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69节
邓小平的决心使《决议》的起草圆满地解决了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关键问题。从面貌一新的第7稿开始，进入具体修改的最后阶段。胡乔木抱病修改了10天，又因为胆囊炎再次病倒住院。在医院里，他忍着剧痛坚持对稿子又修改了一遍。
邓小平看过后，又提了些意见，要求尽快改好。他说目的有三条：一是树立毛泽东思想和毛 形象；二是分清是非；三是不再争论，团结一致向前看。现在的调子可以实现了。
1981年5月19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幕。参加的有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一批老同志及中央党政军负责人，分为五个组讨论第七稿。邓小平在开幕会上发表了讲话。他感慨地说：“这个文件差不多起草了一年多了，经过不晓得多少稿。一九八○年十月四千人讨论，提了很多好的重要的意见；在四千人讨论和最近四十多位同志讨论的基础上，又进行修改，反复多次。起草的有二十几位同志，下了苦功夫，现在拿出这么一个稿子来。”
邓小平再次强调了陈云的贡献：“陈云同志提出，前面要加建国以前的二十八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见，现在前言有了。”
邓小平满意地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稿子是个好稿子。这个稿子是根据一开始就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写的。现在的稿子，是合乎三项基本要求的。
邓小平最后总结说：“总之，中心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第二，我们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些错误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还是别人也有点份？这个决议稿中多处提到我们党中央要承担责任，别的同志要承担点责任，恐怕这比较合乎实际。第四，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邓小平这个讲话，就表面看是关于毛泽东的评价，其实是关于共产党建国后执政的评价，因为毛泽东是共产党的最高领袖也是共和国的最高决策人，所有的荣耀固然归他，所有的失误和错误也离不开他。反过来讲，只要赞美毛泽东，就相当于赞美共产党和共和国，只要负面评价毛泽东，也就相当于负面共产党和共和国。
邓小平为首的共产党人正面评价毛泽东的贡献，不仅仅是共产党执政的需要，而且是站在更高的历史视角看待自己的领袖、民族的领袖、共和国的脊梁。
毛泽东当然是缺点乃至于犯过错误，我们当然期望一个完美的领袖，问题是所有的人都是有性格缺点和能力偏差的。
法国的拿破仑是比较牛的，最终是国破身俘。
德国的俾斯麦是比较牛的，可是，他的铁血政策对于德国历史负面的影响是酿成两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因素。
华盛顿和林肯，历史评价比较正面，这与美国特殊的国情和政治制度有关。
我们难道不能学习美国吗？我们当然不拒绝学习美国的长处，但，我们必须承认中美不同的国情不是短时间可以参照的，甚至于，永远不能参照，因为我们不能认定人类社会的管理就一种恰当的模式，比如，莲花和牡丹都是美丽的花朵，可，他们的生活习性是不同的。
因为文革，整个20世纪80年代都有对毛泽东的负面评价，但，随着历史的推移，尤其是，改革、开放巨大进步伴生的各种各样的苍蝇以及严重的分配不合理加上思想信仰的乱七八糟，太多的人开始反思毛泽东管理的合理内核。
历史发展到今天，毛泽东已经去世40年，伴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巨大的成就，对毛泽东的评价是愈来愈高。为什么对毛泽东的评价越来越高呢？这个现象，当然是对毛泽东贡献的新认识，其实还包括对共产党领导能力的新认识，因为毛泽东是共产党最大的象征，是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所以，即使他去世了，只要共产党执政取得巨大的成就，这个成就仍然有毛泽东的贡献。
人没了，还贡献？你开玩笑？
我真的没开玩笑，因为毛泽东是党的创始人之一，而且是领导共产党发展壮大的最重要的无可取代的领导人。从某种角度讲，因为毛泽东不是共产党的第一创始人，所以，没有他也有共产党的存在，可是，因为陈独秀等早期的领导人相继被历史淘汰，毛泽东是在共产党最艰难的长征路上参与最高决策的，长征路的艰险，不仅仅是蒋介石的围追堵截，最重要的是党内的路线斗争。长征结束后，携共产国际权威而来的国际教条派虽然在组织上暂时取得优势，但，王明回国改组中央书记处，毛泽东也在5位书记里排序第一。
不管任何人，都无法取代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权，然后是最高领袖。
后人不能理解，为什么毛泽东能够犯文革这种全局性的错误呢？
这个，其实非常的简单，因为毛泽东在中共历史上和中国历史上能力太强、贡献太大、分量太重、威信太大，最重要的是，在中共创业历史上有太多的时候是毛泽东以绝对少数独决——真理有太多的时候竟然真的掌握在他为代表的少数人手里。
谁能相信毛泽东在井冈山竟然独创了一条走向胜利的道路？
长征路上，就战役决策的应急决定，毛泽东曾经和政治局发生矛盾，最终，政治局做出了让步。
一次又一次的争论，给党带来负面的影响是毛泽东永远是正确的，如果不能理解，那么，错误的必须是自己。
打开漫长的中国历史，除了神话人物，谁能够获得如此的尊崇？
说的更直白一点：在人类历史上有太多人犯巨大的错误，但，除了毛泽东，谁能够发动文革这种特别的运动呢？
从某种角度讲，能够发动文革这种运动，更能说明毛泽东的能力和贡献——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正面评价毛泽东而不顾及文革被委屈、被侮辱的人的痛苦。
那么，邓小平在评价毛泽东方面的巨大贡献是什么呢？力挽狂澜。因为，在文革刚刚结束满目疮痍的大环境里，民众的情绪非常的不理智，加上西方帝国主义借中国内部的情绪挑拨中国内乱的火上浇油，在这种情况下，正确评价毛泽东是需要极高远的眼光，并需要顶住巨大的党内外压力。
有些人说：历史是人民写的。
还有人说：历史是真实的。
对的。不过呢，一个叫白居易的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周公曾经有恐惧的流言，王莽曾经是谦恭的君子，他们最终的评价由历史和民众给予。
这好像是历史的真实！
问题是，白居易忽略了一个要命的问题，周公和王莽都承担着国家管理的最高岗位，他们的工作不但影响着他们的帝国的现实，而且深刻影响着帝国的未来。
因为周公恢复工作，周公稳定了初创的周王朝，为中国的历史发展做出了无可取代的贡献。
反过来，因为蒙骗成功，王莽最终掌握了汉政权的控制权并胡乱改革弄的天下大乱。
西汉末年，人口约6000万，因为没有确定的材料，东汉初期的人口只能是估计，最多的是3500万，最少的估算，刘秀完成统一的37年，大约是15055709人。
也就是说，因为王莽的谋篡，不到三十年，损失人口大约在2500万到4500万，也就是损失了西汉末年的总人口的40％到75％之间。
周公和王莽不是普通的人物，甚至于不是重要的人物，在他们的时代，他们是决定性的核心人物，他们的决策对于历史的走向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人民真的不一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看苏联的赫鲁晓夫否定了斯大林，不到40年苏联解体了，一个曾经的世界巨极降落为重要国家，一部分民众生活还可以，比如俄罗斯，一部分民众就陷入了水深火热，比如乌克兰。
对于中国而言，毛泽东比斯大林的分量更重，对他的评价深刻的直接的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走向，如果正确评价了毛泽东起到正确的积极引导作用，几十年后乃至于几百年几千年之后，后人会为文革结束后那一代当家人的正确决策而欣慰。可是，如果在关键的节点错误评价毛泽东而负面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十几年几十年后，民众在痛苦里思念毛泽东的时候，谁来为损失买单？
时间，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关键，可，冷冰冰的时间与温暖的时间，是天悬地隔。
文革结束，是对毛泽东评价最负面的节点，邓小平为首的理智的老一代领导人群体，正确的评价了毛泽东，极大的适当的发挥了毛泽东政治遗产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正面影响，这是对中国民众最大的负责。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70节
胡乔木在会议上作了说明。会议经过十天讨论，充分肯定了这个决议稿，也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如对“毛泽东晚期思想”认为不够准确。此后，又修改出第八稿和第九稿，决定提交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
从6月中旬开始，第九稿提交出席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讨论，同时也向4000人讨论中的1000人及民主党派征求了意见。
6月22日，邓小平在预备会期间讲话说：“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他指出：“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第二点，为什么我们这次要强调恰如其分？就是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我和陈云同志那时是政治局常委，起码我们两个负有责任。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也要承担一些责任。合不合乎实际？也合乎实际。这样站得住脚，益处大。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要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要恰如其分，就是这个意思。”
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会议公报指出：“《决议》的通过和发表，对于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同心同德地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必将产生伟大的深远的影响。”这个评价用来评价邓小平主持《决议》起草工作，肯定毛泽东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贡献，也是完全合适的。
在关键时刻，正是邓小平、陈云带领全党，既纠正了毛泽东的错误，又坚持肯定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评价毛泽东，最艰难的并不是毛泽东个人的贡献和失误，最艰难的是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地位。
《决议》指出，“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
“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当然与“毛泽东思想”有最密切的关联，但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关键是“毛泽东思想”不等于“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而且，“毛泽东晚年的思想错误”与我们高举的“毛泽东思想”其实是两回事情。
谈到“毛泽东思想”很多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毛泽东思想”等同于“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这样一来，因为毛泽东在建国后有重大的失误甚至于错误，很多人就容易怀疑“毛泽东思想”。
文革结束，邓小平等老干部定义“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
有一部分之所以怀疑“毛泽东思想”，其中之一就在于毛泽东在文革时期批判了刘少奇为代表的大批的老领导，因为刘少奇在“毛泽东思想”确立为中共指导思想方面起到巨大的作用。
