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疆大吏玩唔过一个皇帝的亲信好新鲜阿？

连老周既面都唔俾，基本上就是就是算定周也是说说而已，不会真翻面，毕竟陈泊不是周公嫡系。

衣冠复北


你和他急什么，在土匪张的帖子里，我曾认真回复过他的问题，结果发觉他这个人缠绕不清的，你说他不知道历史他又知道一点，但非常片面，我已经很片面了，他比我更离谱。

最后发觉，还是不要招惹他为上算。

纵使纷纶也寂寞：

你提那个名单不足为训，无聊又说明不了问题，孙立人、桂永清、杜聿明三人，我亏你好意思提出来作为蒋无派系的证明，你的脑袋一盘浆糊还以为自己醒目，所以我都懒得理你，回家读书去。

所以以后无论你再怎么样在这里折腾，我就回你这一贴膏药，你看看我的证据和你的证据，谁有说服力？不理你不是没知识，也不是没水平反驳，而是觉得你不是对手。


1931年4月底，蒋介石在日记中曾开列了一份今后干部工作分配名单：

以邵力子（浙）、张岳军（川）、宋子文（粤）、陈立夫（浙）、孔庸之（晋）、邵元冲（浙）、王维宙（辽）、于右任（陕）、杨畅卿（粤）等为政治之中心；以丁鼎丞（鲁）、叶楚伧（苏）、陈果夫（浙）、陈布雷（浙）、戴季陶（浙）、余井塘（苏）、（刘庐隐——原注，赣）、程天放（赣）等为党务中心；以方子樵（鄂）、陈厚甫（闽）、朱益之（云）、熊天翼（赣）、葛湛侯（浙）、林蔚（浙）等为军事之中心，迅即组织干部分头进行。先去其内部之散漫，而后可不愁战局也。

在蒋的这份22人名单中，浙江籍超过三分之一，有八人，而粤籍人中除了他的妻舅宋子文外，仅有一名孙中山在世时即同国民党很少瓜葛的杨永泰。在蒋氏的政治选择中同样存在着较浓厚的地域观念。

孙科在7月1日对德国记者发表谈话，他说：在民国十四年七月一日国民政府成立时，委员有十六人，俱由中央执监委员会选出的，蒋氏自然不在原始政府委员之列。故在党中或在政府，他都不得自称为领袖。在原始国府委员十六人中，有二人已去世，有一尚在南京，即戴季陶氏。其中八人为现在新政府之委员，计现已到粤者有汪精卫、许崇智、古应芬、邹鲁、邓泽如及我六人，另有林森、伍朝枢二人方在外国归程中。

在孙科所提到的众人中，除支持蒋介石的同乡戴季陶和倾向粤方的福建闽侯人林森外，其余诸人都是粤籍。国民党的天下是广东人打出来的，还轮不到浙江籍的蒋介石来自称“领袖”。

erwinzhang 呵呵，叫我标统兄好听，连兄好像有点别扭。

老西圆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的领导叫你整谁，你不整？

李破虏　 对，他肯定玩不过张国涛，张在莫斯科沉淀了几年，静心学了很多东西。

ttn3040　 http://blog.sina.com.cn/u/1438492182

stainlessy　 不急不急

日日来 此事无语，刨别人的祖坟，在中国是不共戴天的仇，唉，何健害死人了。

orangeman 175CM

伊尼亚斯　 客气

开拖拉机兜风 你搜一下 广东十虎——上山虎 或到鄙人的博客去。http://blog.sina.com.cn/u/1438492182

6、策应暴动



党史对参座的评价，经常这样说“叶剑英同志屡次在革命的历史关头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南昌暴动中，参座送了两次重要的情报，有力地策应了南昌起义，事情过程大概是这样。



7月15号后土匪张仍不肯分共，但拗不过汪美男，便在武汉电召第二方面军高级军官汇集庐山开会，让汪美男给予会军官解释分共政策，并磋商和平分共问题。会议时间大约定在7月底最后几天，先到九江的军官可以上山避暑，等人来齐了再开会。



7月23日，贺龙从鄂东黄梅、武穴一带率部开到九江。刚下船，黄琪翔、朱培德两人带着一群军官在码头立即迎了上去，一脸淫笑地说：文常一路辛苦，我们先去聚财搂给你洗洗尘，晚上再到丽春搂按摩，爽完明天哥几个一起再赴庐山避暑，凉快几天，你看如何？



贺龙此时心急如焚，找了个借口没去，留在九江与叶挺等人商讨南昌起义的事略，地点就在四军指挥部附近的甘棠湖（城中湖），他们划着小木船游湖开会，船上有参座、贺龙、叶挺、廖乾吾、高语罕。



说起第二方面军高级军官汇集庐山开会的事情，贺龙一拍大腿说：“谁知道他们打什么主意，到时候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老子是绝不去开这个什么鸟会。”



“土匪张要你们上山避暑，讨论和平分共的问题，你们不答应分共的话，估计要把你们扣押，至少会赶出部队”，参座眼睛转了一转，把他了解的内情和盘托出。

“对，我也不上山，部队也不在德安集中，直接开去南昌”。叶挺跟着也这样表示。

经过磋商，大家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一，贺、叶不上庐山；二，部队不在德安集中，乘火车到南昌去；三，叶挺的部队先行，贺龙的部队随后行动。参座最后对叶挺、贺龙交代说：“你们有什么动作请及时通报消息。


7月29日，汪精卫、张发奎、唐生智、孙科、到了庐山，召黄琪翔、朱培德、金汉鼎等到庐山开会，这就是武汉政府的正式的分共会议，会议的决议是：



（一）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



（二）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



（三）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恽代英、高语罕、廖乾吾等四人。（啧啧，“黄埔四凶”被通缉了一半，还有一个查补出来时谁，按照逻辑，这个人估计是后来叛变）



开会时候参座在场，会后立即派人下山通风给廖乾吾。廖又立即转告恽代英、高语罕等。大伙连夜跑路，赶赴南昌参加起义。也有资料说是参座亲自连夜下山通风报信，扯谈。军官会议途中突然失踪彻夜不归，想挨枪子？



南昌起义之后，土匪张开会商讨善后军情，一干兄弟气急败坏地拍桌子锤櫈骂“乞衣仔”冇义气。乞衣仔是叶挺的绰号，他在肇庆带独立团时，只有几百支老掉牙的粤造79步枪，军械钱粮均不足。便打着共产的旗帜到处找袍泽讨要赞助，别人有意见他还一瞪眼：叼，你唔知我系共产党咩？话明共产嘅嘛。他的字又是“希夷”，与粤语乞丐谐音，有次哥几个在长提酒楼喝酒，见了他远远地沿江走过来，吴奇伟惊惶高呼:乞衣仔来啦，快啲撇！一帮人顿时作鸟兽散、、、、、、朱晖日眼睛一瞪，杀气腾腾地说：华头，俾两个师我，去追乞衣仔、高佬蔡两个衰仔返来，高佬又唔系共产党，发癫哄到埋去，条友捉返来，我亲自喐手，佢两只大肶一边捅佢三刀六个窿就冇走鸡喇。（蔡廷楷的10师归他的十一军，所以特别光火）。

事情都做出来咯，你贪口爽插佢一百刀都冇用啦，要讲啲有建设性嘅意见。参座生怕土匪张被七嘴八舌地窜辍得火起，拍板决定追击就麻烦了。联系第二方面军上下都在传回广东的风声，参座心生一计，建议道：华哥，不如吊住佢哋嘅尾，假装追击，一边收容散兵，一边慢慢追，一路追返广东去。此言一出，众人均点头称妙。土匪张没立即回答，站起来绕着会议室踱来踱去，慢慢走到参座身边，猛地一拍参座肩膀大笑说：“我嘅哎呀大佬张铁胆（张民达）话你有两度散手，果然犀利”。参座被他冷不防地拍一下，吓得一激灵，还以为自己身份穿帮了。



土匪张回到座位上，扳起面装着很严肃地说：“嗱，我哋下一步行动就按沧白的计谋，返广东赶走李和尚班广西佬，霸住广东，食大茶饭。之不过，大家记住要保密。”众人轰然答应，心里却免不了有点不以为然：叼！上下几万兄弟都知道的事情，仲要保密，多鸠鱼~！



09/9/17

闲话“南昌起义”（上）(2009-09-18 04:30:16)标签：前朝往事 分类：旧日江山


在阅读某些历史资料时，互为参照几个读本，感觉关于“南昌起义”的隐晦颇多，我试着把自己的思维厘清一下，看能不能理出一个比较清晰的历史轮廓。



1、背景略述



“南昌起义”当然不是偶然发生的，四军二期北伐在河南打败奉军之后，武汉国民政府的几个当家人与冯玉祥在郑州开了个会，约定反对南京的蒋记国民政府，但分共是老冯支持武汉政府的前提条件。汪精卫此时也被ＣＰ再两湖发动的工农运动搞得焦头烂额，再加上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包祸异心，正觉得有分共的必要，于是几方面一拍即合，汪同意回到武汉就着手分共。



