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为农民服务的“末业”是金融。
商鞅禁绝了秦半两（秦国原来的货币），吕不韦发行了自己的货币，这种货币叫“文信钱”。更为重要的是，吕不韦不仅自己铸币，也允许民间铸造货币，只不过重量要比照“文信钱”。
吕不韦有了钱，就去三晋地区购买粮食，并设立了“太平仓”。简单的说，“太平仓”就是现在的“财政部+中央银行+农业部”：“太平仓”负责官方铸币，也监督民间铸币质量；在丰收之年，小农可以将自己的粮食卖给“太平仓”，价格那是相当厚道；在歉收之年，小农又可以在“太平仓”借到粮食，利息那是相当便宜。

第二个为农民服务的行业是商业。
吕不韦自己就是商人，他知道，贸易是人们互通有无、维持生活的正常手段，禁绝粮食贸易、对贸易抽重税是非常愚蠢的行为。虽然吕不韦仍旧把商业列为末业，但是，“本末”并不矛盾，士、农、工、商各有所长，不能偏废。
在秦国，商人总算过上了好日子，没有税收（请注意，不是低税收，是压根就没有税收）、没有劳役、赚钱后还可以用钱买官……

第三个为农民服务的行业是文化业。
粗鄙的国民是国君的耻辱（败莫大于愚），国内是一帮连《诗》、《书》都不懂的蠢人，出门见了诸侯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
吕不韦认为：愚民，国人不用脑子思考，既能盲从于国君，当然也很容易被征服。统一中国，除了有发达的经济，还要有发达的文化；要想文化产业发达，第一要务就是废弃本身就特别愚蠢的愚民政策。
振兴文化，也要统一思想，毕竟诸子百家有优劣之分。与后世杀人放火的焚书坑儒不一样，吕不韦统一思想的方法是集百家之长，诸家可以在秦国都城咸阳公开辩论，他自己也经常与门人辩论。最后，吕不韦成为“杂家”的集大成者，通过“假人之长”来“以补之短”。“杂家”继承了儒家天下为公的思想，强调“民”的独立性，“民”绝不是“王”的“群氓”，治国必先“德政”、“仁义”、“爱民”；“杂家”又有黄老道家的清净，有道君王必需“虚静以待”，不能以个人的喜好左右臣下，更不能以个人标准断定忠奸。
一句话：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
——《吕氏春秋》抄袭姜子牙《六韬》

第四个为农民服务的行业是公务员。
吕不韦提出了与商鞅截然不同的理论，官府不能与农人对立，农人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任统治者奴役的牛马。大家不是吓大的，商鞅那些“车裂”、“诛九族”的劳什子，总有一天会反噬国君（亡国之主，多以多威使其民）。秦庄襄王即位后第一年，秦国就大赦天下，放掉了前朝因乱扔垃圾等小罪名抓来的很多“罪人”。
吕不韦下令王室编纂了中国农学史上的四篇开篇之作，《上农》、《任地》、《辩土》和《审时》，还完善了一部新历法《月历》，记载了每个月农民应该完成的农活。各郡县官长最主要的职责，就是向农人宣讲耕田经验，根据每个月气候变化和农作物生长情况，提醒农民安排农业生产。
顺便说一句，中国第一代大型农田水利工程——都江堰、郑国渠，都是吕不韦主持修建的。都江堰将蜀地岷江分为内江、外江两渠，内江之水用来灌溉，外江用来泄洪。内江之水惠及三百多万亩农田，自此，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不再有水旱灾之惧，直到今天我们仍在使用吕不韦的这些水利工程。
举国郡县官僚成为农人的服务员，在秦国，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有了金融、商业、文化和为农民服务的公务员，吕不韦开始了自己对六国的征伐。
与商鞅强盗般硬抢不一样，开战之前吕不韦总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忽悠国人，让大家认为自己的战争是正义的。吕不韦告诉国人，六国国君任意妄为、荼毒天下，所以，秦国要救六国于水火之中。秦国之兵是“义兵”，诛暴君、抚慰苦难中的六国，就不一样了。这样，敌国国人见了秦国的“义兵”，就像孝子见亲爹。秦兵所致之地，不虐五谷、不掘坟墓、不伐树木、不焚房屋……，据说这样的军纪能取信于敌国之人。
——前249年，东周王室合纵山东六国灭秦，吕不韦率兵攻灭东周，建立秦国的“东郡”。延续八百年的周室“天下共主”灭于秦人之手，秦国取得了统一天下的口实。
——前248年，信陵君合纵韩、魏、赵、燕、魏五国攻秦。在吕不韦主持下，魏王中秦国反间计，信陵君被迫隐退，破五国合纵。
——前242年，韩、魏、赵、卫、楚五国合纵攻秦，吕不韦率兵出函谷关，灭卫国、迫楚国迁都。自此，山东诸国中有实力对抗秦国之兵的只剩下最远处的一个齐国，齐国恰恰还中了秦的远交近攻之计，统一六国只是时间问题。

吕不韦信奉的思想，不允许他擅自篡位称王。否则，在子楚去世、嬴政又未成年的时候，吕不韦有无数次机会废黜这位未来的秦始皇。
嬴政终究会长大，而且，嬴政与子楚不一样。子楚，一辈子大部分时间都在赵国坐冷板凳，既无治国谋略、也无称霸宇内的雄心。嬴政是一个年仅弱冠的国王，一旦手里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凡人就会立刻变成神。
按秦国的风俗，男子二十二岁要行成人礼，即“加冠”。如果成人男子是国王，“加冠”之后就要成为真正的统治者。现在，在嬴政通向封建集权的路上，秦国的权相、自己的仲父——吕不韦，成了最大的绊脚石……
吕不韦意识到这一切，在生死存亡的时候，他出了两个昏招。
第一个昏招，为加强对王室控制，吕不韦把大阴人“嫪毐”献给了嬴政的母亲。这位当年吕不韦送给子楚的美女，一定属于胸大无脑型选手，不但与嫪毐私通生下两个儿子，居然想让他们的私生子取代嬴政成为秦王。
第二个昏招，嬴政21岁那一年，也就是亲政前一年，吕不韦抛出了《吕氏春秋》，并在城门悬赏，说能改动一字者，赏千金。结果，没有人能改动《吕氏春秋》一个字。从内容和文字角度讲，《吕氏春秋》远没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无人能增损一字，显然是摄于吕不韦的权势。
吕不韦悬赏千金求一字，当然不是为了炫耀自己学术成就。吕不韦想借机告诉嬴政，自己的治国政策无可更改。
此情此景，嬴政怎能不知道，又焉能不下定决心除掉吕不韦？
吕不韦以自己的权势向秦王嬴政的权势宣战，他的敌人却是天下权力欲最旺盛的人。这是一场注定的失败，倡导仁义、分封、无为的杂家，怎么可能在权势上战胜封建集权的法家？
更不靠谱的事终于发生了。
嬴政亲政后第一年，那位“大阴人”嫪毐就不自量力发动叛乱，带着几千门客就去诛杀嬴政。叛乱当天就被剿灭，嫪毐被诛三族。
追究起来，嫪毐是吕不韦献给太后的。
结果，吕不韦罢相。
吕不韦罢相后，建议吕不韦复出的人络绎不绝，去看望吕不韦的高官、贵戚、士人络绎不绝，据说在吕府附近造成了严重的堵车——马车。
嫪毐只有几千门客就敢拉杆子造反，吕不韦可是为相十三年，无论军队还是各个衙门都人熟、地熟，更何况吕不韦在洛阳还有十余万户的封地。造起反来，声势俨然要比嫪毐强很多。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放逐吕不韦后一年，嬴政赐书吕不韦：你对秦国有什么功劳，居然能在河南有十万户封地？你跟我有什么亲戚吗，居然当了我的干爹？还是把你发配去蜀地吧。（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
在流放的路上，吕不韦饮鸩自杀。吕不韦，挥金而起、饮鸩而亡，终于死在倒卖权力这门最赚钱的生意上。

