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掩盖粮食缺口，社会持续加大三个方式的力度。 这三个方式是：工业化的农业技术应用、大量的粮食进口、毒化食品技术。我在2011年的时候，分析“猪吃人”的过程中总结，今年二季度基本上就是饥荒开始的时间。 体制在过去1年的时间里，通过在三个方式上的手段，加大表面的粮食供应，所以饥荒似乎还没有发生。 不过，这就像2011年，银行大规模推广理财产品一样，虽然民众的热情很高，但是民众的作用有限。 虽然体制在三个方式上已经用尽了全力，同样只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延缓饥荒的发生。

工业化的农业技术应用指的是，利用进口的化肥、农药、种子、激素等工业产品，提高粮食和蔬菜产量。 从“改革开放”之初，体制就开始引入塑料薄膜等技术，提高粮食和蔬菜产量，以求得粮食增产，让民众吃饱饭，感谢d的“好政策”。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量进口高效复合肥开始 冲击市场。 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采用进口化肥，因为进口化肥对粮食增产的效果显著。 当农民大量使用化肥的时候，就意味着放弃传统的农家肥，也就是有机肥。 从农民的角度，使用化肥简单、轻松、干净，而农家肥繁琐、脏臭，进口复合肥的增产作用比农家有机肥的显著的多。所以，从经济角度，农民普遍更愿意使用复合肥。 当然，农民们种的土地并不真正归自己，所以并不关心化肥会造成土地肥力的持续下降。 当然，农民也没有“有机”的概念，不会考虑农家肥种植出来的农产品比复合肥农产品的营养更加丰富。 同样道理，农民也在越来越多地采用进口种子和农药，以抵御病虫害，提高粮食和蔬菜产量。 对于一些病虫害影响较大的农产品，农民利用毒性更强的农药进行杀虫。 1950年代之后，中国广泛使用DDT、666等农药，这些高毒、高残留的农药对人危害很大。 而且，数十年后，土壤和水源中仍然有较多的DDT残留，继续在影响生态，并且对民众健康形成一定危害。 同样道理，农民大量使用的高毒农药，在继续对土壤形成危害。 新的高毒农药和早期的DDT、666等农药形成砷、汞等物质在土壤中的长期残留，一方面导致农作物的产量降低，另一方面在农作物吸收后，对于食用者的健康造成长期危害。 另外，随着粮食供应缺口日益扩大，中国开始大量推行转基因高产作物种子。 尤其是到了最近一两年，农民开始购买一种新的高产玉米种子。 这种玉米种子可以大幅增加玉米亩产，有效增加现有条件下的粮食供应。 另外，中国农民大量放弃大豆、油菜等低产作物，同时放弃价格低迷的棉花等经济作物，转而种植小麦、玉米等高产粮食作物。 这种增加亩产的方式，也从表面上减少了粮食缺口。

从长期角度，这种工业化的农业技术应用，对耕地进一步造成严重的损耗。 有一点可以比较明确，农作物产量和内在营养及土壤保持成反比。 不论转基因还是非转基因，小麦、水稻、玉米等农产品的产量越高，往往意味着单位产量中的营养越少，而且对于土壤肥力的消耗加快。 从消费的角度，在转基因种子的推广过程中，推广者不会告诉农民，这些种子是转基因种子。 一方面，农民不知道转基因种子是怎么回事，另一方面，农民也不关心到底是什么种子，只要产量高就行。 既然农民在不知道也不关心，中国的消费者也就是更难了解自己吃的是什么。 从2010年开始，转基因粮食成为中国城市消费者关心的话题。 但是，这些消费者可能不知道，体制早在几年前就开始推广转基因主粮。 而消费者们也无可奈何，在叫嚷了一段时间也停止发出声音了。 即使转基因主粮已经基本上泛滥，中国民众也开始“逆来顺受”。 由于人们无法预知很多转基因农产品的危害，因此大量食用这样的农产品对身体有什么影响，人们无法提前推测。 中国民众只要眼前吃不死，就只能当没事了。 另一方面，工业化技术对于耕地的侵蚀日益明显，而且呈现加速状态。 自从“改革开放”之后，在工业化的农业技术支持下，中国耕地的高产减少了短期的粮食出口。 但是，随着中国耕地保持高产，而且缺乏休耕轮种，耕地的土壤日益贫瘠。 可以说，中国的粮食增产和加大化肥、农药、转基因种子的投入，有着直接的关系。 但是，从2010年之后，即使加入大量化肥农药，因为很多地区的土壤肥力的明显衰退，也无法抑制农作物产量开始减少。 也就是说，不论中短期化肥、农药、转基因种子怎么提高粮食产量，未来几年到十年以上，中国随着耕地肥力的严重衰退，必然要经历严重的大减产。 而且，一旦化肥、农药、转基因种子的投入减少，粮食产量会明显减少、甚至大量耕地绝收，导致粮食缺口急剧扩大。

