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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状及未来




楼主：石立刚2 时间：2009-10-02 14:15:00 点击：102445 回复：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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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我们有必要检视过去，展望未来。总的来说，我国改革开放30年，成就是显著的：经济总量已雄居世界四位；人均国民收入已经位于世界中等偏下水平；外汇储备近二万多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这些排序位置还有上升的趋势。总之，3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傲视群雄，一枝独秀。下面我们进行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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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3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动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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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何在呢？总的来说，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 第一，改革开放前已经有坚实的基础。在毛泽东时代，农村教育开展很好，普及了初中教育，积聚了巨大的人力资金本，乡镇的第一代企业家的创新力有目共睹。
 第二，中国的经济奇迹延续着东南亚四小龙经济发展的经验。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参与世界世界经济竞争。并且华侨、海外华人的资本对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同源同种同文化，他们的成功经验和不可符号化的知识很易于扩散。广东经济发展离不开港澳同胞。其实，我国最稀缺的资源是企业家人才，特别具有国际营运才能和经验的企业家。而大批海外华商的涌入，正好解决这一问题。
 第三，中国极其廉价的生产要素。比如，土地是国有的，而土地的使用权归属于地方政府。往往地方政府出于自己的利益，在招商引资中，出让土地价格远远低于市场的均衡价格。即外商所获得的土地的使用成本远远低于经济成本。兼之，我国农村有大量富余劳动力，低工资也成必然。低地价低工资相结合便形成了很大的比较优势。
 最后，30年来，社会保持稳定，增强了外商的信心，确保外资源源不断流入。
 总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在于：一方面，改革开放培育了市场，而市场培育了一代有为的企业家。另一方面，大力发展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参与世界经济竞争，即实行外向型经济发展策略。最后，虚化了生产要素的经济成本，虚增了国民生产总

二、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最得益集团和阶层
从博弈论看来，如果某种分配格局是社会成员之间在自由、自愿、公平、公正下博弈的结果，那么这种分配格局便是一个纳什均衡。即这种分配格局是合法合理的，可持续的。那么30年来，我国的分配格局是一个纳什均衡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即在探讨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之前，我们先来分析30年来最获益的集团和阶层，我们认为最得益的集团和阶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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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农民阶层。相对于毛泽东时代，他们的收入和地位有所提高。但这是从纵向比较得出的结论，并非指农民是绝对得益者，他们依然处于社会的最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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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外商是最受益的集团之一。一方面，剥削农民工，当然我国农民工资有其供给的原因，并非外商刻意所为。另一方面，低价占用国家资源，比如低价占用土地。当然他们并非能单独占有这一巨大的收益，而必须和权力集团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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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能和腐败并生共存。原因并不隐晦曲折。因为生产集团和权力集团狼狈为奸，无偿占有国家资源。即生产集团为寻租者，而权力集团为受贿者。但由于这些资源没有明确的产权，并且我国人民有屈服于权威的传统，对独裁和腐败的容忍度令人难以置信。从而不会危及社会稳定，制约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生产集团通过寻租获利巨大，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形成巨大竞争优势，推动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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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房地产开发商和工程建筑商形成的集团也是最大获益者之一。我国人口众多，房地产用地非常稀缺，而对房屋的刚性需求却很大。在房地产商握有定价权的情况下，购房者很容易成为被掠夺者，变成房奴，一生都为开发商打工。近几年房价不断攀升，便是有力的证据。当然这块鲜嫩的肥肉他们无法独吞。其实他们也靠依附腐朽的权力，才获入门票。他们背后存在着强大的分赃者，即握有土地审批权的权力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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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这种分配格局简直弱肉强食，没有公平、公正可言，必非社会成员之间自愿选择的结果，不会是一种纳什均衡。如果有一天积怨被点燃，一切都会被焚毁。

 三，发展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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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人们自然会想到200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获的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他在发生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写了一份研究报告，认为东南亚四小龙的经济发展没有奇迹，并认为这种缺乏内生力的发展势头会很快终结。结果在1997年春夏之交，东南亚金融风暴如期而至。其实，中国的经济奇迹，东南亚四小龙的经济奇迹，还有日本的经济奇迹，都有很多共同之一处。即借助比较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并依靠高投资率来推动经济发展，而技术进步的推动力很弱。时至今日，东南亚四小龙和日本的经济奇迹都成尘迹了。对中国来说，这不是好兆头。但中国和这些国家相比，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具体而言，包括如下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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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中国幅员广阔，虽然东部有资源过度开发之嫌。比如，广东省东莞市，土地已完全开发，河流已被严重污染了。当当局意识到问题极为严重时，企图腾笼换鸟。但笼将腾空了，而新鸟不来。东莞的现实是：大批出口企业因生产成本上升，并因这次金融危机大大地削弱了西方国家的购买力，往日的兴旺景象难以为继，甚至不断倒闭。这意味着走日本的老路，即经济奇迹后，便是十几年的零增长。但中国的中西部还有廉价的生产要素，这意味着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的动力还未完全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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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中国是一个政治军事强国。因此可能凭此而获得一些廉价的资源或开拓新的国
际市场。这种优势东南亚四小聪明龙和日本都不具备这种条件。中国应该借鉴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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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三，中国国内已经积聚了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可能危及社会稳定。这一点是负面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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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中国的奇迹可能还在延续，如果不被政治因素中断的话。但这种发展模式不是自生的，不能构造内部循环，发展动力不能再生，并且会随着外部的有利因素的枯竭而枯竭。因此按目前的情况来预测未来，可能大错特错。即按目前强劲的增长势头来预测未来，未免太过乐观；但如果从日本的经验断定中国经济将陷入衰退期，未免武断。

