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楼涯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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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进入红色中国

第一节 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蒋介石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把他打得无法招架的日本军队，放下武器向他投降了。一百年来对中国实行帝国主义侵略的西方列强，也乖乖地归还了租界，承认中国是一个主权完整的国家，承认蒋介石是中国的合法统治者。

在国内，蒋介石的地位看来十分巩固。当时他统率着四百万大军，其中三十九个师是美国帮他训练、全部美械装备的。他的空军在亚洲大陆是首屈一指的。过去反对过他的军阀和政界人士，几乎全被他囚禁或制服了。唯一可能对他的权力挑战的，是八年前被他围困在贫瘠的西北黄土高原窑洞里、几乎被他消灭的一伙共产党游击队。

这位中国独裁者从他战时的藏身之地重庆出来，胜利地回到他的首都南京，准备着、盘算着、并且看来也有可能恢复他对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绝对统治。从外表看，蒋委员长似乎成了近二百年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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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四年之后，当我写这些文字时，蒋介石的处境已经急转直下。他已经逃离他的首都，退居原籍乡下。他的政府的行政院长恬不知耻地敦促美国恢复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设立陆、海军基地。他的妻子跑到美国来，哀求美国官员帮助他挽回颓势，也许到头来还要挽救他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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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恰恰就是那些一度被人轻视的共产党游击队，已经拿下整个满洲和华北，毅然决然地渡过长江，攻占了国民党的首都南京，大有横扫全中国之势：不但要彻底推翻蒋介石的二十年王朝和西方帝国主义在东方的百年统治，而且要完全改变中国超过二千年的几乎原封不动的生活方式。

除非这一切那是虚假的，否则，正如俄国革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大副产品那样，中国革命也大有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大副产品。

这是历史上少有的急剧变动，要知道这里涉及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没有几个人曾预见到中国内战这种戏剧性的转折。我一九四六年再次来到中国时发现，在华的外国观察家对蒋介石和他二十多年的仇敌打仗的结局大致上有三种估计。

少数西方军界人士认为，蒋委员长不出一年就会击败共产党，迫使他们投降，或者把他们消灭。更少的人（被认为思想非常激进和左倾的）认为，如果没有外国的干涉，战争将继续二、三十年以至五十年。绝大多数人认为，蒋介石即使不能完全消灭共产党，也能把他们赶入山中，打通铁路线，重新统一中国，谁也无法与他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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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看来，应该说这些看法之缺乏见识，就象那些搞民意测验的人员曾经预告，美国人民在投票中将使杜鲁门总统落选一样。从根本上说，这些预言之所以落空，那是由于未能掌握一些极普通的人民的心理。

这全是老生常谈，无需多加发挥。但即使在今天，当中国共产党到处战胜蒋介石的时候，这些重大事件的原因，不是未得到正确的理解，便是受到蓄意的歪曲。于是我们看到，象前大使蒲立特、众议员贾德、陈纳德将军、艾尔弗雷德·兰登等这料一些高级人士，以及为蒋介石的覆灭而哭丧的形形色色的吊客，都把这个所谓痛心的结局归罪于马歇尔的错误政策、俄国人的阴谋、共产党的宣传以及天晓得的其他原因。这些中国问题专家左看看，右看看，还惶恐地抬眼朝天上看看，却从来不肯抱着同情心地朝下看看。他们找到造成蒋介石失败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可就是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即中国革命。是这场革命，而不是任何别的原因，造成了奇迹，把那个骄横不可一世的中国独裁者打翻在地，使东方的力量对比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以致整个世界历史都可能为之而改观。

这样巨大的事件不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而且它还在发展之中。它之所以能够发生，要归因于现代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悲剧——资本主义西方和封建主义东方的碰撞。这两种文明汇合的结果，使几乎整个中华民族逐步陷入贫困的灾难之中。这样的进程不是遵循着任何狭隘的马克思主义路线，而是沿着宽阔的大路走向几乎全面的大崩溃，使得农民、知识分子以至于统治者通通被抛出了原来的轨道。到了一九四五年，中国人民身上的脓包终于破裂，内战再起，并且很快发展为革命。

