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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了几位记者问

楼主:毕明迩  时间:2019-09-15 09:31:37
答记者问

答记者问,好像是发言人、体育冠军、娱乐明星们的事。去年年底,出版社出了我写的一本关于我父亲的书,那时我七十九岁。过过年,这书上市的时候,多说一点,我就八十岁了。大概是出版社宣传需要,他们就请几家报纸做一个作者专访,在报纸读书版刊登。北京上海西安,三个地方三家报纸都来专访(先用书面提问,让我书面回答,再在电话谈,然后他们组稿)。于是我就也有了答记者问的经历了。
三家访谈陆续见报,形式略同,有记者根据材料写的部分,还有问题和答案部分。由于写的人不同,提出的问题不同,但是回答的人相同,所以三篇访谈,有同有异,不显得重复。
我的书其实不是专著,只是文集。并不是为写一本书而写的,只是读书笔记,读一点写一点,想到一点写一点。一篇一篇,有中心而没有系统,有内容而没有总结。书名就叫《思亲补读录》。记者先生的提问,十几个问题,二十几个问题,有的就提到系统性总结性的问题。有一题是对于父亲一生心境上的变化,有哪些重要感悟?
这个问题在书里接触过,那是读“素书楼春联”时写的几篇文字,编书的时候放在了一起,有个小标题:四副春联写心情。四篇文字,也有几千字,现在就简答:
父亲的一些诗文和几幅对联可看出他心境上的一些变化。“有忧有乐依世运,不知不愠在我心”,这是父亲早年写过的一副对联,许多人因世运而有忧乐,然而这个“不知不愠在我心”就不很容易做到。另外几幅是在台湾素书楼居住时,逢过年在家写的:“新春来旧雨,小坐话中兴”;“淡饭粗茶,长向孔颜守乐处;清风和气,每于夷惠得真情”,这一联在父亲,应是身体力行的多年经验,修身齐家达到的现实境界;“飞越欧亚廿七天相依,亲情应犹在;海峡两岸四十年阻隔,伦理有若无”,这是1989年春节的春联。“飞越欧亚廿七天相依”是说的前一年女儿钱易从荷兰飞抵台湾探亲的事。“亲情应犹在”、“伦理有若无”这是当年许多家庭经历过的。(第一财经日报)
另一位 记者先生的问题类似:您觉得父亲钱穆先生一生中最看重的是什么?他过得快乐吗?这第二问比较具体,不太概括。避重就轻,我就答第二问 :有忧有乐依世运,不知不愠在我心。父亲的这副春联很能说明他的心情。记者先生很敏锐,就把这个回答作成大标题: 钱穆之子钱行评说父亲:有忧有乐依世运不知不愠在我心
这个标题真不错,谢谢记者先生。(华商报)还有一问:钱穆先生重视探求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他认为“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其生机”。在你看来,钱先生在“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这一问题上提出的方法和思路是什么?(第一财经日报)