毛泽东发动文革，就组织而言主要是解决刘少奇，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悖论：毛泽东否定了“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刘少奇，是否证明刘少奇“确立毛泽东思想”也是错误的？
历史发展到2017年，中共总结自己的历史，革命战争时期，也就是建国前，被称之为理论家的只有4位：毛泽东、刘少奇、瞿秋白、蔡和森。
瞿秋白、蔡和森牺牲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还没有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他们与毛泽东思想的确立毫无关系。
刘少奇对于确立毛泽东思想贡献极巨。
抗战时期，在延安的党中央，被普遍认为有巨高理论水平的，首推毛泽东，再就是刘少奇和张闻天。在不少干部的心目中，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三杰”。
张闻天号称“红色教授”，理论修养是极高的，短处有两点：1、弱于解决实际问题，而理论家如果仅仅研究理论而弱于解决实际问题，他的理论难免受限于“天花板”；2、和毛泽东、刘少奇坚定的关注军事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相比，张闻天不但不长于军事也不长于政权建设，这种能力的短板决定张闻天在战争时期的理论研究偏离革命的核心工作。
毛泽东当然是党军的第一创造者也是主要创造者，毛泽东也是根据地道路的第一创造者。
刘少奇长期在白区工作，很多人不了解刘少奇在根据地建立中的巨大贡献。
和毛泽东相比，刘少奇确实弱于军事指挥，但，在抗战时期，他和毛泽东的抗日战略是一致的。
抗战爆发后，国内的阶级关系和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党内领导层自身、加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影响，发生了极其明显的“右”的倾向。
毛泽东和刘少奇都认为，民族矛盾虽然上升为主要矛盾，但阶级矛盾仍然尖锐地存在着。蒋介石虽也举起抗日旗帜，但骨子里的反共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对其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党既要坚持抗战，打击日本侵略者，同时还要千方百计地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牢牢地抓住这一壮大自己的千载难逢、稍纵即逝的机遇。只有这样，才能使抗战形势向有利于我党方面转化。因此，两人在支持全面抗战方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以及坚持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和放手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等问题上的看法完全一致。
可是，高层的绝大多数领导人认为民族矛盾已经压倒一切，共产党应该放弃独立性，最起码应当放弃发展的独立性。这种思想，在抗战初期体现在军事斗争的最大决策：是配合国军搞正面决战还是深入敌后搞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
八路军方面，彭德怀、林彪积极打大战而刘伯承、贺龙、聂荣臻倾向于独立游击。
王明回国后，衔“钦差大臣”满天飞，周恩来、项英等人非常积极的贯彻共产国际决议。
1937年11月29日，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的王明和康生、陈云乘苏联运输机经迪化回到延安。由于王明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一次会议，听取王明对共产国际指示的传达，讨论抗战形势和国共关系等问题。
会议于12月9日召开，12月14日结束。议程主要如下：（一）政治报告；（二）组织问题；（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报告。出席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有张闻天（洛甫）、毛泽东、王明（陈绍禹）、康生（赵容）、陈云、周恩来、博古、彭德怀、凯丰（何克全）、刘少奇、项英、张国焘。不是政治局委员的林伯渠列席了会议。政治局委员朱德、任弼时在山西抗日前线，王稼祥在王明、康生回国后留莫斯科主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邓发在迪化接替陈云任中共驻新疆代表，故而他们未参加会议。
会议首先由张闻天作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接着由王明作《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
王明首先讲的是怎样实现党的策略问题。他说：在目前第一个危险是一部分人怀疑抗战的胜利。第二个危险是抗战没有出路，汪精卫认为胜利了是共产党，失败了是日本。因此，目前决定中日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一是决定于中国人民的团结与统一；二是决定于日本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三是国际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以上三个条件也是三个因素，对中国是有利的。
实实在在的讲，王明的分析有大方向的正确。
中国抗日胜利，正如越南抗美胜利、苏联卫国战争胜利一样，都是取决于内部团结、分化敌人、争取外援等三个方面。
王明的问题是三个方面：1、国内的团结必然存在一个谁服从谁的选择，正如一对夫妻难免也要有一个主心骨；2、分化敌人是正确的，问题是两个民族的战争，你如何分化敌人呢？3、战争的双方都会尽力争取更多的国际援助，中立的国家凭什么就支持中国呢？
第二次大战期间，日本确实有一些分化，不过呢，这个分化是共产党人对日本军国主义揭批而出现的基于阶级斗争的内部对立反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上确实有对中国的大批帮助，不过，中国的抗战前期，给予中国最大帮助的并不是美英而是苏联。

@太上老黑哥 2017-10-23 08:33:46
雨花石老师这么久未更新，也是奇事一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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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帖子，原本是有初稿的，写着写着发散的太多了。我个人的计划，近期大体结束建国后的讨论回归建国前的关于陈光的正面讨论。
近期的发帖之所以长期不更，原因三个方面：1、关于中印的帖子纠缠了精力；2、家务纠缠了精力——去世一个本家，孩子生病；3、工作特别的繁忙，尤其是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我不敢在学校写与直接工作无关的东东——被查住太麻烦。
近期，大体正常了。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71节
苏联对于中国的援助是两个方面：1、军武援助；2、派遣志愿人员参战。
在中国生死攸关的1937年—1941年，苏联给予了民国相当数量的援助。
民国当时的经济自然没多少富裕的外汇可用，所以苏联给的是三次援华军购贷款：1938年3月签订5000万美元；1938年6月末签订5000万美元；1939年6月签订1.5亿美元。
以上共计2.5亿美元贷款，其中第三笔由于1941年6月卫国战争爆发而未能全部落实，最后总计实际动用的信用借款为1.731亿美元。出于对国民政府的难处考量，民国方面可以以茶叶、桐油、矿物金属等原材料作偿债用，据资料称利息5%，每年以实物偿还价值1000万美金的贷款，但民国最后实际偿还了多少，材料很难找到。
从抗战开始到撤离大陆，国民政府始终缺钱，实物也比较短缺，还账有些难。
按党国要员孙科的话，苏联贷给中国的军火款2亿多美元，实际相当于4--5亿美元，因为战斗机的售价，只有西方要价的一半，而且可以用茶叶等中国滞销货抵贷偿还。当时中国对外口岸被日贼占领，茶叶等东西积压在国内发霉，苏联却允许用它们换宝贵的飞机大炮。
仅仅空军方面，见到的材料，苏联援助各类飞机1235架，以国民党提供的资料可以确定1937年9月—1941年6月提各类飞机997架。
国民党提供的材料最起码是正确的。
根据俄罗斯学者的研究，苏联于1937年12月派出第一批航空志愿人员（共计254人）赴华，到1939年初，包括飞行员在内已经有5000名苏联军事专家抵达。
而高级军事顾问人员，由于资料繁杂以及苏联顾问、专家实行服役轮换制，可以确定的是直到1944年5月前撤回全部在华人员（不含新疆三区）前，顾问专家数量维持在80人左右。
此外，苏联的援华志愿航空队飞行员在中国参加了多次空战，截止1939年12月航空队规模已达712人（含地勤）。这些航空志愿人员在国内长期执行着高负荷、高强度的空战任务。国民政府统计了他们1937年12—1941年的作战记录：击落日机275架，击毁日机264架。
共毁掉日机539架，对于中国战场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战绩。
连同苏联援助的高射枪炮和中国飞行员在一起，总计击落、摧毁敌1049架飞机。而苏联志愿队也付出了200多人的重大牺牲。也就是说，苏联航空志愿飞行员为中国方面做出的贡献要高于盛名在外的“飞虎队”。同时，苏联还派遣了由89名专家组成的教练团队，在伊宁、兰州绥宁等多地的航校，为中国培养了数以千计的空军飞行员人才，日后组成了中国空中力量的。
1939年10月3日，援华苏军炸掉武汉机场，绝对是拯救重庆的关键一战！即使按一惯隐瞒损失的日本文献，也承认此役损失160架各类战机。关键是大批侵华日军的航空界精英被干掉：鹿屋航空队副司令小川弘大佐、木更津航空队副司令石川淡大佐被杀。日本海军“第二航空队”司令塜原二四三少将被炸成残废。
九死一生的塚原，在重伤治疗期间的11月15日晋升为海军中将，但由于失去左手，被认定不再适合舰队勤务，只好转任基地航空队的指挥官了事。由于实在再也找不到塚原这样精通航空的人才，只好让虽然与塚原同届毕业（海军36期），但却始终与航空无缘的南云忠一担任海军机动部队司令长官。两年后的太平洋战争，相对的外行南云忠一在珍珠港空袭里未能出动要命的第二波轰炸，保全了美军元气，而且导致了中途岛的战败。
至于塚原，1941年9月10日任第十一航空舰队司令长官，初战奇袭轰炸菲律宾，把麦克阿瑟属下的远东空军600架飞机一扫而空。指挥下属驻西贡的22航空战队松永贞市海军少将在马来海战中击沉英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战列巡洋舰 ，始终奋战在腊包尔航空队最前沿。他的部队被称为冢原航空队。1942年10月，因在前线患病，塚原把职务交给草鹿任一中将后回到日本。12月1日成为航空本部长。成为海军航空兵的最高首脑。
1939年10月3日，苏军在武汉的空战还炸伤了坂井三郎，二战亚洲唯一一个击落飞机上百架的飞行员，也在此役被炸伤。
苏联援华时，美国却将大量战略物资和贷款供应给日本，连亲美的宋美龄都忍不住大骂美国无耻，不得不承认苏联更高尚。
1937年运往日本的战略物资，美国占百分之五十四点四，英国占百分之十七点五，德国占百分之三点八。分类来说，美国所占比例分别是：铜百分之九十二点九，各种油料百分之六十点五，汽车及零件百分之九十一点二，铁百分之五十九点七，铸铁百分之四十一点六，各种机械、发动机百分之四十八点五。陶行知先生离开美国的时候，曾经在临别演说中专门说道：“我回国参加抗战去了。如果有一天我被日本炸弹炸死，请你们不要忘记，我身体的百分之五十四点四是被你们美国炸死的。”
所以讲，如果说二战之初美国对大西洋彼岸的欧洲是“隔岸观火”的话，那么它对太平洋另一岸的亚洲则是“隔岸助火”了。 美以这种方式间接参与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封锁,但美国却不对日本实施经济封锁。而美国在苏芬战争期间对苏联实施贸易禁运。这儿关键的是,美国对日本的态度问题。美国人也知道，“维持日本战争机器运转的一半以上的原料，特别是铁、钢和石油，都是从美国获得的”（〔美〕林克、卡顿《美国史》）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美国的对日贸易，尤其是对日战略原料的输出仍不断增加。自1937年到1940年，美国输至日本物资总额共9.867亿美元，其中军用物资占7.039亿美元。美国金融家与企业供给日本大批军火物资，用来屠杀中国人民。
意味深长的是，实际上俄国援助没有一项是送给共产党的。按照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的说法，“莫斯科对在中国激起反对日本比传播共产主义更感兴趣”。
在整个抗战期间，斯大林以武器援助国民党，而只给了共产党一些马列书籍和少量药品，即所谓“武器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
为什么这样呢？我的理解是斯大林需要向蒋介石表明自己的心迹：我仅仅是帮助你抗日。