只是，当时李斯在嬴政的支持下占了上风。针对淳于越的建议，李斯代表秦嬴政展开了反击：
——李斯上“焚书议”：凡非博士之职藏诸子百家著作，杀无赦，大臣不得议论皇帝是非、子女不得议论父亲之过……。焚书令的目标，并不是只打击儒家，而是要复活商鞅的“愚民”政策，消灭诸子百家。焚书令致使大量典籍失传，后来，项羽又在秦宫一把火烧掉了官藏典籍，害的后世研究先秦历史只能靠刨死人棺材里的竹简。
——第二年有方士告诉嬴政，他刚愎自用、专任狱吏、刑杀为威……，总之，这路货色已经惹怒了神仙，得不到长生不老药。几十年如一日追求长生不老的秦始皇，花了无数钱、费了无数心血，最终这些方士不是拿钱出海跑路，就是回来痛骂自己得不到神仙赏识。嬴政突然意识到自己被忽悠了，一怒之下坑杀了四百多个江湖骗子。在秦代，观星占卜的骗子都是识文断字的“专家”，其中就包括一批儒生。
谁也没有想到周青臣与淳于越的辩论，居然惹出来一个“焚书坑儒”，秦嬴政借机最终确定了帝国体制：统一了六国、建立了绝对服从一人的封建官僚、毁了天下诗书、坑杀了方士、杜绝了所有言路。更重要的是，嬴政从此不再信任长生不老，来世纯净的彼岸就此变成今生肮脏的此岸。既然没有来世，今生就要抓紧享乐，一旦作恶没了底线，嬴政就开始幻想主宰尘世的一切，当然也包括货币。

统一六国后，嬴政宣布，只有黄金、秦半两（秦国货币）才是货币，敢用六国货币者，罚戍边。所谓戍边，大多是去长城背砖头——几乎等同于死罪……
货币统一本来是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但是，如果把封建帝王的意志强加于上，就未必能取得好的效果。嬴政应该知道，只有统一货币才能形成强势中央集权，否则，像吕不韦那样，大家都能铸币，堂堂“始皇帝”如何能拥有天下财富？
大家可能注意到，嬴政宣布了两种货币：黄金和铜。
货币的取材在货币理论中被称为“本位”，随着经济总量增加，货币本位价值会由低到高，正常顺序是：铜、银、金。两种币材同时流通也不是没有，应该是贵金属为主币、贱金属为辅币。
金、铜并行，金属于贵金属、铜则属于贱金属，黄金应该是主币、铜币则是辅币，理论上应该是“金本位”。
要知道，秦朝生产力绝无可能演进金本位的地步，此时金、铜并行本身就是很不正常的事情。而且，汉代之后，黄金马上就退出流通领域，无论汉代货币如何演变，货币本位始终只是铜钱。
暂时放下铜钱，先来看一看究竟谁在用黄金？
秦朝官方黄金单位是饼，分为大小两种饼，大的250克，小的也有16克，纯度那是相当的高。就是一块小金饼的价值，放到今天也能将就着过年了，如果换算到秦朝的购买力，绝对是价值连城。
既然是官定货币，就一定有发行途径，秦朝金饼最主要的发行途径是嬴政对臣下的赏赐。对待自己的下属，嬴政那是相当大方，赏赐黄金动辄以车计算。
对皇帝来说，赏赐臣下黄金比分封更为合理。毕竟封臣土地每增长一分，君主土地就会减少一分，最终皇帝只能靠“王德”维系“封君-封臣”平衡，绝不可能为所欲为。
赏赐臣下黄金，却完全是另外一个逻辑。
封建官僚不再是封臣，而是由皇帝任命的郡县长官，或者帮助皇帝处理政务的三公九卿。封建官僚的财富来源于俸禄、赏赐或者贿赂，只要不是独立的封地，他的一切就都在帝王掌握之中，财富也就不会再培养独立的人格。
权力都只对来源负责，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
嬴政追求的是绝对封建集权，也就不容得任何人有反对意见，无论他的决定多么离谱、多么荒唐、要耗费多少别人的生命和金钱。只有完全屈服于嬴政的人，才可能得到嬴政的信任，才可能成为封建官僚，才可能得到这些黄金。
这明显是一个逆淘汰机制，所有试图保留独立人格的人，都不会得到黄金，都会被排除在这个体制之外。

这样的人留在嬴政身边，只能等死。
——秦国第一大猛将王翦，自知秦王嬴政决不能容人掌握兵权，在统一六国后归隐。当门客问起的时候，王翦只能悲哀的告诉他们，这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
——秦国第一谋士尉缭，早就看出嬴政“长目、豹声、少恩而虎狼心”。嬴政确立了统一的局势后，尉缭就悄悄消失在茫茫人海……
拿到这些金饼的，又是谁呢？
秦相李斯——著名的“仓中老鼠”，就是获得金饼最多的人之一。李斯年轻的时候看到两种老鼠，厕所里的老鼠浑身肮脏还吃不饱，粮仓里的老鼠吃的脑满肠肥还不用住粪坑。于是，李斯感叹，每个人的命运不同，完全是因为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
于是，李斯找到了相国这个能拿到嬴政赏赐黄金的好位置。
秦朝三公九卿、三十六郡，又有哪一个不是围绕在嬴政身畔的仓中老鼠？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是谁在用铜钱？
答：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秦半两，至于说秦始皇统一货币，只是梦呓般的意淫。当代考古结论证明，秦半两的出土区域只限于秦地，其他诸侯国从有过出土记录。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在秦地，出土的秦半几乎每一枚都与其他的钱不一样。嬴政明明颁布了秦半两的统一标准：重12铢（约合8-10克）。彭信威先生在传世之作《中国货币史》中对此有点睛之笔，“现存的秦半两，按重量来说，超过标准量的有、没达到标准量的也有，也不能断定这些株钱是官炉铸造的。实际上，秦王朝还没有完全掌握铸造货币的大权”。
没有秦半两，大秦帝国又以何为货币呢？
答：布币。
所谓“布币”不是三晋的空手布，而是“布做的货币”，就一块小小的破布，不知那天遇水就发臭了。
这种破布是怎么到每一个普通人手中呢？
答：统一六国之前，所有的秦人都被拉去战场上砍人头了，统一六国后大秦帝国全国人民都在啃砖头。
布币，就是秦人啃砖头得到的薪酬。

