了广州作为外贸港口城市的地位。广东境内几条铁路的维修与管理，也得到改善，客货运量不断提高。

一般人都以为东北张家父子经营的空军实力强劲，其实广东空军才是全国之冠。自从花县一役，他的空军炸垮了土匪张的部队后，猪棠对航空更是情有独衷，几年里花巨款建立了6个中队的空军，共有100多架飞机，同时他又强调要发展民航。原来粤港澳三地间的交通往来，除了依靠铁路，就是依靠内河航运。1930年12月，广州至香港首次通航；1932年夏，广东成立西南航空公司，从国外购置了一批飞机，增开国内和国际航班。

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无不对教育重视非常，猪棠发财归发财，他是明白教育之重要的。他在《广东三年施政计划》中明确规定“三年计划系以经济为重心”。复又强调“教育是立国之本，是永久的事业。今日的教育问题，是我中华民族的生死问题。”，阐明：“物质建设，精神建设，须均衡发展，不宜偏重物质建设。”

“陈济棠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对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和有一技之长的人才，大批提拔重用”。这不是我说的，是解放后任华南工学院院长（现今华南理工大学）罗明燏罗院长说的话，罗原是广州市工务局的技佐，帮猪棠设计了梅花村公馆（现在产权归广东省X联，就是去年吃水果吃了上百万的那个单位），从而得到猪棠的赏识，后来调任韶关飞机制造厂任监理及琶江兵工厂工程师。

这一时期，广东的中小学校普遍增设职业课，开办职业学校，师范学校和成人教育也有很大发展。当时，广东的教育经费占全省预算的10.8％。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等10所高等学府的基本建设均得到扩展，还扩建了岭南大学、广东陆军军医大学、广东国医学院、省立专科学校等。另外，省立农业、水产、美术、音乐等４所专科学校也在着手筹办。文教事业的兴盛，为经济建设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人力资源。

广东是沿海省份，境内则以山地和丘陵为主，20世纪30年代，粤省在农林渔业建设上也颇有建树。渔业方面，兴建了上川岛渔场，并筹建广海、闸坡、北海等十几个渔业区。林业方面，省府办了5个模范林场，植树面积3万余亩；比如现在广州的闹市区“农林下路”以东到天河，当年就是林场，否则怎么会有农林下路、农林上路等名称。另全省30多个县开办了林场，加上私人造林，全省植树总面积达20万亩。农业方面，靠着新坦沙的形成和垦殖手段的提高，共垦荒4.9万余亩，同时兴修和维修了一批农田水利设施。而最突出的成绩则是设立实验研究所，改良和引进优良种子，防治农作物病虫害。这使广东粮食连年增产，1935年输入洋米减至5000万元，比10年前少了一半。

在此期间，猪棠在全省范围内兴办了一批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基础工业、军事工业。基础工业中较具影响的有南石头钢铁厂、火力电厂、自来水厂、南石头造纸厂等。军事工业方面，有当时中国最大的手榴弹制造厂和造炮的琶江兵工厂，并扩建了洋务运动时创办的石井兵器厂。而广州本市工业发展，他划分了两个工业开发区，一是河南的纺织工业区，二是西村工业开发区，兴办了水泥厂、肥田料厂、汽水啤酒厂、硫酸厂、电解厂、燃料厂、造纸厂等。其中水泥厂的设备购自荷兰；硫酸厂和电解厂的设备购自美国；肥田料厂的设备除少量自造外，多数购自英、美，在当时均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因而，仅水泥厂年利润便高达1700万元。河南工业区内主要是纺织厂，有棉织厂、丝织厂、麻织厂、毛织厂等。这类工厂通常规模较大的国企（省营企业），有的厂员工近两千。

至于广州人津津乐道的猪棠对广州的市政建设，我反倒不愿意多谈。一城一地的建设成就，无非是财富的聚集与吸纳，除了起到经济窗口作用，对国家经济的平衡发展无补于事，就象今天的上海，我对其毫无兴趣。

不过对民生问题，他做得不错，如中山图书馆、市政府合署工程、海珠桥的落成，今天人民还在受惠，确实是他的功绩，谁也抹不去。广东民谣“落雨大，水浸街。”就是描绘原来广州市街道的乱七八糟，每年台风雨一来，市区内涝成河，宛如现在天河电脑城一带，大客车都整死火。广州原有内街不下6000条，而且迂回曲折，房屋参差凌乱。从1930年起，猪棠严重违反人权，大搞暴力拆迁，三年内扩展街道1356条，广州市的马路建设取得显著成绩，先后修成西湖路、清平路等24条马路。到1936年，广州马路总长达134公里，并制定了交通规则。市内新增公共汽车公司5家，开辟经营路线19条。全市行驶的汽车，1933年时达2000辆，比1929年增加1180辆。凭良心说，这些建设成就，在当时是全国之冠。

