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利者于市
赵匡胤已经把别人的钱变成了自己的钱，下一个任务是如何让自己的钱生出更多的钱。
一千年前那场震烁古今的盐铁论战中，西汉贤良文学曾经一针见血的指出，普通人把财富藏在自己的院子里，而皇帝的院落是整个天下，只有民富才会有真正的国强！皇帝要让自己的钱生出更多的钱，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让自己的国民变得富足起来。
这个道理说起来很简单，却是世界上最难办的事情，即使英明若秦皇汉武也未能参透其中玄机。
关于这一点，宋太祖基本做到了。
宋代是中国古代经济最为辉煌的时期，请注意，这里没有之一。唐朝在三百年间产出了590亿斤粮食，宋代首尾三百年共生产粮食1280亿斤，比大唐帝国的一倍还多。另外，我想提醒大家，大宋王朝的面积即使在鼎盛时期也不足唐朝一半。
《宋史》这样记载太祖、太宗年间当时的情况：天下之人都涌向京城，汴京的百姓比盛唐时富足十倍，即使有水旱灾害的年景，水利设施也足以保证丰收；水路之上，舳舻蔽日，天下已经没有财货匮乏之虞（悉集七亡国之士民于辇下，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甸服时有水早不至艰歉者，有惠民、金水、五丈、汁水等四渠，派引脉分，咸会天邑，舳舻相接，赡给公私，所以无康乏）。
北宋有一副画叫《清明上河图》，这幅长达5米的画卷穿越了千年时空，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画中汴梁。明代诗人吴宽曾这样形容《清明上河图》：刚刚打开画卷，就恍然感觉自己置身汴京，在游龙般穿梭的汴河之上，又绝无尘土铺面之感（予始获展阅，恍然如入沛京，置身流水游龙间，但少尘土扑面耳）。
仅仅是文字和图画就已经让人心驰神往，如果我们能置身于繁华的东京汴梁，又能一窥什么样的景色呢？
要明晰一个朝代的财富源流，就必须明白财富的根基，毕竟货币只是财富的代表而非本质。宋代之前，中国最值钱也是最保值的东西是土地，然而，土地又是官家豪强的囊中之物，只有成为最大的官僚才能成为最大的地主，然后才是最大的商人。包括汉灵帝、唐僖宗在内的昏君都不遗余力地禁止土地兼并，然而，所有禁止土地兼并的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一代代强盛的帝国都走向了衰亡。
北宋是第一个不抑制土地兼并的朝代，赵匡胤也是第一个不实行“均田制”的开国之君。结果，北宋王朝不但逃脱了西汉、大唐帝国留下的魔咒，还开创了一代前所未有的经济的巅峰！
问：为什么？
答：如果土地是最值钱的东西，就一定要抑制兼并，因为，兼并土地就等于抢劫财富，抑制兼并就等于抑制官家豪强抢夺财富。这个问题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土地只是财富代表之一，甚至不是值钱的东西，抑制土地兼并就失去了作用。

问：土地不值钱，那什么最值钱？
答：创新，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行业，这才是最值钱的！
北宋所谓“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卖，无钱则卖”才是一种正常的社会阶层流动机制，只有一个具备创新能力的社会，才可能产生这种大规模的财富流动——财富的根基是每一个人的才能。钱财、金银都可以靠抢劫得来，但是，估计天下没有一个歹徒能靠抢劫获得才能。
