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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入关与明末中国现代化尝试的夭折

楼主:羽陵  时间:2020-12-12 14:48:48
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曾说,“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通雅》卷首之一),作为十七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他在自然科学和哲学上的成就,在于全面总结了中国的古代科学文化,亦融合了西方的新思想新成就。他所处的时代,是世界历史发生重要转折的时期,西方国家正处于从文艺复兴向启蒙运动的过渡阶段,近代科学的发展引起了西方一系列的巨变。在中国,也到了一个“天崩地解”的大转变时期,传统文化既在解体,也在自我重组,自我完善。在中国思想史上,那是一个堪与春秋战国之际相媲美的异常活跃的时代,理学和王学的相互冲击相互碰撞与自我批判自我否定,经世致用的实学和启蒙思想的产生,学术研究的范围从儒家经典扩大到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想文化各领域。以自然科学而言,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的颠峰之作,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在短时期内集中产生了,中国的自然科学到了新的爆发点。中国社会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无论是在政治经济领域还是在思想文化领域,旧的传统的思想观念与新的先进的价值理念在激烈的冲击和碰撞,社会面临着一系列令人瞩目的价值冲突和社会转向。但是,很遗憾,中国社会的新的转型因为满清的入主中原而嘎然而止了。
(对于明末清初时期通常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我比较反感,这只注重生产和资本关系,有贴标签的嫌疑。事实上晚明的社会转型是全方位的,英国人Craig Clunas以为明中晚期是中国现代化的早期,我以为更确切。Craig Clunas,Superfluous Things: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Cambridge:Polity Press,1991)

方以智的曾祖父方学渐讲学于桐城,是王阳明心学在东南地区的重要传人,与江浙的王派传人顾宪成、刘宗周、黄道舟等人并峙。作为王阳明的三传弟子,顾宪成对于王学的空谈心性已经相当反感,企图进行拨乱反正,但他的努力,主要还是在于道德方面的,即王夫之所说的“东林会讲,人但知为储皇羽翼,不知其当新学邪说横行之日,砥柱狂澜,为斯道卫之尤烈也”(王夫之《搔首问》)。但其时程朱理学也已经破绽百出,东林党人的由王返朱,不免有些茫然。方学渐则走得更远,他“究良知而归实”,公然主张“崇实”(叶灿《方明善先生行状》),开明末崇尚务实的风气。方以智的祖父方大镇、父亲方孔炤均回归到程朱的道路,重视“格物致知”,强调实证主义,两人都擅长天文学。方孔炤曾从意大利籍传教士熊三拔(Sabbathin de Ursis)学习近代科学,他的《崇祯历书约》是明末重要的天文著作。方以智成为集大成者,达到了中国科学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而方以智之子方中通是中国历史上有数的数学家,著有《数度衍》。

晚明的社会,其实是一个多元的政治格局,传统的君主制度下,其它的制约因素也在产生。天主教的传入是其一,崇祯年间的首辅沈一贯、叶向高、徐光启,名臣王徵、孙元化、李天经、张焘、瞿式耜、陈于阶等人均受过洗礼,形成了一个西学集团。而东林党人联合民间的各方势力,在东南遥执朝政,和中央集权相对垒。东林党人和天主教徒们的共通之处是崇敬在不幸和苦难中的坚强性以及伦理道德的严格性,在晚明腐烂的社会中,这是东林党人和天主教徒们共同希望的善行。对于东林党人而言,他们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关心帝国的财政和军事,企图拯救这个腐烂的皇朝。至张溥创建复社,这种倾向更加明显。复社虽无政党的名目,其实在行使政党的功能,也是中国历史上从古至今罕见的真正意义上的在野党。张溥本人是徐光启的学生,曾很长时间在徐光启左右侍读,学习徐光启的泰西之学,包括天文学、数学、农政学等。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转变,东林党的对西学的兴趣,主要是伦理道德学说,而复社诸子们开始研究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复社的另一领袖陈子龙是其中的代表。