武汉政府内的几个左派力阻无效后，纷纷离开武汉赴苏联避祸，如邓演达、宋庆龄、陈友仁等人，宋庆龄临走的时候发表了宣言，被ＣＰ中一些不满她的同志讥笑为“临别秋波”。情形显然已经很坏，独秀内疚于中共在工农运动中一些做法确实错误，天天向国民党的武汉政府解释道歉，但形势已经逆转，汪精卫等人再也没兴趣理会他。



所以当时ＣＰ中清醒者主张把自己可以指挥的军队结集起来准备斗争，如恽代英把中央独立师、叶挺等部队调动集中。汪精卫看着形势不对，立刻向ＣＰ表示有商量余地，独秀大喜之余却中了计，他在党内极力压制走极端的同志，主张“国共两党合作到底”，满天的革命风云，被汪精卫的花言巧语一风吹散。可汪精卫却在暗地布置反共，到了7月15日，一切都无可挽回。ＣＰ只剩了贺龙、叶挺的小部分人马在江西九江，全党都希望以此为资本树起反抗的旗帜，结合各地的工农武装，在中国开展土地革命。



2、起义的缘由



武汉汪美男他们在7月15号召开“分共会议”后，接着又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会上汪美男声称与共产党好合好散、和平分共，要求下属各军各单位团体要保障共产党员的生命。这个决议没得到贯切执行，各地方宽严不一。唐生智在湖南的部属，纠集了大批土豪劣绅，协同军队实行清乡，以比农民当初对付土劣更为残酷的手段进行报复。河南的冯玉祥、江西朱培德就执行得比较持平，ＣＰ的生命基本得到保障安全，他们开欢送会，把共产党礼送出军队。土匪张执行得最好，不杀不送不赶，甚至被别人驱逐的共产党他也全部收留。



四军的首领张发奎是个优秀的军人，虽然他有性格冲动的缺点，但他心地善良又英勇善战，他爱护他的袍泽，无论你来自何方，从事何种职业，有过什么经历，是什么社团党徒，是ＣＰ或非ＣＰ，只要你成为他的兄弟，就能感受它把你视作生死之交的温暖。冲锋时，你掠阵，擎旗在前的是他；撤退时，你先闪，带队断后的是他；你陷围，要保证自己没死，他肯定会来救你；和他在一起，你可以很省心，不用设防；他把他每个兵都真诚地看做是兄弟，更不会为了功劳而用你的性命来铺路。我想，每一个军人，都会渴望与他同袍。



结合二期北伐后，四军上下的将校目睹革命阵型四分五裂，各路军阀行为离谱，他们感到很失望。思想上的父亲孙中山死了，政治指导员邓演达跑了，自己好像是革命抛弃的孤儿，浪流在外。他们除了有思乡厌战的情绪，也有渴望脱离这种气氛，返回广东，经营好家乡的想法。



北伐过程中，他们的家属都在广东，在工农运动里并无受到冲击，而且他们在征战两湖过程中，受到了工农运动很大的帮助，所以在感情上，他们对共产党并无恶感，而且很多战友都是ＣＰ，这是生死之交的战斗情谊，叫他们对曾经的战友下手，真是让忠义立身的广东人情何以堪？即使是和平分共，这也是对自己力量的削弱。正如土匪张曾哭着说：分了共，我们还剩什么？



但周恩来却觉得，张发奎对ＣＰ的保护是出于个人性格使然，而不是来自政府有保障的政策，他随时可能受环境所逼，发动类似蒋介石4、12的行动，而共产党却毫还手之力，到不如采纳李立三的意见，先下手为强，在南昌举行暴动，再撤退到广东东江地区，以图发展。



李立三提议南昌起义过程是这样的，27年7月20日，李立三与林伯渠、谭平山、恽代英、聂荣臻、瞿秋白、李立三、张太雷、叶挺等人，躲在庐山仙岩旅店的厨房开会分析形势，同时分析土匪张，看看有无办法忽悠他，让其带着第二方面军放弃东征讨蒋，带领全军回广东重新打天下，如果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在南昌插旗起义。



就在李立三他们计划南昌暴动的同时，在武汉的周恩来，此时已经决定“如果土匪张乖乖地听我们的话，那就等他把第二方面军带回到潮梅地区后弄死他，夺取整个第二方面军军权；不听我们的话，在九江就把他给干掉”。（此时，中央已决定对张发奎的态度“如张不与汪精卫联络则到东江之后始解决之，否则在浔便解决他”。《张太雷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上的报告》，《南昌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1页，这两句话读来真是令人心情苍凉。）



但不必因此指责周恩来不讲道义，专门杀熟。我说过历史人物在决策时，和手头掌握的情报依据与个人经验极为关键。周恩来没有与张发奎等四军将校共过事，对其并不十分了解。他刚从上海死里逃生，目睹部属被屠杀，心中愤怒之情，可见一斑，而且他也因为轻信而被短暂被捕，若非白崇禧胞弟援手，此时恐怕已经身首异处。所以他对任何非ＣＰ，都情绪性地保持了警惕，要知道他那时还不到30，在这个以温和见称的未来总理身上，此时同样拥有年轻人的血性，同样会有不顾后果，挺而走险的冲动。

3、南昌起义的力量



南昌起义的力量其实不大，但却几乎汇聚了ＣＰ所有的军事精华，看看后来十个元帅有多少个参加该次起义就知道了。因此叶挺后来的别号是无衔元帅，凭他在南昌起义时的地位与资历，活到55年评定军衔时，元帅的排名他铁定进前三，谁给挤出去就不好说了。



看过文章说周恩来在ＣＰ的军队中，个人资源及其庞大，甚至超过毛泽东，如果两人拉开架势，鹿死谁手，尚未可知。我开始觉得不可能，后来想想南昌起义，就信了八成。某部电影里张国涛劝他没把握就别插旗，其中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张一脸痛苦地说：“恩来，我担心你多年的心血，会毁于一旦。”哦！原来南昌起义的本钱，是他个人多年的心血。这大约可以解释，后来在中央苏区，他可以轻易地从毛手中夺得军权，即使在一败再败得情况下，他的位置还是无人能动。



南昌起义的主力是叶挺的24师，这支部队大部分士兵是北伐军打下武汉后，叶挺回广东招的工农武装，成立于三月份，四分之三是新兵，他们在四军出击河南时候，留守武昌，在5月中旬会同军校学生，平定了夏斗寅的叛乱，有初步的战斗经验，但装备与战斗力无法与四军的其他部队比肩。



第二支部队是高佬蔡的10师，高佬被周恩来、叶挺挟持后，部下为了他的生命安全，没办法不参加起义。所以他们一有机会，便逃跑了。后来这支部队，衍变成赫赫有命的19路军。据他自己说，他逃跑之前把部队里面30多个共产党员全部发钱遣散，但这30多个人并没一个活着出现过，他到底是把他们放了还是杀了，这是椿疑案，我倾向后者。几十年后，他混民主党派，出于统战目的，不好和他计较此事。所以他的部队，是不会下力气打的，战斗力可以忽略不算。



贺龙的部队其实很弱，7000人不到却编成三个师，基本力量是收编而来的土匪，他本身也是湘西土匪出身，可以说土匪张是伪土匪，他才是真正的土匪。也许基于这个情结，他一直觉得，第二方面军，应该由他来当总指挥而不是张发奎。他原来与中共关系不算密切，后来周逸群到他军中做政治工作，所以北伐河南时候，他的独立15师打得很卖力气，战争胜利后论功扩编为20军。其实论战斗力，四军一个团基本上就可以扫灭他的部队。



扩编为20军后，他仍然觉得自己不得志，说自己是湖南人，不可能在广东人为主的第二方面军出头，他的土匪武装，迟早要被正规的四军缴械，在电影《八月一日》里，米店抢劫一幕就很好地表现了土匪武装与正规革命军人的冲突。



最先策反他的是谭平山，谭是经历相当复杂的老资格ＣＰ。他警告党内的同志，贺有野心想取代张发奎，我们有任何与张发奎联络缓和的迹象，贺都会因为要保护自己而先我们一步向张告密，以洗脱自己。起义军南下途中，大家对他及他的部队的土匪作风很容忍，捧着哄着，跪地喂猪乸般迁就，生恐一个不对付，他带走部队重操旧业。已经跑了高佬的第10师，ＣＰ再也损失不起力量。可他的部队，还是可耻地一兵不存，全部溃散。