中国革命同任何其他社会大革命一样，其前提是：一、社会处于解体中，它已病人膏盲，再也无法解决本国的迫切问题和保障人民的生活条件；二、人民痛恨现政权，广大群众中出现了革命情绪，人们被逼得走投无路，为了找到活路，准备不惜一切牺牲，铤而走险，视死如归，三、统治集团内部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集团丧失了一切创造精神，对把社会拉出死胡同毫无信心，四、出现了一个新集团或政党，能够利用上述各种因素来取得对社会的控制，并实施它自己的拯救社会的纲领。

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中国革命，这个过程尚在继续着。毫无疑问，只有从产生当代中国的历史环境中，才能找到中国革命的主要线索。西方势力的侵入，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加以旧有的生活准则几乎全部被破坏，促使了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冲突，于是产生了革命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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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必要性和可能性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一百年来中国社会就存在着用革命加以改造的迫切必要性。但这革命一直没有完成，原因很简单；外来帝国主义的力量太大，不准中国人民掌握他们自己的命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作为远东最危险、最强大的帝国主义的日本被打败了，西欧的帝国主义也遭到削弱，这才使中国革命成为可能，并使它转入一个新方向。

但是，革命的可能性和革命的成功之间也存在着一道鸿沟。明摆着的事实是，如果没有日本的失败，没有西方资本主义的削弱，没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内部发生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就根本不可能夺得政权。然而，同样明显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只是在基本的意义上影响、而不能决定中国内战的具体进程。基于同样的道理，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间中国经济及中国各阶级的社会基础的变化，也不能决定中国内战的曲折进程。这些变化甚微小，不足以说明为什么共产党恰恰是在世界历史的这个时刻战胜蒋介石的。

我并不想过份强调心理上的因素，但人们不能不认为，蒋介石之所以在这时被打败，是因为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间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人心向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这种人心向背的变化不是在冷静的学术性气氛中，而是在十分激情高昂的情况下发生的。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这段期间，激情在中国内战中起了主要作用。我并不否认，这种激情是以前就存在的外部条件所造成的。但是只有当中国人民的激情冲破束缚它的一切牢笼，并对中国社会的客观环境发生作用时，共产党及其同盟者才能乘势夺得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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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是被激情、而且主要是被激情搞垮的。中国农民投入战争与革命中的热切的希望和刻骨的仇根，化成巨大的激情的能量，像在中国社会中爆炸一颗原子弹似的，几乎把中国社会炸得粉碎。从农民们蜂拥着冲进地主宅院的脚步声里，从一个其土地被农民分掉、其身躯也被乱棒砸成肉酱的大地主垂死呼号中，从一柄杀猪尖刀向着其祖宗牌位平素受到农民拜祀的族长的心窝猛扎进去的闪光中，从一个被自己的母亲引来的蒋介石特务砍掉脑袋挖出肠子的姑娘的惨叫声中，从阴沉沉地念着“蒋介石来了”的摆香案降神的巫婆的喃哺咒语中，从妇女们用剪刀剪割一个恶霸身上的肉时发出的咔嚓咔嚓声中，从过去在丈夫拳脚下呻吟、如今在村里组织起妇女会的新媳妇们把她们所痛恨的男人又打又抓又撕时发出的凶狠的复仇叫喊声中，可以感到、看到、听到这种激情的广度和深度。在中国辽阔的国土上，在平原、山区以及田野里，这种激情到处都高涨起来，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新力量。

在内战和革命中，主要的任务就是如何因势利导这些巨大的激情。那时几乎没有什么先例可遵循，没有任何航海图可作指南。过去蒋介石之所以能够维持其对中国人民的统治，是因为群众的失望和仇恨还不足以激发他们摆脱麻木状态。当出现了新的局面，激愤的农民起来的时候，蒋介石本当理解这种新局面和农民的激愤之情；但这两件事他都没有做到。事实上他根本不想去了解人民的心情。这就是蒋介石失败的一部分内因，也是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一部分内因。美国政府、美国报界、美国人民以及美国在远东的各使馆、军事机构和商业办事处，都只顾本国或本身的狭隘利益，而看不到苦难的中国农民的心情，这些农民虽然目不识丁，但心情极度激愤。