——嬴政的宫殿，不但空前，而且绝后。秦宫绝非今天北京紫禁城可比，也不止一个宫殿，仅都城咸阳附近嬴政就修了二百七十座皇宫，这还不包括“矗不知几千万落”的阿房宫。对于宫中的万名美女，嬴政不仅注重容貌、更注重素质，他把诸侯妻女全部拉进自己的皇宫，煞费苦心地将她们装扮成“幼妙宠丽”，他自己则“纵酒后宫”。清晨美人的梳妆镜，如同天上莹莹的明星；渭水上的片片油渍，是从美人们脸上洗下来的脂粉；空中弥漫的香雾，是美人们在衣服上熏兰椒（明星莹莹，开妆镜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雾横斜，焚椒兰也）……
——嬴政的皇陵，不但空前，而且绝后。以冢土推算，这个陵墓至少要动用50万人力，才能在嬴政死前把整个秦始皇陵修完。更可恨的是，嬴政死后，将所有工匠，连同没有子嗣的美人全部坑杀，无数条生命都成了他的殉葬品。据说地下以水银为江海、以夜明珠为星辰、以流沙围住整个陵墓，内置弓弩，但凡敢偷窥这位始皇帝陵墓者，死无葬身之地。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皇帝，很多帝王的陵墓都被盗墓贼挖空了，唯独这个名震江湖的秦始皇陵，无人敢拂其缨……
——嬴政的万里长城，不但空前，而且绝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甘肃曾经爬过一次野长城，从天水出发开车两个小时，然后徒步两个小时，终于到达目的地。在没有任何机械的时代，要在荒山野岭修补一道绵延几千里的破墙，这得是多大的工程？
即使大秦帝国的普通人承认布币是一种货币，人们也没有机会把这些布币带回家奉养妻儿老母，绝大多数劳力都死在了工地上。传说中有一个孟姜女，现实中又何止千万个万喜良……
嬴政在位期间，每年服劳役的人都在200万人以上，有数年的劳役征发超过了300万人。新中国史学泰斗范文澜先生曾经做过估计，秦统一后中国有2000万人口，除去50%的女性，再除去18岁以下、50岁以上的男性和士兵，基本上每个适龄男性都嬴政弄去啃转头去了，连个外贸尾单都没剩下……
何况老弱妇孺也未能幸免，这么多工程，虽然劳力是免费的、材料是抢来的（强征），嬴政手下那帮封建官僚要吃喝拉撒，劳力也要吃饭的——这绝不是一个小数字。秦朝农人的田赋、人头税约是战国时代六国的二十倍，徭役约为战国时代六国三十倍；六国贵族则更惨，被嬴政悉数迁徙到都城咸阳附近，天下富户亡尽……
于是，我们在史籍中看到了如下词汇：僵尸千里、流血倾亩、百姓力竭、百姓靡蔽，孤寡老幼不能相养、道死者相望……
六国时代，国人尚可逃亡，只要爱劳动，到哪里一样都有饭吃。现在，天下一统，逃离土地就是死罪。让你走，你不走，或者走的慢了点，也是死罪：被征发服劳役的人如果迟到一天，就会被处死。
嬴政弄死你的法子很多——腰斩、枭首、弃市、戮尸、车裂、坑、石桀、戮死、凿颠、抽肋、釜烹，死刑就有12种……
嬴政喜欢奢华，天下人也都顾念自己的家庭。结果却是，宫殿里的柱子多于田里的农夫、宫殿里的木梁多于织布机上的女工，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天下之财，奈何取的时候连最后一分财富也拿走，用的时候又像泥沙一样不知珍惜？（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
可以吗？
不可以吗？

秦朝小结：血族的衰亡
战国之前，中原大地根本就没有私有制。人们的社会关系是“封君-封臣”，大家一起耕种土地、一起娱乐、一起生活……，除了成为奴隶的战俘，世界上并没有剥削。
战国之前，我们祖先最主要的农具仍然是木棍和石器，耕牛也是在春秋战国交界时才成为农业畜力。当然，春秋时代也有青铜，只不过青铜农具的作用是放在祭坛上供人顶礼膜拜，不是真正去田地里耕作。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春秋时代，无论齐国的刀币、晋国的布币还是楚国的蚁鼻钱，币材都是青铜。要知道，几十钱就可以买到一石粮食，您这儿种粮食还想拿着青铜家伙。
今天，有人见农民拿黄金做锄头的吗？
木质和石质工具无法支撑一个家庭对抗自然，以家族为单位生存是必然的选择。在集体生存模式下，家族得以延续才是最幸福的事情，所以，在海外学者先秦史研究中，西周、春秋也被称作“血族时代”。
血族时代，一宗、一姓、一族连生存都困难，包括国王在内大家都不可能有过多特殊待遇。王对百姓要讲“王德”、讲“仁义”；百姓对国王，要讲“信义”、讲“忠恕”。
无钱的西周，“信”、“忠”才是血族时代的幸福观。所谓“信”是对普通人而言，人们不能食言而肥、不能互相欺诈，如果一个人可以欺骗他的同类，当然也可以欺骗上天。基于上天惩罚的恐惧，“信”才成为最基本行为准则，这种不为今人所理解的“一言九鼎”其实是当时的常态。至于“忠”，不是大家要向谁效忠，而是家族之长要忠于家族、国家之君要忠于国人（上思利民，忠也）。
所以，周王室虽然孱弱、虽然经常被诸侯戏弄、虽然根本就没有金钱，除了粗鄙的野蛮人——秦国，没有那个诸侯敢对王室动武。
战国是一个高山为谷、深谷为陵的时代，魏国率先发明了鼓风炉，铁器成为制造农具的主要材料。铁器的出现，使得人们以家庭为单位生存。正是这个原因才有各诸侯变法——变家族生产为家庭生产。战国末期，中国终于出现了土地私有制，《史记》记载，长平之战的主角赵括的老爹赵奢曾去自己的农地上视察耕种，此后，便是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把公田分给敢于砍别人脑袋的人。
本来，人类生产单位从家族走向家庭是一个进步，离开家族的束缚，单一的人才能有更多作为，嬴政的做法却完全让事情变了味道。
有钱的秦朝，只有秦始皇才有幸福：荼毒天下之肝脑、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
统一六国后，嬴政只活了十年（前220-前210年），十年五次出巡，每次出巡时间平均一年。高兴的时候，就赏赐沿途百姓一点“布币”；不高兴的时候，就杀人全家，巡幸到赵国故都邯郸的时候，嬴政将幼年时代难为过他的人全部坑杀。每次出巡，嬴政必立石刻昭彰自己的功绩，现所有石刻均已被毁，唯有三十二篇文本存于《史记》，无一不昭示这个独夫民贼妄图唯我独尊。
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东到大海，西涉流沙。南及北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莫不臣服。秦德昭昭，秦威烈烈。恩德所至，泽及牛马。
——琅琊石刻（秦相李斯）