四，展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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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已经经受无数次的检验，成了公认的真理。当然日本的决策者也懂得此理，日本有完善的科学振兴战略。但二十年过去了，日本的创新力依然落后于西方国家。问题的根源在于西方人崇尚创新，这又根植于西方文化和信仰，即源自基督教。创新创造对西方人来说，正是造物者上帝的化身。因而西方人能从创新创造中寻找到人生的真正价值，并非完全由经济利益来激励。而日本和我国一样是官本位的社会，只崇尚权力和权威。那么意味着我国人民习惯于屈服和服从，因而从根本上削弱了国民的创新因子。并且在这种文化氛围下，即在这样的价值观系统中，人们无法从创新中体验人生的真正价值。另一方面，创新充满着风险和艰苦，如果能从寻租中获取财富或能从紧跟中和服从中获得权力，那么从事创新并非明智之举。日本实施振兴战略二十年后，没有结果。我国30年来对科技发展也很重视，投入也每年都在增多。虽然每年发表科技论文的数量有一定的增加，但有原创力的成果并不多见。30年前还有陈景润破解歌德巴赫猜想，但三十年后竟然没有出现第二个陈景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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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的未来怎样呢？总的来说，目前这种发展形态的可持续性并不能保障，发展动力有枯竭的可能。但要寻找并实现一个新的发展模式也非一日之功，而是一项系统工程。总之，一切对未来太过于乐观的预测都是无根据的，什么赶超计划都是无稽之谈。但太悲观的预测也都不可取。通向未来之路是有的，即使多么崎岖，只要走，总能走通，事在人为。

石立刚在2009年就提出了创新立国的观点

标题是：中国的现状及未来

回答钱老：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技术的帅才




楼主：石立刚3 时间：2009-11-03 13:14:00 点击：84734 回复：1548

钱老不幸逝世，我们无限悲痛！
在此我们试图回答钱老临终留下的问题。


一、西方创新力勃兴的根源

总的来说，西方创新力勃兴的根源在于西方独特的文化和信仰体系。我们先看两个例子。

1727年3月，牛顿去世，伏尔泰亲眼目睹了牛顿的葬礼。牛顿所得到的礼遇，令他非常惊呀。遗体在火炬通明的寝棺上抬到威斯敏斯教堂，首相和大臣走在队伍的前面，他们的身后是一大队的送葬人群，盛况空前。牛顿生前荣耀极致，活到85岁，死后又象国王一样被安葬。（肖雪慧《理性人格——伏尔泰》）

据说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版后，在18世纪的欧洲引起轰动，千百万人求之若渴。这本高深莫测的哲学书一时竟成了王公贵族和公子小姐们作为时髦炫耀的手段。如果在没有普遍的哲学兴趣和理性主义熏陶的社会里，这样的现象岂非咄咄怪事。我想这种盛事在18世纪的我国不会出现，今天依然不会出现。

显然，纵使在科学天才中唯有牛顿和康德能获得这种的荣幸。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世界的文化氛围和人们心目中的祟尚大大不同于我国。

众所周知，西方文化是一种罪感文化，即基督文化。获得上帝的拯救，成为上帝的选民，便意味着进天堂，灵魂永生。这是人生的最高价值所在。行文至此，我们不禁猜想：西方文明是否演生于此？即西方科技兴旺发达，是否从宗教中获得原动力？答案是肯定的。马克斯.韦伯曾证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存在着因果关系。受此启发，我们也试图寻找西方科学的繁荣和勃兴在宗教中的含义。诚然，我们比韦伯幸运得多，不需要作长篇的论述，便一目了然。下面三段文字摘自《圣经.次经》中的《所罗智训》。

“他使我们真正认识到自然的力量：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各种元素是如何运行的；太阳的运行，四季的变化，诸多星宿以及年代周期是如何确定了历法。他教我们明白生物的本质，认识野兽的行为，风的力量和人类的思考能力，认识植物的种类及其根茎的药用价值。我学到了人们熟知的事物，也学到从前无人知道的事情，因为存在着的万物形成的智慧是我的老师。”

“我反复思考：献身于智慧便是永生。爱她便是无比幸福。做她的工作就是不尽的财富，有她的陪伴就是拥有正确的判断，与她交谈就是得到荣耀。”

“智慧单独活动，她也能成就一切。她能更新一切。尽管她自身永远变化。一代又一代，她走进圣洁人们的心灵，使他们成为上帝的朋友和先知。上帝最爱的莫过于与智慧相伴的人们。”

