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夏商周断代工程《简表》
夏商周断代工程《简表》是我国二百名一流专家利用五年时间辛勤劳动的“结晶”，被《辞书》，教科书所采纳，但因其不合史实，当予否定。夏商周断代工程《简表》迟早将被世人所抛弃，在辞书、教科书中被删除，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一）“取整数”独领风骚
夏商周断代工程《简表》就题材性质而言当属类编年史，但其与众多编年史不同，首开历史先河，以“取整数”（见《夏商周断代工程解密记》岳南著）的方法确定夏商殷始年为前2070年、前1600年、前1300年，“取整数”独领夏商周断代工程风骚。这一取得的“整数”与历史的真实的±值是多少年，才属于合理区间？学界尚无定论。“取整数”的方法既不科学，又不严肃，是专家组对社会不负责任、心无底数、不自信的表现。西历以耶稣诞生年为公元元年，明代始传入中国，华夏古人根本不晓得有西历，谱写历史的大禹、成汤、周武王等先贤亦不知哪一年是公元纪年的整数年。古代历史事件不可能都发生在公元纪年的整数年。基于此，多数学者为慎重见，在引用“前2070年”“前1600年”时，前面都加一“约”字。对于通过“取整数”而来的夏商始年，历史事件都发生在公元的整数年，绝对不属其实。“取整数”与“首席科学家研究决定”有违学术用语。为温馨商榷一。

（二）忽略上古史
1962年，美国作家协会主席赛珍珠在费城的一次会议上说：今年是黄帝纪元4659年。滦州古城的紫金山上建有药王庙，庙中金碧辉煌的三皇殿前有一硕大仿铜制香炉，香炉外壁上刻有“道历四七一二岁次乙未仲夏立”字样。其中的“乙未”当指2015年，说明道历元年是公元前2697年。两种提法与孙中山先生在改历改元通电中的4609年是一致的，即黄帝元载为前2697年。“工程”虽在目标中明确提出只确定夏商周的年代框架，将夏始年错断为前2070年、根本不考虑上古史，是地道的缺件工程。如果按“工程”的夏始年给“工程”安装一个“头”，则五帝时期就是前2697年——前2070年。五帝积年是627年，这个“头”太大。就需人们为上古诸帝的在位年数作出可行性安排。让黄帝在位100年、少昊也在位100年、颛顼还是100年、帝喾仍然是100年、帝尧当然是100年、帝舜必须是100年，还剩27年，给帝子挚吧！行吗？如此安排真的可行，只能说明当时华夏神州蓝天白云、碧水青山、没有环境污染，原生态食品，又有神农遍尝百草，为民医病的经验，人人高寿，寿比南山，海屋添筹。诸帝在位均为百年谁能信以为真？专家组成员谁信？验收组十五名先生谁信？工程拥护者谁信？解铃还须系铃人，如何安排得体，应由专家组中确定夏积年、武王克商年的先生酌定。夏商周断代工程误断夏始年，隐含上古诸帝在位均需百年，难于令人置信，是为推心置腹商榷二；

（三）灵童转世
《中国思想论坛》/学术批评/王显春的文章曾指证“夏商周断代工程”伪造数据，说“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前2070年”的制造者在政治立场、政治观点上同党中央背道而驰，肆无忌惮地践踏实事求是，践踏历史唯物主义，其“夏代约开始于公元前2070年”是伪造的数据。（详细内容可检索“中国思想论坛”相关内容）。
其时有人议论发现了“夏王朝的始年是公元前2070年”的成因！这一发现来自于2008年7月27日《南京晨报》的《日全食揭开武王伐纣时间》一文。
——作者柳先生
对“夏代约开始于公元前2070年”是伪造的数据，有关专家作了公开回应：
说夏朝始年的确定与日食有关：
夏王朝始年的确定与日全食有关。据一位教授介绍，《尚书》中曾有关于“仲康日食”的记载：“仲康肇位四海……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其中“辰弗集于房”是说，日月在房宿合朔时出现了问题，也就是发生了日食。经过天文推算，确定这次日食发生于公元前2136年10月22日。”
“夏王朝始于禹，经启、太康至仲康历经66年。既然仲康皇帝在位是2136年，那么，夏王朝的始年应该是在公元前2070年。”这位教授说。
夏帝禹、启、太康、仲康在位历66年，仲康年间前2136年发生日食。请问：夏元年是哪一年呢？按上述数字摆在读者面前有两个计算式：
审阅小书征求意见稿的一位先生给出的计算式：2136+66=2202。答：夏元年是前2202年。
这位教授说出的计算式是：2136-66=2070。答：夏元年是前2070年。（？）
面对上述两种计算方法，这“前2070年”虽经“考古、化学、历史等方面专家的验证和认可”。但查2005年8月26日写完《前言》的《夏商周时期的天象与月相》一书，前2136年10月22日我国并无日食发生。
有位长者评价说：过去就有人“反弹琵琶倒骑驴”。按如此推理，夏帝禹、启、太康、仲康在公元前2136年前五帝时期就已经在位66年，终止在位执政间隔66年后，才是前2070年的夏朝元年。大禹崩于前2198年癸未年，大禹又在死后的128年走出死穴，“灵童转世”，再居帝位。
“2070”是“2136”的应+反－，这一正一负，为《简表》下压132年。
笔者对《南京晨报》报道持审慎态度，因《夏商周断代工程解密记》则另有一说：“那么夏代到底起始于何年，又终止于何年?由于夏代总积年已被工程专家组根据文献记载选定（《竹书纪年》说）为471年，只要找出夏朝灭亡的那一年，再由这一年上推471年便是夏朝的始年。根据‘工程’关于商代年代学专家们的研究结果，选定夏朝灭亡、商朝建立之年为公元前1600年。那么以公元前1600年上推471年，则夏代始年应为公元前2071年，这个年代从考古学的角度看，基本落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二段(公元前2132—前2030年)范围之内。因此，工程专家组为取整数，定公元前2070年为夏的始年。”
《日全食揭开武王伐纣时间》一文颠倒是非，隐言大禹能够“灵童转世”、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定公元前2070年为夏始年的结果明显有误，为揭秘商榷三。

