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1472-1529），汉族，浙江余姚人。字伯安，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故又称王阳明。中国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非但精通儒家、佛家、道家，而且能够统军征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封“先儒”，奉祀孔庙东庑第58位。


《传习录》是阳明先生的语录和论学书信。“传习”一词出自《论语》中的“传不习乎”一语。《传习录》中包含了王阳明的主要哲学思想，是研究王阳明思想及心学发展的重要资料。可以称之为“心学圣经”。全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经王阳明本人审阅，中卷里的书信出自王阳明亲笔，是他晚年的著述，下卷虽未经本人审阅，但较为具体地解说了他晚年的思想，并记载了王阳明提出的“四句教”。 《传习录》作为一部儒家简明而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不但全面阐述了王阳明的思想，也体现了他辩证的授课方法，以及生动活泼、善于用譬、常带机锋的语言艺术。书中包括了王学所有重要观点。上卷阐述了知行合一、心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意之所在即是物、格物是诚意的功夫等观点，强调圣人之学为身心之学，要领在于体悟实行，切不可把它当作纯知识，仅仅讲论于口耳之间。中卷有书信八篇。回答了对于知行合一、格物说的问难之外，还谈了王学的根本内容、意义与创立王学的良苦用心；讲解致良知大意的同时，也精彩地解释了王学宗旨；回答了他们关于本体的质疑并且针对各人具体情况指点功夫切要。另有两篇短文，阐发阳明的教育思想。下卷的主要内容是致良知，阳明结合自己纯熟的修养功夫，提出本体功夫合一、满街都是圣人等观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四句教，它使王学体系齐备。


王阳明继承了程颢和陆九渊的心学传统，他所提出的“致良知”说是对陆九渊“心即理”思想的发展。 “心即理”本来是陆九渊的命题，《传习录》对此作了发挥。王阳明的"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都是要强调道德的自觉和主宰性。他说："知是理之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性。"人心能够知晓行为的善恶，也能自觉地去为善，这就是本心的"明觉"，这是对程颢思想的发展，人心的这种明觉，可以说是心学功夫的基石中的基石。在这个基础上所用的格致工夫不是去认识外物，而是去掉本心的私欲之蔽。


通俗讲解哲学著作，尤其是这种中国古代谈论很抽象的心性问题的哲学著作，是比较难的，哲学的著作和科学上的著作，往往就是艰深、晦涩、不食人间烟火的代名词，以至于当年霍金在写《时间简史》这本书时，出版商就明确的告诉他，这本书中假如多一个数学公式，就会吓跑多少多少读者云云。以至于霍金在写整本书的过程中都在拿捏着如何能在尽量少用数学公式的前提下更明畅的表达自己的思想，以达到不吓跑出版商的上帝的目的。谢天谢地，霍金做的很好，他的那本书很成功，为出版商赚了个盆满钵满。讲解《传习录》的过程中，会遇到类似的问题，举个例子，也许传习录中随便拿出一段就只有曲曲几十个字，但是为这几十个字所下的注解往往就有十几条，上百字之多。往往一段话中会出现一种“无一字无来处”的情况，就是每个关键的字词都是大有来头，每个词都是爷，你有一点打点（理解）不到，就别想在这段的文义上弄通过去。更令人头疼的是，有时即使你看了注解仍然是一头雾水，因为那些出处的原文同样是“界面很不友好的”，就是说引文同样艰涩难懂。看这样的书，就算有一点古文功底的人看了几页也会筋疲力尽。更别说那些没有多少古文基础的人数更多的大众读者了。