关于这段历史，让我们首先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论述。在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里，资本主义产生的必要条件是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力要成为商品必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劳动者必须有人身自由；第二，货币资本高度集中。
现在，我来用当代经济学语言复述这两个条件，这样久不熟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看起来会比较顺眼：第一，社会生产体系中不存在一个强制性主体，所有人力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第二，生产资料自由流动，向最有效率的生产者手中集中。
盛唐年间，为地主耕种的人被称为“部曲”，他们是流离失所的农人，在地主家吃饭、穿衣，主人将之视为牲畜；这些人的婚姻也由主人指定、随主人姓氏、没有户籍（自幼无归，投身衣饭，其主义奴畜之，及其成长，因娶妻，此等之人，随主属贯又别无户籍。若此之类，名为部曲）。
这不是封建制，这是奴隶制！
北宋初年中原大地的劳动力不是奴隶制，也不是封建制，而是马克思经济学中所谓的“自由劳动力”。
终北宋一朝，全国民户分为“主户”、“客户”，所谓“主户”就是有土地的人，“客户”就是没有土地的佃户。无论主户还是客户都是“齐民”，大家身份平等（主户之于客户皆齐民乎），客户只是主户雇佣的劳动者。客户另有发财的路子可以“起移”（辞职），不需要取得土地所有者发给“凭由”（干部介绍信），每年收获之后就可以告诉地主去留意向，地主不得故意“冲勒”（卡主档案就是不放）。
以前不敢走，是因为走了就没饭吃。土地兼并使天下人丧失了财富，“竞次”变得极其惨烈，人们只有留在土地上当奴隶才能苟延残喘。
现在不愿留，是因为有的是发财的路子。北宋王朝几乎放开了所有行业的准入资格，只要你愿意，想干什么干什么，终北宋一朝都没听说所谓“抑商”，尤其是对小摊小贩，朝廷才没工夫去收那点子可怜的税（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
我想告诉大家，要看清楚一个经济体是否有活力，不是去看这个经济体有多少大企业、大公司，更不是看有多少世界五百强。一百年前，今天的世界五百强绝大多数还没有生出来，英德尔、微软、思科可都是一两个人起家的小作坊！
要看清一个经济体是否强盛，最精典的数据是有多少中小企业在竞争中成长、胜出直至成为全球性的跨国公司！也正是这个道理，今天我们的经济政策才反复强调“支持中小企业”、“支持小微企业”，他们创造了近一半的就业、八成税收和几乎所有创新。只要对小企业放开所有的行业准入、留下有足够的创新空间，每一个普通人就能寻找机会、赚取金钱，在无数次试错中，优秀者一定脱颖而出，也一定能撑起明天！

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中国明代小说《金瓶梅》，这个故事就发生于北宋年间，其主角西门庆恰恰就是一个小商小贩。借助这群市井人群的成长，我们为大家解析北宋王朝的财富逻辑——只有每一个市井之人有了发财的机会，才有可能最终国富民强！在此之前，想先说句题外话，大概很少有人愿意相信，西门庆这样下流胚子居然还有一个非常艺术的化身——贾宝玉①。
金瓶故事的开始，西门庆跟武大郎一样，不过是个地摊商贩，估计当时也被宋朝城管追着满街跑。与武大郎不同，摆地摊的同时西门庆开始贩盐，并拿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五百两白银。
先请注意第一个问题，我说西门庆开始贩盐，不是说他贩卖私盐。