斯大林知道国民党忌惮自己支持共产党，所以，尽最大可能表明态度。
很多朋友不理解共产党抗日和国民党抗日的本质区别：阶级矛盾。
我们一般理解中日战争是中日两个民族的矛盾，但，共产党理解的更加本质：中日矛盾其实更包含国际资本主义对贫苦阶级的压迫。
共产党认为，日军侵华，受伤害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劳苦大众，还有日本的劳苦大众。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1950年11月26日，美军步兵第25师黑人步兵第24团C连115人，在连长斯坦莱、副连长阿爱考乌斯•杜尔夫的率领下，在朝鲜云山以南的柴山洞，向志愿军缴械投降。
美军第25步兵师于1941年10月1日在夏威夷组建，在美军步兵师中是建军历史最短的师之一。其前身为夏威夷师的第22旅，主要活动于远东、太平洋地区。该师于1950年7月18日在釜山登陆，参加朝鲜战争，被称为在朝鲜“最优良的战争机器”。该师自我标榜为“热带闪电师”，要求部队保持发扬这种勇猛突击的战斗作风。其第24团别号为“金龙团”，该团自称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首先攻进北京。至今，他们的团徽上还画有一条金龙。第27团C连，90%以上为黑人。
11月24日，“联合国军”发起了“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25日，美军第25师第24团进至云山以南之上九洞、杏亭洞、上草洞地区，其一个连已渡过了九龙江。26日晚，志愿军第39军向上九洞、上草洞、桂林洞之敌发起攻击，歼敌一部。当美第24团C连进入柴山洞后，志愿军第39军第116师第347团第2营第4连立即开火。战场正是一个分岔山，左、右山相距200～300米。敌人是在左边山岔上，志愿军则在右边山岔上。第4连的拦阻，吓得敌人掉头回窜。接着，美军以一个排反扑，当敌人进到40米的地方，第4连一齐开火，把敌人打下去了。美军又以六七十人分成两路扑来，再次被志愿军打退。敌人很快陷入第4连的重重包围之中，龟缩在一片凹地树林里。
天亮后，志愿军侦察员发现被围美军全是黑人，且个个惊恐万状，一片混乱。指导员周凤鸣判断敌人已经发生动摇，于是决定在阵前喊话，瓦解敌人。会讲英语的两名志愿军战士向敌军不断宣传我军的俘虏政策。喊着喊着，忽然看见美军阵地有两个黑人士兵举着一面白旗战战兢兢地走过来。
敌人投降了。
4班班长董永和站起来迎过去，结果刚走两步，敌人阵地里突然打出一梭子弹，董班长应声倒地。与此同时，敌人以一个排的兵力隐蔽地向志愿军左翼逼近，企图攻占该处高地，但他们却在一片手榴弹的轰炸下狼狈逃回。至此，黑人连已经四面楚歌，走投无路。

我这楼，还多着呢。
近期之所以更的慢，一个是工作忙，另一个呢，我非常意外的研读《西游记》有些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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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72节
志愿军战士仍不失时机地喊话:“被压迫的黑人兄弟们，你们在美国社会中是受种族歧视的，在美国军队中你们仍然受种族歧视，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俘虏政策，是对白人和黑人俘虏同等待遇。”“黑人兄弟们，你们不要继续为华尔街的老板们卖命当炮灰了，赶快投降吧！”
又过了一会儿，树林里走出一个高个子黑人，举着一张白纸，上面画着一个做投降状的美国士兵。通过翻译，志愿军得知此人是黑人连的连长斯坦福，并且刚才诈降的原因是白人士兵反对投降。在斯坦福的命令下，黑人连其他士兵纷纷走出树林，向志愿军投降。
斯坦福之所以决定投降，是因为之前他曾看到过志愿军优待俘虏的传单，听说过志愿军给美军受伤战俘包扎伤口，还给他们饼干。他想，志愿军连伤员都不伤害，更不会虐待俘虏了。斯坦福明白只有做志愿军的俘虏，才能使全连官兵保住性命，将来才能回国与家人团聚。
但在投降过程中，发生了一件让黑人战俘们胆战心惊的意外。
黑人连走出树林后，志愿军开始清点被俘人员，没收其武器。由于一个美军士兵过于紧张，枪支走火，一名志愿军战士当场被击倒在地。这一枪使所有的人都怔住了，一时不知怎么办好。黑人俘虏们更是紧张万分，他们意识到，这一枪可能会让他们全体毁灭。
出人意料的是，志愿军并没有责罚他们，反而尽量稳定他们的情绪，上去与他们握手，并给伤员进行包扎。这一大度举措赢得了黑人士兵们的信任。他们感动得或热泪盈眶，或大声叫喊，或跪在地上拼命祈祷。一个叫莫尔的黑人士兵在之后给家人的信中这样写道:“也就是从这时起，我第一次认识了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是了不起的人民，伟大的人民，他们确实不寻常。”
至此，此次战斗全部结束，志愿军仅以伤亡各一人的代价，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相结合的方式，俘敌115人，毙伤敌人33人。
柴山洞黑人连投降是美国独立战争以来第一支向外国军队投降的整编连队，也是朝鲜战争中唯一一支向志愿军集体投降的美军建制连。这一事件震惊了美军最高统帅部，五角大楼对美军编制从法律上做了重大修改，形成了今天美军黑白人种混合编队的体制。
黑人连为什么投降？第一是美军干涉朝鲜内战的非正义性质，无法调动指战员的战斗积极性。第二点就是美国统治阶级对于黑人的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
美国的种族歧视是人所共知的，那么，美军对外战争里为什么从来没有被人趁隙而入呢？
简单，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里，美国几乎是最民主、最人权的国家，以1950年之前的世界而论，即使被歧视的美国黑人实际享有的权益也超过相当多国家的主体民族，遑论少数民族。
比如，新中国成立之前，国民政府名义管理而农奴主实际管理的西藏，百万农奴暗无天日的生活比美国黑人差的太远。
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志愿军之前，和美军交手的其他国家的军队，比如希特勒的德军和日军他们本身就搞种族、民族的不平等——雅利安人什么的——他们不会认识到或者不敢以种族矛盾挑拨美军。
志愿军之所以能够在刚刚入朝作战就以种族不平等为抓手进行战场喊话说明共产党对军队的政治工作已经成为灵魂。
请注意：做出喊话决定的仅仅是一个连指导员。
这个说明，从三湾开始的政治工作，彻底改造了中国军队的属性，他固然是一支战斗队，更是一支执行政治任务的工作队，这一支队伍，固然有民族属性，更坚持阶级属性。在这种教育下的军队，时时刻刻以意识形态规范自己并进一步改造社会。
20世纪50年代，罗瑞卿陪同毛泽东视察农村，一位老太太很认真的问：毛 ，你来了。斯大林什么时候来见我们？
罗瑞卿说：这老太太很有国际主义观念。
共产党一个巨大的特点是讲政治，其实就是抑制自己的负面的情绪而理性的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一个连的政治指导员，就能够独立政治喊话劝降一个建制连队，可见解放军的战斗情绪非常的理性。
更请注意，在喊话黑人连的过程里出现了两件意外：1、受降的4班班长董永和被诱杀；2、受降过程里出现了擦枪走火误伤了志愿军战士。
当时的战场情景，志愿军已经占据压倒性优势，很没有必要和黑人连磨叽，之所以磨叽以及正确处理意外，其关键就在于共产党领导下的志愿军已经有了管控自己情绪的政治觉悟。
换言之，如果是国军围攻美军黑人连，他能够想出政治喊话吗？他能够宽宏处理受降的意外吗？
抗战时期，日、蒋、共等三方都在撬墙角，军、师层面的国军成建制投降日军当汉奸是很正常的事情，师级建制部队的伪军反正为国军也并不稀罕。抗战时期，伪军反正为八路军或新四军的总数是183632人，成建制反正规模最大的是地下党员、南京伪军最精锐之警卫第3师师长钟剑魂于1945年8月13日率领所部3000余人向新四军反正。
不过，整体而言，伪军向共产党反正的建制层级较低，这是共产党的阶级革命属性与上层阶级的对立。
不过，共产党截然不同于国民党的一点，是在抗战期间建立了反战同盟，其运动的对象是日军的基层士兵。
由于中日两国科技理论差距过大，国共都不能跨海作战，所谓反攻不过是“驱寇出国”而不能占领日本本土，在美苏不直接介入的大前提下，中日战争的最有利的可能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大陆”。这种大前提的局限，决定了不可能出现日军建制部队投降国军。
所以，抗战时期就军队的叛降而言，国军有高建制叛降日军也有高建制伪军反正，日军没有高建制部队的叛降而只有低层次的零星的反战加入敌后根据地，八路军极少有建制部队的叛降——高级将领叛降很难拖动部队一起行动。
可是，抗战时期，国军有高建制部队投向共产党。
原东北军团长吕正操在冀中的人民自卫军迅速发展到5000多人，在1938年5月，与河北游击军等冀中抗日军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
1944年，原东北军的旅级干部万毅拖动第111师的2700多官兵起义加入八路军改编为山东军区滨海支队。
1945年7月17日，西北军38军17师在师长张俊振、50团团长刘威城（中共党员）、51团团长张复振（中共党员）等，遵照赵寿山当年的部署，率领17师2千余人在河南洛宁县故县镇起义，宣布脱离国民党。他们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和重重封锁，在我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的接应下，最终北渡黄河进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抗战时期，八路军确有张国焘等高级领导人改变了信仰，也有周昆等高级将领脱离了革命，但，建制部队叛逃是极其稀罕的，因为共产党的部队是有意识形态信仰的。国军之所以出现大批的叛逃为伪或者起义为共，其关键在于部队没有信仰，单纯的抗日救国面对战争的残酷、国军内部的派系斗争最终发生了分化。抗战前期，国军起义投共的不多，但在抗战后期，起义投共的部队快速增加。最值得深思的是，抗战胜利后不久，蒋介石、国民党威信巨高的时候，毛泽东在重庆和蒋介石搞和平谈判的关键时刻，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8军军长高树勋率领他的新8军和乔明礼的河北民军一万余人战场起义。然后，1946年，孔从洲率领国军38军一部起义。
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重庆谈判的同时国共两党在战场打的热火朝天，高树勋是国军正儿八经的高级将领，即使蒋介石排斥异己，就个人生活的物质待遇而言，好像还是跟蒋介石混更好。国共重庆谈判前局不明的关键时刻，国军的高级将领竟然带领万余建制部队战场起义，其对时局的判断不但是国共必然恶战而且国军最终必败。
或者说，高树勋和孔从洲有了坚定的意识形态信仰。
要知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给予国民党和中国抗战巨大的帮助，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之所以能够快速接管沦陷区当然与美军的帮助有直接的关系。就是对时局最不敏感的人，也知道国共的争夺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共产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的战斗。抗战胜利的1945年到1947年的6月，国民党不但拥有强大军队，还有强大的经济优势，至于共产党，不但主动放弃了一片又一片的根据地，而且，就战场态势看，国军也是步步逼进而共产党日益窘迫。
在这种形势下，高树勋能够判断国军必败，当然有巨大的时局洞悉能力。
不过呢，
按照抗战初期的国际形势，真正帮助中国的仅仅是苏联而已，美国帮助的仅仅是日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抗战如果能够胜利，即使蒋介石领导国民党有巨大的影响，苏联的帮助、人民军队的抗战，产生的必然结果是，共产党力量的大扩张而国民党的失败。
正是基于这一种认识，汪精卫提出，“抗战没有出路，汪精卫认为胜利了是共产党，失败了是日本”。
汪精卫的意思是说，抗战有两种可能，中国抗战失败而日军胜利，中国抗战胜利而共产党夺得政权，“胜利了是共产党”，至于国民党，无论抗战胜负，最终都只能是失败。
汪精卫，在人们的感觉里，是一个文弱的文人。
其实，他对于时局的认识和阶级的认识，其实在蒋介石之上。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73节
蒋介石对于共产党是恐惧的，但对于自己是有自信的，我个人认为，蒋介石之所以如此，基于他对于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判断。我见过一片文章，说蒋介石最欣赏的共产党的干部是周恩来和恽代英。
周恩来和恽代英，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据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在庐山对陈布雷说：“我与周恩来打交道多年，的确是个人才啊。我们党里像这样的人才太少了！可惜，可惜，不能为我所用！”