细读这三段引文可知：第一段表明智慧就是当代一切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第二、第三段表明献身于智慧便能得到上帝的眷爱，因此灵魂永生并且今生也无比幸福和荣耀。因此从事科学研究，对基督徒来说，就能获得人生的最高价值。从而演生出科技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二、中国正缺失有效的激励创新的机制

下面们从两个方面论证此观点。

1、在中国文化信仰中缺失激励创新的动力

虽然在儒家文化中也存在一种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机制。具体而言，在中国封建时代，存在一种特殊的机制，象在市场经济中存在无形的手的作用一样，其中也存在类似的作用机制。即在儒家文化的默化的诱导下，官员为名留青史，立德立功，而廉洁奉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这乐而乐。此中隐含一种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选择，即一种内化的机制。因此在中国历史上铸造了一大批具有君子人格的仁人志士。中华文明也因之而不断向前发展。但这种机制不足以激励创新创造。

然而现在这种机制也消亡了，却演化成以金钱、权力、和肉欲为驱动力的机制。因此当今中国人样兽心兽行者，比比皆是，上至当权者，下至平民百姓。

总之在我国的文化和信仰中不存在有效的激励创新的机制。

2、在当今的社会制度中也不存在有效的激励创新机制

当代中国是官本位的层级社会，只崇尚权力和权威。西方政治活动家被称为政客，意味着欺诈和缺少诚信，是贬义的。而在我国被称为贵人、权贵、领袖等等，意味着前呼后拥，光宗耀祖。这种现实意味着国人习惯于屈服和听从，因而从根本上削弱了国民的创新因子，并且在这种文化氛围下，在这种价值观体系中，无法从创新中体验人生的真正价值。另一方面，创新充满着风险和艰辛，如果能从寻租中猎取财富或能从紧跟中和服从中获得权力，那么从事创新并非明智之举。

@景UAG瓷 2018-02-26 12:36:51
政府无责，同宪法都抵触的东西都存在。
还是体制。不论什么体制，无责的体制就是落后，连士大夫体制都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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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两大问题：文化信仰和制度

改革红利论实在不高明




楼主：石立刚3 时间：2014-03-11 11:56:00 点击：925 回复：16



改革红利论实在不高明

目前中国正处于改革时代。为什么要改革？无非是借助改革之手，化解社会尖锐而复杂的矛盾，化危为机，为中华构筑长治久安的基石。然而，经过30多年改革之后，已经进入深水区，前面阻力重重，寸步难行。此中原因又在于中国社会已经被撕裂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并且各自都企图在改革中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显然，没有广泛共识的改革，没法前行；如果强硬推行，必将导致国家分裂！而怎样才能达到共识呢？这便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即怎样求解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和最大交集，正是改革的关键点。可见唯有大智、大勇、大谋，才能化解当下中国的困局。

如果我们回顾中华近百年历史，就会发现：这是中华民族失智的时代，即缺失深智远谋的大国策时代。具体而言，在这近百年来，中华民族总燥动不安、轻举莽为；所施行的国策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能找到长治久安之大国策。我们不会忘记，五四运动时，那些“先贤”曾把中国的贫穷落后归罪于中华文化和信仰，不顾一切地毁弃之。鲁迅如此，胡适也如此。但他们并没有想过：破易立难；也没有能力弄明白西方文明的运行机理；更弄不明白：为什么西方的教堂多于米店？而急切地推行西化。真真现世报啊！之所以中华从礼义之邦演变为今日全社会溃败，正是因为中华几千年固有的信仰被摧毁了，又没能重新建立起来一个新的有效的信仰系统，致使社会失心，国民行为兽化，社会不溃败才怪呢！更详细的论证请阅读笔者的《危机的中国：社会失心，制度失效》。可见五四时代的那些所谓精英遗孽深重！因此国人应警醒了：国家的命运不能任由那些所谓的大师操纵；重大的决策必须经过缜密论证，必须汇聚十多亿国人的才智。

行文至此，我们应该回归本文论题了。现在来研究改革红利论的是非问题。改革红利论究竟是谁发明的？笔者孤陋寡闻，无从查找。但它的确是媒体的宠儿，是当下网络热爆了的词儿。当然，我们不可否认改革红利论者怀有善意的初衷，希望借此来推动新一轮改革大业。但笔者经过认真思考后，发现此论隐含的方略实在不高明，甚至适如其反。道理很明了，不妨罗列如下。

其一、读过《孟子》的读者都知道，《孟子》开篇就说：“王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也许读者不以为然，认为是腐儒之论。我们不妨置之于现在的知识体系中重新阐释此论。众所周知，人生价值是二维的，即包括物质性人生价值和非物质性人生价值。人之所以区别于野兽，正因为有非物质性人生价值。实际上这两种人生价值可简化称之为利和义。利属于人的自然性，而义属于人的社会性。可以说利和义的某种动态均衡就构成了人性的本质。当然笔者并不认同孟子的纯义观，而否认利的意义。其实利也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动力源。但义独自拥有调节人类社会的功用，是人类群生性和社会和谐的基石。人类社会的基本守则：公平正义也由此演生。