途经瑞金时ＣＰ大开香堂，以谭平山与周逸群作介绍人，把贺龙踢入了ＣＰ，仿佛这样他就进了ＣＰ的保险箱，仪式举行的时候，这个惯匪神情有点紧张，仪式完成后，他松了口气，说比起当年他加入哥老会的仪式简单多了。起义失败后，贺龙流亡上海，中央非常关心他的成长，指派专人每天给他做思想教育辅导，他才慢慢转变成思想上真正的ＣＰ，而不是形式上的ＣＰ。



可他的领路人谭平山却倒霉非常，1927年末，谭平山到上海找党，意外地得知中共中央已将他开除党籍。此时谭平山生活无着，政治上四面楚歌，以其身份若投靠南京政府则不愁吃喝，他却坚持反对国民党，参加了邓演达领导的“第三党”，主要从事反蒋活动时也曾指责过中共中央的路线。抗日爆发后，东躲西藏的谭平山，不顾通缉尚未取消的危险。与他同样被ＣＰ开除党籍的陈独秀会面，陈见面便发泄对中共中央的不满，谭平山却批评陈的主张并赞成共产党的新政策。独秀以老上级的脾气拍桌大骂谭平山你他妈的，一向以英雄自许的谭平山也站起来操独秀的老娘，二人不欢而散。



叶挺原来的独立团才是共产党的精华所在，这支部队一路战损极大，这与叶挺的作战风格有关，喜欢硬碰硬地干一锤子买卖。这种决心是对的，在二战之前，战争的形式与武器的品种还是比较单一，一支部队能否取胜，很多时候不是看武器与训练，而是比谁拥有更多的亡命之徒，或说献身精神。所以对士兵进行战术训练还不如对其进行勇气训练，起码对士兵进行思想精神训练成本低廉，让灵魂深处发生革命并不需要花很多的大洋。



叶挺的独立团是ＣＰ的私生子，所以全党万般的宠爱都汇集在这个队伍，他的战损得到了很好的兵员补充，主要来源是从两湖工农运动中挑选出来的骨干分子。武昌攻下来后，独立团被编成25师74团，师长李汉魂，团长周士第。周士第参加了ＣＰ的南昌起义，并对土匪张的专车开枪扫射，令张深受刺激。他把周从一个军校生两年之内提拔为团长，而这个得意门生居然是如此忘本，这甚至影响了土匪张对ＣＰ的看法。现在这个团的番号被济南军区某装甲师继承。



朱德的部队号称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其实只有几百人。他的成功在于他坚持下来，而且很好运气地在溃败的士兵中，碰上了低阶军官龚楚，这位后来的红军叛将，当年也是热血青年，把农军从广东带上武汉，又从武汉带到南昌参加起义。这次他把朱德带回了粤北老家，他们曾在我经常去的瑶山活动过，一个破庙的土墙上，还遗留着当年的数个子弹坑。后来朱德又是杀熟（这事干得挺不地道的），砸了他结拜兄弟的场子——“湘南暴动”，他这个兄弟，几个月前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冒着极大的风险以极为宽容的条件收留了他及他的溃兵，“湘南暴动”后，他被剿得站不住脚，才与毛泽东汇集，落草井冈山，以“朱毛”的匪号，开始了类似山大王的革命生涯，让中国人付出极大代价的十年内战，由此而起，这属于后话。

orangeman　系阿，我住在不远，但也没去过。

一脸幽梦07　这是你对我的夸奖，谢谢。

流_浪_之_人_ 你听人7乱呃，条友连闻一多系边个杀都搞唔清，我另外一个研究的人物，程一鸣一早就查清左。

茅屋里的月亮 革命党人有自己的伦理和价值观，和中国人有点区别的。


nursty1981 多谢夸奖

慵懒教授　 多谢夸奖

李大排 不是我说的阿

张国焘与苏联佬都不赞成南昌起义，主要是怕失败，也觉得没必要直接和张发奎直接对抗，毕竟他是对共产党最友好的蒋领。

四军诸将和周公是失之交臂，如果周当时不去上海搞什么鸟武装起义，转而任四军政治部主任，四军诸位好汉完全有可能被周公全数消化。一起回广东打天下，历史全部改写。

关于叶的飞机失事，我只能负责地告诉你，国民党空军，CP没办法大规模渗透，也许会有个别的外围人员。这个和国民党空军的成长特点有关系。因为国民党空军，基本是美国佬栽培的，全军上下，只对老美的制度有感觉，也向往，对CP那套不感冒。

所以说自己人潜进机场给飞机坐手脚，别说CP，就是国民党军统单位的人也不一定可以。

叶希夷出狱，对老毛是没利得，新四军起码名义上是他的部下，八路那边，也不少老部下。但这种潜在的政治影响，在当时不一定凸显。要凸现作用，也许要在50年代以后，以他火爆性格和资历，非和毛泽东冲突不可。

一脸幽梦07
縹緲峰

你们俩都说得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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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梨熊

广烈亲王少慕戎轩，谋勇兼备。乃以英特之才，遂膺元帅之选。入参庙议，出掌戎机

；权柄两朝、定乱三度。权侔人主而终保令名，威加海内竟朝野不惊。诚陈平、吕端之亚也。

7、八骗张发奎


在南昌起义之前，中共原计划还有一支革命武装力量参加起义，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这间学校成立于1926年底，次年8月解散，总共大半年的办学历程中，行军打仗就花去了三分之一时间，正式在课堂上的学习时间非常短。其中还招过一队女生，赵一曼便是女生队里面最牛的人物。当时军校里面，CP相当多，所以革命的气氛比较浓厚。



5月底唐生智、土匪张带兵进行二期北伐，武汉兵力空虚，象个待宰的小肥羊，惹得夏斗寅和杨森垂涎三尺，以饿虎擒羊之势猛扑武汉三镇，而武汉此时只有叶挺的二十四师，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四千多学员，也被紧急被改编为“中央独立师”，下发枪弹参与平定叛乱。



七月初张发奎班师回朝，“中央独立师”随即取消，恢复原来分校的名称与建制。



一骗张发奎



7月15号武汉“分共会议”之后，唐生智想把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解散，收缴学生的枪枝。分校师生收到了风声，借野营战斗演习为名，撤出了武昌城，在洪山以东地区盘旋等待救援。



参座对这支单位是早有留心，得知军校生被何键、李品仙部包围在洪山后，立即去找土匪张，要他去救这群待宰的羔羊。参座一脸神往第对张说：“华哥，呢班细路现在是累赘的羔羊，但胜在他们是有文化、有纪律、有理想、有斗志的新时代四有羔羊，稍加磨练难说里面不能栽培出一群将种。尤其听说里面的女生大队，有不少年轻貌美又心向革命的名媛，收编过来不但壮大第二方面军的基层力量，同时也可以解决很多同志的婚姻问题。”土匪张一听，眼就绿了，饿狼看见小羊羔的样子也莫过于此，打天下没干部怎么打？遂接受参座献计，亲自出马与唐生智打擂台，把分校的师生从何键、李品仙的枪口下，强行捞了出来，改编为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唐生智也没吃亏，汉阳兵工厂的装备，他又匀多了不少。



这支革命武装保存下来后，全团编成三个营，有100多名没有暴露身份的CP，另外女生大队300多名的女同学，土匪张却对姑娘们不感兴趣，他对兼任团长的谢膺白说：我们回广东是搏命的，谁死谁活未可知，拖累姑娘们的青春做乜？下令遣散女生大队，这事后来让四军将校们意见很大，大骂土匪张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但游曦、郑梅仙、骆英豪、曾宪植等30多个小姑娘迷恋革命，匝着校门的柱子拖都拖不走，便被留下来组成一个小队随军东征。此外，还有崔庸健为首的朝鲜学生100多人。（此人后来蛮有成就，以亲中派面目在朝鲜混到了老二的位置，成为仅次于 的次帅）后来教导团起南下广东，不少朝鲜同志跟着一起走，沿途参座经常和他们进行日语交谈，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想不到参座会日语吧）




二骗张发奎



教导团随第二方面军东征，该团是殿后部队（宝贝疙瘩阿），可他们遗憾地错过了光荣的南昌起义，八月二日才离开武昌。



教导团在武昌下船出发时，尚不知南昌已爆发起义，在船上就更不知道了。八月四日上午坐船到达九江，可第二方面军指挥部命令暂时不许登岸，谢膺白把一切布置好后，让教导团学生徒手上岸集中传达事件，教导团学生集中听传达的时候，谢膺白乘机另外派人下船将武器俱缴去，这种猥琐的行为，造成学生们对他的反感，后来他几乎带不动教导团。教导团的学生知道“南昌起义”的消息后，觉得徬徨无措，不知道该往何处去，不少人纷纷离队回家。



