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遇刺案”最后一个杀手落网记

窦应泰


引子

1984年10月15日清早，两个骑自行车的华裔青年人，沿着美国旧金山通往大理市郊的一条幽静小路飞快地驶来。显而易见，这两个陌生人早已多次来此探路，并已选准了目标。现在他们终于轻车熟路地驶进一片临靠大海的高级住宅区。附近悄无人迹，两个青年人忽然丢掉了自行车，然后悄无声息地蹑足潜进一座静悄悄的大院。这时，他们发现车库的门恰好没有上锁，于是两人便迅速地隐身于此。不久，两个青年人就发现从那幢灰色的洋房里走出一个中年人来，只见他穿着银灰色的西装，举止潇洒，极像一位斯文的学者。
两个陌生人迅速从衣袋里取出一张照片，当他们确认来者就是他们多日寻觅的行刺对象时，两支乌黑的枪口悄然举起，几乎同时在黑暗中瞄准了来人。随着一阵猝不及防的枪声骤起，那位学者惨叫一声，就蓦然扑倒在血泊之中。紧随他从楼上走下来的，是一位穿雪白毛衣的女士，她就是死者的妻子崔蓉芝。正是由于她的连声呼叫，刺客们才慌忙逃走！
那位倒在汽车库门前的遇害者，就是著名旅美华裔作家江南(刘宜良)！


搜捕漏网之鱼

作家江南在美国遇刺后，世界舆论哗然，万众声讨“竹联帮”刺客赴美行刺江南的暴行。在美华裔人士和江南生前亲友，很快组成了一个“江南事件委员会”，这个自发组成的委员会的行动宗旨是：一要尽快筹备江南追思会；二是公开在美国悬赏二万美元追缉凶手；三是敦促美国参众两院和联邦调查局介入江南案的侦查破案工作。鉴于在美华裔人士强大的舆论压力，白宫始由三缄其口的消极应付，转为积极的追查和追捕。
11月13日，台湾当局迫于美国的压力，在台北逮捕了参与行刺江南的“竹联帮”成员陈启礼和吴敦。与此同时，在美国，众议员汤姆·蓝托斯向里根政府正式致函要求引渡上述案犯到美国受审后，美国联邦调查局“江南案调查小组”，也加紧了在美国本土追捕“竹联帮”余孽及跨国通缉在逃案犯的步伐。
首先进入美国联邦调查局视野的是：10月15日亲自进入江南住宅车库，向江南连射两枪的“竹联帮”杀手董桂森！因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在台湾公布的落网案犯名单中，惟独不见董桂森其人！莫非他仍然留在风声鹤唳的台湾岛吗？
1984年12月，四季如春的台北忽然刮起了寒冷的飓风。
直接参与刺杀作家江南的“竹联帮”杀手董桂森，此时在台北早已陷入无处藏身的危境。自从“竹联帮”头目陈启礼和吴敦接连被捕后，隐藏在台北郊区的董桂森已经感到严重的威胁，大批军警日夜在他家里和门前蹲坑守候，在冥冥之中似乎已经撒开了一张天网，随时都准备将他捕获。事实上，董桂森早在美国加州行刺江南时起，就已经预见到有一天台湾当局会翻脸无情，同时他也意识到台湾情报局是在利用“竹联帮”之手为他们除去心头之患。董桂森当初之所以同意随陈启礼前去旧金山大理市行刺江南，完全是出于报答“竹联帮”头目陈启礼平时对自己的知遇之恩。行刺得手以后，陈启礼急于返回台湾向情报局复命之际，董桂森就多次劝阻行程匆匆的陈启礼，因为他感到回台湾肯定凶多吉少，甚至有事败之后当情报局替罪羊之虞。吴敦也认为董桂森的劝阻不无道理，两个杀人凶手都力劝陈启礼千万不要马上返回台湾。然而，陈启礼那时已经被行刺的成功冲昏了头脑，他甚至还以为给台湾情报局除掉了江南，是立下了大功，岂有不回台请功之理？董桂森当然拗不过陈启礼，所以，争到最后他和吴敦只好同意了陈启礼的主张。
然而，就在董桂森追随陈启礼、吴敦逃出了加州，经休斯敦和日本东京返回台北后，他当初的担心和不祥预感竟然都变成了严峻现实。
台湾当局因为受不了美国的压力忽然变了脸孔，军警不但在台北到处搜捕陈启礼、吴敦和董桂森，甚至情报局局长汪希苓、胡敏仪等高级特务也都随时会陷入危险的困境。当董桂森发现他们已经成了台湾当局自保的替罪羊时，他多次劝陈启礼和吴敦躲藏起来，可是陈启礼却说：“当局不会无情无义，因为我们是为他们卖命才杀人的。”
此时，董桂森暗暗加了一个小心，他自己躲藏了起来。几天后果然传来陈启礼和吴敦入狱的消息，董桂森在暗自庆幸的同时，也在心里打定了前往国外再设法搭救陈启礼的念头。当时他感到自己唯一的逃生之路就是尽快飞往菲律宾，然后再从那里逃往美国。因为他知道在美国还保留着一盘绝密录音带，那是他和陈启礼从美国逃台之前，在他的怂恿之下，陈启礼为防备台湾当局最后杀人灭口才不得不录下的证据，录音带中录有台湾情报局收买和授意“竹联帮”赴美杀害江南的全部秘密，他只要去美国公布陈启礼的这盘录音带，那就可以营救已经落入监狱里的陈启礼和吴敦。
腥风血雨，军警林立。董桂森发现台湾各地到处都是追捕他的特务的身影，在这随时都可能落入法网的危险时刻，董桂森在台湾几乎无处藏身了，他又怎么可能逃到菲律宾去呢？他的出国护照又如何办得了？即便有护照又怎么能逃出布满军警的海关和机场？
董桂森毕竟是一个有头脑的人，他在困境中忽然想起一个人来，她就是后来让他死里逃生的卓碧如。这是一个神通广大的女人，生得漂亮而端庄，虽然已经徐娘半老，可是这女人在台湾上下却有着一个任她周旋驰骋的人际市场，许多国民党高官都惧怕这个能说会道的女强人。走投无路的董桂森知道他如果想逃出风声鹤唳的台湾，就只能求拜在卓碧如的门下了。
董桂森完全没有想到，就在他想逃走的这几天中，台湾报纸几乎每天都刊载有关董桂森在美国杀人的消息和警方到处悬赏他的通缉令。尤其是美国华裔人士在江南遇害不久成立的“江南事件调查委员会”，此时紧紧逼迫台湾交出杀害江南的凶手。这对于无处安身的董桂森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他见到台湾报纸上刊载了这个民间自发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发来的悬赏缉拿凶手启事：“凡提供有关杀害江南被刺线索与在逃者董桂森踪迹的人员，而至捕获凶徒绳之以法者，本会备妥美金二万奉酬，并负责保守秘密。报案者，请拨如下电话……”
董桂森自知现在已经无路可走了，美国虽也危险，但他认为前往那里总比留在台湾好些。于是他几次给卓碧如打去求救的电话，卓碧如听到董桂森是想经菲律宾前往美国后，竟然爽快地一口应允下来。卓碧如说：“没问题，这件事包在我身上，只是你要出点血了，40万台币不能少，因为我上上下下也要打点。不然，你在这时候是出不了台湾的。”
董桂森知道卓碧如的厉害，她在这种时候要价太高，也在情理之中。尽管身边钱款有限，然而为了逃一条活命，董桂森也就顾不得讨价还价。在等候卓碧如为他办理护照期间，董桂森如同一只惊弓之鸟，连旅馆也不敢住了，因为军警不知何时就会搜查旅馆。万般无奈，董桂森只能隐藏在郊区野地和破旧的废墟之中。白天他藏在一片甘蔗地里，只要偶见一个人影，董桂森就会吓出一身汗；到了夜里，他就跑到马路边上的水泥涵洞里栖身。在小小台湾如果到处撒网追捕一个在逃的人犯，不用很长时间他肯定会落网，因此，董桂森恨不得马上飞出台湾。度日如年的三天后，董桂森正在忧心如焚的时候忽然接到卓碧如派人送来的信息：“事情已经办妥，12月30日就可以启程了！”

“江南遇刺案”最后一个杀手落网记

逃出台湾

董桂森顿感绝处逢生，全台湾都在到处布控设网，卓碧如居然敢冒险救他出境，40万台币就显得无足轻重了。12月30日上午10时，是董桂森和卓碧如在台北桃园机场会面并登机的时间。当时董桂森已在台北潜伏了20多天，他认真地屈指算来，这一天又恰好是行刺江南逃回台湾后整一个月。为防止被守候在机场内外的军警宪特们认出来，董桂森出门前还做了简单的化装，他戴上了一副大墨镜，唇上又加了一绺假胡须。
“小董，请快跟我来。”董桂森警惕地左右环视，胆战心惊，每一步都如履薄冰。他刚刚走进候机大厅，忽听有人叫他，顿时吓了一跳，原来是打扮入时的卓碧如。她把董桂森带到一处无人角落，小心地交给他一张蓝色特别通行证，悄声叮嘱说：“这是台湾‘立法委员’进入机场时才可以佩带的证件。你马上把它戴在胸前，注意，千万要镇定，还要表现出‘立委’趾高气扬的气势，这样，你才可以不受任何人的盘问和检查。因为这证件就是特权的象征，所以，你什么也不要怕，进门时你只要看我的眼色行事就行了。”
尽管董桂森知道自己的化装瞒过了军警却逃不过她的眼睛，这位标致的女人确实能力非凡，可是当他望着在候机大厅里到处巡查的军警时，心里还是难免有几分紧张。因为当时的形势已到全城鸡飞狗跳的地步，万一有人在候机大厅里发现他的行迹，他董桂森马上就会前功尽弃，落入警方手中。
“不要慌，我已经为你出境作好了一切安排。”听着卓碧如的叮嘱，董桂森心绪稍安。不久，他就看见候机大厅里的人忽然多了起来，卓碧如见董桂森已经将胸章悄悄佩好，于是便给他递了个眼神。董桂森不敢多问，急忙随着雍荣华贵的卓碧如快步向贵宾厅方向走去，到了贵宾厅他才发现，原来已有十几个准备登机的贵宾，都等候在这间宽敞明亮的大厅中。董桂森不敢与那些西装革履的高官们打招呼，因为这些男男女女显然与他不是同一阶层，不过，他发现几乎所有人的胸前都佩带着与他相同的证章。就在董桂森担心被人认出的时候，卓碧如已在招呼沙发上那些客人了：“诸位请吧，登机的时间到了。”大家显然都与卓碧如十分熟稔，都称呼她卓大姐，亲亲昵昵地簇拥着她向厅外走去。董桂森小心地跻身在华服飘逸的男女贵宾中间，有意挺胸走进了桃园机场的停机坪。虽然门前有一批军警在警惕地巡视，可是他们对这些大摇大摆走进机场的特殊人物竟视而不见。在登机口处，董桂森心里仍然紧张万分，毕竟这是最重要的一关，如果他真能跨过这一步，自由就将伴随他；反之，如果他在这里被警察们发现，就会功亏一篑，和陈启礼、吴敦一样，被台湾警方无情地押进监狱，甚至会被杀头。董桂森胸前佩着特别通行证，心里却仍然发虚，还因为他明白直到这时，自己手里仍然没有得到机票和护照，而这两种东西在登机时万一不在自己手上，那么，即便他可以顺利登上飞机，到达菲律宾以后也无法走出机场。
“别慌。小董，你慌什么？所有一切我都替你计划好了。”卓碧如显然对保护通缉者出境的生意轻车熟路，她见董桂森把不安的眼神投向自己，急忙对他点了点头。这时候，董桂森才发现另一批人也同时向这里走来了。原来他们都是一些事前办好了出境手续的特殊客人，而卓碧如刚才率领的那些佩带特殊通行证的贵宾们，则是前往停机坪为这些客人送行的。就因为董桂森没有机票和护照，所以，卓碧如才不得不让他先扮演一个送行者的角色。过了登机口，卓碧如忽然巧妙地实施了掉包计，董桂森也不知她究竟是从哪一位登机旅客的手中忽然得到一张登机证，然后悄悄塞进了董桂森手中。当她把这一切都做好后，卓碧如又将董桂森胸前的通行证悄悄取下，随手就戴在另一位女人的胸前。这一切都在几秒钟内就做好了，让董桂森不能不从心里敬佩漂亮秀美的卓碧如胆大心细，料事如神。
就在董桂森又为登机后的处境焦虑的时候，卓碧如竟将一包证件塞给他。当董桂森顺利通过舷梯走进机舱的一刹那，他发现卓碧如已经从容地随着那些送机的贵宾们向出口走去了。他远远看见卓碧如回首向自己投来的目光，那是一种胜券在握的眼神，董桂森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当波音飞机缓缓升空的一刹那，董桂森为自己的死里逃生深深感到庆幸的同时，不禁又为正在台湾监狱中监押的陈启礼和吴敦的命运忧虑。董桂森越想越憎恨台湾当局的翻脸无情，当初为了谋杀在美国的作家江南他们百般许愿，而今天当他和陈启礼、吴敦受命杀害了与自己毫无仇恨的江南时，一回台湾就遭遇自己人逮自己人的可怕悲剧。
董桂森痛恨台湾情报局，同时他也痛恨“竹联帮”的首领陈启礼。他痛恨台湾情报局是因为他们愚弄和利用了他们，他痛恨陈启礼是因为这个帮首只有向官方投靠的功利意识而没有深谋远虑。因为董桂森作案后才发现作家江南在美国是个有影响的人物，案发次日加州的所有英、华文报纸都大登特登江南遇害的新闻。美国警方也对此案高度关注。就连陈启礼也没有想到杀死一个华裔作家，美国政府竟会如此重视。当董桂森看到美国各大媒体纷纷大肆炒作江南命案的时候，就对陈启礼悄悄告诫说：“这时候我们千万不能回台湾，回去后小心被当局当了替罪羊，因为台湾当局历来是最怕美国的。如果美国要他们缉凶，台湾当局能拒绝吗？到那时我们就是当局必须逮捕的人！”
可是，尽管董桂森分析得头头是道，陈启礼始终不相信台湾情报局会过河拆桥，出卖他们这些替当局卖命的人。那时，董桂森本想留在美国，怎奈陈启礼毕竟是“竹联帮”的大哥，有他一句话，他和吴敦岂能单独留在美国？他们乘机返回台湾的当天，就发现机场到处都是搜捕他们的警察，幸好当时有情报局处长陈虎门接机，用汽车掩护把他们三人送出了戒备森严的机场。董桂森因为警惕性高，才幸免于难，如今只有他一个参与杀害江南的凶手逃出来了。
当他为自己的侥幸高兴的时候，董桂森忽然想起登机前卓碧如塞给自己的证件。他小心打开一看，不禁惊出一身冷汗。原来几份证件除机票可用外，其他都有危险。特别是那本菲律宾护照，原来竟然是卓碧如本人的！上面的照片一看就是个女人，这又如何能逃过菲律宾机场安检人员的眼睛！董桂森刚刚放下的心又紧张起来，担心飞机落地时将要发生危险。
令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卓碧如心细如发，做事讲信用，早就为他安全到达菲律宾作好了准备。当他刚刚到达马尼拉机场时，早就有人在机场通行口恭候他。原来，卓碧如事前买通了当地移民局官员亲自到机场接机。