这个问题我书中好像没有谈到,但是父亲书里是有谈到的。我的回答现在的问题好像是,许多人只知有现代化而不问传统文化的价值。父亲《晚学盲言》宇宙天地自然之部,有一节《自然与人文》,其中以台湾曾文水库为例,说,水利可以灌溉,可以发电,可以作风景观赏。“因有不得已而于此三者间必有废,则当先废发电,最后终不得废灌溉。”接下去又作发挥:“故使今日人类,在其人群大道中遇不得已而必求有所废,则必废其最后起即今人所谓进步者,即自然科学是已。如杀人利器原子弹,人类当可废,而刀斧之属之为日常工具者不可废。大城市中五十层以上之高楼大厦当可废,而穷乡僻壤间之草屋则不可废。科学人生物质享受可废,德性道义基本人生不可废。若谓人类有进步,其实只在原有旧的古老的上面进了一些子。若谓人类有退步,则后来所增进的那一些子应可退,而在今人所目为落后的未进步前的许多的古老,反而不能退。”
父亲这舍新取旧,舍科学文化物质享受存德性道义基本人生,看来会遇到许多人的批评。这二三十年间,中国流行一句话叫“发展是硬道理”。在这句话的影响下,科学文化物质享受是有很大的发展,而德性道义基本人生的被废,也是确实发生过和发生着的。孟夫子说,弃鱼而取熊掌可也。但是究竟何者为鱼何者为熊掌,却十分可能会有不同见解。我相信这句:“在今人所目为落后的未进步前的许多的古老,反而不能退。”
这个回答也比较被重视,其中前面几句也被记者写到整版文字的导言里。(现在的问题好像是,许多人只知有现代化而不问传统文化的价值。父亲说:“在今人所目为落后的未进步前的许多的古老,反而不能退。”)
这也可以说成是“合作愉快”了。
除了问答以外,还有记者们自己撰写的内容。“钱穆之子钱行的新书《思亲补读录——走近父亲钱穆》上市,与那些回忆父辈生平往事的作品不同,书中鲜有回忆钱穆生活细节的文章,更多的是以普通读者的身份,去阅读钱穆作品,然后记下点滴感受。 ”(新京报)这个对本书特点的描写很准确,也被别的访谈者认同(第一财经日报)。而电话交谈的内容,好像是被分配到记者撰写和提问答复这两部分之中。这从口头语言到书面文字,后来发现只有极小的地方略有出入。例如有一段我的回答说“他的学生很尊敬他,我们一九八四年在香港的时候,跟他到学校,好多已经是老师的人见了他都很恭敬,很多学生还要跟我合影。”其实到香港不止一次,一九八四那次,根本就是住在新亚书院,无所谓跟他到学校,而“很多学生要跟我合影”,也太夸张了(我说的是“有人”并不是“很多人”)。例如还有一段答复说“比如我们都爱读书。当时我弟弟钱逊从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处免费领到一些书来读。我父亲也曾特地把我叫到书房拿一部《曾国藩家书》让我看。”这其实是两件事,苏联使馆送的是《列宁选集》,父亲是让我们被看这种书。《曾国藩家书》则不是这一次讲到的。小有出入,问题不大。这也可以说成是“合作愉快”了。





楼主:毕明迩  时间:2019-09-15 09:31:37
父亲是让我们被看这种书。

父亲是让我们别看这种书。

打字出错,对不起。
楼主:毕明迩  时间:2019-09-15 09:31:37
转发到天涯围脖
楼主:毕明迩  时间:2019-09-15 09:31:37
报纸上的原文可以用书名《思亲补读录》搜索找到的。包括图片。
楼主:毕明迩  时间:2019-09-15 09:31:37
谢谢
楼主:毕明迩  时间:2019-09-15 09:31:37
无锡有一位女记者,写了一本《君子儒钱穆先生评传》,今天在无锡钱先生故居举行首发式,我也被邀去了。,无锡电视台利用机会,又让我答了一次记者问。不过信口回答而已。
楼主:毕明迩  时间:2019-09-15 09:31:37
今见网上多处,有思亲补读录选文之电子版可以阅读。其中四副对联之粗茶淡饭联,一处担任参政,应是蒋经国邀请,不是李登辉。原书错了,电子版也错了。谨请读者注意,并致歉。还有全书的电子版,我见有的地方是免费下,也有地方要收五元钱。其中也有此错。
那位买了纸本书,也请自己改正了吧。对不起。

当年在闲闲书话,先是我写错了,后来发现就纠正了。但是出书的时候,却误用了旧稿,造成此错。
楼主:毕明迩  时间:2019-09-15 09:31:37
那位买了纸本书,也请自己改正了吧。对不起。

第一字错。。哪
楼主:毕明迩  时间:2019-09-15 09:31:37
一处担任参政,应是蒋经国邀请,

是资政,不是参政。
楼主:毕明迩  时间:2019-09-15 09:31:37
为表感谢,写了一段(在苏州日报,6.17)

不知老之将至
有人问孔夫子的一个学生,你们的老师是怎样的一个人。这学生回来问老师应该怎样回答较好,孔夫子说,你们可以这样这样说,其中有一句是“不知老之将至”(他专心于自己爱好的事情,忘记了自己就快老了——其实他说这个话时,年纪也已经不小了)。
对于我们这些过了退休年限的人来说,其实不是“老之将至”而是“老之已至”。所以已经不能说“不知老之将至”,那么要学 孔夫子的这种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只好力求做到“忘记老之已至”,保持比较年轻的心了。身心健康是人们所常说的。营养、减肥、运动、防三高等等多是说的“身”的一面;旅游、休闲、书法、绘画、写作、歌舞、戏曲等等,则是想求得“心”方面“年轻”的良方。孔夫子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自然更是一种高级良方了。
还有一个防老去老良方是交朋友。和年龄不同的人交朋友。七十岁的人如果交到八十岁九十岁的朋友,容易使自己感到年轻。同样七十八十岁的人如果交到七零后八零后甚至九零后的朋友,大概也会使自己年轻起来的。“忘年交”这个词,本来是说,两个年龄相差较大的人成了好朋友,或许也可以曲解为这种友谊可以使老人忘记自己的年高吧。
前天见一七十多岁女教师,她单身一人,女儿一家在国外。久雨天晴的那天,她约了两个八零后朋友,年轻人开车,一起去一个花木果园,纵情欣赏春花之灿烂,二百块钱两家人各买了许多盆花,尽兴而归也满载而归。她在博客上一下就发了十九张花卉照片。一些中老年网友,纷纷跟帖,称赞她的照片她的花,称赞她的生活她的心情,称赞她的忘年交,真是不知老之已至啊。