这应该是有感于明末越来越严峻的现实,复社青年们期望能够力挽颓靡的世风,能够把人们从空洞虚幻的王学谈禅中拉回到多灾多难的现实,能够多做一些匡时救世的实事。陈子龙最重要的著作是他编辑刊行的《明经世文编》,共五百零四卷,这是中国古代人文科学的集大成之作,包括了很多领域,如兵饷、马政、边防、边情、火器、番舶、灾荒、农事、治河、水利、海运、漕运、财政、钱法、钞法、税法、役法、科举等(朱东润《陈子龙极其时代》)。这书的焦点就是救世。要救世,须知社会沉疾的症结所在。王阳明以为社会不安定的根本原因是人的内心,良知被私欲所遮蔽,所以必须“致良知”。复社的青年们要实际的多,现实的多。陈子龙明确的指出“今天下之大患在于国贫”,必须“修兵农而极富强”。富国强兵,才是唯一的救世之道。陈子龙仔细研究了时弊,认为当时社会危机的根源就是政治腐败,而政治腐败的根源则是君主的集权统治。在《天说》中,陈子龙提出了限制君权、开放言论自由、尊重“凡人”亦即平民的主张。陈子龙要求给予“文章之士”发表政见的权力,反对钳制言路,反对对发表政见的文人进行迫害。在朝廷和地方的关系上,陈子龙主张“分民而治”,权力不应该集中于中央,集中于皇帝和内阁。很明显,在陈子龙的实学思想中,有启蒙思想的雏形,有现代民主理论的精髓。在方以智、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著作中均有类似的阐述,这些复社青年们在复社的活动中也试图实行他们的理论。

而方以智的兴趣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学方面。和西方早期的启蒙学者类似,他的两本主要著作,《通雅》和《物理小识》,都是百科全书式的专著。他在《通雅》卷首写道:“农书、医学、算测、工器,乃是务实,各存其家,......总为物理,当作格致全书。”他曾发大愿,立志邀集天下各门学术的专家,合编一部中国自然科学的全集:“愚者若得世资,当建草堂养天下贤才,删古之书而统类之,经解、性理、物理、文章、经济、小学、方技、律历、医药之故,各用其所长,各精其极致,编其要而详其事,百卷可举。”(《膝庐信笔》)方以智不仅总结中国固有的科学成果,也积极吸收西方科学的新成就。他研究过的西方科学著作,如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有记录的就达数十种。方以智和很多传教士均有深交,他儿子方中通记述了他和汤若望的交往:“先生(汤若望)祟祯时已入中国,所刊历法故名崇祯历书,与家君交最善,家君亦精天学,出世后绝口不谈。”(方中通《陪诗》)。方以智对西方的新学说的学习和继承是有选择性的,他认为西学分三大类,质测(自然科学)、 通几(哲学和神学)和宰理(社会科学),“太西质测颇精, 通几末举”(《物理小识自序》),所以西方的自然科学值得学习,哲学和神学方面则不值得照搬西方的那一套。方以智希望“借远西为郯子”(《物理小识总论》,按:左传记鲁昭公十七年郯子朝鲁,曾讲论自然知识,孔子就学,并告人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借鉴西方的自然科学,来发扬中国传统的文化。假以时日,方以智当能够把中国仍然领先的技术领域如冶金等,和西方更先进的基础科学如数学和天文学等融会贯通,或许中国的历史会向另一方向发展。但是,假设历史发展永远是天真的想法,满清入关后,方以智一生都受到清廷的追捕,直至被捕与死亡,他的自然科学的研究中断了。

考察中国自然科学在明末突然的爆发,不得不提及有名的“李约瑟难题”,亦即为什么中国十五世纪以前在技术发明上远远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却没有率先发生西方近代意义上的科学革命;而到了十八世纪,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了。对于这一问题的试解答,大致可以归结于群体原因和个体原因。群体上讲,西方近代科学只能在民主的环境中产生,而中国千余年来是君主集权统治;而且,道德化的儒学在中国占统治地位,鄙视科学和技术,阻碍了科学的发展。个体而言,中国人缺乏实验的精神,不重视实证,这大概也可以归因于儒学。其实这些原因在明末都是不成立的。如前所述,晚明的社会是一个多元社会,王阳明心学的流行导致了个人自我的解放和思想界的异常活跃,朝政松驰后的社会各阶层的力量也被唤醒被激活,复社的兴起又形成了一种略似于近代的民主自由,而国事的日紧又要求经世致用的学术产生。中国科学史上的颠峰之著,《农政全书》完成于天启三年,《天工开物》和《徐霞客游记》均完成于崇祯十年,方以智的《通雅》和《物理小识》则完稿于崇祯十二年和十六年。如此密集的科学成果,看似偶然,其实是当时活泼的社会环境的必然。即以明朝一度占统治地位的理学而言,通常人们也有误解。理学本身其实是科学的实证的,它要求人们去格物致知。朱熹本身是一位重视科学观察和实验的自然科学家,李约瑟曾一再强调朱熹理学“反映了近代科学的立足点”(参见俺的坑^_^《被扭曲的朱熹》,http://www3.tianyaclub.com/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Writer=0&Key=0&strItem=no05&idArticle=14975&flag=1)。以信奉理学的方以智为例,方中通记述了方以智写《物理小识》时用实验反复验证:“采摭所言,或无征,或试之不验,次贵质测,征其确然耳。”(方中通《物理小识编录缘起》)近代科学的曙光在这一时期的中国已经显露,而西方的科学也在这时传入。融会中西之学,结合中国传统擅长的技术方法和西方日新月异的基础科学理论,到了最恰当的时候。但是,满清的入主中原,所有的一切均被腰斩了。