经过30多年改革之后的今日中国，和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时所面对的现实根本不同了。那时正是过度意识形态化的时代，阶层内部绝对平等，即工人内部和农民内部都绝对平等。但工人和农民之间又绝对不平等。在这种现实下，显然发展经济、做大蛋糕是首要任务。因此邓小平的猫论实用主义有救时的功用，邓的改革开放政策也得到全民拥护，从而邓公成就了一代伟人。然而，经过30多年上下交征利之后的中国已经深陷于贫富极度分化之中，当下中国中下层国民正被所谓的“新三座大山”压迫得苦不堪言，怨气冲天。可以说，现在中国已经变成了一大火药库！决策者不能不正视这一现实！因此现在大谈改革红利已经不合时宜了。目前要破解中国困局，必须从义上着力，否则必然加深社会矛盾，诱化动乱，万劫不复。

其二、改革红利论或多或少打有新自由主义的烙印。实事求是地说，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正由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指导，资本被过度宠爱着、被过度激励着。虽然经济成就有目共睹，但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可见这种发展模式缺失可延续性。此路已经不通，必须回头了！否则社会将爆煲！

其三、众人都说既得利益集团是改革的阻力。那么究竟谁是既得利益集团？据笔者所知，此论似乎由吴敬琏先生发明，暗指占据意识形态领域的左派人士。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些人所学的专业离开现在的制度其作用就失效了，当然不愿改变现有制度，否则便失去了衣食之源。当然大批贪官污吏也既得利益集团；但人们忽略了更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即这30年来产生的资本拥有者。他们的资本来得不明不白，可以说，真正凭勤劳和才智致富者甚少。所谓民营企业家，大多数都不是具有创新创造力的真正企业家，但都有教父的影子。显然，改革红利论者忽略了改革的真正阻力所在。

其四、有红利，必有红利分配问题；有红利，也必有成本以及成本由谁来支付的问题。如果单说红利，不及其他，此中必有不可告人的东西。国人要睁大眼睛了。

最后、中国改革的目标何在？是构筑中华长治久安的基础呢？而是极大化某一集团的利益，使它不断壮大，从而顺利过渡到某一设定的社会制度？若是前者，改革必须以公平正义为原则，从义上着力。如果取后者，恐怕大难临头，必将玉石皆焚，中华也将纷崩离析！

改革红利论实在不高明




楼主：石立刚3 时间：2014-03-11 11:56:00 点击：925 回复：16



改革红利论实在不高明

目前中国正处于改革时代。为什么要改革？无非是借助改革之手，化解社会尖锐而复杂的矛盾，化危为机，为中华构筑长治久安的基石。然而，经过30多年改革之后，已经进入深水区，前面阻力重重，寸步难行。此中原因又在于中国社会已经被撕裂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并且各自都企图在改革中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显然，没有广泛共识的改革，没法前行；如果强硬推行，必将导致国家分裂！而怎样才能达到共识呢？这便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即怎样求解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和最大交集，正是改革的关键点。可见唯有大智、大勇、大谋，才能化解当下中国的困局。

如果我们回顾中华近百年历史，就会发现：这是中华民族失智的时代，即缺失深智远谋的大国策时代。具体而言，在这近百年来，中华民族总燥动不安、轻举莽为；所施行的国策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能找到长治久安之大国策。我们不会忘记，五四运动时，那些“先贤”曾把中国的贫穷落后归罪于中华文化和信仰，不顾一切地毁弃之。鲁迅如此，胡适也如此。但他们并没有想过：破易立难；也没有能力弄明白西方文明的运行机理；更弄不明白：为什么西方的教堂多于米店？而急切地推行西化。真真现世报啊！之所以中华从礼义之邦演变为今日全社会溃败，正是因为中华几千年固有的信仰被摧毁了，又没能重新建立起来一个新的有效的信仰系统，致使社会失心，国民行为兽化，社会不溃败才怪呢！更详细的论证请阅读笔者的《危机的中国：社会失心，制度失效》。可见五四时代的那些所谓精英遗孽深重！因此国人应警醒了：国家的命运不能任由那些所谓的大师操纵；重大的决策必须经过缜密论证，必须汇聚十多亿国人的才智。

行文至此，我们应该回归本文论题了。现在来研究改革红利论的是非问题。改革红利论究竟是谁发明的？笔者孤陋寡闻，无从查找。但它的确是媒体的宠儿，是当下网络热爆了的词儿。当然，我们不可否认改革红利论者怀有善意的初衷，希望借此来推动新一轮改革大业。但笔者经过认真思考后，发现此论隐含的方略实在不高明，甚至适如其反。道理很明了，不妨罗列如下。

其一、读过《孟子》的读者都知道，《孟子》开篇就说：“王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也许读者不以为然，认为是腐儒之论。我们不妨置之于现在的知识体系中重新阐释此论。众所周知，人生价值是二维的，即包括物质性人生价值和非物质性人生价值。人之所以区别于野兽，正因为有非物质性人生价值。实际上这两种人生价值可简化称之为利和义。利属于人的自然性，而义属于人的社会性。可以说利和义的某种动态均衡就构成了人性的本质。当然笔者并不认同孟子的纯义观，而否认利的意义。其实利也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动力源。但义独自拥有调节人类社会的功用，是人类群生性和社会和谐的基石。人类社会的基本守则：公平正义也由此演生。

