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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涉王次回

楼主:孟庆德  时间:2020-11-30 01:44:23
发不上来,只好把一楼弃了。
楼主:孟庆德  时间:2020-11-30 01:44:23
事涉王次回



张中晓《无梦楼随笔》之《无梦楼文史杂抄》:

孔子论诗,但云兴观群怨,又云温柔敦厚之定矣。孟子论诗,但云以意遂志,又云言近而指远,足矣。不料,今之诗流,有三病焉,其一,填书塞典,满纸死气,自矜淹博;其二全无蕴藉,矢口而道,自夸直率;其三,讲声调而圈平仄以为谱者,戒蜂腰鹤膝叠韵双声以为严者,栩栩然独得之秘……

无梦楼案:袁枚之“性灵”说,源出中郎。虽主自我,实含封建之放纵,其次王次回之《疑雨集》贬沈归愚之《清诗别裁》即一例。近人誉之为独刨性,个性化,多样化者,亦一偏也,沈偏于枯,袁偏放荡,二者皆封建性之美感世态。虽令精华,终汩糟粕。一不当心,则以格律为严肃,误性灵为自由矣,战斗美学必须辨之。

张中晓一再用“封建”一词,殊为遗憾,“封建”一词不是这样用的,这种用法,实是源自一种政治需要所产生的误会,进而在使用惯性中成为标签。

其次王次回之《疑雨集》贬沈归愚之《清诗别裁》——我于此语不解。“其次”肯定不是指示代词之“其次”,那不像话,若说袁枚次王次回《疑雨集》中诗韵作诗贬沈归愚之《清诗别裁》,遍查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并无这样作品,若说袁枚编次王次回《疑雨集》而贬沈归愚《清诗别裁》,袁枚也没做过这样事。次,通“恣”,放纵,恣纵,或可谓“袁枚恣纵王次回之《疑雨集》而贬沈归愚之《清诗别裁》”吧,这样一来,语句就通顺了,意思也明白了,若真如此,却只能是张中晓的看法。袁枚的确推许王次回的诗,也的确致信沈归愚对其《清诗别裁》有过批评,但绝无轻薄贬意,作为小沈归愚几十岁的他,只是直陈他对选诗的看法,行文坦诚而又不失尊敬,不外乎希望沈归愚编诗能够更加完备,书信最后顶多有一点后生小子忘年交般的打趣和调侃,沈归愚自己也并不以为忤,终身与袁枚私交甚好,两人只是对诗的看法有不同,例如沈归愚编诗不取王次回,袁枚却为王次回打抱不平,认为“地有八音,天有万窍,择其善鸣者而赏其鸣足矣,不必尊宫商而贱角羽,进金石而弃弦匏,一集之中不特艳体宜收,即险体亦宜收,然后诗之体备而选之道全”。当然,袁枚后来在《随园诗话》中还有话,谓:“本朝王次回《疑雨集》,香奁绝调,惜其只成此一家数耳。沈归愚尚书选国朝诗,摈而不录,何所见之狭也。”这也仍非贬损《清诗别裁》,而是为《清诗别裁》惜,叹沈归愚选诗之狭,由此恰可见袁枚对沈归愚《清诗别裁》之重视。

袁枚把死于明末的王次回当成了清朝人,为其诗不得入《清诗别裁》而憾,沈归愚也并非知王次回非清朝人而不录王次回的诗,他也是把王次回当成同朝人的,他之摈而不录,是他对王次回的诗看不上。

王次回,今人少有知他的,他的诗却颇为流传过,纳兰性德都深受他的影响。钱谦益《列朝诗集》中有王次回小传:“彦泓,字次回,金坛人。恭简公樵之诸孙也。以岁贡为华亭训导,卒于官。博学好古,与其叔叔为同志。诗多艳体,格调似韩致光,他作无闻焉。”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年12月版《元明清诗鉴赏辞典》对王次回有一个小小的介绍:“王次回(?-1642)名彦泓,次回为其字。金坛(今属江苏)人。崇祯时以岁贡为华亭训导,卒于官。诗多艳辞,近于唐人韩偓之香奁体。有《疑雨集》。”