第二种方式是大量进口粮食。 目前，中国的粮食供给小于需求，总量缺口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三分之一，必需通过进口来解决。 进口粮食是没办法的，因为缺口实实在在在那里。 但是，怎么进口粮食，就有了很大的关系。 对于体制来说，要尽可能通过进口高热量的农产品，减小民众对于粮食缺口的注意。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进口了很多加拿大面粉，以弥补当时的粮食缺口。 当时，人们不会太关注进口面粉，因为土地在那里，而且人们也知道粮食不够吃。 所以，不论进口什么农产品，人们都觉得可以接受。 但是，在过去十几年，中国已经不提粮食缺口的问题。 同时，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也没经历过挨饿的年月。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粮食缺口急剧增大。如果大规模进口小麦、玉米的话，一方面进口规模极大，另一方面民众都能够感觉到进口的规模，开始关注粮食缺口。 所以，体制通过“价格杠杆”，引导农民多种小麦、玉米等高产作物，同时减少大豆、油菜等种植。 比如，大豆平均亩产只有玉米的三分之一，而价格为玉米的两倍。 这时候，大多数农民都会选择停止种大豆，转而种玉米。 当中国农民集中种小麦、玉米等高产作物的时候，中国的粮食产量似乎保持相对稳定。 通过这种方式，掩盖了从热量的角度，中国的粮食产量下降的事实。 同时，中国大量进口低产的大豆，并且进口大量的棕榈油和豆油等油品。当人们吃大豆油、棕榈油的时候，就会忽略这些食用油的来源。 按照保守估计，中国的食用油60%以上的供应都依赖进口，形成中国人食物热量的主要来源之一。 当然，具体数字可能更高，因为在最近数年中，中国大豆和油菜种植面积急剧减少。在2011-2012年度，因为中国本土大豆种植继续萎缩，大豆进口量可能达到大豆总消费量的90%以上。 而这些进口大豆是中国本土榨油的主要来源，是市场上供应量最大的食用油品种。 另外，在中国销量巨大的棕榈油也基本依靠进口，并且进口一部分豆油。 从这个角度，中国市场上的食用油，大部分依靠进口。只有少量的菜籽油、花生油、葵花籽油等品种，仍然依靠国产原料。 当然，如果仅仅靠继续增加油料产品和食用油的进口，也会把国际粮价炒上天。 所以，就要相对控制进口，保持世界粮价“稳定”。 也就是说，中国的需求已经和世界的供应发生巨大矛盾，世界供应已经满足不了中国的缺口。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国内食用油的供应量，保持国内价格“稳定”，不至于价格涨上天？

第三种是毒化“保鲜”技术。 当粮食进口都不够的时候，为了维持现有的状况，就必须运用新的手段。 比如，在2012年，中国的大豆和食用油进口孩子猛增。 但是，仍然无法满足国内的需求，再次形成巨大的缺口。而且，随着世界粮食生产不如预期，国际粮食供应已经基本到达极限。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必须自行“解决”缺口问题。 所以，大量的地沟油“横空出世”，成为国内食用油市场的主要“供应源”之一。 早期，地沟油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使用，主要供应落后地区，或者只追求低价的低档食堂，比如血汗工厂或者建筑工地的食堂。 因为，监管人员不会关心他们的生活，也就不会监管这些地方。 而“包吃包住”的食堂经营者则想方设法降低成本，也不会关心这些血汗奴工的身体健康。 如果这些油流入城市、进入经营的饭店，监管人员可能就会进行干预。 问题在于，当整个社会上的食用油不够了的时候，体制面临两条路：1、油价大幅上涨；2、放松监管，让地沟油来增加“供应”。 对于体制来说，食用油价格大幅上涨不可接受，那就意味着选择第2条路。 所以，最近两年地沟油处理技术大幅升级，地沟油 表面上看已经和一般的油样子相同，也已经成为市场中的一个“主力”。 可以说，地沟油在满足市场的“食用油”供应，压制国内食用油价格，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就这样，进口和毒化技术“相辅相成”，在鱼肉蛋奶和蔬菜等方面，满足社会民众的吃的需求。 比如，中国大规模增加猪肉进口，同时加大瘦肉精猪肉的养殖等等。 在蔬菜方面，由于蔬菜保存困难，因此进口较少。 所以，当耕地越来越少的时候，蔬菜价格居高不下，表现出巨大的缺口。 在这样的情况下，甲醛保鲜白菜、“翻新土豆”等技术处理的蔬菜加大供应，也在明显减少蔬菜储运过程中的损耗，降低蔬菜的综合成本，提高蔬菜的供应。 通过这些“保鲜技术”，防止菜价涨到天上。 因为，如果不使用这些技术，即使只是蔬菜价格上涨，也会让民众从蔬菜价格联想到粮食价格，可能造成粮食价格大幅上涨。

中国的基础问题在农村，爆发点在城市。进入1970年代后，上山下乡政策越来越难以贯彻，城市人口也越来越多。 在这样的情况下，城市“无产阶级”需要更多的食品、穿衣、居住等条件。 所以，体制折腾到后来之后，被迫进行“改革开放”。如果中国还处于封闭环境，无法引入西方的工业化技术，粮食早已经不够吃，体制经济也很早就已经瓦解。 进入1990年代后，体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而且，1990年代后的“新条块分割”系统，就靠着低粮价维持，通过低粮价导致低地价-耕地价格。体制可以通过低价征地，支持“招商引资”、血汗工厂、房地产暴利，还可以随意挖矿和污染相关环境。 体制通过收买城市，让城市居民“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才能够保持其合法性。 所以，中国进入大规模的经济推动阶段，而这些经济推动的结果都导致耕地持续减少，到后来变成急剧减少。 耕地急剧减少、农民放弃种粮，导致粮食供需缺口急剧增大，进而引发严重通胀，然后社会再次进入动荡。 这就是在现有体制下，中国经济的必然模式。 不过，“改革开放”之后，体制通过粮食供应的三个方面努力，奠定了体制生存的基础。 随着三个方面的努力，体制大力、全面深入推广工业化的农业技术应用、大量的粮食进口、毒化食品技术；缓解了两方面的矛盾，也就是社会粮食需求的增长，以及越来越少耕地的矛盾；两方面矛盾的缓解，有效地掩盖了中国的粮食缺口。 随着越来越多的耕地受到毁灭性破坏，体制更积极地引入更加高产的化肥、农药、转基因种子、激素等等。 同时，体制从早期的棕榈油进口，逐渐开始实施大豆进口，进而再变成超大规模的大豆、棕榈油和豆油进口。 在这些都不够的时候，再迅速增加猪肉进口，从最初从美国进口，后来演变成从英国进口；更重要的是，从猪肉进口延伸到猪内脏、猪头、猪蹄等“猪下水”进口。 而且，“猪下水”进口以走私方式实现，更容易让民众忽略粮食缺口。 更重要的是，体制通过各种方式，让人们忽略粮食缺口背后的耕地缺口。 很多人听郎咸平的讲演，说外国粮商控制了中国民众的餐桌。 而郎咸平的论调就是用“帝国主义阴谋论”，成功转移民众对耕地的缺口的注意。 因为，如果不进行转移，民众认识到巨大的粮食缺口，以及粮食缺口背后的耕地缺口，就会产生巨大的反应，体制对中国的控制可以迅速“土崩瓦解”。