“江南遇刺案”最后一个杀手落网记

杀手追到马尼拉

马尼拉之夜，灯火簇簇。
董桂森当夜就投宿在一位华侨开设的宾馆里。住在这里等候卓碧如几天后来此专为他办理菲律宾的护照，然后他再持这份护照前往美国。这位华侨告诉董桂森，卓碧如这样做，是因为她在菲国有许多人际关系，她本人同时拥有几本来往于东南亚各国的护照。因此，卓碧如从台湾来菲律宾可谓如履平地，她是暂时让董桂森持自己的护照先行逃离台湾，然后她再择机飞往菲律宾，专来为他办理护照并换回自己的护照。直到此时此刻，董桂森才感到可以舒口气了。然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他到达马尼拉的翌日，当地华文报纸就开始刊载江南命案的新闻。特别令他心惊肉跳的是，报上还刊载了台湾当局的一道缉凶通令，董桂森的照片被赫然刊登在各报的醒目位置。这位开旅馆的华侨发现后吓得魂不附体，接连两次来劝董桂森马上搬出他的旅馆。他再三解释万一菲律宾警察发现自己的旅馆中藏着台湾当局通缉的杀人要犯，就会殃及他的生意，弄不好还要吃官司。可是，董桂森当时在菲律宾已经无路可走了，由于他从台湾来前交了一大笔钱给卓碧如，所以，现在身上所带经费非常有限。如果一定要他搬出这位华侨的旅馆，董桂森也许还要重蹈在台湾四处躲藏的厄运。而且，马尼拉毕竟与台北不同，这里几乎找不到任何藏身之处，加之语言障碍，弄不好他很可能落入菲律宾警方的法网。想到自江南案后到处躲藏逃亡的千难万险，董桂森心里更加憎恨台湾当局。
万幸的是，1月16日，卓碧如如约飞到了马尼拉。她果然恪守信用。董桂森在这关键的时刻再次见到她，心中顿时升起兴奋的希冀，同时也再次感到失望。原来卓碧如仍不能马上给他办一本可以逃出菲律宾的护照。卓碧如告诉董桂森说：“本来按着既往的规则，我完全可以在马尼拉顺利弄到你的护照，可是由于台湾公布了对你的通缉令，现在马上就在这里弄到你的护照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台湾通缉令上有你的照片，满街到处张贴，谁敢给你办护照呢？不过，你一定要相信我，我是说话算数的人。绝不会收了你的钱弄不到护照，只是你要给我一点时间才行。”
因为有卓碧如的精心安排，董桂森再次被安全转移到一家位于马尼拉近郊的旅店。这里的店主也是卓碧如的朋友，而且由于旅店地处郊区，警察稀少，所以，董桂森隐居在此安全得多。
“小董，有我在这里，你什么也不要怕，因为我在这里的朋友多，即使菲律宾警方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卓碧如既好客又热情，她在菲律宾逗留的日子里，每天都设法为尽快搞到董桂森的护照到处奔波，这让困境中的董桂森十分感动。卓碧如甚至还亲自在酒店设宴为董桂森压惊。看到卓碧如这样胸有成竹，这样讲义气，董桂森悬着的心开始放下了。
不过，就在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件让董桂森感到后怕的事。这天，卓碧如正在马尼拉香格里拉饭店翠花楼雅座宴请他，席间，两人正在谈着如何尽快拿到护照前往美国的事情，不料厅外忽然闪进一个人来。董桂森认出来客竟是他从前在台湾黑道上结识的友人刘焕荣。
原来，有一次台湾警方在追捕刘焕荣的时候，是董桂森冒险救了他一命。也许就因为这件往事，让他和刘焕荣意外在马尼拉的大酒店里邂逅时，彼此忽然就有了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卓碧如见两人谈得投机，便识趣地提前告辞了。当雅座里只剩刘焕荣和董桂森两人的时候，刘焕荣忽然神情紧张地对他说：“你必须马上离开马尼拉，而且现在你就必须离开这家酒店，因为有人已经发现了你。”
“谁发现了我？是台湾来的警察吗？”董桂森立刻变得紧张起来，他蓦然意识到台湾当局一定是闻风而至，追捕到马尼拉了。可是他绝没想到这时雅座的门帘一撩，几个陌生的人影突然闪了进来，他心里一惊，仔细一看原来并不是台湾警察，而是几位从前在台湾时就相熟的黑道朋友。为首的高个子名叫刘伟民，他身后紧跟着三个小马仔，一个姓赵，另一个叫章名煌，还有一个叫齐瑞生的人。董桂森从前在“竹联帮”混事时，在刘焕荣为他设的一次答谢宴会上曾经见过此人，他知道齐瑞生和刘焕荣的关系非同一般。他没有想到如今这个刘焕荣手下的马仔，居然变成了台湾另一黑道人物刘伟民麾下的打手。董桂森忽然间见到四个人一齐闯进了雅座，心中顿时感到情况不妙。他从刘伟民等几个人的反常神色中，隐隐发现有种随时逼近的危险。可是刘焕荣却十分亲热地招呼刘伟民和几个马仔入席。董桂森本来想向刘焕荣追问为什么要他马上离开菲律宾的原因，现在见刘焕荣应酬这几个不速之客，就知道这几个人中必有台湾当局派来杀他的刺客。因此，酒席上的气氛马上变得紧张起来。好在有刘焕荣的巧妙应酬，又叫上来一些酒菜，大家便嘻嘻哈哈地推杯换盏，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大家一直喝到天色将晚，刘焕荣在旁故意用眼神暗示董桂森醉酒。于是他便趁机提前扶着佯醉的董桂森退场，径直和他一起回到董桂森下榻的饭店房间，一进门他就说：“阿森，现在你必须马上就逃走，再也不能留在马尼拉了。因为刘伟民就是奉台湾当局的命令，前来马尼拉杀你灭口的。”
“啊？他们又在搞一场新的黑吃黑吗？”董桂森做梦也没有想到，当初台湾当局为了除掉江南这个心头之患，由情报局长汪希苓出面收买并授意“竹联帮”头领陈启礼赴美国专程行刺江南；如今江南虽然刺死，美国政府在向台湾索要行刺江南杀手的时候，他们竟然又再次故技重演。原来，台湾情报机关发现董桂森已经逃往菲律宾以后，就想杀死他这个活口，却又不肯动用情报局人员，以免行刺后落下把柄，于是再一次收买了黑道上的人物刘伟民及其一伙帮凶，从台湾专程飞到马尼拉来寻觅他的踪影，以便假他人之手除掉董桂森，然后再向美国报称涉江南案的凶手董桂森系死于“黑吃黑”。
听到这里董桂森又气又恨，半晌才吐出一口冷气：“当局真是太可怕，太无情了！”
刘焕荣告诉他，自从陈启礼和吴敦被台湾警方逮捕以后，他们最担心的就是知晓刺杀江南内幕的杀手董桂森外逃出境，担心他有一天一旦逃到美国，就会落到美国联邦调查局手里，那时候董桂森势必供出台湾行刺江南的全部内情。到那时台湾当局就会在国际上更加孤立和被动。不同的是，台湾当局这次是接受了在美国行刺江南灭口的教训，行动更为谨慎。当局虽然急于抓到董桂森，却又不敢动用军警和特务，最后只好故技重演，再次使用情报局当初收买陈启礼的同样手法，收买了黑道人物刘伟民在异国施以暗杀！
董桂森听到这里，不禁吓出了一身冷汗，他没有想到当初轻信台湾情报局长汪希苓的话，贸然赴美杀害了与自己素无冤仇的作家江南，到头来竟然在人世间找不到立足之地了。他恨恨地说：“我真不明白，江南写的一本《蒋经国传》，为什么就会引起一连串的血案？既然他们把我逼到绝路上来，我可就不客气了，因为在美国我们还保留着一盘录音带呢！”
“录音带？”刘焕荣大吃一惊，他没有想到董桂森冒死从台湾逃出来并伺机前往美国，就是为着有一天向世人公布录有台湾杀害江南秘密的录音带。想到这里，他愈加感到，坐在面前无路可逃的董桂森随时都会面临杀身之祸。因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已在开始调查杀害江南的内幕了，如果董桂森有一天当真落入美国调查人员手中，那么，他肯定将会爆出一个比江南遇害更让世人震惊的内幕新闻。难怪台湾当局在发现董桂森逃到境外后，如此恐慌地加大了追杀他的力度，其用意就是想抢在美国人前面逮捕、杀害知情人董桂森。
“是的，我们当初在美国杀了江南以后，就已经考虑到台湾当局有一天会翻脸不认人，于是我要求陈启礼把他当初在台湾受命杀害江南时的全部细节，情报局长汪希苓如何交待他杀害江南的过程，都以自述的方式录在一盘带子上，这盘带子共有两面，都是陈启礼关于台湾当局布置行刺的内幕。现在录音带就留在美国，放在‘白狼’的手里，我们准备在最危险的时候公开它，到那时候让台湾当局没法收场，同时也让美国情报机关不敢把我们这些替别人杀人的替罪羊推上断头台。”
“‘白狼’是谁？他可靠吗？”刘焕荣没想到江南案的幕后居然还隐藏着如此复杂的背景，更不会想到董桂森作为“竹联帮”的小马仔，竟有如此深思熟虑的远见。因此，他更希望董桂森早一天逃出险境。
董桂森告诉他：“‘白狼’就是张乐安的化名，他也是我们‘竹联帮’的成员，当然非常可靠。现在我们唯一想做的就是，早一天在美国公布这盘至关重要的录音带，以救出押在台湾监狱里的陈启礼和吴敦。我想如果录音带一旦公布，世人就会知道江南事件的真相。我们‘竹联帮’其实只是被台湾情报局利用的杀手。那样一来，我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遭到世人的愤恨了！因为我们是奉命行事，和江南无冤无仇！”

“江南遇刺案”最后一个杀手落网记

刘焕荣听了董桂森一整套外逃计划以后，才意识到江南事件远非他从前想的那样简单，同时也感到董桂森继续留在菲律宾的危险。于是他怂恿说：“你不要再说了，阿森，现在你唯一的逃生之路是马上离开马尼拉。因为刘伟民已经逼在你面前了，他们是四个人，对付你一个，你想你还能活着逃出菲律宾吗？”
说话间，董桂森就收拾行李，准备马上逃走，这时，门外忽然闪进一个黑影来，吓得两人立刻关上了灯。
“不要怕，是我，我是阿瑞呀！”在可怕的黑暗中，突然有人拍了董桂森肩膀一下，吓得他慌忙抓起一根铁棍子，正想向来人头上猛击之时，不料刘焕荣却在黑暗中紧紧抱住了想拼命的董桂森。他开亮了灯，才发现自称阿瑞的人，就是他最要好的朋友齐瑞生，他神色紧张地说：“阿森，现在你必须马上搬出这个地方。不然，你就有杀身之祸了！”
原来，受台湾当局指派前来菲律宾行刺董桂森的黑道人物刘伟民，已经接受了前次陈启礼在美国杀害江南的教训，他决定把杀害董桂森的任务交给自己的马仔齐瑞生去执行，而齐瑞生却不想充任杀手。其原因是，第一，他是刘焕荣的至友，而董桂森和刘焕荣的关系他心知肚明，因此，他不想因为完成老板刘伟民的任务而伤害刘焕荣的朋友；第二，齐瑞生早与他的老板刘伟民心存芥蒂，隔阂已久。早年他和刘伟民一起被关在台湾管训队期间，刘伟民就曾经在管教营里多次欺负自己的马仔齐瑞生。所以，现在当齐瑞生听说刘伟民想把杀人的任务推给他时，心中自然就产生了本能的反感。于是他决定提前赶到刘焕荣处，有意放跑董桂森。如此一来，他既不得罪刘焕荣和董桂森，同时也可以避免杀人后遭到灭口的可怕结局。
“可恶之极！原来又是江南命案的同一模式，台湾当局总是利用黑社会上的人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行事机密的话，只不过天下少了一个董桂森而已；万一事情败露，只要推给黑社会就可以了。真是太可怕了！”董桂森听了齐瑞生的话，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他心里暗自庆幸在马尼拉遇上了从前的好友刘焕荣，不然，还没等他逃往美国，就已经在菲律宾遭人灭口了。
齐瑞生还告诉董桂森，台湾当局已经发现“竹联帮”在美国的隐藏分子“白狼”张乐安正在到处奔走，企图向美国政府呼吁解救在台湾受审的陈启礼和吴敦，同时他希望董桂森有一天也能来到美国投案自首。台湾当局因此十分担心董桂森如果一旦落在美国联邦调查局手中，肯定会供出台湾当局策划谋杀江南的内幕，于是他们才断然决定马上收买刘伟民前来菲律宾杀害董桂森，事成之后再公开宣布杀害江南的凶手董桂森已经在国外遭人杀害了。如此一来，两全其美，既能保住活口不落在美国人手中，又可以把杀董的罪责推到黑社会身上。董桂森听罢齐瑞生的话，愈加感到自己的逃亡处境疑雾重重。为了尽快逃命，他在刘焕荣和齐瑞生的护送之下，连夜逃到城外，隐藏到刘焕荣一个朋友家里。