关于王次回,有几则清人诗话可看。

贺裳《皱水轩词筌》补遗《王次回善改词》:“王次回喜作小艳诗,最多而工,《疑雨集》二卷,见者沁入肝脾,里俗为之一变,几于小元白云。”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十九《王彦泓》:“王彦泓,字次回,金坛人。儒学,有《疑雨集》。风怀之作,段柯古《红楼集》,不可得见矣。存者,玉溪生最擅场,韩冬郎次之,由其缄情不露,用事艳逸,造语新柔,令读之者唤奈何,所以擅绝也。后之为艳体者,言之惟恐不尽,诗焉得工?故必琴瑟钟鼓之乐少,而寤寐反侧之情多,然后可以追韩轶李。金沙王次回,结撰深得唐人遗意……诵之感心嫮目,回肠荡气。”

常被人关心婚育烦不胜烦而又不好说话者,看了袁枚《随园诗话》卷十四中一则,或会高兴。该则谓:“王次回诗,往往入人心脾。余年衰无子,宾朋来者,动以此事相询,貌为关切,余深厌之,有诗云:‘厌听人询得子无,些些小事不关渠。逍遥公有儿孙累,未必云烟得自如。’后见次回句云:‘最是厌人当面问,凤凰何日却将雏?’”

钱锺书《管锥编》对王次回的诗句多有欣赏性的提及,在致人信中,对王次回的诗也有过好评,谓:“王彦泓诗很好,不是义山‘无题’的传统,而是冬郎‘香奁’传统中最出色之作。韩偓诗体至宋几成绝响(参观拙作《宋诗选注·序》),入明而有嗣音,至《疑雨集》而出类拔萃。”(钟来因《钱锺书致钟来因信八封注释》,《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读书》2011年第6期载周朝晖《永井荷风与晚明诗人王次回》,文章说:“曾令知堂老人激赏不已的日本唯美主义文学家永井荷风对明清汉诗,尤其是生活在崇祯年间江苏金坛穷愁潦倒的诗人王次回十分推崇。”周朝晖在文中试译永井荷风创作随笔谈《初砚》一段:“我不懂诗,漫读欣赏而已。时下我邦文坛崇尚西洋文艺,言及ZN诗歌艺术,不过只是充斥着清寂枯淡的情趣或是对豪壮磊落气概的宣示而已,缺乏揭示抒写人性的秘密和弱点。此论初闻颇觉在理,然而当我一度翻读王次回的《疑雨集》之后,才发现全集四卷中,几乎全是痴情、悔恨、追忆、憔悴、忧伤的文字。《疑雨集》诗中那端丽的形式、幽婉的辞句、病态的感情常常使我想起波特莱尔的诗。ZN的诗集中我不知道还有像《疑雨集》那样着重描摹感觉、感官内容的作品。比之波特莱尔,那横溢在《恶之花》中倦怠纤弱的美感,筒直不过就是《疑雨集》的直接翻版、移植而已矣。”视波特莱尔的《恶之花》不过是王次回《疑雨集》的翻版和移植,已是将王次回的诗作用现代派眼光去看了。

少有人知,鲁迅谈诗,也为情爱诗说过话。他在《摩罗诗力说》中说:“如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许自繇于鞭策羁縻之下,殆此事乎?然厥后文章,乃果辗转不逾此界。其颂祝主人,悦媚豪右之作,可无俟言。即或心应虫鸟,情感林泉,发为韵语,亦多拘于无形之囹圄,不能舒两间之真美;否则悲慨世事,感怀前贤,可有可无之作,聊行于世。倘其嗫嚅之中,偶涉眷爱,而儒服之士,即交口非之。况言之至反常俗者乎?”