周恩来的成就人所共知，而恽代英的牛，还真有些人不知道。
恽代英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武汉的学生运动领袖，虽然不是最早的党员，但在中共成立后立即加入了党组织。
“中山舰事件”后，恽代英到黄埔军校任政治总教官，就军队的建设、政治工作等写出了重要的论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蒋介石感到恽代英是个人才，非常器重。蒋介石生活上很讲究，他自己每吃什么，就让副官也送一份给恽代英。一开始，恽代英拒绝收下，后来同志们建议他收下来，带给大家吃。他就将罐头、巧克力糖等带来分给大家“打牙祭”。蒋介石白赔上东西，丝毫没能动摇恽代英的革命立场。
蒋介石非常不快乐，指使其党羽王柏龄造谣有人排斥校长，诬称邓演达、恽代英、张治中、高语罕为“黄埔四凶”。
邓演达和张治中是多么牛的人物！恽代英并驾齐驱，当然厉害的很。
1927年的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恽代英当选为中央委员，他和瞿秋白、毛泽东等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进行批评，迫使陈独秀作了检查。
恽代英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
毛泽东也非常看重恽代英，他曾评价说：“恽代英是一个受人敬重的人，他是全国革命青年的领袖，具有很强的理论水平，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宣传鼓动家。”
毛泽东曾经提议以恽代英代替自己领导红四军。
《周恩来选集》中有《在延安中央党校的报告》一文：“布哈林对中国苏维埃、红军运动的估计是悲观的。他认为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损坏老百姓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他要高级干部离开红军，比方说，要调朱德、毛泽东同志去学习。所以我们回国后就指示要调朱德、毛泽东同志离开红军。朱德、毛泽东同志不同意。后来蒋桂战争起来了，我们觉得红军有可能发展，就作罢了，但没有认识到这种调动是错误的。”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1929年2月7日，党中央给朱毛红四军前委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周恩来所写。周恩来是中央常委、军事部长，实际上是主持着中央日常工作。
周恩来所撰写并以中央名义下达的“中央二月来信”的部分内容：“你们应该有计划有关联地将红军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界各乡村中进行深入的土地革命……在革命高潮来到的时候，农民武装将愈加积极地聚成红军的组织，从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看来是愈于革命有利的，但目前问题的中心并不在此，而是要计算这一只武装力量如何避免被敌人消灭……中央依据目前的形势，决定朱毛两同志有离开部队来中央的需要，两同志在部队中工作年余，自然有不愿即离的表示，只是中央从客观方面考察和主观的需要，深信朱毛两同志在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一方面朱毛两同志离开部队，不会有更大的损失，且有利于部队的分编计划的进行，因为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太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分编更多不便；一方面朱毛两同志于来到中央后可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贡献给全国以至整个革命。”
“二月来信”，基调非常的悲观，大体意思是说：农村的经济供给非常的困难，朱毛这种大部队是不能生存的，所以，要分编为小部队打游击。即使这样，也未必能够生存，为保护党的重要干部，朱毛回中央工作。
毛泽东、朱德回中央工作，谁接替工作呢？周恩来派来一个刘安恭。
红四军还有一个三号人物陈毅呢。
既然朱毛留在红四军非常的危险，那就让刘安恭、陈毅在这里碰运气吧。
从这个安排看，在周恩来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看来，毛泽东和朱德的分量是远远在刘安恭、陈毅之上的。
刘安恭，四川人，曾与朱德一起在德国留学，曾在苏联学习军事，朱德策动四川军阀杨森部队响应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时，刘安恭也在杨森部队当参谋，1929年4月，刘安恭是带着中央“二月来信”到闽西的。
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不但看不起毛泽东这个土包子——朱德、陈毅都有出国的经历——而且，他也比较教条的理解中国的革命，很自然就对抗探索中国革命实践的毛泽东。
朱、陈、刘一起对阵毛泽东。
经过讨论，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向中央汇报拒绝接受中央的指示。
“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国民党三次‘进剿’井冈山，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革命潮流逐渐升涨。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消灭。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屠杀主义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再不能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
毛泽东分析当时的社会力量，共产党的力量虽然被国民党打击的七零八落，但，国民党快速的暴露反动的面目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的代理，革命群体开始反对国民党的反动，一般群众也开始表达自己的不满，即使国民党的铁杆支持，也是因为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当然也有‘李涯’等坚定的信仰者），“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
毛泽东断言：“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
毛泽东坚信：“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国民党既丢失革命群众的支持有没有争取群众支持的能耐，遇上能搞党群关系的共产党和毛泽东，一旦遇上地裂天崩的特大政治事件，那是必定要完蛋的。问题是，国际帝国主义的矛盾和中国的落后注定中国躲不开被日本侵略这一劫。
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里说：“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
国内的军阀混战和国际的势力范围争夺是不可能停止的而只能加剧的。
毛泽东对于党的六次大会提出了一些异议：“（党在大城市中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举行暴动。但是革命的发展将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的口号积极的态度才能领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态度之下才有可能……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这一段才是我们理解毛泽东之所以成为党的最高领袖的关键。
中共六大选出的党的主要领导人，包括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他们对于中国革命，最担心的竟然是“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
毛泽东非常深刻的批评说：“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毛泽东强调“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因为单纯的暴农没有意识形态追求而最终只能失败。同样的道理，因为农业社会的中国无产阶级力量的弱小也无法独立完成革命而必须联合革命的主力军农民阶级。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给红四军的二月来信，表面看是对农村革命前景的悲观，其骨头里是害怕朱毛红四军力量的大发展冲淡了共产党革命的无产阶级属性。
周恩来等人认为，一个人的思想是社会阶级属性的反映，疑惑农民革命的进步意识。
毛泽东认为，在一个农民社会里，无产阶级可以通过对思想改造和组织领导最终完成阶级革命。
毛泽东发明了“思想改造”这一有力的武器。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74节
朱毛在井冈山时期的力量的确比较微小，可是，共产党手头的武装力量也非常的微小，就1928年而言，朱毛红四军是共产党掌控的最重要的武装力量，所以，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朱毛红四军的态度等同于对待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农村红军的态度。
1928年年底到1929年年初，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待井冈山红四军的态度是两点：1、革命整体低潮，所以，红四军生存的可能极小；2、在纯农村的大环境里，如果红四军获得了发展，那么，就冲淡了无产阶级的领导而可能蜕化为土匪。
我们必须承认，就一般规律而言，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思考是正确的，因为，在毛泽东没有开上井冈山之前，已经参加了革命的袁文才、王佐保存实力上了井冈山其性质已经退化为“有革命倾向的土匪”。
如果没有毛泽东开上井冈山，袁文才和王佐能够长期保持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吗？
即使在红四军内部，朱德、陈毅、龚楚都没有认识到建设根据地的重要性，他们热衷的是冲州撞府的流寇主义。
袁王，是山大王主义，重视巢穴而心无大志。
朱陈是流寇主义，重视对敌人的破坏而不关注根据地建设。
毛泽东，把军事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紧密结合为一体，并贯彻无产阶级的纪律性和组织性。
在毛泽东之前，没有人想到无产阶级的革命竟然有这种一条道路，也没有人认识到社会进步竟然还有一条不立足社会生产实践而成功思想改造的模式。
毛泽东对于中国的巨大贡献，当然是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建立一个新的政权，当然是一件光荣而骄傲的事业。不过，古代的中国帝王，比如刘邦、李渊、朱元璋也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他们的光荣和骄傲是否等同于毛泽东呢？当然不是，毛泽东的伟大和骄傲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因为，他不但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最重要的是他从根本上改造了中国的社会和国民的性格。
1979年以来，邓小平开端的改革开放已经接近三十年，三十年来，中国的社会进步一日千里，令整个世界目不暇接瞠目结舌。
历史发展到2017年，巨多的国家在向中国学习，图谋借鉴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请问：他们能够克隆或者借鉴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和经验吗？
雨花石认为，大部分国家可能借鉴一点或者一部分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但，无法克隆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如果有，只能是越南、朝鲜等等社会主义国家，原因极简单，落后的国家之所以落后都有内部的“传统文化”问题。