徐复观先生认为宋明理学是“真正人的觉醒,知识分子的觉醒”(《徐复观集》)。钱穆先生则认为“若强要我们以西方文艺复兴相比拟,则该是宋儒,非清儒”(《国学新论》),“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理学的精髓,其活泼的激发人们创新性的讲学传统,却被清廷所压制所摧残:“清廷虽外尊程朱,而于北宋以来书院讲学精神,本人心之义理,以推之政治者,则摧压不遗余力”(《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鲁迅先生则更是一针见血:“清廷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又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以为‘太平盛世’之累。”用“太平盛世”用“稳定压倒一切”作借口而愚民与专制,压制自由的生活环境与活泼的学术气氛,是中国的惯技。中国自宋之程朱的讲学,明之陈献章、湛若水、王阳明、东林诸人的讲学,传播其政治学说,实践其政治理想的自觉与勇气,这一儒家的道统自此断裂。对于朱熹本人而言,尤其有讥讽的意味。朱熹主张限制君权,主张皇帝应该把国家大事交给宰辅和大臣们共同处理,主张用经筵讲席等方式来考核监督皇帝的言行,但清朝的皇帝恰恰用朱熹的名义赤膊上阵,将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朱熹反对科举,鄙视时文,但明清的皇帝恰恰用朱熹的著作作标准来科举八股,以清朝最烈。诚如徐复观先生所说:“专政政治压歪并阻遏儒家思想的正常发展,如何能倒过来说儒家思想是专政的护符?”(《徐复观集》)

明代以暴政著名,以虐待士大夫著称,但士大夫仍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以自己的生命维持着读书人的体面。至清朝,则完全斯文泯灭,文字狱与诵读“上谕圣训”并举,在“盗贼的气氛之外,再加强奴才的气氛”(《徐复观集》),现在满屏幕清宫戏中一声声响亮的“奴才”,可为一证。读书人要么趋炎附势成为小人,要么埋头考据训诂以明哲保身。明末现代化的曙光,不知道被埋葬到什么地方了。《天工开物》是极好的一个例子,天工开物记载的技术方法在当时很多仍领先于西方,潘吉星《中外科学之交流》一书详细讨论了天工开物在日本和西方的流传与影响。事实上《农政全书》和《天工开物》印行后立即在日本传播,日本的生产力迅速提高,民众最终“倒幕”,从而使日本走上明治维新的现代化道路。但潘先生忘了称述一个事实,在清朝,天工开物在中国消失了,直至民国年间才由日本返回中国。和天工开物相同遭遇的书太多了,乾隆修四库全书的“盛事”,十年中仅浙江省就毁书近一万五千部,全国焚书可统计的达七十一万卷,实际数目远超过此,可以启发民智的思想性书和可以富国强民的技术性书由于其对清廷的潜在威胁性,在中国消声匿迹,民国时才在欧美日本重新一一“发现”。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九月,在内忧外患中,清廷降旨“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均著从祀文庙”。此时,人们才发现明末哲人的书中,存在着强国的方法。“清初几位大师,实即残明遗老,黄梨洲、顾炎武、朱舜水、王船山之流,他们很多话,在过去二百年间,大家熟视无睹,到这时忽然象电气一般把许多青年的心弦震得只跳。”(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但为时已晚,明末中国现代化的被腰斩,近三百年的从政治到思想到科技上的全面倒退,中国落后太多太多了。