参座深知教导团的羔羊，稍加训练便是一支可以转化成强大战斗力的部队，无论如何不能就这样被宰了，也不能叫它自己垮掉，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它保存下来，为革命留点本钱。于是假装无意中碰到谢膺白，闲聊起起教导团。谢膺白呲牙咧嘴，痛苦万分地摇着头说：“呢啲兵一个比一个识讲，把口啷过油咁，好多革命新词汇，舞到我一头烟。”参座连声说：“呢个团我帮你带，点样？”，谢膺白一把抓住参座的手：“沧白你份人为兄弟真系唔话得”。



参座又跑去找土匪张，张此时正在为教导团的事大伤脑筋。他知道教导团有前途，但又怕管教不好，再又搞一次起义就笑死人了。参座摸透了他的矛盾心理，就劝他留下教导团，稳住军心，日后好派用场，并且说谢膺白忙得要死，不想再兼团长，自己愿意去接替，张发奎想都没想，一口答应。



从来只见人躲事，自古鲜见任烦难。这么积极主动要求工作的革命同志，不满足他的要求，岂不打击了他的工作积极性？



参座趁机以安定军心的名义，向土匪张絮叨说，我们既然要学员帮忙打天下，就要信任他们，把枪都缴了，他们感觉不到我们的关心与信任，怎么跟我们走回广东？所以最好把枪法还给他们，控制子弹发放就是了。土匪张没办法，发还部份枪支弹药给教导团。





三骗土匪张



教导团进抵南昌后，把朱培德又吓一跳，这时南昌起义军已全部撤离，第四军主力也已离南昌开拔，只有一些兵站后勤人员待走。南昌兵力空虚之极，朱培德担心这个号称“赤子赤孙”的教导团又给他来那么一把。上次叶贺他们搞了他一下，兵力损失三千，货财全被共产。他老人家心脏不好，实在受不了这么过瘾刺激的消息。于是向张发奎提出解除教导团武装，肃清共党分子，省的晚上老睡不踏实。



土匪张自然不舍得，但又不能说啊德哥的担心是多余，正在为难之际，参座面陈土匪张献计，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名气太大了，人人都知道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改名的，我们再把他改名换姓，叫第四军教导团，直接并入第四军建制，这样改来改去，外人眼花缭乱，怎么知道内情？那么攻击目标就不存在了。另外我们再加强整顿管束，以宽阿德哥的担心，让他搂着小老婆天天睡个安稳觉。



土匪张抚掌大笑称妙，欣然夸奖参座：老俵，泥咁多花笋，真系帮了涯嘅大忙。接着，土匪张约阿德哥喝酒拍着胸脯保证，教导团经过整肃、清党，绝不会在南昌闹事。



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二次易名，多次受挫，在参座的运作下，终于获得四军的正式户口。




四骗土匪张



参座变成教导团的团座之后，从南昌起，就每天和教导团一起行军，他生恐教导团的党员们冲动起来，血一热，就发动起事坏了大计，所以一直快到赣州前才离开教导团。



担心果然没错，9月初教导团到达万安。团里的党员会议讨论到下一步革命行动时，委员王侃予和李人一提出了在万安配合当地工农武装举行暴动的主张。叶剑英分析当时面临的形势，提出了否定意见，劝说大家要暴就到广州暴，到敌人的心脏里爆才让国民党感到刺激，躲到山沟没人的地方，暴动有什么意义？打击不大，缴获不多，对国民党杀伤力微弱，不肉疼，没意思。



对这件事，参座回忆说：“队伍开到万安，有一天，团党委书记唐维告诉我：今天团党委开会，请你参加。我是CP了，能参加党的会议，感到很高兴。会上讲到许志锐的二十六师从后方运来一大批物资，有好几十条船的弹药和军需品。有好几位同志提出要在万安暴动，把这些武器、弹药抢他老母的。唐维一时拿不定主意，征求我的意见。我考虑到，在万安暴动意义不大，且不说不易成功，即使成功了，以后向哪里去呢？”叶剑英耐心地给大家谈形势，分析当时的敌我力量对比和地理条件，极力主张去广州搞暴动。他说：“跟在人家屁股后面搞，意义不大，真正的革命者要到敌人心脏里去暴动！”党委采纳了叶剑英的意见，放弃在万安暴动的想法。教导团继续南下，向广东南雄开进。





万安暴动，难怪几万人都打不下县城，连刀都背反，怎么砍人？



年底时候，万安农军和革命群众数万人攻打县城，攻来攻去，反复搞了四次才攻下来。还是守军主动撤出的，但很快又杀了回来，万安农军损失惨重。暴动的领导人曾天宇牺牲，保存下来的火种，转移到井冈山和东固根据地继续燃烧。



教导团的团部有四五匹马，叶团座的坐骑是一匹红色高头大马，在半个多月的行军中，他几乎没有骑过，总是和学员们一起步行，他的坐马，一直让给团部四位随军南下的女同志轮流骑，当然骑得最多的是年龄最小最漂亮的曾宪植同志。也许他们之间的爱情，就是在这个行军的过程中产生的，当时常常看见叶团座牵着马缰绳，兴兴头头地走在前面，曾宪植同志坐在鞍上也是手舞足蹈、兴奋不已的样子，那年底，叶团长不顾后来婚姻法不满18周岁不许结婚的规定，毅然和曾宪植同志结合在一起，组织成革命家庭。



在赣州休整的时候，教导团里面的党员公然开会讨论研究“南昌起义的意义”，结果被“孙文主义学会”的人发觉告密。黄琪翔的兵在南昌起义中，被叶挺“拐”跑了一大半，他是深受刺激，一听“南昌起义”就紧张，于是立即下令把教导团缴械。



参座知道后对黄琪翔劝诫，教导团是土匪张的心头肉，现在他不在部队里，你去缴教导团械他会不会有看法？早几天在吉安时，江董琴（第三党创始人）就给你惹了事，你现在又搞点事出来，土匪张回来后，我怕他误会你在排挤他，四军张黄一体谁不知道？你们俩是不能生间隙的。黄琪翔一听有道理，又把枪发了下去。还讪讪地解释：把枪暂时收缴，是体恤同学们行军多日，体力消耗过大，本着减轻大家负担的好意才收枪的。现在既然大家有疑虑，就发还大家自己扛吧。



这次骗的其实是黄琪翔，但土匪张说过，我与黄琪翔是兄弟，四军给他指挥和我指挥，没什么两样。当然没什么两样了，他们两个还是亲家，张发奎的二弟娶了黄琪翔的妹妹，所以勉强地说，这次也算是骗了土匪张。



（注意：南昌之后，土匪张没随部队南下，8月上旬，陈可钰到了南昌，力劝张不要随队南下，因为他亲共色彩太浓，这样尾随起义军而行，谁都会认为他和叶挺两个人在唱双簧，于是土匪张安排好一切后，由黄琪翔带队南下，自己随陈可钰经由上海，转道香港会粤。



四军的政治部主任廖乾五参加南昌起义后，由闽西客家人江董琴接任，江与黄琪翔关系特别过硬，而且升官的心火热难忍。在吉安休整时，指示手下满大街贴拥黄反张的标语，被死对头繆培南强硬反对，逼的他辞职离去此事才了。原因江在1919年曾短暂任梅县县长，繆父亲是梅县恶霸，因一宗伤人案被江董琴杀了，33年繆培南把江活埋在广州郊区，至今不知尸骨在何。）

五骗张发奎

9月底，教导团抵达韶关，又被缴械，全团拉到新街整训待命。这次是土匪张亲自下的命令，张发奎从香港回到部队后，张黄听到许多关于教导团“赤化”的传言，此时他把教导团看做是“一颗拉了弦的手榴弹”，既想丢出去炸别人，又怕丢慢了炸伤自己。参座不愧为参座，参透了土匪张的心思，几次找他陈述利害说：我知教导团的兵心很红，李和尚4、15不是杀了很多CP么？我们正好要利用教导团倾向CP，去找李和尚报仇。否则凭李和尚与四军的渊源，将士不一定肯对他下手。参座一再担保，只要使用得当，调度有方，不会发生任何意外。费尽唇舌，张、黄终于被他说通，同意把教导团调入广州。



10月中旬，教导团从广东花县新街出发，抵达广州北教场的四标营。稍事休整，便获准重新发还武器，并补发了新军装。



11月18日，张发奎、黄琪翔和黄绍雄火拼时，教导团不但为“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中死难的烈士们报了仇、雪了恨，增强了战斗意志和信心，还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进一步武装了自己，并秘密地装备了部分工人赤卫队。从而分化和削弱了反革命力量，为继后的广州起义积蓄了力量，锻炼了队伍。




六骗张发奎


李和尚、黄绍竑丢失了广州，当然不甘心，没广州就等于没钱没粮养部队。所以自从辛亥年以来，广西军阀总是契而不舍地占据广州。李和尚组成了东西两路军，准备打回广州。其东路军指挥为阿跛（陈铭枢），辖第十一军约两个师的兵力，从汕头向惠州方向进击。西路军指挥为黄绍竑，辖桂军第十五军、徐景唐的第十二师等约4个师的兵力，集结于广西梧州等地，企图配合东路军夹击广州。



