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戈vs铁马 452楼 2014-03-21 10:24:18
怎么有变冷的趋势啊，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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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冷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因为大家关注的层面不同，关注的热度不同。大家来天涯，正如乘坐一列火车，出点的地点、出发的目的是不一样的，下车的地点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来的，有走的。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5节
1938年12月，八路军主力开始第二波跃进，共军核心主力115师685团被撒到湖西地区，改编为苏鲁豫支队（旅级建制），支队长彭明治，政委吴法宪。梁兴初的三营与当地的革命武装——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合编为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相当于团的编制），由苏鲁豫支队副支队长（副旅级）梁兴初担任大队长。梁兴初，就是朝鲜战场被彭德怀称为万岁军的38军军长。大队政委，是以另一种形式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刻下臭名的王凤鸣。
1939年5月14日，中共山东分局决定成立苏鲁豫区委，党委书记白子明，全区有党员约万名，地方武装约一万五千人。
1939年8月,正当115师在山东开辟根据地,抗日形势一片大好之际, 苏鲁豫区委发生了“湖西肃托”事件。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苏鲁豫支四大队政委王凤鸣非法审讯、迫害、屠杀了大批革命同志。
骇人听闻的湖西“肃托”案，其始作俑者，就是湖边地委的组织部长王须仁。
王须仁，何许人？其身份至今未查清楚。由于来历不明，只好将他定性为“暗害分子”。据说他是叛徒特务，是真正的托派，但其入党和自首的经过谁也不知道。
王须仁在义勇队当锄奸干事时出手歹毒，搞吊高下摔、十指插针等肉刑逼供，义勇二总队政委郭影秋（建国后曾任云南省长、北京市委书记）厌恶他，停了他的职，令其待用。然而，极善钻营的王须仁，又很快博得白子明的赏识与重用。
如果说王须仁是条狗，那么王凤鸣则是一条恶狼。
王凤鸣，原是685团的青年干事，年龄不大，资格不小，参加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一向自命不凡，个人野心恶性膨胀。
白子明，师范学校毕业的地下党员，对自己的战友无情无义，丧失人性，丧失党性，成为“肃托”一案的积极支持者和主持者，应对这一冤案负主要领导责任。
湖边地委设在山东省鱼台县谷亭镇。1992年我上大学时接触到湖西肃反历史，有一个同学正是谷亭镇人氏，他从来不谈这一事件。
引发了王须仁肃托的导火索，是在地委干部学校接受培训的学生因为分配方案问题有了一些骚动。
为了协助镇压所谓托派，区委将梁兴初、王天鸣的四大队调来为依托，结果四大队政委王天鸣和王须仁勾结而积极插手地方问题。
王天鸣积极肃反的原因有二：一是区党委和四大队之间有矛盾，八路军来了以后，不断收编地方武装，像割韭菜一样，地方发展一茬就割一茬，区党委有些怨气，军事部长张如多次和王凤鸣吵架；二是湖边地委妇女部长常俊亭不给王政委面子，居然谢绝过他的追求，王凤鸣为此一直耿耿于怀。
外来主力军队扩编，减弱了地方武装的力量，这是小集团冲突，而求爱不成的恶意报复就无耻于人类了。
军事部长张如被杀。
年轻漂亮的常俊亭，英姿飒爽的女干部，被求爱不成的王凤鸣赤膊上阵、亲自动手、活活劈死：血肉横飞！
肃反很快牵连主力军队，梁兴初被捕，疯癫的王天鸣竟然要向自己的上司彭明治下手。脱逃的彭明治紧急通报罗荣桓，杨得志也向罗荣桓通报。罗荣桓震惊无比，和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等负责同志一起，在115师骑兵连的护送下，穿过津浦线，抢渡微山湖，日夜兼程，在茫茫的风雪中向单县急驰。
郭影秋、梁兴初侥幸生还，大部分同志已经被残酷屠杀。
暗害分子王须仁畏罪自杀。
对于王天鸣，罗荣桓表现的过于慈悲。王天鸣不但经过长征的老红军，而且曾经是罗荣桓的警卫员。面对王天鸣的痛哭流涕，有些护短的罗荣桓感觉他是被王须仁当枪使了，所以在批评教育后把他调到686团任团长。
罗荣桓也有是非不分的时候，当然也有人说罗荣桓的目的是稳住王天鸣，因为如果立即处决王天鸣，会让大批参与肃反的人们如惊弓之鸟。
1940年10月，罗荣桓和陈光在给集团军总部和中共中央的一个干部配备报告里说：“王天鸣由于肃托错误严重，拟撤销其职务，调回政治部，在部队内开展深入斗争。”
该报告震惊中共中央，立即批复撤销白子明所有职务，降为候补党员，对于王天鸣是“应即撤销工作，开除党籍，送交军法处判处徒刑。”
一直非常警觉的王天鸣拉拢了115师师部的一些人，在得知消息后，立即潜逃，投降日军当了汉奸。因为熟悉我军的行军特点，他的叛逃给我军制造了极大的损失。
邓发谋害邱会作和罗荣桓护短王天鸣，一个极左，一个极右，都对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危害。
反过来说，如果负责政治保卫的邓发对邱会作不理不问，万一邱会作泄密，几万红军就可能灭顶之灾。
1952年，回国休整的38军再次入朝，前往中部战线担任守备任务。在当年的秋季攻势中，38军负责攻取铁三角附近的白马山。
38军当时归王近山第三兵团指挥，志愿军司令部和兵团司令部给他们下达的命令：为配合支援部队换防前的作战，及粉碎敌人可能发起的局部进攻，与提高部队的作战经验，决定第三十八军向394.8、281.2两高地据守之敌进行战术性反击，并在反击争夺中杀伤敌人5000人以上，而后争取占领并巩固之。
394.8、281.2两高地是韩军第九师据守的白马山主阵地。白马山位于铁原西北10公里的药山洞地区，由西北走向东南，长约3公里，由一群以394.8高地为主的山岭组成，主要高地是394.8高地和281.2高地，与第三十八军项里北山阵地相对峙。山顶树林茂密，山下有驿谷川。山的东面是一望无际的铁原平原，南面是经高台山和宝盖岭通往汉城的联合国军主要军事补给线，可直达联合国军的重要兵站基地铁原。由于该高地山势形同卧马，故得名“白马山”。对于联合国军来说，白马山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丧失了这个高地，美第九军就只好撤到驿川谷以南的另一个高地上，而且将无法利用这片地区的交通网。相反，中朝军队的进攻和侦察活动却能更进一步地向联合国军防御纵深渗透和发展。
从军事地理看，38军占领白马山是大便宜，但联合国军却不能承受丢失白马山的巨大威胁。这种军事态势，决定了联合国军的决死反击。
从志愿军总部和兵团部给予38军的命令看，38军进攻白马山的目的并不坚决：“为配合支援部队换防前的作战，及粉碎敌人可能发起的局部进攻，与提高部队的作战经验。”
按照志愿军轮训的计划，38军即将撤出既定阵地，由新的部队接防。
38军在第二次战役中，获得了“万岁军”的称号，是非常能打的部队，如果不给于当面之敌于重创，万一换防之际敌人进攻，不熟悉敌情、地情的接防部队就可能吃大亏，这就是“为配合支援部队换防前的作战，及粉碎敌人可能发起的局部进攻。”
38军在国内休整时期，已经全部换装苏式武器，二次入朝鲜却没有获得打仗的机会，如果撤防，就太遗憾了，所以，有必要发起一场战斗试验一下新武器，“提高部队的作战经验”。
为什么志愿军总部和兵团部对白马山有所关注呢？
因为在这之前，比较能打的42军已经在此遇到损失。
联合国军对于白马山的重要性非常看重，在1951年秋季攻势中从42军手中夺取了白马山。
韩军早就看中了白马山，志愿军没有提防。
意外丢失阵地的42军曾采用敌前潜伏的方式发起反击，谁知刚一反击得手冲上山头，就被对方的猛烈炮火所覆盖，几个小山头4个小时内竟落了13000发炮弹。42军第126师主力团376团为此付出了423人的伤亡代价，歼灭敌人仅30余人，打了个得不偿失的失利仗。42军继续组织过多次反击，虽然也多次得手，杀伤过大量敌人，但都没有能够巩固阵地。

@倒霉都是自找的 460楼 2014-03-21 19:23:30
回复楼主！找了很多，仍然很有疑惑。想了解下高敬亭这个人和大别山，还有红五军团这群人！到达陕北为什么没有考虑向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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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敬亭，我在讨论戴季英时大约能够涉及到，敬请关注。至于红五军团，也许能够涉及到，如果大家不嫌烦，我没边没际的闲扯，也可能涉及到。

@azm113 457楼 2014-03-21 14:20:23
井冈山道路的胜利？那井冈山坚持了多久呀？还没等到五次反围剿，早就没有了。中国有记载以来两三千年，坚持山寨路线的山大王多的数不清，哪个得了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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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井冈山路线，核心就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波浪形对外扩张，武装夺取政权。井冈山道路相对立的是苏联的岁月革命的中心城市暴动快速建立政权。
井冈山确实很快就失守了，瑞金也失守了，而且1947年3月延安也失守了。毛泽东在延安生活了十年，领导了共产党十年，然后为了躲避胡宗南撤离了延安。如果我把毛泽东夺取政权的道路，根据他曾经生活的延安，称为延安道路，那么，1947年延安的失守，能否说明毛泽东是失败者呢？
《潜伏》上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是占领。
延安的丢失，是胡宗南集团灭亡的开始。一年后，在延安即将光复的前夕，毛泽东度过黄河赶赴西柏坡。