或谓新大陆已老成有了某种“正确”,却不知有盘根错节影响深广之某种“正确”更老于新大陆者。

沈归愚,即沈德潜。1997年8月,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所选编《清诗别裁集》点校本,点校者在《点校说明》中介绍说:“沈德潜,字确士,号归愚……乾隆四年中进士,时年已六十七。清高宗重其诗名,以为与高启、王士禛在伯仲间,因而多所优眷,称之为‘江南老进士’……沈德潜是一位典型的台阁体诗人,所作绝少成就,倒是一向以诗论家和选家而著名……沈德潜的诗论观点……在内容方面,他强调言之有物,关乎世用……在风格方面,他主张温柔敦厚,含蓄蕴藉……但由于他过分强调这一点,因而使当时不少诗人只取其格调之说,重模仿而轻创造,反倒起了束缚创作的作用,正如洪亮吉所说:‘从之游者,类皆摩取声调,讲求格律,而真意渐漓。’(《西溪渔隐诗序》)”

袁枚不曾贬过沈德潜,沈德潜却贬过王次回,他在《清诗别裁集》之《凡例》中说:“诗必原本性情、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者,方可为存,所谓其言有物也。若一无关系,徒办浮华,又或叫号撞搪以出之,非风人之指矣。尤有甚者,动作温柔乡语,如王次回《疑雨集》之类,最足害人心术,一概不存。”

沈德潜于诗,形式上重格律,功能上重教化,影响不小。以格律为严肃,此指沈德潜之流弊,是确的,流弊在沈德潜本身即显现明显,有两则清人诗话可看。余云焕《味蔬诗话》:“归愚论诗,专主格律……惟规模狭小,声调短促,少变化,故词意多尽直,一览无余。”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二:“沈归愚先生持论极正,持法极严,便于初学。所为诗,平正而乏精警,有规格法度而少真气,袭盛唐之面目,绝无出奇生新,略加变化处,殊无谓也。”

重格律,影响在诗;重教化,影响到皇帝了。《长江学术》2011年第3期载王炜《沈德潜、袁枚的交往及诗学观略论》谓:“沈德潜在朝,有机会向乾隆宣讲自己的诗学理论,得到了乾隆的认同。”也可以说,沈德潜与乾隆互为影响。《中国韵文学刊》2006年第3期载耿传友《王次回:一个被文学史遗忘的重要诗人》一文介绍说:“沈德潜主要是一个宫廷诗人, 曾因诗得到乾隆皇帝的恩宠,他对待艳体诗的看法其实代表着最高统治者的意见。”该文引乾隆在阅四库馆进呈书时所发谕示为证:“夫诗以温柔敦厚为教,孔子不删郑卫,所以示刺示戒也。……朕辑《四库全书》,当采诗文之有关世道人心者。若此等诗句,岂可以体近香奁,概行采录。所有《美人八咏》诗,着即行撤出。至此外各种诗集内有似此者,亦着该总裁督同总校、分校等详细检查,一并撤出,以示朕厘正诗体、崇尚雅醇之至意。”该文说:“乾隆所谕示的‘诗以温柔敦厚为教’、‘当采诗文之有关世道人心者’的采诗标准,与沈德潜选《国朝诗别裁集》的标准没有什么不同。乾隆的谕示无疑是编撰《四库全书》的指导思想,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连朱彝尊的《风怀诗》二百韵尚且以‘流宕艳冶,不止陶潜之赋闲情’而从《曝书亭集》中删去,像王次回《疑雨集》这样所谓‘害人心术’的作品自然更不会被采录。这种偏重从教化的角度评价艳诗的观念很长时间一直占据着主导的地位。甚至到了二十世纪,虽然文学观念有了一些变化,但从伦理的角度否定艳体诗的观念依然很普遍。如梁启超,他尽管认为李商隐这一派的诗‘从“唯美的”的眼光看来,自有他的价值’,但仍不能算‘诗的正宗’,这简直就是严绳孙观念的再版。王次回本人甚至受到正统观念主导的流俗的咒骂,被传为得到‘厕上吟诗,误坠粪窖中,七窍粪渍而死’的报应。甚至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主流观念对艳体诗的认识依然停留在沈德潜的水平上,仍然以伦理道德为标准。康正果在《风骚与艳情》的后记中说,他以《韩偓诗析论》为硕士毕业论文,因为文中有一部分内容讨论了艳情诗的构成与演变,被取消参加答辩的资格。理由竟然是:妄谈艳诗,渲染色情,如此内容,不宜答辩。”