司马迁对这些奉承到肉麻的石刻给出了一个简练而中肯的评价：鸣得意！
无论那个时代，都有人活的很光彩、有人活的很艰难。我相信，没有人想生活的艰难，趋利避害是每个人的本性，所以，大家才拼命赚钱。
“想赚钱”这个理想很正常，这在西方经济学中被称为“理性人”。西方经济学最大的特征就是有一堆非常不靠谱的假设，“理性人”就是最基本的公理性假设之一。意思是说，每个人都能精准的判断自己的得失，然后根据能否赚钱再做决定。
西方经济学只是把“理性人”作为一种假设，这并不是现实。我们不是计算机，不可能每件事都斤斤计较得失，比如，扶起跌倒老人之前不可能预见到自己被讹诈……，这位嬴政，愣是把两千年后西方经济学的假设变成了秦朝的现实。
嬴政缔造的秦朝，最幸福的是嬴政，其次是他手底下那帮封建官僚：皇帝最光彩、大官有大光彩、小官有小光彩；国人，不光彩。
嬴政的光彩又是怎么得来的呢？
答：只求有利，不求有德。
结果：广大秦朝人民都成了“理性人”。
从商鞅开始，秦人就彻底抛弃了“王德”，凡事只要能获得利益，就算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去做。大家可能还记得，前文提过公叔痤临终前曾求商鞅不要进攻魏国；为秦相后，商鞅以“故国之情”为由邀请魏国公子冇赴宴，结果在宴会上俘虏了公子冇。此后，秦国干的事情根本就拿不上台面：以王后之尊色诱犬戎酋长，后诈杀之；嬴政囚禁生母消灭嫪毐集团……
只要能取胜，什么法子都用：诸侯名将能以金钱收买的就收买，收买不到的就离间，实在离间不了就派人暗杀……。好歹吕不韦讨伐六国还找个理由，嬴政统一的道路上却充满了肮脏，没有丝毫道义可言，有的只是功利。
如果国王可以骗人、诱捕、要挟别人，王后可以不顾廉耻亲行使美人计，国人还有什么恶劣的手段不能用呢？
卑劣的手段，怎么可能得到高尚的结果？
封建社会，社会道德的沦丧必然是从封建帝王开始的，一旦封建帝王丧心病狂，整个社会的道德就会以棘轮效应向下滑坡。因为，社会底层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封建帝王每沦丧一分，底层的痛苦就成级数增加。为避免痛苦，底层自然会效仿这些卑劣的手法获取财富，只不过他们的手法更为赤裸裸，也更为残暴。
六国统一后，秦人“告奸”成风，有时甚至会编造邻里罪名，为赏金不惜让邻居全家送命。据《汉书》记载，按照秦朝的法令，儿子成人后必须与父母分家，否则全家受罚；于是，贫穷的父母会让身体强壮的儿子先成家，让体弱的儿子们入赘寡妇之家，或者逼迫他们去行商。
要知道，入赘、行商，在秦朝是要被优先征发劳役的，都那是送命的活儿……
最终，儿子不认贫穷的父母，所有人都以有富贵亲戚为荣（贫穷则父母不子, 富贵由则亲戚畏惧）。太史公司马迁慨叹，秦人除了追求“人生在世，势位富贵”，大概再也没有别的想法了。

前人成功的路径，人们往往会模仿；同样，成功者的心态人们也会模仿，毕竟成功是每个人都期望的事情。
最成功的人，是嬴政；秦朝人无论多么恨嬴政，他们始终对嬴政这种生活有着些许艳羡：嬴政唯我独尊，于是，每个一个秦人也都这么希望。
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天天在长城上搬砖、游离于生死之间，却始终幻想自己有一天也能奴役芸芸众生。所以，秦人显现出一种山东六国无法理解的暴戾，可以用一年、多年积攒的粮食向封建官僚行贿，却无法容忍陌生人在路上挤一下。为别人车上落下草木灰，也能聚众斗殴，现在大家可以理解为何秦人法令对乱丢垃圾者要割鼻了。
整个大秦帝国，人人不知自爱、更不知爱人，所有人都只为利益而奔波。一旦所有的秦人都按功利做出决策，都以奴役他人作为自己的幸福观。那么，优秀者就会迅速被虚伪凶残卑劣者驱逐，事实上，秦人已经不可能允许高尚和坦诚存在。
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高尚才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此时，秦帝国也就去日无多。因为，秦帝国中已经没有一个优秀的人，更没有优秀的人能挽救秦帝国衰亡的命运。
本来，嬴政指定的继承者扶苏是一个宅心仁厚的人，如果扶苏即位，或许能延秦朝之命。毕竟嬴政在位仅十年，扶苏也许回天有力，能力挽狂澜。
嬴政身边的人，都是李斯一类的“仓中鼠”，又岂能让扶苏之流存在？
想拥立秦二世嬴胡亥的宦官赵高只用了一句话，就让秦相李斯矫诏杀掉了公子扶苏：定太子之位就在我和君侯，扶苏必用蒙恬为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于乡里。
篡位的嬴胡亥全盘继承发扬了嬴政的幸福，刚刚即位就向赵高宣示了自己的帝王信条：人生如白驹过隙，我做皇帝，就可以穷尽心智去享乐一生了……
在位三年，嬴胡亥一直为自己的幸福奋斗。为保住帝位，嬴胡亥杀掉了自己19个兄弟和10个姐妹（注：杀全家）；就连帮他登上帝位的李斯也遭受了五刑，先割破脸部、削掉鼻子、剁去脚趾，最后拦腰斩为两截；至于出巡、陵墓乃至重修阿房宫，嬴胡亥一样都没少干。
还有一样，嬴胡亥也没忘：即位后，胡亥先后两次要求山东六国必须使用秦半两，即“复行钱”。
当然，嬴胡亥也没能统一货币，嬴政没有做成的事嬴胡亥照样做不成。兵戈可以消灭人的生命，却永远无法消灭生生不息的货币，只要人类还存在，经济进程就不可能由封建权力决定。
秦朝，一面是足值的高纯度黄金，一面是残破不全的布币；一面是嬴政一人占尽天下之利，一面是无数农人尸骨相枕……

嬴胡亥即位当年，有着“鸿鹄之志”的陈胜揭竿而起，引爆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虽然后人给了陈胜莫大的荣誉，刘邦以诸侯之礼祭祀陈胜、司马迁甚至以王侯之礼为陈胜立传，这位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农民领袖，不过是在嬴政幸福观激励下想做另一个嬴政而已。
此后，农民起义再没停止。
前207年，秦军主力在巨鹿向项羽投降，嬴胡亥在赵高威逼下自杀，被以平民礼葬于咸阳；前206年，刘邦率兵攻入咸阳，继任者嬴子婴向刘邦投降；一个月后，项羽入咸阳，杀子婴，阿房宫也被付之一炬。
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唐?杜牧《阿房宫赋》
从嬴政灭六国算起，统一的秦朝只存在了14年，嬴政所有子孙均被灭族。那么，何时我们才能不被后人哀叹呢？