井冈山为什么失守，是复杂的。我这个帖子，大约有50节左右，专将井冈山根据地的失守，如果你不嫌啰嗦，我完成突然诞生的这个帖子的前奏，完成衔接就发出。

有一点我预先声明：我现在的发帖内容，全部是发帖前赶写的，现在还没有弄完突然萌发的罗瑞卿。弄完罗瑞卿后，需要解释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戴季英，然后才进入主贴部分。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6节
联合国军利用战斗空隙，在这块不起眼儿的山头上花费了很大功夫，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坑道和钢筋混凝土地堡群，埋设了地雷，设置了障碍，拉起了一道道铁丝网。
志愿军总部和兵团部没有看到白马山对于联合国军的重要性，把白马山仅仅当成了一次普通的攻城略地，而没有看到对于联合国军的战略枢纽地位。
志愿军总部和兵团部命令38军对两个山头进行“战术性反击”，也就是有限的战争，没有配备预备队，也没有整体的可能发展的战役统筹，目标是“在反击争夺中”零星“杀伤敌人5000人以上”，给予敌人以损失然后占领白马山。
志愿军总部和兵团部认为，联合国军不会为了更大的损失而坚守白马山。
38军白马山兵败的第一责任是志愿军总部和兵团部的敌情判断不明。
38军在战前侦察获悉，当面之敌仍然是去年重创42军的韩军第九师，只不过师长由朴柄权少将换成了金钟五少将。而白马山的守敌是该师第30团第一、第三营两个营（394.8高地）和法国营一个加强连（281.2高地）。
中国王牌军的官兵们压根就没把这一帮前伪满警察痞子看在眼里。
志愿军在朝鲜曾经遇到过很大挫折，但大部分人把原因归结为武器落后和后勤供应艰难，当然也包括地理环境的不适应，极少考虑战略战术因素。
志愿军的开局胜利的一个极重要原因是美军对中国出兵的战略认识不够。
当突然的遭遇产生的不适过去后，美军、韩军都在摸索、总结志愿军的用兵规律，而志愿军的很多将领还把眼光过于盯着外在的差别。
1952年8月，38军军长梁兴初调任西海岸指挥所副司令员，副军长江拥辉刚接任军长。这一次战斗是他的当头炮，规模又比较大，所以38军上上下下都十分重视，准备也很充分。参战部队114师提前6周进行了战前练兵，演练苏式新装备及通讯联络，步炮协同等战斗组织与战术动作。还以一个多月时间储备了大量物资。加强了炮兵和坦克，参战的各种口径的火炮达182门，坦克17辆，还有59门高炮和122挺高射机枪担任对空作战。除了没飞机，什么都齐了。
共产党的军队，还没有用这么阔气的的家当打过仗。
江拥辉是老资格的军人，但是，他和梁兴初的最大不同是，他在红军时期和抗战时期，绝大部分时间都是政工干部，到了1943年才担任营级军事主官。
1955年，梁兴初是中将，而江拥辉仅仅少将。
江拥辉的临机决断能力弱了一点，而军事主官的第一要务就是临机决断能力。
就在突击394.8高地的第340团和突击281.2高地的第339团的官兵们紧急备战的时候，就在江拥辉决心以强攻手段夺取白马山替42军找场子的时候，庥烦来了！
1952年10月2日，340团七连文化教员谷中蛟投敌了。这家伙早就存了叛逃的心，乘着干部们往来查看道路之机，从前沿阵地悄悄地跑到了韩九师的阵地上去了。
谷中蛟是突击部队的干部，知道点儿情况，还打不打？江拥辉军长有些踌躇了。不打，太可惜，准备这么久就为了这一锤子买卖。打，只有要么乘这个叛徒刚跑过去，敌人尚处于真伪未辨之时或虽辨明了真伪掌握了情况还来不及调整部署之际，提前进行反击，打他个措手不及；要么就干脆再等他个十天半月或个把月不打，等敌人松懈麻庳下来再打他个猝不及防。
今天看来，江拥辉的判断非常合理，虽然也有一些误判，但整体看，这个临机处置是恰当的。
但是，正思量间，志司的作战命令也来了，明确规定：第二阶段反击作战统一于6日开始。
江拥辉想，提前和推迟都不符合全线统一反击部署了，只有打与不打两种选择。
请示志司，志司首长让第三十八军首长自己考虑决定。
请示兵团，王近山说你拿那么大一把牛刀杀只鸡干吗还哆嗦？
1952年，朝鲜战场的态势已经基本稳定，谁也不能取得决定性的反击，志愿军总部的邓华没有看到白马山的特殊性，他把一个战斗级别的问题交给了军长，也可以理解，因为军长已经很高的层级。
三兵团的代理司令员王近山是特别能打的家伙。
但在朝鲜战场代理指挥三兵团，弄出很大的麻烦，一个60军180师大挫折，一个是38军白马山大挫折。
王近山，1915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高桥许家田村，贫苦农民家庭出身。
黄安是鄂豫皖红军的发源地。
王近山于1930年3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从战士、班长、排长、副连长，1931年成为连长，年仅16岁，今天16岁的孩子才上高一呢。
连长王近山渴望打仗、拼命打仗。在一次战斗中，他和一个大个子国民党兵搏斗，打红了眼，他以必死决心抱着敌人滚下悬崖，国民党兵当场身亡，王近山幸免于难，只是头部被一个圆锥状的石头戳了个洞。从此，战友们都叫他“王疯子”。
1933年9月，在川陕边，王近山任红10师第29团团长。
红四方面军打仗的风格特别的猛勇，能打恶仗。这一作战风格的形成，开端于许继慎。
徐向前对于红四方面军的勇敢作风起到大发展的作用。在他的影响下，红四方面军的将士多喜欢死打硬拼，敢打硬仗，不怕恶仗。
王近山是典型的代表。
1933年秋，红四方面军迎击四川军阀刘湘的“六路围攻”， 在防御战中，红28团团长的王近山提刀挎枪冲锋在一线，28团几乎拼光了，团长仍然屹立在战斗最前沿的红旗下。
1934年夏，红军转入反攻，28团孤军追亡逐北，误入“傻儿师长”范绍曾部重重包围中，王近山浑身是胆，提刀跃马，率领全团左右斩杀，指挥一个残缺不全的团包了敌人一个整旅的饺子。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又在江油和川军展开恶战，一股敌军突然突破红4军防守阵地，向红军阵地纵深发展。军长许世友连忙投入作为预备队的28团发起反冲锋。王近山接到命令后，当即带领人马扛着大旗、端着刺刀向敌人冲去。弹雨中，王近山胸部中弹，当即陷入昏迷状态，被抬下阵地，部队士气受到影响。总指挥徐向前见状，提着手枪冲了上去，边冲边高声呼喊：“王近山！王近山！”
王近山很快被呼声唤醒，发现自己不在红旗身边，当即命令战士把他抬回红旗下，重新指挥战斗，直到头部被一颗子弹击中，昏倒在徐帅身边。
1935年5月，王近山参加长征，同年9月任红四军第十师副师长，协助师长陈锡联打了许多险仗、恶仗。草地分兵后，第十师奉命南下，转战川康边，损失巨大。
1935年冬，徐向前选定王近山和熊厚发分任红30军88师和红31军93师师长。
但因为赴任的便捷，熊厚发提议二人互换岗位。
两位新师长打马上任之际，熊厚发不管不顾地提议和王近山互换枪支，不管谁牺牲了，另一个替牺牲的战友打到底!
1937年，熊厚发在西征的战斗中被敌人捉住，绑在大炮上给活活轰得碎尸万段。
如果不是提议换岗，共和国将军的行列里也许有雄厚发而没有王近山。军人生死一线，任何一个偶然因素都可以决定生死。
1937年红军大改编，93师改编为129师386旅772团，师政委叶成焕为团长，师长王近山担任副团长。
这是王近山历史中一个非常需要注意的节点。
红军改编八路军，因为是国军体制，部队需要缩编，而且因为废除了政委制度，干部的安排非常的麻烦。
红一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的整体特点是军事首长任正职而政委任副职。比如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分任115师正副师长。
红四方面军改编的129师出了几个例外，比如红四军政委王宏坤和军长陈再道分任385旅旅长和386旅副旅长，比如红93师师政委叶成焕和师长王近山担任正副团长，比如红11师政委陈锡联担任769团团长。
中共的政工干部最早发端于毛泽东的三湾改编。他的政工干部和军事干部分工是相对明确的，师政委邓华插手军事指挥就惹得黄永胜不能合作。
但是，红一方面军最著名的几个政工干部毛泽东、滕代远、陈毅、聂荣臻都不算军事干部出身，也弱于具体的军事指挥，所以，老红一方面军虽然出了陈毅、罗荣桓、聂荣臻、黄克诚、谭政、罗瑞卿这样一大拖政工顶尖人才，但这几位打仗都是二把刀，谭政尤其弱。

@林夕然 466楼 2014-03-21 21:52:16
说实话我不知道楼主的思维有什么问题，抗日战争的时候很多占山为王的人也抗日，有的也是从日本中抢夺的地盘，是不是这些人也有对土地的合法管理权？？那么中国恐怕会分成上千个国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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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管理权的获得，一般是两种形式：一个是占地为王，也就是毛泽东强调的枪杆子里头出政权；另一种就是民主推选。
枪杆子里头出政权，是绝对真理。比如，1783年，美国获得独立，其核心原因就是华盛顿指挥的大陆军打败了英国军队。虽然，在其后，美国确立了民主选举制度，但是，1861年到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告诉我们，管理权的获得，实际还是依靠军队，如果不是军队能打仗，管理美国的就不是林肯而是戴维斯。我们看《飘》，作者对于北方的民主、平等是何等的讽刺！《飘》的作者 是一个女人，连她都明白，自己的权力是北方的枪杆子夺去的。
近代以来，随着民族独立权被世界的承认，明目张胆的占地为王，已经不能见容于国际社会。但是，变相的占地为王多不胜数。
比如，按照法律，日本的冲绳，仍然是有独立权的中国藩属国，但谁相信冲绳能够通过投票独立？
二战后，苏军占领了日本北方四岛，至今不肯归还。我们看不到日本表竭尽全力的索取和岛上日本居民的独立运动。无他尔，苏联乃至今天的俄罗斯，海空军力量的强大仍然可以毁了日本，日本根本就没有砝码。日本之所以唧唧歪歪和中国争夺钓鱼岛，所有的国际法都是幌子，核心还是中国的海空军弱小。
如果不是美国的介入，最起码今天的中国可以直接拿下台湾。从法律来讲，国共内战并没有绝对停止。
我们看今天的南北朝鲜，他们的管理权获得就是军队的能力决定。

二战之后，苏联之所以没有把占领的土地纳入苏联的管理，不是不想，而是有美国的制衡。即使这样，斯大林仍然更改了波兰的国土。我们随便找几个二战前后的欧洲地图，都可以发现，二战之后，斯大林把当时波兰的东部领土划入了苏联，为了弥补波兰的损失，斯大林把东德的东部土地划给了波兰。在当时，没有人敢于反对。在今天，也已经被遗忘。
普京已经把克里米亚纳入了俄罗斯的怀抱，美国和欧洲没有办法，乌克兰也没有办法。以今天的国际环境，如果乌克兰悬崖勒马，当国际舞台的和谐小伙伴，他也就马马虎虎了，如果按照今天的轨道继续想向西方投靠，暗潮汹涌的乌克兰东部地区的俄罗斯民族万一公投加入俄罗斯，西方阵营也没有什么办法？
美国等西方国家确实帮助了科威特独立，但那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控制海湾石油，一个是科威特、沙特等国家出钱。
乌克兰没有石油，只有粮食，美军跑到那里去没有便宜。
本来，西方国家挑起乌克兰事件的目的，是恶心恶心俄罗斯，压根就不是给乌克兰什么便宜。这个傻逼乌克兰，非要上钩，那不是找死吗？
克里米亚事件让美国很丢了脸，丢就丢了。美国民众的思维不同于中国，人家要的是里子，不在意面子。外出捞便宜，当然会失手，只要该收手时就收手，就是好政府。