现在已经出版的翻译《传习录》的书也有不少版本，我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做别人已经做过的工作呢？现在市面上翻译《传习录》的书是不少，但是我发现他们有如下毛病，他们的注解很精细，翻译也可以做到信雅达的境界。这样看来也没有错，这也是我们对待古代文籍的一贯方法，注解完翻译完也就万事大吉了。但在我看来，这样还不够，心学本来就是注重体悟与实践的学问，用语言来表达，也是为了传播而不得已而为之。对《传习录》只是做到能通顺翻译为现代文这一步，功夫依然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将其中的含义用现代人能理解的方式阐发出来，其实就算做到这一步，也依然还是纸上谈兵。因为心学的核心功夫在于融入个人的骨髓和血液，形成一种本能和习惯，就是说啥时候你做到面对天理时就像西门庆遇到潘金莲一样，那就恭喜您，您已经基本学成了。到了这一步，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变化气质”了。真的将心学的精神实质领悟了，即使把《传习录》上所写的内容全部忘掉也没有关系了。阳明在《传习录》刚出版的时候，就说过这样的话“圣贤教人,如医用药,皆因病立方,酌其虚实、温凉、阴阳、内外而时时增减之。要在去病，初无定说。若拘执一方，鲜不杀人矣。今某与诸君不过各就偏蔽，箴切砥砺，但能改化，即吾言已为赘疣。若遂守为成训，他日误己误人，某之罪过可复追赎乎？（《传习录.序》）这一点是所有读《传习录》之前的人所应该首先了解的。可惜的是，我现在连一本能比较通俗的把“兵”谈好的书都没有发现,所以自己不揣浅陋,原意冒着被板砖拍扁的危险,来写下自己读《传习录》的心得。我主要是写给自己看的，但是，就像古人吃了芹菜，觉得味道还可以，就送给朋友两捆，称之为“芹意”一样，我就把自己的这两捆芹菜晒在这里，和还能够看到眼里的同道中人分享。


讲解《传习录》，必然绕不过引文和注释这一关，但是就像霍金在《时间简史》中生怕一个数学公式就吓跑若干读者一样，我也生怕枝蔓过多的引文和注释也搞得读者寥无兴致，尽量在意义表达清晰的前提下少用学术气息浓厚的引文及注释，引文是为了更好的表达文义，而不是为了显示作者知识面的渊博，（而事实也是，好多引文我也是现用现查的）。在翻译上面，我的做法更会让严谨的古文译者嗤之以鼻，但是我还是要坚持自己的做法，我不求翻译上的字句的严格对应。只求能最贴切的将阳明所要表达的意思用现代的语言表达出来，同时又尽量去除催眠剂的副作用，因为读枯燥的讲抽象道理文章，很容易让本身兴趣就不大的朋友十分钟后就睡意盎然。甚至一些在今天读来都没有理解障碍的文字干脆就不翻译，直接就原文进行探讨和发挥。


下面说下我研读《传习录》的基本方法，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以经解经，什么意思呢，阳明心学的概念思想，在《传习录》本身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阐释和说明，只需要精读《传习录》本身上下文的内容，足以透彻了解其内容。这一种研读方法是从南怀瑾先生那里学习到的，在此表示一下对先生的感谢。

《传习录》是一种语录体的师生之间答问的记录，如果单独看其中一段，有时候会对一些概念摸不着头脑，但是往往在书中的其他章节，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如此，我们联系不同章节的内容，就可以对《传习录》的主旨思想有一个最贴近阳明先生本意的把握。

另外，在读《传习录》时，我十分认同钱穆先生对阳明学的看法，即“脱弃训诂和条理的眼光，直透大义，反向自心”，洵可谓能得王学“事上磨练”之著精神处，因此对于《传习录》中有关训诂考据方面的内容，不做过多纠缠，钱穆先生又言“讲理学最忌讳的是搬弄几个性理上的字面，做训诂条理的功夫，却全不得其人精神之所在。次之则争道统，立门户。尤其是讲王学，上述的伎俩，更是使不得。”因此，“直透大义”是我在谈谈《传习录》中的另一特点。


最后,在说下《传习录》文体的特点，我读《传习录》时，碰到的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是同一个字，就是像“理、心、性、气、物”等等这些字眼，在不同的段落，甚至在相同的段落，都会有不同的意义。比如这个“物”字，按照阳明的说法就是“意之所在便是物”，但是有时候，他谈到的这个“物”字也会游移到类似我们今天唯物哲学中对“物质”所下的定义上面。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阳明在说“意之所在”的时候，那就等于是说世界上还是存在“意所没有在”的事物的，那么这个“意所没有在的事物”，也必须给他取个名字吧，而汉字也就那么多，所以还是得叫它“物”，这些节点，是读《传习录》的人必须用心体会才能领会到的。所以有时候看到我对同一个字在不同的段落里有不同的解释，也不用奇怪，字义都是脱离不了上下文的意思的，不同的语境下，其意义也必然不同。

