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世暴君


石虎，字季龙，自小由石勒的父亲扶养，史书有说是石勒的侄子，也有说他是石勒从弟。石虎少年时代，正是晋末大乱，石勒自己被贩卖为奴，少年石虎自然更是于乱世中四处颠沛流离。西晋并州刺史刘琨为了笼络石勒，便派人找到了石勒的母亲王氏和石虎，一并送回给石勒。
按理说，石虎自小吃的是猪狗食，干的是牛马活，苦大仇深，本应该有股穷苦人自强不息的志气。他被送回石勒军营时十七岁左右，史称其“性残忍，好驰猎，游荡无度，尤善弹，数弹人，军中以为毒患”【《晋书·载记第六·石季龙上》】。小流氓天天手持弹弓，骑马游荡，见谁弹谁，搞得军中怨怒不已，完全是个地痞恶少的表现，连一点经受“腐蚀”后发生“堕落”的过渡都没有，直接胎里坏。石勒为此大怒，要杀掉石虎，经不住王老太太求情，这才作罢。
又过一年，石虎似乎懂事了些，他“身长七尺五寸，趫（qiáo）捷便弓马，勇冠当时，将佐亲戚莫不敬惮”【《晋书·载记第六·石季龙上》】。石勒深为嘉许，署为征虏将军，并为他聘娶将军郭荣的妹妹为妻。但他不学好，与歌妓郑樱桃搞在一起，还为此杀掉了郭氏。之后，石虎娶清河崔氏之女，郑樱桃又进谗言，让石虎杀了崔氏女【注：关于郑樱桃的性别，论者有不同。《十六国春秋辑补·后赵录·石虎传》载：“石虎郑后名樱桃，晋冗从仆射郑世达家妓也。”《晋书·载记第六·石季龙上》也说：“季龙宠惑优僮郑樱桃而杀郭氏，更纳清河崔氏女，樱桃又谮而杀之。”整部《晋书》提到郑樱桃全名，仅此一处。此后写石虎皇后（石邃、石遵的母亲），全部称“郑氏”。因此多数人认为“郑樱桃”就是“郑氏”，是个女人，此处“优僮”意为歌妓。但冯梦龙《情史·情外类》则说：“郑樱桃者，襄国优童也，艳而善淫。石虎为将军绝嬖之，以樱桃谮杀其妻某氏。后娶某氏，复以樱桃谮杀之。唐李欣有《郑樱桃歌》，误以为妇人。”另外明代王世贞《男宠传》中也载有郑樱桃。也就是说，冯梦龙等人认为“优僮”即男宠，郑樱桃是男人，与“郑氏”并不是同一个人】。
石虎所为酷虐，凡是军中诸将有勇略以及同自己不睦的人，总是找碴杀掉对方。他率军攻城拔寨，“不复断别善恶，坑斩士女，鲜有遗类”【《晋书·载记第六·石季龙上》】。石勒屡加斥责、劝导，石虎却依旧我行我素。
晋成帝咸和五年（公元330年）石勒称帝，石虎自以为功高一时，大单于之位必定属于自己。结果石勒把大单于的名号给了太子石弘，石虎为此深为恼怒，私下对其子石邃说：“待主上晏驾之后，不足复留种也。”【《晋书·载记第六·石季龙上》】
说到做到，石勒刚刚咽气，石虎第一件事就是挟持石弘，诛杀反对自己的右光禄大夫程遐、中书令徐光等人，然后逼石弘下诏封自己为丞相、魏王、大单于，加九锡，以魏郡等十三郡为食邑，总摄朝政。石虎以郑氏为魏王后，又“下诏”大封诸子，以长子石邃为魏王太子，加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录尚书事，次子石宣为使持节、车骑大将军、冀州刺史、河间王，五子石韬为前锋将军、司隶校尉、乐安王，九子石遵为齐王，三子石鉴为代王，四子石苞为乐平王，改封六子太原王石斌为章武王。并以自己僚属及亲近者占居省台要职，贬窜石勒旧臣，还把原先的太子宫改名崇训宫，将石弘、太后刘氏以及石勒的嫔妃宫人全部迁居此处。