对于这些（美国）人，体会一下穆罕默德谴责麦加商人的话是适当的：

但你们不优待孤儿，
又不相互鼓励，施食于穷人。

中国共产党人则不是这样的人。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先知——有时是假有时是真，视情况而定。作为先知，他们找到一幅航海图——一种本领——来指引他们穿过战争和革命所唤起的非常单纯而古老的激情的惊涛骇浪。阿摩司就是用这种本领把耶和华从天上请下来，严厉惩办以色列的统治阶级的：

我厌恶你们的节庆，
也不喜欢你们的集会。
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
我却不悦纳。
也不顾念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
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
而且我不听你们的奏乐。
惟愿公平如大水溶溶，
正义似江河滔滔。

以色列的先知们是用这些话改造上帝的，共产主义的先知们也是用这些话改造了并正在改造着中国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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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进入红色中国

第二节 内战爆发了

一九四六年中国爆发内战时，我正在关国，像很多人那样正想把被多年的战争彻底打乱了的生活安顿一下。我离开中国已有四年，在这期间中国虽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有一种情况却没有变，那就是没有和平。抗日战争刚结束，中国人民就被投入了内战。这场内战比中国四千年的曲折历史中的任何一次冲突都范围更大，更惨烈，更具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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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素称爱好和平的民族，刚从一场外敌野蛮入侵的浩劫中幸存下来，又陷入兄弟阋墙的惨剧，此情此景实在令人触目惊心。马歇尔进行调解所达成的停战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和共产党又在华中和长城内外大打起来。到了一九四六年中，中国遍地烽烟，双方厮杀之激烈，就是在对日抗战中也是少见的。

对这种实在可怕的现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老一辈的中国通说，中国之所以爆发内战，是由于中国人秉性野蛮，无能力治理自己。新一辈的中国通则归咎于蒋介石的政治腐败和共产党一味争夺政权。中国的大学生们认为，原因在于蒋介石的特务暗杀呼吁和平的教授。中国知识分子说，这是由于美国向蒋介石的战争机器大量供应军火。前大使蒲立特则怪那个雅尔塔交易，罗斯福总统在那次交易中邀请斯大林进入满洲参加对日战争。所有这些解释都带有形形色色的个人偏见，也许作解释的本人是相信的，但从历史事实的角度看，却似乎颇不足信。

只看雅尔塔交易一个例子就可以了。假如我们相信蒲立特先生的逻辑，罗斯福总统当年要是不邀请斯大林进入满洲打日本，蒋介石可能已经控制了全中国，并把共产党削弱到不敢违抗这位中国独裁者的地步，若要是违抗，就会在几个月内被消灭掉。这样的逻辑简直不顾以下的事实：共产党同蒋介石打了二十年仗而从来没有被消灭掉。而且它还进行了八年抗日战争，它不但没有象蒋介石那样在抗战中糟到削弱，反而变得更强大了。要是想寻根究源，那么更重要的是，自从西方列强用炮火轰开东方的门户以来，在这古老的儒家社会里所引起的如此激烈的矛盾，直到今天还没有解决，以致一直处在战争之中：英国在一八四〇年挑起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的二十年血战、回族的起义、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庚子之变、国共内战——冷酷而确实的情况是，自从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以来，中国没有一年是太平的。所有这些流血事件无可争辩地证明，不但俄国人与中国内战无关，并没有从中插手，而且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中国内战根本是无法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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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在美国注视看中国陷入又一场内战的时候，并不十分感到意外，只是感到悲哀，因为我是很喜欢中国人民的。这场战争是一个悲剧，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反对打内战，不但普通老百姓反对，就连蒋介石部下的一些老将领和国民党人员也反对。不过蒋介石部下那些人的反对是很勉强的，只有民主人士大声疾呼要求和平。马歇尔在华调停期间，民主人十的反战运动特别高涨。许多大学教授奋起与国民党右派斗争，后者是国内最猖狂反对和平、要求全面内战的势力。把国民党镇压中国知识分子的暴行揭露得最淋漓尽致的人，是大家所万万想不到的。此人就是加拿大传教士文幼章博士。他在中国住了二十年，做过蒋介石的社会问题顾问和宋美龄的秘书。一九四七年，文幼章离开中国，不久就声明他离华的原因。

