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鏊篡改伪造刘瑾抄家清单始未
文章提要
一、明朝银子实物没那么多，刘瑾没那么多银子
二、王鏊笔记抄录清单没有被后人篡改。
三、王鏊不是笔误，而是有意伪造刘瑾抄家清单。
四、王鏊伪造假清单的原因与目的。
附录：
一、王鏊笔记中的假清单副本
二、推测刘瑾抄家清单原件及王鏊造假的主要痕迹、证据。
三、刘瑾案的处理结果
四、王鏊造假的可能时间与原因
五、王鏊所造假清单的唯一性
六、为了见皇帝一面，什么都可以干
七、娃娃皇帝、少年天子让臣子恐惧
正文
一，明朝的银子实物没那么多，刘瑾家没那么多银子
明代中国的白银实物总量有多少？历来研究明清经济史问题的人，他们所依据的一个重要史料本源就是王鏊《震泽长语》里摘录的刘瑾抄家副本。
按该副本的记录，光是查抄刘瑾的家，就获得了黄金一千二百多万两、白银二亿六千万两左右。
这个数字的可靠性，一直令明清当时的史学家质疑；现在的人们有更详实的经济数据，自然更怀疑其真实性。
中国的银矿银冶最早可追踪到新石器，但唐代以前，数量一直极为稀少。汉代四百年，使用的贵金属大多是金。最近被考古挖掘的西汉海昏侯墓里头，出土的各类金币金器金块，其种类、数量、总重都很不少，但同为贵金属的银，却很罕见。
唐代，元和年间的银年产量有十万两。这是史料上较早的一次白银年产记录；此后，宋代元丰年间年产量达到二十几万两；辽代坟墓里出土了略干银制品，史料里向银矿征收银税，偶有零星记录；元代忽必烈铸银元宝五十两为一锭，这是银元宝的最初来源。
元宝者，大元通宝也。
明代初期，占全国白银总产量七八成的福建浙江两省，史载银产量每年十一万两到十五万两之间。但这一时期因为要推广纸币大明宝钞，曾长期禁用金银交易。
唐、宋、元三代，对外贸易数量都是巨大的。曾席卷大半欧亚大陆的蒙元朝，其对外掠夺可想而知也是惊人的。明代初年，郑和七次下西洋，也每次都有各种宝货输入的记录。
元明鼎革之际，东南海商沈万山号称家财巨万，张士诚陈友谅等元末农民军都曾广积各类或搜刮、或拷掠、或挖掘而来的金银。
朱元璋逐鹿天下定鼎南京，明成祖朱棣七次北伐，打到蒙元老家俘获大批蒙元皇亲贵族，上述这些金银财货，最终都落到了朱明手里。
这些历史积累、现实开采、对外贸易、掠夺挖掘等等来源不同的金银财货，最终都构成了大明朝的贵金属金银实物总数。
大概总数有多少呢？
唐宋之间的历史累积总量，应当在五千万两之下。宋代虽有万两购豪宅的史料记录数条，每年有向辽、夏、金输岁币的记录若干。靖康年间，更又有清空国库大肆送贿金人以求退兵的记录。但到宋末，全国白银实物总量，肯定不可能达到亿两级数。
元代的银两总数，则肯定过亿两。
到了这个时代，中国才算真正进入了白银时代。
明代早中期通过继承累积、搜刮掠夺、贸易等等，当时全天下的白银累计数字，可能达到过亿两。
但无论如何，王鏊笔记中记录的刘瑾抄家抄出二亿六千万两白银，这一明白详细而又庞大的数目是绝不可能的。
二，王鏊笔记抄录的清单，后人没有篡改
王鏊是明代历仕成化、弘治、正德三朝的名臣元老。他参加科举考试时，差一点成就了三元及第的美名。几十年间，他在朝堂历任显职，到正德四年时，已达到顶级文臣行列，任职内阁辅臣兼领户部尚书衔。刘瑾抄家时，他刚刚主动辞职退休致仕没有几个月。他可以说是刘瑾事件的当时人乃至当事人。
作为正德嘉靖时代的退休大臣，王鏊有资格、有能力拿到笔记中的这两本抄家副本。作为对数目字比较敏感的官僚，曾主管过朝廷财政的王鏊也很有兴趣获得这类档案。
从清单后面，他亲笔为此所写的评论来看，王鏊还对此类数据，很有点比较研究的兴趣，并就此发了一大串感慨。
一个对此类档案感兴趣的退休大佬，又有资格有能力获得这档案的副本。那么，他所写下的这则记录，原本应该相当可靠。
但客观的历史事实偏偏显示，他笔记中这则记录，就总数而言，根本不可能真实。