“江南遇刺案”最后一个杀手落网记

新加坡遭遇假新闻

在菲律宾藏匿的日子对于杀手董桂森来说，简直就是生活在可怕的梦境中。
每天他除担心台湾派来的杀手会结束自己的生命之外，还要忍受经济拮据的痛苦熬煎。好在在他无处藏身的时候，当初在台湾把他送上飞机的卓碧如，再一次飞到了马尼拉。原来这个神通广大的女人果真言而有信，她在农历春节之前终于为董桂森搞到了一本菲律宾护照，这本护照通用于东南亚五国，甚至往返连签证也不需要。这样，董桂森就可以凭着这本护照不断飞往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不过，让他无法彻底逃脱厄运的是，前往美国的签证却迟迟签不下来。
董桂森开始留心当地英文报纸，注意上面有关美国的任何消息，只要与江南案有关，他都要认真阅读。这时候他才发现事情远比他想的还要严重：如果说当初他从台湾逃出来时，美国只有一个民间组织“江南事件调查委员会”，那么，现在对江南案凶手的追查早已从民间发展到美国官方。由于“华人权益促进会”行政主任谢国器和美国民权自由联盟行政 多罗西·埃里克两次致函美国司法部高官约瑟夫·拉索尼洛，江南命案终于引起了美国司法机构的注意，拉索尼洛给上述两人的复信，很快被公开发表在美国各大报纸上。这位美国司法高官公开表示：“谨保证以认真、努力和专业性的态度追查杀人凶手，任何逃往世界各地的嫌犯都必须受到正义力量的追捕与惩治。”董桂森看到报道，又是满身虚汗，两眼茫然。
从杀机四伏的马尼拉逃到新加坡这花园般的城市，对于大难不死的董桂森来说，并非真正逃离了险境，因为他发现台湾情报机关的阴影还在时时笼罩着他。有一天，他看到一张台湾《中央日报》上面竟有一行触目惊心的大字标题：“江南杀手董桂森在菲律宾又涉灭门凶案，陈正昌、陈南光全家遇害均为此人所为！”董桂森看到台湾报上的宣传，气得咬牙切齿。这让他想起从台湾逃出以后，台湾媒体对他接二连三的污蔑。第一次是台湾情报机关暗派黑道杀手刘伟民来菲律宾行刺他之前，台报竟然刊载“董桂森已在马尼拉遭遇车祸死亡”的新闻，后来他才明白，这是为黑道杀手刘伟民行刺他预先制造的舆论铺垫。当他在刘焕荣、齐瑞生的掩护下逃出刘伟民的视线后，刘伟民仍在马尼拉到处搜寻他的落脚点。直到后来刘伟民无法寻找已逃往新加坡的董桂森时，这个黑道杀手才不得不以“在追杀中董桂森身中两枪，已经逃往泰国”为借口向台湾当局复命。此刻，台湾情报机关又不甘心，竟公然在报上大造董桂森在菲律宾涉嫌陈正昌、陈南光灭门血案的虚假新闻，董桂森知道这是有意向菲律宾警方提供不实线索，意在让他落入菲律宾警方手中。
董桂森在菲律宾隐藏期间，确实与商人陈正昌相邻而居，彼此相熟。那一段时间，甚至陈家的几个孩子都亲昵地称他为“菜头叔叔”。然而当陈正昌、陈南光两家同时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子夜里遭到歹徒行刺的时候，董桂森早已经来到了四季如春的新加坡。他知道即便落入菲律宾警方手中，也会因没有作案时间而被排除在这桩突如其来的灭门血案之外。然而那样的话，他肯定又会因杀害江南而遭到囚禁。
就在董桂森逃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隐藏期间，“竹联帮”在美国的潜伏人员“白狼”张乐安和“黄鸟”陈志一等人，正在四处奔走，希望尽快搭救落入台湾当局视野之内的董桂森。为了救董桂森，同时更为救助已经羁押在台湾监狱里的江南案主要杀手陈启礼和吴敦，张乐安和陈志一等人在美国已经抢先一步公开了陈启礼回台湾之前留在洛杉矶地下密室中的那盘录音带。这盘录音带记录了陈启礼在台北受情报局长汪希苓指派赴美行刺江南的全部秘密。同时，陈启礼在录音中也暴露了台湾情报机关涉嫌江南案的许多内幕与胡敏仪、陈虎门等重要人物。最初，董桂森之所以冒险从台湾几经周折逃到新加坡，一个重要的打算就是要前往美国尽早公布陈启礼的这盘录音带，如今他在新加坡竟然从当地报上看到了发自美国的特别电讯，知道张乐安和陈志一已经走在他的前面行事，自己虽然仍处困境，然而他感到尽早揭露台湾情报机关行刺江南内幕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不久，新加坡报上刊载了台湾当局逮捕情报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敏仪和上校处长陈虎门的新闻！董桂森没有想到台湾当局竟在美国政府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之下，连汪希苓这样重要的涉案人物也加以无情的逮捕。从中不难看出台湾当局彻底洗清涉嫌江南案的决心。
就在这时候，董桂森发现台湾当局已经发现了他在新加坡的踪迹，并已密派杀手悄悄潜入新加坡。那几天，在他隐藏的临时居所门前，经常可见神秘的可疑身影。这些陌生人显然与潜逃来此的董桂森有关。董桂森纵然手握可在东南亚各地自由行走的菲律宾护照，然而由于仍然得不到美国大使馆的签证，所以，还不得不滞留在新加坡。
就在他山穷水尽之际，忽然接到美国打来的越洋电话，张乐安语气焦急地告诉他：一定要设法逃出新加坡，如果能进入泰国，就可以顺利得到赴美的签证，同时也便于接受“竹联帮”成员给予他的经济援助。董桂森已经察觉到如果继续留在新加坡将非常危险。然而从他的隐藏之地前往新加坡机场，中途也许就会发生意外。因为他发现几个神秘的人影几乎日夜在他隐藏地点前徘徊，万一他在出逃时遇上了杀手，就将命丧异国。求生的希望和尽快逃往美国的欲念，使已如惊弓之鸟的董桂森决定铤而走险。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午夜，董桂森终于化装成凌晨捡废纸的老叟，逃过了在幽深巷道里监视他的眼睛，在熹微晨光中来到了机场，坐上飞往泰国的班机。

“江南遇刺案”最后一个杀手落网记

曼谷遭遇诈财骗子

泰国首都曼谷，喧嚣而繁华。在闹市深处才会寻觅到一丝难得的恬静。
对于亡命天涯的“竹联帮”杀手董桂森来说，他已经无心浏览这里的异国情调。他感到泰国虽然表面上看不到杀手的身影，然而越来越逼近的可怕情势仍然时时压迫得他喘不过气来。
与菲律宾、新加坡一样，当地媒体也在频频报导有关江南事件在台湾审理的近况，而从美国传来的信息更让董桂森如坐针毡。美国联邦调查局江南事件调查小组现已派员前往台湾，亲自参与审理江南案的工作。张乐安和陈志一这两个“竹联帮”弟兄，忽然给他打来报警的电话，告诉他：暂时不能到美国来。因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开始监视张乐安和陈志一的行动了，并说美方调查人员已经几次找到张乐安，询问董桂森的行踪和近况，还再三向他追问董桂森是否与他们有过联系。但是，所有一切都被张乐安和陈志一巧妙地回避了。
董桂森明白美国人既然已经插手此案，那么，肯定就会一抓到底。如果他在这时候飞往美国，肯定会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逮捕。董桂森突然感到现在纵然到了泰国，作为逃犯他却仍是丝毫没有感到轻松。特别让他忧伤的是，前往美国的想法现已无法实现，而他在泰国逗留下去经济上又捉襟见肘。开始时他还可以住中档的酒店，后来竟连小旅店也无法安身了。
就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做梦也没有想到陈志一居然从美国悄悄飞到了曼谷。这令逃亡中的董桂森不禁大为感动，因为他知道陈志一虽然是“竹联帮”的成员，但是早在江南案发之前，他和张乐安就已经脱离了“竹联帮”的团体。而在陈启礼去美行刺江南的时候，张乐安和陈志一均没有参与其事，因此，他们大可不必为他一个亡命天涯的凶手冒险。陈志一不但亲自来到泰国，而且还无私地把自己的两万多美元交给了董桂森，要他尽快在曼谷另办一份泰国护照，然后办理前往多米尼加的签证。因为陈志一提供的情况表明，美国不但暂时不宜前去，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再也不可能返回。在江南命案和追捕江南杀手的行动上，台湾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达成了相当的默契。无论董桂森逃到哪里都会遭到逮捕。在这种情况下，董桂森曾经提出想逃往祖国大陆，因为他想回到四川老家藏匿，以期避过这场天大的灾难。
但陈志一却极力主张他尽快前往多米尼加，因为在那里有一家华侨开办的农场，是他和张乐安的朋友。如果董桂森到了那里，可以在农场里毫无风险地居住，等风头一过还可以前往美国。董桂森本来一个心思想回大陆，可是他左思右想，加上陈志一的劝说，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念头。他知道如果私自潜往祖国大陆，很可能危及他在台湾的亲友。想到种种后顾之忧，董桂森最后接受了陈志一为他指引的求生之路，决定尽快前往多米尼加。
陈志一离开泰国以后，董桂森很快就花一万美元办了一份泰国护照，化名蓬森坦。接着他又通过朋友找到一个自称可以马上办到赴多米尼加签证的泰国人，名叫差猜旺。此人拍胸担保，只要董桂森肯出一万五千美元，不出三天即可得到签证。出逃心切的董桂森哪里顾得许多，当即与差猜旺成交。谁知他交了钱后，差猜旺却迟迟不再露面，董桂森开始时并没觉得有诈，但他一连几次电话催过去，差猜旺只是推托搪塞，迟迟不肯交出签证。眨眼一个月过去了，盛夏已经来临，台湾审判陈启礼等案犯已经尘埃落定，然而差猜旺仍然没有办来去多米尼加的签证。董桂森决定亲自上门交涉，直到这时他才发现上当了！原来他交给差猜旺的一万五千美元全被此人赌博输掉了，根本就没用于为他办理签证。气得董桂森当场一拳击去，恨不得将这赌徒一拳打死方解心头之恨。
董桂森没想到事情越来越糟，差猜旺早已发现求他办理签证的中国台湾人，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国台湾当局同时在东南亚缉捕的杀害江南的凶犯。于是当他被打后，一怒之下向泰国移民局举报，第二天夜里，就在董桂森觉察情况有变准备向新加坡潜逃前，突然遭到了泰国警方的逮捕。好在这个枉花他人不义之财的差猜旺，后来良心发现，竟又动用他在马尼拉的人际关系，设法把陷身囹圄的董桂森又保了出来。不过，他并不允许董桂森继续逗留在泰国，劝其恢复自由后尽快出境。董桂森经此大难，虽然丢了钱，却因这个泰国赌徒的帮助又一次逃出可能被引渡去美的厄运。于是，他再一次逃往新加坡，但这时他身上的钱已经寥寥无几。去美国绝无可能，去中国大陆又担心亲友受到株连，而前往多米尼加的签证费又被人骗去。在走投无路时陈志一又从美国再次打电话催问：“为什么还不走？”董桂森有口难言，不好再向这位热诚的朋友伸手要钱了，他希望就这样在新加坡过流浪生活，只要能避过一场灾难就是幸运了。可是，就在陈志一打电话的次日，“竹联帮”另一成员张乐安在美国遭到联邦调查局逮捕的不幸消息传来了。张乐安的落网，使董桂森忽然意识到他在新加坡的安全将会受到威胁。因此，他必须尽快逃往多米尼加。可是钱怎么解决呢？
陈志一再次来电话的时候，董桂森终于把他如何受骗、经费拮据无法逃离的真实情况告知于他。让董桂森没有想到的是，作为与江南案没有关联的局外人陈志一，当时正在美国千方百计筹款为入狱的张乐安聘请律师，一听说董桂森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竟然颇讲义气地将正为张乐安请律师的费用5000美元全部寄到了新加坡。走投无路的杀手董桂森被陈志一感动得顿时大哭起来，因为在黑道上能遇上这样仗义的人简直不可思议。

“江南遇刺案”最后一个杀手落网记

“黄鸟”飞来巴西

1985年7月上旬，最炎热的夏天来到了。
董桂森就在一个漆黑的子夜里，逃到了陌生的巴西，来到里约热内卢这座闻名于世的城市。对于仓皇出逃的董桂森来说，丝毫没有感受到安全。为避免当地警方的注意，董桂森选中城乡结合部的一家小型饭店下榻。尽管如此，如果从这里前去陌生的多米尼加，飞机票钱也将无法解决。为了支付住宿费和每天最低的伙食费，董桂森只好低价卖掉了腕上的金表和脖子上的金项链。即便这样也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标准。好在几天后陈志一就从美国休斯敦飞到了里约热内卢。
他告诉董桂森：当初之所以要他前往多米尼加朋友的农场暂时避风，皆因美国正在掀起声讨杀害江南凶手的浪潮，同时还因为江南遗孀在加州法院起诉台湾当局也正引人注目，在这种情势下你如果去美国，势必如飞蛾扑火。但最近，美国的“江南热”渐渐消失，而且一位好友主动表示，他将协助代办董桂森赴美的护照。这样，陈志一才以百倍信心向董桂森通报一个喜讯：只要他在巴西逗留一段时间，即可直接前往美国休斯敦了。
“我能去美国了？真是上帝的恩典！我真是遇上了一个好人！”当董桂森听说马上就可直飞美国定居的消息时，他心里半年来积郁的烦躁、苦恼和无边的怅惘顿然消失了。他甚至忘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自江南遇害的那天起，已经组成了一个旨在缉捕杀害江南凶手的调查小组，正一刻不停地搜捕逍遥法外的江南案余孽。也许是陈志一带来的好消息让他忘记了许多恐怖的往事，也许对美国的向往胜过了一切，所以，当时董桂森充分相信陈志一对他今后去向的安排，特别是他当时正是滞留巴西、身无分文的时候，对陈志一让他马上到街上拍照片，以便回美后给他办理入境签证一事深信不疑。照片拍成以后，董桂森又按照陈志一的意思，在照片背面签上他的汉文与英文名字。当时，他哪里会知道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按照美国联邦调查局侦查人员的预先安排行事，他当然更不会知道即便像处事精明的陈志一本人，也不知自己此时的形迹都在美国联邦调查局侦查人员的视野之内。
三天后，陈志一带着董桂森亲笔签名的几张照片，从休斯敦前往纽约。在休斯敦他开了一家名为潘荣的物业公司。自从张乐安落入美国联邦调查局手中以后，陈志一始终没有意识到一张可怕的大网正悄悄向他兜来。在陈志一看来，他早年虽是“竹联帮”成员，可是自到美国以后，已与“竹联帮”彻底脱离关系。1984年秋天，陈启礼带吴敦等人来美国准备行刺江南时，他借故躲开，并没参与对江南的谋杀。正因他自认为从始至终没参与江南行刺案，所以，对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不以为然。至于他两次飞往新加坡和巴西给董桂森送钱并设法为他办理来美护照，完全是出于对旧友的私人感情。所以，他一方面在美国聘请律师搭救张乐安，一方面又千方百计筹划尽早让在巴西的董桂森早日来美国。陈志一认为必要时可让董桂森向联邦调查局自首，这样也比落在台湾当局手中更为安全。
董桂森在里约热内卢度日如年。眨眼陈志一已经离开一个月了，当初他走时说只需几天便可派人送来护照和机票。董桂森不知陈志一回美后又遇上了什么麻烦，而他手中的钱也越花越少，到后来连起码的房租也交不起了。董桂森每天只吃一顿饭，当一顿也难以为继时，他忽然发现下榻的饭店四楼阳台上，不时飞来几只鸽子啄食，董桂森就把绳子打成死结，在窗台撒下一把玉米，逗引鸽子前来。等鸽子进入他的埋伏圈后，再突然收网，鸽子便成了董桂森打牙祭的美餐。
一直等到九月下旬，陈志一仍然杳无音讯。董桂森这才感到事情有变，他不得不打电话到美国，休斯敦潘荣公司反馈的消息令他吃惊：“‘黄鸟’已经被美国警方传讯！”董桂森做梦也没想到与江南事件根本不沾边的“黄鸟”陈志一，居然也落入联邦调查局的法网！他无法知道精明过人的陈志一为何在给他办理去美护照的关键时刻，突然跌进警方暗中布下的陷阱。想到张乐安和陈志一两人在美国先后遭遇的不测，一直渴望前往美国自首的董桂森心里忽然笼罩上了一抹阴影。想到张乐安和陈志一两个局外人的被捕，董桂森忽然意识到自己命运的可怕。他毕竟亲手杀害了江南！于是，他决定尽快离开巴西的里约热内卢。想到种种可怕的后果，董桂森忽然想起了乌拉圭的一个朋友小K。于是他急忙下楼给小K打了电话。因为董桂森直到现在还不清楚，与江南案本来无关的陈志一，到底为什么遭到美国警方的逮捕。