面对如此紧迫的形势，张发奎赶紧召集军事会议，商讨对策。会上各种意见，争执不下。参座在发言中，分析了东西两路的敌情：东路阿跛（陈铭枢）由于有高佬蔡的第10师，实力较强，比较难打；而西路黄绍竑从广州败退广西，刚刚纠集起残兵败将，队伍虽多，多属杂牌，且立足未稳，比较好打。因此可以并敌一向，千里杀将。先干掉黄绍竑，李和尚胳膊往外拐，桂系全都叫他大哥，搞死了黄绍竑，他就老寡妇死儿子——没了子（指）望了。



土匪张采纳了参座的“调虎离山”计，参座又再补充道：“要打梧州，一定要全力以赴，全军压上！” 广州由此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市”，给广州起义造成了极好的时机。不过好像参座没考虑到，起义就算成功，难道CP就守得住广州？事实证明，起义军数百人也没攻下四军在长提的军部，而守军只有几十个人。




七骗张发奎



11月17日，就在张、黄发动政变，赶走李、黄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及时作出《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要求中共广东省委在城市和农村中发动和扩大武装起义，夺取广东全省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权。



那时，党中央真是雄心万丈，觉得只要一挥手，革命就会一蹴而就，万里江山只在他们的豪情壮志中。几年后，李立三仍然在地图上作业，号称一个月内“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苏联红军再帮忙出兵东北，三个月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就此胜利。我不知道这叫不叫革命浪漫主义？



上面指示是上面的事情，下面的人可不会跟着瞎浪漫，占领广州不是七八条枪就可以成事的。为此广东省委特意交代叶剑英想方设法扩充和组建第四军警卫团。当时四军新编的警卫团，共有两个营，第一营、由第四军军部特务营改编，第二营、由原李济深第八路军特务营改编。（没搞错，27年10月1日，国民革命军后方总司令部结束，原后方总司令部所属的军队及张发奎所部，统归新成立的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所辖）该营军官成份复杂，只有少数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叶剑英受命后，即去面晤土匪张，向他提出广州城防空虚，亟待扩编警卫团。这时土匪张正为工人闹事，驻守广州兵力薄弱，无力维持秩序而伤脑筋，于是听从了参座的建议，任命梁秉枢担任警卫团团长。



团长问题解决了，其他的事土匪张干脆一脚踢给参座全权办理。参座想方设法安排了张诗教、陶剑寒（即陶铸，不知道50年代初，参座对陶剑寒抽刀猛捅自己时，是何滋味）、蔡申熙等一批CP担任警卫团内的主要领导职务，并将300多名曾参加省港大罢工的工人招进该团编成第三营，由共产党员施恕之任营长。各连的排长和班长也大部由教导团调来的进步学员担任。参座将警卫团的组建情况及时报告中共广东省委军委，得到了批准。




八骗张发奎



写到这里，我都烦了，不知道土匪张和参座有没烦？这两人真是一对欢喜冤家，一个骗得开心，另一个被骗的，也爽得要死。



按照宣传部门的笔法，都会这样描绘：“敌人是愚蠢的，敌人是可笑的、、、、、、”。负责地说，敌人不是愚蠢的，敌人不是可笑的，而是政治理想不同导致价值观念的不同而已。敌人不是没有怀疑过参座，陈可钰与薛岳就怀疑过，他们和土匪张说：叶沧白这个人靠不住，过去蒋阿拉对佢咁好，结果他反蒋，你有条毛俾佢阿？第日佢有乜理由唔反你。



参座晚年回顾，张发奎那时有革命气概，当场反驳说：“反蒋？我都反！光头佬抵佢死，该反就得反！”又说：“你们不要老叶回来，我就叫他请假，到德国留学去。”



我去见张发奎，张问我：“老叶，你回来，陈可钰、薛岳都反对，你看怎么办？”



我想了想说：“那我还是去外国学习吧。”张发奎劝我不要急着走，先打个出洋报告，领下留学费用，等将来一起走（土匪张当时也说要出洋留学）。



由此可见，敌人土匪张不是愚蠢，而是信任自己的兄弟。广东男人经常说一句话：做兄弟，有今生冇来世。非常珍惜朋友间的友谊，不过这种观念，差不多一百年前的事情了，现在很少见。



12月7日，张太雷秘密主持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决定12日起义。不料，CP秘密准备暴动走漏风声，教导团内也有反动分子告密。汪精卫得知后，连夜派其妻子陈壁君从上海回广州，面告张发奎要立即镇压暴动。12月9日，汪精卫连发三电给他在广州的代理人陈公博以及张发奎、朱晖日，要他们火速解散教导团，查封工人赤卫队总部，“认真清肃共党”，并严厉指出：“所部凡有纵容共党者，立即严加惩办，决勿稍存宽吮，“如苏俄领事有包庇情事，应即勒令出境”。



就在这时，中共设在小北直街的大安米店的武装转运站被敌人侦破，更增加了敌人镇压起义的决心。



本来，教导团参与广州暴动一事，张发奎已有耳闻，并准备加以镇压，只因没有抓到过硬的把柄，加上叶剑英在旁多次劝阻，极力保护，张才未及下手。此事中共东江特委在事后给省委的报告中曾经提到：“这次广州的暴动，完全是以军官教导团做主力的。在我们未暴动以前，反动派对于军官教导团有一种风气，就是说军官教导团自官长以至兵士通通都赤化了，亟要暴动了。所以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等的第一次军事会议时，朱晖日就主张要向他们严厉清党。剑英同志极力担保，黄琪翔亦表示不赞成此种主张（黄已向我们妥协），故他们第一次欲向我们清党的主张已经没有实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发奎看到CP准备暴动的迹象愈来愈多，感到危险似乎正一天天临近，于是召开第二次军事会议，作出了镇压全广州的革命分子的决议，并于12月10日密调黄琪翔所部从西江前线赶回广州，策划以武力进行镇压。



在此千均一发之际，参座又来了。他面见张发奎：“华哥，根据我的侦察，所谓CP暴动的情报并不可靠！”他分析形势说，CP发动南昌起义已经烟销云散，贺龙、叶挺逃去无踪，绝对没有力量在广州暴动，不可轻信谣言。但是土匪张的口袋里正揣着几封汪精卫发来的电报，内心还是疑多信少。叶剑英又向他说明自己上段时间一直呆在教导团，了解教导团的底细，并一再担保：“CP暴动不成”，即使暴动了，光凭警卫团也能镇压。





09、09、20

广东十虎之——花狸虎：叶剑英（八）(2009-09-22 16:12:58)[编辑][删除]标签：前朝往事 分类：旧日江山



8、参座的超人奔跑


很多拍马屁的文章，搞不清楚来龙去脉还要装有学问，一说起参座，就重复毛 夸他那句“诸葛一生惟谨慎，呂端大事不糊涂”，特别在历数他的丰功伟绩的时候，末了总要加上这一句，不加就好像做菜没放盐，淡寡无味，呂端也几乎成了参座的别号，我不知道他听了本人烦不烦，反正我烦。

原话并不是夸他，更不是指他再历史上几次的关键行动，这话来自毛 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截取片段如下：“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舆论，要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看到这句话，我是后颈发凉阿）我们的意识形态是搞点革命的马克思的学说、列宁的学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结合得好，问题就解决得好些。结合的不好，就会失败受挫折。讲社会主义建设时，也是普遍真理与建设相结合，现在是结合好了还是没有结合好？我们仍然正在解决这个问题。军事建设也是如此。如前几年的军事路线与这几年的军事路线就不同。叶剑英同志搞了部著作，很尖锐，大关节是不糊涂的，我一向批评你说得不尖锐，这次可尖锐了，我送你两句话：“诸葛一生惟谨慎，呂端大事不糊涂。” ——1962年9月24日上午10点，怀仁堂，八届十中全会。


那部著作疑是一篇文章，国防大学教员朱玉教授、王年一教授考据，是1959年军委扩大会议上，众人围殴彭德怀，参座根据会议发言情况整理而成，专门发给高干读，我不是高干，所以没看过，不知道说的是啥。联系上文，看口气是参座也参加了围殴，而且有别于平时的一团和气，使用了流民拳的阴劲，出手蛮重的，让 点头欣然嘉许。我真感觉不出来这句话在夸参座，反觉得里面不无警告之意，意思让参座醒目谨慎点，要向呂端学习，在大事大非面前不要象以前那么糊涂。摆明有训诫的意思，不知道怎么长期以来就以讹传讹变成赞扬，还刻意地和草地上的事情刻意地联系在一起。不知道是我理解能力有问题还是人家化妆术犀利？