为什么会这样？
难道王鏊伪造了一份假清单？这样一位地位显赫的高官，有必要在他所著的《震泽长语》这本私人笔记里头，不厌其烦地去编造一则内容极其琐碎的、极度详尽的假抄家副本吗？
或者王鏊笔记中记录的这个史料本源，是否在他死后曾受到过别人篡改？
又或者王鏊的记录本身，是否存在非主观原因的误记、错记的瑕疵呢？
这三者有不同，但都有可能造成这份史料本源存在部分失真、乃至是完全假造的结果。
真相究竟是哪一个呢？
王鏊笔记中，在抄录了刘瑾的抄家副本之后，还并列开示了嘉靖初年正德皇帝后期财政管家钱宁的抄家副本。这则钱宁抄家副本，记录的内容同样也很详尽。但钱宁抄家副本上金银实物总量的最大数目字，已经急剧降为数百万两，远低于千万两。
这里，有一个细节需要人们注意。
王鏊笔记中所抄录的这则清单，以及随后王鏊对两则清单亲笔写下的评论文字中，对于'钱宁'此人，所使用的姓名，仍是正德皇帝明武宗赐国姓的“朱宁”。
这个细节很关键！
它显示了这本笔记的时代特征。它限定了这本笔记写作、修订完成的上下年代时限。
它也间接揭示了这本笔记在被收录入乾隆的经史子集文化清洗事业时，没有被精心造假。一一大概没必要，不需要，不值得。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后来的其它正规史料里，“朱宁”都已经恢复了原姓，都用的是“钱宁。”
而在王鏊笔记这里，书中依旧采用赐国姓的朱宁。这就很容易让后来阅读资料的人产生疑问一一‘这朱宁是谁呀？’。然后阅读者、引用资料者比较探究之下，就很可能想起朱明国姓这个概念。而这个概念是引起过、能引起文字杀头案的。这本笔记里没有把朱宁改成钱宁，说明乾隆皇帝文化清洗的屠刀尚未杀到这里来。
须知，明清史学家对这则史料是有较多引用的。这一条不更改，说明其未被清代文字y的屠刀篡改的可能性极高。
当然，如果你一切都要怀疑，那史料里头就没有不可怀疑的了。
没有后人篡改，那么是某些原因造成了笔误吗？
三、王鏊不是笔误，他是有意篡改伪造清单
王鏊笔记中抄录的这份刘瑾抄家清单，有几处条目细则，确实存在着产生某些笔误的可能性。
比如，这份清单中，白银银两实物的锭，与大明宝钞的锭，两者可能没有分别清楚。王鏊抄录清单时，可能把这两者混为一谈了，存在笔误的可能性。
王鏊笔记中所抄档案副本的那'五百万锭'的元宝银两，原本应该是五百万锭的大明宝钞。而后面记录的那九百多万两银子，才是真正的银子实物。
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份抄家记录的金银实物数量，都会一下子降低到百万数量级最多千万数量级。这份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就会大大增加。
王鏊笔记抄写的这份档案里，所记录的刘瑾抄家资产里头，居然没有一分钱的大明宝钞！这显然是不正常的。
须知，此时的大明宝钞，依旧是具有市场货币效力的国家法定货币。
刘瑾作为替明武宗背黑锅的财政管家，他家里居然没有一分钱的大明宝钞！这本身不正常。
那么，王鏊就是因为这个小小的笔误，才在自己的笔记中，把这份刘瑾抄家清单搞得错到离谱吗？
不是的，王鏊不是笔误，他根本就是有意造假。
首先，王鏊抄录的这份清单，银元宝的锭和银子的两，都记录分明。档案项目细则里，特别明确的标明是五百万锭的元宝银。
而在总数里，他更特意明确计算，亲笔加添上总计二亿五千九百多万两（每锭元宝五十两）这一天文数字。
对数目字敏感的王鏊，没有必要在这里显示自己的计算错误。
王鏊篡改编造出这份清单，有不可向人言说的原因。他特意亲笔加添总计数字，有明确目的。

四、王鏊伪造刘瑾抄家清单的原因与目的
王鏊在正德四年的年中，就主动要求辞去职位，申请致仕退休了。当时，他的身份有点特别。他与刘瑾及其党羽有矛盾，但双方并没有撕破脸皮。他不是被刘瑾赶走的，而是自己主动辞职上书求致仕。