刘太后不堪被幽禁，于是召彭阳王石堪（石勒养子）商议。石堪认为先帝亲信旧臣都被贬斥，诸军又已易帅，不再听从指挥，宫内也无人做内应，因而打算逃出京城，奔兖州拥戴石勒幼子、南阳王石恢，诏令各镇讨伐石虎。结果当石堪逃出京城到达兖州时，石恢已经受征还朝。不得已，石堪只得南奔谯（今安徽亳州），途中被石虎军士捕获，送至襄国，炙烤而死。刘太后也因谋泄被杀。
石虎的过度行为招致了广泛的不满。晋成帝咸和八年（公元333年）十月，后赵宗室镇守关中的石生（石勒从子）、镇守洛阳的石朗都起兵讨伐石虎。石生自称秦州刺史，派使者向晋请降。石虎以石邃留守襄国，自率步、骑七万在金墉俘斩石朗。随后进兵长安，先败后胜，击破石生，石生兵败被部下所杀。石虎班师襄国，起魏台，一如魏武帝辅汉故事。次年十一月，石虎废杀石弘，自称大赵天王，大赦境内。

石虎以残暴、不恤百姓闻名，完全不屑休养生息、养护民力，以严刑酷法维持统治，竭尽所能搜刮民财。后赵当时占有十州之地，府库中聚敛的金帛及外国所进献的珍异宝物不可胜数，石虎犹嫌不够，将前代的陵墓全都掘开，夺其金宝。又纵容贵族官僚、地主侵夺百姓田地山泽，大兴宫室，仅重建长安、洛阳二宫就征役四十余万，加之“公侯牧宰竞兴私利，百姓失业”，苦不堪言。他还听信僧人吴进“宜苦役晋人，以厌（压）其气（势）”【《晋书·载记第七·石季龙下》】的鬼话，征发各郡男女十六万人，车十万辆，在邺城以北修筑占地方圆数十里的华林苑。民夫日夜困苦，又遭暴风大雨，死者竟高达数万。
为穷兵黩武，石虎以国内少马为由，严禁百姓畜养私马，敢藏匿马匹不交者，处以腰斩，强夺百姓马四万余匹。为征前燕慕容皝，他命司、冀、青、徐、幽、并、雍七州百姓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连同邺城原有军队，征满五十万，“具（准备）船万艘，自（黄）河通海，运谷豆千一百万斛……以备征军之调”，同时徙辽西、北平、渔阳百姓万户于兗、豫、雍、洛四州之地。为伐昌黎（今辽宁义县），他“遣渡辽（将军）曹伏将青州之众渡海……戍于海岛，运谷三百万斛以给之，又以船三百艘运谷三十万斛诣高句丽，使典农中郎将王典率众万余屯田于海滨”，并下令让青州建造战船千艘，以备进攻之用。为图江南，他命“（被）征士（卒）五人（出）车一乘，牛二头，米各十五斛，绢十匹，调不办（缴纳不齐）者以斩论。于是百姓穷窘，鬻子（卖儿卖女）以充军制，犹不能赴（仍然凑不齐），自经于道路，死者相望”【《晋书·载记第六·石季龙上》】。