自知“性灵说”,如“性灵”为“封建之放纵”这般重的话,我在张中晓这里还是仅见,但在过去那样一个漫长的年代里,相似的意思是有的。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11月第2版《辞海·文学分册》是这样说的:“性灵说,清袁枚的论诗主张。袁枚论诗,吸取明代袁宏道等人之说,加以发展。主张作诗应抒写胸臆,辞贵自然,强调独创,反对以程朱理学来束缚诗歌创作,对拟古倾向和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表示不满,批评了沈德潜的‘格调说’和王士禛的‘神韵说’。但由于其思想、生活的限制,他所讲的性灵,多属封建士大夫的闲情逸致,故其作品很少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后面的“封建”云云,几乎可说是张中晓那话的注解了。

1989年,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朱先树等人编著的《诗歌美学辞典》,辞典在介绍“性灵说”的最后评论道:“袁枚的性灵说从真实、创新着眼不以时废人,不以人废诗,不拘一格,打破古今门户限制,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抒写性情强调过分,大多是个人生活琐事的咏叹,缺少对生活本质的挖掘和认识,也是其局限性。”2006年,周振甫先生于再版的《诗词例话》中,于《性灵说》一篇的最后也批评说:“性灵说用来纠正神韵说的偏重丰度,格调说的偏重格调而忽略性情,要求写得真实,写得生新,写得活,写得贴切,写出各人的个性来,反对模仿,反对庸俗,这些都是可取的。但它的缺点是只求生新而忽视思想性,赞美轻佻浮滑之作,这是它的缺点。”

袁枚若有知,大概又会叹“何所见之狭也”了。王次回,甚至包括主张“性灵说”的袁枚的诗固然缺少大制作,但小花小草也应该有一席之地,“文革”过后,大哄大嗡过去,中国诗歌界就曾有“小草在歌唱”的欢呼之声,而“性灵说”也不能以主张者的诗作来范围,不能以主张者诗不够大就小“性灵说”,作为一种诗歌理论,“性灵说”的能指是不小的,袁枚自家在其《随园诗话补遗》中就说:“诗者,人之性情也。近取诸身而足矣。其言动心,其色夺目,其味适口,其音悦耳,便是佳诗。”似此,李白的《将进酒》未尝不可以说是性灵之作,东坡的诗词也多“性灵”性的佳作,都足以证“性灵说”范围之宽广。

在怎样看待诗歌上,古人和今人却走到了一处,不敢不正确,不敢不让“高大上”走在头里,而对非此族类有所贬低甚至排挤。由此可见,某种“正确”一旦形成,其渊源之深,影响之广,势力之大,都是超出想象的。不幸的是,在那用政治眼光观诗看诗评定诗的年代,张中晓与向他操戈者却是同属一室。


2020.11
楼主:孟庆德  时间:2020-11-30 01:44:23
弃了一楼,仍是发不上来,连审查区都进不去,才意识到是永井荷风那段话里的一个词犯忌了。
楼主:孟庆德  时间:2020-11-30 01:44:23
@石中火 2020-11-28 13:25:52




楼主:孟庆德

字数:5142

帖子分类:闲闲书话

发表时间:2020-11-28 17:10:26

更新时间:2020-11-30 01:4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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