我这里的“传统文化”加了引号，并不是狭隘意义的“文化”，比如《红楼梦》等文艺，而是指建立上层建筑的哲学和民俗等等。
我个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社会的大进步，既有缓慢的量变，也有剧烈的质变。
比如，蝉，就是知了，也就是可以油煎吃的那玩意，它的一生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蝉将卵产在树上，这个卵一直到第二年春夏才孵化出幼虫。第二个阶段，蝉的刚孵出的幼虫顺着树干爬到地上或掉落地面，然后找松土钻入地下，幼虫在地下靠刺吸式口器吸取树根的汁液缓慢生长至少7到15年、甚至20年。第三个阶段，生长成熟的蝉爬出地面、脱去外壳、等翅膀变硬就成为成虫。
法布尔描写了蝉脱壳的过程：
“幼虫蜕皮是从背上开始的。外面的一层旧皮从背上裂开，露出淡绿色的蝉来。先出来的是头，接着是吸管和前腿，最后是后腿和折叠着的翅膀，只留下腹部还在那旧皮里。
蝉脱壳的时候，可以说是表演一种奇怪的体操。它腾起身子，往后翻下来，头向下倒挂着，原来折叠着的翅膀打开了，竭力伸直。接着，尽力把身体翻上去，用前爪钩住那层旧皮，使它从那层旧皮里完全蜕出来。那些旧皮就只剩个空壳，成了蝉蜕。整个过程大约要半个小时。”
卵和若虫和成虫有截然不同的外形，三个阶段之间的演化就是“质变”，而“质变”的过程其实非常的痛苦。蝉在蜕壳的时候，血液会因为挤压翅膀而得到流通，这样可以使它们的翅膀拥有飞翔的力气，也是它们长大为成虫的关键所在，而一旦蜕壳失败，也就意味着这只蝉的生命到了尽头。
蜕壳有巨大的危险，成功就纵声歌唱雌雄交配繁育后代，失败就万劫不复。
对于一只“若虫”阶段的蝉而言，破土而出、缘树而上，然后集结一切可以集结的力量蜕壳，对于一只生命长达8年以上乃至于20余年的蝉而言，他生命里最危险的阶段恰恰就几个小时——有多少蝉在这个阶段被人类活捉后油煎满足口腹之欲？
人类社会的大发展，正如蝉蜕，虽然生活的习性不变而继续吸食树液，但，其外形，也就是“文化”有了巨大的变化。
如果拒绝变革、拒绝蜕壳，爬行的虫能够展翅飞翔吗？
指引现代中国进步的根本思想是什么呢？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还是孔子的儒家思想？
如果是儒家，鲁国为什么被灭、朱明为什么被灭、满清为什么被英国打的满地找牙？
最痛苦的一点：脱亚入欧的日本为什么能够侵略抱残守缺的旧中国？
你不是传统文化狠先进吗？
那么，指引中国进步的根本思想当然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
这个结论是对的，但，还要给予补充，因为，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一些国家并没有强大到国富民强的阶段，苏联倒闭了东欧巨变了。所以，指引中国进步的根本思想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中国社会实践的正确结合。或者说，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且继续发展着马克思主义。
有人说，指引中国进步的思想竟然发端于一个外国人，我比较痛苦的不能接受。
金庸的《天龙八部》里乔峰大战聚贤庄，少林寺的玄难以“袖里乾坤”和玄寂的“天竺佛指”双战乔峰的“太祖长拳”，乔峰批评道：“久仰‘天竺佛指’的名头，果然甚是了得。你以天竺胡人的武功，来攻我本朝太祖的拳法。倘若你打胜了我，岂不是通番卖国，有辱堂堂中华上国？”
这下麻烦了，“玄寂一听，不禁一怔。他少林派的武功得自达摩老祖，而达摩老祖是天竺胡人。今日群雄为了乔峰是契丹胡人而群相围攻，可是少林武功传入中土已久，中国各家各派的功夫，多多少少都和少林派沾得上一些牵连，大家都已忘了少林派与胡人的干系。这时听乔峰一说，谁都心中一动。”
所谓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包含佛教文化的，历史发展到今天，汉族人已经无法把佛教的影响清除于文化、风俗生活，至于满蒙回藏维等少数民族，他们民族文化信仰的核心是佛教或者伊斯兰教，当然也是外来文明。
鲁迅先生曾经告诉我们，对于外来的思想和器物，只要有用，态度是一个：拿来主义。
教条式的坚持原则和狭隘的小集团利益，都是害人的东西。
但，外来的思想，难免有不贴近中国社会实践的一面，于是，有了改造、结合、发展。
指明中国社会进步方向，是，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并进行了最深刻的结合，的，是毛泽东。
在毛泽东之前，有太多的精英实践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比如孙中山，可是，这些精英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里糟粕的扬弃进行的非常的不够。
在中共的第一代领导人中，甚至于在同时代的中国人里，毛泽东都是非常侵润了传统文化的人，可是，毛泽东非常冷静的认识到自己喜欢的传统文化对于新社会的巨大负面影响，比如，诗歌。
毛泽东当然是一个诗人，而且是一个有影响的诗人，正如他是一个有影响的书法家。
作为诗人，毛泽东是自信的。1936年，红军力量、尤其是毛泽东能够指挥的红军力量极微小的时代，在陕北峰峦起伏的黄土高原上，毛泽东举起套着灰色棉袄袖子的右手、指着自己的鼻子对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了这样一句——“谁说我们这里没有创造性的诗人？这里就有。”
直到1937年，伴随着《西行漫记》的发表，党内外的人们才惊讶地发现，长期战斗的穷山沟里的毛泽东，竟然还会写诗。
让毛泽东的诗才名扬天下的是1945年在重庆发表《沁园春•雪》。
谁都不敢说毛泽东不懂旧诗、不爱好旧诗。
毛泽东对自己的诗才倒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1964年，陈毅出国访问期间写了许多诗章。1965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会议中，毛泽东问陈毅，最近怎么看不到你写的诗发表呢？
陈毅见毛泽东如此关注自己的诗作，便回答说:“一年来，我走访了近20个国家，随手写了十几篇诗，现在还没有定稿，等改好之后，我想呈送 ，请 大笔斧正，不知行不行？”毛泽东听罢，含笑答应:“好啊。”
于是，陈毅把《六国之行》的七篇诗作呈送给毛泽东。
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复信陈毅谈论诗篇：“ 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你的大作，大气磅礴。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未合。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
毛泽东评价自己，“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 “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
毛泽东还评价陈毅，“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未合。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
毛泽东的意思，他自己和陈毅，压根就没有掌握律诗。
那么，他们在诗歌创作中有什么贡献呢？
毛泽东评价陈毅的优点：“你的大作，大气磅礴。”
革命家的雄魄，绝非普通诗人所能仰慕。
《红楼梦》第48回林黛玉教香菱作诗：:“什么难事,也值得去学!不过是起承转合,当中承转是两副对子,平声对仄声,虚的对实的,实的对虚的,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
香菱笑道: “看古人的诗上亦有顺的,亦有二四六上错了的,所以天天疑惑。 如今听你一说,原来这些格调规矩竟是末事,只要词句新奇为上。”
黛玉道:“正是这个道理, 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 这叫做‘不以词害意’。”
以林黛玉的评价，毛泽东和陈毅的律诗的格律不严整，并不是什么重要的缺憾。事实上，大部分认为毛泽东的律诗，比如《长征》和《占领南京》是非常好的，因为里头有真情有真意。
林黛玉写不出陈毅的诗篇，也写不出毛泽东的诗篇。
林黛玉临死的时候，也许没有写诗，如果写，她能够写出《梅岭三章》这样慷慨激昂的洪钟吗？
而且，毛泽东和陈毅并不仅仅是雄魄，毛泽东旁敲侧击的说，他和陈毅是有专长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75节
在给陈毅的这封信里，毛泽东谈论了诗歌创作的一些规律。
“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腊。以上随便谈来，都是一些古典。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毛泽东指明，诗歌的最大特点是“要用形象思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如果诗篇较长，“赋也可以用”，“然其中亦有比、兴”，否则，就不成为诗篇。
杜甫的《北征》、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都是比较长的叙事诗，于是“赋”，但，既然是诗，就必须“比兴”。
羊群走路靠头羊，
陕北起了共产党。
领头的名叫刘志丹，
把红旗举到半天上。
草堆上落火星大火烧，
红旗一展穷人都红了。
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
陕北红了半个天。
我们读上面的几节，立即感受到浓浓诗情，因为里头有“比兴”的手法。
“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在散文创作方面有巨大的贡献，不过，他写诗也有这种特点，统称为“韩愈以文为诗”，也就是诗歌写的像文章一样，很被批评，毛泽东个人的偏好是李贺，韩愈的诗歌正好是另外的极端，但，毛泽东仍然比较理性的评价韩愈“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
毛泽东批“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腊。”
请注意，毛泽东是喜欢写词的，宋代是词的时代。
毛泽东本人真的很喜欢古体诗，那么，毛泽东对于新中国成立后诗歌创作的方向是怎样确定的呢？
毛泽东说：“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
毛泽东规定了现代诗歌创作的手法——形象思维——毛泽东规定了诗歌创作的内容——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毛泽东规定的诗歌创作的禁忌——古典绝不能要。
什么意思呢？毛泽东的意思是说：未来中国的诗歌必须是新诗，古典诗歌“绝不能要”。
甚至于，毛泽东非常明确指出，“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之所以如此，因为毛泽东评价，“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
近代中国的文化，新诗的地位非常尴尬。
钱钟书《围城》第三章，几个归国留学生聚会期间谈到了诗。
赵辛楣释然道：“快多写几首，我虽不懂诗，最爱看你的诗。我那位朋友苏小姐，新诗做得非常好，对旧诗也很能欣赏。回头把你的诗给她看。”
董斜川停笔，手指拍着前额，像追思什么句子，又继续写，一面说：“新诗跟旧诗不能比！我那年在庐山跟我们那位老世伯陈散原先生聊天，偶尔谈起白话诗。老头子居然看过一两首新诗。他说还算徐志摩的诗有点意思，可是只相当于明初杨基那些人的境界，太可怜了。女人做诗，至多是第二流，鸟里面能唱的都是雄的，譬如鸡。”
……
苏文纨“知道斜川写了诗，也向他讨，因为只有做旧诗的人敢说不看新诗，做新诗的人从不肯说不懂旧诗的。”
那么，毛泽东喜欢新诗吗？
曾经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林克回忆毛泽东：“对诗，他有个特点，喜欢古诗不爱看白话诗，臧克家讲过这个问题，说他虽然不愿看白话诗，但提倡写白话诗。毛泽东和我说起时，就更坦率了，大概也没有什么忌讳，他说，让我看白话诗，给我一百块大洋我也不看。”
给一百块大洋也不看一首很短的白话诗，可见毛泽东对白话诗讨厌的何等彻底而决裂。
毛泽东对于诗歌创作的态度，最尖锐的体现在和臧克家的交流。
1957年《诗刊》创刊。毛泽东给《诗刊》的首任主编臧克家写了《关于诗的一封信》。其中除了表示同意《诗刊》发表他多年创作的旧体诗词18首外，还写了如下一段十分重要的话：“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
毛泽东不提倡青年写旧体诗，“因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
这是公开发表的思想，可是，可是臧克家后来在自己的著作《毛泽东和诗》中还转引了毛泽东的另一段话：“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象我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怨而不伤，温柔敦厚嘛……”