（四）失之交臂
对仲康日食的探讨
在古籍中对仲康日食的记载主要有两处（详见前文）。吴守贤先生认为仲康日食是真实的；张培瑜先生对仲康日食的统计有11个不同推算结果。如僧一行的、郭守敬、汤若望的，还有阎若噱的等。
《尚书•胤征》篇（见前文），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日食记录，先于前1063年7月26日巴比伦的南部日食记录1096年。
清初儒学大师阎若噱jué（山西太原人）在其考证《尚书》的著作《尚书古文疏证》中对仲康日食进行了推算，得出了
“仲康元年，壬戌岁……丁亥日，巳正初刻合朔，日食在井宿二十八度”。
“仲康四年，乙丑岁……壬辰日未一刻合朔，日食在氐宿一十五度”。
“仲康十一岁壬申岁……闰四月，甲寅日午时，日食。”
对上述三次日食的发生日期，有“学者”换算为公元纪年，分别为：
前2158年6月29日、2155年10月22日、前2148年6月9日。
因而阎若噱的推断被专家组全盘否定。这位“学者”的错误换算是造成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仲康日食研究“失之交臂”的关键人。这位“关键人”的换算结果比阎若噱的干支纪年均少一年。致使与干支纪年表述不一。
一说断代工程专家组将仲康日食的发生断为前2136年10月22日（《南京晨报》），另一说专家组断为：前2043年10月3日、前2019年12月6日、前1970年11月5日、1961年10月26日（《夏商周断代工程解密记》说）。“学者”的换算与专家组的推断结果应予否认。阎若噱大师所推算的结果应予考证。
阎若噱说使用了干支纪年，这在西历没被中国使用之前，是唯一的表述方法。依干支纪年的天干可直接判断其公元前纪年的尾数，分别是：
天 干：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对应尾数：7 6 5 4 3 2 1 0 9 8
将“仲康元年，壬戌岁”换算为前2158年。尾数有误，应为9；“乙丑岁”为前2155年，尾数亦误，应为6；“壬申岁”尾数应为9。
正确的换算应该是：
仲康元年，壬戌岁的日食时在2159年6月29日。
仲康四年，乙丑岁的日食时在前2156年10月22壬辰日未一刻（13时1——15分）。
仲康十一岁壬申岁的日食时在前2149年6月9甲寅日。
说阎若噱所推算结果准确，是因为其推算与《夏商周时期的天象与月相》一书对日食的推算相一致。
我国《5000年日食表》（该书《前言》写于2005年8月26日）准确记录着：
“仲康元年，壬戌岁”的日食发生在2159年6月29日。
“仲康四年，乙丑岁”的日食发生在前2156年10月22壬辰日未时一刻（13时04分）。
“仲康十一岁壬申岁”的日食发生在前2149年6月9甲寅日。
据对《尚书•胤征》仲康日食的探讨，我们发现：
阎若噱推算的仲康四年的日食发生在“仲康四年，乙丑岁……壬辰日未一刻”。换算为前2156年10月22日未时一刻（13时1——15分）。查这次日食发生在前2156年10月22日13时04分！夏禹在位8年（据《皇王大纪》《通鉴前编》）、启在位9年（据《册府元龟》《皇极经世》）、太康在位29年（据《通鉴外纪》《通志》）。
计算式：仲康四年，乙丑年，前2156年+8+9+29+3=夏禹元年前2205年。（前2156是四年中的一年）
结论：夏元年是前2205年，丙子年。
据《夏商周断代工程解密记》一书介绍：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之初，席泽宗、李学勤等专家就注意到天象的研究将在工程中起重大作用，因而参考国外的天象研究方法，专门列出了“仲康日食”、“懿王元年天再旦”等研究课题或专题……
关于仲康日食，历代天文学家如僧一行、郭守敬、汤若望、李天经等都利用不同的推算方法进行过推算，至20世纪80年代已有13种不同的结果。夏商周断代工程同样注意到了这次日食记录，并委托中国科学院陕西天文台、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南京大学天文系等单位的学者进行推算，以考察夏年。
吴守贤等专家用现代方法，并使用最新的太阳和月亮历表对历代天文学家的13种说法进行核算，发现每一种说法都存在问题。最后专题组将文献记载的“季秋”这个天文学概念，设定在10月1日至12月18日之间，对洛阳地区公元前2250年至前1850年共400年间的可见日食进行普查性计算，得出符合季秋的大食分日食共有11次，其中发生在公元前2043年10月3日、公元前2019年12月6日、公元前1970年11月5日和公元前1961年10月26日的4次可以作为夏初年代的参考。
极为宝贵的阎若噱对仲康日食的研究成果，被不懂干支纪年尾数规律的“学者”错误换算，进而被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所否定。另以我国并未发生日食的“仲康日食”即前2136年10月22日为据，以2136-66=2070的计算方法，得出一个不伦不类的夏元年“前2070”。断代工程专家组又以四次与仲康日食无关的数据“作为夏初年代的参考”。放着既有帝王名，又有干支纪年，还有帝王在位年数，月、日、时分的天象研究成果不用，另辟蹊径，可惜“工程”与仲康日食擦肩而过，失之交臂。错断仲康日食发生的准确时间，导致夏商周断代工程完全失败，为据理商榷四；

（五）误入陷阱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采纳毫无参考价值的《古本竹书纪年》的夏积年作为《简表》的（现有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关于夏积年的讲话”的视频在网络中播放）夏积年。《古本竹书纪年》记曰：“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471年。始壬子，终壬戌。按干支推算实际为431年（始壬子前1989，终壬戌前1559）。韩浞乱政已在其中。《简表》误用《古本竹书纪年》自相抵牾的“用岁471年”为夏积年，是其以非为是的大错，无法掩饰。
一位先生在讲话中说：“有人说夏积年是431年，其实是夏朝十七世，有王无王，共471年。其中有王431年，无王40年，这40年是寒浞（錯读为cù）乱政。”并将个人的上当受骗，误入竹书陷阱的错误独断列入《夏商周断代工程简表》。
《夏商周断代工程解密记》载：“一是471年说。据《太平御览》卷八二引《竹书纪年》（按：应为《竹书》引《太平御览》见王国维《竹书疏证》）载：‘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又据《路史•后纪》卷一三下注所引《汲冢纪年》载：‘并穷寒四百七十二年。’由于《太平御览》成书年代比《路史》为早，‘工程’专家组经反复讨论、斟酌，认为应以年代较早（按：《汲冢纪年》即《古本竹书纪年》，《古本竹书纪年》成书于清嘉道年间，年代最晚，《路史•后纪》卷一三下成书于前）的471年为准。”
该书又载：“纵观471年和431年两种说法，中间相差整整40年。对于这个不算太小的差距，中国历史上无数学者进行过研究与考证，大体上分两种解释：一是471年包括羿、浞代夏的‘无王’阶段，而431年不包括‘无王’阶段。”
又：“有鉴于此，在关于夏代纪年的最终取舍中，专家组学者们经过反复论证，决定采取471年说，即整个夏代积年自禹起，终于桀，其间包括羿、浞代夏，建立临时政权的‘无王’阶段。”
《夏商周断代工程解密记》以文字方式，将视频讲话，载入纸媒，揭其内幕。
其先生在夏商周断代工程视频中的讲话是误入竹书陷阱，是自身否定《工程简表》的珍贵影像资料。我们对《古本竹书纪年》考证的结论是有王363、无王68年，共431年。其韩浞乱政已在其中。
面对《古本竹书纪年》错误的夏积年，给人们的结论是“《简表》的夏积年（471年）是无据的！”
仅此一项，足以否定夏商周断代工程《简表》。夏商周断代工程以纲目不合、表里不一、自相抵牾的《古本竹书纪年》为据，确定471年为夏积年，以非为是，为重点商榷五；