晋成帝咸康元年（公元335年）九月，石虎迁都邺城。次年，他耗费重金在襄国建太武殿，在邺营建东、西二宫，并于当年十二月全部竣工。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碎之（用有纹理的石块砌成），下穿伏室（殿基下挖掘地下宫室），置卫士五百人于其中。东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漆瓦、金铛、银楹、金柱、珠帘、玉壁，穷极技巧”。又于显阳殿后起灵风台等九殿，四处搜掠士庶之女万余人以充之。置“女骑一千为卤簿（仪仗队），皆著紫纶巾、熟锦裤、金银镂带、五文（彩）织成靴，游于戏马观”，远远望去，女官们手执羽仪，状若飞翔，五色绚烂。还增设女官二十四等，东宫十二等，封国为九等，选国中百姓女年二十以下十三以上者三万余人，分成三等配置各处。地方官争相以献美来邀宠，即使已经出嫁的也强行送入宫中，“夺人妇者九千余人”。由是，“百姓妻有美色，豪势因而胁之，率多自杀”【《晋书·载记第六·石季龙上》】。
在大兴宫室的同时，石虎下令把洛阳先前象征西晋王朝威权的钟虡（jù）、铜驼、翁仲、九龙、飞廉等巨大青铜礼器仪物，全都迁移到邺城，以壮声威。运送途中，有一口钟沉入黄河，为了打捞，招募了三百名谙熟水性的人潜入黄河，用竹质的大绳捆扎住，用一百头牛牵引起重滑车，这才把钟拉出水面。又建造可以载重万斛的大船用以载运。
石虎喜欢打猎，晚年身体沉重不能骑马，就建造打猎用的车子一千辆，“辕长三丈，高一丈八尺，罝（jū 捕鸟兽的网）高一丈七尺，格兽车四十乘，立三级行楼二层于其上”，定期比赛打猎。从灵昌津向南至荥阳，东至阳都（今山东沂南南），都划为猎场，让御史监管，严禁百姓伤害豢养其中的野兽，违者处于大辟的极刑。监管猎场的御史因之擅作威福，百姓家有美女或上好的牛马牲畜，御史如果弄不到手，就诬以“犯兽”，论罪处死的多达百余户，因而“海岱（渤海至泰山）、河济（黄河至济水）间，人无宁志矣”【《晋书·载记第六·石季龙上》】。
石虎对百姓穷征极调，横征暴敛，后赵境内却天灾不断。先是冀州八郡闹蝗灾，饿死数万人。又遭逢大旱，几万人冻饿而死。时金一斤只能买谷二斗，百姓嗷嗷待哺，石虎非但不抚恤赈灾，反而广征徭役，军旅不息。
太子石邃完全继承了石虎残暴的基因，荒酒淫色，骄恣无道，甚至夜间潜入朝臣家中，淫其妻妾。他喜欢将姬妾打扮起来，然后砍下她们的头颅，洗去血迹，置于盘中，与李颜等左右近臣互相传递欣赏。石邃还在宫中招纳了许多貌美的尼姑，与其交欢淫乱后再杀了她们，碎尸后与牛羊肉混在一起，同左右煮而食之。
石氏父子暴虐淫酷如此，朝臣却大多谄媚献进，只有尚书朱轨和氐族首领蒲洪进谏。石虎大怒，以“讪谤朝政”为名杀了朱轨。但蒲洪是边地氐族豪酋，势力强大，石虎虽然大怒，也无可奈何。

石虎沉溺于酒色和宫内游逸，刑罚失度，而且喜怒无常。石邃自参决尚书奏事后，把一些他认为应该呈报的事禀报给石虎，石虎就很生气，说：这种小事还用报告？可是如果石邃几天无事禀报，石虎又会大怒：朝中大事，为什么不让我知道。就斥责鞭杖石邃。这种事每个月总会发生几次。这样一来，搞得石邃战战兢兢，无所适从，也不知道该报告还是不该报告。他常常私下向中庶子李颜等人抱怨石虎难以伺候，逐渐有了弑父夺位的想法。