西汉相传，历代王朝总是控制盐、铁、茶、烟、酒、香药等多种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唐末朝廷90%的收入都来自于这些专卖行业。北宋王朝虽然同样也把触角伸及很多盐、铁等很多行业，但是，大部分时间并没有真正控制这些专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最严厉的时候也只是向生产者发放“折中”（类似于今天的配额），生产和销售两极始终控制在私商手里。宋太祖一朝，京城、江南和河北路一带甚至完全放开了盐、铁、酒、茶，帝国只是将其作为普通商品征税。
西门庆拿着自己的第一桶金，转手在湖州、松江和河北路之间做起了绸缎贸易。古语相传“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除了贸易极盛的汉文帝、隋文帝等几个时代，通常情况下我们的祖先很少从事千里以外的长途贩运。盛唐时期贸易不可谓不发达，但京城长安与山东、江南一带的粮食只有官府漕运，民间商人极少涉及。以江南为例，粮食贩运需经过砥柱、三门峡等险要地段，在砥柱经常是“岁漕经底柱，覆者几半”，过三门峡更是“十存一二”，只有靠武力征调民夫才能保证漕运。
与大唐帝国不同，北宋王朝定都开封，京杭大运河无此险要的关口，南北贸易彻底突破了旱路瓶颈（东西向有黄河、长江）。
更为重要的是，宋太祖登基当年，即建隆元年（960），赵匡胤马上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税法——《商税则例》。
《商税则例》规定，对任何客商只一次性征收千分之二十的商税（行者责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在当时，粮食、锦帛两种贸易是数量最大、利润最高的贸易品种，税收额也将最大。即使如此，《商税则例》不但明确规定粮食、锦帛等大宗物资运输免征商税，而且强调各地不得将任何行政费用加在这两个品种贸易之上（谷帛之税，多变而征钱。钱既非民之所出，不得不逐一切之利以应官司所需）。
现在，我们来注意第二个问题，西门庆手中用的是白银，不是铜钱。
在下一章我们会提到，北宋其实是一个货币五花八门的时代，全国分为不同的几个大区，不同区域有不同货币。各地货币并不统一，如此长途贩运，那种货币才被认可呢？
答：没有各地统一认可的货币，除原后蜀地区外，异地贸易一律以贵金属为货币——黄金、白银，其中，最主要的是白银。
商人一旦脱离了自己的货币区域，就要把商品换为当地货币，然后再换为白银才能带回本地。后来，商人为了省去这种麻烦发明了“回货”，即用当地货币买到当地货物再贩卖回去。
开宝四年（971年）朝廷下诏严惩伪造金银之罪，可见当时金银交易之盛。
宋太祖年间，白银第一次成为民间交易的媒介之一，真正登上了中国货币历史舞台。在这个意义上，北宋货币最终价值必须要以白银衡量，也正是这个原因，讨论北宋货币是否官铸、重量是否足值实际是没有意义的——白银是所有货币的最终本位。
金瓶故事的结局，西门庆成为当地富户，产业涉及医药（中药铺）、纺织（绸缎庄）、酒店（酒馆）、金融（当铺）等多个行业，唯独有一个领域没有涉及——土地，这也是金瓶故事中所有富人不曾涉及的行业。1987年，卢兴基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上以“金瓶故事”为题慨叹西门庆，认为北宋年间人们已经开始用新的商业思想价值考虑问题，这预示着一个“天崩地裂”的新时代即将到来。

最后，让我们用《宋史》中的一句话作为这一节的结尾：各地的财富，大部分都分散在各家各户，并不在官（一邑之财十五、六入于私家）。

争名者于朝