他写道：各方面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蒋介石无意恪守他（对马歇尔将军）的诺言，正在策划全面内战。那时他急欲压制一切民主人士的反战呼声……于是，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当他即将撕毁马歇尔所主持达成的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的时候，他密令特务残酷暗杀组成一个委员会的十二位教授（这些中国救授，有几位是美国留学归来的，当时正极力主张各方妥协，成立一个中间路线的政府）。

第一个遇难的是李公朴教授，他和他的小儿子被枪杀在街头。第二天，著名的国学家闻一多在离开一个集会时被刺杀。那个委员会的其余十位成员，都已内定在当晚被杀害。幸亏其中有一位跑进美国领事馆，把这次政治迫害阴谋告诉美国领事。这位勇敢的领事立刻换上军装，开着吉普车出去，车上插着美国旗，把八位教授接入领事馆保护起来。还有一位教授跑到一个周围有高墙的中学里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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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夜里，六百名中国学生保卫校园，打退特务们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后来美国政府出面干预，用飞机把这些教授接运出了中国。

李公朴和闻一多被杀的消息，使我大为震惊，因为这两人我都认识，是很优秀的人才。但是象所有的中国民主人士一样，他们不掌握武装，因此几乎完全没有依靠。也许正是有鉴于此，所以中国各地掌握武装的集团才拒绝向蒋介石交出武装。

抗日战争结束时，南京政府要求共产党放下武器，然而不但共产党紧握手中枪，而且同共产党联合反蒋的成千成万的农民和学生也拿起武器，准备迎击进犯他们家园的蒋介石军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神奇力量驱使这些非共产党人去支持被公认的中国政府所讨伐的盟友？难道他们真的以为，把日本人打跑以后，中国其他各界人民都将支持他们反对拥有强大兵力的蒋介石吗？如果他们背弃虚幻的盟谊而归顺蒋介石，固然还得担心蒋介石会剥夺他们在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中所赢得的那一部分自由权利，但岂不亦胜于跟着共产党去自杀？

在那时，反对蒋介石的人的确显得是自取灭亡。蒋介石的兵力比八路军多三倍，大炮、机关枪和步枪的火力也占相应的优势。蒋介石还有空军、铁路、军舰和汽车，共产党却一无所有。蒋介石据有长江流域和珠江三角洲的肥沃土地，经济力量相对雄厚。他占着所有的大城市，沈阳、上海和汉口的最大的兵工厂都掌握在他手里。共产党偏处中国比较贫瘠的地区，没有任何象样的城市，只有一点简陋的军火工业设在山中。此外，蒋介石控制着几乎全部海岸线，可以同外国通商，并且被包括苏联在内的列强承认为中国合法政府的元首。共产党却被封锁在内地，只能用自行车和骡车贩运于穷乡僻壤之间，在国际上且被视为叛逆。毫无疑问，蒋介石的战争机器看来是处于优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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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多疑的老中国通也认为，蒋介石现在的军事力量看来比抗日战争前当他是中国无可争议的统治者时还要强大得多。上海的美国商人写回美国给我的信说，美国已经把蒋介石的军队整顿得面貌一新，已不再是我在四年前所见的腐败样子了。这支军队经过很好的训练，纪律严明，装备精良，士气旺盛。“共军是打不赢它的，”一位美国商人的信中写道，“战争将在几星期内结束。”

我曾经采访过蒋介石的六十几支部队，所以对信中所说的极表怀疑。然而，报纸上所登载的关于中国内战的进程，好象又证明我的朋友的话是对的。蒋介石捷报领传。在美国军舰和飞机的协助下，蒋介石迅速地把他最精锐的部队运到华北和满洲的各大城市，而共产党的游击队只能在城外活动。他不用费很大劲就肃清了京沪周围地区，把众多的共军赶到黄河以北。