经过30多年改革之后的今日中国，和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时所面对的现实根本不同了。那时正是过度意识形态化的时代，阶层内部绝对平等，即工人内部和农民内部都绝对平等。但工人和农民之间又绝对不平等。在这种现实下，显然发展经济、做大蛋糕是首要任务。因此邓小平的猫论实用主义有救时的功用，邓的改革开放政策也得到全民拥护，从而邓公成就了一代伟人。然而，经过30多年上下交征利之后的中国已经深陷于贫富极度分化之中，当下中国中下层国民正被所谓的“新三座大山”压迫得苦不堪言，怨气冲天。可以说，现在中国已经变成了一大火药库！决策者不能不正视这一现实！因此现在大谈改革红利已经不合时宜了。目前要破解中国困局，必须从义上着力，否则必然加深社会矛盾，诱化动乱，万劫不复。

其二、改革红利论或多或少打有新自由主义的烙印。实事求是地说，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正由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指导，资本被过度宠爱着、被过度激励着。虽然经济成就有目共睹，但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可见这种发展模式缺失可延续性。此路已经不通，必须回头了！否则社会将爆煲！

其三、众人都说既得利益集团是改革的阻力。那么究竟谁是既得利益集团？据笔者所知，此论似乎由吴敬琏先生发明，暗指占据意识形态领域的左派人士。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些人所学的专业离开现在的制度其作用就失效了，当然不愿改变现有制度，否则便失去了衣食之源。当然大批贪官污吏也既得利益集团；但人们忽略了更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即这30年来产生的资本拥有者。他们的资本来得不明不白，可以说，真正凭勤劳和才智致富者甚少。所谓民营企业家，大多数都不是具有创新创造力的真正企业家，但都有教父的影子。显然，改革红利论者忽略了改革的真正阻力所在。

其四、有红利，必有红利分配问题；有红利，也必有成本以及成本由谁来支付的问题。如果单说红利，不及其他，此中必有不可告人的东西。国人要睁大眼睛了。

最后、中国改革的目标何在？是构筑中华长治久安的基础呢？而是极大化某一集团的利益，使它不断壮大，从而顺利过渡到某一设定的社会制度？若是前者，改革必须以公平正义为原则，从义上着力。如果取后者，恐怕大难临头，必将玉石皆焚，中华也将纷崩离析！

人才是关键

你愿做房奴吗




楼主：石立刚3 时间：2009-11-16 20:27:00 点击：23054 回复：521


我有一位朋友原计划今年结婚，但他女朋友坚持要有个自己的窝才愿结婚。面对暴涨的房价，他实在无能为力，因此婚事告吹。得知这一消息，不禁悲从中来。难道当今青年只有两种选择吗？要么当房奴，要么成光棍。近几天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一问题，希望能明白一个所以然。下面是我的几点想法。

一、虽然房屋的刚性需求很大
但不足构成房价暴涨的理由

近来读报，建设部一位官员认为房价不断上涨是必然的。我认为，这一观点似是而非，是站在利益集团的立场上所得出的结论。

我同意目前我国房屋的刚性需求很大。

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1、中国正处于城市化的阶段，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构成了对城市房屋的需求。
2、由于收入的提高，人们不断攺算生活环境。
3、丈母娘促成的需求。

但不足构成房价暴升的真正原因。

我们知道城市的公园更稀缺，市民对公园的需求也不断增大，但公园的票价不暴升。
人们对水、电、盐的需求也不断增大，并且这些物品是生活和生命的必需品。生活无法离开电，而水和盐是生命无法缺少的。但这些物品的价格没有爆升。
也许有人认为，世界上没有国家管制房屋价格。这是无知之谈。因为在欧美，人口稀少，土地供应充足，房地产业并非暴利的行业。在这些国家，房屋的价格相对于他们的收入并不算高。因此无需国家管制。而新加坡有房屋公积金，可以说，在这个国家，房产拟公共物品，价格受国家间接管制。

因此，在我国房屋价格爆升的真正原因是开发商握有定价权。

二、房屋暴升谁最得益

这个问题似乎浅显明了，开发商是最大的得益者呀！
但故事没有结束，我正在主管一个建筑项目，有机会了解更多的内幕。每个月宝安区的质监站和安监站的质检和安检人员，名为检查工作，到工地不少于三次。而每次我公司都支付每人500元至1000元的辛苦费。据说质监和安监工程师职位的标价是两佰万。这只是冰山小小的一角。

其实，我国房地产业已经结构了一条很长的利益链。其中包括开发商、建筑商，权力资本和贪官污吏。

我们不妨看看以下的例子。
我故乡是广东有名的建筑之乡，近三十年来，产生了不少房地产界的大亨。他们的成功秘诀：钱能使鬼推磨。其中有一位陈姓大亨最富有传奇色彩。他家原来很穷，有兄妹七人。在80年代初，初中毕业后，他便到深圳谋生了。95年以前，他拼死拼活，也只能糊口。后来福星高照，遇上了一位红颜知己，有人说她姓张，有人说她姓李。为了避免张冠李戴，我们不妨叫她曾宝宝吧。据说她是一位中央要人的侄女。此后，他或参与或独揽了一些深圳城区改造项目。他现在的身价已经几十亿了。