私底下，毛泽东又提出一个新的观点：“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
毛泽东的意思是说，旧体诗如果与时俱进搞改革，就拥有巨大的生命力。
公开不提倡，私下很欣赏，这是毛泽东对旧体诗歌的态度。
问题是，不让学习“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的旧体诗，是否是一种巨大的损失呢？
最怪异的是，毛泽东自己喜欢也擅长呀？
我们必须承认，因为发表了《沁园春》，毛泽东的诗歌创作在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斗争里是起到一点作用的。
当时在重庆的美国记者斯特朗，曾评述说：“毛泽东写的这首诗震惊了重庆文坛，那些文化人以为他是一个从西北来的土宣传家，而看到的却是一个在哲学和文学方面都远远超过他们的人”。
很多文人，是有一点清高的，他们认为来自于穷山沟的队伍都是李自成、张献忠，顶多也就自学有点文才的朱元璋，万不料，来了一个能写《沁园春》的毛泽东。
毛泽东去重庆谈判，见到了老朋友柳亚子，“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
1945年９月６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一道拜访柳亚子。柳亚子要拜读毛泽东的大作，“索句渝州叶正黄”。
我们知道，毛泽东和柳亚子分别19年，期间有颇多的诗词创作，现在，向老朋友谈诗，当然要最好的作品，于是，毛泽东将１９３６年２月所作《沁园春•雪》书赠老友。
柳亚子读罢，击节叹赏，精心构思，“次韵和毛 吟雪之作”：
廿载重逢，一阕新词，意共云飘。叹青梅酒滞，余怀惘惘；黄河流浊，举世滔滔。邻笛山阳，伯仁与我，拔剑难平块垒高。伤心甚：哭无双国士，绝代娇娆。
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浓情着意雕。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在和词里，柳亚子赞美毛泽东是“看千古词人共折腰”，欣喜自己与毛泽东的感情，表示支持毛泽东领导的中共的革命，“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柳亚子将这两首词抄好，拿到《新华日报》要求发表，编辑部因有相关规定，不肯发表毛泽东的作品，只同意发表柳亚子的和作。柳亚子的和作传播开后，读者自然想读毛泽东的原作。《新华日报》社内已在传诵《沁园春•雪》。尽管没有公开发表，这首词还是以各种方式，在一定的范围内流传。
《新民报晚刊》“西方夜谭”编辑吴祖光，得到这首辗转抄录的词，读后觉得中间虽有遗漏，然其气势已是雄浑豪迈、空前绝后。他原以为是苏东坡、辛弃疾所作，但找遍苏、辛词作，也没有寻到答案。后来，才知道是毛泽东所作，他感慨道：“只有这一个人才能写出这一首词。”
11月14日，在没有得到毛泽东同意的情况下，吴祖光将这首词在《新民报晚刊》发表，题为《毛词•沁园春》，并在词后加按语曰： “毛润之先生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毛氏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青年法，尤不足为外人道也。”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76节
一石激起千层浪，“毛润之先生能诗词”，毛泽东的文人政治家、诗人政治家的形象，在国统区知识分子的心中，得以认知和确立，并有了热烈的唱和。
蒋介石先是对这一唱和风潮不以为然，等到他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念给他听之后，他“茫然”问道：“这是毛泽东自己写的？”陈布雷说：“就连党内一些能吟诗作词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上乘之作，对毛泽东的胸怀学识产生敬意。现在很多人在为毛泽东的词着迷，不管在朝在野，是敌是友，都在唱和着。我们的谈判才开始，毛泽东已在重庆产生了巨大影响，后果实在令人堪虑。”
蒋介石随即指示各地、各级国民党组织，在能作诗填词的国民党成员中广为征集《沁园春》，打算从中选出几首意境、气势、文字超过毛泽东的，以蒋介石的名义公开发表。然而，直到蒋逃离大陆时，国民党连一首可以拿得出来的“毛泽东级”的《沁园春》都没能写出来。
除此之外，在蒋介石侍从室的指使下，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直接召开会议，布置他们控制的报刊同时以“和词”的形式，对《沁园春•雪》进行围攻，并迅速波及到全国，形成一场国共两党的文化大战。吴祖光则因为发表毛词，受到国民党的追究，被迫逃往香港。
毛泽东的旧体诗才，非常正面塑造了毛泽东的形象，对中国革命产生积极的影响。为什么，毛泽东不积极发表自己的旧体诗篇呢？
吴祖光在《新民报晚刊》发表《沁园春》的时候，有一个按语解释了这一点：“据毛氏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青年法，尤不足为外人道也。”
毛泽东称之为“游戏之作，殊不足为青年法。”
毛泽东的意思是说：旧体诗词过于严格的格律平仄要求，固然体现了汉文字的音韵特点、也体现了诗歌创作的音节结构的美，但因为过于苛刻的限制，有极端明显的“文字游戏”特点，过于束缚了人的才情、性情，尤其是不利于劳动阶级掌握，所以，不适合在青年人中提倡，“殊不足为青年法”。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
旧体诗词，当然不能为“工农兵服务”，因为那个时代的工农兵的文化层面非常的低，即使经过扫盲，也不过能够读一点浅显的文章，这典故多多的旧体诗，这不适合写“火车”、“拖拉机”的旧体诗，当然就很难反应新生活，也很难被民众理解和接受。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谈到文艺的“工作对象”问题：“在上海时期，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在抗战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范围曾有过一些扩大，但基本上也还是以这些人为主，因为那里的政府把工农兵和革命文艺互相隔绝了。在我们的根据地就完全不同。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根据地也有学生，但这些学生和旧式学生也不相同，他们不是过去的干部，就是未来的干部。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看书、看报，不识字的，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受者。即拿干部说，你们不要以为这部分人数目少，这比在国民党统治区出一本书的读者多得多。在那里，一本书一版平常只有两千册，三版也才六千册；但是根据地的干部，单是在延安能看书的就有一万多。而且这些干部许多都是久经锻炼的革命家，他们是从全国各地来的，他们也要到各地去工作，所以对于这些人做教育工作，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向他们好好做工作。”
毛泽东说，抗战之前的上海，“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其实，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的接受者都是以学生为依托，道理很简单：没有文化就很难欣赏文艺。
有一个笑话。某饭局，某人非常感概的说：以后要讲究生活质量，不能吃垃圾食品，我老婆告诉我，我家饮食吃了太多转基因食品，弄得儿子和我的基因都对不上了。
这就是没有文化的缺点。
毛泽东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出一本书，“一版平常只有两千册，三版也才六千册”。
为什么出现在种状况呢？简单，作品有些“阳春白雪”，不但没有文化的底层民众不能欣赏，就是文化层面较低者也不能欣赏。
受众面如此之低，说明这种文艺的服务对象是上层社会和思想依附在上层社会的阶层。
作为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呼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而那个时候的工农兵的文化教育是非常差劲的，所以，毛泽东就要求文艺工作者放下架子亲密接触工农兵写出能够被他们接受的作品。
我们知道，毛泽东是比较喜欢李商隐的作品，李商隐的诗歌是非常的晦涩难懂，尤其是《锦瑟》、《无题》，解读非常的难。20世纪80年代，中国诗坛曾经流行朦胧诗，我也曾经有欣赏的兴趣，后来果断放弃。
象牙塔里的文艺，往往文字鼓捣的比较的特异，但，欣赏，太难了。
反过来讲，白话诗，最起码因为是白话，写起来可以贴近生活，好欣赏一些。
比如，便是毛泽东自己的《沁园春》，在初中语文教科书，就只能编到毕业班的层级，因为这词里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等5个历史人物，有“风骚”和“大雕”两个高难度的词汇，必须有一点历史知识才能理解。
“风骚”来源于“国风”和“《离骚》”，一般老百姓真的不好理解。
民间的另一种理解，“风骚”有形容人“性感”的意思。
1986年，我上初三，正热播翁美玲版的《射雕英雄传》，两项配合，才理解毛泽东那“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自信。
我少年时代，有两个东西最流行，女看琼瑶、男看金庸。为什么呢？简单，易懂，那个时候老百姓的阅读能力还非常的有限。
即使社会进步到21世纪的今天，即使在大学生这个文化层面，欣赏旧体诗词仍然是一个有压力的活。
比如，1964年春，毛泽东写了《贺新郎•读史》，里头就有“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和“盗跖庄屩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等词句，没有对中国古代历史较多的学习，是弄不明白“郊原血”、 “盗跖庄屩”、“陈王奋起挥黄钺”等含义的。
根据材料，我们可以肯定无疑的说，毛泽东接受过比较系统的古典诗词教育，他非常的热爱古典诗词，他能够无障碍欣赏古典诗词（这一点远远超过今天的绝大多数大学生包括雨花石），他能够写很好的旧体诗词（在今天没有那个人敢于说写旧体诗词的能力比肩毛泽东），毛泽东写的旧体诗词在中国革命历史上起到过积极的作用，毛泽东创作的旧体诗词在中国民众心目里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且继续发挥着影响力。
根据材料，我们可以肯定无疑的说，毛泽东不提倡乃至于反对青年人创作旧体诗词，虽然，他本人从来不看白话诗。
这样一来，就诗歌创作的旧体诗和白话诗的选择，毛泽东的个人偏好与青年教育形成截然相反的态度。
毛泽东的意思是说，旧体诗非常的美丽，有生命力，但，因为创作的格律形式和遣词造句的“避俗”，决定了旧体诗只能适合旧时代而不能适应新生活。
旧体诗的格律形式的严格桎梏，很容易理解。
其实，就是白话新诗也讲究形式的美，结构的美。这一点，其实旧体诗在新时代是容易改革的，比如元散曲就可以加衬字。可是，遣词造句的“避俗”特点是旧体诗无法跨越的艰难。
什么是遣词造句的“避俗”特点呢？
比如，毛泽东说漫长的人类历史弥漫了残酷的战争，遣词造句是“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
这“弯弓月”，俗话就是拉弓射箭打架杀人。
他当然也可以写成，“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抡刀枪。”
可是，“抡刀枪”相比“弯弓月”就太土里土气的用词不“诗化”了。
社会发展进入近代，新事物、新名词层出不穷，取代了旧生活和旧事物，旧体诗的遣词造句就遇到了的“避俗”麻烦。
比如，飞机，在诗歌是怎样写呢？
“九一三”之后，叶剑英写了《斥林彪》一诗：铁鸟南飞叛未成，庐山终古显威灵。仓皇北窜埋沙碛，地下应惭汉李陵。
叶剑英称飞机为“铁鸟”，是遣词造句的“避俗”。
张艺谋在《古今大战秦俑情》里将“火车”称之为“铁马”。
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可以将耕地的拖拉机称之为“铁牛”。
可是，“铁马”有陆游的诗句：铁马冰河入梦来。
这“铁马”和“铁马”不一样呀。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接见熊向晖时念杜牧《赤壁》诗：“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毛泽东接着说：“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真是‘折戟沉沙’呀。”
因为林彪事件牵扯到“三叉戟”，所以，用“折戟沉沙”概括林彪事件真的很经典。
可是，杜牧的“折戟”的戟是武器，与飞机三叉戟真不搭界。