上卷

明正德十三年（公元１５１７年）八月，王阳明的门人薛侃刊刻《初刻传习录》于江西赣州。刊本内容包括正德七年至十三年的阳明先生语录，分“徐爱录”、“陆澄录”和“薛侃录”。此初刻本正是今本之上卷。
心 即 是 理 　徐爱录
徐爱（公元１４８８——１５１８年），字曰仁，号横山。浙江余杭人，王阳明的妹夫，也是阳明先生的第一位学生。曾任南京工部郎中。王阳明痛惜其英年早逝，曾叹曰：“曰仁殁，吾道益孤，至望原静者（陆澄）不浅。”参看《明儒学案》卷十一。
【原 文】
先生于《大学》① “格物”诸说，悉以旧本②为正，盖先儒③所谓误本者也。爱④始闻而骇，既而疑，已而殚精竭思，参互错综，以质于先生。然后知先生之说，若水之寒，若火之热，断断乎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先生明睿天授，然和乐坦易，不事边幅。人见其少时豪迈不羁，又尝泛滥于词章，出入二氏⑤之学。骤闻是说，皆目以为立异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载⑥，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入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爱朝夕炙门下，但见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见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无穷。十余年来，竟未能窥其藩篱。世之君子，或与先生仅交一面，或犹未闻其謦欬⑦，或先怀忽易愤激之心，而遽欲于立谈之间，传闻之说，臆断悬度，如之何其可得也？从游之士，闻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遗二，见其牝牡⑧骊黄而弃其所谓千里者⑨。故爱备录平日之所闻，私以示夫同志，相与考而正之，庶无负先生之教云。门人徐爱书。
①《大学》，原为《礼记》的一篇，宋时从《礼记》中抽出，以与《论语》、《孟子》、《中庸》相配合。后来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四书”之一。
②旧本，指《礼记》中《大学》篇，程朱认为《礼记.大学》有讹误，就改了抽出后的《大学》的章句。称旧本是为了和程朱改后的版本相区别。
③先儒，指程颐、程颢兄弟二人和朱熹。
④爱，即徐爱。
⑤二氏，指佛家与道家。
⑥居夷三载，王阳明因为得罪宦官刘瑾，于正德二年（1507年）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正德五年（1510年）升任江西庐陵县知府，在贵州龙场前后三年，因当时龙场的地理位置偏远，民尚未开化，所以称之为“居夷”。 ⑦謦欬（qǐng kài），原意是咳嗽，比喻人的谈笑。
⑧牝牡（pìn mǔ），雌雄。
⑨骊黄千里，出自《淮南子.道应训》，秦穆王使伯乐求马，使者报以牝而黄。使人取之，则牡而骊（深黑色），穆公不悦。伯乐叹谓人只见其外而不见其内，见其粗而不见其精。及马至，果千里之马。
【翻译】

阳明先生对于《大学》中“格物”等说法，都以旧本为准，也就是程朱他们所说的误本。我刚听说时感到惊愕，然后怀疑，再之后就是殚精竭虑，互相比较着就教于先生，才知道先生的学说就像水是冷火是热一样（砸到地上就是一个坑）无可质疑，就算过一百年出现的圣人其所说的范围也无法逾越先生的学说。先生的聪明智慧乃上天所授，却平和乐观和蔼可亲，不注重穿衣打扮的外在修饰。外人知道他少年时豪迈不羁，还曾经充当过一段文学青年，而且还是佛家和道家两大门派的热心票友。所以匝一听到先生的学说，都称先生是标新立异、刻意炒作。却不去认真省究。他们不知道先生居夷三载，处困养静，惟精惟一之功，实际已经超凡入圣，其学说功力已经达到纯纯粹粹，大中至正之境界了。我日夜在先生的门下修炼，但见先生的学说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见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刚学好像很浅近，而真学下去会越来越感到深不可测。十余年来，竟未能窥见到其边缘！世上的某些人，有的仅与先生有一面之交,有的是连先生的一点音容笑貌都未曾接触过,还有的本身就怀着忽略轻视先生学说的愤青心理,而后就急不可待的想在刘翔完成110米栏比赛所用的时间之内,凭借风传的说法去主观臆断地揣测先生的学说,这怎么可能呢?就是那些追随先生身边学习的人,听先生的讲学, 也往往是得一而遗二,只抓住一些鸡零狗碎而遗弃了先生学说的精髓。所以我徐爱完备的记录下平日听先生讲学的内容,作为自己的听课笔记,而和同道中人分阅共享,以资探讨订正.,这样算是做到了没有辜负先生的一番惇惇教诲吧!