第3章 犯我货币者，虽强必诛
（汉高祖-汉武帝）
汉初大通胀
年轻时刘邦混的相当不怎么样，经常去酒馆赊账，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期的商业信用记录。至于后来这位皇帝是否还钱，史书却没有记载。史书只告诉我们，在陈胜吴广激励下，这位曾经借钱赊酒的“亭长”从事了一份很有前途的职业——造反。
造反的成绩很卓著，前206年刘邦终于以胜利者的身份进入了咸阳秦皇宫。看着富丽堂皇的宫殿，刘邦惊地目瞪口呆，说出了一句心里话：大丈夫当如此也！为了“当如此”的理想刘邦和项羽逐鹿中原。八年后，韩信以“十面埋伏”之计把项羽忽悠地自刎乌江，“楚汉之争”以刘邦的胜利而告终。
胜利后的刘邦一定很郁闷，战乱极大损耗了社会财富，史籍有记载的战争死亡人数就在百万以上，项羽在攻入咸阳的时候又一把火烧掉了阿房宫。刘邦登基的时候，堂堂皇帝居然连四匹白马都没凑齐，丞相、大将都要坐牛车上朝，社会经济凋敝可见一斑。
环顾汉帝国的版图，皇帝突然发现自己说话并不算数。
全国45郡，有30个郡在齐王韩信、淮南王英布、韩王彭越等十七个异性王手中。表面上这些异姓王对刘邦也算尊敬，每年都向他缴纳供奉，只不过把铜钱重量缩水百分之九十。古人给这种钱起了个很形象的名字——“荚钱”，“荚”是一种豆科植物，与浮萍意思相近。
看着国库这些破烂的“荚钱”，刘邦或许意识到自己距离至高无上的皇权还很远、很远，只要有异性王存在，刘邦就不可能实现“当如此”的理想。
异姓王都是刀头舔血的暴徒，断然剪除天下必遭大乱，于是，刘邦想到了一个法子：重申秦帝国的铸币标准，要求帝国臣民使用重12铢的秦半两。更重要的是，异姓王的30个郡也必须向朝廷缴纳这种足值的“秦半两”。
刘邦所铸“秦半两”很快就被诸侯回炉，再次铸成了“荚钱”，人们一旦拿到足值的“秦半两”也会藏在箱子底。这就是著名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琴法则：如果良币、劣币同时流通，良币会逐步减少，市面上流通的将都是劣币。
诸侯依旧向刘邦缴“荚钱”，货币流通还是一团糟，至于粮食价格则一飞冲天。汉初，每石粮食从五千钱暴涨到每石一万五千钱，至于当时的奢侈品——马匹，则上涨到每匹百金以上。
高祖五年（前198年）刘邦实在撑不住了，宣布官方货币减重为“三株”，实际上承认了“荚钱”的法定地位。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详细记载的大通胀，为争夺财富，皇帝和诸侯竞相对货币减重，谁的钱最破，谁在市场就最有竞争力。

货币减重无疑会危及帝国经济，但是，重建货币信誉的基础是帝国有良好的实体经济。为重建帝国经济，实行货币减重的同时，刘邦推出了自己的土地政策。汉高祖二年，刘邦将秦朝王室公田、官田、池林分给自己的士兵：普通士兵每人大约能获得一百亩土地。
自从铁器成为普通农具，中国人始终未曾真正有过自己的土地。战国七雄征战不休、嬴政把劳动力都弄去啃砖头、跟着就楚汉争霸，是个男人都被拉出去当兵了。士兵是一柄双刃剑，既然可以与项羽作战，当然也可以吞噬刚刚建立的汉帝国。
其实，没有谁天生就是暴力机器，只要有稳定的生活谁也不愿意靠舞刀弄枪吃饭。绝大部分士兵都是普通人，他们只想平静地度过一生。这也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平静的一生需要稳定的收入；在农耕社会，稳定的收入需要一定数量的土地，即使刘邦这样的流氓无产者也向往田园生涯。
赐予士兵土地，士兵也就实现了这个梦想——“百亩之田、五亩之宅”，这是皇帝颁给帝国士兵的最高奖赏。一旦获得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士兵就成为汉帝国最忠心的捍卫者：谁想打破我的铁饭碗，那是一定会和他拼命的。虽然刘邦弄出来一个大通涨，毕竟“荚钱”是计重货币，到底值多少钱，大家可以用秤砣衡量货币，对农人的影响不是很大。
刘邦大概没有想到，他的土地政策奠定了此后两千年的社会结构：皇帝是社会最高层，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之下是三公九卿等封建官僚，拿皇帝的钱，逐级管理小农；最底层是万千小农，他们对帝国纳税，用自己的血汗钱养活帝王与封建官僚。此后，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始终没有摆脱“皇权-封建官僚-小农”这个三位一体的窠臼。
经营数年，在自己的15个郡国人再无战争之苦、不用秦朝酷刑、小农归于稼穑，俨然已经是四海升平。
刘邦有了底气，高祖八年颁《盗铸钱令》，明文禁止诸侯再以“荚钱”忽悠他。所谓《盗铸钱令》其实就一条，由皇帝统一全国铸币权，诸侯不得自行铸币。
遗憾的是，诸侯并未执行刘邦的命令。
在封国之内，诸侯拥有自己的军队、税收权和官吏任免权，不允许私自铸币，如何对抗绝对皇权？毫无悬念，刘邦的《盗铸钱令》流产了。“荚钱”依旧风行各地，诸侯也照样拿“荚钱”忽悠他。
世界原来远未清静。
所有人都有可能觊觎帝位，尤其是手握重兵的异姓王。异姓王有独立的封国、独立的经济来源、不用拿薪水，当然也就不用听皇帝的话。楚汉争霸的时候，韩信就要挟自己封他为齐王，现在诸王又拿“荚钱”忽悠他。
一定要消灭异姓王！

货币减重无疑会危及帝国经济，但是，重建货币信誉的基础是帝国有良好的实体经济。为重建帝国经济，实行货币减重的同时，刘邦推出了自己的土地政策。汉高祖二年，刘邦将秦朝王室公田、官田、池林分给自己的士兵：普通士兵每人大约能获得一百亩土地。
自从铁器成为普通农具，中国人始终未曾真正有过自己的土地。战国七雄征战不休、嬴政把劳动力都弄去啃砖头、跟着就楚汉争霸，是个男人都被拉出去当兵了。士兵是一柄双刃剑，既然可以与项羽作战，当然也可以吞噬刚刚建立的汉帝国。
其实，没有谁天生就是暴力机器，只要有稳定的生活谁也不愿意靠舞刀弄枪吃饭。绝大部分士兵都是普通人，他们只想平静地度过一生。这也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平静的一生需要稳定的收入；在农耕社会，稳定的收入需要一定数量的土地，即使刘邦这样的流氓无产者也向往田园生涯。
赐予士兵土地，士兵也就实现了这个梦想——“百亩之田、五亩之宅”，这是皇帝颁给帝国士兵的最高奖赏。一旦获得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士兵就成为汉帝国最忠心的捍卫者：谁想打破我的铁饭碗，那是一定会和他拼命的。虽然刘邦弄出来一个大通涨，毕竟“荚钱”是计重货币，到底值多少钱，大家可以用秤砣衡量货币，对农人的影响不是很大。
刘邦大概没有想到，他的土地政策奠定了此后两千年的社会结构：皇帝是社会最高层，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之下是三公九卿等封建官僚，拿皇帝的钱，逐级管理小农；最底层是万千小农，他们对帝国纳税，用自己的血汗钱养活帝王与封建官僚。此后，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始终没有摆脱“皇权-封建官僚-小农”这个三位一体的窠臼。
经营数年，在自己的15个郡国人再无战争之苦、不用秦朝酷刑、小农归于稼穑，俨然已经是四海升平。
刘邦有了底气，高祖八年颁《盗铸钱令》，明文禁止诸侯再以“荚钱”忽悠他。所谓《盗铸钱令》其实就一条，由皇帝统一全国铸币权，诸侯不得自行铸币。
遗憾的是，诸侯并未执行刘邦的命令。
在封国之内，诸侯拥有自己的军队、税收权和官吏任免权，不允许私自铸币，如何对抗绝对皇权？毫无悬念，刘邦的《盗铸钱令》流产了。“荚钱”依旧风行各地，诸侯也照样拿“荚钱”忽悠他。
世界原来远未清静。
所有人都有可能觊觎帝位，尤其是手握重兵的异姓王。异姓王有独立的封国、独立的经济来源、不用拿薪水，当然也就不用听皇帝的话。楚汉争霸的时候，韩信就要挟自己封他为齐王，现在诸王又拿“荚钱”忽悠他。
一定要消灭异姓王！