我自己退休至今也已经二十年了。开头的几年是继续在学校时和一些中学生报刊的联系,继续做了几年特约通讯员,为他们写稿,提意见等等。后来学了上网,在网上写一些文章,比发在报刊上好。一个好处是能够及时得到读者的反应,又一个是通过网上的文字,自然地会有网友形成。先是在帖子里交换意见,然后有“站内信息”,然后有电话、电子信箱联系,也有见面的。孔夫子说,以我一日长乎尔,毋我以也。网友们或许本来不知道我比他们大三四十岁(或者更多),后来知道了,也的确有些毋我以也,就这样承认我这个忘年交。今天还有一朋友在我帖子里留言说,看毕先生文字,总觉得像五六十岁人样子,或许这是先生的心理年龄吧。我想,如果我的文字真像五六十岁人样子,很大成分也是得益于这些忘年交呀。
楼主:毕明迩  时间:2019-09-15 09:31:37
钱穆:(1895——1990),无锡人,历史学家,儒学大师。曾任教于苏州中学。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1966年,移居台湾台北市。1990年8月30日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钱行:钱穆次子,1932年生。苏州市第五中学教师,1992年离休。曾出版校注本张潮《幽梦三影》一书,并参与译注《读书四观》、《齐家四书》等书籍。另在《读书》《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周报》等报刊发表过多篇文章。