学生 徐爱录

【解析】
这段话实际上全是徐爱说的，算是《传习录.徐爱录》的一个序言，说明一下成书的原因以及介绍一下自己老师阳明先生的形象和学说。字里行间充满了一种对于阳明先生无限的崇敬和爱戴之情，用语行文颇像我们的友邦朝鲜的人民在谈论他们伟大的领袖。但是不同的是徐爱这里的语气和他的内心感受是完全一致的，他没有虚誉之词，字字句句发自内心肺腑的真情实意。

整段翻译后，结合注释，理解上就没有什么障碍，唯一有牵扯的是那个《大学》的版本问题，这个细谈起来话就多了，希望了解背景细节的朋友可以自行查阅相关资料。一直以来，宋明理学领域，阳明学说和程朱学说之间的恩爱情仇一直都是大家所津津乐道的话题，现在的主流观点都是挺阳明踩程朱的，朱熹在当代比较不被待见。但是我们须要知道，阳明学是在朱熹学说那巨大的身影之下成长起来的一家儒学主峰，换句话说，阳明是踩着朱熹的肩膀才爬到顶峰的，无论是从学说的血脉联系还是从个人感情上，阳明学说和朱熹学说都有着斩不断的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阳明本人也从不会公开举起颠覆朱熹的旗帜，反而是在阳明晚年，他还企图从朱熹的后期著作中找出一些能为这位朱圣人打个圆场的学术根据。

现在开始进入正文：

原文
爱问：“‘在亲民’（注①），朱子谓当作 ‘新民’，后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据。先生以为宜从旧本作‘亲民’，亦有所据否？
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子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岂足为据？‘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新’字义。下面‘治国平天下’（注②）处，皆于‘新’字无发明。如‘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注③）、 ‘如保赤子’（注④） 、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wù）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注⑤）之类，皆是‘亲’字意。‘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注⑥）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qì）为司徒，‘敬敷（fu）五教’，所以亲之也。《尧典》‘克明峻（jùn通俊）德’（注⑦）便是‘明明德’（注⑧），‘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便是‘亲民’， 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注⑨），‘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