刘瑾谋逆案被清理时，王鏊的身份，并不是与刘瑾做过斗争的受害人，只不过是提前逃出来的旁观者。
刘瑾最后是以谋逆大罪名义，被处以千刀万剐。足可见当时明武宗正德皇帝的愤怒、震惊或恐惧。刘瑾不是被反腐清扫而倒掉的，他是因为谋逆而被诛杀的。
一般情况下，朝堂斗争、谋逆大案，最后常常被冷处理，用贪腐罪名掩盖。与此相反，刘瑾案明明本来是贪腐大案，最后却用谋逆大罪张扬之。
刘瑾所犯的最大罪状，是在正德皇帝身边伺候时，他身边常带的团扇里头居然藏有匕首两把。审案过程中，他自然被各种栽赃。以'诛刘瑾'为旗号起兵谋逆的安化王，刘瑾居然反而被裁定与之有牵连。
刘瑾是一个谋逆案件的主犯，而且居然还时时私藏着刀子站在武宗身边。这终于让正德皇帝彻底动了杀心，对他施以千刀万剐。
这样一个谋逆者，任何没有与他洗脱关系的朝野大员，都客观上存在着将来被清理的可能。
刀子什么时候落下不知道，只要你还没有被洗脱，那迟早或许可能会被莫名其妙的卷入。
而王鏊，正是这样一个尚未被洗脱的、事先逃离出来的疑似关键人。
王鏊动笔修改自己笔记里的这则刘瑾抄家清单记录，时间已经是嘉靖初年。这时候距离刘瑾案，都已经过去十几年了，应该说他没有危险了。连正德皇帝都已经死了，刘瑾案与他王鏊早就彻底无关。
他为何还要在这时候，造一个弥天大假呢？
原因也许只能从封建皇权时代朝臣们的普遍恐惧心态出发，才能略现端倪：
新登基的嘉靖皇帝是外来户，他要干什么，谁都不知道。他一上台就与朝臣们干仗，把老臣几乎清空，把几百人的屁股打个遍。
而且，当时清洗了钱宁等正德朝的佞幸权臣，似乎显示出国库很缺钱，新皇帝似乎有很大的搜刮抄家兴趣。
于是乎，没有完全洗脱的前朝老臣王鏊，收到朝中消息后，在距京城千里之外的苏州家中又陷入了思考之中。
这样两份抄家档案摆在一起，如果新皇帝注意到这个档案，那么他应该会产生查询究竟的兴趣：
原来，先前查抄出的刘瑾的资产，大头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从钱宁那厮家抄出来的资产，连刘瑾的零头还不到啊！
王鏊制造这份假档案，是为了迎合新皇帝可能存在的兴趣。更是为了他自己或家族其它成员将来可能存在的危险，预留一手防御用的后招。
将来，即使他们莫名其妙地被谁谁弄得下狱，只要让新皇帝看到这则记录，也很有可能会产生兴趣亲自咨询一下王鏊（十几年前震惊朝野大案件的当事人，有刘瑾案唯一清晰档案纪录的当事人）：“刘瑾家真有这么多钱啊？”
王鏊那时候只需要回答：“老臣年迈，记忆错了。老眼昏花，这是笔误（把大明宝钞五百万锭，看作元宝银两五百万锭了。老臣有罪，死罪！圣天子英明，一眼就看出来了此中有误！）。”
但他却将因此获得了一次被新皇帝亲自召见面谈的辩白机会！一一-这是对可能存在的未来被诬害误伤，所进行的一次必要的政治防御。
有必要吗？
在朝局转换之际，对嘉靖初期朝局动向走向看不太清楚，身处离京城千里之外的苏州城中，谨慎的王鏊或许认为，很有这个必要。
如果后面这一种可能是真的，那么这里就有一份考据学的成果了：
《震泽长语》里的两份抄家档案，钱宁的那份必为真！也必须真！
而刘瑾的这份档案，是假的！或精心修改过的！
这份造假抄家档案的出现，显示了一个封建官僚的官场阅历智慧心机，揭示了封建皇权之下朝臣们普遍的恐惧心态。
哪怕你退休十几年了，哪怕换了一个皇帝，你敢不保持恐惧吗？
两份档案并列如此，透露的信息居然是这个！
历来对这一史料引用者比比皆是，但却从未有人言及于此。何故？
王鏊据史载是以清廉著称的。
他明白地在笔记中的这两则档案之后，写下刘瑾、钱宁两人为“逆贼”的论语定性，表明了他自己的立场。
他为了将来可能的危险而伪造改写这样一份假档案，很有必要，大有必要。
附录：
一，王鏊笔记里的刘瑾抄家清单副本