（六）有失公允
《夏商周断代工程解密记》认为武王克商的前1046年，“是整个工程的强有力的支柱。”
并介绍说“专家们认为，可以用于‘工程’的商代积年有三说较可信，一为《鬻子》的576年说，二为古本《竹书纪年》记载、陈梦家解释的552年说，三为另一种解释的526年说。由于‘工程’已从‘武王克商研究’这一课题的成果中，选定周武王灭商之年为公元前1046年，那么以这个数字为定点，分别上推三说的商代积年，可得到公元前1622年、公元前1598年和公元前1572年三个数字。根据此前对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始建年代的14C测年研究，已得结果为公元前1600—前1560年之间，这个时间段与以上三说基本吻合。有鉴于此，工程首席科学家研究决定，商的始年就在这个框架中取舍，并首选公元前1598年。为取整数，定为公元前1600年。”
而按照断代工程专家组主要成员邹衡先生的分析推断，郑州商文化延续时期很长，而郑州商城所包含的年代也具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据当时的14C测定，郑州商城的年代最早已达到公元前17世纪，照历史学界的一般估算，此城已接近甚至达到夏朝的记载时期。这是专家组内部对上述郑州商城“结果为公元前1600—前1560年之间”的公开否定。
整个‘工程’的形成过程是先定武王克商在前1046年，《简表》不采纳当时的郑州商城14C测定结果、误以前1046年武王克商，为工程支柱。不知《世俘解第四十》成书于武王十三年四月，其篇详记武王克殷全部日程，不考虑《尚书•洪范》对武王克殷的详实记载、无视武王十三年是己卯年、不与箕子朝鲜元年比较、以伪史料伶州鸠语述天象为据确定夏商界标，有失公允，为核心商榷六。
笔者关注到李学勤先生在岳麓书院的讲话中，曾提到武王伐纣事在前1122年。
（七）商代名相卒于夏？
《简表》将夏商界标下压166年。必然导致夏商周三代存史的下压。据《河南杞县伊氏家谱》载：商代伊尹夏后皋八岁庚辰（前1841）四月初八日生于空桑，至商王沃丁戊子（前1713）八祀卒。《史记•殷本纪》载：“太宗崩，子沃丁立。沃丁之时，伊尹卒。”千载名相伊尹在商朝三代为相，经汤13年、太甲33年、沃丁8年。怎么会卒于商朝尚未立国的夏朝？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商元年“取整数”定在前1600年，商代名相伊尹却逝世于前1713年。商代名相在商代尚未立国的113年前就已经谢世，何以称为商代名相？真假商元年触手可及。
《乾隆御批纲鉴》“商汤乙未十有八祀，即位于亳，国号商，”《纲鉴易知录》商汤“正位而不改元。”明确记载商元年为乙未年即前176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简表以辛巳年的前1600年冒充乙未，篡改史实，商代名相伊尹卒于夏，是不可能的。为商榷七；

（八）商王世系应考
网络公布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简表》为31王；《辞海》所记商代30王，其中给太丁加了括号，（太丁）如算一代王则为31王；《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之《简表》为31王；《史记三代世表第一》记载：从汤至纣29世，30王，其实有商一代只28王。
“汤崩丁未（前1754）传至太宗太甲，太甲元祀戊申（前1753）即位”，中间根本不存在外丙、仲壬在位空间。《纲鉴》对此曾祥加考证；《伊氏家谱》中的伊尹生平佐证了商代28王；史籍明确记载着商代28王。说明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如聋者将命，盲者导行，未对最简明的商王世系做任何考证，人云亦云，照搬照抄，误导视听，致使辞书盲从。
左图为《资治通鉴前编》商28王书影
记曰：“三十祀王崩嫡孙太甲践位。”
《简表》中的商代31王，属以讹传讹。是为简明商榷八；

（九）未辨真伪
宾组五次月食卜辞唯一认证，是我国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天文学家张培瑜等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共同取得的重大科研成果，对这“唯一认证”我们发现最为主要的有两种不同表述：
一、在《夏商周断代工程解密记》中甲骨文宾组的五次月食卜辞的唯一认证被写作：张培瑜等研究者认为，即使不采用根据新的甲骨分期分类得到的五次月食的顺序，武丁在位的年代范围也不会有大的变化，确定为公元前1250—前1192年应该是较为合理的。这个意见最终被“工程”专家组采纳。
彭裕商先生则在其著述中说是“笔者依据……，排出了这五条卜辞的先后次序，其结果被断代工程所采用。”
二、《夏商周时期的天象和月相》一书的《前言》中记录有如下文字：“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历史、古文字、天文学家合作采用了宾组卜辞新的分期分类成果……得出了甲骨文宾组的五次月食卜辞的唯一认证，以及商王武丁和祖庚的年代范围……”这一唯一认证表述为“公元前1400年——前1260年间，商王武丁、祖庚的年代必定在此范围之内。”且“其年代不会超过66年。”该项成果指出：“可相信这组认证和年代当相距历史的真实不远。”
《夏商周时期的天象和月相》一书的《前言》书影见前文。
同一认证，为什么表述不一？
对唯一认证的不同提法，笔者择有张培瑜先生署名的《前言》所述内容为《夏商周纪年考》备忘第五十条，以示关注，并予采纳。其《前言》也是断代工程“内部的专家一直要求将个人不同的意见写进出版的书里，以免背黑锅。”“断代工程专家组内有多名专家私有记述，以伸其志，将来赖之以证史实。”的真实体现。
《简表》所记的“唯一认证”是断代工程专家组未辨真伪，采纳了错误的“商王武丁在位前1250—前1192”（《辞海》2313页）的假“唯一认证”。未能采纳真实的甲骨文宾组五次月食卜辞的唯一认证是为重点商榷九；
（十）何谓“康丁”？
查史籍在商代28王中，廪辛之弟名“庚丁”，而无“康丁”之名，《简表》将“庚丁”错写为“康丁”。《辞海》教科书亦写“康丁”。
夏商周断代工程《简表》的商代三十王、“庚丁”误写为“康丁”属于专家组先生们的疏忽与大意。次为商榷十；
（十一）晚出的伪史料
伶州鸠是周景王(公元前544～前520在位)时的乐官。据《国语・周语》记载，周景王在公元前522年曾问乐律于伶州鸠。他的回答成了中国乐律学史上最早的名篇。伶州鸠除了借论乐来讽谏景王不要“匮财用，罢民力，以逞淫心”外，还讲了许多乐律学知识。伶州鸠在答景王问“何谓七律”时，他将七律的出现和周武王伐纣时期的天象联系起来。有一位先生依伶州鸠语述天象推断武王伐纣事发前1046年，专家组将其作为“断代工程”的核心支柱。山东大学张富祥先生认为：《国语・周语下》所记伶州鸠语中的天象资料是晚出（晚600年）的伪史料，“大率出于后世兵家言论。”“伶州鸠语所述天象并非周初原始观测记录。”“如果相信伶州鸠语中的天象资料为商周之际的实录，则无异于相信古代兵家的占星术也都是历史真实。”“倘若所依据的是伶州鸠语这样的伪史料，则一切都无从谈起。”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依伶州鸠语述天象推断西周元年是前1046年，并作为工程的核心支柱是导致断代工程全部失败、无据篡改进而歪曲夏商周三代文明史的总祸根。
这一误断与史籍记载不一。

下附诸籍对武王克殷年的记载；
武王克殷诸籍一览表
典籍名称 克商年（公元前）
逸周书 1122
尚书・洪范九畴 1122
三统历 1122
皇极经世 1122
通鉴外纪 1122
通 志 1122
文献通考 1122
通鉴前编 1122
纲鉴易知录 1122
御批纲鉴 1122
中华干支① 1122
工程简表② 1046×
读上表令人惊愕，众多典籍均记周克殷为前1122年。
说武王克殷事发前1122年，这一推断与箕子朝鲜史完美契合。
希望推断武王伐纣事发前1046年的先生开拓思路，拓展视野，重振精神，暂时放弃对晚出600年的伪史料伶州鸠语述天象的研究，参考《克殷解第三十六》《大匡解第三十七》《文政解第三十八》《尚书•洪范•九畴》《箕子朝鲜世系》，以研究《逸周书•世俘解第四十》为主，科学论证商周界标。在武王克殷44种说法中必须力排众议，确立其一。且其结论需满足以下八条：
1、诸籍记载武王克殷事发武王十三年，己卯年。换算成公元前纪年其尾数必须是2、除以12余数是6；
2、武王伐纣当在武王生卒间。帝乙二十三祀壬辰西伯昌生子发（前1169）。纣辛二十祀丙寅（文王五十年，前1135）西伯昌薨，子发嗣位，武王元年是丁卯年（前1134）。武王十九年乙酉王崩（前1116）。武王生卒为前1169——前1116，年54岁。壬辰——乙酉间的54个干支纪年，只有一个“己卯”！武王崩后焉能伐纣？
3、武王克殷年前28年，该年是辛亥年，尾数为0，余数为10；查《日食表》该年洛阳、西安地区需真的有日食发生；