关于“草地密电”，这也是个20多年来翻烂的老账，搞得一、四两个方面军两个山头，互相斗鸡似的一个拼命要揭盖子，一个死死摁住盖子不给揭。

1935年9月，参座任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前敌参谋长时。张国焘从左路军驻地密令陈昌浩、徐向前率右路军南下，叶截获电报，暗呈毛 。毛 遂与张闻天等会商，决定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先行北上。后来，毛 称该电文内容为“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慢慢的又不知道从谁的文章那里开始，演变成“武力解决中央”，纷扰由此而生。

事实上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写的《叶剑英传》，在关键的电文上，并没下定论。是顾及党内团结还是对密电的真实性有所保留？

原文如下：“9月9日，中共中央再电“国焘并致徐、陈”，认为张给右路军南下电令“完全不适宜”，强调“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即速北上”。张国焘不但不听毛泽东等人的劝告，反而公然违抗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和历次决定，命令右路军南下，并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当时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的叶剑英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立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感到事态严重，随即同张闻天、秦邦宪赶到第三军军部驻地，同在那里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等一起，进行紧急磋商。党中央为坚持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决定率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 （中央文献研究室《叶剑英传》第13章）

参座对于获取张国焘密电的经过，曾作过详细的回忆。摘录如下：大概在1935年9月上旬，我们到了巴西一带一个叫潘州的村子里。9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 。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个时候，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 。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漏子。那个时候，中央要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到哪里去呢？离开四方面军到三军团去，依靠彭德怀。（中央文献研究室《叶剑英传》第13章）

参座说的很详细，但也因此露了破绽。早些年有军史专家质疑电文时候，还没有百度地图，也不可能向刑警破案那样，千里迢迢跑去实地勘察，只能在文献中翻来翻去，却没过硬的理由。我没有条件去采访当事人，也没资格去调阅档案，但我这个人比较邪恶，喜欢像唐纵那样，在语言文字里面进行榨油。

参座说：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个时候，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 。、、、、、、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漏子。

（图）
中央毛 的驻地，班佑寺。

注意参座说他是飞跑，他没说骑马或开吉普、飞机什么的，这样关键的历史事件，他记错的可能性不大吧？那看看参座有没可能飞跑，当时右路军前敌指挥部的驻地，在若尔盖县的基甲村附近的潘州故城（若尔盖县旅游资料），中央驻地在上巴西的一座喇嘛庙“班佑寺”。（1973年7月，由四川省博物馆派人会同阿坝州文化局、中共若尔盖县委共同组成联合调查组，到巴西一带进行实地考证。联合调查组派人采访了长征时期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如警卫员陈昌奉、卫生员钟光、机要参谋黄有凤等。他们一致回忆，当年在一座寺院里开过重要会议。据陈昌奉回忆，巴西分为上巴西和下巴西，上巴西有一个很大的喇嘛庙，“我们就住在那个庙子里”。）


（图）
红点是中央驻地，右路军指挥部潘州在甲基，东北方向。


在地图上，目测两地直线距离起码6公里以上，若尔盖县城海拔3854，全县平均海拔3500，比拉萨矮100米。

那么就是说，1935年9月9日上午这天，参座在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开军事会议的时候，以拉一泡屎的时间，海拔高达3500米的若尔盖草原上，来回奔跑了12公里以上路程，中间还要找毛 抄录电文内容。我估计在今天，即使招唤体魄最强的军中王军霞来跑，拉一泡屎的时间，累死他也跑不下来，由此我对参座超人的体魄真是景仰涛涛。


那究竟有没电文，国防大学教员王年一教授在研究红四方面军战史的过程中，查阅了大量的档案，1981年12月在革命博物馆的《党史研究资料》发表了文章，对这个长期流行的说法第一次提出质疑。他的理由是：第一，至今没有找不到“武力解决”的密电原文。第二，中央批评张国焘的一系列相关文献中，均无此记载。第三，如果有这样的电文，了解情况的人当会述及，但是斯诺的《西行漫记》、刘伯承的《回顾长征》这类著述都没有提到此事。

王年一的文章发表，引来当事人批评。吕黎平发表文章，仍旧坚持原来的说法（他说电文是他给参座的）。王年一在1982年6月的《党史研究资料》再次发表文章，重申自己的质疑。除了原来的理由外，文章还增加了几点理由：一是原红军总部三局局长兼左路军电台台长宋侃夫、原右路军电台台长王子纲均回忆，凡是张国焘发出的电报或收到的电报，无论指定人译成或亲译的，都要经过他们，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所谓“武力解决”的电报。

1982年，徐向前接受中央党史研究室廖盖隆等人的访问时强调：“接到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于是否发过要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毛 在延安时讲过张国焘的危害。至于怎样危害，我们也不好意思问”。徐还说：“我们那时候军队有保密制度，像这样机密的电报，是指定人译的，译的人就直接拿给这位首长看；叫谁译就谁译。这样的电报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看的，这是军队的保密制度。张国焘发的这类电报都是指定人的，但谁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电报？谁看过？我也不知道。”（徐帅间接地否定了吕黎平的证言）

陈昌浩本人生前则曾私下对儿子陈祖谟满含冤屈地表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份“密电”。

廖盖隆介绍说：“宋侃夫同志建议我们写信给叶帅，请他回忆这段历史。、、、、、、我们已经给叶帅写了信。”叶对此信的反应，据范硕后来说：“叶帅当时身体不大好，他考虑到此事不宜公开，回复说，历史问题自有公论，还是让别人去说吧。要照顾大局，以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为重，不宜激化矛盾。”（遵照参座指示，我以间在这里噏几句，之不过系怀疑您讲大话，您老泉下知，唔好同我计较，至多出年清明，我烧番几亿俾你。）

这个笔墨官司打了多年。1986年10月，纪念红军长征五十周年，范硕（军科院研究员）发表了文章又谈密电问题。文章发表后，引起一些四方面军老人们不满。李先念去见邓小平，谈及此事。邓听说后很不高兴，嘱咐秘书查这是谁写的文章。并说几十年前的事，还公开争论干什么？老大发话，这个事算是平息了，但是事情并没有完。

2003年第11期、第12期和2004年第1期《中华儿女》，连载范硕的长篇文章《红军长征中的“密电事件”揭密》，论证有“武力解决”的电报，引用了大量的回忆录。而且指责说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为张国焘翻案。现在反正是四方面军的人说没有，一方面军的人说有，互相拗来拗去。

各执一词的目的其实不在密电本身，而是在各自山头在军史上的历史地位。军队内部已经为这封密电消耗了太多的资源，也造成了一、四方面军许多老人的隔阂，双方人马基本上是老死不相来往。不是军纪压着，两帮只剩几颗牙齿，走路都要人扶的老头，还想找个地方爽爽快快打一次群架，了解恩怨。

他们都是脾气固执的军人，老实说，没这样的牛脾气怎么打得下万里江山？多年的历史恩怨，又因此衍生出多少的误会？能指望这些恩怨分明，认死理的老头一笑了之？我一个大哥采访过四方面军当时负责后勤工作的首长，提及一方面军的北上问题。老人家年轻的秘书立即打断插话：“红一方面军的事情不要问我们首长，首长不知道”，老人家在边上歉意地笑笑。隔膜已经到了事不关己的下一代军人，所以军史上有些重大历史疑案不解决，总是按中国的历史惯例，搞成王败寇的那一套。会对人民军队的内部团结，是严重的破坏而不是建设。开盖子就是治心病，是消化误会，统合军心的良方，一味把事情摁着捂住，很多时候，反把事情搞复杂甚至搞砸。

以参座威望，就算承认了，又如何？大不了一帮四方面军的老头气势汹汹找上门来论理，他摆出丘八本色，呲牙一笑说：叼你班贼头嘅老母，系我做马，咁又点吖？顶爷叫我做马，唔通我敢唔听指挥？有本事你哋落去揾佢计数。我估计，老头们一听，顿时做鸟兽散、、、、、、难不成他们敢去找 闹？

09、09、21

拜托兄弟们，在地图距离上证明参座所说的是谎话，俺可是原创首发，以后在那里看见雷同的文章，一定要帮俺声明版权。哈哈哈！

（图）
红点是中央驻地，右路军指挥部潘州在甲基，东北方向。

（图）
中央毛 的驻地，班佑寺。

9、治粤三年

土改

1949年10月19日，毛 任命参座为广东省人民政府 ，方方、古大存、李章达为副 。形成了以广东籍回乡干部，如叶剑英、古大存。还有解放前外地来粤干部及广东籍本土干部如冯白驹、方方。这样三合一的“广东帮”干部。

参座一回广东，根据中南军政委员会的指示，广东开始试行土改，由方方担任广东省土改委员会主任。1950年9月，正式成立了广东省土改工作团，针对广东复杂的阶级情形，参座提出了土改“广东特殊”论。指示要慢慢来，别太左。慎重处理，不用急。先搞搞试点，有经验了再全省推广。