皇权之下没有任何竞争，也不允许有人挑战皇权，所有的规则只有一条：服从。达到这个目标的途径可能是经济掠夺，也可能是肉体征服。既然经济手段不能让你交出财富，那就从肉体上消灭你！战争永远是经济斗争的继续，欺负人为快乐之本，别人的房子变成自己的房子、别人的金钱变为自己的金钱、别人的女人变成我的女人，那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
韩信的命运把这个法则体现的淋淋尽致。
楚汉争霸之时，谋士蒯彤向韩信献计：“以您的贤能和手中的兵力，又拥有燕、齐两国的土地，楚汉争霸消耗了各自的实力，您才是真正的天下之主。您要知道，天予弗取，反受其纠”。
然而，韩信没有造反；果然，反受其纠。
在刘邦默许下，韩信汉高祖十年被吕雉（汉皇后）和萧何（汉丞相）谋杀。汉室史官为我们留下了审讯蒯彤的记录：对蒯彤劝韩信造反的建议，韩信的回答却是“大丈夫怎么能因利益而放弃信义”！
你有能力，我就收买你；
你不听话，我就囚禁你；
你不服从，我就杀掉你……
韩信死后，刘邦又击杀了英布、彭越等异姓王，到高祖11年，除长沙王吴臣①外异姓王被全部消灭。刘邦，这个出身流氓的皇帝（《鹿鼎记》中顾炎武对刘邦的评语），终于完成了中央集权的梦想。
既然消灭了异姓王，正常思维应该是效仿秦始皇强化郡县制。但是，这位平民皇帝选择了一条谁也想不到的道路，他分封自己的兄弟子侄为王，并与诸王约定，此后非我子孙称王，天下人都可以杀了他（非刘姓为王者，天下共击之）。刘邦亲眼目睹了秦帝国的分崩离析，危机时刻无人愿意支撑起破败的帝国。毕竟，官僚靠薪水吃饭，就算贪污的本事很大，也没有理由维护别人的一姓天下。
如果没有血浓于水的同姓诸侯王，汉帝国将来同样无法应对真正的危机。事实证明，分封刘氏诸王是对的，如果没有刘邦留下来的同姓诸侯，恐怕汉朝早就得跟着皇后吕雉姓“吕”了。
无论对与不对，一切都与刘邦无缘了。前195年，刘邦在平叛南诏国的叛乱中死去，把这个烂摊子留给了自己的皇后吕雉。

人们习惯于将刘邦的皇后吕雉称呼为“吕后”，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位临朝称制的太后，另外两位要等到盛唐和晚清才能在本书中出镜，三位女强人都是中国货币史上浓墨重彩的人物。
刘邦刚刚死去，吕雉就收到北部邻居匈奴的一封国书。在国书中，匈奴的单于冒顿轻佻地向吕后求婚：“我虽然是生长在牛马群中的粗人，也曾数次游历（抢劫）中国。听说你们的皇帝刚刚死去，你现在成了寡妇，恰好我也是单身，不如我们互通有无吧（嫁给我吧）”。
面对这封带有羞辱意味的国书，吕雉这位汉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只能忍气吞声。她知道，帝国经济根本不能支撑对匈奴的战争。然而，从吕雉开始，仅仅不到一个世纪，破败的汉帝国就一跃变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直接把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匈奴骑兵赶到了西欧，从此罗马帝国受尽了欺凌。吕后末年，中国单个农业劳动力的原粮产量已经突破了3400市斤，这不但是西欧1500年后的劳动生产率，也远高于1978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2240市斤）。应该说，中西文明争霸就是从汉帝国驱赶匈奴开始的，在第一轮交锋中，西欧完败。
西汉帝国究竟是如何一举由弱变强的呢？
究竟是什么原因赋予了汉帝国击溃匈奴的能力？
是什么原因让这片原本破败的土地创造了当时世界第一的劳动生产率？
遗憾的是，我们的史书记述的是帝王将相。至于经济成因，尘封的故纸堆没有告诉我们答案。所幸，除了这些随着时间停滞的古文字，我们还有了现代考古学。
1983年12月，湖北省荆州市出土了一份汉代竹简《二年律令》，意思是吕后称制二年颁布的法律。这些带着腐土气息的竹简穿越了两千多年的时空，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史书中从未记载的吕雉。
吕雉继承发展了刘邦的土地政策，帝国中央政府把授田范围扩大到全体臣民。各级政府先要统计刘邦时代得到田地的退役士兵，对未得到土地的人登记造册，长期没有土地的人排名在前。最后，县令根据名册对无地之人授予土地。
全国国人被划分为6等，最高一级的“侯”可获得田地90倾，最低级的庶人可以获得田地1倾，就连犯有轻罪的犯人也能在释放后获得半倾田。
“侯”与“庶人”，90:1，看起来贫富差距还是蛮大的。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侯”是战争时代的功臣，整个汉帝国只有113个“侯”，其他五等最高级的“大夫”（正部级）也只能获得25倾田。此后，任何一个王朝“大夫级”官员与普通人的贫富差距都远远超过了25比1。
连接官员与庶民的纽带，便是税收。
吕雉坚决执行了一项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税收政策——“十五而税一”，换算一下，吕雉时代庶人个人收入所得税的税率为6.6%，而且，没有累进税率。
《二年律令》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轨迹，秦人以军功授田、刘邦以服兵役为代价授田，只有到了吕雉才真正实现了全国范围的“均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土地私有制度，每一个最普通的庶人都获得了土地，整个社会实现了孟子的“百亩之田、五亩之宅”。这是无数先贤追求的大同世界梦想——“耕者有其田”，请注意，我没有说这是“耕者有其田”的雏形，是实实在在的“耕者有其田”。