译文
徐爱问：“《大学》开篇所讲的‘在亲民’，朱熹先生认为应当将‘亲民’作为‘新民’来解读，后篇的‘作新民’之处似乎可以作为依据。先生认为应该按照《大学》古本依旧解读为‘亲民’，是否也有它的依据吗？
先生说：“‘作新民’的‘新’是自新的意思，和‘在亲民’的‘新’不同，这怎么能作为凭据呢？‘作’字却和‘亲’字相对应，但是不包含自新的字义。下文所说的‘治国平天下’处，都没有自新的含义。比如下文中‘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 ‘如保赤子’、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等处，都是含有‘亲’字的意义的。‘亲民’好像《孟子》中‘亲亲仁民’的说法，‘亲民’就是‘仁民’。百姓不能相互亲近，舜帝就任命契当负责管理、教化百姓的司徒，严谨地去传播礼法教化，用来亲近人民。《尚书-尧典》中的‘克明峻德’就是《大学》中‘明明德’的意思，‘以亲九族’到‘平章’一段，其中的‘协和’即亲近人民的意思， 也就是‘明明德于天下’。又比如孔子说的‘修己以安百姓’，‘修己’就是明亮内心固有的光明品德，‘安百姓’就是亲近人民。所以我依照《大学》古本依旧解读为‘亲民’就是兼有教化培养人民的意义，如果说解读为‘新民’就觉得偏离于《大学》本意了。”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 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这一段话便是来自《大学》，读起来是朗朗上口的。这段读完之后，更应细细品味思考，因为它概括了《大学》这本书的主旨内涵，也就是三纲八目，三纲分别是“明德”、“亲民”、“至善”。八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上面这段是《大学》开头的一段话，阳明和朱熹之间的嘴仗，就是围绕着这段来打的。我之所以把这段话摆到这里，那是因为，不但这段话和现在我们要谈的内容有关系，而且和《传习录》中的其他章节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首先表明了如下一点，阳明心学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也不是阳明先生本人天才般的独自创造，而是对儒学道统的一种继承和开创。在阳明之前，已经有群星闪耀般的无数位儒家学者在这里薪尽火传地耕耘了近2000年，现在，火把传到了阳明的手上，历史注定，在这里，火炬手王阳明将要带着儒学的火种冲到又一个顶峰，一个至今我们也只能仰视，而无法超越的顶峰。那么传奇该从哪里开始呢？好的，朱熹，朱圣人，你，出列！就从和你单挑开始吧！
不管各位对这段是怎么看，我个人认为，在整本《传习录》中，如果按照佶屈聱牙的程度来降序排列的话，这段可以荣登榜首，几乎到了无一字无来处的境界，缺乏相关知识背景的前提下，读之犹如天书，对于现代人们来说，界面极其不友好。但万山磅礴，必有主峰，我们没必要被文段的表面所吓到，现在我们抛掉那些让人头大的有关引文来源的纠结。细看这段，文眼其实只有两个字，一个是“新”字，一个是“亲”字。下面重点就谈这两个字。
《大学》相传是孔子的弟子曾参所做，主要是讲正心穷理，修己治人的道理。《大学》开篇就谈到了三纲八目，三纲分别是“明德”、“亲民”、“至善”。八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学的核心是对人的塑造，修齐治平也是以个人的道德修养为基础而展开的。
先从朱熹的视角来谈下，三纲“明德”、“亲（新）民”、“至善”中，“明德”就是“正大光明的品德”，“明明德”就是“发扬正大光明的品德”，前一个“明”字是做动词用。“至善”是指“事理当然之极”也就是“自然如此，理该如此”可以看出这两纲都是从人的修养来谈的。所以，朱熹认为中间夹了一个“亲民”，主动亲近老百姓，好像是脱离了人的修养，又加上《大学》后文有“作新民”的提法，所以朱熹认为此处有误，就把“亲”字改为了“新”字，“新民”就是“使人弃旧图新，去恶从善”，也可以归类为人的修养，和其他两纲就浑然一体。
就上述而言，朱熹改的也很有道理啊，但个人认为，还是有瑕疵。“明明德”与“新民”是否在意义上过于接近了，“将正大光明的德行发扬”是否已经涵盖了“除旧图新”之意？光明之德来，旧暗之私自然去，还用得着再单独提出“新民”作为一纲了吗？
我们再来看阳明坚持的“在亲民”，其中的“亲”字是使动用法，意思是“让老百姓知道仁爱敦睦、明理向善”，虽然没有单独提出“除旧布新”的“新”字，但是其中自然也涵盖了让人“迁旧从新，杨恶从善”之意。阳明坚持“在亲民”的旧本的说法，根据在于在接下来的文字中，没有对“新”字义的发挥，反而多有对于“亲”字义的发挥。阳明对于“亲民”和“明德”关系的理解是：“明德”是单独个体原本就具有的正大光明的德行，“明明德”就是就发扬个体的“明德”，那么“亲民”就是使天下的人们都能尽其所能的“明明德”，看似这两者一个在谈个人的修养，一个在谈“化民”之法，但其实谈的还是一个个人修养的问题，这个该怎么讲呢？
儒家一向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大学》之所以称之为《大学》而不称之为《小学》，是因为其中所讲之道都是能对家国天下有担当的圣贤之道，“亲民”意思是“使人们亲”，那么这个“使”的主体，自然还是那些居于领导地位的上层人士，古代把这个阶层称之为“士”。人民自身作为一个群体，按照西方人的说法，可以称之为“群氓”，这样说，并不是对人民这个群体的污蔑，“群氓”的定义是：聚集起来的表现为同质均一心理意识的人类群体，他们拒绝理性而复杂的思考，对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只简单地选择两个极端，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误。有人会反对这个说法，说人民群众才是最伟大的，他们创造了一切，这句话其实也只能作为政治口号宣传一下，更合理的说法是，贤能之士也是从人民群众中孕育出来的，但是当这些贤能之士从群众中脱颖而出，走到引领者的位置时，他们自身已经进入了“士”的阶层。所以说，指望人民自身，他们很难自我亲和，自我更新，还需要贤者来倡导，这从哪些是最落后的部落中，重要事情也往往要靠一些族长或者部落首领来裁决也可见一斑。这么一来，就可以说“亲民”也就成为贤者“明明德”施之于人民的外用。“明明德”不是空守着一个“明德”，使人民“亲”是“明明德”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的特殊性在于他是通过唤醒其他一个在人数上占大多数的群体的“明德”而实现本身的“明德”的，有的绕嘴，大家可以细细体会。它使得儒家的个人修养不再局限于一身，而是推广到家国天下的全体人身上。这就是阳明思路所理解的“亲民”。
按照阳明的理解“至善”是“明明德”所追求的境界，也是“明明德”和“亲民”所共同追求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