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闻录】他们那个的世界爱与痛

锅先放着，等我淘米。如果不停电，就慢慢煮。

一、17岁的小夏说你看他好开心
第一次注意到小夏是在一个下午。那是2017年的秋天，那一天是我的生日。我订了一个小蛋糕，坐在临窗的楼道里晒着太阳等外卖员送到。我看着窗外的风穿过樟树，将很多的叶子吹落。
小夏从病房出来，扶着栏杆扭腰运动。蛋糕送来的时候，外卖员说了声祝你生日快乐。小夏侧过头朝我这边看了看，说：哥哥，你生日啊？我前天刚过17岁的生日，都没蛋糕吃。
后来，我们一起吃蛋糕，他说好想念妈妈，妈妈在时，每年的生日他都能吃到好东西，还会有生日礼物。
我说：你妈妈呢？没有陪你来住院吗？他低下头用叉子挑起蛋糕上的樱桃，小声说：妈妈在我15岁那年去世了，也是在这个医院，和我一样的病。
我愣了一下说那你爸爸呢？他说：爸爸也一样。
我们朝窗外看去，刚才给我们送蛋糕的外卖员在楼下飞快地奔向他的电瓶车，飞驰电掣地消失在我们视线中。小夏说：你看他好开心啊。

小夏出生于南方的一个水乡。他妈妈来自西南边陲某省一个偏远的山村。在外出打工时和来自北方的小夏爸爸相识。一年后，小夏出生，三年后，小夏弟弟出生。
小夏弟弟5岁时因多日发烧不退住院治疗，在入院crb四项检测中，查出HIV阳性。随后医院对小夏和他爸妈也进行了检测，结果是全家阳性。
一个月后，小夏弟弟因肺部感染治疗无效去世。小夏也开始服用HIV抗病毒药至今。
2015年，小夏的妈妈因肝癌，在我们当时所在的这所医院去世。当时，小夏15岁。
此后，小夏爸爸和小夏两个人相依为命，在水乡他们用多年积蓄买下了一套不大的房子。他爸爸做木工养家，小夏在一所普通高中读高二。

我记得那天我和小夏坐在病房的楼道中聊了很久。深秋的夕阳透过落地窗的玻璃，将扶手和栏杆在地面上投射出奇形怪状的影子。
小夏一边吃着蛋糕，一边将他的过去娓娓道来，他用平静而温柔的声音，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早熟和淡然。除了常年吃药显得肤色稍微暗淡一点，他可以称得上是个非常好看的少年。
小夏说他在很长的时间内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病，只知道爸妈每天会定时督促他吃药，这成了他生活中最根深蒂固的习惯。对于吃药，小夏说“就像吃饭喝水一样平常”。17岁的他安慰刚刚确诊的我说，哥哥别怕，真的不影响寿命，按时吃药，我们可以活很久。
高一那年的12月1日，学校组织开展预防HIV主题讲座，小夏知道了HIV传播的三种途径。他笑着和我说哥哥我不是⭐途径传染的。
小夏说，班里有个叫江洋的男生和他关系很好，他们每天上学放学结伴而行，但他不知道自己的病。

小夏那次住院是因为扁桃体发炎一直不见好转，医生在做了一个全面的体检后没有发现大的问题，就让他住院输液消炎。从弟弟去世的那一年开始，这十多年间他是这个医院的常客，医生护士都很喜欢他。
小夏问我我是怎么生病的，我和他讲了我和师兄之间的事，小夏听得很认真，他说他也很喜欢江洋，但他停顿了几秒钟，随即又笑着说“我不配”。这句话刺痛了我的心，我不知道过去的这些年，带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他是怎么活过来的。但我知道，在我的余生里，我也要带着这样的秘密活下去。
天色渐渐暗下去了，晚饭的时间到了，楼道里热闹了起来，住在我隔壁病房的老张拿出了他的二锅头和花生米，又开始了他喝着喝着就开始胡言乱语的日常。
小夏说：“我病房里现在只有我一个人，要不告诉护士一声，把我们两个人调到一间好了，我想和哥哥多聊天”。
小伟护士很爽快得答应了，给我们换好了铺位和床头卡。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着自己的以后，慢慢地进入了恍惚。后来我依稀听到有人给小夏打电话，他们聊了很久，最后小夏说：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你放心。