猪棠主政之初，广东的国营企业只有5万元资本，8年间全省新建国营现代企业20多家，为全国各省同类企业之冠，总资本达7000万元。民营企业也从几百家发展到2000余家，其中新式企业达350余家；总资本从1929年的654万元，发展到1936年的1500万元。这是在世界经济全方位不景气的阶段取得的成绩，极为不易。

兴办现代工业的同时，商业也同步发展，广州建成了惠爱路（今中山四、五、六路），上、下九路和西濠口商业区；各方集资兴建和扩建一批旅馆、茶楼、酒店和戏院。猪棠还鼓励小商小贩摆摊设档，虽然有碍市容观瞻，但增加了不少服务业网点，使市场空前活跃，也不知道后来的黎市长是不是学了他这招。十多年前，广州的围墙全改成小商铺，违章建筑到处都是，那时是“走鬼”们的黄金时代。

秦庆均原来是猪棠省政府里担任统计的工作人员，内战末期任平远县县长，晚年任黄浦区政协副 。他记载说当时世界金贵银贱，美国通过了白银法案，全世界范围内银价飙升。广东的货币刚好采取银本位，因此币值稳步走高，物价显得相对低廉。当时广东一个银元可买花布20码，一个仙可买一份早餐。一般工人月工资20个大银，2个银元可以买一担米，一人每月生活费2个银元。台湾一位老人家十分怀念其年轻时代在广州的读书生活，把它与20世纪90年代台湾的学生生活相比，认为二者“相差无几”。

广州的“发廊”也是这一时期出现的。民国成立后，汉人剪去长辫，女子仍留长发，以梳辫或梳髻来作未婚、已婚的标志。“五四”运动喊出妇女解放的口号，剪去辫髻、废除缠足渐成时尚。随着西风东渐，不断出现新的发型，理发铺开始增设为女子恤发、电发的营业项目。广州稍为高级的理发铺，都会向香港订购电发器械，并派专人去香港理发铺学习。广州最早兼营恤发、电发的有唯一、一新、美化3家理发店，不过所有的理发师都是男的，在当时这对招揽生意有点困难，毕竟不是什么女人都愿意被男人侍弄头发。进入30年代，粤地女子恤发、电发日多，各大理发店开始争相雇用女理发师。不过女理发师再怎么多，也多不过80-90年代广东的“发廊妹”，那才叫是满街都是！

朱亥辛 tmd,现在被扫得七零八落，我还没来得及去享受一下呢。要试试的话，只能去澳门了，成本大涨。

14、民意闲谈中



每到社会动荡，民心厌共，发生统治危机的时候，中国的统治者都会搬出孔老二，借其思想重整社会道德，让人民克己守礼，老老实实地任其蹂躏。当然，统治者造反抢江山那时候自然又是另一套说辞。

30年代的中国，潮流兴造反，个个搞革命。有点类似今天的人人盼发财，个个做老板。让蒋阿拉感觉真是人心不古。于是发起全国推行的“新生活运动”，务必使国民行为合乎礼义廉耻，配做现代大国民。其中的第二点要求比较搞笑，其中规定女性不许穿高跟鞋，不许烫头发，不许穿开衩旗袍；走路要靠左，胸部要挺直；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标准。生活要艺术化、生产化、军事化，特别是军事化为目标。

猪棠也觉这个新生活运动深得其心，立即响应。不过中国的政治传统就是借风使帆。你说你的，我下面夹带私货，走样执行。猪棠磨拳擦掌地趁机提出要求全省推行读经，讲三纲五常，推行祭祀孔老二、关二哥、岳爷爷的活动，文武官吏要像关、岳那样讲忠心义气。

其实在大时代浪潮的冲击下，近代乃至民国时期军头们对许多新的事物都颇能接受，在经济建设上也可以说是“先锋前卫”，但他们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在文化上都是极端保守主义者。事物一旦涉及意识、观念和文化，他们便处处表现出其强烈的保守本色。当然，文化上的保守并不等于他们性观念保守，相反在这点他们更开放，一点都不妨碍他们娶妾嫖妓，就像今天许多官员一样，白天为人民服务，晚上小妹为他服务。猪棠也不例外，他对“国粹”的热爱可谓如痴如醉，如果X丹早生几十年，碰上陈总司令，那可就发了，起码可以捞个大学校长干干，拎去充实后宫也很有可能。