王鳌《震泽长语》笔记中有关资料原文摘抄如下：
正德中籍没劉瑾貨財
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元寳五百萬錠，銀八百萬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寳石二斗、金甲二、金鉤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獅蠻帶二束金銀湯〈〈古缶〉上皿下〉五百、蠎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匱、穿宫牌五百、金牌三、衮袍四、八爪金龍盔甲三千、玉琴一、玉珤印一顆。
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共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
嘉靖初籍没朱寧貨財：
金七十摃，共十萬五千兩。銀二千四百九十摃，共四百九十八萬兩，碎金銀四箱，碎銀十匱，金銀湯〈〈古缶〉上皿下〉四百，金首飾五百十一箱，珍珠二匱金銀臺盞四百二十副，玉帶二千五百束，金縧環四箱，珍珠眉帶纓絡七箱，烏木盆二，花盆五，沉香盆二，金仙鶴二對，織金蠎衣五百箱，羅鈿屏風五十，大理石屏風三十三座，圍屏五十三摃，蘇木七十摃，胡椒三千五十石，香椒三十摃，段疋三千五百八十摃，綾絹布三百二十摃，錫器磁器三百摃，佛像一百三十匱又三十摃，祖母禄一尊，銅鐵獅子四百車，銅盆五百，古銅爐八百三十，古畵四十摃，白玉琴一，金船二，白玉琵琶一，銅器五十摃，巧石八十摃。
於嘑！胡椒八百斛，世以爲侈也，而盛傳之。今觀 二逆賊 所籍，視元載何如也？聞昔王振、曹吉祥之籍尤多，官家府庫安得不空！百姓脂膏安得不竭！
二，真正的刘瑾抄家副本原件：
正德中籍没劉瑾貨財
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寶钞五百萬錠，銀八百萬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寳石二斗，金甲二，金鉤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獅蠻帶二束，金銀湯■〈〈古缶〉上皿下〉五百，蠎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匱穿宫牌五百，金牌三，衮袍四八，爪金龍盔甲三十，玉琴一，玉珤印一顆。

清单中这些白银、黄金实物，换算成今天的计量单位，合计都约有（古一两换算成今天计量单位，数值不定，大约合37.5克）4亿克400吨上下。
以夏商以来尤其是周秦汉唐宋元明三千多年、二千五百多年诸朝累积，可能性还是有的。
其中，白银比黄金总量要少，不到一千万两。这更相对合理，因为白银市场流通量更大。黄金市场流通较小，更多地集中掌握在皇家手中。
对比真假两则清单，只有"元寶"与"寶钞"及"金龙盔甲三千"与"三十"，这两处一字之差。
王鏊只需要使用小小的“笔误眼花、未及深虑”等托词，就可以在未来可能有的君臣对答环节蒙混过去。(按:金龙盔甲这种帝王皇家御用之物，数量不可能以千计。清代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已特别指出过。而王鏊故意给出二处笔误而非一处，也可以增加他将来托词"老眼昏花"的可信度)
王鏊笔记里所记录的“银八百万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这个数字记录本来就令人觉着很别扭。
推测应该是五十两的元宝银共十六万锭，总计八百万两。其他散碎银块，合计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