北宋王朝和西汉帝国、大隋帝国、大唐帝国一样，都采用了“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框架。在前朝演绎的财富流转中，封建官僚是一种无可治愈的绝症，他们会把所有的压力以级数扩大到社会最底层、又屏蔽住皇权所有的惠民政策。
宋太祖赵匡胤又是如何幸免于难的呢？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讨论一个史学界的说法，自北宋以来，人们都认为北宋王朝“积贫积弱”。
问：北宋王朝经济不是极端强盛吗，怎么又变成了贫穷、弱小，怎么又变成了“积贫积弱”呢？
答：与前朝有权倾朝野的大臣不同，终北宋一朝，封建官僚的势力都非常弱小；与前朝富可敌国的封建官僚相比，终北宋一朝，封建官僚也都非常贫穷。
弱与贫，皆为封建官僚，这就是所谓的“积贫积弱”！
赵匡胤为了防止武将反叛，弄出来一个“兵不知将、将不识兵”的军事体制，武将手中多没有实权。其实，北宋备受尊敬的文官同样没什么权力，只能在朝廷另一份干饷。只让你有个待遇，根本不给你实权！
北宋年间，唯一有事可做的中央机构是二府和三司，二府是掌管全国行政的中书省（称为“政府”）、掌管全国军事的枢密院（称为“枢府”），三司是掌管全国财政的度支、盐铁、户部。即使二府三司的第一行政长官也都是临时指派的。
其余衙门还有三省六部二十四司，但是，这些衙门的人日常事务其实只有一件事——领薪水（虽有正官，非别救不治本司事），其他职责（学名“差遣”）都被临时指派，与自己的官职毫无关系。
至于地方官则更可笑，北宋初年分为州、县二级，后改为路、州、县三级，无论两级还是三级，地方官员一律由中央官员兼摄，保证任何一级衙门在任何时候都找不到正主儿。用今天的语言来描述，就是央行行长不能过问央行的事，需要教育部派一个副部长临时履行央行行长职责，而这个临时行长随时有可能被罢免。
总之，务必让所有官员都找不到北、都不知道自己是否有权、到底有什么权！
在古代，一个封建官员的成长不仅意味着职务的升迁，重要的是有多少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调和真金白银的冲突，就必然有真金白银的诱惑，这要求官员洞悉人性的弱点，才能平衡各种利益，最终解决矛盾。问题是，一旦有了这种历练、有了过人的胆识封建官僚，往往就把才能用到捞钱的路子上去了——这些人吃过见过，无论好人、坏人、能人、庸人都能摆平，最后把手中的权力运用到无所不用其极，所谓监督之制根本就是一句空话。
所以，封建官员的成长一定是一把双刃剑，既为封建帝王管理了天下，又蛀空了帝国的财富根基。
在赵匡胤看来，这根本就不是问题，既然如此，干脆就不要成长好了。另外告诉所有官僚：虽然你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但有一件事肯定不能去做——经商（含手工业）。
在北宋律令中有一条非常奇怪的罪名叫做“经商罪”，大宋王朝所有官员不得经商盈利，也不得让别人替代自己倒买倒卖（臣僚自今不得因乘传出入，齐轻货，邀厚利，并不得令人于诸处回图）。官吏之幸，在于可以动用公共资源为己所用，必可谋天下之利，动用公产、私用公船、免费用人、偷税漏税，人生之乐事莫过于当官却经商（吏之幸，资之以县官公余之法，负之以县官之徙，载之以县官之舟，关防不讥，津涂不呵，然则为吏而商，诚可乐也）。
总之，俸禄之外的钱，都是不该拿的！

对大宋王朝来说，赵普有定江山社稷之功，也是北宋王朝第一位宰相，不仅是“稍夺其权, 制其钱谷, 收其精兵”的首倡者，也曾经半部论语治天下，为北宋王朝立下过汗马功劳。另外，赵匡胤与赵普私交非常好，即使在称帝后还经常独自去赵普家，这位皇帝称呼赵普的妻子为“嫂嫂”，喜欢吃嫂嫂亲手做出来的烤羊肉……
君臣际遇、圣眷之隆，莫过于此！