石虎虽然立石邃为太子，但同时也很宠爱另外两个儿子——河间公石宣、乐安公石韬。石邃对这两个兄弟恨之入骨，总觉得这二人是自己日后登基的最大竞争对手。晋成帝咸康三年（公元337年）七月，石邃称病不理政事，率宫臣文武五百余骑宴饮于李颜别舍。席间石邃忽然对李颜说：我想去冀州杀石宣，有不从者斩！行出数里后，随从人众都四下逃散。李颜等人平日里虽然和石邃一起宴饮，以杀人为乐，但都是色厉而内荏之辈，跪地叩头极力谏阻，石邃这才昏醉返回。
石邃的母亲郑皇后听说这事后，私下派人来告诫石邃。石邃一怒之下杀了郑皇后派来的宫人。石虎还蒙在鼓里，听说太子生病，也派亲近信任的女官前往探视。石邃躺在床上，唤女官近前说话。女官刚一近身，石邃趁机拔剑将她杀死。石虎大怒，将李颜等人拘捕，严刑拷问，这些人原原本本交代了事情原委。石虎更怒，将李颜等三十余人尽数斩首，幽禁石邃于东宫。
大概是父子情深吧，不久石虎就赦免了石邃，在太武东堂召见他。父子见面，石邃也不谢罪，尔后大摇大摆拂袖而去。石虎派宫人拦住石邃说：怎么可以连母后都不见就走了呢？石邃头也不回，径直而走。石虎勃然大怒，遂废石邃为庶人，当夜就杀了石邃与其妻张氏，及男女二十六人，合葬在一口棺材之中。并诛石邃宫臣同党二百余人。郑皇后连带着一起倒霉，被废为东海太妃。石虎立次子石宣为太子，石宣的母亲杜昭仪为皇后。
石虎并没有接受石邃的教训，他在以石宣为太子的同时，又任石韬为太尉，二人都有“生杀拜（官）除（爵）皆迭日省决（轮流裁决政事）”【《晋书·载记第六·石季龙上》】的大权，不需再向他禀报。司徒申钟进谏说：度赏刑威，名器至重，不可以假人。太子国之储贰，应首先以尽孝父母为本，不应这么早就裁决朝政。石邃之祸，殷鉴不远，就是因为过早参政导致的。况且石宣、石韬兄弟分权，必会因争权生成嫌隙，造成乱国害亲的后果。石虎不听。
据《通鉴》记载，石虎在立石宣后有点后悔，想改立石韬为太子，但是鉴于废长立幼的教训，石虎犹豫不决。石韬得知石虎有立己之意，遂更加骄纵。他在太尉府建宣光殿，房梁长九丈。石宣认为冒犯了他的名讳，勃然大怒，斩杀工匠，截断房梁。石韬毫不示弱，命人再建，房梁增为十丈。还仿效太子石宣仪仗游猎。石宣又嫉又恨，恐石虎废己立石韬，便使亲信杨柸、牟皮、赵生乘石韬宴于东明观大醉之际，刺杀了石韬。
石虎闻讯后悲惊交加，昏厥过去，许久才苏醒过来，当时便要赴丧。司空李农谏阻说：“害秦公（石韬）者恐在萧墙之内，虑生非常，不可以（轻）出。”于是石虎在太武殿布列严兵，把装殓石韬尸体的棺材运入大殿，于宫内大办丧事。石宣临丧，不仅不哭，还“直言呵呵”【《晋书·载记第七·石季龙下》】，又揭开被子检看尸体，大笑离去。
石宣的举动引起了石虎的怀疑，便想召石宣入宫，又怕他不来，就谎称石宣的母亲杜皇后因哀伤过度以致病危。石宣毫不怀疑，昂首入宫，刚一入宫便被扣押起来。很快，有人告发了石宣的阴谋，石虎便派人抓捕杨柸、牟皮、赵生等人。杨柸、牟皮逃亡。赵生宦官一个，没了男子气概，腿软跑不快，遂被执，大刑之下，全部招供。