4、武王克殷年必须依武王征商利簋铭、《世浮解》所记，能准确排出武王克殷日程、干支日名需与公历、周历、月相相合。
《资治通鉴前编•卷六》、《逸周书•世浮解第四十》完整地记录了武王伐纣的全部日程；记曰：“《武王编》曰：‘唯一月壬辰旁死魄（前1122年1月27日，正月初二壬辰日），越翼日癸巳，（1月28日，初三。）’”
2月10日，（旁生魄）正月十六是丙午日，2月11日武王起兵伐商；
“戊午次于河朔。”2月22日，正月二十八日戊午，周师渡孟津；
“己未王巡六师。”“二月癸亥周师陈于商郊。”这天“二月旁死魄”（前1122年2月27日二月初三癸亥合朔）。
《史记•周本纪》记曰：“二月甲子昧爽，武王至于商郊牧野。”
前1122年2月28日，二月初四日甲子昧爽，武王至于商郊牧野，与纣战，纣师败绩。
5、武王克殷与箕子朝鲜东迁事发同年；
6、武王克殷年是比干被杀的下一年；
7、关注“孝王5年丙辰岁”的相关记载。武王克殷年不能单独存在，依其推算的西周诸王在位年中，孝王5年的尾数是5、余数是5。
8、周武王十三年（己卯）至周赧王五十九年（乙巳前256年）共867年，至东周君七年（壬子前249年）共874年。（见《乾隆御批纲鉴•卷十•东周君》437页）
夏商周断代工程误用伪史料为推求武王克殷年的重要依据，依所得的不确年代为核心支柱，导致工程失败。是为关键商榷之十一。”
注①：《中华干支》即《中华干支纪年对照表》。
注②：《工程简表》即《夏商周断代工程简表》。

（十二）武王居王位4年？
诸多史籍记载周武王居王位7年。如：《管子•小问》载“武王伐殷，七年而崩。”《礼记•文王世子》载“武王七年而崩。”《新唐书•历志》载“《管子》《家语》以为七年，盖通克商之岁也。”西周年代学中武王居天子位焊就七年确凿无疑。那《简表》为什么将武王在位年数下调呢？因为工程的“核心支柱”将商周界标下压76年，又有共和元年前841年的红线不可逾越，只能在不得不维护《史记》中的穆王在位55年、厉王在位37年的情况下，将西周诸王在位年数一律任意下调。仅昭王在位年数就将原来的51年依《竹书》下调至19年。《简表》西周其他诸王在位年均为无据下调之数为商榷十二；
（十三）无法与箕子朝鲜史对接
夏商界标体现在《河南杞县伊氏家谱》、明《夷齐录》中：“乙未年、汤十有八祀、商元年、前1766年，这与我国编年史不是偶合、巧遇，而是史实，且与郑州商城14c测定结果相合；商周界标记录于《尚书•洪范》，录于“箕子朝鲜”：“前1122——前194”，该年是己卯年周武王十三年。将被誉为《简表》“核心支柱”的前1046年作为商周界标，背弃与相邻政权历史的“同时期参照法”，否定中国历史，无法与箕子朝鲜史对接。《简表》将商周界标由前1122年下压至前1046年，致使周朝历代王的在位年数是虚构数。箕子是武王克殷后走之朝鲜的，箕子朝鲜立国于前1122年，逝于前1083年。将商周界标下压至前1046年，能说箕子逝后才走之朝鲜？列为与《工程简表》商榷十三；
（十四）早生贵子
有“姬将军毛公主”撰文称：专家们给出了一个夏商周年表，次年即写入中学历史教科书及现代汉语词典。但我觉得这个年表问题多多，兹举几例：
这个年表给出了西周各王在位年代：
周武王：1046BC--1043BC在位；
周成王：1043BC--1021BC在位；
周康王：1021BC--996BC在位；
周昭王：996BC--977BC在位；
周穆王：977BC--922BC在位；
周共王：922BC--900BC在位；
周懿王：900BC--892BC在位；
周孝王：892BC--886BC在位；
周夷王：886BC--878BC在位；
周厉王：878BC--841BC在位。
可问题就来了，从成王到穆王即位时仅66年。而成王即位时年龄很小，有多小呢？说法不一，有说12岁的，有说尚在襁褓之中的，但肯定不超过15岁。就假设15岁吧，他在位22年，37岁死。儿子康王即位，就假设成王结婚生子年龄超小，15岁就生子，那么此时康王22岁。康王在位25年，47岁死。儿子昭王即位，又假设昭王此时已32岁，在位19年，51岁死，儿子穆王即位。大问题就来了，史记明确记载，穆王即位时已50岁，难道昭王1岁就能生子？？？
余对“姬将军毛公主”所撰之文释疑如下：一、“姬将军毛公主”文中的《专家们给出了一个夏商周年表》与《夏商周简表》有别：《辞海》刊载的据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研究成果《简表》中的西周诸王年表是：西周（部分）年表：
武王 公元前1046年——前1043年 在位4年
成王 前1042年——前1021年 在位22年
康王 前1020年——前 996年 在位25年
昭王 前 995年——前977年 在位19年
穆王 前 976年——前922年 在位55年
……
二、关于“成王即位时年龄很小，有多小呢？”
《史记》载：“周王崩，成王少，周公乃摄行政当国。”《乾隆御批纲鉴》载：“至是武王崩，（成）王立，年十有三。”
三、关于“难道昭王1岁就能生子？？？”
“姬将军毛公主”所撰之文一语中的。《史记•殷本纪》的记载是：“穆王继位，春秋已五十矣。”夏商周断代工程《简表》中的“穆王在位55年”“厉王在位37年”源自《史记•殷本纪》，对于出自一书的“穆王继位，春秋已五十矣”的记载，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心知肚明。将穆王即位定在前976年，说明穆王出生于前1026年，在短短的前1042——1026年的16年之间必须安排好康王、昭王的出生年份。想当时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中一定有人就此提出异议。后来他人趣为工程专家组“拟定”了应急预案：当西周之时地广人稀，周天子提倡早婚早育，早生贵子。预案一：平均法：成王10岁生康，康王10岁生昭，昭王9岁生穆王！不妥，人，年10岁尚未成熟，焉能生育？预案二：协商法：成王15岁生康，康王15岁生昭，昭王负1岁生穆王？不行，人未出生，哪能生子？预案三：也是最佳方案：无法回应。
周王离奇的早生贵子，是“工程核心”整体下压商周界标的具体表征之一。作为与《工程简表》商榷之十四；
（十五）界标重叠
《简表》在简单技术层面上有违编年史体例：夏商、商殷、殷周界标重叠，无法计算积年。前1600归夏、归商？前1300属商、属殷？前1046呢？历史上俗成的办法是年中改元的，于下一年使用新纪年。如“桀之乙未两系于夏商之代，纪数则属于商”、“己卯两系于商周之代，纪数则属于周”、辛亥革命发生在1911年，将1912年视为民国元年，绝无重叠。而《简表》所公布的界标是反复重叠：
夏：约公元前2070——前1600年：
商前期：公元前1600——前1300年：
商后期：公元前1300——前1046年：
西周年表：公元前1046——前841年；
共和：公元前841。
史实界标不会重叠。工程《简表》的界标重叠是简单技术上的失误。次为商榷十五；