南大西洋有一个岛，叫马岛，离英国非常遥远，从任何角度也应该是阿根廷的，但英军打败了阿根廷，所以就是英国的。
1984年，邓小平之所以能够收回香港，就在于他的背后面有几百万解放军。中国人多，没用，鸦片战争的时候我们的人也很多，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中国人也很多，但人多没有用处，唯一的好处就是让敌人屠杀的可以过瘾。

无论是外国的土地，还是本国的土地，枪杆子里头出政权。

如果，中国的海军能够跑到南大西洋打败英军，你硬说马岛是中国的，英国也没有办法。
1898年，一个叫美利坚的家伙，打败了一个叫西班牙的家伙，然后把一个叫夏威夷的地方纳入了怀抱。夏威夷是不是西班牙？我不知道。夏威夷是不是美利坚的，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今天的全世界都承认美利坚对遥远的夏威夷的管理权。

所谓国际公约，是强者压迫弱者的借口，这玩意是当不的真。

按照生命在上帝面前平等的公约，鸡鸭鹅狗和人都是地球的公民（不，应该叫公生物），但人想吃就吃，从来就不手软。

@金戈vs铁马 473楼 2014-03-22 11:06:39
雨老师，50节能刹住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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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机叫南京 475楼 2014-03-22 14:14:10
开国将帅首长都说遍了，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志愿军 历史 全部打穿，军事经济 历史 政治文化人事路线，样样俱全
踩着西瓜皮滑，500节都收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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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兰一大漠孤烟直 481楼 2014-03-23 01:40:42
本来就是扯着写的，放开写吧，反正魏延、姜维都看了好几年，一天一节50节50天就ok了，500节一年多也差不多结束了
个人认为------越是近现代的东西越是值得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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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东西，就是玩。第一，我不是历史学家，第二，我也没有什么人生的目的。作为已经40多岁的半截人，除了政府普调，我已经绝对没有通过自己努力增加工资的可能，而当家教、打零工，我嫌无聊。我已经有住房，也不缺吃饭穿衣，所以就没有奋斗的必要。人总要打发打发时间，我虽然不是知识分子，但还有一点儒雅，打牌虽然不外行，下棋也不是不行，但天天那样，有些无聊，所以，就看闲书扯闲篇。
玩，是我来天涯的目的。
写严肃的东西，太累了。
为了扯得方便，所以，我在“陈光”里加一个副标题：毛泽东。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7节
红四方面军就大不同，他的政工干部大多都军政双全，非常的能打。比如政委陈昌浩就可以亲自带枪监督起义的飞行员驾驶飞机参加战斗。1955年，红四方面军出身的评为上将的许多将领，比如王宏坤、王新亭、王建安、洪学智等都是政工干部出身而特别能打。
便是陈锡联，也有担任红11师政委的经历。
叶成焕虽然出身政工干部，但很能打仗。王近山虽然是军事干部出身，也很能打，但在上级领导心目中还不能和叶成焕相比。
1938年4月16日，在山西省武乡县长乐村战斗中，叶成焕牺牲，王近山也重伤，伤好后，转769团任副团长，然后769团团长，然后385旅副政委。
关于叶成焕之后772团的团长，我在网络搜到一个材料：叶成焕牺牲后，772团长是程世发，副团长是肖永智。
关于程世发的材料非常的少。他是四川达县人，参加了王维舟领导的川东革命，1932年参加红军，1934年入党，担任过排连级干部。身经百战，身负轻重伤18次，参加过长征。
他曾经担任过晋东南游击支队长的职务。这个职务应该出现于抗战初期，也非常难以界定级别，因为抗战初期八路军扩编太快，有些人级别上升太快，但部队遇挫后下跌也快。
程世发应该担任过772团副团长、团长，然后带队参加了悲壮的关家垴之战，全团一千多人，战役结束下来，只剩下连程世发在内的十几个人。
《亮剑》上有一个772团团长“程瞎子”遇挫关家垴之战，也许就反映了这一人物的历史。但李云龙吵吵 在鄂豫皖教程世发打枪就有些扯淡，因为程世发是王维舟川东红33军的人物。
作为老红军，程世发后来进步非常的慢，没有走进将军的行列，也许在关家垴之战中表现太弱、损失太大。
王近山虽号称“疯子”，经常违背军令，或者时常做出些令顶头上司意想不到的事来，但他没一件事情让“老领导”们头痛过，也没一位“老领导”觉得他是“棘手的剌头”。相反，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没一个顶头上司不喜欢他。他与领导的关系相处的非常好。
在抗战时期，王近山在129师是“挪地方”最多的将领。
原因就是几个首长都争着嚷着“聘”他到自己的手下干什么主力的“长”。而王近山则是只要哪里有仗打，哪里就是娘，专往艰险的地方“钻”。
抗战初始，他先在386旅陈赓手下772团做团副。769团陈锡联一升385旅旅长，就把他“借”到769团干正职。待到769团强大了，陈锡联又拉他去当新8旅“副将”，并且讲好了兵权由他撑着。
新八旅旅长是张维翰。
张维翰，山东馆陶(今属河北省)人，1906年出生。张维翰是民族英雄范筑先的同乡，他的哥哥张维玺是西北军冯玉祥的左膀右臂，与范筑先长期共事。
张维翰是彭雪枫的同学。大革命时期，张维翰参加彭雪枫组织的下乡宣传队，后又与彭雪枫等共产党员在开封训政学院边学习边进行革命活动。
1929年，张维翰考入北京民国大学政治系。“九?一八”事变后，在韩复榘军队中组织秘密团体，进行抗日斗争，后在聊城进行抗战活动，组织发展抗日力量。1936年，张维翰在山东第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手下任聊城专署秘书，开始与范筑先共事。
1937年5月，中共北方局联络局书记彭雪枫奉命到山东从事统战工作，在聊城与张维翰重逢，并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维翰，出身大地主家庭，他在青年时期就倾向革命，这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那个时代中国的积贫积弱，让热血青年必须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张维翰没有像彭雪枫那样跟随共产党革命而是选择学习和工作，说明北伐战争的胜利给予很多中国人极大的希望：有秩序的建设国家。
但是，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打破了这种可能。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的发端，他的爆发有深刻的时代背景，但中国政府的管理不善和对国际大略的判断失误也是重要的原因。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已经成为中国民众的第一需求，但国民政府消极抗日，即使“果粉”也不能否认韩复榘曾经因为溃逃而被枪毙的事实。国民政府的领导人不可能都是韩复榘，但韩复榘毕竟领导一个极重要的省份。
1937年5月，张维翰在政府里有一个非常体面的身份，家里有富足的收入，但他选择了共产党的道路。当时的共产党刚刚长征结束，西路军还挣扎在死亡线上，彭雪枫的办公经费少的可怜，但张维翰偏偏参加了共产党。这个说明，1937年，蒋介石虽然还支撑着架子，但已经开始动摇根基。
张维翰有几个哥哥也是积极抗日的共产党地方武装的领导。
鲁西北所在的冀鲁豫地区，在中共革命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就在彭雪枫介绍张维翰入党的时间，1937年５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在延安先后召开了全国党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与会代表，中共直（冀）南特委书记张霖之会前向 张闻天汇报了在华北平原南部冀鲁豫边区，我党领导平原人民地下斗争的情况。
这个张霖之因为毛泽东亲自点名为煤炭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迫害致死。
他是第一个被毛泽东点名的走资派，而且是被毛泽东两次点名。
他是第一个文革时期被迫害致死的部级官员而被刻印在共和国的记忆里。
毛泽东为什么那么特别的点出张霖之？
我们研读一下张霖之的历史。
张霖之，原名张朝明，1908出生于河北南宫，1925年入南宫县师范讲习所学习，1927年起任小学教师。
1929年夏，张霖之考入驻山东烟台的国民党军陆军第二十一师军官教导队，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和张维翰不同，张霖之是1929年入党的老同志，他的入党就是热爱共产党的革命事业，与张维翰入党的抗日背景不同。
1937年５月，作为白区干部代表的直（冀）南特委书记张霖之参加了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而且在会前获得向 张闻天汇报工作的机会。
张霖之说：党中央经过二万五千里长途跋涉，千辛万苦来到陕北，定居延安，是党的一大幸事。但陕北是黄土高原，地贫人稀，十年九旱，人口不过三十万，年产粮食三万担，今后如何发展呀！我们华北大平原物华天宝，也是新文化、新思想的广泛传播地，群众有一定基础，党有一定影响。特别是冀南农民起义唤醒了民众，平原人民渴望工农红军挺进平原，领导他们求解放。
张闻天与张霖之彻夜长谈。张霖之敞开心扉从烟台入党到领导冀南农民起义，把自己八年的地下斗争史和盘托出，张闻天十分赞赏。
第二天鸡鸣天晓，张闻天说：张老弟，你给中央出了一个好主意。总结成一句话，就是，得冀鲁豫者得天下。不过，此事事关重大，我要和毛泽东、朱德诸同志商量一下。待条件成熟时，可以分期分批把工农红军派往平原去，此事不可性急。张闻天喝了一口水放下口杯，又说：挺进平原，要慎重从事。但要早作准备，你看谁可以为红军挺进平原打前站？
张霖之推荐了保属特委书记李菁玉、北方局驻直南特委的妇女代表山东寿光人陈少敏、河北平乡人张玺。
两会之后，党中央决定张霖之任山东省委组织部部长，李菁玉任平汉线省委书记，陈少敏去湖北，张玺去河南，为红军挺进平原打前站。
李菁玉捷足先登，担任了平汉线省委（后改为晋冀豫省委）书记，数月内组建了正太铁路工人游击队、井陉抗日游击大队和阳泉煤矿工人游击队。抗战开始后，１２９师师长刘伯承瞄上了冀鲁豫平原，组建了１２９师东进纵队，陈再道任司令员、李菁玉任政委，走下太行山，挺进华北大平原。
张霖之从延安返回平原的路上，“七七事变”爆发。在永年，他指定直南特委组织部长马国瑞为直南临时特委书记，自己到济南报到。在济南，他帮助省委书记黎玉（山西崞县人，时年３１岁，中共七届中央委员）改山东工委为山东省委。他以省委组织部长的身份把济南的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团员）派往山东各专区去组建抗日民军。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业奠定了组织基础。

