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没事做了，就听听雨，读读书。

北京梦华

《北京梦华录》是穆儒丐的一本小书，当年他觉着既有《东京梦华录》，自己也应该写写北京，便在盛京时报上连载，聚沙成塔。

《北京梦华录》中再提梅兰芳，上世纪初，穆儒丐可是因着梅兰芳而名满文化圈。穆儒丐是满人，从早稻田大学留学回来的。脱亚入欧的日本大学，沿袭的是西方文化精神，凡事先讲求个真。而儒家伦理文化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传统，却一直弥漫至今。克林顿总统有拉链门事件，美国人紧追不舍叩问真相，不因他是总统，怕丢家丑帮他隐瞒。

穆儒丐写了本《梅兰芳》，把他早年的相公哥郎生涯揭了个底朝上。满清为了维持统治，严禁高官嫖娼，于是官员们打擦边球，游艺男妓圈子。梅兰芳少年长相清秀，那是比绝大多数女人都漂亮的。而梅兰芳能在京城名角迭出的舞台上一枝独秀，生活优渥，背后站着冯六爷。六爷冯耿光是当时的中国银行总裁，别的没有，钱有的是。梅兰芳访美演出开销那么大，冯六爷包着。冯六爷和梅兰芳的关系，城内举人皆知，但这事没人敢写，除了穆儒丐。《梅兰芳》一问世，冯六爷气得要死。对于高官来说，干坏事别人知道不怕，老百姓知道又能怎么样，怕只怕白纸黑字写出来。冯六爷下令，凡是印出来的书，有多少收多少，一律销毁。很显然，再在北京呆下去，穆儒丐是保不了自己的一条小命，他转去沈阳。冯六爷到底没把《梅兰芳》全部销净，日本的图书馆得了一本，使文明有续。

满清规定，旗人不事生产，所以受过良好教育的满人文艺修养不得了。穆儒丐在沈阳全凭记忆印象撰写《北京梦华录》，足见他个人修养之全面。举凡饮食美馔、戏曲民俗、精工巧艺、促织养鸟等等，没有他不涉猎的。当然，穆儒丐是文艺工作者，他肯定没王世襄玩得那么精。

穆儒丐写训鸟，让我想起几年前在工人体育馆北门见过的一段故事。工体北门那里宽敞，有位老人家在那儿玩鸟。他用细管朝空中吹出去一颗小珠子，落在自行车车把上的蜡嘴雀便箭也似地射出去，很准确地把珠子叼回来。那种小珠子怎么上的天空，我是看不见的，鸟回来却见嘴里衔着。单这一项技能，反反复复不知道要训练多少次才行。老北京乐此不疲，也真是用了大功夫。要是以办公室白领的眼光去看，这多半属于玩物丧志，花了大把时间，一点儿收益都没有。可是人生那么短，总不能所有人对人生的定义都一样，人家自己觉得有乐，这就够了。练好一只可以叼珠子的鸟，难度不比写本小说小。

穆儒丐是官费出国留学的，毕业时刚好满清倒台了。京城的旗人生活从此每况愈下，如果满清还在，穆儒丐是可以过上优裕生活的。个人命运无法抵御历史的漩涡，以穆儒丐的视角回放过往，当然是有浮生若梦之感，亦类张宗子西湖之叹。
我读《北京梦华录》，也有烟云前尘的意象。昔日的叫卖声皆已无存，前门那些仿古建筑都还在，但气息永远都不是原来的样子。上一年我们还在那里吃了次老北京小吃，只是都是用来对付游客的，包子、炒肝、卤煮还是那么叫着，可味道已经不是北京的了。

穆儒丐：《北京梦华录》，北京出版社，2016年

买书上当

这几年，书市上兴起了一股“极简史”热潮。受快餐文化影响，历史也能囫囵吞枣。凡在书店看见什么“欧洲极简史”“极简美国史”一类的书，我基本是连翻都不带翻的。先就别说用一本书来写欧洲，本身就已经够简略的，再把欧洲史极简化，真不知道还能看什么。

我在王府井新华书店闲逛，见地方史志类图书丰富，便多看一会儿。然后看见了一本《上海极简史》。现在的新书都有塑膜护封，没法打开看内容。当然也有人把新书的塑封偷着打开，可这种事到了我这个年龄，肯定不能干，哪怕动一下心思，都觉得丢人。君子慎独。

我一直想好好了解一下上海，可还真没见到过篇幅适当的上海史。从架子上抽出来《上海极简史》，还是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的作品。葛剑雄教授在学界的名气毋庸置疑，想不到他还写了一本这样的普及化读本。若是换一个别人，我一定不会动买书的心思。葛剑雄教授这名字，本身就是质量的保证。

《上海极简史》看起来不厚，但价格不菲，58元，王府井新华书店是不打折的。自己想看的书，再贵也不贵。和着其他书，一并买回去。
得了空，把塑封拆开，翻开首页，先是葛剑雄教授熟悉的形象。接着再往下翻，连翻8页图片才到目录。往下看，又是图。再翻，一页白纸上，写了还没到三分之一的字。