石虎听完后，恨的咬牙切齿，囚禁石宣于席库（贮藏坐具的仓库），以铁钩刺穿他的下巴并上了锁，将残汤剩饭倒入木槽中，让石宣像猪狗一样舔食。又命人在邺城之北堆上柴草，设置行刑木桩，木桩上架设横杆，横杆的末端安置辘轳，绕上绳子，把梯子倚靠在柴堆上，将石宣押解到下边。让石韬生前宠信的宦官郝稚、刘霸揪其发，牵其舌，登上梯子，以利刃在石宣两腮各刺一洞，以粗绳贯穿而过，用辘轳绞上去。刘霸执快刀“断其手足，斫眼（剜去双目）溃腹（剖开腹部）”，然后点燃柴堆，四面纵火焚烧，形状惨不堪言。石虎本人则率宫中数千女官登中台，像看戏一样观看行刑过程。
就这样石虎还不解气，又命人取灰烬分别洒在通向各个城门的大路当中，任人践踏。同时杀掉了石宣妻儿九人。石宣的小儿子才几岁，石虎平素非常喜爱他，临杀前抱于怀中哭泣，意欲赦免。但大臣们不同意，“遂于抱中取而戮之，儿犹挽季龙衣而大叫，时人莫不为之流涕”【《晋书·载记第七·石季龙下》】。
杀完石宣的妻儿，石虎废石宣的母亲杜皇后为庶人，又逮捕东宫宦官五十人及东宫四率将领三百人，以车裂之刑处死了他们，尸体全部投入漳水。石宣居住的太子东宫被改作饲养场，饲养猪牛。东宫卫士十余万人全都贬谪，送去凉州“劳改”。事发之前，散骑常侍赵揽曾提醒石虎：中宫将有变，宜加防备。等到石宣谋杀石韬后，石虎怀疑赵揽知情不报，把他也杀了。
晋穆帝永和四年（公元348年）九月，石虎召集大臣商议立储之事。太尉张举表示，燕公石斌、彭城公石遵都有武艺文德，当前石虎年老，又四海未一，应从这两个年长的皇子中，择一而立。戎昭将军张豺认为，石斌的母亲出身低贱，本人又有过错；石遵的母亲因为太子石邃的事情被黜废，对石虎不可能没有忌恨，应慎重考虑立此二人！张豺当初领军破上邽（今甘肃天水）时，曾掳获前赵皇帝刘曜的小女儿，进献给当时还是中山公的石虎。如今，刘氏的儿子石世年方十岁。假如石世被立为太子，石虎死后刘氏就会成为太后，张豺便能以拥立之功辅政。因此他别有用心地建议：“当选母贵子孝者立之。”【《晋书·载记第七·石季龙下》】
转天，石虎又召集群臣于东堂商议立储之事。老头子首先“自我检讨”，“痛心疾首”地发言说：我真想用石灰三大斛来清洗自己的肚肠，内中污秽，专生凶恶无赖的儿子，年过二十就想着杀老爸。现在石世才十岁，等他二十岁，我也老得差不多了，不用再担心这个儿子想对我做什么了。于是让太尉张举、司空李农纠集大臣联名上疏，请立石世为太子。唯独大司农曹莫不肯在疏中署名，石虎问他原因，曹莫说：“天下业重，不宜立少，是以不敢署也。”【《晋书·载记第七·石季龙下》】石虎叹道：你是忠臣，但没有领会我的用意。

东晋穆帝永和五年（公元349年）正月，石虎终于登基称帝，以石世为太子，刘昭仪为皇后，改元太宁，实行大赦，但谪戍凉州的原太子东宫卫士不在赦列。这批人路经雍城（今陕西凤翔）时，雍州刺史张茂又乘机把他们的马匹全部强行扣下，让他们用手推车运粮食到凉州戍所。高力督梁犊深知东宫卫士的怨怒之情，便派人鼓动士兵，宣布要起兵东还。有人带头，军士们无不雀跃欢呼。于是梁犊自称晋征东大将军，率众起事。这些人身强力壮，“皆多力善射，一当十余人”【《晋书·载记第七·石季龙下》】，因此称为“高力”。他们一路攻城陷地，所向披靡，各地戍卒也纷纷加入，至长安时，已有众十万。