粮食缺口背后的耕地缺口到底有多少？ 仅仅以进口大豆和油脂大致进行推算，就可以看到中国的粮食缺口背后的耕地缺口。 根据渣打银行方面的调研，2012年中国进口大豆将达到将达到7220万吨，进口额将超过320亿美元；下半年国际大豆市场供应将较为紧张。按照渣打银行的预测，未来十多年内，中国进口大豆还将进一步攀升，2013年中国进口大豆将达到8710万吨，到2020年将提高至1.25亿吨。 如果按照黑龙江垦区2008年数据，亩产将近350斤大豆，也就是175公斤。 当然，从很多黑龙江地区的农民反馈，亩产大致在300斤左右。 如果按照亩产175公斤，7220万吨进口大豆如果需要自产，需要超过4.1亿亩的耕地。 2011年，中国植物油进口总量777万吨。 进口棕榈油总量为590万吨，其中精炼棕榈油（熔点19℃-24℃）达461万吨，占总进口的78%。 另外，豆油进口量为接近115万吨。 如果按照压榨法，一斤大豆可以榨出20%以下的油；按照化学浸出法，可以明显提高榨油率。化学浸出法是将“六号抽提溶剂油”(俗称“六号轻汽油”)的原料与粉碎后的油料混合后进行油脂的抽提。 一般来说，使用压榨法后，豆饼内还有5%以上的油脂残留，使用浸出法则达到1%以下的油脂残留。 也就是说，浸出法榨油出油率高、成本低，中国大多数豆油都使用浸出法榨油。 如果按高含油的转基因大豆，以浸出法的高限计算，3斤大豆能够榨出1斤油。 那么，777万吨油脂的进口可以折合为2200多万吨大豆，如果需要自产，则需要将近1.3亿亩良田。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数据是按照黑龙江黑土地的状况，实现的大豆产量。 因此，仅大豆和相关油脂进口，中国就节省了5亿多亩的良田。 反过来，中国通过大量进口大豆和油脂，在不知不觉中就置换出5亿多亩的良田，用于工业区、铁公基、房地产等方面的开发，同时能够保障人们对于食用油脂的需求， 而5亿多亩失去的良田才是中国大量进口大豆和食用油脂的关键原因。 所以，如果剥开所谓“帝国主义阴谋论”的皮，就可以背后中国耕地匮乏的真实状况。

如果计算工业化的农业生产，土地相关的数据更加显著。 根据数据显示，1950年代初期，小麦亩产量150斤-200斤。 到目前，小麦亩产量500斤-900斤。也就是说，现在的小麦亩产是60多年前的3-4倍。 在1949年，中国玉米平均亩产仅为64公斤，到2006年则增长到将近360公斤。 另外，在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的平均亩产可以500公斤以上。 最近几年，有的地区由于土地适宜，再加上高产种子，亩产甚至可以达到800公斤。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玉米亩产大致增加6倍左右。对于高产地区，玉米亩产增加甚至超过10倍。 另外，中国广泛种植的水稻，在1949年的时候，亩产大约为126公斤，到2007年，平均亩产已经达到470公斤。 而这个数字还是在中国种植转基因水稻之前，近几年转基因水稻已经全面推广，水稻单位亩产还在增长。 因此，经过60年，水稻的亩产也达到4倍左右。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在过去60多年，普遍达到以前的4倍，或者更多。 通过亩产提高，中国的粮食生产到2011年，号称已经达到5.7亿吨。 也就是说，单位亩产的大量增加，让中国能够在耕地持续减少的同时，还能够支持14-15亿左右的人口。 也就是说，因为亩产普遍是以前的4倍，所以能够支持中国人口从1950年代初的5亿多人，达到目前的14-15亿人，也就是将近3倍的人口。 如果仅仅以这些数字，似乎觉得中国土地面临的问题似乎不太大。 因为，毕竟中国粮食亩产很高，这些高产的耕地支撑着中国主要的粮食需求。 所以，即使中国出了问题，只要中国人能够节约一点、少吃一点、吃的差一点，似乎也能够过得去。 问题在于，如果只停留在数字表面，很容易被数字所欺骗。 要了解真相，必须将对数字进行分析。

