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灵洲、灵武与北魏灵州辨正
（七）
漂泊18年的汉晋灵州县
宁夏周兴华
东漢时期，北地郡灵州县（西汉灵洲县）曾漂泊他乡，灵武县已经省去，根本谈不上侯仁之先生所说的“灵武古称灵洲”问题。
东漢永初五年（111年），西羌大扰，诏令郡人移理池阳（今陕西省泾阳县），《后汉书 ·孝安帝纪》载：“北地徙池阳（唐李贤等注：北地，郡，今宁州也。池阳，县，故城在今泾阳县北也。）东汉灵州县（灵洲县）随郡寄治异地。东汉灵州县（灵洲县）迁徙之具体地方，见载于唐代《通典》:“汉灵州县, 故城在马岭北, 有山在西北”。由上可知，东汉末年，灵州县迁徙至马岭北面的环庆地区。到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年），灵州县回归旧土，《后汉书·孝顺帝纪》载：“九月，复安定、北地、上郡归旧土（唐李贤等注：安帝永初五年徙，今复之。）”这说明东汉灵州县（灵洲县）寄治环庆地区十八年后仍回归西汉灵洲县故地（西汉灵洲县所在地）。南北朝《宋书·傅弘之传》记载了这段迁徙历史：“傅弘之，字仲度，北地泥阳人。傅氏旧属灵州，汉末郡境为虏所侵，失土寄寓冯翊，置泥阳、富平二县，灵州废不立，故傅氏还属泥阳。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复立灵州县，傅氏悉属灵州。弘之高祖晋司徒祗，后封灵州公，不欲封本县，故祗一门还复泥阳。”明代《庆阳府志》、环县《旧县志》等明清著作流传的唐代在环县有过灵武县建制名称的说法，究其实，应来源于东汉至唐王朝以前曾将始建于宁夏的汉灵州县、灵武县寄治陇东一些州县的一段历史，与唐灵武县无关。
据报道：甘肃省庆阳市环县二中历史老师李建刚先生的父亲十几年前在甘肃省庆阳市曲子镇挖出一块瓦当，经南京大学程少轩先生根据拍摄照片辨识瓦当文字，他在李零老师释文的基础上，把瓦当文字修订为“永建五年，汉德隆兴，复北地，县灵州，夷狄族，戎伐休（《马孟龙：寻找失落的汉代灵州县》）”。这是东漢永初五年（111年）“灵州县”移理池阳（今陕西省泾阳县）18年的历史遗迹。顺帝永建四年（129年），“灵州县”“归旧土”，即仍然迁回西汉灵洲县的所在地，即今宁夏西汉灵洲所在地。
关于灵武县。《后汉书·郡国志》载：“凡《前志》有县名，今所不载者，皆世祖所并省也。”据《后汉书·郡国志》，北地郡属县在今宁夏境内有富平、廉县、灵州县而无灵武县，说明灵武县东汉已省去。据《魏书·地形志》记载，灵武县撤消后故土并入北魏富平县，旧土在今吴忠、灵武地区。这样，汉北地郡沿河地带的建置仅有富平县、廉县、灵州县（灵洲县）。
东汉灵武县县名已经省去，并不等于西汉灵武县不在北地郡青铜峡峡口以东以北地区。马孟龙在《寻找失落的汉代灵州县》一文中说：“东汉班固编撰《汉书·地理志》，在北地郡灵州县下标注“惠帝四年置”。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周振鹤先生在上世纪80年就注意到这条记载。他质疑道，汉惠帝时期还控制不到今灵武市，《中国历史地图集》恐怕把汉代灵州县的位置画错了。”并说“司马迁在《史记》里明确地讲，西汉初年汉朝与匈奴以“故塞”为界。这个“故塞”就是秦始皇出兵河套前，秦国跟匈奴的边界，也就是战国末年秦昭襄王修建的长城。……这个灵州县一定在战国时代的秦昭襄王长城以内。根据几十年来的文物普查，秦昭襄王长城的走向非常明确，其在马岭镇西北的走向在今甘肃省庆阳市环县“城西川—环县城区—城东沟”一线，汉代灵州县应该就在今环县城区以南，庆城县马岭镇以北的环江河谷内。再进一步说，应该在今环县南部的曲子镇境内。因为今曲子镇以北在唐代属于方渠县(驻地即今环县城区)，不属于马领县了。”周振鹤、马孟龙先生把战国秦昭襄王所筑的“故河南塞”错当成其前周宣王所筑的“故塞（今宁夏固原长城）”，错误认为汉代灵州县应在“故塞”之内的环庆地区。实际上，真正的战国秦昭襄王长城远在“故塞（今宁夏固原长城）”之北的今甘肃、宁夏黄河内岸至明代延绥长城一线。