总之，他的家族从贫穷中崛起了，中国同时也崛起了。不知各位是主动崛起呢，还是被崛起了！！

三、房价暴升谁最受害
。。。。。。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新经济人假设”违反常识：和程恩富教授商榷




楼主：石立刚3 时间：2010-05-26 16:33:00 点击：1111 回复：92


近日阅读《刘国光旋风实录》，书中有程教授的一篇文章《论中国主流经济学转型》，文中提出“新经济人假设”。的确颇有新意，引起笔者极大兴趣，也促使笔者深入思考。因此便有这篇小文。

程教授认为，“新经济人假设”包含三个基本命题：1、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或性质。2、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理性与非理性两种状态。3、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

众所周知，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理性经济人假设，即经济活动中的主体是理性的，自利的，最大化自己的收益或效用。显然“新经济人假设”和理性经济人假设大异其趣。

我们先界定本文探讨的层面。关于“新经济人假设”要从两个层面来解读。其一，由于程教授有显赫的地位，决定了其视角的独特性。我们知道，程教授是世界政治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可见是精英中的精英，是吃国家奉禄的，由纳税人供养的。而笔者却是正如庄子所说的，摇尾于污泥之中的小龟，自寻其食。因此程教授的“新经济人假设”是否是为主义服务的，为王权博弈服务的？笔者无由得知，不敢乱说。即这一层面不是本文探讨的范围。

其二，理论必须满足自恰性，必须自完其说。这就充分显示了人类的灵性，即智力，洞察力，逻辑力；这就剥掉了一切身份和地位。因此笔者也有发言的权利了。这一层面正是本文探讨的范围。

下面我们斗胆和程教授商榷。概而言之，笔者论为“新经济人假设”违反常识，不能满足自恰性。理由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程教授在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全面阐述经济人理论。乍看，好象符合事实，但潜心思考，便有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之嫌了。实际上，马克思《资本论》隐含着理性经济人假设。因为，如果离开人类经济行为的自利性假设，如果认为资本家有利他性或工人的行为有利他性；那么就不存在剥削了。这样《资本论》失去逻辑的一致性。并且《资本论》的阶级划分的依据也是理性经济人假设。当然，在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由于实行按需分配，消灭了私有财产制度；那时经济主体行为是利他的，才合乎逻辑。可惜马克思没有对共产主义的现实性进行严密的论证。

第二、何谓假设，假设是科学研究的基本工具或概念，包括两层含义：其一，假设是不可证实的。若可证实就成为公理了，例如几何学中的公理，便不是假设了。但也不能证伪。若能证伪，就是瞎说，不是假设了。其二，假设有很强的阐释力。这个层面是假设的生命力所在。

而“新经济人假设”是没有阐释力的。因为既认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是自利的，又认为也有利他的倾向；而自利和利他是一对矛盾体，逻辑上是不相容的；那么对于某一社会现象，我们用自利性还是用利他性来解释，来作为逻辑推理的起点呢？显然需要进一步研究，即需要有更细分的假设。这样“新经济人假设”就没有存在的的必要了。

实际上，“新经济人假设”只是人类行为的一种描述，并未能提升到理论研究层面的假设。人的利他性是存在的，但这只是人类文化人或宗教人的外化，请见下文分析。

第三，其实，关于人类行为的假设，是人性论的核心内容。自从人类文明产生以来，不知有多少人类精英为此倾注心血。这一问题既古老，也分歧颇大。笔者对此已经进行多年的研究。在《谋略与博弈》书稿中，专有一章《人性论及人生动力》研究这一问题，有几万字的篇幅。因此在此我们不能详细论证，只能给出简明的结论。

总的来说，人的本质有二维特征。即理性经济人，文化人或宗教人。理性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易于理解。而文化人或宗教人是我们新引入的概念，恐怕需要进一步说明。众所周知，在中华历史中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即具有高尚人格的君子层出不穷。这一事实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无法解释，而在儒家文化中，君子由教化而生。由养浩然之气而成，并且认为君子人格是人生最高价值所在。这就是文化人的含义了，即追求蕴含于文化中的人生价值。

至于宗教人，在中华文明中似乎难于理解。而在西方，那种同教为兄弟，不然为异教徙的观念，那种对异教徙心恶痛绝的意识，现在还可寻可见。当代恐怖主义有深厚的宗教土壤，恐怖分子的狂热行为，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无法解释。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因果关系已由马克斯.韦伯证明了。我们在《中国离诺贝尔奖有多远》中也证明了西方创新力勃兴的根源在于基督教精神。诸如此类，足已证明宗教人的事实。

显然人性本质的二维性假设，更有阐释力。详细的论述请见《孔子人性论、君子人格及一种人类文明发展的内生机制》。

小人物影响大时局

谁愚弄中国


楼主：石立刚3 时间：2009-12-08 17:03:00 点击：80057 回复：1113




草根不能愚弄中国，只能充当被愚弄的角色。网民也不能愚弄中国，我们的贴子经常被删、被隐藏、被屏蔽。虽然网上偶然有国病民瘼的呻吟声，但无法汇成一股强流，无足轻重。实际上，网民也不能避免被愚弄的命运。那么谁愚弄中国呢？