“江南遇刺案”最后一个杀手落网记

在美获长刑27年

原来，美国联邦调查局自从得到行刺江南的凶手董桂森逃离台湾以后，就一直密切关注这个在逃人犯的踪影。由于受到数以万计华人的抗议和声讨，美国参众两院已经对在旧金山华人住宅区遭到枪杀的作家江南案件内幕进行了全面的听证和调查。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美国联邦调查局再一次要求台湾当局尽快将汪希苓、胡敏仪、陈虎门、陈启礼、吴敦等一系列涉案人犯引渡到美国受审，同时要求台湾当局决不能放过已经外逃的杀手董桂森。当台湾拒绝将江南案所有案犯引渡美国后，美国联邦调查局仍然要求台湾当局必须公开审理此案，以平息美国华人的愤怒浪潮。当美国政府看到台湾当局对汪希苓等罪犯的公开宣判落下了帷幕之后，本以为事情可以悄悄结束了，可是他们没有想到，美国华裔人士仍在继续追寻江南案的真正幕后指挥者。特别是江南夫人在加州地方法院向台湾当局提出索赔诉讼后，在美华人的声讨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江南案远非台湾当局公开宣传的那么简单，而台湾当局不放松对外逃泰国的凶手董桂森的追捕，则引起了美国调查人员的高度重视。因为美国特工们发现台湾当局在董桂森飞往菲律宾后不久，即派黑社会人员前往暗杀。这一非常的举动，显而易见是担心董桂森有一天落在美国联邦调查局手里，供出与江南案相关的诸多内幕。也许正基于上述原因，美国联邦调查局与台湾情报人员同时行动，他们一直暗中派人前往菲律宾、泰国和新加坡。但是，让美国人大为恼火的是，他们在东南亚各国几乎无法查到董桂森的踪迹，有时他们刚刚查到董桂森的蛛丝马迹，追查时又发现他早已经逃之夭夭。就在这时候，联邦调查局发现了张乐安(“白狼”)经常利用夜间与菲律宾通越洋电话，又发现张乐安就是陈启礼从前在台湾“竹联帮”的成员，他打电话给菲律宾，很可能与台湾方面正派刺客追杀江南案唯一在逃杀手董桂森有关系。
于是，美国警方开始暗中监视张乐安，直到将他逮捕归案。但是张乐安在讯问中坚不吐实，美国警方又不掌握他参与杀害江南的确切证据，一度相当被动。这时，另一个与张乐安关系密切的“竹联帮”成员陈志一也进入了美国警方的视线。当警方发现陈志一先后前往新加坡与巴西的反常行动后，便认定他可能与外逃多时的董桂森在暗中联系。为了擒获董桂森，警方派人秘密跟踪并监控陈志一，终于从“线人”黄启那里获悉陈志一一直在设法解决一个朋友的入美护照事宜。美国联邦调查局初步认定陈志一急于解决的美国护照，很可能与在逃一年之久的江南案杀手董桂森有直接关系。于是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组暗中定下计谋，有意指派一个叫黄启的华裔“线人”，不断靠近为护照忧心如焚的陈志一，并指示黄启在一次酒后故意放话说，他可以办到外国人来美定居的护照。让陈志一喜出望外的是，黄启的出价奇低。黄启提出办理护照的唯一条件是，索要入境者的近期照片并要求入境者在照片背后签上自己的名字。
陈志一不知是计，就照黄启的吩咐行事，于是星夜赶往巴西。在得到董桂森的照片与亲笔签名以后，他交给了黄启。当黄启将董桂森的近照与签字摆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面前的时候，很快就对化名为蓬森坦的泰国人进行了认定，并证实：此人正是联邦调查局和台湾当局追捕多时的杀手董桂森！
于是，美国警方以“资助逃亡凶犯”的罪名将陈志一逮捕。经讯问，陈志一初时以他“只认识泰国人蓬森坦而不认识中国人董桂森”为借口加以搪塞，拒不供认他涉嫌江南命案。最后在警方多次讯问之下，陈志一不得不承认：“我只是帮助朋友来美国避难，至于董桂森是否参与杀害江南，我一无所知。”
在美国特工人员的追问下，陈志一只好供出董桂森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郊区隐藏的地点。于是，美国特工人员连夜向巴西政府发出了协查逮捕的命令。
9月20日上午，在里约热内卢苦熬多日，自知灾难将要临头的董桂森，10点半就去巴西移民局办理了当晚前往乌拉圭的签证。可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他从移民局返回旅店，准备收拾行李尽早离开的时候，巴西警方已在旅店大厅等候他多时了。
董桂森在里约热内卢监狱里越狱未果，反而遭到警方的严格管制。在受审期间他几次想自杀，可是仍然没有成功。好在这里的生活条件总比他到处躲藏时安定，他在监狱里可以看到华文报纸。正是从这些报上，董桂森才真正了解江南案的内幕。董桂森从一篇题为《谁是幕后那只手——再论台湾当局谋杀江南的原因》中，震惊地发现，有人揭露了蒋孝武与“竹联帮”老大陈启礼的一次秘密见面。据知情者称，蒋孝武与陈启礼在台北阳明山的秘密会面，中间人就是已经被判刑的前情报局局长汪希苓。文章说：“自从江南遇害以后，海内外同情江南的人都在猜测幕后凶手究竟是谁？现在蒋孝武终于浮出了水面，这就足以证明，在美国作《蒋经国传》和想继续为蒋经国的政敌吴国桢写传的江南，究竟是死于何人之手了。尽管这个幕后人物始终不肯承认，同时在台湾公审汪希苓等案犯时也没有任何人供出与蒋家相关的任何线索，但是现在有人证明陈启礼在赴美谋杀江南之前，曾经在阳明山上见过蒋孝武一事，就是江南事件最关键的谜底！其幕后凶手已经呼之欲出了……”
看到这些让人触目惊心的事件背景，董桂森心里又气又恨。让董桂森气愤的是，自己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就成了某要人操纵的杀手，他恨的是自己替人除去心中隐患之后，竟然落得个四海逃亡、随时可能遭遇不测的可悲结局。正因为他对自己行凶杀人的行为悔恨不已，所以才一再想要自杀。后来，幸得巴西警方为他找来的一位华裔神父提供的一本《圣经》，董桂森才咬牙熬过了苦难的两个半月。本以为巴西政府很快会将他移交美国，可是大出董桂森意外的是，不久又将他转移到更偏远的巴西利亚监狱囚禁。在这里巴西警方开庭审理了董桂森，并以冒充泰国人的罪名判刑。直到第二年——1986年4月16日，巴西政府才正式作出将董桂森引渡美国的决定。
1986年4月30日上午，董桂森在巴西警察的押解下，登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在加州监狱里囚禁至1988年3月18日，美国加州红木市高等法院最终以暗杀罪判处董桂森有期徒刑27年。
至此，所有参与行刺江南的案犯均已公开处刑。但是，让董桂森感到诧异的是，1984年在美国轰动一时的“江南案”，只有他一个人真正在美国监狱里服着漫漫长刑，其他所有参与策划、实施对作家江南暗杀的台湾情报局要犯，几乎早在他判刑之前就已经逍遥法外了。其中，前台湾情报局长汪希苓，在台湾宣判他无期徒刑不久，就被秘密送往台北阳明山某招待所“监外执行”；直接负责行刺江南的其他两名要犯胡敏仪和陈虎门，也于1987年底神不知鬼不觉地释放出狱，只是不能给予公开官职而已。至于“竹联帮”头目、行刺江南的直接执行者陈启礼、吴敦二人，也于1991年1月21日被台湾“司法部长”批准假释出狱。
至此，一场血腥的跨国暗杀大案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落下了帷幕。而惨死在旧金山的作家江南尸骨也于1991年5月从美国运往他生前痴情的祖国，静静地安葬在他生前向往的美丽黄山之巅的龙裔公墓。江南的墓碑上镂有剧作家吴祖光亲笔题写的“山河永恋”四个大字。

120两黄金失踪之谜

一、一百二十两黄金莫名消失

1949年11月下旬，中央公安部、社会部向华东局、东北局、华北局的公安部、社会部发出机要件，要求对件内所注明的发生于新中国成立前我党我军各个历史阶段的若干起尚未侦破的悬案进行调查。分发给华东局的案件中有一起中央特别经费失踪案，经华东公安部、社会部研究决定由上海市公安局进行调查。

要说清这起案件，先得了解一下中共党史上的临时中央。中共党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个临时中央。第一个临时中央诞生于1927年。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向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群众挥舞屠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时间，血雨腥风笼罩全国。7月12日夜，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紧急指示，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参与下，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进行了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8月7日，按照临时中央成立时的决定，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于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会议对临时中央的机构进一步完善，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的临时政治局。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产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这样，第一个临时中央就完成了历史使命，于1928年9月2日结束工作。

1931年9月中旬，党史上的第二个临时中央在上海诞生。组建这个临时中央的原因是，1931年1月7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共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九人，候补委员七人，合计十六人，政治局常委为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到了9月中旬，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员只有周恩来、卢福坦、陈绍禹（王明）、刘少奇四人，仅占政治局成员的四分之一，他们已失去“代表多数”的作用。同时，周恩来将赴中央苏区工作，陈绍禹将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这样一来，上海的政治局成员远远不足半数，按照党章规定，政治局已不能行使其职权。共产国际远东局指示中共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并提出组成人员的具体建议。据此，1931年9月中旬，周恩来、王明、张闻天、秦邦宪（博古）等四人在博古家里开会商议此事。商议的结果是，由博古、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等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报请共产国际审批后，第二个临时中央随即投入工作。

本案发生的时间，即第二个临时中央开展工作后不久的1931年初冬。临时中央在处于白色恐怖中的上海从事革命活动，所需经费无论再怎么节省，也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否则，不但无法开展正常工作，连中央机关自身的安全都无法保障。而当时处于地下活动中的临时中央，既无法筹款，也不能开展募捐，这样，只能通过两条渠道解决这个难题：一是由苏区建立的红色苏维埃政权拨款，二是向共产国际申请援助。这两条渠道中，通常都是以第一条为主渠道，第二条属于辅助渠道。况且，共产国际拨款并非通过银行、邮局汇款，而是安排秘密交通员从境外辗转进入中国，然后再送到上海，其中曲折多多，风险极大，所需时间少则两三月，多则半年，指望等米下锅不大现实。因此，当时主持临时中央工作的博古起草密电，与瑞金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取得联系，让即予拨款。

当时苏区的经济情况不容乐观。但是，苏区政府还是全力支持临时中央，决定拨给临时中央黄金一百二十两（十六两制老秤）。以当时的白色恐怖形势，长途调运钱款也只有黄金最为便利。这件事由时任中华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相当于如今的财政部长）林伯渠负责落实，林伯渠批了条子让从苏区银行“按额调拨”，最后送来的是一堆各式各样的黄金首饰——都是打土豪没收来的，但是，这些黄金首饰零零碎碎的不易携带，于安全有虞，因此，得设法改进一下。于是，就请金匠把首饰高温融化后制作成十两一根的“大条”，装入一口按照金条尺寸专门制作的白铜小盒，盒口用锡焊封。

苏区的具体经办人员想得很周详。考虑到这笔数额巨大的经费从江西送往上海得经由若干个地下交通员之手，这就有一个交接验核的过程，交割成功后，下线交通员得给上线交通员一个确认收货的凭证：这个凭证是一个银元大小的汉字，由林伯渠亲笔书写，写后请刻章店铺用经沸水反复煮过的硬木刻成一枚比象棋子薄些的印章样的东西，刻成后按笔画破解成七件。七个笔画代表着七个地下交通员，事先将各个笔画和锁具、钥匙各一分寄至（或者送达）预定交接地的地下交通站。上下线交接时，凭暗语相认，以下线钥匙打开上线的锁具确认，交割完成后下线交出笔画，上线则把他掌握的锁具交给下线。上线凭笔画向组织证明他已经完成了使命，已变成上线的原下线交通员则用上线给他的锁具去与下一站交通员接头。完成使命的交通员返回后把收条凭证——笔画交给组织，组织则按照规定的方式把这一特殊凭证辗转送交苏区汇总。

120两黄金失踪之谜

这个出自林伯渠之手的作为凭证的汉字：快。至于哪七个地方，根据保密规定，林伯渠是不知道的，筹款、拨款是财政部的职责，运送那就是其他部门的事儿了。这种情况以前也有过，使用的收条凭证可能是其他汉字，或者并非汉字而是另外的方法。如果运送顺利，那就可以把这些凭证撇开不问，通常是全部笔画还没送回苏区时，对方已经把顺利接收的信息传递过来了．凭证只是发生意外情况时才用得到，不幸的是，这笔历年来苏区向上海方面拨送的金额最大的经费，恰恰遭遇了不测，从而用到了这个汉字凭证。

特别经费运送线上的第一个交通员是1931年11月6日从瑞金启程的，按预定的路线，应该是这样的：瑞金——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上海。这条路线有些绕，但安全系数大。满打满算，用一个月时间是可以到达上海的。可是，等米下锅的临时中央从11月底开始发电向苏区询问，一直到12月22日，一共发了五封催询电报，苏区这边于是意识到出问题了。当时，林伯渠是不知道的。直到1932年元旦那天下午，苏区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拿着业已收到的“快”字的前六个笔画来请他鉴定是否原件，他方才意识到那笔特别经费出了问题。

“快”字的最后一笔——捺，没有送到苏区。苏区政治保卫局于是启动了调查措施。经林伯渠确认，已经送来的那六个笔画确是原件，刻章匠也确认是由其亲手制作的东西。于是，苏区政治保卫局断定：特别经费在运送过程中，前几站均无问题，事情出在松江至上海的那一站。

苏区政治保卫局试图对此事进行调查，可是，以当时的条件，想去远离江西苏区、紧靠上海的江苏省松江县进行调查，那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不说其他，光是潜入白区的安全风险就高得难以预料。当然，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请机关设于上海市区的中共中央特科的情报人员协助调查。苏区这边也确实这样做了。上海的特科情报人员进行过调查，可是，由于运送特别经费启用的秘密交通员都是由中央个别领导直接掌握的，按照组织规定，这种秘密人员的姓名、地址，是不能透露给其他任何人的，这种情况只能由与其建立组织关系的上线向其．进行调查。所以，特科方面的调查也未能进行下去。一个圈子绕下来，已是三个月后了。于是，政治保卫局只好向苏区政府打报告，要求由苏区政府出面与临时中央那位掌握秘密关系的领导联系，请其安排对此事进行调查。那位领导之前知晓特别经费未能运到中央，不过，虽然交通员是由其提供的，但按照规定，提供后就不能过问苏区方面怎样使用这个交通员，因此并不了解其他情况。这时由中央向其交代后方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于是就立刻联系松江那位承担最后一站运送特别经费使命的秘密交通员。可是，已经找不到此人了！