一位国民党军官说：“共产党是小孩子，不懂得打仗。”蒋介石的高级将领们宣称； “战事将在三个月内结束。”美国报刊也附和了这种论调。由于没有别的消息从中国传来，人们很难相信共产党能够项得住，更不用说打赢战争了。接着，到了一九四六年年中，朋友们开始来信谈到华北出现了一种令人惊奇的局势，这种局势后来导致蒋介石节节失败和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个消息不很确切，但有几点值得注意。共产党、八路军受到蒋军驱赶，不坚守阵地也不迎战，放弃了所有的大城市、铁路枢纽和重镇。可是，他们跟抗日战争时期一样，不仅在蒋介石的后方保持游击基地，而且在各地农村发展自己的势力，逐步把国民党军孤立起来。结果，虽然蒋介石仍然步步推进，可是进展已经缓慢下来，看来要成为一场持久战。面临着这种黯淡的前景，蒋介石的一些将领暗中设法促进停战，认为只有采取政治方式，才能解决问题。与此同时，大批青年学生不堪蒋介石文化专制的压迫，倒向共产党一边，去领导农民。更令人惊奇的是，工商业者承受了沉重的捐税负担，有些人的工厂被蒋介石搞所谓国有化而归于乌有。他们对国民党政府极度不满，以至于积极设法把美国武器弹药输送给共产党。在这种爆炸性的局势中，共产党改变了他们过去十年所执行的改良主义政策，而突然发动一场革命，这件事就象对准蒋介石的脑袋扔去一颗炸弹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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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报刊上关于这场革命一个字也没有报导。这似乎是很难以置信的。美国政府官员、情报人员以及中国问题专家，也都丝毫没有谈到这场革命。我感到奇怪，任何人要是不知道共产党对他们区域的人民做了些什么，怎么可能了解中国的事态呢？当然不可能。看来，不但新闻报导，而且对华政策也是以完全错误的前提为根据的。这真叫人不安。

我知道，要想了解这场革命，唯一的办法就是到现场去。可是我又为自己找不去的借口，说在中国生活很不卫生、很苦和枯燥——这些都是实情。并说我厌倦了战争，这也是实情。后来我想到在中国内战中无辜牺牲的成千上万条生命，想到为和平奔走而被杀害的李公朴和闻一多，想到被共产党引上革命的艰辛历程的千百万饥寒交迫的农民。牺牲我个人一点舒适生活，去探索这场战争和革命的真谛，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有意义吗？

于是我抱着这种庄严的心情，收拾行装，离别妻子登上一条货船前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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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进入红色中国
第三节 一九四七年的中国


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不持护照而在一个外国登岸的。我并非有意吹嘘自己有什么本事，但我确曾不只一次，而是两次在中国登岸，都没有任何人要我出示我的美国护照。这至少反映了远东的一般情况。

我第一次在中国登岸是在一九三三年。那时，我根本没有拿护照，我是“约翰逊总统号”轮船的一名水手。这船很旧，是一九〇四年造的，木质甲板还漏水。我口袋里只有一毛钱，但我那时才二十三岁，有着浪漫主义的性格。船到香港我就上了岸，决心在东方逛一逛。我原打算呆两个礼拜，但渐渐喜欢了中国，结果呆了九年。