樊纲先生曾说：经济研究只做实证研究，不做规范分析。这不是樊先生的原话，但大概意思是这样。这一观点正代表着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共同信仰。

众所周知，樊先生是中国的高级智囊，左右着中国的经济政策。他的思想和信仰与我们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问题便由此而来了。我们先弄清楚两个概念：实证研究和规范分析。

所谓实证研制是指假定现有社会制度是合理的、恒定不变的，以此为前提条件，只研究经济运行的效果，主要研究经济运行的效率和经济增长问题，不涉及到分配是否公平公正的问题。由于现有的会计体系不对污染成本和其他的社会成本进行核算，因此污染和社会成本不在实证主义者的视角之内。

所谓规范分析，简而言之，是指研究经济运行中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以公平和正义为原则来评判经济运行的效果。

在了解实证研究和规范分析之后，现在我们来探求究竟谁愚弄了中国。

我们知道，欧美主流经济学研究也是实证的。但我们不应该忽略其后面的社会现实。包括如下一些方面：
第一，西方社会有完善的文化和价值观系统，由基督文化和西方的哲学所架构；有完善的法律系统和社会制度。这些都不是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
第二，西方经济研究和经济政策之间有很厚的防火墙。西方经济政策是社会各阶层共同博弈的结果，即经济政策由国会投票通过才生效。经济学家对经济政策没有直接的影响力。
。。。

但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时期，我国文化和价值系统也处于重构期。而主导我国改革的正是这些经济学家。另一方面，我国经济研究和经济政策是直接对应的，这些智囊的研究更是直接转化为经济政策。因此，如果照搬欧美的做法，那么就只知道其然，不知道其所以然了。后果不堪设想！

而且，任何一项经济政策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在不同阶层中的分配是不均衡的，必然厚此薄彼。况且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路径依赖定律。即经济发展要么良性循环，要么恶性循环。要修正发展路径，代价非常巨大。这就意味着如果经济政策失误，后果很严峻。因此经济研究，特别在我国，能不做规范分析吗？请问樊先生，谁有权掠夺弱势群体呢？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国30年经济发展的背后现实：中国的美好河山被严重污染了；利益集团掠夺了绝大部分经济发展的成果，致使贫富差距很大，富者豪宅可以连城，贫者难求一个窝；社会矛盾重重，整个中国已成一个大火药库；人民无法安居乐业。我们可以断言，这种后果正是我国经济发展思想——以经济增长为纲，指导下的产物。

而这种发展路径越来越被强化了，要转换发展方式，必然付出沉重的代价。作为草根的我都能明白这些道理难道当今中国的智囊不懂吗？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或有意或无意，已经成了利益集团代言人，他们正为利益集团寻找掠夺人民的籍口——经济高速增长。

那么谁愚弄中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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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主义还是苍生:和萧功秦教授商榷




楼主：石立刚3 时间：2010-01-20 10:35:00 点击：6656 回复：313


近日萧功秦教授在《南方都市报》发表大作《重建公民社会：走向21世纪中国大转型》。这是一篇政论。既然是政论，便与中国每一位公民的利益都相关。我们被精英代表惯了，这回不能不引起我的警醒和关注。我反复阅读此文，试图明白其学理依据。下面是我从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反复思考得出的几点见解。斗胆与萧教授商榷。

 一、在主义的幌子下，易于自囿自困

萧教授开宗明义地申明自己是新权威主义者，并认为在这种新权威主义下，产生了中国—越南模式。至于中国—越南模式为何物，我已经在《中国的现状及未来》和《谁愚弄了中国》两文中作了探讨，在此无需再述。
说实在的，我所受的教育是理工科的严格逻辑训练，并不相信什么主义。所有的论断和结论都必须有事实依据或有逻辑依据。

综观中国历史，我们祖先总是自我，自铸桎梏，自我愚弄，令人痛心疾首。在汉朝，由于董忡舒之故，促成了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使中华文明大失光彩。宋朝的朱熹遗毒更深，他的礼教，简直使中国暗无天日。
在当朝，张春桥叫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我是农民的儿子，深知苗和草的意义。我们之所以披星戴月，之所以头顶烈日，身侵严寒，只是为那一顷之苗。我们从纤纤嫩苗中，看到儿女的笑容和欢乐。而草使我们想到饥饿的悲泣。可见在主义的幌子下，往往隐藏着罪恶。

其实，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是万物之灵的人类。人类能从过去的经验中和新的认知中，修正和改进自己的行为。因此社会科学不象自然科学那样存在永恒的定律。经济学有一个著名的失效定律。即当某一种经济现象被归纳和总结成定律之后，这一定理便失效了。原因在于人类行为能自我修正。

我们深知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资本主义的收尸报告。但出乎我们意料，正是马克思挽救了资本主义。众所周知，凯恩斯理论的基础是有效需求不足的假设。明眼人都知道，这演生于马克思《资本论》的资本主义生产必然相对过剩的结论。本来知识和真理就是一把双刃之剑，手握之，天使还是天使，魔鬼依然是魔鬼。因此在社会科学中，理性的良知才是永恒的。孔子和耶稣之所以不朽，原因就在于此。