第二天早上，我醒得很晚，医生来查房时，我迷迷糊糊听他给小夏说“多开导开导你旁边的哥哥，他一时还没适应”。小夏说“好呀，我们昨天聊了很久呢”。
我睁开眼睛看到了窗外穿过云层的晴朗，我有些害怕。师兄刚刚去世一个月，看到阳光我想起了我第一次见到他时，那个傍晚的太阳。我害怕想起以前的日子。
我问小夏：“昨晚是你同学江洋给你打电话吗？你们聊了挺久的。”
小夏抬头看着我，轻生笑着说：“不是的，是另外一个病友。”
那个被称为胡哥的病友，是小夏妈妈2015年住院期间认识的。当时他和小夏妈妈一个病房，看着她离开。后来他加了小夏的微信，时不时会电话联系。
胡哥是一家小公司的老板，经济条件不错，这两年一直是他在给小夏生活费，也会隔一段时间去水乡中学看他。
小夏说：“是他让我第一次知道txl这个词，我知道他对我有那种想法，但我需要他的帮助，我爸爸太辛苦了。”
他坐在靠窗的椅子上吃早餐，阳光照着他长长的睫毛，他突然带点戏谑的口吻说：“我是不是挺不要脸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我知道他们之间可能早已达成了一种类似于by的默契。但我没有权利去评判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他需要面对孤独时的勇气，也需要钱。甚至我觉得，他比我坚强，在其他小孩还在父母的怀抱里做梦时，他已经在和这个对他不友好的世界握手言和。
我说：“我觉得你的胡哥一个好人。”
他想了想说：“嗯，他是个好人，但我还是更喜欢江洋，他长得比胡哥好看。”
原来，颜值真的比钱更正义。

之前煮的师兄的饭，也会在这次穿插进去。昨晚睡不着，有和小夏微信聊天。告诉他我要写他的故事，他说好啊，写好了给他看。他在胡哥所在的城市读一个三本。

傍晚的时候，胡哥来了，手上拎着两个大袋子，里面装了水果和一些新买的衣服。胡哥长得很高，皮肤白净，身材适中，有一种儒商的气质。他进门看到我，打了声招呼，然后就一把把小夏抱在怀里，揉着他的头发问你身体还难受么？
小夏轻轻挣脱开，红着脸看看我，然后对胡哥说：别人看着呢！
胡哥坐下来，拆开衣服让小夏试是否合身。小夏穿好衣服转了个圈说很合适。胡哥笑了，说年轻人果然穿什么都好看。
小夏真的很好看，穿着运动裤和套头线衫的他，有种朝气又内敛的少年气。他这个年纪的男孩子应该是在篮球场上挥汗如雨，一个转身投篮能吸引无数目光。但小夏说他从小不参加激烈的运动，他怕自己受伤去医院不方便。
他描述的情形像极了一个带着镣铐跳舞的人，与生俱来的束缚捆绑了跃跃欲试的灵魂。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和我们一样的人，但与小夏相比我们要幸运得多。因为我们终究拥有过自由的时光。
胡哥晚上在医院陪宿，八点时他订了很多肯德基外卖，我们三个叫来值夜班的小伟护士一起吃。小伟讲了很多医院里的段子，她把我们逗得像三只傻子。笑声惊动了隔壁的老张，他探头探脑地过来问：啥事这么开心？
后来，小夏说想去卫生间冲个澡。胡哥也一起进去给他搓澡。
过了很久，他们出来了，小夏捂着下面快步跑上床，让胡哥去护士台给他拿一套干净的病号服。胡哥出去的时候，小夏笑呵呵问我：哥，你会经常dfj么？会不会对身体不好？
我说会啊，这对男的来讲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小夏说：刚才在卫生间洗澡时，胡哥给他dfj了，他说很舒服。
胡哥拿着病号服进来了，问小夏说什么坏话呢。小夏哈哈一笑：说你对我好呢。