十八年前的调查结果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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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经费未能送到上海，产生了以下严重后果：因没有资金及时营救，九名被捕的同志遭到杀害；一次预先布置好的为配合“一·二八淞沪抗战”而举行的日资产业大罢工流产；三名伤病的地下机关同志因无医疗费用及时救治而死亡；四名牺牲烈士的家属因未能获得组织及时的经济救助而流落街头，最后失踪，等等……现在，新中国成立，有条件查清该案了。本来，按照行政区划来说，该案应该交由苏南行署公安处去调查，因为松江其时属于苏南行署管辖。可是，以苏南行署公安处的警力和能力，恐怕难以胜任，所以最后还是决定交由上海市公安局承办。毕竟松江紧挨着上海，况且，根据案情，调查的触角也有可能伸向上海。

于是，这起被称为“特费失踪案”的案件就下达给了上海市公安局，同时下达给上海市警方的还另有五起其他历史悬案。为此，上海市公安局决定抽调一批精干侦查员组建一个名唤“悬案调查办公室”（简称“悬办”）的临时办案机构。“悬办”下设六个调查组， “特费失踪案”由第三组负责调查。

第三组有蒋文增、徐立鼎、胥德深、邬泓四名侦查员，蒋文增为组长。四人接受任务后，随即从“悬办”杨家俊主任那里调取了华东公安部转来的卷宗。蒋文增拿到手里就马上掂出了这个案子的调查难度：卷宗袋轻飘飘没一点儿分量！打开一看，果不其然，就是一份材料，两页纸，是关于该案案情的简单介绍，下面倒是盖着中央公安部、中央社会部的印章。四个侦查员传阅后，马上研究怎样着手进行调查。讨论下来，最后决定去北京，向林伯渠秘书长当面了解情况。

于是，次日——1949年12月6日，蒋、徐、胥、邬四人登上了北上的列车。抵京后，等了三天，就见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林老日理万机，但还是给了他们二十分钟时间，于是侦查员就有了如上所述的那番对该案背景、情况的了解。那么，地下交通员的情况呢？林老不无遗憾地说，如果邓发同志还在，他可能说得清楚。

但林老还是向侦查员提供了一条线索：记得瑞金派出的那个交通员好像姓秦，曾给高自立同志当过警卫员。

高自立这个名字，如今大多数人听着都会觉得陌生，可在当年江西苏区，那可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他是1925年参加革命的老一辈革命家，井冈山时期是与罗荣桓、粟裕一起担任连队党代表的战友，后来又担任红三军团政委兼军委书记，组建中华苏维埃政府时，他是土地人民委员（相当于如今的国土资源部长）。新中国成立后，高自立在东北担任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委员兼财经委员会书记。

侦查员随即离京前往沈阳。他们还算去得及时，高自立当时因长期操劳已经患病，‘不到一个月（1950年1月9日）就去世了。当时，侦查员未能见到高自立，但达到了此行目的，高自立看了递交的条子后，答称：警卫员小秦，名朴，江西萍乡人，现在解放军第十三兵团任职。

十三兵团当时在广西，于是，侦查员调头南下奔赴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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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松江交割

在南宁郊区的一座营房，蒋文增四人见到了副师长秦朴。

秦朴1931年时作为一名地下交通员，按照组织纪律，并不知道自己运送的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收货方的真实姓名、身份等信息。因此，他事先事后都不清楚执行的是什么使命，甚至连那东西最后是否送到目的地也毫不知情。一直到上海警方的侦查员出现在他面前，他才恍然大悟，说怪不得那玩意儿沉甸甸的！他对于十八年前他执行的那桩特别使命还保存着完整的记忆，他告诉侦查员，当时他是政治保卫局领导下的一个秘密交通站的地下交通员，对外身份是瑞金城内“盛福饭庄”的跑堂，饭庄老板就是他的领导。虽说在苏区红都，可是他们干地下交通的是不能公开真实身份的，为了这趟使命，组织上特地安排饭庄为他制造了一次假工伤，对外称被大米包压出了内伤，要去南平找名郎中李冲一治疗。然后，就带了要运送的物品于夜深人静之际悄然出发了。

从瑞金到南平二百五十公里，秦朴骑马走了六天，所走的路线都是组织上事先安排好的。秦朴抵达南平时是下午两点多钟，随即前往南门关帝庙，他的下线是关帝庙的庙祝。旧时的庙祝，就是管理庙宇的人。关帝庙与文庙一样，是没有僧人人住的，所以庙董会就物色一个忠厚勤快、无田地房产的赤贫之人，全家可人住庙内占用房产两间，免租耕种庙产田地若干亩，世代承袭。庙祝的职责是负责管理庙宇，上香插烛，添油掌火。秦朴并不知晓这个庙祝下线姓甚名谁，也不清楚对方长相如何，只知道应该对上暗语，对方的钥匙开得了他手头的锁，就把东西交给对方，确认无误后收下对方的凭证，话都不说一声立马走人。秦朴拿着庙祝给的凭证返回瑞金，交给饭庄老板，这趟差就算是出完了。那个凭证，他直到此刻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侦查员在纸上写了一个“快”字，他这才顿悟，说原来我拿回来的是这个“快”字的起笔啊，怪不得就是比黄豆稍大的一粒。

侦查员要求秦朴回忆那个庙祝是怎么一个人，秦朴说记得对方三十来岁，肤色黝黑，中等身材，眼睛比较大，再多的特征就说不出了。当晚，在向上海挂长途电话汇报情况后，第三组获得“悬办”的指令：直接去南平找那个以庙祝身份为掩护的地下交通员调查。 “悬办”不知通过什么渠道调取到当年中央保存下来的绝密档案，找到了十八年前那条运送特费的秘密交通线自瑞金到杭州的六名秘密交通员的姓名、籍贯、年龄等资料，唯独没有从上海去松江执行使命的那位交通员的情况。

于是，第三组即赴南平，很顺利地找到了当年的庙祝、如今的县委副书记。接着，去福州，下温州，转金华，一路顺藤摸瓜竟然都还顺利，最后抵达杭州。

杭州这个地下交通员名叫刘志纯，四十六岁，因早已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所以新中国成立后还是老百姓一个，在一家竹行做店员。侦查员向其调查那次去松江跑交通之事，刘志纯说那次跑交通我还记得很清楚，因为那是我最后一次为组织上效力。刘志纯说他是1931年2月加入的中国共产党，那年他二十七岁，是武林门那里的“茂福竹行”的伙计，因为小时候上过两年私塾识得一些字，空闲时经常捧着老板订阅的《民国日报》阅读，一个干体力活的竹行伙计有此举动，这在当时算是有点儿稀罕的，于是就引起了附近一所小学的夏校长的注意。夏校长是中共地下党，可能受了组织上的指示，开始有意跟刘志纯接近，借给他一些进步书刊，时不时还跟他聊聊天下时势。最后，夏校长认定他是一个富有正义感、追求进步的青年，于是就发展他人了党。入党后，却没让他参加什么活动，甚至夏校长也不来找他了两个月后，夏校长来竹行跟老板聊天，瞅个空子交代给刘志纯两句联络暗语，让他牢牢记住。又过了十几天，学校放暑假了，夏校长再也没出现过。刘志纯好生纳闷，一直跃跃欲试地想着要为革命事业出些力，可是却无人来跟他联系。直到当年年底，他回嘉兴老家去探望患病的老父途中，忽然有一个看上去比较时尚的中年妇女跟他对暗语，说组织上已经把你的关系转到上海了，以后上海方面有事会找你联络的，并当场交代了新的联络方式和暗语。就这样，刘志纯在本人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成了一名由中央直接掌握的秘密人员。


之后，刘志纯一共执行过三次任务。第一次是跑了趟老家嘉兴，在轮船码头接了一位从松江坐船过来的患病男子，从嘉兴坐火车把他护送到杭州，将其安顿在西湖畔的一家旅馆后，事儿就办完了。另一次是从杭州把一份情报送往上海，他住进了法租界的一家旅社，当天就有人前来取走了情报。那份情报是一卷绵纸，上面一片空白，估计是用密写药水写的什么重要机密。上线是个富家女打扮的三十来岁的女子，当场让他把棉袄脱下来，把绵纸藏在里面。第三次就是跑松江了。

之前半个多月，他收到一封南京来信，里面用暗语写着让他从次日起计算的第十六天至十八天，每天中午十一点去西湖“楼外楼”前等候接头。半月之后，他在第二次去“楼外楼”时与一个穿国民党军官制服的男子接上了头。对方向他交代：一个月之内会有人在某天晚上去竹行（刘志纯是单身汉，晚上独住在供职的竹行内），对上暗语后，双方交接一件东西。刘志纯收下这件东西后，应在当天或者最迟不超过次日动身离开杭州前往松江，抵达松江后入住火车站前的“汉源栈房”，如无意外，应该很快有人来找他接头办理交接。如果三天内无人来接头，第四天则应返回杭州，把东西藏好后照常生活，组织上会另外安排人来接头取物。交代之后，那军官把笔画凭证、锁具、钥匙交付给他。

120两黄金失踪之谜

1931年12月1日晚上七时多，有人来敲竹行门了。那是从金华过来的上线交通员。当然，对方不可能向刘志纯作自我介绍，两人对上暗语后马上办理交接手续，然后，对方就向他挥了挥手转身出门，融入了寒风呼啸的浓浓夜色之中。

刘志纯于次日以探望在青浦（当时属江苏省）的亲戚为名向竹行老板请假。老板说你去青浦要从松江走的，正好，你拿着我的信去松江城里的“大天营造行”找张老板，快到年底了，请他把七月间买的那批毛竹款子结一下，最好是付现钞，不能的话就从银行转账，但必须你一起去，用你的名义划账，这样他就没法向银行取消划出的账了。刘志纯于晚上十一点多登上了前往上海的夜班火车。当时火车跑得慢，中途又不知何故临时停了一段时间，抵达松江已是12月3日上午七点了。他在车站旁边的一个小摊上吃过早点，就去了“汉源栈房”。

因为一宿未睡，刘志纯入住客栈后就躺下睡觉了。一觉醒来，已是下午四点。客栈是供应三餐的，稍停他就让伙房送来晚餐吃了。踱出房间，旁边就是账房，正跟客栈老板、账房先生打听“大天营造行”怎么走法时，从门外进来一个人，三十五六岁，身穿黑色棉袍，头戴同样颜色的绒线帽，后半部分的帽檐放下遮挡着寒风，一张脸被风吹得略微泛红，双手拢在袖管里，微微佝偻着背脊，嘴里冒着热气，向账房打听是否有一个杭州来的竹行先生人住。刘志纯估计来人是接头的下线了，当下就拱手道：“敝人姓刘，是杭州‘茂福竹行’来松江出差的，先生可是找我？”

对方冲他上下一打量，微微点头。于是，刘志纯就邀其去房间。两人人室坐定后，对上了暗语。刘志纯出示锁具，对方从怀里掏出一串钥匙，选出一把就打开了。对方笑了笑，从钱包里取出凭证—一“快”字的倒数第二个笔画——撇，交给刘志纯。至此，交割完成了。对方冲刘志纯点点头，拎着装着特费的小皮箱一声不吭地出门而去。

对于刘志纯来说，这趟使命乃是一次冒险之旅——那个下线刚离开五分钟，警察就来盘查客栈了。那时对共产党查得很严，警察又打着乘机敲竹杠的主意，对外码头来的看上去稍稍有些油水的旅客很感兴趣，刘志纯竟然也入了他们的法眼，反复盘问他来松江办啥事儿。幸亏刘志纯出示了竹行老板给“大天营造行”张老板的那封讨债信，警察才没再追问下去，但还是搜查了行李。刘志纯事后每每想起那一幕，就禁不住心惊肉跳：如果下线晚来几分钟，那“货”可就玩儿完了，说不定还得搭上自己的性命。

刘志纯返回杭州后的第五天，有一个顾客来竹行谈生意，要查看现货情况，老板就让刘志纯领往后院。到了后院，那人见四下无人，忽然说出了暗语。刘志纯于是知道是自己人，是来取凭证的，就把一直藏在身上的那个“撇”交给了对方。至此，刘志纯的任务就算网满完成了。而他的地下T作生涯也结束了——之后一直到杭州解放，再也没人来跟他联系过。他估计是掌握他这个关系的上级领导出事了。按照当时组织上的规定，脱党这么长时间，他已经不是党员，早巳还原成一个寻常百姓了。不过，杭州解放后他还是去找了军管会、市委反映当年的情况。正因为他的反映，这次侦查员才得以打听到他这条线索。

这样， “悬办”第三组终于查摸到了当年运送特费的秘密交通线上的最后一道环节：松江的那个穿黑色棉袍的男子。那人拿到货后去了哪里？为什么没把特费送到上海，甚至连人也失踪了？要查明这个疑团，得去松江撞运气了。

1950年2月1日，第三组的四名侦查员从上海前往松江开展调查。

120两黄金失踪之谜

三、穿黑色棉袍的中年男人

松江原属江苏省辖地，建国初期江苏省撤销改为苏南、苏北两个行政专署，松江划归苏南行署，成为松江专区驻地。蒋文增四人抵达松江县城后，先去专区公安处。如此重要的案件，自然得到了公安处的积极配合，当即指令松江县公安局指派专人陪同上海同行调查。松江县公安局指派了侦查员老马，会同蒋文增四人随即开展工作。

蒋文增简单介绍了案情，说从刘志纯介绍的情况来看，对那个不知姓名、住址、职业身份的下线交通员的调查难度非常大，想先找当年刘志纯下榻的“汉源栈房”去打听一下。老马是松江当地人，熟悉本城情况，说“汉源栈房”早在抗战爆发那年就关门了。这也在蒋文增的意料之中，毕竟十八年过去了，而且还几经战乱。蒋文增问： “那么，那家栈房的老板、账房什么的还能找到吗？”老马说： “这个倒可以试试。我记得以前曾经听人说过， ‘汉源栈房’的老板林汉源是住在南门的，要不，我领你们去南门打听打听？”侦查员自然点头，于是立刻动身，一边走一边心里祈祷当年的林老板还住在原处。

到了南门，一打听，林汉源倒是没搬家，不过已经中风三年卧床不起了。侦查员跟他提起十八年前那个寒风呼啸之夜曾经发生过的一幕，他一脸茫然。这也难怪，别说人家已经年届六旬且中风卧床了，就是健康人只怕也很难回忆起十八年前的那一幕。那么，当时另一个在场人，那位账房先生如今在哪里呢？侦查员想撞撞运气。问下来，得知账房先生名叫褚国宝，后来“汉源栈房”关了，他去轧米厂做司磅员，现在应该还在那里。