开宝六年的某一天，北宋王朝有一位贬官非常郁闷，他就是右监门卫将军赵玭。唐宋相传，京城有十六卫军，是帝国最精锐的部队，右监门卫就是十六卫的一卫。右监门卫将军虽然只是三把手，换算到今天起码也是副部级了，这个级别的干部，儿子怎么说也是真正的高干子弟。
就是这位赵玭，他儿子居然在汴京大街上开了个副食店，卖个瓜子、饼干、猪头肉什么的。以前朝的眼光看，如此高官的儿子居然混到在大街上开门脸，此情此景已经把封建官僚的脸给丢光了。
丢人，并不是问题。
问题是，赵匡胤知道了这一切，然后把赵玭一撸到底，让他在家好好反省反省。对此，被罢官的赵玭很是不服气，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发泄心中情绪。某一天清晨，在上朝的时候他“偶遇”了宰相赵普。
赵玭只是一个副部级干部，他遇到当朝宰相的时候却没有丝毫避让。不但如此，居然还拦住了马车，毫无惧色地把宰相拖下车。
好戏就此开锣，在百官上朝的路上赵玭开始大声痛斥这位宰相，揭开了他一些不干净的老底儿。
赵玭：我听说（请注意“听说”二字）你身为宰相，却去做木材生意？
赵普：……（无语）；
赵玭：你从秦州（甘肃天水）、陇州（陕西陇县）运来高大的木材在京城贩卖，有这事吗？
赵普：……（继续无语）；
在赵玭的喝骂声中，赵普慌忙登上了马车，逃跑了。
这个故事的时间是上朝之前、地点是上朝的路上、人物是赵玭、当朝宰相和众多朝官——这是摆明了是告宰相赵普黑状，让皇帝知道，不止我一个人做生意，你的首辅之臣在做更大的生意。
赵玭的行为果然取到了效果，还没等群臣在朝堂上商议政事，事情就传到了皇帝赵匡胤的耳朵里。作为故交，赵匡胤当然知道赵普的秉性——他确实手脚不太干净，曾收受别人十几瓶金瓜子，在赵匡胤去他家串门的时候人赃并获。
这一次，赵匡胤准备再给自己的手下再上一课——以宰相赵普作为生动的例子。
朝会开始的时候，人们发现，宫殿里突然站满了閤门（宫廷卫兵），赵匡胤没等大臣们开口就直接下令閤门把赵普赶出朝堂。閤门就要冲向赵普的时候，太子太傅王溥站出来向皇帝求情：臣不求陛下宽恕赵普，但因为小吏一句话就开革宰相未免不合法度，臣请彻查此事再据实定罪。
结果，这件事由王溥负责查办，他给出的答案是：赵普前段时间买了块地，现在正在盖房子，在这个过程中，当朝宰相没有倒卖木材，只是在秦州、陇州买了点建材，然后做了很多大木筏，用木筏把建材运到京城。
最后的处理结果是：赵玭为发泄心中不满，恶意中伤朝中重臣，贬职汝州；至于赵普，无罪。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是王溥救了赵普，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王溥原来是后周的宰相，赵普现在的位置原本是他的。陈桥兵变的时候，赵匡胤进入汴京，也是王溥率先拜倒称臣，在降服后周旧臣的过程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今天他只是一个有位无权的太子太傅——总之，此人也不是善类。
听到传闻后，皇帝当时的表现有点过激，王溥断定赵匡胤在借题发挥，想借此处置赵普，也给满朝重臣一个警示。然而，为几根木头就罢免一个宰相，怎么着也是不可能的事情，要想真的让赵普不能翻身，这个理由肯定不行。得找一个更狠的理由，给皇帝递上一把更锋利的刀子，才能一下放到赵普，才能不给自己留下后患。
于是，王溥在案卷中又附带了点私货，对赵普的房子进行了一下说明：盖房子的地皮不是赵普的，而是一个皇家的菜园子，赵普居然用远郊的一块空地糊弄到了这块好地皮；不仅如此，赵普还在这块地段上盖了一个旅店——邸店，也就是北宋的高利贷机构。
这就足够了！
赵玭被发配之后，堂堂大宋开国宰相赵普被交御史台问罪，最终因经营邸店被罢相、贬去阳河（今河南商孟）。

@面肉牛吃牛肉面
@孙晗欣

为二位仁兄加更，其中隐情还望谅解！
毕竟书稿不成熟，不是最终稿！