（十六）“富富有余”
夏商周断代工程《简表》中的《西周诸王年表》明确公布西周至共和元年是前1046年——前841年，积年为205年，诸王在位年数相加之和却是207年！
武王4、成王22、康王25、昭王19、穆王55、共王23、懿王8、孝王6、夷王8、厉王37年，共207年（见1999年版《辞海》第2313页）。中间虽有两处写有“当年改元”字样，这一不等式足令《夏商周断代工程》尽失拥护者！有人将此调侃为“富富有余”。《夏商周断代工程简表》粗制滥造，不作简单加减法验算与复审，所撰西周诸王在位年“超限”为商榷十六；
（十七）一错到底
——丢掉了最不该丢掉的最后一分
夏商周断代工程除参考《史记》《竹书纪年》外，无视我固有编年史，徒用碳14、天象推测等现代科技手段，得出一套毫无根据的《简表》，有翔实资料不用，费尽五年辛苦，千错万错，都可予以宽容和谅解。但周厉王的在位年绝对不允许出错，因为有如下前提：
厉王是《简表》中西周的最后一位王。《西周诸王在位年表》中的众籍均记厉王在位51年，厉王在位年史无争议。我国《中国历史年表》（《辞海》2313页）明确写着“宣王元年始于甲戌前827年。”《简表》理应在周厉王在位年这最后一项，取得最有把握的最后一分，不至于一败涂地。
世人皆能据实填写周厉王的在位年，因为按两项前提这里只有一种选择。
本书《夏商周纪年表》将厉王在位年按这唯一选择定位在“厉王元年，癸未前878年，厉王末年，前癸酉828年，含共和行政共51年。
左图为《乾隆御批纲鉴》99页的记载：“厉王癸未元年”；
而夏商周断代工程《简表》则是：“877——841 厉王（姬胡） 在位37”。
《纲鉴易知录》65页亦记“癸未，周厉王元年。”
下附《中华干支纪年对照表》关于厉王在位年的记载：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878　 -877　 -876　 -875　 -874…… -846　 -845　-844　-843　 -842
厉王1 厉王2 厉王3 厉王4 厉王5……厉王33 34 35 36 厉王37
不妨用前文介绍的“干支纪年推算法”推算前878年、877年的干支：
前878年的尾数是8，纪年的“天干”是“癸”，878÷12＝73余数为2，“地支“为“未”，前878年是癸未年。与《乾隆御批纲鉴》《纲鉴易知录》所记一致；
前877年的尾数是7，“天干”当然是“甲”，877÷12＝73余数为1，“地支”为“申”，前877年是甲申年。
绝对不应出现错误的厉王在位年，却被专家组错定为前877年——前841年。丢掉了本应得分的厉王在位年的最后一分，将周厉王元年都错写为前877 年的《简表》置夏商周断代工程于一错到底。令人惋惜！夏商周断代工程简表将厉王元年的前878年，错写为前877 年，列为商榷之十七。


（十八）抛弃干支纪年
我国于黄帝时期“帝命大挠探五行之情，占斗柄所建，始作甲子。”并用六十甲子纪年，如：“唐帝尧肇位于平阳，甲辰”；“夏禹起丙子”；伊尹“夏后皋八岁庚辰四月初八日生于空桑”；“商王成汤，乙未十有八祀，春三月，王即位于亳，国号商。”周武王“己卯十有三年春王即位，国号周。”“周孝王五年丙辰岁”等。我国沿用干支纪年一直到清末，而今公元纪年与干支纪年并用，若问有多少部（册、篇）典籍用多少干支纪年记录了夏商周三代的史实、帝王生平、在位年份等，目前尚未见有学者研究统计，只能以“无以数计”作答。有了这年的干支，就为该年贴上了“标签”，将其换算成公元纪年，必须体现其尾数、余数规律（见前文），如上述“甲辰”其公元纪年尾数必为7，除以12余数必为5；“丙子”尾数为5，余数是9；以此类推，不赘述。
林姓宗谱尊比干为林姓的太始祖。林坚被林姓人尊为受姓始祖。据称早在商代就已开始修撰谱牒。林氏姓源文献在东周时期已经出现，林氏谱牒至晚始于春秋林放公。秦始皇焚书坑儒时，皋公之孙林宪将谱牒密藏于皋公坟墓中，才得以留传后世。汉代已出现了一些著名的谱牒，比干后裔汉安平相孙根碑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记载比干是林氏始祖的文献，除了《元和姓纂》、《留青集》、《群姓考略》、《韵府群玉》、《万姓统谱》、《尚友录》、《增补尚友录》等之外，还有大量的族谱、家谱都有记载。
《睢阳林氏家谱钦》记载：比干是商朝帝乙之弟，殷纣王之叔父，生于殷帝乙丙子之七祀夏历四月初四，惨死于帝辛戊寅三十二祀冬十月二十六日，终年63岁。
台湾企业家林金辉在致耿玉儒的《比干诞辰时间质疑信》中说：“以台湾林氏族志记录纣王三十二年戊寅年是公元前1123年，比干享年63岁，应诞生于公元前1185年岁次丙子年夏历四月初四日。”
笔者认为比干生于“丙子”即前1185年，尾数为5，1185÷12＝98余数是9，比干属鼠，比干被杀于戊寅年，尾数为3。1123÷12＝93，余7。比干逝于虎年。武王克殷事发己卯——兔年——前1122年。
《睢阳林氏家谱钦》记载的比干生卒年与箕子朝鲜元年堪称中国商周界标的坚实支撑。
我国干支纪年尾数、余数规律是开启夏商周纪年的金钥匙，适用于现有的公元前1年——前841年中的任何一年，同样适用于公元前841年前的任何年。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抛弃干支纪年，借以摆脱束缚，加之宣传模糊史观，以求任意在一张白纸上，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若引入干支纪年就为“工程”请来神荼郁垒，他们将严格把关，伪劣者一律不允入内。《简表》中的40个年份将被干支纪年这一门神清除为0。这也是《简表》一个干支不敢标注的原因之所在。
《现代汉语词典》所载《我国历代纪元表•五帝》中，缺少少昊金天氏和帝喾之子挚之名。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为商（部分）、周纪年批注了17个干支，其干支与相应年份是对应的，但与我国固有典籍所载该年干支无一相合。
如：《汉语词典》中的“武乙，元祀的甲寅，前1147”，《纲鉴易知录》则为：“癸亥”；
《词典》中的“文丁元祀的己丑”，《易知录》则为“太丁丁卯”；
《词典》中的“帝乙元祀的庚子”，《易知录》则为“庚午”；
《词典》中的“帝辛元祀的丙寅”，《易知录》则为“丁未”；
《词典》中的“武王元年的乙未”，《易知录》则为“己卯”
……
《词典》中的“厉王元年的甲申”，《易知录》则为“癸未”。
夏商周断代工程《简表》抛弃干支纪年，所记三代纪年无一年能准确解读先秦典籍、历代任何一部编年史的任何一个干支纪年，致使全盘皆输。是为商榷之十八。
《简表》全篇托伪，千古学案，已不可掩。笔者仅以上述18项与断代工程的有关先生具体商榷。
夏商周断代工程误入《竹书》歧途，旁置祖国历代编年史。依《竹书》为据定夏积年，以伪史料伶州鸠语述天象为依据盲定克商年，作为“工程”核心支柱，任意杜撰武王在位年。不采纳张培瑜等历史、考古、古文字、天文学家的宾组五次月食卜辞的唯一认证，抛弃干支纪年，不受我国干支纪年法的约束。《简表》遭至世人的批评与质疑。它毁誉夏商周三代文明，混淆固有的历史认知，有负当时有关领导人的殷切厚望，玷污辞书、教科书，贻误后昆，警世钟声惊世骇俗，为伪《竹书》所望尘莫及。