第二次到中国时，我其实有护照，但是没用着。我们的船经过四十二天令人疲累的航程，越过太平洋，到达天津外面肮脏的港口塘沽。那是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中国的币值象当时的气温一样下降得很快。普通老百姓拿着这些不值钱的纸币，买不到柴和米，挨冻又挨饿。所以，当一位圆滑的海关关员乘艇登上我们的船，一面宣称他不能让我们上岸，因为这是违反规定的，一面悄声对我们说，他家里子女多，不忍让他们挨饿时，我们并不感到意外。他的话很罗嗦，但没有中国人惯于采取的拐弯抹角，所以我们很快就猜到他的来意。他见我们懂得他的意思，便改变了态度，毫不客气地向我索取一件皮夹克（他没有得到）。他还向一个乘客要二百块美元和一个金手表(他得到了)。这个乘客带着一大箱染料，他自己估价值一千美元（但我相信在染料短缺的天津市场上其实可以卖一万五千美元）。之后，这位有七个子女的关员，干脆把海关条例抛到九霄云外，让我们在华北一处空旷的田野里登岸，于是我们和他双方都免除了办理海关和入境手续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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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阔别中国四年以后，就这样又回到那里，这丝毫没有夸张的成份。这件事是我得到的头一个印象：蒋介石的官吏一如既往，仍然是贪污勒索的能手。

我们交了好运，驻扎在那里的一支美军怜悯我们的处境，把我们送到他们在塘沽的司令部。如果我没有记错，那里驻有一连美军，看守着一处军火堆，这些军火四散堆放在田野里，而那里正处于共产党民兵出没的中心地区。那些美国兵思乡心切，十分窝火，觉得受了一种自己并不赞同的美国政策的愚弄。后来事实证明他们的担心并非完全没有根据。几个月后，当这支美军正要调离中国之际，共产党的民兵以为这个军火堆将被移交给蒋介石，便进行袭击，打伤了一些美国兵。美国当局勃然大怒，宣称这些军火本来准备丢进海里的，既然共产党的民兵欺人太甚，美国就要把这些军火交给蒋介石了。用这种办法整共产党是骗不了人的，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不管怎样，美国终归是要把这些军火交给蒋介石的。

离开塘沽那些思乡的美军后，我经天津前往北平，在一九四六年除夕进入城墙上筑有雉堞的北平城。我上回最后一次看到北平时它已处于日本占领下。我是在一九三九年和史迪威上校一家人离开北平的。史迪威那时正要回美国向陆军部情报处汇报工作。他跟情报处闹意见，因为情报处不重视他关于日本越来越成为美国心腹之患，因此美国应该援助中国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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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多年前的往事了，我之所以旧事重提，是因为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不久，史迪威将军（那时他还在冲绳岛）要求中国准许他去北平作最后一次访问，但蒋介石对他记仇，不准他入境，史迪威只好回美国，不久就死了，永没有机会再看到他如此热爱的北平。

假如这次他能够同我一起重回北平的话，他会看到这个城市在外表上没有多大变化。在华北的寒冷的晴空下，这座故都仍然如此令人神往。在昔日皇宫的许多园林里，服饰华美的青年男女在已封冻的护城河上溜着冰，使人根本想不到在那巍峨宫室之外，中国已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处于内战和革命之中。已有许多老中国通回到北平的胡同住所重操他们的旧业。他们隐处恬静的宅园里，重温以前的悠闲的生活，好像完全不知道，在那高高的城墙之外，一出历史剧正在血迹斑斑的中国大地上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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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新年假期中，中国故都的深池厚墙已经不足以把战争与革命的气氛屏诸于城外了。这种气氛，从哈尔滨到上海，从黄海之滨到内蒙，笼罩着全中国。在圣诞节假期间，据说两个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在东交民巷外面的操场上强奸了一个中国姑娘。北平成千上万大学生的民族情绪本来就很高昂，这个事件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

一九三六年的时候，我曾经目睹上万名北平学生，不畏军警的棍棒殴打，上街游行，高呼“坚决抗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分割华北”等口号。现在，在一九四六年底，就在这同一的古老城墙下，我又看到新一代的中国学生，显然继承着他们前辈的政治和精神传统，再次举起当年的民族主义旗帜上街游行，这次喊的口号是；“美国兵滚回去，我们要自由！打倒美帝国主义！”

这两次示威游行的特点．倒不在于它们都是由北平学生发动的，也不在于它们都是反对外国的，而在于它们都是违反蒋介石政府的意愿的。时间相隔已十年，学生已是换了一代，然而两次游行都是反对蒋介石，要求民族解放的。此中意义，明眼人是清楚的。