赵匡胤一朝，赵普是因经商被贬斥的级别最高的干部，其余因经商被杀的高官共二十九人。每逢大赦，经商之官遇赦不赦——让你再跟黎庶抢钱！
问：当官不能做事，又不能去经商，那么这些人靠什么吃饭？
答：虽然农业税很轻、商税也很轻，但是，基数远胜于唐朝，最终的岁入也远胜盛唐，足以养得起科举入仕的聪明人——给你足够的银子，研究文学去吧。
北宋的官吏俸禄非常复杂，我只能告诉大家，无实职者只领工资，干活的时候再另给奖金，另外还有服装费、午餐费、仆人费各种福利。以正七品的俸禄来看，月薪30两白银，按宋代米价折合到今天约为10万人民币。
即，县令年薪百万！
皇帝猜忌，又有如此丰厚的俸禄。上至中书令、侍中、尚书，下至给事、郡县小吏，大家不问朝政、一起旷工（令不预朝政，不领省职，谏议无言责、起居不记注、中书常缺舍人、门下罕除常侍），都以被闲置为乐事，一碰到事情就说自己不能胜任，一口气上六楼楞说自己要吃“高钙片”（以罢闲为乐，不竭智力、不尽谋策，乃称才不称任；饮食加多、筋力完壮，少亏谓病不任事）。
问：这么多官、拿这么多钱，不为黎庶干活，他们在干什么呢？
答：这些人的事业非常具有挑战性和创新性——文化产业，既然不能在朝堂之上建功立业，那就追求文名传世吧！
——欧阳修（1007年）、李靓（1009年）、邵雍（1015年）、周敦颐（1017年）、司马光（1019年）、张载（1020年）、王安石（1021年）、沈括（1031年）、程颧（1032年）、程颐（1033年）……，都是不世出的巨匠（排名不分先后，按年代排序，并请参考他们的生日间隔），然而，这里仅列出了不足40年。
——莫道朱程误中华，理学诞生的北宋王朝才是世界古代科学技术的巅峰。除造纸术外，四大发明其三诞生于北宋；历法方面，北宋统天历与今天的格里哥利历完全一致；数学方面，秦九韶等一批数学家定义了高次多元联立方程、高阶等差级数求和等……
——在西欧尚处于黑暗中世纪的时候，宋初便有了四大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
这是继西周之后的又一代中华文化盛世！
当然，随着文化业兴盛的还有印刷业，因为，赵匡胤放开了私印图书。印刷业又是一个与文化如影相随的产业，当时大规模的印坊已有十万左右的印板，印量足以媲美今日一家资产千万左右的印刷厂，动力则是水磨——马克思将之称为“一切生产机器的原素形态”。

乱世之源，表为流民、实为官吏。这些人本是最聪明的一群人，只要能封建官僚能不与民争利，您就搞搞创作去吧！
官无事，民自富，在那副传承已过千年的《清明上河图》中，所有一切都出现了不可遏止的商品化，人们终于找到了真正的财富，那根本就不再是土地。
——纺织业：东京开封丝绸业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四百多张织机、一千多工匠的工场只是中等规模；
——造船业：北宋初年所造海船长达十余丈，载重量达二百吨以上，所贮粮食可供水手一年，甚至还可酿酒、养猪，现代分舱隔水工艺就是源自于此；
——餐饮业：当时汴京有正店七十二家，相当于今天的七星酒店，大批茶坊和食店则散布于街头巷尾；
——娱乐业：瓦肆勾栏是当时的剧院、小剧场，大的剧场可以容纳上千人，说书、小唱、杂剧、讲史、小说、舞蹈以及杂技等等，令人“终日居此，不觉抵暮”。
马克思曾经说过：城市工业本身，一旦和农业分离，它的产品一开始就是商品”①。这不是资本主义萌芽，而是资本主义兴起！所以，陈寅格先生才对宋朝有一句中肯的评价：华夏民族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然而，北宋也必须面对游牧民族的挑战，就在一片蒸蒸日上的时候，北方却孕育这一场更大的危机……