同样，汽车怎样“避俗”呢？铁轮？
那么，坦克车呢？
他倒是非常贴合岳飞“踏破贺兰山阙”的“驾长车”。
这就太难了。
我举另外一个场景。某男青年在酒吧给翩然惊鸿的美女送了一杯红酒，于是搭讪成功交换了电话号码。
这大约可写成：隔座送酒桃花红。可是，互留手机号码，用旧体诗词怎样写呢？古人是鸿雁传书或者锦帕寄情，手机这玩意有铃声，我们借用“驼铃”或者“鸽哨”？
不过，现实生活的经典桥段是男人拿红玫瑰求婚，我们是否写成“人约黄昏玫瑰红”？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77节
从个人的艺术欣赏习惯和对古体诗的生命力的判断而言，毛泽东真的喜欢古体诗而疏远新诗，可是，毛泽东对于自己的代表作《沁园春》的评价是“游戏之作，殊不足为青年法”。
毛泽东的意思是说，古代的诗歌，对于青年而言，也就是欣赏和借鉴，绝对不可以让青年们在这上面耗费精力。
其实，这个不仅仅是古体诗的问题，整个的生产生活里的传统文化都有这种逻辑，任何一个怀旧的人都不可能抵御近现代文明而继续生活中古代的田园牧歌里。
比如，有一个叫《狼图腾》的书里，就非常怀旧古代的生活，对于牧民骑摩托车放牧就颇有微词，他那个意思，骑着骏马保边疆，挥着鞭儿“风吹草低见牛羊”才是诗情画意的生活。可是，和骑马相比，摩托车只要有油就不需要照料，速度远远超过战马。
而且，《狼图腾》里真有狼群吃掉马群的情节，一人骑一马极难闯过狼群的追杀。这是因为和狼相比，马虽然能够长途奔袭但速度并没有优势，短距离冲刺，狼比马更快。
一般的马，奔跑的时速约20公里，最快时速可达60公里，可连续奔跑100公里。
摩托车呢，时速60公里是轻松平常的速度，逃命的时候时速100是正常的，满箱油跑200公里太简单了。
所以，面对新科技，牧民舍弃骏马而骑摩托车是非常实际的选择。
同样的道理，我们喜欢的是西式楼房呢还是传统的四合院？
四合院，一个比较明显的缺点是不利于集体供暖。在今天的北京城，能有几人住得起那么大面积的四合院呢？反正我非常快意住楼房。
我问一个比较难回答的话：中国和美国的地理环境大体相当，为什么1945年的美国就比中国发达的那么厉害呢？
请注意，社会制度原本也是社会文化的范畴。
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地理环境的因素，两个国家的差别其实就是文化的差别——科技等等其实都是文化。
比如，1840年中国让英国掐的很苦，1853年日本让美国掐了一下，可是，日本极快的就完成了明治维新，中国呢让日军打的满地找不到牙。中国的资源，当然要比日本丰富。这说明，日本文化里有长于吸收学习的长处而满清时期的中国社会文化就过于固步自封拒绝进步了。
我们看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进步，大体的规律是开放程度越高越进步，舍弃旧有文化越彻底社会越进步。
这个，我并不是数典忘祖而是经过痛苦思考后痛苦的结论。
就日常生活而言，其实我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
我请朋友们接受如下结论：1、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必须兼容并蓄，中国的传统文化原本就是兼容并蓄的，比如，中国古人就接受中国压根就没有的外来的狮子为民族的吉祥物，今日的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接受新的外来的吉祥物呢？2、任何社会的进步，即使因为地理的阻隔不能容纳外来的文化因子，其自身也必须自我更新，创造新的器物、创新思想，因为，人类社会生存的核心哲学，我接受的是“与时俱进”，如果你个人或者社会不能时时刻刻有所创新，那么，就必定是落后，而落后，正如强盛的动物吃掉弱势的动物，落后必定要挨打，这个是真理。3、中国古人曾经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说明我们古人也认识到封闭的环境封闭的思想容易自我压抑，要想进步，就必须借助外力，孟子曾经说作对的“敌国外患”和对立的“法家拂士”是国家进步的外在刺激。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继承发扬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其优秀的内核而不是具体的外在形式。
我们讨论一个民族的文化的根基，不是他的外在形式而是基本特点。
比如，就仅仅果腹维持温饱而言，也许看不出中餐和西餐的区别，可，如果富足之后的饮食需求，我们中餐的特点是追求口感和繁琐而西餐追求的是营养和便捷——其实我没正儿八经吃过西餐，我只是感觉。
我个人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实事求是和兼容并包——生存第一。
这一点，体现最鲜明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比如百家争鸣，比如合则留不合则去，比如胡服骑射。
简单的说，只要实用就无所禁忌。
大中国古代文化的鼎盛是隋唐，而隋唐盛世的文化根基是南北朝时期的“三教并立胡汉杂糅”。
一直到明朝，汉民族在文化心态上仍然是开放而并不夜郎自大掩耳盗铃，其重要体现就是《西游记》。《西游记》有两个思想非常厉害：1、承认外来文化有先进的长处，提倡“西游取经”，其代表是唐僧；2、人格独立，敢于挑战权威，其代表是孙悟空。
佛教是文化吗？当然是文化。佛教是古来有之的文化吗？
所以，清之前的中国人胸襟是非常开阔的，是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的——不但比清朝开阔，就是比民国也开阔，乃至于比今日的一些人也开阔。
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对新进文明、新进事物毫无顾忌的拿来主义，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今日很多人偏偏以保留传统而固步自封。
比如，新中国成立后，一个巨大的贡献是简化汉字。
坚持繁体字的一些人，说，汉字简化丢失了汉字造字原有的意义。比如，“有心才爱”和“有麦才面”。那个意思，用简体字就背弃了中华文明。
其实，真不符合社会的发展。
第一，随着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交流和融合是日益发展的，共同的生产和生活，必定需要共同的语言、文字的交流和选择，在这个过程里必定有些文字和语言被淘汰，比如，辽国的契丹文，随着耶律楚材的离去而再无人能够识读。随着历史的发展，必定还有更多的语言文字的交流融合。比如，近代以来，中国汉字一个是引入了标点符号——中国古代虽然也有符号但不能满足客观的需要——另一个是引入了阿拉伯数字以及整套的数学计算模式。
也就是说，在今日的社会生活里已经不可用古代的数学计算模式教学和生活，这说明，我们古代的文字和符号是有缺憾的，或者是比较不简洁的。
很多朋友可能批评我，文字就是文字，你扯什么数学和标点符号呢？
我们知道，文字是一种记录工具和交流工作，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工作。
请注意，我这个排序正如说，衣服是一种遮风挡寒（阳光强烈区还有防灼烧功能但考虑到热带地区人们穿衣的特点我们说衣服的主要功能是遮风挡寒）的物品和性掩饰（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衣服的一个巨大功能），衣服也承担着文化的传承。
我们知道，世界各地基于自己的地理条件有各种各样的服饰，热带的衣服肯定不能和寒带的服饰互换——内裤也许可以。
我们还知道，世界各地的衣服都有一些装饰，甚至于有一些压根仅仅是审美的装饰，比如金庸《书剑恩仇录》里的霍青桐的标配是“翠羽黄衫”。 “黄衫”的“衫”属于“遮风挡寒”的衣服基本功用，“黄衫”的“黄”就属于可调剂的审美功用——可以是“绿”，也可以是“红”，不过，一定要有一个颜色。“翠羽”本身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装饰，她代表一种文化的选择。
“翠羽黄衫”的“黄衫”在热带地区也许有，但一定是短褂， “翠羽”在热带地区就够呛了，那么热，戴一顶有羽毛的帽子，大约有些缺心眼。
我的意思是说，衣服有“性掩饰”这一人类文明的基本功用，所以，他的确是一种文化，而且，所有人类的衣服的裁剪、装饰都是一种文化选择，所以，衣服的选择真正是一个文化现象，然而，人，对于衣服的选择，归根结底还是“遮风挡寒”的生活需求。
也就是说，不管某种衣服多么美丽、多么传统，只要不符合现实生活的实践需求，必定被淘汰或者仅仅是一种被高高挂起的精神慰籍。
比如，日本人的传统衣服是和服。可是，在今天的日本，除非重大的节日，男女都不穿和服，因为它不适合今日的社会生产。
同样的道理，中国古代也有传统的衣服，比如军人的盔甲，在今天就无法适用于军人。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78节
有一个真实的民族文化让位世界趋同的故事。
1955年解放军授衔，在授衔仪式上究竟应该如何穿着，在一开始就成为了焦点问题。这个争议有两种思路，一个是提议统一穿着正军装，这样更严肃，有纪律性；第二种则建议根据民族风俗穿着，这样有利于体现特色和多样性。
军装彰显民族文化，怎么讲好像都有理，怎么反对都不对。
可是，军装彰显民族文化遇到一个现实的难题，军人来自于“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当然就“五十六个民族”文化，也就要求“五十六个民族”各自设计彰显自己民族文化的军装。
那家伙——白云阿姨说——那家伙，授衔仪式上人山人海，几十种彩旗招展，几十种军装混杂，几十种军乐齐响，那将是多么热闹的场面呀！
可是呢，这种提议在民族认同和团结方面有所裨益，高级将领里还有相当少数民族的人物，即使持有反对的观点，却因为涉及民族层面的问题，也不好直白讲明。
于是，陈赓将军在会上发言了。
陈赓的发言有好多版本。
一个版本，陈赓说：“咱们要不就在背后插大旗，不一样的级别就插不同数目的大旗，这样就有民族风格了。”
陈赓这个玩笑让叶剑英元帅都笑得喘不过气来。后来就没人再提搞民族风格军衔的事了。
另一个版本。陈赓说：“这个提议很好！到时候每个民族的将军不穿军装，都穿上自己民族风俗服装，我是汉族人，我就穿上戏台上背后插着带有小旗的戏服，有多少兵马，就插多少小旗，我指挥过万千军马，怎么也得插上几十面小旗，到时候我就这么穿！”
提议的同志顿时无话可说，叶剑英听了也忍俊不禁，说你这个开心果啊，就是会说话！
陈赓的这个故事，对于我们乃至于所有人的文化思维都是一个核心思考：民族文化与科技的世界趋同。
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一个不可以割裂的整体，是一以贯之的指导生产生活。《论语•里仁》有孔子思想的核心。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孔子和曾子以对话研讨的模式揭示了孔儒思想的核心是“忠恕”。所谓“忠”，放在现代社会就是恪尽职守做好工作，并不是专指为昏君愚忠。比如，掏粪工人时传祥兢兢业业工作就是“忠”，就遵守社会规范而言阻挡高铁门的罗雪丽就是“不忠”——不忠于社会。所谓“恕”不是“宽恕”，一个男人可以“宽恕”妻子的出轨，但一个社会不能“宽恕”作奸犯科的人，因为“宽恕”作奸犯科的人，就相当于欺负遵纪守法的人——我坚决支持严惩罗雪丽。那么，“恕”是什么呢？我的思考，“恕”是对别人社会行为的“理解”，“理解”其实就是寻找违规的动机，并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我绝不宽恕罗雪丽，但我理解罗雪丽的急躁，我个人认为，经过罗雪丽阻拦高铁门，我们的措施是堵住管理的漏洞避免别人犯这种错误。不给别人犯错误的机会，也是一种“恕”——虽然“恕”的含义非常的复杂。
按照孔子和曾子的对话，整个孔曾时代的儒学理论都必须服从“忠恕”。
按照这个逻辑，中华文化传统，最起码汉民族主体文化的传统也必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即使古代曾经接受外来的文化，也必须和更古老的传统文化达成“融合”。
那么，“忠恕”在军事领域有意义吗？当然有意义，共产党人的军事文化就最讲“忠恕”，“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一切行动听指挥”就是“忠”，“不虐待俘虏”就是“恕”。
那么，讲究“忠恕”之道是否就不追究战争责任呢？我认为，“恕道”是保护放下武器的军人的合法权益但必须惩治战犯，因为惩治战犯的目的是预防战争犯罪，同样的道理，对于那些在关键节点放下武器的战犯也可以考虑其中止战争犯罪的贡献而给予“恕”，比如傅作义和平改编。
简单的说，古代中国的军事文化一定和整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哲学上一致。至于我们，在继承古代文化的时候必须考虑今日社会条件的变化，否则，就是食古不化。
比如，中国有八卦阵而西方就不可能有八卦阵。
那与军衔有什么关系？太有关系了。
我们知道，古代中国高级军官是有品级的，这一点有些类似军衔。为了彰显品级，古代中国有了补服。
补服，又称补褂，外褂，前后各缀有一块“补子”，用以区别官职差别，是从我国的明朝开始出现，并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时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