无以质疑的尧公簋
《考古》2007年3期上发表了朱凤瀚先生的《 公簋与唐伯侯于晋》一文，认为尧公簋铭文中的“王廿又八祀”应该是成王二十八年无疑。并依存世文献提出成王在位37年。文章观点明确，合史实，支持尧公簋是成王时器的学者还有李伯谦、田建文。
朱凤瀚、李伯谦二位先生是断代工程专家组的主要成员，田建文先生是考古界知名学者。三位先生的观点对于判定周公摄政暨周成王在位的绝对年代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拙文辑得一些有关成王在位年的记述以和上文观点。
说尧公簋是成王时器，是其铭文中的“王命唐伯侯于晋”与文献记载的“甲午九年（前1107年），封弟叔虞为唐侯”相一致。（今山西（临汾辖）翼城县西有唐城，叔虞封地。有论者（潘明娟）认为，苇沟---北寿城遗址应为古唐国的都城、即唐叔虞之封地。）”
说尧公簋是成王时器，是其铭文“王廿又八祀”在诸多成王在位纪年中有其位：
丙戌元年（前1115年），鲁公伯禽元年（《易知录》）。王谅暗（同 “亮阴”，皇帝居丧时所住的房子。）。周公旦为冢宰，总百官。
丁亥二年（前1114年）周公居东。
戊子三年（前1113年）秋，大雷风，迎周公于东。
己丑四年（前1112年），王朝于庙。
庚寅五年（前1111年）迁殷民于洛邑今河南府洛阳县东有洛阳故城，周迁殷民于此。
辛卯六年（前1110年），正百官。
壬辰七年（前1109年），营东都。今河南府洛阳县有河南废县，即周东都。作《召诰》。
癸巳八年（前1108年）三月，周公诰殷士于新邑。
甲午九年（前1107年），封弟叔虞为唐侯今山西平阳府翼城县西有唐城，叔虞所封。《史记》：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即此。 尧之裔封于唐，《寰宇记》：夏后时，封刘累之孙于此。至是唐为乱，王灭之，与弟叔虞戏，削桐叶为珪曰：“以此封若。”史佚请择日。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遂封叔虞为唐侯。
乙未十年（前1106年），王游于卷阿。
丙申十有一年（前1105年），周公作《无逸》。
丁酉十有二年（前1104年），巡狩。诸侯朝于方岳，因行黜陟之典。
戊戌十有三年（前1103年），作九府太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币、职金。圜法。
王十九年甲辰。（《大纪》前1097）
庚戌二十有五年（前1091年），大会诸侯于东都。
“王廿又八祀”（尧公簋铭，癸丑前1088） 公为妻姚氏专门铸了結婚纪年簋。
王二十九年甲寅。（《大纪》前1087）
壬戌三十有七年（前1079年），夏四月王崩，王在位三十七年，祗勤于德，夙夜不逮，兴礼乐，立制度，民和睦而颂声作。
（成王自前1115丙戌年——前1079壬戌年，在位37年。）
以上纪年引自《大纪》《前编▪举要▪卷一》《文献通考》《纲鉴易知录》，查小文第四章、第八章，可见原出处。
而断代工程给出的成王在位是22年，故纪实的尧公簋一出，断代工程阶段性“成果”当被否定。
面对专家组内的不同观点，世人皆可作相应的选择。

明枪暗箭
夏商周断代工程《简表》虽被《辞书》教科书所采纳，因其只是否定历史的一纸摆设，所以它不能解读任何史籍的任何年代，凡以“前2070”“前1600”“前1046”为据而成的文字均无任何参考价值。在铺天盖地势如惊涛骇浪的批评与质疑声中最终将寿终正寝。但“工程”记录了一次重大的科研学术活动，曾取得一定的科研成果，如张培瑜等先生取得甲骨文宾组五次月食卜辞的唯一认证等。
众多质疑文章中，《敦促夏商周断代工程造假者认错》一文对工程除揭示内幕之余以檄辞问责，因言辞偏于激化是为“明枪”。鄙人认为文中问责应区别对待：明功过、分主次。比方说，在断代工程中取得甲骨文宾组五次月食卜辞唯一认证的以张培瑜先生为代表的考古、历史、古文字、天文学家和已经发表个人意见的几位先生，以及名单中“私有记述，以免背黑锅”或今天已经认识到“工程”存在严重问题的所有成员，都应免责。早就提出“我们也没有想它就此成为定论”的首席科学家早已推卸了任何责任。
《南京晨报》的《日全食揭开武王伐纣时间》一文是对工程遭到多方批评与质疑后的第一篇据理回应文章，以其极端错误的计算方法得出一个夏始年是前2070年。错把仲康日食推算在夏第四位帝王仲康之年的前2136年，如何又把夏始年定在前2070年？此文犹如用一桶地槽污物把整个工程泼得满身狼藉，面目全非，足令专家组哑巴吃黄莲，有苦难言。
《夏商周断代工程解密记》一书是工程拥护者对“工程”的一曲赞歌，书中详细阐述了夏积年的形成过程，肯定了网络视频中的夏积年讲话；记载着工程如何否定张培瑜等历史、古文字、天文学家所取得的重大科研成果；揭示了工程以周克殷为基点、上推商积年、夏积年，得出夏始年并“取整数”的内幕；20次提及以《竹书》为据，为整个工程牢牢贴上伪《竹书》的标签，将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伪《竹书纪年》捆绑在一起；致使工程所有软肋被暴露无遗。撰者在一片赞歌声中无意识地将数把锋利匕首插入“工程”心脏，置工程于死地，可谓“暗箭”。
因网络视频中的关于“夏积年讲话”和以“天再旦于郑”确定周懿王元年，可认定《简表》所承衣钵为《古本竹书纪年》。原版《竹书》宋时尚见踪迹，明清亡轶，各种版本《竹书》均为明清伪作。夏积年纲目不合，商积年表里不一，且在上古史中存有218年的盲区。所以《夏商周时期的天象与月相》一书的前言才写道：“传世和出土文献中的天象记录是研究确定历史年代最有用的材料。但研究工作对材料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它要求天象记录必须是斯时的观测实录，而不能是后人推算附入的，更不能是伪造的，并且要求释读准确，文献可靠。”《前言》上述文字有的放矢、单刀直入，直指网络视频关于夏积年的讲话及伶州鸠语述天象。这一讲话点击已超过4万人次，受骗的只不过是不明真相者，其实夏积年《讲话》是全面毁誉断代工程的重量级、无比珍贵的影像资料。
《简表》将夏商界标由我国编年史的前1766下压至前1600年、将商周界标由前1122年下压至前1046年。造成简表“与出土实物年代有明显冲突”、“出土实物年代明显超前”。致使上古诸帝在位均需百年；成王、康王、昭王必须“早生贵子”。这一表征源自误断武王克商及夏商积年。
对于仲康日食不加任何考证、任听以《竹书》为据的夏积年列入《简表》、讹传商代30王、将“庚丁”误写为“康丁”、对西周元年的“前1046年”不与箕子朝鲜元年的“前1122年”作同期比照、不问夏商周界标为什么屡屡重叠、不管西周诸王在位年之和超限、不过问最不该出错的厉王在位年为何出错、之字不提我固有编年史的验收组，只能代表十五名先生个人。有关先生的履职能力备受质疑。相信夏商周断代工程验收组无任何验收细则，任云卷云舒无主见，听弦外之音，随声附和。除与专家组共荣辱外，未对我们的专家组、我们的国家负相应的责任。
如何通过有效渠道，形成建设性意见，如重启对仲康日食的研究，关注阎若噱对仲康日食的推断，以求夏始年；倾听邹衡老先生关于郑州商城碳14测定结果的讲话，并以其界定夏商界标；回顾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宾组五次月食卜辞唯一认证，并加以具体化，依其作为商武丁在位年的参考；重视李学勤先生在岳麓书院关于周克殷年的讲话，以现西周历史；站在断代工程专家组的立场上，重新审视我国历代固有编年史，广泛征求对《纲鉴》关于夏商周三代记载的不同意见，全面考证[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宋]金履祥《资治通鉴前编•举要•卷一》的修史依据，并去伪存真。慎重决定对《简表》的去留。果断采取必要措施，消除“工程”的负面影响（指《辞书》教科书的盲目采纳），论证我国编年史的形成与传承，“解释历史的疑团，拨亮历史明灯，使中华民族的历史更辉煌，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自信心”（李铁映讲话），是国人的严正诉求。