回到基本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粮食亩产持续提高？ 粮食亩产是中国粮食内生性供应的基础，中国粮食安全的基本保障。 分析中国的粮食产量，关键在于思考粮食亩产。 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现在的土地比1949年更加肥沃吗？ 如果现在的土地比1949年更加肥沃，那么中国的粮食增产就有坚实的基础。 这时候可以说，中国的农业在60多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人不用太担心粮食问题。 但是，如果不是更加肥沃，那就问题大了。 而有目共睹的事实是，中国的耕地并非更加肥沃，而是变得严重贫瘠。 在1949年前，中国的农田系统虽然非常初级，但是已经形成较为合理的生产系统。 当时，中国农业属于小农经济主导，仍然主要靠人力进行耕作，所以农村较为贫困。 这个较为贫困并非和1949年之后的中国农村贫困相比，而是和现在的世界相比。 因为从现在的眼光看，当时的小农经济属于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种植的是绿色食品，没有任何污染，其耕作方式类似于今天的日本农业。当然，日本农业更加先进，技术含量更高。但是，这也是日本农业在过去60多年的发展。 在1949年前，日本农业水平和中国大陆差不多，韩国农业水平更差。中国大陆在1949年之后，不仅没有提高农业技术，反而大部分摧毁了当时的农业系统。 比如，当时北京周边地区、江南的“鱼米之乡”、两湖、两广等地，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灌溉系统、耕作系统，能够生产优质的稻米、或者高产量的稻米。 从195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大规模建设劣质水库，也就是所谓的兴修水利工程。 另外，采取了大量“围湖造田”的措施，其中“千湖之省”的湖北表现最为明显。“大跃进”时期，大规模地砍伐森林、破坏植被，同样导致大量良田失去生态依托。因为这些水库、“填湖”、砍伐森林扰乱了生态系统，北京开始出现缺水，南方的农业生态系统也遭到破坏，“自然灾害”显著增加。 另外，随着中国的化工厂、化肥厂建立起来，农民们也开始使用化肥农药，来提高粮食亩产量。 从DDT、666等农药开始使用，土壤中逐渐积累砷等有害物质。 “改革开放”之后，农民们开始越来越依赖塑料薄膜、化肥、农药的作用，丝毫不考虑这些产品对于土地的危害。 比如，在1980年代中后期，塑料薄膜在使用后，大量残留在耕地里，严重破坏土壤，引发很多耕地严重的减产。 后来，农业上开始禁止使用贴地的一次性塑料薄膜，防止土地遭到更多的损害。 随着土壤越来越贫瘠，农民持续加大化肥的用量；随着病虫害的抗药性越强，农民加大农药的用量；随着土地单产要求越来越高，农民选择更高产的种子。所以，看上去亩产提高了很多，但是这些增产都是在工业化的支持下实现，而不是因为农田条件改善的结果。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农业基础基本上已经被破坏。随着城市的扩张、工业和铁公基的扩张，农村的水源系统遭到系统破坏。由于中国的经济政策，导致生态系统逐渐枯竭，大量农业区的农民无法利用地表水源进行灌溉。 所以，农民开始打井灌溉，有的地区还打深井灌溉。 就这样，经过数十年的演变，一个自然生态的农业系统被改造成工业化技术支持的农业系统。 除了大量耕地被不可逆地毁坏外，在剩下的农业系统中，原有的灌溉系统遭到破坏，原有的农业生态食物链遭到破坏，原有的土壤施肥系统遭到破坏，原有的土地肥力被严重侵蚀。 另外，最新统计显示，中国沙漠化土地已达174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8.2%沙漠化面积每年仍以3436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 60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同时没饿死的也处于不同程度的饥饿状态。 沙漠化也是类似状态，相当一部分沙漠化的时候，另外的土地也不同程度受到影响。这也意味着，农田能够得到的自然资源系统支持更少，受到沙漠侵蚀的状况越来越严重。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看出“经济崩溃”的作用。 不少人说：“经济崩溃对你有什么好处，为什么你们这么喜欢崩溃？” 从中国的角度，经济崩溃的结果，就是减缓现有经济对耕地和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 如果中国经济在1958年崩溃，引发整个体制崩溃，就不会有严重破坏自然的“大跃进”，也不会有后来巨大的人口增长。 如果在“改革开放”前崩溃，当时社会还能够维持，人口死亡也会较少。 如果在1990年代前崩溃，就不会有后来的铁公基、房地产，不会有现在耕地和生态系统的毁灭性破坏，人口死亡也不会太多。 如果在2008年崩溃，也不会有最近几年最疯狂的毁灭耕地、毁灭资源的行动，人口减损的程度小一些，子孙能够生存的空间大一些。 但是，因为中国经济一直“不崩溃”，或者说体制一直没有“崩”，所以中国走到最后的绝境。 一旦经济发生崩溃，将形成前所未有的惨烈局面。 这就像我在前面说的癌症患者，人们总是要拼劲全力去挽救体制，想方设法让这个体制活的时间更长。结果虽然在短时间让体制存活，但是导致整个社会和自然环境的毁灭。 到时候，除了很少数能够及时离开中国的人之外，绝大多数支持体制、容忍体制的人也要经历这个惨烈的过程。 而且，离体制越近的人，能够生存下来的几率就越渺茫。 那么，到底“大物理”以什么样的规模发生？ 这还要通过农业进行分析。