@此处潸然 493楼 2014-03-23 14:11:33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关注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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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

@偶就是偶007 485楼 2014-03-23 09:03:14
@yc雨花石 楼主对于国际条约的看法，非常的不正确。如果这样，为什么中国政府还加入呢？还要谈判多少个回合呢？
请尊重国际法，因为她也是中国的法律渊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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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0疾 503楼 2014-03-23 21:42:12
额 逗 。 国际法 就是 大家 见面了 有话说 不至于尴尬 。至于怎么做 大家心里 都有数 。和 民主 自由 独立 没有半毛钱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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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就是偶007 504楼 2014-03-23 22:58:16
很好，你可以违反任何法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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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和国内法是两种不同的法律体系。国内法，比如中国的《反国家分裂法》《婚姻法》，制定的机构是民众认可的立法机构，带有强制性执行的特点和普遍执行的特点。比如，在中国，一夫多妻就属于违法。
国际法，就大不同，第一，他是条约协议，比如中国曾经的苏联签订《友好条约》规定在战争时期有相互帮助的权力和义务，这就是国际法；第二，他没有强制执行权。比如，1971年中国没有加入联合国之前，联合国所有法律对于中国都没有约束力。比如，今天的俄罗斯把克里米亚纳入怀抱，联合国也没有办法。

@偶就是偶007 485楼 2014-03-23 09:03:14
@yc雨花石 楼主对于国际条约的看法，非常的不正确。如果这样，为什么中国政府还加入呢？还要谈判多少个回合呢？
请尊重国际法，因为她也是中国的法律渊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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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0疾 503楼 2014-03-23 21:42:12
额 逗 。 国际法 就是 大家 见面了 有话说 不至于尴尬 。至于怎么做 大家心里 都有数 。和 民主 自由 独立 没有半毛钱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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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就是偶007 504楼 2014-03-23 22:58:16
很好，你可以违反任何法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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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雨花石 508楼 2014-03-24 11:16:17
国际法和国内法是两种不同的法律体系。国内法，比如中国的《反国家分裂法》《婚姻法》，制定的机构是民众认可的立法机构，带有强制性执行的特点和普遍执行的特点。比如，在中国，一夫多妻就属于违法。
国际法，就大不同，第一，他是条约协议，比如中国曾经的苏联签订《友好条约》规定在战争时期有相互帮助的权力和义务，这就是国际法；第二，他没有强制执行权。比如，1971年中国没有加入联合国之前，联合国所有法律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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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就是偶007 512楼 2014-03-24 18:44:10
如果认为强权就是公理，那也没办法。国内很多人杀人都没事，并不能因此说刑法没用。你杀一个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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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解释一下：国际法管理的主体是具体的人，而是国家或者相当于国家的代表。比如，雨花石，作为一个公民，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否则就要接受惩罚，但我作为一个普通人，就不受国际法的管理，因为我不够资格，人家没有功夫管我，人家管理的是国家安全和国家领导人。比如，我跑到埃及，在金字塔上刻写文字，埃及对我的处理是两个办法：1、用埃及的法律对我惩罚；2、将我驱逐出境并对中国政府抗议。
世界各国的法律都不一样，同样的罪过，惩罚不相同，没有绝对的标准，一般以所在国进行惩罚。比如，前两年一个英国人在中国贩毒，被中国处以死刑，英国就以英国没有死刑抗议，但没有任何用处。
也就是说，任何一国的国内法都高于国际法。国际法仅仅是舆论监督，他是一个国际协约，并不是全世界国家开会制定了一套全世界都必须执行的法律。
比如，有一个保护南极环境的《南极公约》，他只对参加者有约束力，而参加者如果违法，最大的惩罚就是被谴责。
联合国海牙国际法院，仅仅是判决某一国际事件中，某一个国家的对错，并没有处罚权。
按照国际法公约，独立国家是国际上最大的法人代表，联合国无权干涉国家政治。联合国的秘书长的地位低于任何一国元首。
我继续强调依据：国际法只判断国家的是非，不处理具体人的是非，除非某人是国家领导人。