楼主:羽陵  时间:2020-12-12 14:48:48
俺在煮酒挖的坑:东南纪事http://www3.tianyaclub.com/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Writer=0&Key=0&strItem=no05&idArticle=14273&flag=1
中的一节。
清朝在某些方面的成就,值得钦佩。但对于现在很多学者赞颂清朝的统治,非常反感。大概又是宣扬“强大的中央集权”的遵命学说。
楼主:羽陵  时间:2020-12-12 14:48:48
《新京报》: 重修清史
对话动机:2002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再次启动了曾数次因故搁浅的清史纂修工程,这项承“二十四史”之后的当代修史工程规模前无古人,十年中将有几千名清史研究学者参与。与传统的开史馆修正史不同,这次清史纂修采用了工程项目招投标管理的模式。到今年11月5日,这项工程完成第四轮招投标评审,三分之二以上的研究课题确定了最终的课题主持人,明年有望启动所有课题。
对话人物:马大正,男,清史编纂委员会第一副主任。1938年9月生于上海,1963年7月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研究生毕业。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2年秋受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聘请参与清史编纂工作。
新京报:清代历史上有些重大事件,比如清兵入关、留发不留头、义和团会怎么叙述?
马:比如清兵入关,我们会站在17世纪40年代的立场,当时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治核心来领导,这个统一确实有好处,它随后导致的康乾盛世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可圈可点的。对于留头不留发等对待汉民族的政策,提到但不会去渲染,清朝的政策也是调整的。但是不论也不可能,比如写到史可法,我们可能更多肯定他的气节,而不过多强调他对明朝的忠心。义和团以前我们一直在颂扬它的爱国精神,忽略了它的盲目排外。这次我们会一分为二地看待这个问题
......

不由得冷笑几声,国内的人文学科作学问作到这一分上,真的服了。盛世修史,盛世修史,“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治核心来领导”,所以可以强奸历史。是完成政治任务呢,还是作学问?这些个是学者呢,还是政客,X棍?引用余英时先生的话:“以我现在了解的中国的史学工作者来讲,合乎标准的人实在是非常少非常少,因为训练不够。如果要想找最好的清史人,中国能找到10个,20个已经不得了了。所以用招标的方式,著作的水准根本不能保持。所以无论从任何方面看,都是很荒谬的事情。与三代工程同样的荒谬。花掉6亿的人民币,用10年的时间写3千万字,我可以断言,就是废纸,不会有人真正去看的。”

楼主:羽陵  时间:2020-12-12 14:48:48
谢谢真无事忙,受益匪浅!
楼主:羽陵  时间:2020-12-12 14:48:48
to 剥皮实草:
我不学历史,对通常的历史书也不太相信,只是乱翻书,作自己的判断。写这一段,是最近重翻李约瑟的科技史,颇多感慨,又看到现在那些所谓清史专家们太无耻,所以去翻了方以智陈子龙等先贤的集子,找出些资料来写自己的感受。文章主体尚是对一些历史事实的看法吧。我不清楚流行的历史界怎么看,我不吃历史这口饭,不用遵从他们的观点,我对历史事实做自己的判断。
1。我提到Craig Clunas,只是认为他说“明中晚期是中国现代化的早期”更合理(看我的原文),事实上我反对他对清初的讨论。您说“资本主义萌芽已经是死老虎,史学界早已经不把他当成分析的模式,连近代化模式现在也很少提,大家都在寻求中国内生性发展的脉络,楼主还是不要浪费感情了把。”受教了,呵呵,我确实不熟悉史学界的时髦。因为我看到6亿元修清史的总裁戴逸老的宣言称“必须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为指导之下,重新修清史。”所以我忍不住刺了这么一句。
2。“如果仔细观察中国哲学史、思想科技史,就可以知道闪光之处不绝如缕,可惜最大的问题是传播,不是局限小圈子内,就是失传。”----您这一句,我同意后半句,反对前半句。是的,传播途径很重要,宋明讲学很盛,思想活泼,传播没问题。清初,顺治即下令严禁集社和讲学,康熙规定的更严,后面的皇帝都不要提了。思想哲学上,清初是有闪光点,可惜都是残明遗老。科技史,呵呵,这个我比较有把握。至于您为清的毁书开脱,我想您可以考察一下阿英、郑振铎等前辈的书目书,看看多少思想性技术性的书在清朝在中国消失,又在民国在日本欧美发现。引用蒋方震先生在为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写的序中讨论“纯正科学,卒不扬”的原因时,列的第一条即“清以异族,入主中夏,致用之学,必遭时忌”。
3。对于农政全书和天工开物,我想我还是有一些把握的。至于方以智,我承认确实有私心的偏好(在安徽呆过几年,呵呵),但是“偏好也不能偏到这种地步”在哪儿呀?请指出,我也好检讨。
4。“不知作者何方神圣,最后还要恶毒的说一句,您上面行文语气和习惯非常象西方中国学者,呵呵,有点怀疑多数不是您原创。”----我不反对您怀疑我不是原创,您去找我抄袭的证据吧。