关键在于，一旦失去工业化手段，中国农业立即回到原始状态。 在1949年前，中国主要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这个意思似乎是贬义，因为“自给自足”像是落后于时代，而且民众似乎普遍比较贫困。 但实际上，“自给自足”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形成自我生存循环的机制。 即使外界发生巨大变化，农业系统也可以实现自我运转，养活一定数量的人口。 在1960年大饥荒的时候，很多农村的农民大都饿得没有力气，根本无力下地干农活。 农民就把种子撒在地里，让种子自己去长。 而因为农业的自动循环系统，种子自己长出来、形成粮食，农民吃了长出来的粮食，开始慢慢缓过来，有了力气。 第二年，农民能够开始做农活，加大对农田的劳力投入，粮食产量恢复，到62年农业整体恢复过来。但是，进入21世纪，中国几乎所有“自给自足”的农业系统都被毁坏殆尽，农民基本上都靠化肥、农药、种子、激素等方式种田。 现在的问题在于，如果没有化肥，粮食产量立即返回到1950年代初的水平。 因为土壤自身基本失去肥力，不可能支持高产。 如果，如果没有农药，大量病虫害会卷土重来。 而且，由于以前的农业绿色自我循环系统被破坏，病虫害基本上已经没有天敌。 比如，以前有些地区的水稻田中养鱼，能够吃掉水里的害虫卵，将害虫控制在较低的水平。 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系统，如果没有农药，害虫可以大量繁殖。 在没有化肥的情况下，如果再没有农药，很多地区会出现因为害虫大量繁殖，而导致的粮食绝收。 另外，现在中国农民选用的种子也都不可持续，经过一两代后，再留种也无法生长。 所以，农民必须持续购买种子，以保证粮食生产。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农民没钱买化肥、农药、种子、激素等农业“生产资料”，会立即引发粮食大规模减产。 减产幅度根据两个方面决定：1、良田减少：过去60多年，大量良田被侵占，尤其是东部和东南部的良田遭到大规模毁灭性破坏；2、农业系统被破坏：大部分农业生态系统已经被破坏，失去粮食的自我生长收获能力。 首先，即使中国的农田生产系统没有被破坏，如果失去工业化的农业产粮手段，中国也会回到过去的产粮水平。 按照平均的产粮状态，中国的现有粮食产量将减少3/4左右。 即使中国人像1950年代初那样，大部分是农民，以精耕细作的方式对土地进行大量的劳力投入，以比较贫困的方式生活，也只够5亿人左右生存。 问题在于，在大量良田被毁、农业生态 系统大部分被破坏的情况下，如果失去工业化手段支持，中国粮食产量无法回到当时的水平，而是可能骤减5/6-9/10。 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意味着中国人口将回到一个历史上的较低水平，也就是按照5亿人的水平，再进行分母和分子运算，进行相应递减。

外汇是工业化的基础。 对于粮食主产区的华北农村，地表水已经基本上枯竭，抽水灌溉成为农业灌溉系统的主要方式。 而抽水灌溉需要电力，或者需要柴油机支持抽水机。 而中国的石油大部分依赖进口，进口就需要外汇；发电设备和小型柴油机的核心部件也需要进口，其运转和维护也需要外汇；化肥大量依赖进口，尤其钾肥大部分都依赖进口；农药的很多原料依赖进口，有的农药直接进口；种子需要进口，而且是高价种子，也都需要外汇。 另外，中国还每年天量进口大豆、油脂和猪肉等农产品，也需要大量外汇。 也就是说，如果外汇发生短缺，中国农资产品和农业机械就会发生大规模短缺。而外汇是否短缺 ，又涉及到外汇储备和外资企业对于中国前景的认识。 一旦外资大规模撤离，加上各种国内的权贵“跑路”，外储会在短时间被抢空。 届时，中国失去所有外汇，绝大部分的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种子等企业和经销商系统完全停顿。 即使还有少量外汇进行购买，这些农资也很难通过经销商系统，广泛卖到各地的农民手中。 因为，届时交通运输系统也基本失去作用，因为中国没有外汇购买关键汽车零部件等产品。 农民买不到农资，必须重新回到“小农经济”时代。但是，大多数农民没有留下可以持续的种子，所以还要寻找“低产”种子。 而且，农民到时候完全“靠天吃饭”、“听天由命”，只能希望“风调雨顺”，而且没有病虫害，来保障一亩200、300百斤的收获。 如果稍微遇到干旱、或者遇到病虫害，也会直接造成大减产，可能连一亩100斤的产量都保不住。 就像2011年，山东河南很多地区发生干旱，没有进行水浇地的部分都只有100斤左右的收获量。 很多农民懒得收割，一把火烧掉了这些成熟的庄稼。 而这种情况还是在种子、化肥和农药都比较齐全的情况下，发生的干旱状况。 如果到时候在没有农药化肥，种子本身产量又低的情况下，一旦发生干旱和病虫害，收成能够达到多少更很难说了。 所以，一旦外资开始撤退，外汇储备流失，中国的工业化农业也就走到尽头。 到时候，农民需要以原始的方式，在恶劣的耕地上进行种植。 而这样的方式能够喂养多少人，就是一个未知数。 但是，不论能够喂养多少人，大多数人将面临没饭吃的境地。 没饭吃的结果就是死亡，这是自然界的规律，没有人能够抗拒。 （待续）

金钱独裁 - 中国经济的“自由落体”（下）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金钱独裁”。20世纪中后期开始，随着美元本位逐渐代替金本位，美元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货币，支持全球金融一体化格局的形成。 美元成为“硬通货”，极大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更确切地说，“经济全球化”应该被称为“金融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以美元本位（金钱）为杠杆，推动世界经济格局的改变。 更重要的是，美元的全球大规模流通，以迅猛之势改变了世界社会格局。金钱成了全世界绝大多数民众的共同信仰，让不同信仰的人们走到一起，为了赚钱而协作起来。当整个世界为了赚钱而共同努力的时候，金钱开始掌控世界，因此叫做“金钱独裁 ”。“金钱独裁”支持了中国的“经济奇迹”，更推动中国快速走向全面毁灭。