补服源头似与武则天以袍纹定品级有关。《太平御览》卷六九二引《唐书》：“武后出绯紫单罗铭襟背袍，以赐文武臣，其袍文各有恦……宰相饰以风池，尚书饰以对雁，左右卫将军饰麒麟，左右武卫饰以对虎。”
明代君主专制加强，对服色及服装图案有具体严格规定。在官员的前胸及后背缀有用金线和彩丝绣成的补子。通常文官绣飞禽，武官绣猛兽。各品补子纹样，均有规定，共分9等。据《明会典》记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规定，补子图案：公、侯、驸马、伯：麒麟、白泽；文官绣禽，以示文明：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鶒，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武官绣兽，以示威猛：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杂职：练鹊；风宪官：獬豸。除此之外，还有补子图案为蟒、斗牛等题材的，应归属于明代的“赐服”类。
中国官员，在古代服饰是“飞禽走兽”，也就是“禽兽”，普通的老百姓就“禽兽不如”了。
在此基础上，具有极强象征特点的中国戏剧在舞台上更加强化了武将品级的服饰特点，那就是戏曲中扎靠的武将背后插上三角形绣旗。
三角形绣旗，正名叫靠旗。
靠旗源于古代将官的令旗。两军恶战，指挥官传令，无过口令、号炮、金鼓，还有一个就是令旗。大军作战，指挥旗，也就是帅旗，由专职的掌旗官掌握，指挥官当然不能直接掌旗，因为这儿比较危险。《水浒传》上的梁山集团，宋江身矮力薄，不可能直接掌控帅旗，所以，身高力大的显道神郁保四就成了旗官。
指挥官需要用旗下达命令，一般是一手执旗，一手执马缰绳。如果马速很快或道路不平时，就需要双手执缰绳以保持身体的平衡，令旗就插在腰间。令旗演变为靠旗，由一面变为四面，由插在腰间变为固定在背部，虽然失去了传令的功能，但保留了将官的身份。演员通过靠旗的静与动，可以多层次地表达人物的喜怒哀乐，即使站立不动，也平添了三分帅气，一旦开打，靠旗的左右摆动、上下翻飞，又充分展现了战争的激烈气氛，调动了观众的情绪。
如果从传统文化的角度讲，真正的军事品级体现在“补服”上而不是“靠旗”上，但，虚拟的舞台上“靠旗”确实体现了军人的品级。
陈赓用“靠旗”调笑军衔的传统民族特色。
军衔，这个玩意能传统文化吗？当然不能，因为军队在战争里是要彰显军衔的，军衔是相互不熟悉的军人间确定指挥权的一个外在符号。
很多人说，我们必须尊敬传统文化，好像离开传统文化就不能生活。真的，人离开文化生活就不快意，可是，军事生活是最讲究实践的，一个民族如果僵化的恪守民族传统，比如，你一定要骑马打仗，就难免国破家亡。
有些朋友可能说，你这不是胡扯蛋吗？传统文化还能打败仗？
说真的，传统文化与赢得战争是否有关联，我是不敢下断语的。可是，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军队的职责是赢得战争，赢得战争必须遵守科学，因为科学研制的武器、科学训练的军队、科学的指挥艺术，才可以赢得战争。
比如，中国的哲学产生的八卦阵，符合冷兵器时代大兵团作战的布阵科学，所以，诸葛亮就“名成八阵图”。
唐太宗问李靖：“朕与李绩论兵，多同卿说，但绩不究出处尔，卿所制六花陈法，出何术乎？”
李世民说，李靖呀，我和李绩谈论军事，他的观点大多和你一样，可是，他不研究军事理论的来源，你的六花阵的来源是什么？
李靖回答：“臣所本诸葛亮八陈法也。大陈包小陈，大营包小营，隅落钩连，曲折相对。古制如此，臣为图因之。故外画之方，内环之圆，是成六花，俗所号尔。”
李靖的六花阵是在诸葛亮八阵图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我不知道西方是否有和八卦阵、六花阵相同的军事布局，但，在兵器大体相同的古时代，八卦阵、六花阵是非常合乎科学的军事布局。
有些人说，这是文化。我说，这是文化，更是科学。
我们知道，游戏的创制必然体现了文化传统，尤其是输赢的规则和运行模式。
比如，中国的围棋有“三连星”、“中国流”等布局，中国象棋有“三步虎”、“四六炮”、“仙人指路”等布局，国际象棋我一点也不会，估计也有各种各样的布局和套路。
同样的道理，篮球、足球、击剑等等体育活动的创制也反应了文化。
进入游戏或者体育比赛，同样的规则，就无所谓文化传统，比如，汉民族也可以赢国际象棋，汉族人也可以称霸西方发明的乒乓球。
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说，一种游戏或者一种体育竞赛，在创制的时候定然反应了创制者的文化，但，不管什么样的比赛类游戏，他的游戏规则必须科学、准确，便于推广。一种游戏或者体育活动，一旦形成比赛，赛手就是运用科学的思考或者体力而无关传统文化。比如。中国象棋的“将帅”只能在“城廓”里防守而国际象棋有“后”且“后”有巨大的战斗力，这体现了文化。不过，中国人只要精通国际象棋的规则也可以赢得国际象棋。

我被气糊涂了，弄了个新帖子发不出去

雨花石敬告各位朋友
因为精力和这个帖子弄的太散了，我没有弄成完整篇章的能力了。对此，既感歉意也感汗颜，整理一下原来完成的草稿，以《本帖草稿》的名目发出。
另，本人写了一个关于《封神演义》的读书笔记，《天命道德包裹下的设局权谋——全景式解读中国版荷马史诗》，已经发帖成功。敬请朋友们指正。

陈光草稿
陈光在东北的后期
第1节
1946年10月林彪成立东北野战军六纵，陈光担任司令员。
在这之前，李天佑取代万毅担任一纵司令员，而刘震直接就担任了二纵司令员，而三纵的第一任司令员是程世才，四纵第一任司令员是吴克华。
东北野战军前期的几个纵队，单独看，没什么意思，放在一起就看出问题：他的第一任司令员统统是纵队成立之前的老领导。也就是说，林彪在干部任命问题上，一个是非常五湖四海（这个狠出乎我个人的一贯认识），一个是尊重部队的山头倾向。
但是，林彪这个人，干部政策还有一个极重要的倾向，那就是必须能打仗，否则就开路：一纵万毅换成了李天佑，三纵程世才换成了韩先楚，四纵吴克华换成了胡奇才。
1950年，为了筹划东北边防，林彪不但让邓华取代黄永胜担任13兵团司令员，而且为了照顾邓华的指挥，竟然交换兵团部，这在世界历史上也非常罕见。
只要能打仗，其他都好说。
战争年代的林彪，唯才是举。
1946年，成立的东野六纵，前身是井冈山朱毛红四军，后来是陈光担任师长的红一方面军红二师。
所以，1946年10月，陈光担任六纵司令员，原因应该等同于其他几个纵队的第一人司令员——老领导指挥老部队，便于部队的稳定。
1947年5月，六纵司令员陈光调任松江军区司令员兼哈尔滨卫戍司令员。
在当时，从野战军调地方军区是比较不快意的事情。
接替陈光工作的是黑龙江军区司令员洪学智。
两人大体对调。
问题是，程世才、吴克华也是从纵队司令员调地方军区工作。在这之前，林彪要求一纵司令员万毅去地方军区，万毅非常抵制。考虑到万毅起义将领的特殊背景，林彪任命他担任一纵政委，但并不负责政工工作，主要工作就是跟随李天佑学习打仗。万毅也承认自己的指挥能力确实比不上李天佑。1948年3月，林彪安排万毅担任东北野战军成立最晚、国内战争战绩最一般的五纵司令员。当然，五纵的后身42军在朝鲜战场表现特别出色，成为我军骨干是另一回事。
陈光和洪学智的对调，近不能认为林彪打击报复陈光，就应该理解为陈光指挥六纵表现并不出色。
但是，1947年10月，洪学智又搞起了军事后勤，负责军事物资的运输，这个经历也为他后来在朝鲜战场负责后勤和建国后长期干后勤提供了历史契机。
那么，洪学智干后勤是否是因为不长于军事指挥呢？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后，洪学智担任六纵改编的43军第一任军长，然后升级为15兵团副司令，可见他胜任军事指挥。
问题是，插进洪学智两任六纵（43军）军事长官之间的六纵最后一任司令员是黄永胜。
洪学智担任43军军长的时候，邓华担任44军军长，黄永胜担任45军军长。1949年，第四野战军成立初期，邓华是15兵团司令员，黄永胜是13兵团副司令员，而洪学智仅仅是43军军长。当洪学智担任15兵团副司令的时候，黄永胜已经接替程子华担任13兵团司令员了。
我们大体就可以认定，洪学智打仗的能力确实弱于黄永胜，洪学智之所以后来非常威名远扬，是因为朝鲜战场的后勤，虽然他并不喜欢这个工作。
而黄永胜并不喜欢抢夺洪学智这个六纵司令员的位置。
抗战初期，黄永胜因为和邓华闹矛盾，被撤掉685团（六纵前身）团长，后来随副师长聂荣臻去了晋察冀。
黄永胜非常悍勇能战，但特别不尊敬政治工作，加上本人生活作风不实很检点，所以遭到政工干部出身的聂荣臻的批评。
1945年年底，中共冀热辽军区组建野战纵队，司令员由黄永胜担任，番号是热辽纵队，通称黄永胜纵队。
解放战争初期的晋察冀根据地实际包括抗战时期的晋察冀、冀中和冀热辽三块根据地，所以也叫做晋察冀热辽根据地。
抗战结束后，冀热辽的地位异乎寻常的突出，他是中共东北新区和关内的晋察冀和山东等根据地联系的陆路通道，国共双方争夺的非常厉害。
林彪本来的职务是冀热辽军区司令，后来出关担任更加重要的东北军队的司令员。
这样一来，中共就从晋察冀调另一个大人物程子华来接替林彪。
红军时期，程子华的最后职务是红15军团政委，而军团长是徐海东。抗战初期，程子华去山西老家从事统一战线工作，是冀中根据地的重要创始人。1943年8月，他任晋察冀中央分局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后代理分局书记、代理军区司令员和政委。
一句话，聂荣臻离开晋察冀后，他就是大拿。
1945年中共七大，程子华当选候补中央委员。
当时，中央委员44人，候补委员33人，程子华是候补委员的第11名，得票数量高于大将粟裕和陈赓，也高于陕甘苏区创始人 ，还高于他后来等级别的大将肖劲光。
林彪去东北后，1945年10月起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中共冀热辽中央分局书记，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
冀热辽对于东北和华北的特殊连接作用，决定了程子华在东北和晋察冀都有极重要的位置。
当时程子华手里有两支重要的野战部队，一个是黄永胜纵队，一个是本来属于115师系统、后来划给129师刘邓指挥的冀鲁豫军区的杨苏纵队（杨得志、苏振华晋冀鲁豫一纵）。
按照中共的计划，杨苏纵队本来是开赴东北划归老领导林彪指挥的。这支部队对于结束寄养于刘邓而认祖归宗于林罗，那是去心似箭，但到了冀热辽，这里打的热火朝天，何况晋察冀也是当年115师系统的同门兄弟，于是留下帮忙。
国军对于冀热辽是势在必得，而冀热辽的扁担地形特点，决定了最后被国军杜聿明拦腰截断。
这样一来，西面的杨苏纵队就脱离了程子华，开上晋察冀西线。到了1946年，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由于晋察冀这边战局不利而刘邓南线兵力薄弱，已经改番号晋察冀第一纵队的杨苏纵队奉命归还晋冀鲁豫刘邓建制第一纵队。但是，聂荣臻以军事干部短缺为理由，扣下了杨得志。苏振华带领部队南下后合并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七纵队（杨勇），这样一来，老杨苏纵队变成了新的杨苏纵队（杨勇）。
杨勇、苏振华指挥晋冀鲁豫一纵随刘邓大军南下大别山（请注意，一纵不属于刘邓大军，他一直是刘邓指挥的外系军队），新番号中原野战军一纵，后来是16军，现在归沈阳军区，军部在长春。

冀热辽失守，程子华和黄永胜闹了极大的矛盾。程子华的意思还要认真打一仗，万不得已才做战略撤退，黄永胜认为这仗打得没意思，纯属无谓的伤亡，于是撤退的非常积极。
要说国共两党的领导人蒋介石和毛泽东，还是有共识的，他们都看出东北战场和华北战场的一体化联系。
为了协调东北和华北的联系，毛泽东将程子华的冀热辽分属于两个不同系统的管理。在军事上，原冀热辽军区的部队接受东北军区林彪的统一指挥，但是，在党务和人事上接受聂荣臻的晋察冀中央局的管理。
林彪可以指挥冀热辽的军队，但没有完整人事权，而聂荣臻又没有军事指挥权。冀热辽块头太大，林彪和聂荣臻都不能无视他的存在，这样一来，冀热辽山头的第一领导人程子华就地位特别的突出，同样他也成了两边都不讨好的旁系，这也是建国后程子华不如意的一个原因。
黄永胜的热辽纵队，进入东北后，统编为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
到了1947年10月，由于程子华的强烈要求，林彪被迫将八纵司令员换成程子华特别喜欢的政工干部出身的段苏权。
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派系，林彪也很难。
黄永胜那样悍勇战将，当然不能闲置，林彪就必须给他腾位置。
黄永胜取代洪学智担任六纵司令员。
公开的材料，一般都说洪学智担任六纵司令员期间非常能打。
洪学智率部参加三下江南的作战。围攻城子街，全歼敌新一军八十九团。强攻德惠坚固设防之敌，在东北战场上第一次指挥步兵、炮兵、坦克诸兵种协同作战，为我军向国民党主力军进行正规攻城作战取得了经验。又率部参加东北夏、秋、冬季三次攻势作战。在夏季攻势中，他率六纵在友邻部队配合下，全歼国民党新一军三十八师一一二团，又追歼敌暂编第二十一师。率部与兄弟部队配合进行四平攻坚战，与敌血战15昼夜，给国民党守军以沉重打击。
但是，1947年10月到1948年11月这一年的时间里，洪学智的履历非常的简单，简单到一般都只字不提。
那是一个血雨腥风的时代，一个上将层次的人，竟然一年履历不详，是很可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