1933年底，陈一手发起“广东复古运动”，大倡尊孔读经，并宣称“我粤以孝治天下”，强令大中小学生都必须课读经书外，在编订初小各年级学生的《经训读本》稿本上，第一课便是“陈总司令爱我，我爱陈总司令”。搞到授课的老师们大喊吃不消，太肉麻骨痹了。其实现在回头看也不算离谱，他起码没有强迫小学生们喊“陈司令万岁、爹亲娘亲不如陈司令亲”，那才叫做肉麻骨痹。

结合蒋阿拉的新生活运动，广东的宣传机构对“奇装妖服”和跳舞等生活内容，口诛笔伐，大喊要采取措施，达到“正人心，正视听”的效果。1935年9月广州当局首次宣布“禁服”，不许妇女“招摇过市”。“维持风纪队”开着囚车，沿街查处违禁者。一旦发现，即拘至警署训诫，然后在其衣服上加盖“违反标准服装”的印记。而此前广州所有的舞厅，早已关门大吉（直到抗战胜利后才恢复）。猪棠还意犹未尽，还先后颁令禁止男女同台演出，禁止男女同池游泳，禁止戏剧、电影出现“诲淫诲盗”场景等。

第一集团军代理舰队司令张之英（钦州人，后沦为汉奸）无聊之极，擦鞋擦上瘾，向猪棠提议禁止夏日男女同场游泳，并转令广东省会公安局实施。公安局长何荦傻乎乎的，此事执行得特别来劲，把广州全部游泳场用木板隔成两半，实行男女一池分泳。结果广州的麻笠佬（好色之徒）们失去了昅女的机会，意见自然大过天。后来更离谱。某位公务员的老婆在路上被风纪警察逮着，风纪警察很捉狭地把违纪的番薯印打在妇人旗袍的乳房部位，一时舆论大哗，广州妇女协会亦斥此举侮辱妇女过甚，老何自知犯了众怒，灰溜溜地撤消了风纪警察的巡逻。

憨居佬还不止一个，猪棠的老表郑日东任河务局长，也向政府建议禁止男女挽臂同行，还写了一篇妙文分说理由：既禁男女同泳，则亦应禁同行，不应严于水而宽于陆。又说女子袒胸露臂，实为“肉诱”男人。凡此恶习，有害党国前途，故应禁止。郑日东这个神经病五十年代逃到香港时，有两箩黄金，因炒金输得一文不剩，差点死了都没人收尸。

1935年中，猪棠发瘟，以总司令身份向广东省政治研究会提出了衣着标准提案，广东政治研究会除通过此提案外，又通过一项荒唐的男女界限议案，规定：禁止男女同车，禁止男女同食，女人须待男人食毕，方可进食；禁止男女同住；禁止播放男女共演之影片。经济的激进与文化的保守，居然很和谐地统一在他身上，也算是他的一奇吧。

15、黄花岗上自由神，手揸火把照乜人？


五四健将胡适从上海乘船首次南游，到香港后受到港督、华侨教育会 陈铁一等人放炮仗、拍巴掌欢迎。老胡喜欢演说，在香港五天，就对各界作了十次演讲。在香港华侨教育会欢迎会上，胡博士名士风流，说话百无禁忌，作了题为《新文化运动与教育问题》的演讲，说着说着他就来了情绪，扯到广州。他说：“现在广东很多人反对白话文，主张用古文，不但用古文，而且还提倡读经书，我真是搞不懂，广州是革命策源地，为什么别的地方新文化已经风起云涌，而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尚且守旧如此？” (他真的是不懂，粤人除了搵食方面头脑灵活，思想生猛，在生活与文化方面何止是保守，简直是顽固）接着他又分析广州为何“守旧如此”的时候说：“一个地方的文化传到它的殖民地或边境，本地方已经变了，而边境或殖民地仍是保留着它祖宗的遗物。广东自古是中原的殖民地，中原的文化许多都变了，而在广东尚留着。”

胡适在港的这番有点歧视广东的讲话，经过穗港两地的报纸渲染报道，令猪棠大为不满，认为胡博士摆明就是剃他眼眉。

此次南下，胡适原已托吴康代为安排在羊城的活动，准备到几间大学里进行演讲；中山大学已预售听讲券2000多张；另外还安排了在岭南大学、女子中学、青年会、欧美同学会等处进行演讲。胡适一船春风地踏上北京南路的天字码头，中大文学院院长吴康、教授朱谦之，地方法院院长陈达材等一干老朋友立即放炮仗。