好么，132页的书，将近一半是图片。倒不是说有图片不好，图片太多了就不好，读者本来也没想画册。文字好像是口授采访记录稿，平白简易，却没多少肉。我是边气边看，没到一个小时，读完了整本书，这速度几乎赶上当年看小人书了。合上书回忆一下印象，就是上海得名于“上海浦”深一些。再有，就是上海在江苏、安徽、浙江有几块飞地。

葛剑雄教授看来也想开了，琢磨着赚钱了。只是这样的方法，真是让人大跌眼镜。我觉得葛剑雄教授不会太缺钱，这么搞下去，积攒的一世英名怕要毁。我从来没劝过别人不买书，这次绝对是例外。

葛剑雄：《上海极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消逝在东交民巷的那些日子

东交民巷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块伤疤。这块位于紫禁城东南方向的使馆区，是列强强迫清政府设立的。英国为首的十多个国家在使馆区驻扎军队，显然成了紫禁城的太上皇。朱莉娅·博伊德以东交民巷的视角，回顾整个20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的波动曲折，是相当独特的。

一翻开《消逝在东交民巷的那些日子》，就欲罢不能，这是很长时间以来都没有过的读书状态。下边，我就引用一些段落。

我们先来看一段博伊德眼中的慈禧太后。“在满族内部分裂，即将爆发的叛乱和其他一系列可怕问题暗流涌动的环境中，慈禧太后依然生活在她自己脱离实际的世界里。在一群群摇尾乞怜的郡主和太监们的簇拥下，她乘坐着皇家画舫泛舟于颐和园的湖面上，流连于莲花之中，沉醉在汉白玉桥下。在阿谀奉承的包围之中，看得出她真的就认为自己是有史以来最聪明的女人。”这对老佛爷的讽刺实在是入木三分。
与此相对，博伊德书中也有对中国国民性的分析，“只要认清中国大众对各种政治理念的淡漠，以及脑中根深蒂固的逐利思考模式，便知这个国家势必无法摆脱动荡。”

除了慈禧太后，博伊德对袁世凯的厌恶也随引用的各种史料文字扑面而来。“就算是在自己家中，上楼和到大门口都要坐轿子。”在就任第二任临时大总统时，“袁世凯像只鸭子似的，摇摇摆摆地走了进来，看上去又肥又不健康。他穿着一身元帅服，脖子上的肉松松垮垮，垂过了领子。”
最好笑的是袁世凯排练登基大典。“袁世凯坐着，头戴皇冠，身边还有三个宝座，是依序为正室、二夫人和三夫人准备的。正室夫人穿着礼服走了进来，磕头，就座。干等了半天后，朝鲜二夫人没来，在强行命令之后她进来了，但不肯就座，说袁世凯答应过她要和正室夫人平起平坐的。一听这话，正室夫人从宝座上跳了起来，伸手朝二夫人抓去。现场有礼宾官主持加冕仪式，但完全不敢伸手阻止两位扭打中的娘娘。最后还是袁世凯摇摇摆摆从宝座上起身，隔开了两位女将。场面总算恢复太平，但排练被延误了。”

使馆区内有各国兵营。博伊德对日本兵赞誉有加，义和团围攻使馆区时，“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倾向于把伤势形容得非常严重，以便在医院里多休息一会儿。只有一个国家的人，其行为一贯如一，对他们你基本上有绝对的把握，那就是日本人。他们始终都表现得既勇敢又有冲劲儿，尽可能地忍住病痛，而且相互之间敬爱有加。”而在八国联军进军北京时，“日本在闯劲儿、勇气和强行军方面的能力上都赢得了喝彩，一位美国二等兵评论道，日本兵是美国兵最好的朋友，两者都像狮子一样勇猛。”

首都迁到南京后，使馆区里常闲极无聊，于是便发生各种情场闹剧。意大利公使有一个美丽但神经质的妻子，她疯狂迷恋上了使馆里的商务助理参赞。当她听说自己爱恋的人儿的情人来了北京的时候，就不开心了，一天深夜，公使夫人到六国饭店找这个情敌，一进入房间，就用一个细酒瓶集中了后者的头部，之后还企图割对方的手腕，好将她结果掉。不久后，参赞就自杀了。

博伊德从不吝笔墨对北京的世情进行趣味描述，比如“朱利安写信给他妈妈说，这里是世界上最好的城镇，除巴黎以外最好的首都——到处都是同性恋。在北平，男性同性恋已经成为了社会中的一部分，从官吏到苦力都不避讳。”中国男人对勾肩搭背的行为视为平常，也许博伊德领会错误了。
在朱尔典公使向皇 DI递交国书时，他的随从对北京也有生动的描写，“那天早晨下着滂沱大雨，北京的街道满是积水，泥泞不堪。我们运气好，轿夫跨了好多个水坑，都没把我们颠出来。”

无论如何得说，向丽娟翻译得真好，语言流畅得体，气质也和那个时代一模一样。若是历史书都能写成这样，而不是引来引去、越引越枯燥乏味，那该多好。

【英】朱莉娅·博伊德：《消逝在东交民巷的那些日子》，商务印书馆，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