大家都说,钱行是五个子女中长得最像钱穆先生的。他是钱穆先生次子,离休前是苏州第五中学的数学老师。除了在苏北插队的十年改教语文之外,在大半职业生涯中都是位数学老师。去年岁末,80岁的钱行出版了《思亲补读录——走近父亲钱穆》,由推出《钱穆先生全集》的九州出版社出版。
钱行年近50才开始读父亲的书,在文字中一步一步走近父亲。在兄弟姐妹们中间,他属于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而且生性严谨,谈到往事,常常沉默良久。父亲常年在外地教书,兄弟姐妹们随母亲住在苏州,年少时还没来得及和父亲亲近,就已经隔了千山万水,乃至失去音讯。多年之后再见,半生岁月已经过去。读书,是他走近父亲的方式。
1932年钱行出生在北平。1930年秋,36岁的钱穆先生辞去苏州中学教职,携夫人张一贯北上,任燕京大学国文讲师。让他一举成名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即于这一年发表在顾颉刚主编的《燕京学报》第七期上。随后,钱穆在顾颉刚的鼎力举荐下来到北平任教。这位自学成才的读书人,幼年因家贫,中学未毕业就做了乡村小学教师,从小学一直教到大学。教书育人近八十年,终生不仕。
两年后钱行出生时,父亲已是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同时在清华兼课。当时的北大名师云集,钱穆与胡适并称“北胡南钱”。钱穆的讲堂设在北大梯形礼堂,前来旁听的各系学生众多,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钱穆自言,每堂讲课“几如登辩论场”。
钱拙、钱行、钱逊、钱易相继出生。1937年抗战爆发后,钱穆随校南迁,夫人和子女们本来准备稍后到西南联大与钱穆会合,由于战事不断扩大,未能成行。1939年,母亲带着孩子们回到故乡苏州。抗战胜利后,父亲钱穆一度回到家乡,在无锡江南大学任教,母亲和子女们则一直住在苏州。
整个抗战时期,父亲在内地,子女们和母亲在苏州。1949年,父亲背井离乡时,长兄钱拙18岁,最小的钱辉才9岁。他们和父亲的接触远不如堂兄钱伟长多。钱穆的哥哥不幸早亡,钱伟长跟着叔叔钱穆从苏州中学读到了北大,又在他的帮助下出国深造。
儿子对父亲的了解和亲近,是从读父亲的书开始的。父亲离开家时,钱行是高中生,1980年再次见面,钱行已年近50,父亲钱穆已经86岁。一别30余年,其间隔着的不仅是漫长的时间,还有大相径庭的环境和人生经历。年少时,钱行并没有读过父亲的书。追求进步的他和他的兄弟们,当年对父亲所研究的传统文化不以为然。
1949年8月,毛泽东在一篇新华社论中点到了华侨大学教授钱穆的名字。从这一天起,在大陆钱穆成为了反动文人的代名词。针对美国政府发表的对华“白皮书”,毛泽东连续发表五篇评论文章,其中在8月14日发表的那篇题名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新华社论中点了三个文人的名字:“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
做儿子的学 了这篇文章,认为父亲没有觉悟。钱穆先生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后,来信让他们去香港读书,钱行不去,还从报上剪下这篇文章寄去,表明态度。
被这样在政治上定位,钱穆颇不能释怀。1950年秋,钱穆在给学生的一封信里写到,余自抗战胜利后,足迹不履京沪平津,不在公立学校教书,单枪匹马,一介书生……
钱穆主张中国人对本国的历史与文化应抱有温情与敬意,不应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他在抗战期间完成的《国史大纲》,不但是近代中国史学界最重要的一部通史著作,而且表达了一种坚定自信的文化史观,主张从国史的学 辨识中寻求抗战救亡之道,从传统文化的演进中汲取民族复兴和国家变革的精神力量。
钱穆颇得蒋介石尊重,蒋介石曾问过钱穆,为什么不从政。钱穆说,读书人一定关心政治,但我不愿从政。据钱穆晚年的学生辛意云回忆说,他引用论语中的话说,“先生敬理,人以为谄矣”,先生所有事情都以理表达,人家还以为先生是谄媚。先生大笑说,不错,你论语读得不错。
1980年,和久别的父亲再次相见之后,钱行开始读父亲的书。
关于父子当年的分歧,1980和1984年虽有两次见面,做儿子的竟也未曾当面给父亲一个交代。钱行说,这还是由于当年的认识所限。即使在1980年代,他经历了“文革”和下放,对历史应该已有不同的认识,但未认真读过父亲的书,仍旧不能接近他的思想。1990年钱穆先生逝世,钱行写了一篇文章《最后的孝心》,决定“认真读一些父亲的书,依其道而行,以赎不孝之罪于万一”。
父亲逝世的次年,继母钱胡美琦在台湾《联合报》上,写了一篇《时代的悲剧——钱穆先生和他的子女》,说到1984年父亲和子女们在香港相见的事。大意是说,父子儿孙相聚,盼望能给宾四带来些安慰,但他总显得情绪落寞。他认为“当年父子异途,他肚子流亡海外,儿子们以大义相责。当时国家天翻地覆,个人的利害、得失、悲喜、成败,早已不在他心上,也无需作何解说”。可是时至今天,是非对错,已经摆在眼前,做儿子的岂可对过去没有一句话交代?“他要知道,分别几十年后的今天,儿子们早脱离了不成熟的中学生时代,对他这个父亲又是如何看法?”钱行回忆说,当年“见不及此,没有对父亲做他希望的交代。”悔之晚矣。
70岁时,他开始接触网络,以笔名“毕明迩”在天涯“闲闲书话”发表文章,以普通读者身份发表读钱穆先生著作的感想。80岁时,他将这些年写的文章结集,出版了《思亲补读录》。书中涉及父子生活的内容仅有只鳞片羽,主要是读书随笔。他希望这本书能引导读者,进而阅读父亲的书——就像他多年来在网络上所做的那样。
如今,钱穆先生归葬苏州太湖之滨。他和他的儿女们,几乎从未这样长久地接近。而钱行和他的兄弟姐妹们,也日渐在心灵上走近父亲。

认真读一些父亲的书,是尽“最后的孝心”