感谢阁下关注，并向先生致敬。

笔者认为：不仅夏是信史，而且伏羲也是信史。近些年,笔者使用巴基斯坦的出土印章，对照《山海经》、《古本竹书纪年》、《穆天子传》、《史记》、《尚书》等史籍研究……
先生文中提到的《古本竹书纪年》，是否注意到了“版本”？晋代由魏王墓中出土之《竹书》，宋代前已经亡轶。明代《今本竹书纪年》、清嘉道年间的《古本竹书纪年》曾被王国维先生“疏证”为伪书。因其在上古史阶段以“约案”为由，存有218年虚位，夏积年纲目不合，商积年表里不一，是清道嘉年间朱右曾、陈逢衡等杜撰的鼓吹杀戮、宣传暴力一纸伪作（指谣传“太甲杀伊尹”）。《竹书》的“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471年。始壬子，终壬戌。”被工程《简表》表述为“夏前2070——前1600”。。愿交流，结情义，愚之直言，敬请见谅。

“和你联手解决年表问题。”
一言为定。团结更多同仁，致力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传承，传递正能量。
从探讨“仲康日食”入手，依阎若噱说，查《夏商周时期的天象与月相》一书中的商洛地区可见食，科学确定夏始年，应为丙子；
考证《河南杞县伊氏家谱》中的伊尹生平，可发现商元年是乙未；
西周元年与箕子朝鲜元年为同一年，己卯。
从西周宣王元年（前827年）至黄帝元载总积年为1870年。从前841年至黄帝元载总积年为1856年。一己之见耳。

@夷齐风清 2018-02-25 10:57:45
无以质疑的尧公簋
《考古》2007年3期上发表了朱凤瀚先生的《 公簋与唐伯侯于晋》一文，认为尧公簋铭文中的“王廿又八祀”应该是成王二十八年无疑。并依存世文献提出成王在位37年。文章观点明确，合史实，支持尧公簋是成王时器的学者还有李伯谦、田建文。
朱凤瀚、李伯谦二位先生是断代工程专家组的主要成员，田建文先生是考古界知名学者。三位先生的观点对于判定周公摄政暨周成王在位的绝对年代具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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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道风人 2018-02-26 16:51:17
有点和你探讨一下，根据尧公簋的铭文：‘王命唐伯侯于晋’，是出自成王，武王之后，而在《山海经》（据我推断应成于文王时）所记载的晋地位于今山西临汾市西边的吕梁山，而不是山西晋城。《山海经。北次二经》记载‘又北五十里，曰县雍之山，。。。。。。晋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汾水。。。。。’以此推断，晋位于今山西临汾市之尧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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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19楼，欢迎您的参与。对您提出的问题作如下答复：
1.关于尧公簋是文王还是成王器？文王乃商之诸侯，是为西伯昌，文王乃谥号。在位五十年间，没有分封诸侯的记载。武王十三年，周克殷，其史实记载于“王巡六师”时的《泰誓》、“二月甲子朝的”《牧誓》、天下宗周后（四月）的《世俘解》、大告武成时的《武成》篇。《世俘解》文中祥记武王成为“正邦君”的日期，其后始分封诸侯。鲁伯禽封于成王元年，唐叔虞封于成王九年。依中科院先秦史研究室之《尧公簋铭文介绍》，朱凤瀚、李伯谦之观点认为尧公簋是成王器。
2.关于唐叔虞封地铭文虽有“封于晋”字样，其“晋”既非太原亦非晋城。而指今山西（临汾辖）翼城县西有唐城，乃叔虞封地；或有论者（潘明娟）认为，苇沟---北寿城遗址应为古唐国的都城、即唐叔虞之封地；还有论者认为，天马-曲村遗址为唐叔虞封地。

本小贴旨在觅一幽幽境地，略述呓语，以为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项做些许探讨，两天来点击已经达683人次！欢迎并感谢同好的关注。
愿各抒己见，共同切磋，相互尊重，勠力同心举盛事。

第二章 我国固有编年史未被有关人纳入视野
将《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质疑》作为第一章，第二章介绍古今的不同史观。阐述我国固有编年史未被有关人纳入视野的现实。
我国五千年文明史自古祥记史册。司马迁说：“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帝王世纪•续补序》明确记载：“今世所传，自黄帝以来迄共和以前纪年……备书甲子，无一阙遗，一若二千年间相系而下，绝无可疑者。”这些不同朝代、不同名称以干支纪年的史册，被称为编年体史书。史家评论我国编年史为“博稽群籍、悉正抵牾、依据正义、表里六经、资料翔实、切要简明、备书纪年、准式万世、足资考证、集历代史学之大成。”我国有历代正史如《皇王大纪》《资治通鉴前编》《文献通考》《纲鉴易知录》《乾隆御批纲鉴》存世，模糊史观无立锥之地。
我国固有编年史未被有关人纳入视野。这些人首先当属清陈逢衡辈热衷于编撰《竹书》的人们，他们无视我中华固有通体编年史，杜撰荒诞无稽、纲目不合、表里不一的《竹书》，不考其实质，而留下推崇《竹书》之名。
这些人中应包括我国使用公元纪年后，首次用西历编制《中国历史纪年表》的人们。（指《辞海》《新华字典》后所附的《历史纪年表》）这些先贤不乏重量级学者，我固有编年史对他们来说似乎属于未知领域，是他们旁置我固有编年史，在编制纪年表时仅依《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丢掉了夏商周的固有纪年，不然我国首次出现的《历史纪年表》不会始于公元前841年。
还包括宣传“中国历史还没有夏商周以前和夏商周部分的确切纪年，我国古书记载的上古确切年代，只能依照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追溯到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说“以前的历史模糊不清”“出现了‘五千年文明，三千年历史’的不正常现象”的人们，这些诚实的自白，今人的模糊史观，催生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并为专家组无为虚拟拓展了生存空间。
包括在对夏商周断代工程评论中，发表文章未及我国编年史的国内学者及国外汉学家。
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说明国家领导人对夏商周纪年的高度重视，本来是靠先秦史籍、通体编年史补续夏商周纪年的最好时机，遗憾的是，在1996年至2000年的大型科研行动中，我国编年史未被关键人纳入视野，且被边缘化。关键人总体策略失误，带领二百余名科研人员“走错了路，进错了门，认错了人。”误入《竹书》歧途、误解仲康日食，不考虑张培瑜等历史、考古、古文字、天文学家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精诚合作，所取得的宾组五次月食卜辞唯一认证的数据，在夏商周研究成果《简表》中除采用《史记》中的穆王、厉王在位年数外，无一年份考虑、采纳我固有编年史的明确记载；在涉及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文字中很少涉及中国通体编年史，致使工程彻底失败。
敬请赐教。