人们无需是一个国际间谍也能看出，北平许多在政府圈外的中国知识分子，都认为美国对中国内战的继续应负主要的责任，因为是它武装了游介石。人们也无需是一个先知也能断定，美军在中国土地上留驻越久，就越利于共产党向人民宣传蒋介石已成为美国的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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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述以及其他许多因素，美国调停中国内战的全部工作正在迅速崩溃，似乎没有一个人知道应该怎么办。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美国军官们更是不知如何是好。他们的办公处设在用洛克斐勒基金创办的协和医学院里，他们工作得如此狂热，以致对此感到钦佩的中国学者们很快就给执行部起了个外号，叫“万睡上校官”。

那些上校们是否上班时睡觉，这并不重要，因为到了一九四七年初的时候，中国内战的所谓停战已经被破坏无遗了。当国共双方的代表在南京、上海及北平谈判的时候，双方军队正在满洲及华北的战场上互相厮杀。

中国有句谚语说：“台上互相敬酒祝福，台下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这句话可谓是对一九四七年一月时的中国局势的最好写照。

这句讽刺话所反映的悲剧，美国调处特使马歇尔并非毫无所知，他在一九四七年一月中旬承认失败，收拾行装回国了，行前发表一个怨气冲冲的声明，对国共双方各打五十大板。

在马歇尔发表上述声明以后，人们无需具有特别致锐的眼光也能看出，中国那早已广泛展开的内战，即将变成一场争夺中国大陆的全面冲突。鉴于交通随时可能断绝，我决定马上动身去解放区。



原注一：解放区是共产党用来称呼抗日战争中所有肃清了日军的地区的名称。在解放战争中这一名称被沿用。一般不称这些地区为“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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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进入红色中国

第四节 搭乘“联总”的便车

要去解放区，怎么个去法，却是有些问题。十年前，当埃德加·斯诺冲破国民党的封锁，成为第一个访问红色区域的外国记者时，共产党偏处西北一隅，还不难找到他们。如今他们在苏联边境和黄海之间的广大区域里驰骋，茫茫大地，如何才能与他们接上头？

原注一：当抗日战争开始时，共产党只在西北控制了一块贫瘠的根据地，人口150万左右。抗战结束时，解放区面积达八十万平方英里（二百万平方公里），人口一亿四千万。虽然解放区并不巩固，但这一事实说明，共产党并不是靠俄国支援取得内战胜利的。他们实际上是在抗战中攒下内战获胜的资本的。

我本来可以搭乘那时还定期飞往共产党首都的美国联络飞机去延安。但是延安已经有点像是一个旅游中心，在中国的每一个外国记者都争着飞到那里去看共产党 毛泽东和共军总司令朱德一眼。我不想去凑这个热闹，因为这种方式不能深入了解中国人民、中国内战和革命。

我本来还可以去满洲。但是东北是在传统的中国生活的主流之外，那里没有轰轰烈烈的反封建主义斗争，没有严重的土地问题，因而不存在突出的革命形势。另外，和许多人的见解相反，满洲不是决定中国内战胜负的地方。我想正是这后一点促使我决定另找去处。

当时最关键的战区是华北。这里是一片广大的平原，人口九千万，位于蒋介石的首都南京和满洲之间。蒋介石据守平、津和华北一些地方，但除非他能在这个平原上打开一条通路，使他的孤处华北的部队同他的首都连成一气，否则便休想统一中国。横亘在蒋介石南北两军之间、挡住蒋介石北上道路的，是共军陈毅和刘伯承两部。陈毅将军的总部设在上海以北、北平以南的滨海省份山东。独眼将军刘伯承则驰骋于晋冀鲁豫边缘的广大地区，时而横扫平原，时而向西退入高扼平原的山西丛山之中。于是我决定进山去探访这位名将。

原注二：当时解放区有七个边区，每个都有自己的军队和选出来的政府。共产党并没有全国统一政权。1948年，几个边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这给了共产党建立中央政府提供了一个基础，如果他们确有此意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