这也恰好说明，王鏊假造清单中的那“五百万锭”，不是、也不可能是元宝银，而是大明宝钞。
王鏊笔记中抄录的刘瑾抄家副本，没有一分钱的大明宝钞。八百万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这银两数字又很怪异。除了这两个明显疑点外，还有哪些问题点呢？
王鏊在刘瑾的家财清单最后，亲笔添加了一个“以上总计”。对比笔记里的前后文字，这一则总计文字显然并非原清单所有，在同条目下最新的钱宁抄家清单后面，就并没有什么总计。这个二亿六千万两的离谱"以上总计"数，很可能是王鏊后来私自加添的。
把刘瑾与钱宁的两份抄家清单并列，又亲笔特意明确标示出庞大到不能达到的总数，目的何在？不言而喻。
按《王鏊年谱》里记载，正德十年时，《震泽长语》一书就已完工。笔记中，这一则条目却明显加添“嘉靖初期，朱宁（即钱宁）抄家财产清单”，这是王鏊对这本笔记成书后，在嘉靖初年又有后来动手修改的证据。
三，正德五年，刘瑾谋反案的处理结果：
刘瑾千刀万剐，同时，刘瑾的家人共有15人被斩首，妇女皆发配浣衣局。
数日后，刘瑾的心腹党羽焦芳、刘宇、张彩、刘璟等60余人全部被捕。其中，内阁大学士3人，北京及南京六部尚书9人、侍郎12人，都察院19人，大理寺4人，翰林院4人，通政司3人，太常寺2人，尚宝司2人等等。
这些人或被诛杀，或被下狱，或被贬谪，或被罢黜，几天内便被清除殆尽，朝堂几乎为之一空。
当时已退休不到一年的王鏊，在千里之外的苏州接获这样的消息，只怕也是且喜且惊，惊惧之情只怕远大于喜悦。
四，王鏊修改笔记的可能时间
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明世宗朱厚熜即位。他派行人柯维熊前往苏州慰问王鏊，并赐羊酒以示优眷。王鏊上疏致谢，并奏献《讲学篇》和《亲政篇》。世宗优诏回报，特荫其一子为中书舍人。
也许就是因为这次与新皇帝的献书互动，激发了退休十几年的王大佬的灵感；或许是因为担忧这个儿子（或已在大理寺任职的长子）将来要参与朝局，会有一定的风险。王鏊才在此时动手修改笔记。也许就是这个将要任职内阁中书的儿子，随身带着这个笔记。
将来万一他俩被卷入莫名的朝争，只要有机会把这个纪录让嘉靖帝看到，嘉靖帝就极有可能会向他这位退居乡野的四朝元老咨询问话。他就为自己或儿子们，争取到一次亲自与皇帝对话的机会。
嘉靖帝是个外来户，此时也是个娃儿。他会干什么，远在千里之外离朝局十几年的王鏊毫无把握。
王鏊于当时如此操作聊备万一，既大有必要，也极有可能。
王鏊是在嘉靖三年三月去世的。这年正月，嘉靖帝又掀起了一场空前的大议礼政潮。
强势首辅杨廷和去职，二百多个朝臣被集体打屁股。
王鏊动笔修改这个刘瑾抄家副本，也很有可能是在这个时候。这时候他虽然不能确知自己马上就要死了，但应该能预感到自己寿命不长了。在这样的时刻，他还得在自己的笔记里做这样的手脚以策万全，真的让人思之感概。
不是死了，封建皇权之下的朝臣，永远都得战战兢兢，保持恐惧之心。
安化王起兵谋反是以诛刘瑾为旗号的，结果反倒促成了刘瑾以谋反大罪被千刀万剐。刘瑾到死都觉得自己冤枉。说他专横跋扈，说他胡作非为，这些黑锅他都愿意为明武宗背。谁让皇帝永远都是正确的呢？但说他谋反，他真的是欲哭无泪。
五，刘瑾抄家清单的唯一性
王鏊修改编造的刘瑾抄家档案，是后世唯一存世的最原始资料，这没有疑问。
王鏊修改编造这样一份抄家档案，在嘉靖初年能够保证这档案资料是唯一的吗？
如果不能，那么他借这资料与新皇帝对话的潜在企图，就很可能落空。
应该说，王鏊在当时对这份资料的唯一性，是有着较大把握的。他基本能够肯定，他精心修改制造的这个档案，极可能是当时唯一存世的资料。