答南岳老朽谈论中苏党的关系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参加国际共产主义同盟成立大会，发表了《共产党宣言》，高呼“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共产党人最高奋斗目标是消灭国家，因为国家不是一个地域概念，地理概念的国家别有一个名词，叫做“国度”。
国度指政治地理意义上的国家。不管什么阶级性质的国家，都是由人口、领土、主权、政权等几个要素构成的。
比如，溥仪的大清王朝、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地理概念上基本继承，所以是一个国度。但在这个国度下，有这样三个不同的政权。
任何一个政权，都一定有为管理区域下的民众服务的功能，但首先是为某一特定集团服务。也就说，任何政权管理下的民众都有被镇压管理者、被服务管理者和核心利益阶层。
我们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是建立一个新的国度，而是建立一个新的政权。国家，是一个阶级名词，是一个阶级镇压工具。
新中国也是一个阶级镇压工具。
共产党的教科书，从来就公开的点明这一点。
从马克思时代开始，在意识形态上，共产主义运动都不是一个国度内部的运动，都是世界性的运动。
共产党人，在意识形态上，不讲族群、无关地域，只讲阶级。
也就说，对于共产党人而言，中国不是一个局地的地理概念，而是一个阶级概念。
1949年，高岗曾经建议东北以满洲共和国的名义加入苏联。1954年，高岗被批判，从来没有人说他是卖国贼，因为按照中共的逻辑，东北加入苏联还是加入中国，考虑的出发点是如何更加有利于共产主义的运动而不是所谓的民族感情。
王明，后来以治病为理由，去了苏联。中共从来都不说王明是汉奸，是卖国贼。
但，张国焘投降蒋介石，中共就说他是叛徒。
一个中共党员，如果因为意识形态问题，加入其它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在中共的逻辑里，就是路线斗争，而不是反革命。
所以，在历史上，中共确实积极寻求共产国际的帮助。
用这一个问题，攻击共产党和毛泽东是没用的，因为共产党是公开承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性原则。
在中共的逻辑里，如果白求恩和蒋介石掐架，白求恩是革命者，而蒋介石是反革命。
在中共的逻辑里，日本人和中国的人的战争，如果是中国政府侵略了日本，那么就应该支持日本人打倒中国的政府。
1929年，张学良为了收回中东路利益进攻苏联。在中共看来，中国的军阀进攻无产阶级的苏联，是反动的，所以提出了“保卫苏联”的口号。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9节
在关家垴，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团长程世发）由东北方向攻击前进。攻击地形十分不利，能接近敌人阵地的只有一条约0．3米宽的小道，战斗打得异常残酷。战士们一次又一次地攻击，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爬，反复与日军短兵相接，伤亡极大。战至中午，七七二团一营原本70多人的一连只剩下3人；50多人的三连只剩下指导员和2名伤员；近70人的四连只剩下10余人。午后，一营剩下的人员在营长蒲大义的带领下仍继续配合兄弟部队向日军攻击。14时，当一营参加进攻的部队被兄弟部队换下来时，只剩下6人。战况之惨烈可见一斑。
八路军几路攻击部队的先后受挫，战斗一度呈胶着状态，八路军的伤亡在不断增加。一些指战员见不少战友先后倒在了自己的面前，不禁怒火中烧，打红了眼，即使负了重伤也不下火线，要坚持战斗到底，誓为牺牲的战友报仇。
电视剧《亮剑》中也有陈赓指挥部队在关家垴激战的情节。
战场形势的变化在八路军高层引起激烈的争议。
在前方指挥作战的陈赓坐立不安。他对是否要继续攻打关家垴产生了犹豫，他通过电话向彭德怀提意见：“此处的地形对我十分不利，是否可以把冈崎大队放下山来，另选有利地形打他的伏击？”
冈崎大队已经被八路军围攻，日军的飞机已经飞临，在大股援军没有开到之前，日军断断乎不会撤离有利地形，陈赓的另选有利地形打伏击其实就是放虎归山。
彭德怀断然拒绝：“不行，一旦放走日军，就很难再打着他了，必须在此将其消灭！”
彭德怀态度坚决，一个是打硬仗的个人作风，另一个就是对于冈崎大队进入根据地腹心地带的担忧：如果放虎归山，日军就会形成大队级别的横扫。
陈赓和彭德怀展开激烈的争论：部队有拼光的可能，一支拼光的部队用什么继续打仗？
彭德怀不肯让步：“拼光了以后再补充。不能打硬仗的部队，以后也没有前途！”
二人都有道理，一支不能打硬仗的部队，形成不了光荣传统，经常怯战，那就是纸糊的部队。
但是，共产党不同于常规的政府军，他没有预备队，在不能彻底解决敌人的前提下，绝对不能把部队弄的太疲劳。
1948年，辽沈战役，国军一旦突破锦州的塔山防线，林彪的东北野战军就会崩盘，同理，1948年的淮海大战，解放军实际已经暴露了投入兵力不能应对广阔战场的致命缺点，如果白崇禧的桂系在关键时刻投入战场，刘邓无论如何不能应对，解放军的南线也会崩盘。
彭德怀在回忆录中承认自己的四大败仗，红军时期赣州战役、抗战时期关家垴战斗、解放时期的西府陇东战役和朝鲜战争的第五次战役，都带有对自己军队战略支撑不够的认识误判。
这时，侦察人员报告，数千名日军已从四面八方向关家垴赶来，如果敌军援兵一到，后果将不堪设想。
1947年，陈毅、粟裕包围张灵甫于孟良崮，非常类似于彭德怀在关家垴的战斗。
二者的不同在于，无论包围圈内的国军还是救援的国军战斗力都远远不能与日军相比，尤其是战斗精神更弱。
孟良崮战役，几千国军成建制躲在山沟里藏猫猫，华东解放军抓获大批的俘虏，而李天霞竟然派小股部队到前线糊弄国军的总部。
关家垴战斗，我军仅仅俘虏日伤兵2人。
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刘伯承鉴于八路军各攻击部队损失较大，也打来电话，建议部队暂时撤围，另寻战机。
一直以来都想消灭一两路日军，打一个漂亮的大歼灭战的彭德怀，不肯放走这股日军：“冈崎大队所剩人已不多了，我们不能给敌人喘息的机会，应该一鼓作气坚决消灭他！”
刘伯承回道：“我的彭老总啊，这样打我们赔不起呀！”
彭德怀耐着性子说道：“我的老兄，敌人援兵正在逼近，一旦放虎下山，他立刻就会得到援兵的接应。”
刘伯承说：“那就以后再收拾他！关家垴的地形对我不利，我军伤亡太大了！”
最后，刘伯承也有些生气，对彭德怀说道：“你这是赌气，蛮干！这一仗，我不同意再打！”
彭德怀也终于按捺不住直往上窜的火气，在电话中发起了犟脾气：“拿不下关家垴，就撤销第一二九师的番号，杀头不论大小！”
关家垴战斗，战场争论之激烈，是中共军事斗争史上的唯一。
以刘伯承的儒雅，硬杠领导是非常罕见的事情，即使淮海大战迎战黄维也没有这样愤怒。
至于彭德怀竟然以“撤销第一二九师的番号”和“杀头不论大小”强行命令刘伯承执行战场命令，这在中共军事斗争史上极端罕见。
1942年，延安整风，刘伯承就关家垴战斗再一次向彭德怀提出批评，从而引发了对彭德怀的大批判，也扩大了两个元帅间已经存在的个人感情的深深裂痕。
亲临七六九团指挥所的刘伯承拿起望远镜观察前面的攻击地形。忽然，连接关家垴陡崖崖顶与壕坎之间的斜坡上隐隐露出的黄土引起了刘伯承的注意。在询问七六九团团长郑国仲得知壕坎上面的斜坡是是黄土坎后，刘伯承命令：“挖暗道，通上去！”
《亮剑》中有李云龙在自己的团部唧唧歪歪闹意见，接到命令后用挖战壕投掷手榴弹的方法全歼了冈崎大队的情节。
这个情节就移植了刘伯承在769团的挖地道打法。但是，影视剧过于夸大，因为那个狭窄的地形根本就不能挖横壕而只能挖纵壕，而纵壕根本就没有价值。《亮剑》实际移植了淮海大战中解放军围歼国军白虎团的挖壕大战，但双堆集大战是平原而不是山地。
经过10月30日一天的激战，八路军虽占领了关家垴和柳树垴部分日军阵地，但日军仍占据两地的主要阵地。与此同时，2500多名日军分别从武乡、辽县出动的向关家垴增援，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和新编第十旅在外围的阻击战也于同日打响，新编第十旅旅长范子侠负伤。此外，由黎城等地出动的数千名日军机动部队，继续向关家垴开进。在此情况下，三八六旅又派出一个团前去担任阻击任务。
从严格的意义讲，关家垴战斗已经发展成了战役规模，因为外围战役的规模继续扩大，八路军如果不快速撤退，日军一旦合围，就会形成八路军抗战史上从来没有的大对决。
八路军打不起这种仗。
10月31日，八路军重新组织兵力对关家垴和柳树垴的日军发起了进攻，力争在日军援军到来之前歼灭冈崎大队，结束战斗。由于769团一部从暗道里爬上关家垴山顶，内外夹击，，最终控制了关家垴的制高点。日军残敌退到了半山腰村子里的窑洞中负隅顽抗。由于八路军缺少重型武器，围歼残敌的战斗进行得也比较缓慢。直至深夜，日军扔据守在窑洞中，未被歼灭。11月1日，日军1500多人的增援部队，在10余架飞机的掩护下逼近关家垴。为保持主动，彭德怀与左权命令部队停止攻击，撤出战斗。
冈崎大队老兵回忆：“到10月31日早上，共军对文徳高地的攻击已持续了一天一夜，守卫阵地的士兵由于日夜激战，已经耗尽了弹药，处于用刺刀和敌人肉搏的困境。攻进阵地前沿的敌人，利用死角向我方战壕不断扔来手榴弹。我方士兵不停地抵抗，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肉搏……冈崎中佐站在阵地上指挥作战，10时30分左右一颗迫击炮弹落在近旁爆炸，冈崎支队长、藤泽少尉和犬饲上等兵当场被夺去了性命……就这样，到下午1时，支队逐次放弃了大部分主阵地，退至文徳高地的顶端台地阵地，缩小了战线……到下午3时，一部共军冲入了台地阵地，正当我军无力反击，支队的最后时刻将要来临时，共军开始了全面的撤退。”
八路军快速撤走后，日军对关家垴周围地区进行了疯狂的报复，数天之内屠杀群众达6000余人。
日军撤走后几天，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陈赓等人一齐登上关家垴，仔细查看了日军的临时工事、暗堡掩体、火力配置。随行的参谋人员也将敌人的阵地一一绘制成图。刘伯承看到日军挖的众多“猫耳洞”，人躲藏在里面非常安全，很受启发。他说：别小看这小小的招式，非常实用，凭我们现有的武器还真难对付。日军善于利用地形、善于构筑工事、合理配置火力的实例，使身经百战的八路军将领很受启发。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20节
彭德怀毕业于湖南陆军讲武堂，左权、刘伯承毕业于是苏联伏龙芝军校，陈赓是黄埔三杰，他们几乎代表了当时中国军人的最高指挥水平，经久战阵接受过中苏军事教育的他们都没有见到过“猫耳洞”，这个说明日军的军事训练和军事指挥是非常优秀的。
爱国需要热情，但也需要技术和才能。
近代中国的独立，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痛苦的洗礼，每一次痛苦的洗礼，在留给无数的灾难的同时，也给中国人以强迫学习的机遇。
我们不需要这种机遇，但这种痛苦的机遇之所以落到我们头上，不是人家的刀子快，是因为我们没有刀子而且沉迷于所谓的优秀传统文化里不能自拔。
人家都飞机大炮了，我们还读《论语》研究《易经》，这不是找死吗？
《论语》《易经》，曾经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这个不能否认，但中国古文明带有强烈的排斥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的思想。
近代西方列强，之所以能够崛起，就其文明本源而言是重商主义，中国古文明带有过强的意识形态至上的特点，这种特点不是不对，而是不能适应时代。
张艺谋有一个片子，叫做《英雄》，除了色彩华丽，烂的不能再烂，但有一个情节非常有趣：面对秦军的进攻，赵国的教育家让学生认真学习文化，他认为只要有赵国的文字，就不会亡国。
但是，真实的历史是：秦军不但灭了赵国，秦国还废了赵国的文字，一直到今天的中国，使用的汉字都是秦国文字改良而来。
任何文化的依托都必须是军队，没有军队的文化，从严格的角度来讲，都是博物馆文化。
历史发展到21世纪，所谓的教育家，天天唧唧歪歪呼吁继承民族优秀文化，号召十几岁、乃至几岁的孩子们读《论语》、读《弟子规》。