苏周刊:《思亲补读录——走近父亲钱穆》书名非常有意味,饱含着感情,又有些遗憾,您对您父亲的感情是这样吗?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
钱行:原本写这些文章不是为了出书,只是自己学 的心得,只是在网上写一篇一篇的文字。后来写多了,有网友来联系出书的事。当时我是以“毕明迩”的网名写的,文字里也不涉及父子关系,所以我拟定的书名是“走近钱穆先生”。而出版公司方面,提出的书名是“你所不知道的钱穆”,距离比较远。后来他们同意了我的书名,我还是担心太商业化,又退缩了,说先不出了吧。这本书的出版几经周折,这次九州出版,和父亲的全集同时出,又增加了以儿子身份写的纪念文章,用真名,并把“走近钱穆先生”改为“走近父亲钱穆”。考虑到文字以读书笔记为主,走近也是靠的读书,于是又加上“思亲补读录”的主题。我祖母去世之后,父亲把书斋名改成“思亲彊学室”。我叫“思亲补读录”,是想继承我父亲。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则是父亲逝世时所写《最后的孝心》里给自己定的任务。当时说“以三年为期,认真读一些父亲的书”,事实上一直在读,现在还在继续。

苏州日报,苏周刊
楼主:毕明迩  时间:2019-09-15 09:31:37
续上 苏州日报,苏周刊

苏周刊:这本书从酝酿到现在十年了?
钱行:2002年左右,我把文章寄给北京的外甥看,他让我贴到天涯论坛的闲闲书话上,帮我申请了账号。02、03年开始写,写了七八年。

苏周刊:这次和您的书一起出版的还有您继母钱胡美琦女士的一本书?
钱行:是的,和我父亲的全集一起出版的,除了我这本书,还有我继母的一本《湖上闲思录》。除了我这一本,其他的都是繁体字竖排的。钱穆先生要求他的书用繁体竖排,并且不能删改。

苏周刊:当年您不愿到香港跟随您父亲读书,到晚年却认真地搜集、阅读您父亲的作品,从您的书中看,您对父亲,有一个从不理解到理解的过程,能具体谈谈吗?对于当年没有去香港读书,您后悔过吗?
钱行:当初不愿到香港去跟随父亲读书,其实是毛 先给胡适傅斯年先生和我父亲“定了性”(虽然那篇文章署名是新华社特约评论员)。在当时环境下,对“革命青年”来说是十分权威的了,当时的认识就是这样,就像后来“文革”时说“毛 挥手我前进”。当年没有去香港读书,这倒没有什么后悔的,当时别无其他的选择。后来在香港两次见面,没有当面对父亲说自己现在相信父亲了。这倒是很后悔。我写了《最后的孝心》,寄给我继母。我继母和她的兄弟姐妹都说,这话早点说多好。后来他们把这个文章在我父亲灵前化给了他。我继母写了一篇文章《时代的悲剧——钱穆先生和他的子女》。

父亲教导我们读书的第一要义是明白做人的道理

苏周刊:您80年代去香港和您父亲交流了些什么?
钱行:第一次是80年,我们从大陆去香港,父亲也从台湾到香港,相聚一个星期,我们兄妹四个人去,多年未见,他和我们谈得比较多。84年我父亲90大寿,我们第二次去香港,时间比较长,住了一个月。交流也不少,就是关键的没有说。每天都到很晚,大都是父亲说,他问我们文化大革命有没有受什么苦?我们也没有诉苦。我和我哥都是老师,当时都挨斗了。他看到我们都受到了教育,现在的岗位都是教书,都是读书人,子女也都在很好地上学,他觉得很安慰。

苏周刊:您是80年代才开始读父亲的书?
钱行:是的,80年去香港之后,他给我们一点书。当时他问,你们这几年读点什么书?这很难回答。他是要我们说传统文化方面的书,实际上我读得很少。我说,读点唐诗、笔记。这都是看着玩的,不能叫读书。我说《孟子》读过一点,《史记》读过一点。他没说什么,总归觉得读得太少了。后来他就给我们一些他写的书。父亲教导我们读书的第一要义是明白做人的道理;为了明白做人的道理,也必须认真读书。我弟弟钱逊在清华教马列主义哲学,我父亲跟他说,这个别教了。后来他就从马列主义教研室转到文史教研室去了。

苏周刊:你们兄弟都非常听从您父亲的教诲?
钱行:也不是这样,时代变了。后来我弟弟做了思想文化研究方面的博导,写了些研究《论语》的书。在我继母倡导下,台湾素书楼文教基金会和大陆的教育机构合办中学生国学夏令营,本来都是父亲的学生讲课,后来我弟弟每年也都去讲课。