楼主:羽陵  时间:2020-12-12 14:48:48
呵呵,最近在搜集康熙制定颁布并令全国上下诵习《圣谕广训》的史料,并想写点读书笔记。我很钦佩康熙。但是这语录书的颁布,真的很有创意,和金庸笔下的黑木崖和神龙岛有的一拼,比文革的红宝书应该还是要差些。
楼主:羽陵  时间:2020-12-12 14:48:48
to 剥皮实草:
回头看了一下,您说我对方以智有偏好,是指分量太多了吧?这是我在煮酒挖的坑“东南纪事”中的一节,因为没人看,所以放这儿,想看看别人的意见。我这个半吊子的门外汉如果有时间修改这个坑,会参照您的批评。
我在前一节写方以智在南京的生活来勾勒复社青年在明末南京的情形,这一节顺着方以智写了。我的用意,是从某人或某事来解析当时的时局表达我的看法。

BTW,我前面主要写了卢象升,这也是对国内史学研究的不满。居然没找到一本专著一篇论文专门研究卢象升的。倒是出过一两本《卢象升疏牍》之类的卢的文集,但其序言我都恶心的不想引用。对于卢象升这样一个在明末一度只手擎天的伟人,因为他主要的功绩是剿匪,因为他最终抗清而死,反对和议,没有“顺应历史潮流”,就可以被忽略吗?洪承畴被大书特书,研究的专著一本接一本,最近的报道是洪承畴被地方政府立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典型。再次冷笑几声,BS国内的所谓的历史专家们。
楼主:羽陵  时间:2020-12-12 14:48:48
咦,居然红脸了,:))我这外行写个热闹,大家也看个热闹好啦。
谢谢威震天下兄和慈洵兄的debug和补充。
青衣兄:那个坑挖不太动,搜集资料很吃力。

to 托马斯_曼:明朝讲学风气之盛,只有宋可比。从陈献章湛若水到王阳明到王氏传人到东林与复社,均在民间传播其政治学说,当时政治气氛的活跃与宽容,是处于我们这环境的人难以想象的。从明中期起,民间的力量也全面崛起,各阶层的组织非常完善,用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意愿。而东林和复社,在东南遥执朝政,复社可以利用舆论力量左右宰相的人选。我是把东林和复社看成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在野党的。(七十年前的江西和陕西的局面,似乎应归于分裂割据,而不是在野党。)
你说“另外就自然科学,比如天文,医术等来说,元朝虽然混乱且短命,但其成果要远高于宋。”呵呵,好像离常识太远了。
楼主:羽陵  时间:2020-12-12 14:48:48
to 托马斯_曼:我没有鄙视过元朝呀。元朝的资料我看的很少,不敢置喙。
我的思路是:王学流行引起了人的个性的觉醒和解放,但在王学的体系里,一切物质化的东西都内化于心了,否定了朱熹的格物致知的观察实验和实证思想,即杨振宁老批《易》时举的那个格竹子的例子(呵呵,被举烂了的例子)。而东林和复社,又部分回归到程朱的思想,即晚明实学思想和启蒙思想的兴起。所以晚明的情况,个性活跃,注重实践的思想又崛起,政治氛围也非常活泼。