朋友：一个孩子适合学习的时间非常的有限，你弄一大堆没有价值的古文化浪费他们的青春，他们毕业后用什么吃饭？
历史发展到21世纪，我们必须有自己的文化，向世界宣告我们是中国人，但我们的文化是适合现实而创造的新文化，而不是故纸堆文化。
关家垴一战，八路军集合3个旅2个团2万部队在副总司令彭德怀的督战下，刘伯承、陈赓亲临一线，以绝对优势兵力围攻日军一个大队，激战两昼夜，据陈赓回忆，我军伤亡2000余人（其中阵亡1000多人），日军阵地遗尸280余具（其中有大尉军官2人、中、少尉军官5人），另外还有三大堆骨灰。我军俘虏日伤兵2人，缴获步枪50多只，轻重机枪6挺。
战前制定的使日军不敢以一个大队进入根据地行动的目标未能实现，实际上，战后日军以一个大队进驻太行山根据地的中心沁源长达两年之久，八路军主力却未能再次进攻，而是发动老百姓进行沁源围困战，坚壁清野才逼走日军。彭德怀则因为此战蛮干瞎指挥，中共高层，不但批评彭德怀，连带对百团大战评价都出现极大争议。
1992年，我读川军王铭章部在藤县坚守几乎全军覆灭的回忆录，极其震惊于日军的战斗力和国军的英勇而无能。
在了解了关家垴一战的历史后知道，无论国军还是共军，都不能长期和日军在平原地区硬杠，这个落后，不仅仅是我们都知道、也强调的武器问题，还有训练问题，乃至于指挥问题。
朋友们，武器是非常重要的，但一样的武器，在不同的人手里威力是不一样的，这就是训练和研究。
所以，无论国军还是共军，在抗战时期的大战略都是依托山地生存，因为山地可以减缓日军先进武器的威力，而且日军的先进运载工具在山地也无法发挥作用。
国军和共军二者的区别在于：国军依托山地、河流进行战略防守而共军依托山地在敌后展开战略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的129师、115师就分别在山西、河北和山东的山区建立了根据地。
中共在贫困的山区建立根据地后，就要向富裕的冀鲁豫平原伸手插脚扩大根据地。中国地大，日军有限的兵力不能满足占领的需要，是日军最大的战略难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日军经常依托先进的运载工具跨战略区集结，进行突然的大扫荡。
如果敌人的大扫荡规模太大、时间太长，八路军在平原地区就不能大建制生存，必要时就要向山区转移。这样一来，处于129师和115师两大战略主力之间的冀鲁豫平原就成了两大系统军队随时伸缩的战略交叉区。到了1942年，才因为115师集中精力经营山东东部地区，中共中央才将这一战略区彻底交给太行山的邓小平指挥，划入了129师的系统，晋冀鲁豫四战之地才稳定形成。
张霖之、杨勇和万里（毕业于曲阜师范学校给这个学校以极大的荣耀、时任东平县委书记、后任区党委秘书长）、高元贵等人根据“叫化子打狗要靠面墙”的道理，下大力气在黄河两岸的濮县、范县、观城县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减租减息，推行合理负担，改善人民生活，使之成为中心区。人称“濮范观、小延安”、“濮范观，敌人不敢占！”
1939年春，115师主力和鲁西区党委领导同志会师，鲁西区党委书记张霖之与本帖的主角陈光以及罗荣桓合影留念。15年后，陈光在武汉神秘去世，28年后，张霖之作为第一个被谋杀于文革的政府部长留给中国以耻辱，至于罗荣桓，去世于1963年，备享哀荣。
1939年春天，344旅代旅长杨得志和政治部主任崔田民带着一个工兵连和部分干部从山西长治地区来到豫北南乐、内黄一带，执行115师师部“扩大、整编部队，待命回山西”的任务。
115师给予杨得志的这个命令，说明当时军队高层对于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还是有疑虑的，但山西的贫困又局限了军队的发展，所以让杨得志来冀鲁豫捞一把就走。
1939年３月９日，八路军以689团（从344旅两个团抽调原陕北红军部队组编）和688团（徐海东红25军改编）一个营为骨干组成冀鲁豫支队，杨得志任支队长，崔田民任行动委员会书记兼政治部主任。
与此同时，115师主力也离开了山西挺进到山东，不久后，留在晋西南的陈士榘部的一部分也转进山东，这些说明，依托国军联合抗战，不但不能打仗，而且不利于发展。
朋友也要有适当的距离，夫妻也有两个枕头，何况是同床异梦的友军！
1939年９月，115师师部取消了杨得志“回山西的命令”，留平原作战，这个说明，经过实践，共军高层已经认可了平原游击战的可行性。
1940年4月18日，北方局决定在清丰县西王什成立冀鲁豫区党委，张玺任书记，领导直南、豫北、鲁西南三个地委。 杨得志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崔田民任政委，卢绍武任参谋长，唐亮任政治部主任。这是继“红都”南宫之后的第二个冀鲁豫省委。因只领导18个县委，史称“小冀鲁豫”。
这个“小冀鲁豫”不包含张霖之的“鲁西”抗日根据地。
1941年４月12日，一万多日伪军扫荡内黄县沙区根据地，由于地方武装基础薄弱，国民党顽军、土匪、反动会道门，乘机作乱。为挽救危局，７月１日，北方局决定合并鲁西、冀鲁豫两个区党委，成立新冀鲁豫区党委。张霖之任书记，张玺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承先任宣传部长。下辖七个地委（原鲁西区四个、小冀鲁豫区三个），七个军分区，63县（含昆山实验县）。史称“中冀鲁豫”，即第三个冀鲁豫省委。
在这之前，1941年５月，邓小平在北方局党刊上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的文章。时任中共鲁西区党委书记的张霖之读后大加赞扬，认为敌后建党建军建政同等重要。他向在鲁西区视察工作的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提出鲁西行署和“冀南、太行、太岳联合行政办事处”（简称“冀太联办”）建立晋冀鲁豫四省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议。李大章同志报告北方局书记彭德怀批准，于７月７日在山西桐峪镇召开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员代表大会，选举成立边区政府。
这在整个抗战历史上都是极有意义的事情。张霖之这一思路促进了源流复杂的冀鲁豫向西发展与晋冀豫联合的趋势，非常有利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整合。
晋冀鲁豫边区边区政府的成立，其思想来源于邓小平，具体建议是张霖之，这是二人心心相通的开始。
这种心心相通，不仅仅是共同革命的战友，而且还有灵魂的交融。
６月１３日至７月７日，张霖之主持原两区党、政、军主要干部参加的整军会议，民主总结了两区对敌斗争经验教训。７月７日建立新的冀鲁豫军区。崔田民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委。杨得志的八路军第二纵队为驻地正规军，任务是与日军作战，从而大大巩固了冀鲁豫平原根据地。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21节
1942年，冈村宁次指挥日军对冀南根据地“铁壁合围”。那一年，华北大旱，冀南尤其困难，张霖之的冀鲁豫支援冀南300万斤粮食、50万斤麦种，在那个年代是非常巨大的贡献。
北方局考虑到冀南的实际困难，1943年11月决定合并冀鲁豫、冀南两区成立冀鲁豫中央分局，也叫平原分局。
这次合并，就发展方向而言，是冀南服从于冀鲁豫，但人事组合，是冀鲁豫服从于冀南，因为这一次人事调整，不仅与整合抗战力量有关，也带有邓小平全权指挥的晋冀豫129师系统（刘伯承已经去延安）对原冀鲁豫115师系统的整合，所以，冀南干部一定要担任党务一把手。
冀南的黄敬任分局书记，宋任穷任组织部长、李菁玉任宣传部长、张霖之任民运部长兼任组织部副部长和冀鲁豫工委书记（掌握冀鲁豫实际权力）、张玺任秘书长。黄敬离职治病后，宋任穷代理分局书记，张霖之任副书记。分局领导12个地委，116个县。
在新成立的冀鲁豫中央分局内，黄敬是第一领导，但张霖之以民运部长兼任组织部副部长和冀鲁豫工委书记而掌握极大的权力。
黄敬，原名俞启威，又名俞大卫，原籍浙江绍兴，生于北京，出身于名门望族，祖父俞明震，晚清知名于诗坛与教育界，送鲁迅出国留学，鲁迅在《琐记》中有关于他的描述。
黄敬的叔叔俞大维，留学哈佛大学三年拿到哲学博士论文，据说到现在还是唯一，然后前往德国柏林大学留学，继续攻读哲学及数理逻辑，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听过爱因斯坦讲“相对论”。
那个时代，全世界就没有几个人对爱因斯坦有兴趣，中国竟然有一个，也算民族骄傲。
1925年，俞大维在德国最著名的数学杂志上发表论文，他是第一位在该杂志发表文章的中国人，几年后华罗庚成为第二个在该杂志发表论文中国人。
俞大维之所以没有成为科学家，是因为他将主要精力用在军工生产和研究方面。
1950年3月，台湾的蒋介石任命俞大维为国防部长。俞大维因耳病，未就职，改任驻美采购主管。1954年——1965年，俞大维长期担任台湾那边的国防部长。1960年，其子俞扬和娶了蒋经国的爱女蒋孝章。
俞启威和俞扬和是一个爷爷的本家兄弟，一个曾经和李云鹤同居，一个娶了蒋介石的孙女，历史，有时很搞笑。
1965年，俞大维因病请辞国防部长，亲家蒋经国接任。
俞家，是中国一个非常优秀的家族，有极良好学习传统和天分。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各地掀起了反对日本侵略、反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浪潮。俞启威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领导青岛大学的学生参加罢课、去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成为青岛学运的领袖人物，并组建“海鸥剧社”，演出进步话剧。
此时，山东诸城人李云鹤（江青）通过自己的戏剧老师、时任国立青岛大学教育长的赵太侔，到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半工半读（和毛泽东在北大的经历相同）。赵太侔是俞启威的姐夫，俞启威因此结识李云鹤，并从热恋转而公开同居。俞启威的革命行动直接影响了李云鹤，她的思想也渐渐趋向激进，不久她也加入了青岛左翼演员同盟——海鸥剧社。
江青从事文艺工作深受俞启威影响。
1914年3月，山东省诸城县开旅店和木匠铺的李德文的小老婆生了一个女孩。
李德文经常殴打小老婆，估计也不喜欢这个深刻影响中国的最后叫江青的小女孩。
我们看《红楼梦》，正妻多有迫害小老婆的潜在心理，如果男人仅仅把小老婆当成泄欲的工具而暴打，这个女人几乎就没有了活路。
江青的母亲最终选择了出走，在诸城给有钱人家当佣人。
父母离异、仰人鼻息，扒开江青的幼年时代，血淋淋的是悲惨的民族记忆。
幼年时期的江青与康生有了接触。
康生，原名张宗可，字少卿，小名张旺。1898年，出生在山东胶南县的一个名门望族之家。
张家非常豪富，仅仅康生的父亲张发祥就有近两千亩土地和一座有三十二间屋子的平房，房子周围还砌有土墙，远看宛如一座神秘威严的城堡。
受家族薰陶，康生有极深的国学基础，擅长书法绘画，其艺术造诣极为优秀。
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即将倒霉的大笔杆子陈伯达，说不知道“砸”和“揪”两个字的来历，《康熙字典》中也没有。康生则随手翻开《康熙字典》找到这两个字以证明陈伯达的无知。
近代中国，政治家长于书法的颇多，军阀书家代表是谭延闿，国民党的书家代表是于右任（张灵甫师从于右任，书法颇佳，曾经卖书得钱以为路费）。在老共产党员中，善书法者甚多，以康生、舒同、毛泽东三人书名最盛，号称党内书法三大家，而以康生为第一代表。
毛泽东不临帖，只读贴、看帖，且大部分是行书和草书，他以绝顶的领悟力和狂放不羁的气势而独成一格，很令人钦佩。但，毛泽东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法家。