就如我师父告诉我，对万事万物都要有一份敬，来保持自己的善良，又要对万事万物有一份畏，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第14章 宣战，以货币之名
（宋太宗——宋仁宗）
交子前传：蜀地铁钱
北宋货币是中国古代货币的巅峰之作，钱文、制作工艺都称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是，北宋货币又极为特殊，西汉帝国、大隋帝国、大唐帝国，每一代鼎盛封建王朝都出现了统一的货币，可是，北宋王朝却从来就没统一货币。
北宋年间，全国货币分为典型的几个区域，开封府、两浙路、广南东西两路等经济富庶的地方用铜钱，成都府等地用铁钱，陕府西路则铜铁兼用，不但如此，最后还搞出来一个交子——即人类第一代纸币。
交子的起源，就在于蜀地铁钱。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蜀地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境，正是因为蜀道之难才使其免遭战乱。一甲子乱世中，中原大族和大批百姓入蜀定居，天府蜀地得保独善其身，始终是一派承平气象。
陈桥兵变时代的蜀后主孟昶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诗词歌赋、文墨工笔样样精通，喜欢打球（蹴鞠）、马术，还是对联的发明者。
对普通人来说，“才华横溢”绝对是溢美之词，对皇帝来说就完全不一样了。说白了，所谓“才华横溢”的人只是浪荡才子，根本不知人间冷暖，他们的艺术才华只能把繁琐的世务变得更加迷离，比如，这位“才华横溢”的孟昶就任命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大臣：宰相欧阳炯擅长吹笛、知枢密使事（最高军事长官）王昭远只擅填词……
承平时节，这些人或许可以用来装点门面；多事之秋，这些人窃据朝堂是一定会捅娄子的！
后蜀广政十八年（后周显德二年，955 年）蜀地世外桃源式的生活结束了，当年，后周攻取了后蜀的秦、凤等州。面对强大的周世宗，孟昶上表请和，但是，最后的署名却是“大蜀皇帝”。
《宋书》这样告诉我们，孟昶这个自称皇帝的署名激怒了周世宗柴荣，他一怒之下没有给孟昶回信，于是孟昶非常害怕，就开始在剑门、白帝囤兵积极备战。
从《宋书》给出的事实来看，周世宗应该没有生气，起码不是很生气。如果柴进真的很生气，应该直接派兵扫灭后蜀——实际上后周已经有了这个实力。但是，显德三年，后周就开始对南唐用兵，把后蜀晾到一边去了。
唯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一夫怒临关，百万未可傍。
历朝历代总有人能在蜀地割据，就是因为蜀道天堑，此地易守难攻。不过，以蜀道作为防守屏障是有前提条件的——防守方必须出蜀，把战场引道蜀道之上，后蜀布防重兵的剑门（四川剑阁县北）、白帝（重庆凤格县东）就这样的地方。
把军队、物资运到这些地方，后蜀同样要翻越猿猴难攀的崇山峻岭——那得耗费多少粮食！
你不是防守吗？只需做出猛虎在山之势就能把你拖到筋疲力尽，等把你耗费的差不多了，再慢慢收拾你！
周世宗好心计！
从那个时候起，为了供养兵需，后蜀就已经开始铸行铁钱了。与皇帝的诗人气质一样，后蜀铁钱堪称中国古代货币中的一朵奇葩，这些铁钱制造精美，官府也没有任意增发铁钱或以铁钱收缴铜钱，只是规定铜、铁钱兑换比率为4：10。当时的后蜀，除了铜钱还有锦帛、银两，有这些东西做参照物，铜铁两者货币比价基本合理。

有了周世宗的基础，加上这位“才华横溢”的皇帝，为赵匡胤扫平后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乾德二年，宋太祖赵匡胤派兵攻取后蜀，整个战事只用了66天。然后，孟昶就被弄到汴梁成了个秦国公，实际上是阶下囚。这个时候，诗人皇帝才想到一个问题：以丰衣美食养兵四十年，无一人为我向东发一箭？