1、 经济结构与金钱独裁

从广义经济的概念范畴，经济的结构可以总结为：“三大经济系统、两种社会模式、整体资源环境”。 通过分析三大经济系统、明确两种社会模式的特点，分析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特点，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世界经济的问题、明确世界经济的走向，并且了解中国“经济”的结局。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的社会经济逐渐细化为三大系统：金融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 其中，金融系统包括外汇、银行、股市、债市、保险、期货交易等等行业或者市场。 金融系统如同经济的“金字塔尖”，反应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模式。金融系统也是社会民众的主要关注点，直接主导社会民众的行为。 经济系统也被称为实体经济，是一个国家的“经济主体”。 经济系统包括国家机器的运转、产业和企业的运行、以及个人的收入和消费等具体行为。 而社会系统社会民众的信仰与教育模式、社会法律制度和运转模式、社会自助和互助系统的运转、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等等部分。 社会系统是经济的“地基”，容易被经济所忽略，但是起到根本的决定作用。 社会系统可以分为自由社会和奴隶社会。 按照更加广义的经济学概念范畴，经济不仅仅包括整个人类社会，还应该将社会置于自然环境中进行思考。 从这个范畴思考，在社会经济的三大系统之外，是自然资源和环境。 自然资源和关键是任何社会的根本生存“土壤”，支持社会经济的运转。 如果将社会经济比作一棵大树，那么金融系统是花和果实，经济系统是主干和枝叶，而社会系统是树根；同时，自然资源环境则是支持大树生存发展的土壤、空气、水分、阳光等。 反过来，任何社会经济活动都会对自然资源和环境造成影响。。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金融全球化”。当一些人鼓吹“经济全球化”的时候，总在强调或者承诺“经济全球化”的好处，比如推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让落后地区的民众更加富裕等等。但是，如果按照广义经济学的概念，就会发现这种强调或者承诺都是虚假的。 往好了说，是美好而不可实现的幻想；往坏里说，是充满恶意的谎言。 从过去数十年的“经济全球化”过程可以看出，所谓“经济全球化”只是金融系统的全球化，各国的金融系统开始在形式上趋同。 而在经济系统上，发达国家只是将低端的产业向落后国家转移，让落后国家做发达国家的“血汗工厂”。 在过去几十年，不论一些人如何鼓吹“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但是落后国家的产业经济都没有实质的提升。尤其在“知识经济”和信息产业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经济差距实际上越来越大，形成不可逾越的“经济鸿沟”。 少数实现经济高端化的日本、韩国、台湾和以色列等国家或者地区，都是在美国支持下，实施与美国类似的自由社会模式的国家。 简言之，不是经济促进社会发展，而是社会决定经济发展，或者说自由社会决定经济发展。 更进一步，从社会系统的角度，“经济全球化”不仅没有推动自由社会的发展，而是通过经济手段强化奴隶社会的特质。 “经济全球化”故意抹杀自由社会系统对于经济的决定意义，将奴隶社会也容纳进入“经济全球化”的轨道。当奴隶社会因为“经济全球化”也获得利益的时候，奴隶社会的结果不是更快瓦解，而是寿命得到明显延长。 因为，奴隶社会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通过出卖自然资源和“血汗工厂”的廉价劳动力，支持了奴隶主阶层的享乐。 所以，“经济全球化”并不能推动奴隶社会的改变，反而巩固奴隶社会中奴隶主的地位，增强奴隶社会的社会模式。 从这个角度，“经济全球化”并不是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全球化”，而只是金融系统的全球化，也就是“金融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加速全球的社会系统和自然资源环境急剧恶化。 “金融全球化”的主要作用有两方面：一方面对奴隶制社会采取容忍态度，通过经济为奴隶社会“输血”，增强奴隶制社会力量；另一方面，当金钱成为社会核心的时候，自由社会也受到严重侵蚀，整个社会开始腐化，开始走向“奴役之路”。美国作为自由社会的标杆，曾经是各个奴隶制国家广大民众的希望。 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美国自身也加速奴隶社会的进程。在美国内部，一方面通过美元本位，推动金融全球化，以及美国的特殊“知识经济”优势，导致一个巨富阶层开始形成；另一方面，在民主党大幅提高最低工资后，美国大量中低端工作的成本过高，导致大量低端工作被进行“国际外包”，也就是大量工作岗位被落后国家的“血汗工厂”夺走，导致美国失业率急剧增加，美国开始形成新的贫困阶层。 而且，由于奴隶社会“血汗工厂”的竞争，不论全球经济增长还是下降，美国制造业的的工作岗位越来越少，而这是美国“中产阶级”的主体。所以，美国少数人挣着高工资，过着优越的生活；而大多数人只能接受低工资、低技能的工作，或者被迫失业。 而且，随着通胀加剧，大多数人生活水平加速恶化。 从这个角度，美国越来越像古罗马城，罗马帝国中心的特点。而在奴隶制社会，“经济全球化”给了奴隶主们发财的机会，他们一方面迫使奴隶社会的奴隶们进入“血汗工厂”当奴工，对奴隶的身心进行更深刻地摧残；另一方面，奴隶主为了满足自身的贪欲，对整个奴隶社会的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毁灭性开采和掠夺，使奴隶社会民众的子孙都无法摆脱悲惨的命运。所以，从社会系统和自然资源环境的角度，“金融全球化”不仅加剧发达国家对于落后国家的奴役、加剧落后国家奴隶主阶层对于奴隶阶层的奴役，引发发达国家大多数民众的贫困化，更让奴隶国家的民众陷于更深刻的苦难之中。所以，当“经济全球化”的幻想或者谎言大行其道的时候，各国民众的生活不是变得更好，而是变得更加艰难和痛苦。从这个角度，各国的大多数民众都因为“金融全球化”而陷入更困难或者更悲惨的受奴役境地，这就是“金钱独裁”。