楼主:羽陵  时间:2020-12-12 14:48:48
引台湾胡晓真的一段话,“晚清人痛思国家大厦将倾,往往回顾晚明的骇人乱象;而五四人向往现代化的美丽远景,却也一再回味晚明的绚烂光彩。到了甫经世纪交替的今日,中国在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都仍处在晚清以至五四的余音回荡中,而晚明的光环遂也经由一个折照的过程,奇异地盘旋不去。”
五四人向往现代化的美景,一再回味晚明的绚烂光彩。今日我向往现代化的美景,也一再回味晚明的绚烂光彩。或许,晚明的光环确实“遂也经由一个折照的过程,奇异地盘旋不去。”若干年后,我们要又一次回味晚明的绚烂光彩了。
楼主:羽陵  时间:2020-12-12 14:48:48
托马斯兄好!
对元朝我很无知,需要补课,:(
明中晚期的实学,大致有一个界定的。主流是高拱、张居正、吕坤、顾宪成、张溥、陈子龙、顾炎武、黄宗羲等这一线。支流有王艮、何心隐、李贽等的“市民意识觉醒派”(呵呵,我乱加的名称),和李时珍、徐光启、宋应星、方以智等的“自然科学探索派”。张居正等人的实学,仍是以身处上位的姿态,要求服从威权后“敦本务实”,而张溥是一个突变。其实我觉得张溥是又一个故意被抹杀被低估的人物。张溥本质上是个政治活动家,一生南北奔走,使复社成为当时一个席卷天下的群众性活动。他勤于著作,他猝死后门人征集他的遗作,有三千余卷。但明清鼎革,留下的《七录斋合集》只十四卷。他的主要思想被清廷抹掉了。即以残留下的只言片语,比如他一再强调“以国事付公论”,在今日也是振聋发聩的。
我是把张溥看作明末的最关键人物的。复社子弟,象陈子龙、方以智、顾炎武、黄宗羲,和他亦师亦友,在思想上,这些人几乎都是张溥的弟子。李之藻是个官僚,当然,由于他处的位置和他受洗过,对推广西学起了作用。徐光启是一个科学家,思想没有形成体系,他本应该对中国人起更大的影响(杨振宁老最近批《易》提到了这),但天崩地裂的明清鼎革,事情发生了变化。他的几个佳弟子,比如张溥和陈子龙,对当时的社会起的作用更大。
楼主:羽陵  时间:2020-12-12 14:48:48
作者:BF109 回复日期:2004-11-26 12:04:32
说到底是李自成,张献忠不好,是中国农民太思想落后了,不知道饿到人吃人只是暂时的,是前进的代价。一起义,就破坏了晚明的绚烂光彩了。

引《明季流寇始末》里的话:“启祯以前,明代固非无饥馑寇盗之乱,嘉靖十年,陕西曾莅灾荒,正德中有刘六刘七之变,自畿辅迄江淮楚蜀,无处不被贼,而山东尤盛,至破九十余城。然其实财富殷盛,元气未漓,固得安定无事。至若崇祯之初,国事元未大坏,只因一隅多事,全力遂分。即如流寇根底,亦去刘六六七尚远,证据崇祯九年正月宣大总督梁廷栋题本。夫流贼势盛时,犹不及刘六刘七,苟无清人,何至蔓延而不可制哉。”
我对李自成张献忠的评价,是草莽豪杰,他们的功过,可能还要后人来评论。(现在或仍有思想禁锢,或意气用事。这是我前些天反感王怡的那个甲申宣言漫骂张献忠的缘故。)
楼主:羽陵  时间:2020-12-12 14:48:48
对崇祯元年开始的大起义,明廷开始由杨鹤全力安抚,但因为在东北用兵太久,财政上赤字严重(参见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一九八),后来无法进行下去了。
楼主:羽陵  时间:2020-12-12 14:48:48
呵呵,前面的剥皮实草老兄说:“明中晚期是中国现代化的早期”基本上是国内外学者很早就达成的共识。并劝我“楼主还是不要浪费感情了把。”不知道是真是假。
另外,可能说成“近代化”更容易接受。我最先是从英文书中得来这一概念的,直接把modern和modernization和“现代”和“现代化”对应了。美日学者,对明中晚期的政治、经济、社会、世俗生活、文艺思潮等剖析不少,大都判定为划时代的变化时期。我对科技史和思想史感兴趣,所以切入了这方面。
楼主:羽陵  时间:2020-12-12 14:48:48
《农政全书》和《天工开物》在日本的传播情况,可参看潘吉星先生的《中外科学之交流》中相关章节。
《农政全书》对日本的影响,可参看饭沼二郎《向近世农书学习》 ,古岛敏雄的《农书的时代》,筑波常治的《日本的农书》等。
《农政全书》不仅对日本近世农业技术的提高和普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是促成日本展开明治维新运动的一个远因。这是神奈川大学教授河野通明的观点,可古狗之。

楼主:羽陵

字数:9819

帖子分类:关天茶舍

发表时间:2004-11-10 17:42:00

更新时间:2020-12-12 14:4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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