来到轧米厂，却得知这个司磅员已经不在了，不是死了，而是国民党松江县法院给他换了个地方，送往苏州监狱去吃牢饭了。那是1947年春天的事儿。业已五十挂零，步入知天命门槛，且一向老实守法的褚国宝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竟然卷入了一桩土匪抢劫案，据说是向沾着些许亲戚关系的一个土匪提供了本地一家富户的情报，致使该富户遭到抢劫。后来案子被警察局侦破了，土匪供出了老褚，于是他就被判处五年徒刑。江南地区解放后，人民政府对关押的犯人进行了甄别，认为褚国宝属于货真价实的抢劫团伙共犯，应当留在监狱继续吃免费伙食，这样，他就被留了下来。

四名侦查员当晚上了松江开往苏州的夜航船，于次日早晨抵达，直接前往监狱找褚国宝：可惜的是，尽管褚国宝身体健康，精神也正常，但无论怎么启发他也没法回忆起十八年前有一个杭州竹行的旅客曾入住“汉源栈房”，更记不起那个身穿黑色棉袍的中年男子。

大失所望的侦查员正要离开时，褚国宝说，当年“汉源栈房”的账本，在1937年底栈房关闭时他都带回家去了，记得一共有二十二本，不知对你们是否有用？侦查员于是问明了褚家的住址，为获取方便，还让他当场写了一纸给其家人的条子。

当晚，四个侦查员宿于苏州。晚上聚在旅馆房间里谈论案子，对于褚国宝的那些账本不敢寄予什么希望，因为住店的是刘志纯，而不是那个穿黑色棉袍的中年男子。不过，总是聊胜于无，至少可以对刘志纯所说的他前往松江的日期是否准确无误有一个考证的依据。

次日，侦查员坐了一天轮船返回松江，上岸后直奔褚家，取走了那二十二本账册。当晚在下榻的旅馆翻查下来，证实了刘志纯所言不谬，他确实是于1931年l2月3日在“汉源栈房”住过一个晚上，但这于他们要寻找其下线并无帮助，所以还得研究下一步调查工作应该怎么进行。

议了一阵，侦查员胥德深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据刘志纯所说，那个下线交通员是双手拢在袖管里进的“汉源栈房”，从刘志纯对当时情景的陈述来判断，客栈老板和账房对于这个黑衫人的出现一脸的茫然，那说明此人并非松江本城人，而是来自于外码头。根据刘志纯之前与上线的交割情况来看，黑衫人可能事先已经赶到松江来了，所以，他在松江应该是有一个落脚点的。这个落脚点的情况，黑衫人在接头时是否在刘志纯面前露出过什么蛛丝马迹呢？

蒋文增、徐立鼎、邬泓三人交换了一下意见，认为这个推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于是，蒋文增就决定再向刘志纯了解一下当年他与下线碰头时的细节。鉴于第三组已经连续奔波了两个月，颇有些疲惫了，蒋文增于是决定第二天由他和胥德深两人去杭州，徐立鼎、邬泓留在松江休整。

第二天，2月5日，蒋文增、胥德深乘坐火车前往杭州，刘志纯受竹行老板差遣去郊区办事了，隔了一日侦查员才见到他。在侦查员耐心的启发下，刘志纯终于回忆起了一个之前调查时遗忘了的细节。他记得十八年前那个黑衫黑帽的男子在验证过“特货”后，从钱包里取那个木质的“撇”时，他无意间朝对方打开的钱包里瞥过一眼，看见里面有一张薄薄的折拢起来的纸。

蒋文增顿感兴趣，问道： “纸？那是一张什么样的纸？”

刘志纯皱着眉回忆： “好像跟客栈账房开给我的那张预付款收据差不多吧。”

当时的旅馆业，对于旅客住宿的收费方式跟如今略有不同。熟客的话进门开房人住，什么都不用付，到离开时一并结账支付即可；生客登记人住时就妻付定钱，但那不过是意思意思，通常只须付相当于住宿费的10%的金额。付钱后，店家会给旅客一纸凭证，上面写着房号、定价和预付款数额，作为人住和离店结账时的依据。刘志纯认为那张折拢起来的薄纸与“汉源栈房”开给他的那纸收据应该是一样的，小而薄，也是蓝色的。

除此之外，刘志纯没能再提供其他更多的内容，不过这也够了。侦查员蒋文增、胥德深返回松江待在杭州火车站候车时，缩在一个无人的角落里对这个细节进行讨论，很快就取得了一致意见：按照当时地下工作的惯例，由于白色恐怖造成的出行不稳定性，通常上下线交通员接头时都是约了数天时间的，有两三天的，也有三五天甚至一周的，最长的个把月也有。下线应在约定日子内的某个时段前往某处接头。因此，那个黑衫人下线跟刘志纯接头的日期应该也是非固定的，可能是两三天，也可能更长。据刘志纯回忆，那天对方走进“汉源栈房”时什么东西也没带，双手拢在袖管里。这样，可以认为他可能是松江当地城厢镇上的，因为如果是城郊人的话，这个时间城门已经关闭，他无法出城。松江城拢共也就那么大一点儿，城里的老住户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活到四十来岁的客栈老板、账房先生应该是认识他的，可是，据刘志纯回忆，那人进来向账房打听“是否有个杭州来的竹行老板人住”时，客栈老板、账房先生都是一脸陌生，不但没跟对方打招呼，连脸上也没显露出纹丝跟来人似曾相识的神情（这方面的观察对于一个地下交通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可以排除对方是松江城厢人。

黑衫人作为一名地下交通员，应该知道自己的运气未必那么好，能够一下子就撞到刘志纯，所以，他应该是作好在松江待上一天以上才能跟杭州来客接上头的思想准备的。如此，联系到刘志纯看到的其放在钱包里的那张薄簿的蓝纸，侦查员就认为他从城外进入城厢后，可能已经在某家旅馆登记下榻了。蒋文增、胥德深在登上从杭州开往上海的火车时，已经统一了下一步的调查思路：调查松江城里的旅馆。

120两黄金失踪之谜

回到松江，另两位侦查员徐立鼎、邬泓已经等急了。蒋文增遂将去杭州调查到的情况和分析向徐、邬两人说了说，临末道： “不过我们先得有个思想准备，这桩活儿不大好干，别说相隔了兵荒马乱的十八年了，就是太平年代的十八年，要想查到是否有人下榻过还是—个大难题哩！不过，干我们这一行就是这样，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付出百倍的努力。”

于是，立刻着手行动。先把他们下榻那家旅馆的钱老板请来，跟他聊了一会儿，获得以下情况：十八年前松江城里有五家旅社—一“汉源栈房”、“清福阁旅馆”、“邢天华客栈”、 “九峰三泖旅社”和钱老板的这家已经开了三代的老牌“大福祥旅馆”，后来，“汉源栈房”关了，就只剩下四家。去年松江解放后， “邢天华客栈”也关闭了，目前就剩下三家了。侦查员向钱老板请教：那么，是否有可能查到十八年前的某一天某旅客曾经下榻过哪一家旅社呢？

钱老板摇头： “可能性很小，你们到我这里来查的话，我们还保存着至少三十年的旅客人住登记账本，其他店家就难说了。 ‘邢天华客栈’呢，肯定没了，因为他们那天关门时，邀我去喝了散伙酒的，我亲眼看到邢老板吩咐伙计把一应账簿什么的都烧掉了。”

蒋文增听说“大福祥”还保存着当年的账簿，就请钱老板把民国二十年也就是1931年的账簿拿出来，说要查一查。查下来的结果是：1931年12月2日、3日那两天，只有松江本城的“富贵糕团店”的老板周德冲来订过一个房间。那是给谁订的？又是什么样的人人住？账簿上都没有记录。侦查员请钱老板问了两个当年曾经在“大福祥”干的老伙计，都说年月隔得太久，记不起了。那么，“富贵糕团店”是否还开着呢？钱老板说还开着，老板周德冲也活得好好的，一顿能吃两大碗饭。那就去拜访这位周老板吧。

周老板还记得十八年前向“大福祥”汀房间之事，那是为了接待他的亲家，上海来的“聚财绸缎行”账房先生刘羽定。刘账房现在在哪里呢？周老板回答： “他早就死了，是十二年前因痨病不治而死的。”

侦查员寻思那人别就是跟刘志纯接头的黑衫人，于是就问周老板对方是什么模样。周德冲的老婆拿来了照相簿，说那里面有账房先生的照片。一看，跟刘志纯所说的黑衫交通员大相径庭。

这样，一家旅馆就排除了，剩下还有两家——“九峰三泖旅社”和“清福阁旅馆”，次日侦查员登门调查。他们倒也像钱老板一样保留着账簿，不过，并未发挥作用，这两家旅馆那几天生意清淡，并无客人上门。

如此，线索就断了！

120两黄金失踪之谜

这时，第三组收到了市局“悬办”通过部队机要员捎来的工作情况通报。通报中说了至目前为止各组的办案进度，第三组与另外两个组并列末位，这使蒋文增等四人顿感脸面无光。不过，通报中也有对第三组有启发的经验介绍。承办…军统’、‘中统’迫害民主人士系列案”的第五组的调查就有较大收获，该组的经验是：不厌其烦，向看似无法调查的方向伸出调查触角。蒋文增看着似有所悟，对另外三人说我们手头这个案子是否也存在这种“看似无法调查的方向”呢？

四个侦查员议下来，觉得这个方向似乎是存在的：既然前面已经认定那个黑衫交通员是事先就已经抵达松江城内的，很可能是入住了哪家旅馆，这已经没法调查下去了。但是， “很可能”并非百分之百，还有一小部分是“不可能”。这个“不可能”中包含着另一种可能性：黑衫交通员并未入住旅馆，而是借宿于松江城里的某户与其有亲友关系的居民家里。

侦查员对这种可能性进行了论证，还真找不到理由一下子将其排除，于是就决定顺着这个方向伸出触角开展调查。这就需要请松江城厢镇派出所协助了。不过那时开展此类工作远比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便当得多：流动人口少；家家户户都有人待着；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生活模式，街坊邻里间的关系几近透明，谁家来过什么客人请过几次客不但户主一家记得清清楚楚，就是邻居也回忆得起来；最关键的一点是：派出所通过全镇各街（并非如今所说的“街道”）居民委员会可以比较容易地向全镇各家居民查询。

侦查员跟派出所一联系，派出所当即通知各街居委会主任到所里参加紧急会议，所长将要查摸的情况说了说：民国二十年，也就是1931年12月3日，那天是入冬以来的第一个结冰天，请大家或者开居民大会布置，或者通过各居民小组长下去，反正要求逐家一一问到，看当时谁家来过亲戚朋友，是一个穿黑色棉袍戴黑色绒线帽的中年男子。

布置下去后，全城立刻同时开始查摸。工作效率确实很高，也就不过一天半时间，各街居委会的查摸结果就已经报给派出所了。可这结果却使侦查员大失所望，是清一色的“没有查到”四个字。调查工作进行到这一步，四名侦查员纷纷摇头，可以用两个字来表述：无语！

无语之后，蒋文增就说看来松江这里已经没啥线索可以调查的了，我们回上海吧，过了春节再作计议。其余三个侦查员也无办法，只有点头赞同。这时，侦查员胥德深向蒋文增请假，说这边的松江军分区司令部有他一个叫杜复明的山东老乡，是司令部的参谋，他跟杜已经四五年没见过面了，想乘这个机会去看看对方。蒋文增说你怎么不早说呢，去吧！

没想到，这一去，竟然获得了一条线索！

胥德深去军分区司令部后，立刻往众侦查员下榻的旅馆打了—个电话，说杜参谋请蒋文增三位一起过去吃个便饭。盛情难却，蒋文增三人于是就去了军分区司令部。杜复明是个热情豪爽的山东汉子，让伙房给炒了四个菜，买了两瓶白酒，请胥德深四人畅饮。众人吃着，觉得菜肴炒得极好，赞不绝口。杜复明觉得很有面子，就唤出厨师老柏来跟客人见面，说上次许司令（指时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许世友）来松江视察，也是老柏掌的勺，许司令也称赞了，还敬了老柏一杯酒呢。那年头讲究人人平等，侦查员于是就请老柏入席一起吃。

席间闲谈时，杜复明问起胥德深等此次来松江出差的事由，胥德深说是调查一桩十八年前的案子，费了好大劲还是没有头绪。这时，一旁的老柏忽然开口了： “我知道那年头松江这边还有一个可以住宿的地方哩，不知道你们调查过没有？”话一出口，四个侦查员的眼睛立时齐崭崭地盯着老柏，静候厨师往下说。

老柏是邻县金山县人氏，早年去上海学烹饪，1930年学艺满师后，放单飞的第一个码头就是松江，应新开的“富春楼”之邀当了大厨。当时，松江的一些国民党党政军头面人物都喜欢来“富春楼”请客应酬，有时在衙门或者驻地设宴请客，就把老柏请去掌勺。松江城里的“松（江）金（山）青（浦）中心保安团”司令部，乃是松江各衙门中请客最多的一个。老柏去的次数多了，就跟保安团司令部的那班人混熟了，对那里的情况也了解了一些。其中一点是，保安团司令部经常要举行军事会议，召集分驻于金山、青浦的军官来开会。那时保安团只有团长有一辆自备小车，不可能用来接送，这些军官来来往往就只能乘坐每天只有一班的轮船或者公交车。交通如此不便，当天肯定是无法返回各自驻地的，这样他们的住宿就成了问题：由于保密原因，事先不能向旅馆订房间；而临时借宿吧，经常难以保证足够的床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保安团司令部向“江苏省保安总部”（当时上海郊区诸县属江苏省）请示后，在司令部内设立了一家有五十张床位的招待所。

招待所对内营业，其服务对象首先是来松江出差的保安团军人，有时床铺有空闲，也接受社会旅客，但必须有保安团连长以上熟人介绍并要取得一名营级军官的签名担保方可入住，当然是收取费用的。对于外地旅客来说，人住保安团招待所有一点显而易见的好处，那就是不必如同入住其他社会旅舍那样睡到半夜三更会被人唤醒了查这个问那个，也不用担心把行李翻得乱七八糟，其中贵重物品有时甚至还会不翼而飞。因此，能够人住保安团司令部招待所那是再好不过了。不过，由于有严格条件，能够人住的人也不多。而知道保安团内部招待所可以入住非保安团军人的，那就更是微乎其微了。这可能也是侦查员之前调查时没人提到此处的原因。

蒋文增、徐立鼎等四名侦查员闻讯大喜，盯着老柏问那个内部招待所十八年前是哪个在负责管理，那人还在不在。老柏掰着指头算了算： “十八年前……那就是民国二十年，那时我还没离开松江，记得那年的12月31日，我还被保安团司令部叫去替他们掌勺烧了四桌菜迎新年哩，当晚我就住在他们那个招待所里了。对了，那个负责的人姓顾，是青浦人，名字好像叫‘三才’。”

“那么，这个顾三才现在在哪里呢？”

这个，老柏就说不上来了，因为他第二年就离开松江，再没跟保安团的人打过交道。不过，既然有名字，可能还是查得到的。侦查员当下就取消了返沪的主意，当晚聚在旅馆房间里商量应该去哪里调查顾三才。想来想去，最后决定向松江专区公安处打听。