苏周刊:你们兄弟现在都继承了您父亲的事业?
钱行:我弟弟是在从事这个事业了,我是个人学 而已。

苏周刊: 1949年之前您父亲已经有不少著作出版,您也已经读中学了,为什么没有读过他的书?
钱行:我们当时读一些鲁迅、高尔基的书。那时追求进步追求革命的氛围很浓厚,年轻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很疏远。只记得有一册后方带回来的杂志,上面有一篇号召知识青年从军抗日,用许多历史人物作为榜样的文章,是父亲写的。

苏周刊:您父亲有藏书留在家里吗,当时你们读过吗?
钱行:他的书在家里有一点,我们也看看。他在苏州中学教书的时候,家里有很多《中学生》杂志,我们读中学的时候都看。父亲在耦园住的时候,读一本中英文对照的书,文言文译的,书名叫《海外轩渠录》,其实就是大人国和小人国。这本书留在家里了,我也读过。父亲当时读这本书自学英语。


楼主:毕明迩  时间:2019-09-15 09:31:37
再续 苏州日报 苏周刊

父亲不是政治人物,他只是个读书人

苏周刊:在您心目中父亲是个怎样的人?
钱行:父亲不是个政治人物,他只是个读书人,就是要讲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他远离政治又关心政治。我们这里说他国学大师,很多人都是国学大师,其实很多人做的学问都不同,我比较同意儒学大师这个说法。

苏周刊:当时知不知道您父亲是个那么有影响的人?
钱行:大学教授我知道的。当时他一两个星期在河南大学(指1948年河南大学南迁苏州时)讲一次课,我妈叫我去帮他拿工资,工资蛮大的,比小学老师多很多。

苏周刊:关于读书,您父亲当年有没有给你们指导?在对你们的教育上,有什么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
钱行:只记得他叫我们不要读什么书。当时我们上高中,我弟弟是地下的青年团。我父亲看见我弟弟看的《列宁文集》。当时只要写信给苏联大使馆,就给你送书,我弟弟就写信去要了两本《列宁文集》。我父亲看见了就把我们叫去,叫我们别看这个书。当时我弟弟高一,我高二,我哥高三。
我们弟兄几个很早就接触共产党。哥哥曾经是地下党,可能是在江南大学加入的。当时父亲是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但是他不知道。他就知道我哥哥参加学生运动,我弟弟看《列宁文选》。他也知道这是当时的潮流。后来我哥哥参加学潮、罢课,学校趁我父亲不在的时候把我哥哥开除了。我父亲回来之后,非常生气,他写了个反对校方的声明,交给他的助手,送到报馆去登广告。后来没登。他和我哥哥讲,不管共产党国民党,建设国家都是要本事的,学生在学校里要好好地读书。这是他一贯的态度。我在《三年之艾》中写到过,我父亲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学生到延安去,冯友兰表扬学生,我父亲就说,学生要安心读书。
我哥听了我父亲的话,后来就回苏州了,呆在家里。苏州解放以后,他参加了青年工作队,做学生工作,人家地下党都变共产党员了,我哥哥因为有自动脱党的经历,人家叫他参加青年团。我就到公安局去工作了,所以我现在算离休干部。在公安局工作了一年,后来整编,认为我不适合公安工作,成为编余人员,进学 班,后来又分配到太仓,在一个区政府做农税会计。做了一年。又整编了,又编余,再进学 班。我打算考大学,后来因为生病放弃了。

苏周刊:您是一位数学老师,但是做过好几本古籍的校译,是自学的吗?有您父亲的影响吗?
钱行:教数学也是偶然的。我和我哥都是苏州中学毕业的,我们有位数学老师,当时在教育局工作。1952年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收回教会学校,要招教师。他介绍我和我哥去当老师。我到教育局,中教科办事员开介绍信,问我教什么科,我说教数学吧。数学老师叫我来的,我数学好,我想就教数学吧。其实我只读到高中。教数学也是慢慢自学,语文方面没有怎样刻意去学,只是看一些文言的书、诗词等,消闲的而已。我哥哥教物理,他一面教书一面读书,读了华东师大。

父亲演讲时把苏州称为“我的家乡”