“金钱独裁”对自由社会也造成沉重的打击。 “金钱独裁”的前奏是“经济全球化”，从经济上对自由社会进行侵蚀。在20世纪，美国是自由世界的标杆，激发人们对于自由世界的向往。 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美国日益向奴隶社会靠拢。 奴隶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社会贫富分化不断加剧。 贫富加剧一方面由“经济全球化”引发，另一方面反过来支持“经济全球化”。 在二战后，麦克阿瑟改造日本的体制，将日本从一个军国主义国家改造成自由社会。 朝鲜战争后，美国开始大力支持日本的发展。 美国低价或者免费向日本转让大量专利和专门技术。 而且，日本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建立了庞大的信息网，从当时疏于防范的美国窃取了大量技术。 在这些技术的基础上，日本进行大规模商业化研发和应用，生产出大量符合市场需求的先进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竞争。 在日本产品的竞争下，美国工业经济遭受到沉重打击，日本经济也因此发展起来。 不过，日本是自由社会，遵守自由社会的规则。 当日本发展起来后，按照自由社会的规则-尤其是知识产权规则，与美国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 这种竞争的结果是，日本成为一个新的大市场，大量购买美国的各种产品，开始反过来给美国企业“输血”。 美国的大量技术和产品销往日本，给美国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形成“共同富裕”的结果。 与之相对比，当美国开始向中国投资后，大量技术开始向中国转移。 很多中国企业盗取或者仿冒美国的商标、专利、技术等等，生产出大量的廉价产品，后来被称为“山寨货”。 这些“山寨货”不仅在中国抢占美国公司的市场份额，还将产品打入欧美市场，侵蚀美国公司本来的市场份额。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量美国企业-尤其是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中小企业-纷纷裁员或者倒闭。 在自由社会中，中小企业是真正的经济推动者，也是具有知识技能的中产阶级的主要创造者。 而因为中国的奴隶社会性质，即使中国经济开始发展，对于美国中小企业来说，并没有形成新市场。 所以，美国大量的中小企业永远关门，美国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遭到重创，大量知识技术人员永久失业。 而随着这种状况加剧，反而更加速美国向中国进行“外包”的流程，更进一步打击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大量失血后，中产阶级加速萎缩，贫富分化日益加剧。 同时，在强大财力支持下的美国大企业，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从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好处。 随着中小企业日渐艰难、大企业实力更加雄厚，美国的“寡头经济”特征日益显著，为“金钱独裁”提供了经济系统支持。

“金钱独裁”的突出表现就是“经济刺激”政策。 2008年之后，“次贷危机”全面爆发，美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 这种政策的实施包括两个方面：1、美联储伯南克进行大规模连续QE印钞；2、奥巴马大规模增加政府消费支出。 通过这种方式，少数一些人决定了整个社会的运转方向和方式。 通过这种大规模的消费支出，奥巴马收买了相当一部分支持者。 这些支持者为了自身的短期利益，而不考虑美国国债的 迅猛增加，以及美元实际上的明显贬值。 在广大短视的民众支持下，伯南克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印钱，奥巴马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花钱。 或者说，通过金融杠杆，少数人可以很聪明地绕过自由社会的机制，操控整个社会经济。 北美殖民地之所以反英，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无权利、不纳税”，这也是自由社会中的关键基础。 而在美元本位为主导的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大规模印钞，外加大规模借债，以相对隐性的方式对民众进行征税。 而美国的贫困阶层则支持这种征税方式，因为他们需要政府消费，才能够获得经济补助。 而这种社会模式属于新罗马帝国模式，推动美国越来越滑向奴隶社会。 欧洲也处于类似的状态，不过欧洲走的更远。 一些欧洲政客向欧洲民众推销欧元，建立欧元区，也就是欧洲“大政府”模式，承诺欧洲民众更美好的未来。 不过，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席卷全球，欧洲突然发现自己的境况更差。 于是，这些政客在数年的时间内，一次次通过印钞和贷款，支持以希腊为焦点的PIIGS的欧洲五国。 如果不再印钞和贷款来支持这些国家，这些国家将退出欧元区，欧元将解体。 其 结果是，不仅这些欧洲落后国家陷入更深刻的萧条，努力工作的德国人创造的盈余，也将在这些国家破产和欧元解体之后，基本打了“水漂”。 所以，不论美国还是欧洲，都已经开始进入少数人垄断的局面，也就是滑向奴隶社会。 在国家政策态度上，欧美国家的政客们纷纷向中俄和中东等奴隶制国家示好，表现出这些自由国家与奴隶社会开始同流合污的倾向。

认识“金钱”独裁，就能够看清楚未来社会经济方向。 不论是自由社会还是奴隶社会，经济都有上升和下降周期。 自由社会和奴隶社会的关键区别在于，在下降周期中，三大系统的之间的互动关系不同。 越是自由社会，越注重社会系统建设和自然资源和环境；越是奴隶社会，越注重金钱。 在自由社会进入下降周期后，往往是金融系统首先崩溃，也就是人们说的“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开始“自由落体”，也就是经济危机，之后形成经济萧条。 不论1929年美国发生的“股灾”，还是2008年的“次贷危机”，都是金融系统发生突然崩溃，也就是金融危机。 在自由社会中，金融危机之后意味着金融系统崩溃。 而社会进入自我应急机制状态，任由金融系统崩溃，并且承受金融危机对于经济系统的影响，也就是承受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 在经济萧条中，大多数人需要节衣缩食，很多人还得忍饥挨饿。 不过，由于自由社会的基础稳定，社会自我救助系统发达，即使社会经历非常困难的状况，社会往往也能够挺过去。 就像29年经济大萧条之后的将近10年，即使罗斯福新政也在大规模通过金融杠杆“刺激经济”，但当时由于金本位货币，限制美国政府的规模，因此其金融杠杆的作用有限。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多数美国人都在默默承受经济艰难的过程，也就是付出自由社会的代价。 与之相对比，在“金钱独裁”的奴隶社会，当金融危机发生之后，首先要保障“金钱独裁”的地位，也就是金融系统的“稳定”。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大量印钞来“刺激经济”，让金融系统能够继续运转。 不论中国的“4万亿”还是美国对金融系统的大规模注资，都是这种方式的体现。 当然，经济周期无法阻挡，印钞虽然能够保护金融系统，也就是保护“金钱独裁”，但是无法阻止经济系统的恶化。