120两黄金失踪之谜

次日，侦查员去了专区公安处。问下来，关于保安团的档案现在都堆在库房里。于是就去翻阅，意外发现档案堆里竟然还保存着保安团司令部内部招待所七年来（1930年至1937年）的全部住宿人员登记资料。于是，马上翻查民国二十年12月初那几天的住宿人员记录。这就比查阅社会旅馆的登记簿方便多了，因为要找的目标——黑衫人并非军人，只要盯着非军人旅客就行了。查下来，发现那年12月1日至5日那几天中，入住的非军人旅客一共只有三个：一个姓张，是南汇县周浦镇上的酱园老板，另一个是张老板的太太，两人是来松江访友的，入住保安团招待所的担保人是保安团副团长厉友光；另一个来自上海，名叫梁壁纯，其担保人是保安团营长郭洪顺。梁壁纯于12月1日中午入住，至12月4日清晨离开。

这个名叫梁壁纯的上海来客引起了侦查员的兴趣，于是查看附在登记簿上的郭洪顺出具的担保函。这个郭营长看来是上过私塾的，小楷写得还看得上眼，内容是，被担保人梁壁纯系其族叔郭北昌所开的“祥德源国药号”的店员，前来松江向“余天成中药堂”联系采购中成药。档案显示，郭洪顺系保安团第一营营长，江苏省金山县人氏，1933年因贪污被解职，去向不明。

这样，要查明梁壁纯是不是那个地下交通员，只有找郭洪顺的族叔、中药店老板郭北昌了。当天下午，四名侦查员就登上火车返沪。回到市局，先去向“悬办”领导汇报了办案情况。杨家俊主任说同志们辛苦了，马上要过年了，本来应该好好休息几天，放松一下，但现在看来不行，你们几位还得继续辛苦，因为这案子北京已经来电催问过调查进展了。

其实，领导不说，蒋文增等人也不打算休息。第三组的工作进度落后于其他组，他们心里已经很不安了。况且，既然有线索，还是早一天去查清楚，免得夜长梦多。

于是．2月16日除夕上午，侦查员胥德深、邬泓去了上海市卫生局，调查到“祥德源国药号”是1909年10月15日经法租界公董局获准开业的一家两开间中药店，老板名叫孔钟声，店址在金神父路119号。1923年，孔钟声将该店盘给江苏省金山县人郭北昌。1941年9月，郭北昌因病去世，10月，“祥德源国药号”向法租界公董局申请注销获准，于10月23日正式歇业。

离开了卫生局，胥德深、邬泓心有不甘，商议干脆去一趟那家中药店铺的原址，向那里的商家打听一下，指望能撞到好运。于是前往已经改名为瑞金路的那条原法租界内的马路，可是，毕竟那么些年过去了，时过境迁，连门牌也已经重新编制过了。一番打听后找到“祥德源国药号”的原址，现在是一家鞋帽店，不管老板、账房、店员，竟然谁也没听说过“祥德源国药号”。两人不死心，再向马路对面弄堂的年长居民打听，说以前有过中药店，后来关门歇业了。那么听说过有一个叫梁壁纯的店员吗？一连问了三个居民都摇头，最后问到了一个六旬老翁，这才得到肯定的答复：有一个店员梁先生，说话带上海郊区口音，叫什么不清楚。这位梁先生药工技艺了得， “外堂”（指在店堂按方抓药）、“内堂”（指在里面炮制处理中药材，乃是一项专门技术）都是一把好手，是那家中药店本事最好的先生。

“那么，后来他到哪里去了？”

“后来？没有后来！听说那位梁先生有一天突然失踪了！”

胥德深、邬泓返回市局向蒋文增汇报上述调查结果，蒋文增说： “突然失踪了？这就对了， ‘特费’不也是突然失踪的吗？”

当然，调查要继续进行下去。不过，往下如何调查，还需要讨论。这样，几个人春节就没外出调查，而是窝在屋里讨论。2月20日，年初四，第三组侦查员再次出动，执行节日期间议定的调查方案：寻找当年在“祥德源国药号”工作过的员工，看能否从他们那里了解到梁壁纯的情况。

四个侦查员分两路进行查摸，一共花了三天时间，获得了以下情况——“祥德源”确曾有过梁壁纯那样一个外堂、内堂本领都首屈一指的药工师傅，他是前任老板孔钟声雇用的，后来孔钟声把店盘给郭北昌，经郭老板再三挽留终于答应留了下来，成为“祥德源”的技术权威，后来“祥德源”的药工差不多都是他带出来的徒弟。梁壁纯说话带上海郊区口音，听说是江苏省嘉定人。

梁壁纯为人谦恭，内向敛言，正直仗义，再加上他那手技艺，使其成为“祥德源”上下都很喜欢的一个人。郭老板把他视为第一心腹，不但店里的事情桩桩跟他商量，有时甚至家里拿不定主意的事儿也要问问梁先生。大约1927年夏天开始，由于郭老板身体有疾，原先由他亲自掌握的进货渠道就渐渐地交给了他所信任的梁壁纯。 “祥德源”的中药进货渠道与当时上海滩以及周边的所有中药店一样，都是从专门经营中药批发的药材行进货的——这是指的中药原药；中药还有一部分药是成药，即经过加工的膏、丸、丹、散，这部分药，大店、名店是自己加工制作的，小店铺也有加工，但病家往往对于小店铺加工的成药持怀疑态度，于是后来就改为向大店、名店进货。松江的“余天成”就是这样一家闻名江南地区的名店， “祥德源”的中药成药，自梁壁纯接手负责进货以来，经郭老板同意，就由原先从上海市区某店进货改为从“余天成”进货了。梁壁纯1931年l2月初的松江之行，估计就是去跟“余天成”谈明年的成药订货事宜的。之所以“估计”，是因为关于进货那样的大事，只有郭老板和梁壁纯两人商议，属于商业机密，别人见之都得走远些。

那次梁壁纯离沪去松江后，过了大约三四天返回“祥德源”。那天，梁壁纯是上午九点左右回来的，和以往每次去外地出差一样，回店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每人送一样小礼品，通常都是当地的土特产，这次也是，每人一盒松江产的桂花香糕。然后，梁壁纯喝了一杯学徒李小庆递上的茶，对郭老板说： “我这次出差有点儿累，这会儿想先去睡一会儿，下午再来向您报告一应情况。”郭北昌点头说好，还关切地询问要不要去附近的广慈医院找西医看看。梁壁纯微笑称谢，摆手说不必，然后就离店而去。这一去，竟再也没有回来！

“祥德源”的学徒、店员一共有七人，其中四人是住在店里的，梁壁纯和另外两个店员老朱、老焦不住在店里，朱、焦家住上海，梁壁纯据说在沪没有家口，租了房子独自居住，租金是由药店出的，这还是前任老板孔钟声立下的规矩。那天下午，郭北昌等到四点多钟快打烊时还没见梁过来，只道他生病了，就差学徒小福子前往其下榻处看望。下榻处不远，也在法租界。小福子骑着店里送药的自行车过去也就十来分钟，速去速回，向郭老板禀报说那里是铁将军把门，没有人。郭老板立刻亲自赶去，果然！向邻居探问，都说梁先生已经走了好几天了，没有回来过。郭老板立刻向法租界巡捕房报告，巡捕请了锁匠把房门打开，里面整洁如常，却一眼就可看出确实已经数日没住过人了。

巡捕房把郭老板带去询问，发现其并无卷款潜逃之嫌，也无其他案件牵扯，更未见其与人口角发生争斗被害的可能，因此也就没有立案，甚至连笔录也没做。这件事渐渐地就无声无意地过去了。“祥德源”的人，从此再也没有见过梁壁纯。

120两黄金失踪之谜

五、曹家渡大劫案

第三组在调查中还有一个收获：从当年的“祥德源”学徒，如今的“雷允上”药工师傅李小庆那里获得了一张1931年“祥德源”吃中秋团圆饭时拍摄的全店合影，其中自然有梁壁纯。这张照片拍摄得很清晰，保存得也好，虽然因为时间久远有些发黄，但请市局技术处的专家稍作处置后就光鲜如新了。

1950年2月24日，侦查员邬泓、胥德深带着这张照片前往杭州请刘志纯辨认，刘志纯一眼就认出了梁壁纯。至此，终于可以确认当年“祥德源”店员梁壁纯就是那个前往松江与刘志纯接头并交割了“特费”的地下交通员。2月26日，第三组四名侦查员开了一个案情分析会，对如何开展下一步工作进行了研究，认为往下要做的就是：揭开当年梁壁纯的失踪之谜。这个谜底肯定与“特费”有关。

当然，寻找梁壁纯当时凭空消失的线索，具有相当的难度。侦查员分析，梁壁纯是平静地结束松江之行返回“祥德源”，然后不露声色地消失的。而从事后郭老板以及法租界巡捕房去其住处查看和向邻居了解到的情况来看，他其实自12月1日上午离开住处后就没再返回过。因此，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梁壁纯对于自己的“失踪”是有准备的，也就是说，正是他自己制造了失踪。梁壁纯为什么要制造失踪？显然与他作为地下交通员所完成的任务有关。可能是梁壁纯在完成交割后有意或者无意间发现他所运送的“货”竟然是一百二十两黄金，从而起了贪婪之心，于是，他就决定侵吞黄金，然后远走高飞。

除此之外，另有一种“非侵吞”假设：梁壁纯返沪后去“祥德源”前，还没有向其下线办理交割。他先去了趟药店，然后再去办交割，就在离开药店前往接头的途中出了事。出了什么事？会不会是被捕了？这种可能性可以排除，因为当时组织上在追查这个案子时也曾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动用了法租界、公共租界以及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以及“中统”的所有内线进行了秘密调查，各方均无关于这方面的消息。所以，第三组的观点倾向于梁壁纯侵吞了这笔巨额财富。这样，调查方案也就形成了：寻找梁壁纯，可先从查’摸其当年的家庭住址作为切入口。

之前，侦查员了解到梁壁纯是嘉定县人氏，在上海没有家口，每年大约回家两三次，都是在药店生意最清淡的时候。可是，嘉定是个大县，光城镇就有城厢、南翔、黄渡、安亭、娄塘等，梁壁纯家住嘉定的城镇还是乡村，是哪个镇抑或哪个乡？调查工作的第一步，看来先得解决这个问题。次日，侦查员分两路开始调查，一路是蒋文增、邬泓去查原法租界公董局留下的商业档案，查询“祥德源国药号”向公董局申请变更时递送的材料，指望能够从中找到店员资料；一路则是再次去向当年与梁壁纯在“祥德源”共过事的那几个药工师傅了解，希望他们能够回忆起与梁壁纯家乡有关的什么事儿来，好作为寻访梁壁纯家庭住址的参考。

这两路调查全都没有见效。法租界公董局的档案里，有受理登记时“祥德源”的原始材料，也有关于从老板到店员的健康状况资料，可是，根据法国管理者（法租界公董局商业处和卫生处）的规矩，他们只分别负责登记开业申请和健康检查，而那是不必登记店员的家庭住址的，所以内中并无侦查员需要的内容。而另一路对“祥德源”原店员的调查，也未有什么收获，梁壁纯不愧为一个有资格执行临时中央重要秘密交通使命的地下人员，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具备一个优秀情报人员的基本素质，在那么长的时间里竟然没向朝夕相处的同事聊起过哪怕一星半点儿关于自己家乡的细节。

这样，第三组就只好退而求其次：既然说是嘉定的，那干脆就到嘉定去查查，指望能够撞到好运。

这个运气还真给他们撞到了。侦查员到了嘉定县城，先去县公安局。县局接待的徐副局长听明来意后，说这事好办，我马上跟县工商联的同志联系，请他们找几个中药店铺的老板、账房、老药工师傅开个座谈会，请他们回忆一下嘉定地面上以前是否有过一个在上海法租界“祥德源国药号”工作的名叫梁壁纯的老药工。

结果，人到齐了，这个会却没开起来。怎么呢？竟是意外惊喜：最后一个到县工商联的是七十三岁的嘉定“积福堂中药店”创始人陆积福。“积福堂”传到他儿子手里后经营了数年，就在战火中遭到焚毁，但老爷子是当地中药界权威，所以药店虽然不在了，名望是摆着的。这回工商联召集全城中药业的主要人物开座谈会，当然也少不了他。老爷子坐定后，那些后辈都来向他请安问候，他就问今天开什么会，怎么事先没发书面通知。工商联的人就告诉他公安局来电要求协查一个什么样的对象，请大家回忆一下咱们嘉定以前有没有那么一个人。陆老爷子听着就笑了，说还调查什么，梁壁纯就是我们“积福堂”出去的，算起来，他是我收的第一个学生子（沪语，即学徒）。

侦查员得知这个情况，自是喜不自胜。可是，往下就喜不起来了。据老爷子说，梁壁纯家住嘉定南门外，婚后生育了三个子女。其妻小名贞姑，黄渡镇人，原无业，后来梁壁纯忽然失踪，光靠以前的积蓄难以谋生，就把嘉定这边的房子卖掉后拖着三个子女回黄渡娘家做起了小生意。那还是民国二十年左右的事儿，后来情况如何不清楚。侦查员连忙向老爷子请教： “贞姑娘家住在黄渡何处，您老知道吗？”

老爷子说： “贞姑刚拖着子女回黄渡头一年过年时，我请人给她捎去过一条猪腿、一条青鱼和一些小孩儿吃的糕点零食，她收到后马上给我写来一封信表示谢意，记得信封落款是黄渡千秋桥堍。”

120两黄金失踪之谜

第二天，3月2日，第三组一千人去了吴淞江畔的黄渡古镇。还是先到派出所，一问，民警说千秋桥那里是有一条长街，可是没有听说过单身妇女拖带着三个子女过日子的。侦查员徐立鼎一口山东话，说那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现在那妇女应该是步入老太太行列了，子女呢，肯定已经长大成人了。派出所所长也是山东人，一听乡音分外亲切，说我们是山东老乡哩！老乡放心，立马查！

查了半天，竟然让民警给打听到了：贞姑大名叫陈孝贞，以前确实住在长街上，后来全家搬走了。什么时候呢？邻居回忆说是抗战时期，大概民国三十一年前后吧。

民国三十一年就是1942年，那年他们全家搬到哪里去了呢？这个，那么多邻居没有一家知道的。他们是那年秋天的一个夜里悄悄走的，反正家里打开后门就是河浜，一条小船载走了他们，听说东西都没带，光带走了各人的衣服——那是第二天听贞姑的姆妈说的，她们是住在一起的。不过，她也没说过贞姑去了哪里。

走得如此神神秘秘，颇有当年梁壁纯的行事风格，侦查员越发怀疑：难道是梁壁纯在与家属中断九年联系后，忽然把他们接走了？

“那么，那位老太太如今还在吗？”

“没了！今年正月里走的。不过老太太死时，贞姑回来了。”

侦查员寻思那就有戏，既然来办丧事，那就会跟其他亲戚接触，接触之中难免要说说各自的生活、家庭成员状况什么的，只要贞姑说过片言只语，那就可能成为线索。赶紧找贞姑家的亲戚去调查吧。抵达黄渡的第三天下午，侦查员终于获得了一条线索：贞姑后来果然是被其夫梁壁纯接往上海浦东的，现住在浦东洋泾镇!