苏周刊:您书中提到,钱穆先生把苏州也当做他的故乡,而你们几兄妹几乎一直生活在苏州,您了解您父亲对苏州的感情吗?您曾经随父母在耦园居住过吗?
钱行:他自己待的时间不长,但是家一直安在苏州。父亲是无锡七房桥人,但是他上世纪50年代在台湾演讲时,把苏州称为“我的家乡”。后来收录在《民族与文化》这本书里。我想,他把苏州称作家乡,是有道理的:一是七房桥在无锡与苏州交界处;二是他当年在苏州中学执教,并且和我母亲结婚,家安在苏州;三是因为我母亲是苏州人,我们长期住在苏州。父亲抗战期间为出版《国史大纲》回到苏州,在耦园住过一年,主要也是为了陪我祖母。《史记地名考》也是那一年写的。父亲在《师友杂忆》里讲到不少苏州和耦园。父亲在耦园住了一年,而我们住了十几年,一直到1957年。

苏周刊:当时怎么会住在耦园?
钱行:北京回来没地方住,四处找房子,刚回来住在我舅舅的学校里,他也是小学校长,舅舅姨妈都是做老师的。耦园的房子,是一位杨先生的,不知是我母亲的老师还是父亲的老师,我们叫太先生,他们家典的,借给我们住。后来到期之后卖给了一位姓刘的,先叫我们搬家,找了一段时间房子,后来搬到耦园旁边的下房(佣人住的房子)。母亲和我们从39年一直住到57年。父亲住了一年,后来就去了后方。

苏周刊:您母亲是个怎样的人?
钱行:我母亲张一贯,1929年经人介绍和父亲结婚,当时父亲是中学老师,母亲是小学老师。她是个非常能干的人,当过北街小学校长,五个孩子都是她一手带大的。她非常民主,可是小孩子念书都念得都很好,还是母亲的影响多一点。苏州的母亲和台北的继母,对家庭都是贤妻良母,对社会也都是栋梁一类,对得起所负担的工作。

苏周刊:您写的关于读您父亲的书的文章,有没有寄给他看过?
钱行:给继母看过,没给父亲看过。

苏周刊:您最感兴趣的是您父亲的哪些文章?
钱行:看得懂的看看吧,一开始看看《师友杂忆》。有些书根本看不懂的,后来看《朱子新学案》,看了两遍看不懂,看了还要再找书看。《国史大纲》也看看。

苏周刊:您在文中很维护您的父亲。
钱行:不是维护,有些人瞎写的我总要讲讲他不对。

苏周刊:您曾经写文章批评过季羡林的儿子季承,说他不应该写《我的父亲季羡林》,为什么?近来有不少不少名人后代与长辈出现家庭矛盾的新闻,您怎么看?
钱行:季先生的儿子,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表示他和父亲恢复了亲情。他父亲一死他就写那么一本书,我觉得是没有恢复。不仅是名人后代,现在有不少家庭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对传统文化革命革得太多了。思想道德教育只有爱国主义、政治思想,却没有传统的伦理道德。学校教育里也没有,只有考重点、考大学。
以上都是一期报纸上的,因为比较长,一次发布上来。
楼主:毕明迩  时间:2019-09-15 09:31:37
一次发不上来,才分了三次,又打错一字,成了“发布上来”,改正。
苏周刊,是苏州日报的一个副刊。每星期五出刊。
楼主:毕明迩  时间:2019-09-15 09:31:37
们搬家,找了一段时间房子,后来搬到耦园旁边的下房(佣人住的房子)。母亲和我们从39年一直住到57年。父亲住了一年,后来就去了后方。

这“下房”现在仍在,仍作工人用房。我们当年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后又搬回原住的东花园住。所以“从39年一直住到57年”是指整个住耦园的时间,住“下房”的时间是其中很短的一段(父亲没有住过,他在耦园只住过东花园)。
楼主:毕明迩  时间:2019-09-15 09:31:37
这个帖子有点资料性质了。
楼主:毕明迩  时间:2019-09-15 09:31:37
苏州日报七十年纪念征文,我写了一篇。但当时没有多找资料。若参考本帖资料,该文可以更好。但已过去了
楼主:毕明迩  时间:2019-09-15 09:31:37
除了我这本书,还有我继母的一本《湖上闲思录》。除了我这一本,其他的都是繁体字竖排的。钱穆先生要求他的书用繁体竖排,并且不能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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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一段中,湖上闲思录不对。继母的书是《楼廊闲话》。
、、
不知怎么弄错的,十分抱歉。

楼主:毕明迩

字数:10679

帖子分类:闲闲书话

发表时间:2012-02-22 19:23:00

更新时间:2019-09-15 09:31:37

评论数:38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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