于是确定先在解放战争的老区揭阳、兴宁、龙川三县进行试点。同年8月土改工作团团长李坚真到中南局参加土改会议，向中南局汇报了“全省着眼，三县着手”的做法，中南局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年底华南分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增加了惠阳、鹤山、曲江、宝安、遂溪、丰顺、英德、普宁等八个县各选取一个乡进行土改试点。

没想到最先引起中央和广东冲突的问题，就是广东土改政策。广东土改的方案是依据中南局做出的统一规划，他们对所辖各省土地产权做一个大略的调查后，部署了详细的土改计划。中南局估计，大约3.5%农村人口应划为地主，而这些地主控制着大约30%到50%的可耕地。

但是这个估计到了广东却不适应。广东人多地少，没什么纯洁的大地主供应给土改工作队搞阶级斗争运用，都是二三十亩水田小地主为多，他们跟本不用雇佣什么长工，自己一家人就搞掟，顶多农忙抢收抢种的季节请几个短工帮手，平时干得比一般的农民还幸劳。比如我们村的地主就是这样，劳动技能比一般农民还好，种养编织也是能手。在50年代中，为防止阶级敌人报复的名义下，被半夜拖出去乱棍打死。结果后来半夜看田水，搒田角的活都没人干的好。

而且许多的田地不是个人所有，而是族田祖山，归族长管理。那怎么可以把族长划为地主？

还有许多小地主同时自己蒸酒磨豆腐，做副食品加工，那么他们到底该划分为地主还是资本家？当时政府为了恢复城市商业，对资产阶级仍是利用性质的“劳资两利”的温和政策，这和对地主的严厉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课在广东很多地方，这两个阶层很可能就是同一个家伙，那么这个家伙那双剥削的黑手，该剁掉左手还是右手呢？这种情况都是让人挠头皮的事情，但却事实上造成广东的革命对象供货不足，没办法掀起象北方那样暴风疾雨般的革命气象。

另外侨务也是让人头痛万分的疑难工作，广东太多家庭有海外关系，如何分辨华侨在海外的身份是劳工还是资本家？怎么确定很多很有钱的华侨亲属是什么阶级？他们根本就没剥削，钱是亲人寄回来的，难道好意思去没收？

华侨华人在漂泊海外，遭遇其实很惨，不是个个都是腰缠万贯的金山阿伯。“涯世界揾米，娶老婆生仔，返乡下扮皇帝，返工做契弟”这是大多数华侨华人的真实写照。参座结合自己在南洋的经历见闻，看到勤俭的同乡天不亮起来打鱼，再骑自行车到市场上把鱼切成一块块地卖掉，晚上把剩下的鱼尾鱼头带回家吃，天天如此。然后把辛苦攒下来的钱寄回国，盖间大房子，条件好的或者再买块地。说老实话，参座的父辈还有自己几个叔伯兄弟下南洋，也是冲着这个目标奋斗的。所以他知道那些有点土地的人，也并不都是靠剥削别人发家的大地主、大富豪。

因此参座反对过于激烈的土改政策，要求慎重地鉴别他们真实的阶层，处理他们的财产。南下的干部自然不服气，在他们眼里，有钱就是罪。穷光蛋才是革命人，有钱不拿出来上缴给人民政府共产，还不该死？那时按照北方经验，这些阶级定位模糊不清的华侨地主，全是土改专政和剥夺财产的对象。这些风声意见慢慢反映上 那里，便引起 不满。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 当时的心情是急于稳定后方，从南方要人要钱要粮用于朝鲜战争。北方那边都火烧房子了，你这边还他娘的慢吞吞，所以认为广东土改进行得力度不够，右派的温情味太浓。北方历经多年战乱，民间余财已经被收集干净，原来的土豪劣绅除了留条内裤给他遮丑，现在基本上穷过三代贫农。原本还期望广东这个历来富裕的地方，可以通过土改没收大量的浮财和稀有金属，为朝鲜战争搞多点物资货财，你却搞起了温良恭俭让。

广东地方干部显然不听指挥，对地主和富农们过于宽容。自然遭到来自中央的严厉裁处，中央批评广东、广西、福建三省是三只“乌龟”，土改里行动最慢的，到了1952年，其他两只已经爬上去了，就是广东掉在后面。

参座没有时刻记住毛 的教导，忘记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当然会挨板子。52年8月，被调离广东，走的时候许多部下大哭，参座也难过地说“主帅无能，秧及将士”。

镇反

参座刚来广东，哇！算是开眼了，真是三山五岳，各路牛鬼蛇神汇聚广州。解放前夕，敌特自平津沪宁等地四面八方集中到此，中统、军统等各派系之头目均在此地建立组织，到国民党撤出大陆时止，紧锣密鼓地搞了将近半年时间的布置和准备，潜伏下不少“钉子”，因而广东的社会情况更为复杂，土匪多，特务多，黑社会多，流氓、地痞。大天二（恶霸）多，几者密切配合，搞到广东鬼火咁乱。

当时广东全省的散兵游勇就有10万之众，各路反共救国军四处抢劫。广州市内流氓四处窜，一位民主人士在上下九坐着数，一上午就发生十几起抢劫。南下的干部刚进住东亚酒店，劫匪尾随就抢走在最后那个人的包。一些特务匪徒甚至堵在公安局治安处的门口，公然架起枪与里面的警卫对射。1950年，将广州黄沙车站炸平了的“三三大轰炸”，信号弹满天飞。敌特活动十分猖狂。在农村，敌人组织武装暴乱，袭击政府，杀害干部群众，抢夺武器粮食。

好在参座在南昌带了个老乡回广东，海南佬陈泊。陈泊此时正在江西任公安厅长及社会部部长，正春风得意。没想到碰上在南昌等着回广州接收的参座，就被逮住了。参座找陈正人找人，让陈泊调到广东，担任省公安厅长及广州市公安局长。陈正人开始不肯，对参座请江西老俵“割爱”的软话装着没听见，参座一看就火了，便威胁道：陈胖子，你以后还想不想广东的钱粮支援你？陈正文一听钱粮两字，腰板立即软了，满脸媚笑地说：给，我给，你参座发话了，我还能不给吗，不过钱粮的事您老看是不是先支援、、、、、、陈泊就这样给陈正人卖给了参座。

陈泊是位延安时期的老保卫，脾气直爽，性格倔犟。因为立了几次大功，老实说也有点盛气凌人。这次回到家乡广州，在参座手下工作，他是打算大干一场再立几个大功的。行内人士谁不知道参座手头卧底多，许多情报人员在派出或入党时，都是向周公和参座宣誓的，而这这些情报人员，仍有部分活跃在港澳。有了这些敌前活动战友配合，想没功劳都难。陈泊的副手叫陈坤，陈坤是广东地方干部，原为中共在香港的情报系统负责人，熟悉广州的情况，被任命为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

当时蒋阿拉对丢失大陆不服气，频频派遣特务回来搞破坏和暗杀，参座本身就遇上几次暗杀，被逼的没办法就搞了辆美国防弹车出入，那玻璃特别厚，车里又没空调，一到夏天简直是蒸笼火炉，一直跟随叶剑英的司机只好自己想了个办法，在汽车里面安装个小风扇。但仍是出入一次就大汗淋漓一次，把参座搞得甚是火滚，客家话“叼涯妹”频频出口，看来不还以颜色，保密局那帮瘟神还以为自己又多牛。

首先内地加强扫荡，严厉镇反。参座命令陈泊先扫清广州市内的匪特，由于当时干部严重缺乏，而南下干部不懂广州方言，情况不熟，陈泊与陈坤经参座批准后，成立了武装便衣队，从市局派出两名广东籍的科长担任便衣队正副队长，每个队员配以短枪。为尽快侦破敌特组织，还事急从权地特授了“搜捕权”。便衣队利用一些反正过来的敌特分子以及三教九流人物多方侦查线索，捕捉匪特。便衣队卓有成效的工作，令广州市的潜伏敌特力量迅速得到肃清，社会治安的根本平定使得全市的治安迅速好转。另外陈泊还从原国民党警察局的起义人员中，挑选了数百名警察在广州公安局继续工作。

但陈泊最后就是栽在使用这些便衣队上，里面混进了个别有叛变投敌和敌特嫌疑的双面谍，而且一些人也是得意忘形，以为有陈罩着便气焰嚣张，利用职权敲诈勒索百姓，甚至还发生了一起与纠察队正面冲突，开枪打死一名排长的严重事件，在内部引起一些争议，因此特别工作队在活动48天之后解散。

参座果然神通，通过内线关系找到当时的澳门特务站站长程一鸣（程归公安部一局直管，不与华南分局发生联系），取得一批保密局机要文件，其中有广州潜伏特务的花名册和地址、台湾发来的电报指示与“潜伏工作月报”。陈泊据此将国民党保密局、内政部调查局及国防部二厅的三大特务系统设在广州的地下组织，一举扫击殆尽。并将蒋介石特批给“副总统”李宗仁赴美的3万元美金截获，为广东获取了一笔“意外之财”。 （3万元美金那时相当于三千两黄金，我记得那时好象是一美元兑换一克黄金。）