3月4日晚上，洋泾镇上的钟表匠、五十六岁的申继谷——即当年的临时中央地下交通员梁壁纯，被“悬办”第三组请进了上海市公安局。与此同时，侦查员对梁壁纯的住处进行了搜查，无甚发现。后在梁壁纯的提示下，从灶膛下挖出了一份密藏于陶瓷药罐里的文件——是曹家渡一家旅社为梁壁纯出具的证明。

梁壁纯向第三组的侦查员作了以下陈述——当年法租界“祥德源”老板郭北昌有个胞弟名叫郭斗昌，是留学英国回沪的机械工程师，1926年在制造局供职时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后来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时的部分武器就是由他提供的。1927年3月，由周恩来、王若飞领导的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迎接北伐军进入上海后不久，蒋介石就发动了“四一二政变”，上海的中共活动全部转入地下。郭斗昌是技术型力量，未曾暴露中共党员身份，但也以“养病”为由暂时离开了制造局住到了法租界“祥德源”来避风头。郭斗昌在中药店住了三个月，与梁壁纯十分投机。梁壁纯性格内向，心里却是剔透，原本就有追求进步的潜在愿望，在郭斗昌的启发下，很快就产生了向中共靠拢的念头。于是，郭斗昌在1927年7月离开上海前往南昌前（后牺牲于南昌起义中），跟粱壁纯作了一次正式谈话，说他离沪后会另有人来跟梁壁纯接触，如有什么要求可以跟来人谈。不久，果然有一个自称“老屠”的人来和梁壁纯联系。这个老屠，次年成了梁壁纯的入党介绍人。

梁壁纯入党后，组织上让他利用“祥德源”店员身份做情报交接的秘密工作。他的活动范围是上海市及周边郊区，每次他都能圆满完成使命。渐渐，使命却下达得越来越少——经过考验后，他已经成为中央直接掌握的秘密交通员。正是因为上升了级别，所以最终才有了1931年12月初的那趟松江之行。

与当时为运送“特费”而特地建立的这条漫长的秘密交通线上的其他地下交通员一样，梁壁纯也不知道自己这次执行的是什么任务、运送的是什么东西，只知道必须安全、快速地完成这桩使命，领导向他交代使命时严肃地叮嘱：人在物在！物丢，要掉脑袋！这是之前执行其他机要使命时从未有过的严厉措辞。

之前数日， “祥德源”老板就已经几次催促他去松江跟“余天成”联系明年的成药生意了，而且请正好来上海办事的族侄、“松金青中心保安团”营长郭洪顺写了一纸下榻于松江城内保安团招待所的担保书。

梁壁纯于1931年12月1日清晨离开上海前往松江，抵达后先去保安团招待所登记入住。这段日子正是保安团开会淡季，招待所床位大多空着，管事人见梁壁纯拿出的是郭营长的担保书，客气地给他安排了一个正面对着司令部大门口的单人房间，收了押金，给了他一张盖着保安团司令部大印的出人证和一纸收据（就是被刘志纯瞥见的那张薄纸）。这张出人证相当于入住这家内部招待所的房卡，可以自由进出司令部。而出了司令部后，又有一项强大的功能：可以用来对付来自保安团或者警察局岗哨、巡逻队的盘诘和搜查，至于各条街道上的保甲人员自己组织的什么巡逻队，那更是一帖老膏药，一出示就灵光。这也是梁壁纯抵达伊始立刻就去登记的原因。

然后，梁壁纯先去了趟“余天成”，跟人家洽谈了业务。下午两点，他去了火车站对面的一家茶楼，在二楼正对出站口的位置选了个临窗的座位，唤来跑堂，拿出一枚银洋，说他要把这个位置包下来，时间是从此刻开始到5号下午关门，这银洋是茶资和小费。此后三天，每天上午七点到下午四点，梁壁纯就一直泡在这里。要一壶茶，拿出带来的账本和一个只有两个巴掌大小的算盘，喝茶、抽烟、算账，这是当时茶馆里常见的一幕。

12月3日清晨七时多，刘志纯从火车站检票口出来的第一时间，就被梁壁纯盯着了。这倒并非他眼睛尖，而是因为根据规定，刘志纯穿了比较容易识别的衣服、戴了约定的帽子。于是，梁壁纯就知道这是上线来了。他移步下楼，出门时正见刘志纯从门外经过，就佯装散步尾随其后，一直看对方进了附近的“汉源栈房”。

当晚，梁壁纯即去“汉源栈房”接头，完成交接后返回保安团招待所时，他在路上遇到了保安团的另一支夜间巡逻队，唤住他盘诘，但一见他出示的司令部出入证就马上放行了，领头的班长还连声表示歉意。

1931年12月4日上午，梁壁纯携货离开了松江。事先，组织上考虑到携货返沪时，在松江车站上车应该无事，但到了上海下车出站时可能就很难说，那段时间，敌人对每趟来自江西、福建、浙江方向的列车都盯得很紧，因为那里是“赤区”。因此，领导交代梁壁纯应绕道青浦走水路返沪。松江、青浦两县相邻．当时没有公路，两个县城之间的往来靠走水路，有一班小火轮。梁壁纯于上午九时许坐上轮船，至下午五点方抵青浦东门外的轮船码头。然后，立刻买了一张前往上海的轮船票，上了停靠在一侧的另一条小火轮。那条小火轮被青浦人称为“上海班”——意思就是开往上海的班船，也是每天一班，傍晚六点出发，次晨六点驶抵上海。上船后等候了一会儿， “上海班”准点启航了。梁壁纯不知道，他此刻面对的是一趟危险之旅，十二个小时后，他将面临人生的巨大变故！

从青浦走水路前往上海，先是在大盈江一直行驶到也属于青浦县的一个小镇白鹤，在那里进入苏州流往上海的吴淞江（流人上海后就称为“苏州河”），顺着这条江一路往东，最后在上海市区西侧的曹家渡轮船码头停下，这就是终点站了。吴淞江在当时乃是强盗出没之地，当地不少住户白天伪装良民下地耕作，晚上去吴淞江上做蒙面大盗。因此，从白鹤到北新泾乃是一段危险之旅。不过，梁壁纯那夜并未遭遇强盗。这倒不是因为那天晚上太冷，老乡们赖被窝，而是因为梁壁纯所乘坐的小火轮并非强盗的“作业范围”。盗亦有道，当时活跃在吴淞江上的强盗的规矩是：不抢官船、客轮、邮船；不抢郎中、邮差、教书先生和老弱病残、叫花子，至于妇女，那是属于他们的工作对象的，但只限于抢劫，不能劫色，否则就要执行“内部纪律”。因此，梁壁纯在吴淞江上旅行时没有遇险。可是，他注定逃不过一劫，到了曹家渡码头，提着行李上了岸，叫了辆黄包车欲去其法租界住处时，黄包车还没行得一两分钟，他就遇劫了！

曹家渡那时有座横跨于苏州河的木桥，叫“曹家渡桥”，内河航运轮船码头位于木桥的北侧。梁壁纯登上码头后，迎面来了一个年轻车夫，冲他点头哈腰道： “这位先生，您坐车吗？”

梁壁纯点头： “去法租界金神父路，多少钱？”

车夫说： “那段路有点儿远，天又冷，您先生可怜我们穷苦人，赏个六七角吧。”

梁壁纯说： “就给你七角吧，车好的吧？”

车夫说： “我那车是去年的新车，正宗从日本进口的东洋车，收拾得干净，您先生一看就清楚了。”

车夫把梁壁纯引领到码头外面马路一侧一溜儿停着的一排黄包车前，指着其中一辆请他上车。果然是一辆新车，收拾得很干净，梁壁纯于是上车。车夫拉他出了码头，一拐弯就是曹家渡桥了。这座木桥又高又陡，往上拉是颇有些吃力的。车夫正拉得吃力时，不知从哪里蹿出一个人来。冬天的早晨六点钟，外面天色尚暗，路上灯光电力不足，梁壁纯又是近视眼，还没看清那是一张什么样的脸时，那个佯装帮车夫推车上桥的家伙忽然一伸手将一团散发着药味的纱布蒙住了梁壁纯的口鼻，梁壁纯顿时失去了知觉。

120两黄金失踪之谜

等他苏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头脑犹自一片迷糊，挣扎着动了动，撑起半截身子，借着从窗外映射进来的微弱灯光打量四周，发现是一个房间，陈设极简单，唯一床一桌一椅一床头柜。正奇怪自己怎么躺在这样一个地方时，房门“吱呀”一声打开了，有人闪了进来，开灯招呼： “先生醒啦！哎，您这一觉睡得可真长Ⅱ阿-—一早上到现在，一口气睡了整整十八个钟头呢！”

梁壁纯还是没有想起自己出现在这里的原因，于是问： “我怎么来这里了？你们这里是……”忽然发现对方一身旅馆茶役装束，于是恍然， “你们这里是旅馆？”忽地一下子想起自己是怎么昏迷过去的，下意识地一跃而起；“哎呀！我的行李！”

茶役指着床尾说行李在这儿，没丢。梁壁纯心稍一松，可是，起身去看时，那里只有一个小旅行包，那是装零星东西用的；另一个装“特货”的小皮箱，哪里还有影子？当下一阵急火攻心，险些晕倒。梁壁纯强迫自己镇定下来，检查了行李包，里面的东西包括钱包在内一样都没少，劫匪抢去的就是那个小皮箱。

这个皮箱里装的是什么？领导交代使命时没说，也许领导自己也不清楚，可是梁壁纯和上线交割时一看那白铜盒的体积、重量，就知道那肯定是黄金了。这么些黄金，价值几何！难怪领导要说“人在货在”了。现在，人在，货已经不在了。应该怎么办？报案？那是自投罗网。辜负了组织上的重托，执行任务时出了如此大的事故，即使领导事先不说，梁壁纯也知道自己绝无生路。在那个年代，许多事情发生后是没有条件调查的，组织上没有理由相信自己的解释，那就只有执行纪律，而执行纪律的方式统一称为“锄奸”。

梁壁纯认为，如果自己确实是“奸”，那被组织上锄掉也是活该。可是，现在他却不是“奸”，尽管他的行为已经给组织造成了比普普通通一个叛徒、内奸远远大得多的麻烦，可是，若就这样被锄掉，那真是太冤枉了。因此，梁壁纯决定趁此刻还有决定权的时候，给自己留条性命。那就赶紧离开吧，还磨蹭个啥呢？不，梁壁纯不能保证自己真的能逃掉，因此寻思得留下一段真实的记载，即使被组织上当“奸”锄掉了，这段记载也会告诉后人：梁壁纯是无心之失，而不是叛徒、内奸。于是，梁壁纯就问茶役： “你们这是哪家旅馆？”

茶役已经察觉到不对头，小心翼翼回答： “曹家渡大旅社。”

“你们老板姓什么叫什么？”

“敝东是蒋博捷，管事的是经理乐书秋。”

“立刻把你们乐经理唤来！”

“他不在店里，明天上午会过来的。”

“不行！立刻去叫他。发生的事情之大，别说经理了，就是你们老板也负不了这个责任！一不留神，上海滩就再也没有曹家渡大旅社了！你信不信？”

茶役被梁壁纯的声色俱厉镇住了，点头退出，稍停重新进门，告知说已经派人去请乐经理了。经理家住梵航渡路，不远，半个钟头可以赶来的。

梁壁纯要跟旅社经理谈一谈，要求旅社方面出具一个书面证明，为他证实自己是在着了劫匪的暗算之后。在失去知觉的情况下丢失了那个重要的皮箱。这个证明， “曹家渡大旅社”肯出吗？肯，尽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如若不出，梁壁纯一报案（他们哪知道其实绝对不可能去报案的）， “曹家渡大旅社”就将卷入一桩巨案。在那个年头，被警察局搞成“劫匪同谋”也不是没有可能。

因此，当乐经理睡眼惺松地从家里赶到旅社后，听梁壁纯说他丢了一箱黄金，惊得目瞪口呆。梁壁纯生怕对方被吓昏了，于是就赶紧指出尚有补救之法，乐经理自是乐意。于是，当下就唤来了昨天上午在旅社门口迎进梁壁纯的茶役以及为其办理住宿登记手续的账房先生，梁壁纯也是经过他们的陈述方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以下是旅社出具的文字证明内容，简述如下——“民国二十年十二月五日晨六时零七分，两个穿深色棉衣的年轻男子（其中一个外罩蓝色夹风衣）领着一辆黄包车来到敝号，车上坐着一个浑身散发着烧酒气味的穿黑色棉袍、戴黑色绒线帽的男子。茶役王老三把来人迎进门，在门外帮着把黄包车上的两件行李取下，一是旅行袋，一为小皮箱，后者有点儿沉。穿风衣的男子向账房先生章依发登记单人房间两间，时间为一昼夜，预付了房钱。另一男子和车夫将醉酒男子抬进一楼三号房间，该男子留下入住对面的四号单人房间。风衣男子即携小皮箱坐黄包车离开。

“至下午六时许，四号房男子打开三号房，片刻唤茶役裘青人内。裘见醉酒男子正在酣睡，身上酒味已淡。那男子掏出两枚银元送给裘，说我有事要出去一趟，可能回来得稍晚，麻烦你替我留心着点儿我的朋友，他醒后要吃什么点心之类，劳你去外面买一下。男子遂离去，一直到六日晨三时多醉酒男子睡醒也未见归来。

“醉酒男子醒后称其名叫梁壁纯，丢失褐色小皮箱一个，内有百两以上黄金；又出示船票称昨晨其刚乘坐青浦至沪的小火轮抵达曹家渡码头，雇乘黄包车欲往法租界寓所，黄包车经曹家渡木桥时突遭袭击，昏迷中被匪徒掠入曹家渡大旅社。”

旅社方面在上述内容的三页文字上均加盖店章并由经理乐书秋、账房章依发亲笔签名以作证明。梁壁纯收起后，叮嘱说日后不管何人来此询问今日之事，若非系我梁壁纯所托，请避而不谈。如来人见面即自语“念漆”（当天系1931年12月6日，阴历十月廿七，沪语“廿七”的读音是“念漆”）作为暗号，你们听到这暗号方可讲出今日真相，可保你们无恙；如果不予道明，势必怀疑你们系劫匪同党，到时候后悔就晚了！说着，起身拱手作别，出门而去。

梁壁纯对于自己今后的出路已经作了考虑，他不能再以梁壁纯的名字在上海市区生活下去，甚至不能居住在市区，至于嘉定老家，那就更是必须立刻切断关系了。于是，他就决定弃家出走。为使日后万一被组织上发现，对今日之事进行调查时留下另一条证据，梁壁纯决定在出走前回一趟“祥德源”。

那天，梁壁纯离开“祥德源”后，就去了浦东洋泾镇。那里有一座破庙，有一次他去洋泾执行秘密使命时曾去躲过雨，，与庙里唯一的一个老和尚很谈得来，当时意识到那里可作为万一遇到紧急情况时的栖身地，于是就对老僧说起过以后来做居士。现在，真的要去做居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