第二天胡哥离开后，小夏一个人在床边呆坐了很久。我问他在想什么？他说他在想胡哥万一哪一天找了其他男生了，那该怎么办。他说他爸爸赚钱很辛苦，没有能力让自己再去读大学。
我安慰他说：你这么可爱，他不会不要你的。
小夏红着脸说：昨天晚上他想要和我做，我没让他进去，我没有和别人做过，我怕。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我不清楚胡哥对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与目的。也许有日久生情的因素在，也许只是一时兴起时的工具。但他们之间，的确有物质关系的纽带，维系着两年这样一个不深不浅的“缘分”。
与胡哥相比，他的朋友江洋应该会简单很多，纯粹的好感，纯粹的年纪，纯粹的友情。只是，江洋不知道，小夏的人生，从出生时就注定了不会纯粹。他需要一个人，去帮助他用力活下去。这种形而下的当务之急超越了常人社会的道德评判。一个17岁的孩子，他能付出的大概也只有身体。
而且胡哥并没有一丝强迫。他看小夏的眼神中，有温暖的亲情在，也有暧昧的欲望在。
那天，医生告诉我我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各项指标显示可以开始进行抗病毒治疗。我到楼下的门诊领取了半个月的药物。医生建议我住半个月，在治疗眼睛的同时，度过药物的导入期，以免出现严重的副作用。
第一天吃药后，我在眩晕中入睡，做了很多色彩斑斓的梦，像《盗梦空间》中描述的那样，一层梦境套着一层梦境，层层叠叠间师兄的脸一直在半睡半醒间闪回。那是他离开人世的一个月中，第一次进入了我的梦。

三天后的上午，我去眼科做完会诊。回到病房时刚好看到小夏在骂老张变态。老张看到我进来讪讪地走了。我问小夏发生什么了。小夏说刚才他上厕所撒尿时，老张突然进来盯着他下面看，还动手上来摸。
我说，老张上午大概又喝酒了。其实老张也是个可怜人。
小夏说江洋给他打电话来说一定要来住院的城市看他，住院的医院是这种病的定点医院，省内的人都知道。他怕江伟知道了他的病，就再也不会理他也不会陪他上学放学一起走了。所以他打算后天周五就出院。
中午护士来查房时，小夏和护士说了他要出院的想法。护士说上午医生开例会时说小夏刚做的肺部CT有阴影，怀疑可能是肺炎，需要再做进一步检查确定情况。如果严重还要做治疗方案调整。他的身体情况目前不能出院。
小夏只能给江洋发信息说让他不要过来看望。
我在卫生间突然听到小夏啊得叫了一声，出去看时小夏把手机给我。是他和江洋的微信聊天界面，江洋说：“我去年去你家时无意中看到你桌子上忘记收起来的药瓶，后来我去上网查了一下，知道是治什么病的，但我一直没和你说我知道，我怕失去你这个朋友。我只想你平安。让我去看看你号码？”
周六时，江洋来到了医院。一进病房他就给了小夏一个大大的拥抱。我看到小夏在他的胸前哭了。江洋一边说别哭别哭，一边手忙脚乱地给他抹眼泪。
江洋长得好高，一米七五左右的小夏在他身边显得小鸟依人。他问江洋说我这个病你不怕啊？
江洋说：高一讲座时不是说了日常途径不传染吗？我又没和你上床，怕什么？
小夏笑了。说今晚你和我睡一张床敢不敢？江洋大笑着说不怕不怕，就睡一张床。

周日下午，江洋要赶回读书的水乡中学。小夏送他下楼。我现在楼道的玻璃窗前看到他们站在住院部的大门口说着什么，后来江洋抱住了小夏，过了一会儿江洋离开了。小夏回到病房后告诉我，江洋说永远是他最好的朋友。
病房里的日子有些无聊，在无聊中，我会想起过去。我感觉那些曾经的美好正在从我的生活中慢慢抽离，并且告诉我它们永远不会再回来。
但小夏过得很开心。他拿着江洋带给他的课本坐在楼道的窗户前认真地学习。他的样子让我想起我读高中时的光景。我想，我读了很多书，但依然没有过好这一生。
周一时胡哥又来了，带给小夏一部新的苹果手机，小夏特别开心，换上手机卡玩得不亦乐乎。他给胡哥说江洋来看他了，并且知道了他的病。
胡哥笑了笑说：这样也好，以后你在学校，就多了个说心里话的人。