西汉小结：财富的循环
现在，让我们来回顾西汉帝国由弱变强、再由盛转衰的循环，一条清晰的财富生产、转移轨迹呈现在我们面前。
刘邦消灭了强势的异姓王，同时分封了弱势的同姓王，实现了帝国管理制度创新。在吕雉和同姓王的竞争中，双方都信奉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耕经济创造了巨大财富；放开经济管制，一批冶炼、商业、运输、畜牧、渔业等新兴行业崛起，帝国经济前景充满活力。
此时的汉帝国既有产业创新，更有制度创新，无论国家还是普通民众，焉能不富？
文景之治时期，汉帝国的工商业呈现迅速发展。正是凭借从商税中获得的实力，汉景帝攫夺了同姓王权力，彻底消灭了对皇权的竞争。
汉武大帝迅速花光了四代君王的积蓄，便想通过铸币聚敛天下财富，超级通胀使得敛财手段失效，于是把手直接伸向了所有产业。管理天下产业需要一批人，一旦“官商”成为一种势力，帝国政府就会凭借级数式扩张的实力不断蚕食社会财富、挤压小农的生存空间。
然后，失去了正常发财手段的帝国精英成为“豪强”，也挤压掉出小农身上残存的最后一口气息。
无论汉武大帝多么贪心，也无论他多么有权势，在某一个时点上社会财富的总量必然是有限的。必须留出让全社会人继续生存的财富，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必要劳动时间”：社会最底层必需能维持自身和家庭的生存。
然而，参与掠夺的绝非汉武大帝一个人，封建“官商”不但不靠生产就能获得财富，而且还占有了帝国绝大部分财富，此后的所有赚钱的途径都必须依附于这个强势集团。强势分利集团完全不遵守财富规则，显然，最终掠夺超出了帝国居民承受的极限，人们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工作、没有能力组建家庭，最终成为流民。
整个循环的逻辑是：帝国抢占富人产业→→富人把小农从土地上挤走→→封建“官商”又从土地上挤出了富人→→富人中的强者成为黑势力→→小农成为流民……
最终结果：国弱、民贫，唯独官富。
皇权一旦使所有社会资源都匍匐在自己脚下，封建官僚就会在瞬间吸干帝国的经济血液，无论皇帝、黑势力还是黎民百姓都没有力量遏制这头怪兽。武、昭、宣三朝，皇权同样以各种残酷的手段镇压官僚集团，但是，皇权始终只能依靠一批官僚去镇压另一批官僚。汉宣帝错误的执行了通货紧缩政策，为官家豪强兼并土地提供了一把货币铸造的利刃。最终，皇权丧失了与官家豪强的博弈能力，元、成、哀、平四朝，封建官僚像病毒一样吞噬了帝国整个机体。
正是看到问题症结所在，王莽才终其一生锐意改革，晚年更是“常御灯火至明”。他试图以货币改革掠夺豪强财富，以皇权作为强大的后盾再次将帝国扳回“耕者有其田”的轨道。只是，王莽不能、也不可能平衡官僚利益与“天下大同”理想之间的矛盾，他所有的努力都无法挽狂澜之即倒、扶大厦于将倾。
西汉帝国缔造了一个“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体系，这个社会体系成功地取代了西周以来的“王室-封臣”体系。与“王室-封臣”体系一样，这个统治框架也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皇权只有借助封建官僚才能统治整个帝国，但是，封建官僚自身就是一个强势分利集团，他们会借助手中的权力疯狂掠夺帝国财富。皇权根本就无法彻底遏制这种掠夺，毕竟联系皇权和封建官僚的纽带恰恰就是掠夺财富的权力。最终，封建官僚对财富的掠夺将成为帝国难以治愈的沉疴。
西汉帝国完整演绎了上述流程，流程的开始是“均田制”、流程的结束是普通人变成“流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西汉历代帝王甚至使用了迁涉、杀戮等极端的方式打击封建官僚，然而，所有的措施最终又都为封建官僚所利用，成为他们抢劫财富的利器。这是一个缠绕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封印，此后，无论多么伟大的王朝都将在这个封印之下灰飞烟灭！

唐朝小结：魔道相争胜者谁
与西汉帝国一样，大唐帝国也采用了“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组织框架。在这个框架中，皇权是小农最后的庇护，也是“耕者有其田”最坚定的推动者，只有出现万千“耕织结合”的小农家庭，帝国才能拥有最坚实的统治基础。
问题的成因就在于“皇权”与“小农”的中间环节。西汉以来的所有王朝都证明了一个道理：一旦皇权放松对封建官僚的控制，封建官僚便会寻找一切机会兼并土地，在瞬间吸干帝国财富。
盗亦有道，封建官僚抢钱必然有一定之规。除了胡人入主中原的元朝，最有权势的封建官僚都不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无故抢夺别人的财富。要想抢夺财富，封建官僚就必须找到一种合法的方式。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澄清一个认知上的误区：人们往往认为，“小农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生产状态，老死不相往来。“你耕田来我织布、你挑水来我浇园”的生产生活，能缔造一个鲁滨逊式的世外桃源吗？
答：绝无可能。
衡量一个经济体能否自给自足最关键的标志，是经济体内的生产和消费的产品数量是否一致。只要经济体内有货币存在，就绝无可能出现真正自我封闭的经济循环，真正的小农经济体根本无法孕育如此丰富的货币制度，更不要说西汉的“子钱家”、唐朝的高利贷。中原大地自古就是一块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土地，甚至远比中世纪的西欧要发达的多。
然而，市场有很多种，有“好的市场”，也有“坏的市场”。
——在“好的市场”中，所有市场参与者都受到统一规则的制约，因而人们对市场交易结果有稳定的预期，市场运行没有什么隐性的成本。这种情况下，市场参与者不再依靠个人声誉进行交易（impersonal transaction），经济运行中的最强势者（通常是国家）为所有交易提供了最后的执行保障，买卖双方甚至不一定识对方。比如，今天你把一大笔钱存入银行，可能转眼就会忘记刚才银行员工的长相，这在农耕社会是根本不可想象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诺斯和奥尔森都把英国崛起的成因归结于此，英法战争之前，光荣革命使得英国王室逐渐退出商业领域，在金融市场上建立了良好的声誉，同时代的法国王室却没有作到这点。在后来的英法战争中，英国王室通过发行国债征集大量军费，投资者却根本不相信法国王室，因为它的权力弗远无界，可以忽视一切许诺。
——在“坏的市场”中，必然存在一个强势群体，这个群体有可能掌握绝大多数社会资源，也有可能具备调动绝大多数社会资源的潜能，正是因为如此，强势群体可以忽略一切必要的规则，也可以在交易中不遵守任何承诺。既然其他社会成员既无法避免与强势群体交易（资源大多在强势群体手中），就一定会在交易中被剥夺，从而整个市场变得缺乏效率。比如，19世纪托拉斯掌握了美国社会绝大部分资源，12％的人拥有全美财富的90％。当时的一本畅销书《城市之羞》为我们记述了这样一个时代：一面是辉煌的大工厂，一面是肮脏的贫民窟，一面是光鲜的托拉斯总裁，一面是妓女和童工，此外，种族歧视、妇女歧视、对工人残酷的压榨、肆无忌惮在药品中作假……。据《城市之羞》的作者斯蒂芬斯自己说，书中内容都是经过亲自实地考察且“往往是历经生命危险”才写成。
当然，中国封建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也具备“坏的市场”的特征。与周朝、晋朝、三国、南北朝相比，西汉、唐朝都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封建社会，帝国调动资源的能力是之前其他朝代无可比拟的。正是利用这种调度资源的能力，封建官僚才获得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支配权，在这种权力之下，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天下无不可夺之财，权力大的有大财富，权力小的有小财富。
真正的财富生产者——小农，没有财富。