好文章！至少先生为中国有夏力排众议！因为从近代始，中国有些学术败类，不仅不匡扶夏尸，还与西方人一起鼓吹中国没有夏朝。

“好文章！至少先生为中国有夏力排众议！因为从近代始，中国有些学术败类，不仅不匡扶夏尸，还与西方人一起鼓吹中国没有夏朝。”
先生过誉了，依拙作之水平实在不敢当。在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批评与质疑声中，众家之言如参天大树，有朱永棠教授的、张富祥教授的文章等，本文只不过是丛林中的一株小草而已。还是贵贴的：“笔者认为：不仅夏是信史，而且伏羲也是信史。”如岱岳惊雷，铿锵有声。
先生的高论有古文献记载为据：
太昊伏羲氏
帝生于成纪，帝母居于华胥之渚，履巨人迹意有所动，虹且绕之，因而始娠，生帝于成纪。华胥，古国。《寰宇记》：蓝田县有华胥氏陵。成纪故城在今甘肃秦州秦安县。以木德继天而王，故风姓。有圣德，像日月之明故曰太昊。
都陈。《左传》：陈太昊之墟。郑樵《通志》：伏羲都陈，宛邱城是也。宛邱，今河南省陈州府治是。
始画八卦。帝德洽上下，有龙马《说文》：龙，鳞虫之长。《玉篇》：马，武兽也。此马身而龙鳞故曰龙马。负图出于河。孔安国《书传》：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朱子《河东论》：图之一与六共宗，而居乎北；二与七为朋，而居乎南；三与八共道，而居乎东；四与九为友，而居乎西；五与十相守，而居乎中。乃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中观万物之宜，始画八卦。卦有三爻，因而重之，为卦六十有四，以通神明之德，而卜筮自此生焉。刘恕《通鉴外纪》：伏羲德洽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则而象之，乃作《易》，说本《礼纬》。含《文嘉》、罗泌《路史》、郑樵《通志》皆因之。考《易大传》，河出《图》，洛出《书》。汉孔安国，刘向父子、班固俱以《河图》授羲，《洛书》锡禹。宋邵子、朱子并同。今以《书传》朱子为据，余说皆不取。
教民佃渔、畜牧。 民处草野，逐捕禽兽，茹毛饮血。帝始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曰伏羲；养牺牲以充庖厨，故又曰庖牺。
以龙纪官。因龙马之瑞，故以龙命官，号曰龙师。春官为青龙又曰苍龙氏。夏官为赤龙氏，秋官为白龙氏，冬官为黑龙氏，中官为黄龙氏。伪《三坟》：伏羲以共工为上相，柏黄为下相，朱襄为飞龙氏，昊英为潜龙氏，大庭为居龙氏，浑沌为降龙氏，阴康为土龙氏，栗陆为水龙氏。命官之名与后十五世帝号多同，今不取。
作书契。 上古结绳以纪事，帝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作甲历。 帝始立周天历度，以定日月列星分度。见《晋书•天文志》。乃作甲历，日月岁时，日主昼，月主夜，日月相逐，积三百六十昼夜为一岁。说见《周髀算经》。自此而生焉。《外纪》：伏羲有甲历。《五运通志》：甲历起于甲寅。王应麟曰：“甲寅之说，盖本《通历》。考大挠始作甲子，若伏羲时，已干支相配，黄帝又何必命官重作乎？”今不取。
制嫁娶。 民男女无别，帝制嫁娶，以俪音丽，偶数。皮为礼。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人伦之本，而民始不渎。
造琴瑟。 琢桐为琴，绳丝为弦，弦二十有七絙。古登切（gēng）。桑为三十六弦之瑟。而乐音自是兴焉。伏羲乐曰《立基》，又曰《扶来》。载《孝经•钩命决》，今不取。
帝崩，葬于陈太昊陵在今陈州府怀宁县西北。（编者按：太昊陵位于河南省淮阳县城北1.5公里。）
帝神灵首出，开物成务，立极万世，在位一百一十有五年而崩，传十五帝，曰女娲氏。佐太昊正婚姻，以重万民之判，是为神媒。太昊没，共工氏作乱，女娲诛之以治天下，命臣随作笙簧，以通殊风；娥陵制都良笐，以一天下之音，破五十弦之瑟为二十五弦，而乐以和。柏皇氏、中央氏、亦曰中皇。大庭氏、其膺录也，三辰增辉，五凤异色，都于曲阜，故鲁有大庭氏之库。亦曰朱颜氏。栗陆氏、骊连氏、浑沌氏、亦曰浑敦。赫胥氏、其时之民，鼔腹而游，含哺而嬉昼动夕息，渴饮饥食，莫知作善而作恶也。尊卢氏、昊英氏、又曰子英。有巢氏、上古圣人教民巢居，及其久也，木处而颠。有圣人教之编槿而庐，缉藋而扉，革有巢之化，故亦号有巢氏。朱襄氏、又曰子襄。葛天氏、其治世也，不言而信，不化而行，其作乐也，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是谓广乐。阴康氏、无怀氏，其民甘食而乐居，怀土而重生。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命之曰无怀氏之民。凡一千二百六十年，而神农氏作。
（伏羲氏时期：约前4477甲寅年——前3128癸丑年，计1260年。）
愚乐见先生学术有成。

关于姬昌是否称制，我认为是称制了，即姬昌在受赤符之后，收附虞，芮后，攻黎（山西长治），邗（今河南沁阳），在王位七年，至少分封过两次，第一次把他的儿子们分封在岐山周边，拱卫京师；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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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教了。先生面对不同声音，依据发表高见，难能可贵，令余钦佩。
依中科院先秦史研究室、李伯谦、朱凤瀚之见，认为尧公簋为成王器，余推断成王二十八年为前1088年（癸丑）；
依君之见认为尧公簋是文王器，余将文王二十八年推断为前1157年（甲辰）。
上述推断依据是将西周元年锁定在前1122年（己卯）。
而班大为、刘次阮、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则将西周元年设定在前1046年，并被辞书、教科书所采纳。依先生贵见需将文王28年定在公元前哪一年？求先生（师友）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