正德五年刘瑾谋反案的详细资料，传达到地方的，可能只有他这样的政局委员乃至常委级的要员。而正德五年时，他甚至是唯一的一位能在地方获得这份档案的够资格者。
正德九年，乾清宫大火，把皇帝玉玺都烧没了，宫中的相关资料自然也就没了。王鏊凭借几十年侍从成化、弘治、正德三朝皇帝的阅历，大约也有相当把握，知道相关详细资料没有存世可能了。
其他有可能获得这样资料的要员，在十几年中死的死，安化王之乱、刘瑾谋反案、宁王之乱牵涉到的，被镇压的被镇压。
到嘉靖继位时，可能也只剩下几个硕果仅存。而嘉靖三年的大议礼，也把这些人席卷一空。正德朝内廷后宫中的老人，在新的外来户皇帝三年来只信任、大用自己兴献王府老家人的过程中，也是早就清洗过了。
王鏊一定有极大把握，自己修改制造的这份档案，是当时唯一存世的资料。而这一点，也的确得到了后世的事实证明。
六，明朝的君臣关系，从成化皇帝开启"宅男"模式之后，朝臣就很少有机会能面见皇帝 。即使是内阁辅臣，也只有通过司礼监与皇帝打文笔交道。
制造一次机会与皇帝亲自面谈，那是所有朝臣的梦想。如果不幸蒙冤，假如还有机会能够获得帝王面询，那更是难得。
为此目的，没有什么事是不可以去做的。为了制造出这样的机会，一切都可以操作。
须知，刘瑾在谋反定罪过程中，一直是要求再面见正德皇帝一次的。正因为这一面求之不得，他才彻底死心，放弃了申诉。
对刘瑾案了如指掌的王鏊，当然更知道创造“面见皇帝”机会的必要性。
七，正德皇帝对刘瑾的谋反肯定是愤怒伤心震惊的，有没有恐惧呢？对此，人们大可以怀疑。
这个皇帝始终是个儿童心态。儿童当然偶尔会惊恐，但他们更经常表现的是不知恐惧为何物，无知者无畏。
他酷爱养豹子等猛兽、宫中放火烧掉了自己的住宅还大叫好大的一棚烟火、亲自上阵戏水抓鱼，最后落水得了肺炎不治丢命、亲自上前线打仗。
放在普通家庭，那是个特别淘、长不大的孩子，有些人甚至会认为他可爱。
但他却是皇帝。
一个没有畏惧感的皇帝，不知畏天、畏命、畏大人之言的皇帝。
这对朝臣而言，是真正的灾难。
王鏊在自己六十岁不到的时候就激流勇退。此后历次被廷臣共推起复，他都坚决不回来。他正德四年的坚决求去，或许与刘瑾的专横跋扈有关。但他此后的坚决隐居乡里誓不回朝，只能是因为他对正德这娃看得太透了。
水火不惧、在位十几年内发生三四场叛乱、一身系天下安危却置于不顾、屡屡亲自犯险最终命丧于斯、跟从他十几年的刘公公贵为内相，权倾天下，都得随身携带匕首以备万一。
王鏊的谨慎、无奈、权谋心机，由来有自。
遇上这样的皇帝，你永远会觉得自己的智商不够用，准备应付万一的对策，永远都不要嫌准备的够多了。
后记：
写作本文时，不由想到了铁伊的《时间的女儿》、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一样的材料，他们能够看出别人看不出的不同来。那种智商碾压真的让人无语。
2016年清明至，谨以此文祭告两位。
嘉靖元年，谢迁进京面圣。此事与王鏊改写笔记，大约也有一点关系。谢迁余姚谢氏一家子手里，当时也是可能握有刘瑾抄家清单档案资料。
能侃侃的谢迁，退休十几二十年了，还那么听话？
八十高龄，见诏即不远千里进京为少年天子嘉靖帝站台，死后得了大明朝唯二?的"文正"美谥殊荣。与之同僚多年的王鏊，当时因此会不会产生什么老狐深谋想法？不足为奇。
此外，正德时期正式废止宝钞，此事对于当时社会经济与政府财政皇家内库运营的影响，与明武宗时期安化王宁王谋反案刘六刘七起义及刘瑾案等众多事件的因果关联，也值得重新考虑。
宝钞废止对于官僚生活影响甚大，官僚们对此意见未必一致。王鏊在私人笔记中曲笔改"宝钞"为"元宝"，未尝不是一种意见表达。
由此可见，或是仅揭开一角而已。
宝钞废止的来龙去脉内中文章，或许才是正德朝的根本线索。
2020年重读旧作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