在农耕社会，土地无疑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最有效的财富象征。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唐玄宗才颁布了史上最为严厉的土地买卖禁令：无论何种原因，任何人不准买卖天下土地！只有禁绝了土地交易，才能彻底斩断封建官僚蚕食农人财富的根基。
这道土地买卖禁令奠定了帝国未来几十年的繁荣基础，在强势皇权面前，封建官僚即使再有势力，也无法明目张胆通过土地兼并蚕食民间财富。然而，在“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框架之内，监督之制是一条单行线，皇帝一人又怎可能看住天下封建官僚？
晚年，天纵英才的唐玄宗陶醉于自己缔造的盛世，也逐渐放松了对封建官僚的警惕。秉政二十多年的铁腕宰相李林甫更是给了唐玄宗一种幻觉，实际上，并不是每一位宰相都能像李林甫一样出身于贵族世家，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李林甫一样能在所有政治势力之间纵横捭阖。
李林甫死后，杨国忠这个寒门出身的宰相终于找到了机会，他毫不犹豫的放开了“开元限购令”，在土地市场上重新拿到了财富分配的利刃。从放开“开元限购令”那一刻开始，情况便失控了：不足十年的时间里，帝国全境内40%以上的人全都变成了毫无土地的“流民”。
数代大唐帝王的积累毁于一旦！
杨国忠聚敛了财富，却无法收敛自己的贪婪之心。为了保住自己的相位，他不断以弱智的手法打击、挑衅、诬陷边镇节度使，尤其是安禄山。最终，安禄山率领着帝国最精锐的部队反叛，说到底，安史之乱不过是封建官僚的财富之争变成兵戎相见。
安史之乱使帝国彻底丧失了权威，“均田制”的皇权基础也就随之破灭了。
为挽救帝国于危亡之间，杨炎开始推行“两税法”，试图向大土地所有者收税，进而实现均贫富的梦想。然而，大土地所有者本身就是封建官僚，他们的财富本就不是来自于公平竞争的市场，又怎么可能依靠这些人自己剥夺自己的财富？杨炎的改革根本就不具备最基本的社会条件。
封建官僚的疯狂掠夺最终使社会失去了最基本的秩序，唐僖宗乾符二年（875年），王仙芝、黄巢发动了唐末农民大起义，904年唐昭宗为宣武节度使朱温所杀，907年唐哀帝禅位给朱全忠（朱温后被赐名“全忠”，真是一个天大的讽刺）。大唐帝国，一个历时三百年的王朝崩溃了。
从汉代的吕雉到唐朝的李隆基，历代帝王的梦想都是实现“耕者有其田”，然而，巍巍而立的大唐帝国终究还是未能破解西汉帝国留下的魔咒，东篱南山的田园在封建官僚毫无节制的掠夺下不断幻灭。为了破解这个缠绕千年的魔咒，大宋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废弃了“均田制”，中国古代经济也在宋代达到了巅峰。
新的盛衰嬗变中，货币得失几何？我巍巍中华又会遇到怎样的挑战呢？

盛世铸私钱
前180年，吕雉薨，南诏国随即自去帝号。也是这一年，刘恒登基称帝，是为汉文帝。自此，中国开始了长达50年的“文景之治”。
现在，很多人如是说：汉文帝、汉景帝代表了封建中央集权，是地主阶级先进生产力进步的象征；同姓王搞独立王国，是落后生产力的代表，是腐朽落后势力。“文景之治”中，先进的汉景帝打倒了落后的同姓王吴王刘濞，是先进势力战胜落后势力，具有历史必然性。
没有这种必然性。
历史上，从来没有绝对的“先进”，也没有绝对的“落后”，所有的“先进”、“落后”都是从今人口中折射出来的脸谱。如果刘恒不是当了皇帝，他也是诸多诸侯之一，怎么可能因为当了皇帝就突然变得“先进”？
封建中央和地方封国也不是天然对立，历代帝王之所以要消灭封国只有一个原因：只有裂土封王的诸侯才有能力对抗封建帝王，其他，无论是地方封建官僚还是富甲一方的豪门巨室都没有这个能力。
如果用经济学语言解释会更为明晰：任何一个市场，一旦缺乏竞争就必然缺乏效率；在市场中，无论买方还是卖方，一旦形成垄断，日子就会过的非常舒服。帝王与诸侯，就是垄断与竞争的关系，帝王要想“千秋万代、一统江湖”，就必须消灭任何竞争势力。
皇帝一定要消灭诸侯，无论同姓王还是异姓王。
刘恒成为皇帝，情况更不乐观，全国改设57个郡，42郡在诸侯手中。和自己的父亲刘邦一样，他只有15个郡；不同的是，刘恒这15个郡的面积更小。
要想让诸侯听从命令，必须先有强势的经济，有了强势的经济才有可能征服诸侯。结果，在经济建设上，汉文帝遇到了诸侯的强势挑战。
刘恒登基后两年（前178年），帝国小农的租税从刘邦、吕后时代的“十五税一”降低到“三十税一”，即个人所得税降低为3.33%；十年之后，刘恒下令帝国十年之内免征“农业税”，“口赋”（人头税）也从一百二十钱降低到四十钱。有人估算，这个时代全体国人的整体税负负担降低到2%以下，在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这是一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低税收环境。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同姓王的诸侯国。
很多人以为，“王爷”可以在自己地盘上收税、无偿征发劳役、训练军队，这些王爷肯定是为所欲为、欺男霸女、鱼肉乡里、无恶不作……
世界永远是有规则的，上述王爷的形象不过是某些人自己的理想世界，纯属臆测，跟汉代真实的同姓王没有一毛关系。皇帝就差在脸上写上“削藩”二字了，稍有不慎就会被治罪，要想对抗皇权、要想自己子孙继续封王，必须要有对抗皇权的经济实力。
况且，皇帝在自己地盘上大搞各种“减税、劝农”运动，连刘恒自己都亲自跑到地里种庄稼，诸侯如果自己先落了下风，那干脆皇帝也不用“削藩”了，过几年，诸侯自己投诚得了。
出于“削藩”的危机感，更出于获得优势经济的动机，诸侯对振兴封国经济的渴盼远甚于皇帝刘恒，很多成绩也是汉郡所无。
《汉书》这样记载诸侯国当时的风气：刘恒登基后，诸侯国信奉治国之道在于清净无为，农人不被打扰自然也就安心耕作；很多诸侯都不再对农人收取钱粮，以博得国人支持。以吴国的刘濞为例，吴国境内税赋的特点就是“薄赋”，由于没有税收，吴王刘濞才不得不靠煮盐、铸钱过活。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刘恒是被诸侯压力下才取消了汉郡内的农业税，此前，齐国、吴国、楚国均已无税。
皇帝和诸侯都不对农人收税，帝国财政靠什么运转，又靠什么维持自身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