众所周知，博弈论是研究社会科学最有效的工具和方法。总的来说，博弈论正视社会冲突的客观现实，并没有试图消解这些冲突和纷争，而主要研究冲突中的主角怎样才能选择最优行动，从而最大化自己的收益，立于不败之地。而儒家学说却致力于消除社会冲突和纷争，促进人类和睦相处，进而实现小康或大同的理想社会。乍看，博弈论和儒家学说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但并不尽然。虽然博弈论主要研究非合作博弈问题，也研究另一类博弈，即合作博弈。合作博弈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博弈双方或一荣俱荣，或一损俱损。合作互利共荣才是每一个参与人的最佳选择。但合作博弈的存在要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必须存在一个旁支付系统。而在现实的物质价值体系中，很难存在这样的旁支付系统。而在《论语》中，君、臣，父、子，君、民等等之间的关系；或称博弈都是纯合作性质的。而事实上，这些博弈是合作博弈吗？孔子首先要肯定地回答这一问题，《论语》才能自完其说。那么孔子怎样自完其说呢？孔子通过“正名”，即通过扩拓人类的非物质利益的人生价值来为人类构筑一个恢弘的旁支付系统，促成人类之间的博弈最终演变成合作博弈。从而和谐、小康、大同便成儒家的必然理想了。可见儒学有极为严密的内在逻辑。这也是《论语》最显无垠无涯之处。这一点被世人漠视了，于丹也未明此中深意。由其可知，很多人所理解的儒家学说仅仅局限于表面止，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其实，儒家学说如此，宗教也如此。一切有生命力的社会科学理论都如此。即都试图为人类构筑一个可行的旁支付系统，从而实现人类合作博弈，最大限度地消解社会冲突和纷争。它们之间的差异只在于对这一旁支付系统的解释和赋予的内涵不同而矣。当然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旁支付系统是否合乎人性，是否可行。若可行，便有强劲的生命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分析萧文。
萧称：“中国现在化需要三个30年”。请问此论的依据何在呢？为什么是90年，不多不少呢？

萧又称：“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一个重建公民社会的黄金时代，早也不行，晚也不行。”我们姑且不论重建公民社会。单就我的研究发现，现在中国已经矛盾重重，民间积怨太深，中国早就应该转型了。

可见，萧教授此论多是凭心中的主义所作出的判断，学理不足。

二、何为民粹主义

萧教授在文中大谈民粹主义，但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萧文有如下的论述：
“现在很多人,包括不少的领导干部和普通百姓，都曾经有这样的观点：只要给百姓普选权，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民主政治。。。一旦搞普选化就会出现民粹主义的大泛滥。”

“民粹主义者一旦上台的话，就有三种情况。一种就是大众已经出现非理性情绪，政客要获得选票，就迎合老百姓的激情，当权后推行非理性的政策，这对国家就是灾难。”

“民粹主义的第二种类型就是弱国家弱社会。民粹主义者除了一张嘴巴没有其它本事，真正上台之后，这样的总统并没有办法和企业家、银行家沟通，没有办法和军队、强力机构沟通。。。很多第三世界的国家都是这样的类型，巴基斯坦就是这种类型，印度的情形也如此。”
“第三种类型，拉丁美洲型的[政治拉锯战]”

显然萧教授以上的论述要自完其说,必须肯定地回答如下的问题,即萧文隐含着如下的假设。否则就是在民粹主义的幌子下，信口开河。
1、中国民众是狂热的，没有理性；并且人民大众中没有雄才大略之士。
2、巴基斯坦等国和中国有可比拟性。
3、中国军队有独立的利益，并与人民的利益是对立的。不然怎么可以说民选的总统不能和军队沟通呢？

在得到萧教授的正式回答之前，我们来探讨这些问题。
其一、萧功秦是历史教授，对中国的历史应该了然指掌。众所周知，姜子牙、伊尹起于低微，来自民间。原来刘季不读书，建立汉朝的刘邦也崛起于草莽之间。建立明朝的朱元璋和其开国功臣亦然。其中朱元璋和徐达的远见卓识并非腐儒所能企及。不知萧教授识为中国民间没有宏才伟略之士,依据在何处？

其二、众所周知，要进行对比，必须首先弄清它们之间是否有可比性。物理学表明，在同一个参照系中的事物才能相比较。道理很简明，在高速火车上，你可以从车尾走向车头。在车里你走得比火车还快。如果离开这一参照系，而得出你走得比高速火车还快的结论,便荒谬绝伦了。其实，中国和这些国家是无法相比的。它们的历史不同，民族精神民族心理也不同。
总之，萧文的这些假设没有一条是成立的。只拿民粹主义吓人。

中国人民共和国已有60年历史了。在这60年中我们总爱走极端，不是左，便是右；总是徘徊于这两端之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华民族要真正复兴，必须走出这一怪圈。因此我们只问苍生，不问主义。以主义为幌子，便自囿自困。并且在主义的幌子之下，往往隐藏着罪恶。中华民族是巍然泰山，不管东风还是西风，尽纳我怀中。这些真正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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