康生真草隶篆众体皆能，尤善章草，自成“康体”， 堪称大家。著名文物鉴赏家、前清翰林院编修陈叔通（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第一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商副 、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工商联创始人）认为，当代中国有四大书家，分别为：康生、郭沫若、齐燕铭、沈尹默。
古人崇尚左右开弓者称之为大雅。康生深谙其道，且自负，自鸣得意其“左书”超过同辈书家。
1965年4月10日，康生答应南京的宫维桢写唐碑题签，竟然左右手各书一个，“自己觉得左手的较好一点”，请别人鉴定是否真的“左比右好”？
这家伙为人极左，表现在书法上也有此特点，真他妈的邪门了。
对于自己的书法水准，康生是相当自负的。据说他曾经放言：“郭沫若那字，也叫书法？我夹根木棍也比他写得强！”此言虽属狂语，但平心而论，与康生的字相比，郭沫若的书法确实显得俗媚了些。
康生的字，功力极深，但稍嫌刻版，比之毛泽东和郭沫若，在“人书合一”的性情感染力方面就弱了。
中国古代即有“书如其人”、“心正则笔正”之说。古人论书，往往兼论人品，认为书品和人品是密不可分的——书法是人品的外在体现，人品是书法的内涵延伸。所以，古人很看重书家的人品，高度追求人品与书品的统一。
但，书法史上常常出现悖论，秦代的李斯、北宋的蔡京、南宋的秦桧、明代的严嵩、近代的郑孝胥，还有当代的康生，他们书法堪称一时之选，人品却极为卑劣。
康生此人，多行不义，人神共愤，但生前多谋善变，以罗织罪名害人为能事，打破了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古训，确非等闲之辈。
1911年，天下大乱，13岁的康生也结束了他的私塾学习生涯，开始在村子里四处游荡，蓄积的活力爆发出来，把大部分时间消耗在吹笛、拉板胡和看地方戏上，这一爱好伴随终身，并在50年后引发了中国戏剧界的冤案。进入青春期后，康生很正常的开始追逐女性，还同当地的流氓土匪混在一起，逐渐成了精熟剑、刀、铁棍和拳术等格斗技击的高手，并有着出奇的适应能力。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和精熟江湖社会，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和谐的统一在康生的身上：知识让他有极大的上升空间，而江湖为他从事、领导特工战线提供了视野和经验，也多了害人的本事。
青春期的康生和家庭有了激烈的冲突。1914年，因为他的严重不轨行为，或者是赌博，或者调戏父亲的小老婆，导致大台庄议论纷纷，父亲张发祥怕他有辱门风，把他锁在家中，不让出门。
康生既然介入了江湖，当然就堕入过江湖的黑生活，参加过赌博是可以理解的。至于调戏父亲的小老婆，那个太正常，打开《红楼梦》，就可以看到上流社会的男盗女娼。旧社会男女交往少，农家女儿缺少梳洗打扮，大宅门里小老婆们不但小，一般也寂寞，勾搭青春的男主人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曹禺有一个《雷雨》，里头就有大少爷和庶母通奸生子的情节。
也许，正是因为儿子调戏庶母，张发祥才发现儿子是如此的悖逆。
康生的把兄弟陈舜庭，说服了恼怒的张发祥，携带康生一起到青岛礼贤中学上学。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22节
1917年，康生回到家乡。
辛亥之后，政府腐败而无能，日本、德国轮番占领山东，农村经济日益凋敝，农民贫困，农村的传统秩序已经崩溃，犯罪激增，最终殃及张氏家族。一天夜晚张家遭到抢劫，土墙毕竟挡不住土匪，康生的一个哥哥意图逃跑，当场被土匪打死。
为了安全，张家举家迁往附近的诸城县城，因为有雄厚的财力，他们在诸城买了一块地皮，兴建起一座气魄非凡带有门楼的公馆，依然是诸城的豪门望族。
1920年，时名张裕先的康生到诸城教师讲习所学习，一年后，也就是中共成立的1921年，改名张叔平，到诸城县立高等小学教音乐，也兼教其他课程。
1921年夏，也就是中共成立前后，随同母亲在张家生活的江青上小学，学监为她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李云鹤。
1921年，一个女佣的女儿能够上小学，需要极大的机缘。康生，当时叫张叔平，就在这个学校教学。
1920年和1921年，康生的两次改名，都是个人心态的流露。“裕先”明显有强调个人修养的味道，而“叔平”就立志改变不公平社会了。
即使搬迁到诸城，康生也是名门望族，大不必弄一个小学教师谋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高层中出身教师的竟然有毛泽东、朱德、康生、徐向前等多人。毛泽东、徐向前之所以选择师范学校，是因为不缴纳学费，朱德也非常贫穷，当体育教师的微薄薪水不能偿还家债。老舍也当过小学教师，也贫穷的很。
以康生的家庭和个人才能，很轻松有更优秀的前程，他对师范的选择，大约已经有为改变民智而奋斗的意图。
李云鹤是康生家女佣的女儿，她能够进入诸城县立高等小学学习，大约有康生的作用。
在诸城县立高等小学，康生主要担任音乐课，这个应该对江青后来从事文艺工作起到最重要的启蒙作用。
康生是非常优秀的书法大家，江青的字写的也很不错，据有人研究，毛泽东晚年一些题词出于江青的代笔。
江青的个人爱好、特长，乃至性格，都非常相像与康生。
当年的启蒙教师，对于江青起到极重要的影响。
1924年，康生在诸城由陈舜庭介绍加入国民党。
诸城人陈舜庭，是康生人生的极重要人物。陈舜庭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护国讨袁和反对北洋军阀的进步活动，正是他将少年康生带到青岛求学，接受新思想。
大革命时期，陈舜庭一度任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特派员，负责指导诸城、高密、安丘、日照、莒县等地的党务工作。
1929年，陈舜庭脱离国民党，抗战爆发后，他奔赴延安，由康生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辗转各地，领导群众抗日，建立民主政权，在根据地兴办教育，培养革命人才，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1957年“肃反”， 陈舜庭受到指控，因为他担任国民党特派员期间，诸城早期共产党领导人田裕旸被害，怀疑系他告密所致，故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此一谜案，几十年后才被洗清冤屈。
1924年夏，经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介绍，康生和同乡亲友孟超等人一起到上海，入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学习，改名张耘。1925年4月，张耘加入共产党，担任上海总工会干事，上海大学特支书记，从事地下工作，逐渐成为职业革命者。
1933年，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革命根据地，他留上海中央局主持工作，7月去苏联，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并在列宁学院学习，改名康生。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举行，选举周恩来、项英、任弼时、博古、康生、陈云、张国焘、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邓发、朱德、顾作霖13人为政治局委员，选举王稼祥、刘少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康生从此成为中共的重要领导人。
以上15人，生前死后评价反差最大的是刘少奇和康生，这15人，从1934年到去世始终处于政治局内的有周恩来、任弼时、康生、毛泽东、朱德等五人。
康生的评价是复杂的，其极左的思想不但对于革命有极大的妨碍，即使人性，也不能容忍。但其权术之高妙，虽弱于周恩来、朱德，但尚强于毛泽东（他曾经被排挤的东倒西歪）。
但，如果仅仅以延安整风和文革而彻底否定康生，也就无法理解共产党的崛起。
康生出身名门望族，生活无忧，其选择的道路究其本质而言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虽然有很多人以批判康生为能事，但也仅仅限于他的极左的工作整风和对于书法艺术的偏好。我们还实在找不到他多少贪腐的证据。
跟随共产党革命，是一种风险极大而个人回报极小的事业。无论后期表现如何，就参加革命的初衷而言，他应该是高尚的。
我提一个问题：如果是现实中的我们，能否选择那种随时丢弃生命的事业？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受到极大的委屈和不公平后继续革命？
文革结束后，康生历史被整肃，王光美带头提议将康生的妻子曹轶欧赶出旧居，刚刚复出的彭真做工作保留了曹轶欧的一些待遇。
文革时，康生也迫害过彭真。
彭真对于曹轶欧，也就是康生的大度，固然有个人的宽容，还与对康生曾经贡献的肯定。
至于和康生一起去上海的孟超，因为其创作的昆曲《李慧娘》在1964年被大批判而成为文革的导火索之一，也在历史上留下一些谜团。
康生的姑母嫁给了孟超的哥哥，这是比较亲密的亲友，因年龄相仿，他们在一起读书。据说，两个人同台演出过话剧，又一起进上海大学读书，后来在中共地下党沪西区委一起工作过。
1932年初，孟超在沪西组织工人罢工而被捕，判刑半年，之后转入苏州反省院，后由亲人保释出狱，从此与中共脱离关系，在国统区从事文艺创作和副刊编辑。1948年11月，重新入党。1961年，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戏剧编辑室主任。此间，创作历史剧《李慧娘》。
1956年，康生调中央工作后，两家仍有来往。
中国的很多地方戏曲里,都有一出戏，叫《红梅阁》（亦称《游西湖》、《阴阳扇》）。这戏实则肇源于明代剧作家周朝俊的《红梅记》。
1959年秋季，孟超偶感寒热，“病榻凉夜，落叶窸窣，虫声凄厉，冷月窥窗”，他突然特别感喟于鬼故事。
1960年，孟超利用春节假期，以不能自已之情，一气呵成，形诸笔墨，写出了昆曲《李慧娘》的初稿。
1961年7、8两个月合刊的《剧本》月刊，发表了《李慧娘》初稿本。8月，北昆搬演《李慧娘》于首都舞台。
其主要剧情为：南宋末年，元军进攻襄樊，都城临安告急，而奸相贾似道却按兵不动，沉迷于声色犬马；满怀救国热情、不畏权势的太学生裴舜卿，在贾似道偕姬妾游西湖时，当面痛斥他荒淫无道、误国害民；贾似道的侍妾李慧娘见此忧国拯民的磊落奇男，不禁倾慕赞叹，脱口而出道：“壮哉少年！美哉少年！”不料被贾似道听见，即令回府，凶残地将李慧娘杀害。又派人将裴舜卿劫持到相府内集芳园,准备害死。埋在集芳园牡丹花下的李慧娘幽灵不散，化为鬼魂，得判官赠其阴阳宝扇，回阳间救裴舜卿于危难之中，且以大义凛然之正气，怒骂卖国害民的贾似道，并一头把他撞昏在地上。
该局线索是三个层面：掌权者声色误国，太学生忧国忧民；阴阳两界对于正义的支持；女性对于壮美男性的热爱。
整个故事的文眼，是面对忧国拯民的磊落奇男，李慧娘脱口而出：“壮哉少年！美哉少年！”
孟超在撰写剧本的过程中，多次向他的同乡、同学康生请教。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康生，曾提过不少修改意见。据说，李慧娘对裴舜卿的赞叹，原来是“美哉少年！美哉少年！”根据他的意见改成了“壮哉少年！美哉少年！”
康生这一改，画龙点睛，把仅仅对男性容颜的仰慕，扩展到对青年强壮体魄的渴盼，同时也有底层民众对正义人物壮行的赞叹。
《李慧娘》演出后，立即引起轰动，观众、专家交口称赞，在京华戏曲舞台上，极一时之盛。《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首都报刊纷纷发表评论，予以热烈的肯定。廖沫沙应《北京晚报》之约， 8月31日发表了《有鬼无害论》一文，肯定这是“难得看到的一出改编戏”，还指出：应当把戏台上的鬼魂李慧娘，看成是“一个至死不屈服的妇女形象”。