胡哥和小夏去卫生间待了一会，出来吃了些水果，下楼给小夏交了一笔住院费后就离开了。
小夏笑眯眯地告诉我：胡哥发泄玩shou欲，切换成贤者模式了。
不知怎么，我觉得他们的相处模式很妥帖，就是那种说不上来好坏但很舒服的方式，各取所需但又不薄情寡义。抛开带病出生这一点不提，小夏还是幸福的，他的幸福在于他在现实意义上找到了最适合自己当下的存活之路。尽管这条路在别人眼里也许多少有些不堪。

三天后，因为工作上的原因，我提前办理了出院手续。小夏送我离开，他告诉我一切都会过去。他宁静的脸庞写满了年少的温柔，像秋天里风平浪静的湖面，清澈而明亮。他说，我的任务是找回自信回归生活，他的任务是努力学习考上大学。
三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见过小夏一面，但我和他时常在微信里相互问候。
2018年9月，小夏考上了胡哥所在城市的一所三本大学。按照胡哥的建议他学了财务专业。胡哥说，毕业后让小夏到他公司管账，他要养小夏一辈子。
2019年元旦，小夏说江洋交了女朋友，他介绍小夏给女朋友时说，这是我最好最好最好的朋友，以后要做我们孩子的干爹。小夏说他很开心，但也有一丝难受。我知道，如果没有病，他想要的理想伴侣，一定不是胡哥。
2020年的夏天，小夏和胡哥在三亚的沙滩上给我发来合照。碧海云天，晴空如洗，胡哥背着小夏站在浪花里，笑得像个慈父。
我知道，小夏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而我至今，还没能找回自己。我沉溺在对往事的回忆中，像一只冬眠的乌龟，惧怕醒来，也惧怕醒不来。

（二）袁超和任凡说：我们都是好孩子
第一次住院期间，胡哥来看小夏，他晚上陪宿时点了很多肯德基，我们叫来值夜班的小伟护士一起吃。小伟给我们讲了很多病房里的段子，她绘声绘色的讲述逗得我们三个放声大笑。
其中有一个段子就是关于袁超的。小伟值夜班期间半夜12：00查房，发现袁超不在病床上，也不在卫生间，楼道里找了一圈也没发现人影。赶快叫来一起值班的护士帮忙找，最后在另一个病人的病床上找到了袁超。
袁超和那个病人搂在一起，盖着被子看不出有没有穿病号服，但床头柜上放着一个撕开了的byt包装，可以想象得出，两人正不知天地为何物。
看到小伟护士发现了他们，袁超吃吃地笑了，说：我冷，想找个人一起睡觉暖和。小伟没有拆穿他，只让他赶快回自己病房。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袁超的名字。我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男孩子，能做出此等豪爽之事。小伟说：挺好看的男孩子，而且不“挑食”。
2019年五一，我趁着假期来医院领药，顺便住院三天做全面检查。小伟那天值班，她说：刚好有个病人做了手术没人陪护，安排你和他一个病房照应一下。就是我和你说过的袁超啊！
于是，我看到了传说中的他。他的手指被突然破碎的钢化玻璃划伤，需要做一个手术。我被安排进他病房时，他已经做好了手术，一只手平放在床边，一只手拿着手机在看电影。
看到我进来，他放下手机，朝我笑了一下算是打了招呼。我终于明白小伟说的“一个好看的男孩子”。他是标准的直女眼中的帅哥，浓眉大眼高鼻梁，确实好看。我说你需要帮忙就叫我，小伟让我照顾你。
他看着我狡黠地笑了笑，露出一颗小虎牙，他指了指绑着纱布的右手说：“我要尿尿”。我说之前你尿尿时怎么办？他说：小伟帮我解开裤子拿出来。
我懵了。