内部搞掟之后，就要搞外面了，否则台湾派遣的特务以为背靠港澳，在这边犯了案，潜水过去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那有那么便宜的好事情。躲去港澳也一样照杀，参座决定打掉敌特在港澳的指挥机构，给那帮小子知道一下厉害。

于是展开了代号为“港澳镇反”的特别行动。首先，原广州伪侦缉处长XXX临要出走西班牙的前两天，被击毙在澳门的街道上。又处决了保密局澳门站站长XXX和保密局港澳穗站站长XXX。前线完成任务后，向省厅发出了“生意已成交”的捷报。敌特全线震骇，活动大为收敛。不到两个月，华南、广东的治安迅速好转。1950年过了个安稳的“五一”节，党、政、军、民无不称赞。《南方日报》发了消息，还举办了公开展览。半年后，继续执行“港澳镇反”第二阶段任务，在香港处决了军统华南站站长。连暗杀大王，王新衡在住所也差点被干掉（好象这个鸟人现在还没死，100岁的老妖怪了），至此，一连剪除了军统在港澳的三名少将级特务，“港澳镇反”的计划全部胜利完成，使原来比广州公安机关编制还大的港澳特务机关，一度陷于瘫痪，并一蹶不振，遭到摧毁性的打击。台湾军统特务头子保密局长郑介民为之惊慌失措。“港澳镇反”的成功，彰显神威，令敌丧胆，从根本上改善了东南沿海各省市的政治环境和治安状况。

靠，还真给删除了一截。

③地方主义

回广东之前，参座先和 声明，广东的接收工作是水尾田，意思是广东解放晚，南下的干部一路走一路分流，流到广东就没多少了。但是广东自己有很大的水源，就是当地干部，因此接管广东要充分利用后者。



实际上参座在为起用广东籍干部向 进行有言在先的备案。当时在华南地区，接收干部来源于四大群体，解放后被统合起来形成接管工作组，这四大群体即北方南下工作队，广东游击武装人员，来自广州和香港的中共地下党员、青年团成员，以及留下工作的国民党官员。这么复杂的人员组成，想法做法各异，利益及势力范围也各异，他们能在工作中配合得好才叫奇怪，其争权夺利之风虽然没抗战后的劫收那么厉害，但相去亦不远，区别在于，他们并不是为自己个人争，很大程度，是为自己的群体与地方利益在争。



谁说广东人不懂政治，事关身家性命，一样滑头得要命。解放前夕，许多无处可去的粤系军头便纷纷“起义”。还有一些地下党负责人也会看风色，极会捞政治资本。48—49年看着国民党不对路，拉一票人马挑着大米铺盖上山，搭个棚子躲在山林里野营，天天去革山猪黄猄雉鸡的命。等到49年底解放大军一来，下山接上头，握着那些北方大汉的手，热泪盈眶喊几声：“同济（同志），可把你们盼来了，毛 他老人家身体好唔好。”接着帮忙带带路，送送伤员，便跟在后面开始搞接收，投机的本事大着了。我乡下好像就有这么一票人马，详情不好说，得罪人太多，反正我不知道他们闹了什么革命，有什么攻城掠地的壮举。这些上山打游击的共产党员，与当地的士绅阶层甚至国民党的政府某些人是有一定默契的，有些人甚至把自己的亲属送到游击队，向未来的新政权搞投机，卖保险。



所以南下大军来广东前，广东省1/3的地方已经建立了共产党控制的政权，这些坐地虎对地方上知根知底，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热爱家乡，了解情况，工作针对性强，解决复杂疑难的问题快。坏处是总有抹不开情面的事情，甚至有些事务处理显得无原则地过右。当地干部在工作中，因为彼此之间太多的相同点，形成了相近的工作思维，很自然地对南下干部群造成排挤的效果。说南下干部不了解具体情况，没注意到广东的社会特点，工作作风过左。但不能说广东干部这是故意的、有组织的行为，这样说确实是冤枉了广东的地方干部，很多时候，他们只要在潜意识里觉得南下干部是北方佬、外江佬，就足以给南下群体带来很大的工作困惑了。而且，那里的干部不有点排外？这是中国社会的顽疾了，怎么可以单独指责广东的地方干部。



这种不识相的做法终于酿成大祸，引起南下干部反弹，广东籍的干部不但把自己搞得惨兮兮的，还丢失了地盘。



以林彪为第一书记，邓子恢为第二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南局，本来就在对广东土改政策存在着严重的意见，时任中南局土改委员会主任的李雪峰，公开对广东的土改工作不满意，认为广东土改缓慢无力，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是因为党组织不纯，干部队伍不纯，许多干部同地主、官僚、国民党、资产阶级华侨地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在在地改中下不了手。参座没理会中南局的意见，他领导的华南分局当然跟着老大，拒绝中南局的批评，依然我行我素。



但参座却忽视了林彪与 的关系，1951年4月，林彪将河南南阳地委书记赵XX调到广东，任华南分局秘书长，不久升任广东省土改委员会副主任。年底又将陶X调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陶一来，就接替方方主管广东土改运动。从此陶X与赵XX紧密合作，抓住广东土改大权为突破口，在以林彪为首的中南局支持下了，打垮了以参座为首的“广东帮”，全面夺取广东大权。



但参座毕竟是位属公卿，而且还有周公这一强援，只能靠边站，不宜砸他的招牌。所以板子就落在方方的屁股上。1952年4月，方方和陶X去北京参加会议，住在参座的家里。第二天开会，毛 在会议一开始就点名批评说：方方，你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土改右倾，二是干部政策上的地方主义。这板子打得方方的屁股可是皮开肉绽，血肉模糊。



什么叫做广东地方主义？在中南局看来，就是以参座、方方为首的广东籍领导干部，不理会林彪提出的“依靠大军、南下干部”，在干部任命中，偏重本地干部。提倡广东特殊性，搞和平土改。



对广东土改错误路线的整顿，与对广东“地方主义”的整顿是同时进行的。于是，在陶、赵主持下，广东先后36次大规模进行“土改整队”、“整肃”，到1952年5月，全省共处理广东“地方主义”干部6515人。这期间提出了依靠大军与南下干部挂帅的方针，于是各级党委都要由大军和南下干部当第一把手。其中任命：四野第十五兵团副政委欧阳文粤东区第一书记；第四十三军政委张池明担任粤西区党委第一书记；第四十四军政委谭甫仁担任东江地委第一书记；第四十五军政委谢明担任珠江地委第一书记。



其他各地、县，原则上均由南下干部担任第一书记；中南局先后调入数万大军、南下干部进入广东，使广东地方党组织发生了深刻变化——变成了“四野”的地盘，林彪让出东北后，终于重新建立了自己地盘，以至于文革“9、13”前夕，林彪曾有割据广东与中央对抗的设想。当时粤北军工厂密布，光是连阳四属，就有N间兵工厂在那个时间段里建立。林彪聪明过人，但他的部下三次反广东地方主义，把广东籍干部整的太狠了，现在又想以广东当根据地对抗中央，未免把广东人太当傻子了，真打起来，广东佬谁会尿他？



陶X死于69年，据说死得很惨，文革后她女儿哭哭啼啼写了一篇文章纪念，好象文革就他爹最惨最冤，却没一句为他爹整的上万人而道半句歉，估计那些挨整的广东佬，在她眼里是活该被整的，谁叫他们官不够大。还有陈泊的冤案，罗XX为了给自己的手下谭XX扫清政敌，一家伙逮了几百人。曾打进中统的地下党梁侠，被刑讯逼供打得遍体鳞伤，腿也被敲断，屈招自己是特务，因此连累陈泊被整得坐牢20多年，含冤而死，82年才平反。60年中参座任罗XX专案组组长，随口一句：将军一跳身名裂，罗XX的女儿就说，参座如此行事表现了“从迫害别人中得到的愉悦”，他怎么不提他爸也有同样的更大的愉悦？整人的人最终又都挨整。不知道他们被整肃得痛苦难当的时候，有没后悔当初自己的言行。



第一次反广东地方主义后，参座被迫生病，于52年8月以养病的名义调回北京，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 ，开始了他10多年的韬晦生涯。



网络有文赞其一生曰：“花帅少慕戎轩，谋勇兼备。乃以英特之才，遂膺元帅之选。入参庙议，出掌戎机；权柄两朝、定乱三度。权侔人主而终保令名，威加海内竟朝野不惊。诚陈平、吕端之亚也。诗云：“叶落知秋劲，剑自匣中鸣。英华终难敛，谋冠细柳营。”诚哉斯言！



09、0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