关于康生的文物问题
第一，康生热爱文物是个性，在文革之前，他也经常利用自己的收入购买文物。
第二，文革时期，康生的地位用不到贪腐，因为他基本不用考虑生活问题。如果他乱搞男女关系，这个在任何时代都是问题，如果贪腐黄金，这个在任何时代都是硬货币，他贪腐文物，这个热确实与爱好有关，当然，文物比黄金更加值钱。
第三，要说康生掠夺文物是为了保护，这个也太高雅了，但因为康生的特殊地位，他主观的热爱（有时是腐败），客观上起到保护文物的作用。

关于康生，比较严肃一点：我们见不到他如何让照顾子女什么的大批判，康生的儿子也没有什么恶迹。

一个腐败者，或者为了个人的温饱，或者为了子女，或者为了满足婚外情的需要。康生没有这几点。

就我个人感情而言，我极其愤恨康生在历史上的作用。但，作为后人，我们不但以我们的良知和标准评判历史人物，而且要公平的研究历史人物。

历史，不仅仅是好人和坏人组成，很多人的历史是非常复杂的。

这两天，之所以不能及时更新，就是因为文革时期的一些问题非常难以评价。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23节
1961年8月，《李慧娘》在北京长安戏院公演。康生亲临观赏，并登台祝贺演出成功，与孟超及全体演职员合影。接着，他又写信给孟超，说“祝贺该剧演出成功”。他全面肯定了《李慧娘》的编导、音乐和表演，说这是“近期舞台上最好的一出戏”，赞扬孟超“这回做了一件好事”，还指示“北昆今后照此发展，不要再搞什么现代戏”。
但是，不久，风向突变，据说源自毛泽东观看此剧李慧娘失口赞美书生裴舜卿“美哉，少年”情节时极为不爽。
一贯善于看风使舵的康生，在一次会议上，对孟超的女儿陆沅说：“告诉你爸爸，别光写《李慧娘》，还得写别的东西。”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特别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十中全会召开前，康生又送给孟超一张纸条，上边写着：“孟超同志：请转告剧协同志，今后不要再演鬼戏了。”
和康生相比，孟超是小人物，二人还有许多感情，康生对于《李慧娘》的喜欢是真诚的，这种喜欢是源于自己的文艺审美趣好。康生也有文艺爱好的天性，他对孟超的鼓励不可能是“引蛇出洞”。
但是，毛泽东通过江青批判《李慧娘》是 “借古讽今，影射现实”且意在“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据康生妻子曹轶欧回忆康生的私密谈话：江青太骄傲，但毛泽东对她非常信任，有意识的培养她，文革时期，为了树立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威信，关键时刻，总是让姚文元发表一篇经他修改的署名文章。对于霸道的江青，康生也要迁就。
坊间对于毛泽东批判《李慧娘》，有一个流言：李慧娘与贾似道之关系影射了毛泽东与身边一个女工作人员的关系，惹怒了毛泽东，发动批判《李慧娘》及鬼戏，并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我们不否认领袖一时的喜怒影响国家政治，但要说因为文人影射自己的私生活而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有些太牵强。
毛泽东最早批判“牛鬼蛇神”开始于1955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最近一个时期，有一些牛鬼蛇神被搬上舞台了。”
这里的“牛鬼蛇神”就是指传统戏曲中的鬼戏。
1957年反右运动，毛泽东讲话：“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这不叫诱敌深入，叫自投罗网”。
这里的“牛鬼蛇神”开始涉及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反对共产党执政的知识分子。
到了1960年，毛泽东讲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
这里的“牛鬼蛇神”则进一步泛指敌对势力。
到了1966年，文革前夕，《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
至此，“牛鬼蛇神”演变成无所不包的恶势力的总代称。
1966年5月31日，陈伯达接管《人民日报》，6月1日发表了他口授、修订的第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目前中国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学者权威’，他们所做的，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梦。他们的政治统治被推翻了，但是他们还是要拼命维持所谓学术‘权威’，制造复辟舆论，同我们争夺群众，争夺年青一代和将来一代……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反对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这种文化革命的性质，同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截然不同的。这种文化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取得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先决条件，才能为这种文化革命开辟最广阔的道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风易俗的伟大事业。对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一切遗产、风俗、习惯，都必须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加以透彻的批判。”
所谓文化大革命，就是对人类创造的所有文化成果进行彻底的批判、改造和消灭，建立新的无产阶级文化，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彻底的思想教育。
毛泽东对于文化领域的革命，最早发端于1942年5月延安整风时期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文革时期到达顶峰。毛泽东对于文化领域的改造表现为两个特点：1、全面横扫既有文化成果，另起炉灶建立新的文化；2、提倡革命化、去人性化。
文革爆发的导火索是批判戏曲（《李慧娘》《海瑞罢官》），但，建国后江青最早涉足文艺开始于电影领域。“文革”是从批判文艺黑线开刀的，江青由此找到了篡夺高层权力的突破口。除了戏曲，还有电影。
在“文革”前夕，电影《早春二月》、《林家铺子》、《北国江南》等已经受到公开批判。“文革”一爆发，几乎所有的电影都被封存审查，电影院里只能反复放映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纪录片。到了1967年3月，为了扳倒刘少奇，电影问题又一次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1948年拍摄的香港电影《清宫秘史》，在50年代初被毛泽东指责为“卖国主义”，而据说，刘少奇称赞过它是“爱国主义”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公开发表文章批判电影《清宫秘史》，由此带出了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的公开批判，而这两个称呼是专用于刘少奇的，刘少奇从此就被官方公开批判。到了1967年5月，借着纪念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官方重新公布了毛泽东在1950—1960年期间陆续发出的关于文学艺术的五个批示，这次是集中在一起重新发布，像集束手榴弹一样，公开了中共党内思想领域的长期争论和路线斗争。这五个批示里就有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毛泽东对于《武训传》的批判是否因为个人的生活作风被影射？
大约没有，最起码我没有见到这个方面的文章。
1966年5月，江青发表《关于电影问题的看法》，文中说：她在军队系统看了68部电影，只有7部是好的，其余影片都有问题，“有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有的宣传错误路线，有的为反革命分子翻案，有的丑化军队老干部，有的写男女关系、爱情，有的写中间人物”等等。被江青点名批判的电影有五十四部之多。
据江青秘书阎长贵（他也被江青弄得在监狱待了七年半）回忆：“1967年正是‘文革’关键阶段，江青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开会、接见、看文件，时间都抠得紧紧的……她每天除工作和开会外，就是看样板戏、看电影……有一次看个法国电影《广岛之恋》，一开始就是男女两个裸体拥抱在一起，江青一下就急了……江青看电影时，她有时也比较随便地谈她的看法，比如看《英雄儿女》，志愿军某师政委的女儿由老工人养大了，而工人的儿子却在战场上牺牲了。江青说：‘这个政委到这时候，就不应该再认女儿了。’看一个关于空军题材的电影，她说我们的电影有个问题，太注意技术细节，不注意提炼一般的问题，内行人不爱看，外行人看不懂。”
江青在《关于电影问题的看法》中的讲话非常重要：“有的写男女关系、爱情，有的写中间人物。”
江青这个讲话揭露文革的实质：提倡整个社会的生活和思想彻底革命化，排斥人的生物性特点和正常感情，不允许“中间人物”存在，或者被打倒，或者打倒别人。
文革时期，并不拒绝爱情和结婚，但不允许沉迷于爱情，爱情必须服从革命。
《李慧娘》应该是中国“鬼戏”的极重要的代表，他不但宣扬了“鬼魂”的存在，而且宣扬了“爱情”。《李慧娘》的故事背景是知识分子与腐败权贵的斗争，但正义的政治斗争服从于源自生理冲动的爱慕。
就江青在1966年那个讲话，《李慧娘》被大批判是天命注定的，即使他不在1962年被批判，在文革也会被整个七零八落。

@yc雨花石 551楼 2014-03-28 16:26:09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22节
……
康生的评价是复杂的，其极左的思想不但对于革命有极大的妨碍，即使人性，也不能容忍。但其权术之高妙，虽弱于周恩来、朱德，但尚强于毛泽东（他曾经被排挤的东倒西歪）。
但，如果仅仅以延安整风和文革而彻底否定康生，也就无法理解共产党的崛起。
康生出身名门望族，生活无忧，其选择的道路究其本质而言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虽然有很多人以批判康生为能事，但也仅仅限于他的极左的工作整风和对于书法艺术的偏好。我们还实在找不到他多少贪腐的证据。
跟随共产党革命，是一种风险极大而个人回报极小的事业。无论后期表现如何，就参加革命的初衷而言，他应该是高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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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0疾 575楼 2014-03-31 16:37:46
楼主这里是要如何评价文ge中的康生？不知楼主看了什么资料会这样纠结。
康生等在文ge中的罪行是不能用极左来解释的。并且又康生不贪腐推断他在文ge中的行为动机也是不合逻辑的。他们这种人会分不清基本的好与坏吗？康生扣押江青曾在文艺群鬼混的消息，就不是和革、命左右有关的，应该就是权力的铺路之类的——连楼主都称赞其权术。康生江青一伙在文ge中完全是为了革、命之外的东西（应该是权与名）而进行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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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是我所讨厌的，乃至愤怒的。但是，我不能以个人的感情评价人物。
我举一个例子。那几年《还珠格格》热播，我因为这个戏剧太脱离历史，所以不大看，但因为热播，有时也看一下，权当解闷。
但是，后来有一个赵薇的“日本军旗事件”，我对赵薇很不喜欢，所以，坚决不看她的作品。但是，赵薇现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因为我经常看到她的作品。如果我没记错，她有一个《锦衣卫》，我从来不看，但萨顶顶的主题曲非常好，也必须欣赏。
我的意思是说，不管多么讨厌，一旦形成文字，就要公允一些。

康生1924年入党，家里非常的富裕，他本人是一个小学教师，吃饭不愁，已经有了老婆和儿女。
他为什么要入党？一个可能是投机革命获得极大的富贵，一个是真诚的革命。
康生于1933年去苏联之前，从事地下工作接近十年。一般党史说：白区工作损失百分之九十，顾顺章叛变后，中共中央无法在上海立足。从事地下工作，那是正儿八经的九死一生。
如果是我们，我们愿意冒这样大的风险从事这样的工作吗？

我个人认为：不管一个人的行为多么卑劣，当他敢于舍弃生命去争取，我们就必须思考他被后面的东西。

我们必须批判恶势力，但仅仅批判是不可以的，还需要分析。

周恩来和康生，在大上海，一起革命，然后几乎同时去世。很多材料都解释说康生和周恩来有很深的友谊。文革初期，康生多次暗示周恩来要谨慎对待文革。

康生是林彪、江青之外，文革极重要的恶代表。周恩来是现在公认的委屈求全保护自己也苦撑危局的核心。他们竟然相互提携，这个说明什么？

@迪奥的面具 586楼 2014-04-01 02:11:59
看不下去，如今流行翻案风，康生都翻案了。不说wg，单说延安整风，康就没干什么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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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对于中共，危害极大，乃至于超过了公开的敌人。夏曦在红二军团肃反，把一支几万人的力量杀的仅仅还有三千人。夏曦对于红二军团的危害，比蒋介石都大，蒋介石也不能杀掉那么多的共产党人。
1992年，中共最终确定36个军事家，死于建国前的有许继慎、段德昌、曾中生、左权、彭雪枫、罗炳辉、刘志丹、方志敏、黄公略、叶挺、蔡申熙等11人，许继慎、段德昌、曾中生三人直接死于肃反，刘志丹差一点被杀掉，左权临死还被怀疑为托派，叶挺因为党内斗争而脱党，罗炳辉因为曾经支持张国焘而不被毛泽东待见。11个人，生前马马虎虎在党内不被批判的也就彭雪枫、方志敏、黄公略、蔡申熙四人而已。
夏曦对于中国革命的危害远远在陈独秀之上，但夏曦是烈士，因为他没有叛变革命。康生危害极大，但也不是叛徒。

我打一个比方。
某甲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妻子，但最后离异了。某乙有一个混蛋老婆，竟然因为电器使用不当把自家的房子点燃了，把全家人也烧死了。

就对家庭的危害而言，某乙的妻子太混蛋了，但她没有背叛自己的丈夫。

康生这个家伙，几乎把中共弄塌铺，但确实不是叛徒，虽然公开的叛徒也不可能给中共那样大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