我和袁超一起走进卫生间，站在马桶前，我有点尴尬，刚进病房还没坐下，就要给一个素不相识的男孩子把尿，这让我有些手足无措。
他看我没动静，看了我一眼，说快点啊哥，要憋不住了。我给他解开病号服裤子的绳子，正打算拉下NK从里面拿出他的兄弟，没想到宽松的病号服裤子一下子从他身上掉了下去，露出两条光溜溜的大长腿。
我们一起哈哈大笑。笑声化解了尴尬，我用拇指和食指的指尖捏住他的兄弟拿出来说：快点。
听到马桶里哗啦啦的声音停止了，我转过身正准备帮他放回去，他看着我说了一句：我的大不大？
我终于相信小伟所说的关于他的故事绝非虚构，这孩子真是个神人。我定睛看了一眼，果然是黑里透红粗粗壮壮，正面一根隐隐约约的青筋。
我笑着说挺好看的，可惜我们都生病了没太多机会用了，随后帮他系好裤子，送他回到病床。
经过这一出插曲，我们一下子熟络了很多，他拿出柜子里的各种零食给我吃。我靠着病床的床头，听他在放的一首音乐，是王筝的《我们都是好孩子》。到音乐的高潮部分，他跟着唱起来：
我们都是好孩子
最最天真的孩子
相信爱可以永久啊
然后他说：我弟弟也很喜欢这首歌，我们曾经一边听一边亲👄。
我再一次懵了。不到半个小时，这个我刚认识的男孩子，让我受到了不小的惊吓。

第二天，我见到了袁超的弟弟。我曾一度怀疑我的眼睛，因为他长得太出众了，他走进病房的那一刻，我感觉好像房间里多开了一盏灯。但他和哥哥一点也不像。他是那种咄咄逼人的帅气，诱人但不够亲和。他和我点头示意，说谢谢你照顾我哥哥，随即把背包放在袁超床头，坐在凳子上歪着头看着哥哥。
袁超呵呵笑着说：“看我干嘛？来这么晚，害得我撒尿都要被人看那里。”
他弟弟还是歪着脑袋，打趣地说：“你还怕被人看啊？上次住院你不都跑到别人床上了嘛！护士早告诉我了。”
说着他手伸进被子，在袁超下腹处摸索。似乎是使劲捏了一下，只听袁超一声“我靠”，伸出好的那只手，一拳打向弟弟的胸膛。随即他们笑得抱成一团。
我有些尴尬，也有些迷惑，就走出病房在护士站的活动区域转圈散步。刚好小伟给另外的病人换完盐水回来。我给她说袁超的弟弟来了，用不着我照顾了。
小伟听了朝我诡秘一笑说：晚上把耳朵塞住装作什么也听不见。
回到病房，袁超弟弟站起来说：我叫任凡。
我说你们是兄弟，怎么不是同一个姓啊？
袁超说：我们异父异母。
原来，袁超的爸爸和任凡的妈妈在离婚后，带着各自和前任生的孩子，组成了新的四口之家。他俩只差四个月，从十三岁时就在一起生活。
晚上八点的时候，两个男孩子一起打开药盒，熟练地吃下三颗💊。袁超看我迷惑的表情，解释说：任凡也和我们一样，我们一起确诊的，爸妈都还不知道。

晚上八点护士查房过后，我们早早睡下了。任凡合衣躺在我和袁超床位之间租来的躺椅上，入神地看着头顶吊着的输液挂杆，他侧面的轮廓像一副满分的素描，光与影交错中的五官起伏恰到好处。我却想起了师兄的脸，想起来和他在一起的日子里，他被我激怒时强忍着不动手揍我的样子。不得不承认，我曾经是一个很作的人。
师兄很怕他爸妈知道自己的取向，这是他最大的弱点，所以这成为每次吵架时我攻击他的靶标，一击致命。有次我们进行到中途，他从我体内拔出来想让我给他口，我不愿意我说你去洗一下。他正在兴头上，就气呼呼地说：你都被我干过多少次了，还装什么清纯？
我一听不乐意了，就冷笑着对他说：你爸妈知道你刚刚在捅男人菊花吗？
然后我们就光着身子打了起来，宿舍瞬间化为战后废墟。
想到这里，我有些想哭。我还想这个和我打架的人，想他再回到我身边。和袁超与任凡一样，每天一起看着对方吃下三颗药丸，相依为命，开心时抱成一团，愤怒时打成一片。人的一生能有多大需求，一个相爱相杀的ta也就够了。
任凡突然头转向袁超说：哥，你说爸妈知道了我们的事，会不会被气死？
袁超迟疑了几秒钟后说：为什么要让他们知道啊？他们又不会治病。
任凡叹了口气说：可是我好害怕。
袁超侧过身握住他的手说：别怕，我们在一起。
那天晚上，在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交叉叙述中，我明白了他们之间的来龙去脉。