孟昶投降了，蜀地却重陷战争。
降宋之前，蜀地富庶程度直追江南扬州，也正因为蜀地富庶，主将王全斌才放纵部下抢夺财货，甚至出现了当街强抢人妻的恶性案件。至于王全斌本人，除了经常随意克扣降兵降将的军饷，连后蜀士兵原有的的随身财物也不放过，甚至数以万计的杀降。
王全斌所作所为终于激起了众怒，乾德三年二月，原后蜀文州刺史全师雄率领数万后蜀降兵反叛，一路围攻成都。《宋史》这样记载当时的情形：王全斌专杀降兵，擅自取走官库里的钱财，夺人妻女，搞得怨声载道，最终激起了兵变（专杀降兵，擅开公努，豪夺妇女，广纳财货，敛万民之怨磋，致群盗之充斥）。
蜀人为这场叛乱付出了十余万条生命，叛乱也在宋人和蜀人之间种下了仇恨的种子，从此，蜀人不再信任宋朝官员，蜀地叛乱不断。
问：怎样才能让蜀人不继续造反呢？
答：让蜀人的钱花不出去，没钱就不造反了！赵匡胤统一全国后，不惜耗费国库中的铜材收兑南唐等地原来的恶钱和铁钱，唯独在蜀地，大规模发行铁钱、极小规模发行铜钱，运铜钱入境者死罪。
问：蜀地谁在用铜钱？
答：大宋王朝派来的高级官员，除了这些人，所有铜材一律只能出、不能进。
问：谁在用铁钱？
答：除了这些高级官员以外的所有人都必须用铁钱。缴税则一律用锦帛、粮食、白银或者实物，衙门才不收铁钱！
宋军入蜀前，这里本来是铜、铁并行，由于货币私铸，铜钱、铁钱并无多大区别，在千万次交易中自然能形成合理的比价。现在，官府给出的铜铁兑换价格是一比五（铁钱十乃直铜钱二），实际上二者兑换价格则超过了1:100（铁虽百无得一铜）。
现在，蜀人名义财富立刻贬值百倍。但是，蜀人还是很富有的，大不了不跟其他地方做生意就是了。

开宝九年，赵匡胤在“烛影斧声”的传说中驾崩，新任皇帝赵匡义又想到一个更好的法子劫掠蜀地。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赵匡义提出，益州是大宋王朝的一部分，全国货币终究还是要统一的。当然，这是一个重大的政策，要先试点、后推开，不搞一刀切。就以十年为限，逐年增加蜀地铜钱流通比例，蜀地每年10%货币改为发行铜钱，直至十年后完全取代当地铁钱。
听起来，这个政策还是蛮不错的，为货币统一指明了方向；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赵匡义统一货币的唯一手段（请注意“唯一”二字）只是要求蜀地开始以铜钱缴纳税收，按铜钱投放量每年递增10%计算，每年税收中也要递增10%的铜钱。
至于投放10%的铜钱，根本没那么会事，依旧是私运铜钱入境者死、蜀地铜钱一律出蜀，蜀人无法依靠正常途径获得铜钱。平时铜铁比例已经高达1：100，现在每个人的赋税都要收10%的铜钱，还要年年递增。
朝廷的命令又不得不执行，否则一样要吃官司。那么，黎庶去那里弄这么多铜钱呢？
答：以更贱的价格向朝廷出售自己的财富，太平兴国五年，蜀地铜、铁比价居然达到了1:400，蜀地财富遭到一次真正的空前大洗劫。在这场赵匡义精心下的这盘大棋中，蜀地百姓完全处于被动挨打地位，连还手的机会都没给。
蜀地物价腾贵，人们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只有偷偷融化佛像、毁掉古铜器甚至去盗掘古墓，也只能交到40-50%的税赋，很多人因此获刑入狱（铁钱甚贱，物腾民困，……，益苦之，或剑剔佛像，毁器用，盗发古家，才得铜钱四五，坐罪者甚众）。
还用十年？三年就把蜀地的财富抢差不多了。
宋真宗淳化四年，青城县茶商王小波、李顺聚众百余人起事，义军横扫了整个川蜀，北宋王朝被迫放弃了这种“剃头式”的抢劫，蜀地元气逐步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