问题的本质在于，“金钱独裁”以印钞的方式，动摇了整个社会的生存根基。 印钞通过掩盖表层问题，使表层问题深入化。 或者说，通过“经济刺激”，掩盖金融系统和经济系统的问题，更深入地摧毁社会系统和自然资源和环境。 在经济层面，欧美等国的大规模印钞，主要是挽救和刺激早已经过剩的房地产和汽车产业，导致经济结构日益扭曲。 当金钱都流向房地产和汽车-也就是过剩产业和大企业-的时候，大量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日益狭窄，裁员和关门的速度越来越快。 即使在大企业，由于“经济刺激”造成的通胀成本上升，奥巴马大政府福利体系造成的税务成本上升，导致企业利润率急剧下降。 为了保证利润，讨好股市，大量企业一方面减少研发投入，另一方面对产品进行偷工减料，降低产品质量。在这两个方面的作用下，整个美国经济系统遭到严重损失。 在社会层面，欧洲挽救希腊和其它PIIGS国家，实质上是挽救各国政府，或者说不创造价值、只消耗价值的公务员系统和吃救济的人群。 这些人群存在的时间越长、规模越大，整个社会就越腐化堕落。 我在2010年初发布的帖子-“201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导言中，曾经预言欧元将要解体。 其原因也很简单，欧元的“金钱独裁”动摇了欧洲的自由社会系统。 不论欧洲政客的如何进行表演，也只不过在重复苏联解体的过程。 在奴隶社会的中国，“4万亿”经济刺激的结果是，房地产和铁公鸡疯狂上马，进一步全面摧毁自然资源和环境。 所以， 随着时间的推移，印钞的规模越来越大，对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自然资源环境的毁灭性效果就越大。

“金钱独裁”的结果是更深层次的崩溃。 不论政客们给民众描述什么样的当社会系统和自然资源环境恶化到一定地步，不论如何印钞，都阻止不了整个经济和社会失控。 在这个情况下，经济“自由落体”、社会崩解、就是这时候，印钞已经不起作用，货币已经失去信用，进而引发金融系统的崩解。 金融系统崩解后，经济早已经崩溃，结果引发整个社会的崩解。 不论19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2012之后的欧元和欧元区解体，以及美国社会的内部矛盾空前激化，都是“金钱独裁”之后的结果体现。 在世界历史上，出现过多次经济崩溃导致的帝国覆灭，而“二战”也是典型的因为经济恶化引发的战争。 当时，虽然金融系统的作用没有现在强大，但也可以部分看作是金钱作用的结果。

从“金钱独裁”的角度，中国未来的方向同样清晰。 金钱已经完全掌控整个中国的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自然资源环境。 也就是说，中国所有的因素都被货币化，都已经被用来出卖。 中国的奴隶社会性质通过金融系统而得以实现，并且进行强有力的运转。 进入2012年下半年后，从前述各个行业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已经“自由落体”。 但是，由于金融系统的支撑，表面上社会经济还在运转。有的人说，现在外面吃饭的人仍然很多、路上的汽车很多、房价还很坚挺，所以看不到“经济崩溃”的样子。其实，这些人的问题在于，不理解经济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构，不理解三大系统之间的区别。 当经济系统中的产品卖不出去，或者卖出去不赚钱的时候，经济已经“自由落体”。 可以认为，经济“自由落体”的意思是，大多数生产企业没钱赚，只能苦苦支撑，希望局势能够有所好转。 当2012年下半年，各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企业大规模倒闭的时候，就已经从“经济自由落体”开始转向社会系统的崩解。 因为，大规模倒闭意味着大规模失业，大量人口面临没有饭吃的局面，也就是整个社会系统开始 无法维持下去。 3年前，我在分析中国经济的时候，曾经强调过，房地产属于金融系统。而金融系统作为“金钱独裁”的主要载体，将与社会崩解基本同步发生。 所以，房地产价格暴跌的时候，也就是金融系统崩解的时候。 而这个情况的发生，往往是在经济“自由落体”之后，伴随以社会系统的崩解。比如，鄂尔多斯新区的房价一直坚挺，曾经达到每平米上万元、甚至两万元人民币。 但是在某天，消息突然爆出来，房价已经回到每平米3000元的水平。 其实，即使这样价格都没人要，实际上等于不值钱。 这时候，只要看看鄂尔多斯的情况，就会发现外地人走了大半，整个社会只剩下相互讨债、躲债，整个社会系统秩序已经瓦解。 同样道理，中国大城市的车多、吃饭的人多，都不是所谓经济问题，而只是反映社会还在运转。 想象一下，如果大城市里没人没车了，应该是什么场景？ 这样的场景只意味着一个状态，就是“人口大减损”，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大规模人口死亡。 考虑到中国人口达到空前的14-15亿的规模，社会系统已经开始崩解，加上耕地和自然资源遭到空前的毁灭，未来中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死亡，我称之为“大物理”。

为什么对于中国，“金钱独裁”意味着之后的“大物理”？ 这样的结论有什么依据？ 下面的内容将进行的机制分析，以及对未来社会经济方向的推导过程。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