他们的故事时间轴如下：
2005年，袁超的爸爸和妈妈离婚，11岁的袁超抚养权归爸爸；
2006年，任凡的妈妈和爸爸离婚，12岁的任凡抚养权归妈妈；
2007年，袁超爸爸和任凡妈妈结婚，13岁的袁超和任凡生活在一起，成为异父异母的兄弟。他们在新家里住同一间卧室。
2008年，袁超的母亲和任凡的父亲各自又组成了新家庭。
2009年，两个人共同的小弟弟出生。袁超和任凡说，那一年，他们感觉自己被所有人抛弃了。
2010年，两人16岁，有一天白天，爸妈不在家，他们第一次一起看钙片。那部片的片尾曲是《我们都是好孩子》，王筝唱的。
2011年，这一年发生了很多第一次，第一次接吻，第一次互相飞机，第一次互咬，第一次袁超给任凡说，我们以后永远在一起生活。
2012年，袁超和任凡进入同一个高中。
2013年，在跟着小视频学习的过程中，他们第一次进入对方。
2015年，blued让袁超发现了周围的大同世界。有一天，袁超要和一个距离2公里的人见面。他告诉了任凡，任凡说：带上我啊！同年，两人进入同城的两所不同的大学读书。
2016年，袁超急性肠胃炎，住院挂点滴，入院四项检查HIV初筛阳性。同时，任凡也被确诊。同年，他们开始服用抗病毒药，至今。
2017年，袁超和任凡加入了同城一家志愿者协会，在那里他们结交了很多朋友，有时候他们会遇到中意的人，三个人一起嗨皮。
2018年的五一，我在医院遇到了他们，大开眼界。
我想，你们这，是好孩子？

那天晚上，在他们如同唠家常般的平静讲述中，我慢慢进入了梦乡。梦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两个孩子在雪地里玩，他们堆了一个比房子还高的雪人，并在雪人旁边唱歌。那是一首我没听过的歌，听到歌声，太阳出来了，雪人化了，一地的水中，两个孩子抱头痛哭。
后来我醒了，我听到有人在哭，我打开床头的壁灯，任凡坐在袁超病床边，一脸的泪。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凌晨4点。
任凡说，他已经忘记了2015年，他和哥哥有过多少次一起去约人玩，他说那一年很快乐，他们并肩作战，亦兄亦友，高潮迭起，活色生香。他们熟悉彼此的身体，如同熟悉那些一起走过的日子。他们在共同进入另一个人的身体时，感觉到一种亲密无间的亲情、友情与爱情，并在彼此的眼神中看到了埋藏于童年的深沉寂寞。很多时候，他们会在另一个人的身体里一起迸发，这让他们感觉到两个人成为一体，永不分离。
袁超说他们都很羡慕小弟弟，因为他的爸爸和妈妈在一起，他像一个真正的孩子。而他和任凡，被放逐于任何亲情之外。
但我想，这不是他们放任自己的理由。至少，不是伤害自己的理由。在2017年时，23岁的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病毒，对他们的人生，意味着什么？
但三年过去了，他们仍然在努力活着，他们朋友圈中的合影依然可以让任何北背景黯然失色。
他们在自己原来的妈妈和爸爸的资助下，一起开办了一个少儿培训机构，生意红红火火。他们仍然一起去找人玩，但仅限于感染者的圈子。
他们与现在的家庭脱离了关系，但与当初失去抚养权的父母每周相见。在四个人聚在一起外出吃饭时，看到的人们会以为他们是一家人。
他们只是弄丢了曾经心爱的玩具。
前天，我给袁超发信息时，他说刚刚给任凡打完飞机，我说我要写写你们的故事。他发了一个👌的手势，并说：记得写得浪荡一点。
他们都是好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