胡适到了广州，吴康才告诉他：“适晤邹海滨(邹鲁)先生云：此间党部对先生在港言论不满，拟劝先生今日快车离省，暂勿演讲，以免发生纠纷。”胡博士名满中华，自然有些轻王侯、慢公卿的名士脾气，当然拗颈不允，再说此次第一次来穗，几句话就被吓得逃之夭夭，以后怎么还在江湖上混？第二天，他由陈达材陪同去省政府拜会了当时的省政府 林云陔，林云陔大谈广东省政府的三年建设规划。胡是文人，自然对经济上玩意不感兴趣，林又问胡适要不要见陈总司令，胡适回答：见见也无妨。

胡适与陈达材进了在省政府隔壁的总司令部，副官禀告之后，猪棠一步三摇地走了出来，寒暄一番后，两个人开始争论关于新文化的内涵。猪棠操着广东口音的官腔，很不客气地说：“读经是我嘅主张，祀孔是我嘅爱好，拜关(羽)岳(飞)也是做人的宗旨。我有两大政纲：一是生产建设；二是做人；做人必须有‘本’，这个‘本’必须要到本国传统文化里去寻求，这就是我主张读经祀孔的根据。”

胡适等猪棠说完，答道：“我和伯南(陈济棠字)先生的主张只有一点不同。我们都要那个‘本’，所不同的是伯南先生要的是二‘本’，我要的是一‘本’，先生的‘生产建设须要科学，做人须要读经祀孔’，这是‘二本’之学。我个人的看法是生产要用科学知识，做人也要用科学知识，这是‘一本’之说。至于说到读经，我并不反对对古经典的研究，只是不赞成一班不懂得古书的人假借经典来做复古的运动。五千年的老祖宗，当然也知道做人的。但绝大多数的老祖宗，他们许多方面实在够不上做我们‘做人’的榜样。举一个浅显的例子说罢，女人裹小脚，裹到把骨头折断，这是全世界的野蛮民族都没有的惨酷风俗。然而我们老祖宗居然行了一千多年。大圣大贤，两位程夫子没有抗议过，这难道是‘做人’的好榜样？”

猪棠领教了这位新文化运动风云人物的如簧之舌，胡适也领略了这位“南天王”的顽固。这次谈话一个半小时，陈、胡两人毫不相让，你吹喇叭我敲锣，最后不欢而散。


正当胡博士怏怏不乐要北归的时候，接到桂系白崇禧、黄旭初的邀请，请其抵桂“赐教”，老胡一看自己还有市场，不禁喜出望外，立即飞抵梧州。这次胡适受到桂系方面热情的招待，白天游山玩水，晚上眠花宿柳，还能在广西各地进行巡回演讲。与广州所受到的冷遇对比，自然是广西比广东好了，他再游记里写道：广西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全省没有迷信的、恋古的反动空气。广州城里所见的读经、尊孔、祀关岳、修寺、造塔等等中世纪空气，在广西境内全没有了。当西南政务会议的祀孔通令送到南宁时，白健生(崇禧)笑着对他的同僚说：“我们的孔庙早已移作别用了，我们要祀孔，还得做个新孔庙。”

桂系政治集团借胡适作了一次“政治广告”，宣传广西的文明之治。胡适在称赞广西的同时，在他的笔下，字里行间忘不了抨击陈济棠的恋古、迷信的统治。在乘船北上的途中，他用刚学会的广州方言写成《黄花岗》顺口溜一首：

黄花岗上自由神，手揸火把照乜人？
咪话火把唔够猛，睇佢吓倒大将军。


胡博士学问是厉害的，但这顺口溜诗也写得太垃圾了点，没起到打击猪棠的作用，反倒是堕了自己的名声，也不觉得幽默，甚至不如徐志摩广东话版的《偶然》：我系天上面一嚿云， 个影咁啱遮住你郁郁吓嘅心、、、、、、

打算月底一辆破车，与炖狗（在天涯饮食论坛名气很大那个）蛤蟆（毕业于暨大中文系的社会闲杂人员），四个麻粒佬。沿着广西、贵州、川东漫游，最后从湖南沿湘西回来。或者到时候再商量，无目标到处乱走。一脚叉去云南从滇西进川西绕一大圈也有可能。

现多余一个空位，有意者报名。

要求：必须是麻粒佬，再美的美女也不要。开车技术好（经常要轮流开夜车赶路），身体好（别动不动就感冒发烧），会吹牛能吹牛，能吃会吃，能打架（起码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自己能操根木棒自卫，不需要我来照顾你），最好喜欢摄影（否则你站在那里等我们会等得很闷），资金备用约一万。交流方便起见，会粤语的人士最好，因为现在三个都是说白话的。

咁多老友呢？去晒边度喇？契弟，快滴出来撑我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