战国秦昭襄王在宁夏及其毗邻境内曾筑有一道“拒胡”长城。《史记·匈奴列传·卷一百十》载：“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於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据《秦本纪》，这道长城始筑于秦昭王三十五年，即公元前272年。秦昭王始筑的这道“拒胡”长城究竟在什么地方？
秦昭王所筑的“拒胡”长城，是在秦昭王据有陇西、北地、上郡之后修筑的。秦昭王修筑“拒胡”长城，必然要将陇西、北地、上郡这三郡属地包括於他所筑的“拒胡”长城以内。否则，他所筑的“拒胡”长城就失去了应有的疆域、战略、军事、经济意义。秦昭王“拒胡”长城有三段。陇西段，即今甘肃的洮河东岸，兰州、靖远和宁夏中卫黑山峡黄河南岸长城。北地段，即今宁夏平原黄河古道南岸的中卫、中宁长城、障塞、烽燧，东岸的青铜峡、灵武、盐池长城，今陕西定边、静边长城。上郡段，即今陕西横山、榆林长城。
宁夏灵武、盐池、陕西定边、靖边、榆林境内这道以秦昭王“拒胡”长城为标志的汉匈界址，汉孝文帝时代称之为“故河南塞。”《汉书·匈奴传上》载：冒顿“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汉关”的“关”字，即指长城，如《战国策·秦策》载：张仪对楚王说：“大王苟能闭关绝齐，臣请使秦王献商於之地方六百里。”高诱注释说：“关，楚北方城之塞也。”这道长城之所以称“故河南塞”，以区别于位于其南的“故塞”，即西周朔方长城（今宁夏固原长城）；并区别于位于其北的秦始皇派蒙恬修筑的“因河为塞”的“并河以东”长城，还有阴山、辽东的秦皇万里长城。所以，“与汉关故河南塞”是说汉孝文帝时代匈奴与汉朝的分界长城是以故河南塞（秦昭王“拒胡”长城，即明代延绥长城的始基）为标志的。
战国秦昭王所筑的“拒胡”长城，是秦昭王新筑了北地郡黄河南岸、东岸长城后，再将其与两侧秦国原有的陇西塞（傍洮、傍河）、上郡塞（张仪所筑）连接为一体，构成了秦昭王的“拒胡”长城。所以说，马孟龙所说的战国秦昭襄王长城不是“故塞”，而是“故河南塞”。
关于“故塞”的位置所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汉武帝“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史记·正义》说：“五郡”（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辖境皆在黄河南岸，故塞之外。由此可知，“故塞”这道长城的线路位置应在上述五郡的内边沿线。“故塞”的上述线路位置，正是今宁夏固原长城及其向两侧延伸的长城。固原长城向东北延伸，进入甘肃的镇原、庆阳、陕北的志丹、安塞、芦关岭、绥德西、榆林南，抵达肤施附近；固原长城向西南延伸，进入甘肃的靖宁、通渭、陇西、渭源、临洮、抵达洮河东岸。现今这条线路上遗存于今甘肃镇原、庆阳、陕北安塞、绥德、甘肃陇西境内的古长城遗迹，便是证明。所以，今宁夏固原长城，西周称朔方长城，东周时期称乌氏塞，是秦国与乌氏戎等戎狄部落分界的边防长城。到了秦汉之际，这道长城便被称为“故塞”。
明白了“故塞”与“故河南塞”的区别与位置所在，汉代灵州县、西汉灵武县就在战国秦昭王所筑的“拒胡”长城以内，即在战国秦襄昭王所筑的“故河南塞”以内，在秦始皇统一华夏后的北地郡内，在汉高祖、汉惠帝时代以黄河为界的疆域内，也就是说，汉惠帝时期汉朝的疆界已控制到了今灵武市地区，汉代灵州县、灵武县（今宁夏河东青铜峡峡、吴忠、灵武地区）在战国秦襄昭王所筑的“故河南塞”以内，《中国历史地图集》没有把汉高祖、汉惠帝时代灵武县的位置画错。
所以，周振鹤、马孟龙先生把战国秦襄昭王所筑的“故河南塞”错当城“故塞”，认为汉代灵州县、西汉灵武县（今宁夏河东青铜峡峡、吴忠、灵武地区）不在汉惠帝时代的疆域内是没有根据的。
明清以来，还有人提出唐肃宗登基的“灵武”是在在今甘肃环庆地区。环庆地区历史上有“灵武”这一地名，但此“灵武”是汉末至北魏时期寄治陇东的“灵武”地名，与唐肃宗登基的唐代“灵武”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