镇守长安的乐平王石苞尽率精锐出击，结果一战即败。梁犊于是率众东出潼关，直趋洛阳。此时石虎病重，只能以李农为大都督，行大将军事，统卫军将军张贺度、征西将军张良、征虏将军石闵等，率步、骑十万征讨。李农一败于新安（今河南渑池东），再败于洛阳，只好退守成皋（今河南巩县东北）。梁犊率军东掠荥阳、陈留诸郡，声势巨大。
石虎大惧，以儿子燕王石斌为大都督，督中外诸军事，统冠军大将军姚弋仲、车骑将军蒲洪进讨。姚弋仲，南安赤亭（今甘肃陇西首阳镇）人，羌族酋长，年少时便英明果断，雄武刚毅。永嘉之乱的次年，姚弋仲率部众向东迁徙到榆眉（今陕西干阳东），胡、汉扶老携幼跟随者数万人。姚弋仲遂自称护西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风公。晋明帝太宁元年（公元323年）七月，前赵主刘曜消灭盘据陇西的陈安后，关陇地区的氐、羌各部族请降于前赵，姚弋仲也不例外，刘曜任他为平西将军，封平襄公。前赵灭亡后，姚弋仲降于后赵，为行安西将军、六夷左都督。石虎废石弘后，姚弋仲称病不朝，经石虎不断征召乃朝，见到石虎后指责说：“奈何把臂受托而反夺之乎！”【《晋书·载记第十六·姚弋仲》】意思是：你是辅佐之臣，为何反而夺权？石虎因为忌惮姚弋仲的刚正不阿，没有责怪他，还迁为持节、十郡六夷大都督、冠军大将军。
姚弋仲奉诏后，率羌军至邺，要求面见石虎。石虎当时病重，不能召见，就派人赐御馔给姚弋仲。姚弋仲大怒，说：陛下召我击贼，当面见授以讨贼方略，我来岂是为讨一顿饭吃。陛下不见我，我怎么知道他现在是死是活？
无奈，石虎不得不勉强拖着病体召见姚弋仲。一见面，姚弋仲便说：为儿子的死，愁的病了吧。儿子小的时候，你不择良师好好教导他，以致干出这等悖逆之事，既然杀了，还有什么可愁的？又劝石虎：你久病在床，太子又幼小，若病不见好，天下必乱。并表示，梁犊等人因为穷困无路、思家心切才起兵作乱，不足为道，待“老羌为汝一举了之”。姚弋仲性情耿直暴躁，对人不论贵贱高下都直呼为“汝”，石虎也不怪罪，加为使持节、侍中、征西大将军，赐以铠马。姚弋仲贯甲跨马于庭中，大呼：“汝看老羌堪破贼否？”【《资治通鉴·晋纪二十·晋穆帝永和五年》】遂策马南驰，不辞而出。不久便在荥阳大破梁犊，斩梁犊首而还，封西平郡公，加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蒲洪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雍、秦诸军事，雍州刺史，封略阳郡公。

胜利消息传来，石虎却已经不行了。他以彭城王石遵为大将军，镇守关右；以燕王石斌为丞相，录尚书事；张豺为镇卫大将军、领军将军、吏部尚书，并受遗诏辅政。刘皇后害怕石斌辅政对太子不利，便和张豺一起谋划想除掉他。石斌素来喜好畋猎喝酒，于是刘皇后和张豺就假传诏令，将石斌召至邺城，称石斌毫无忠孝之心，将他免官归家，软禁起来。镇守关右的石遵至邺城，也没有见到石虎，只好哭了一通就回去了。
本来，当初立石世为太子之时，石虎还以为自己最少能再活十年。如今半年不到，已病成这样，石虎知道自己死期将近，很想改变主意传位于长君，于是命人召石斌入宫。但左右迫于刘皇后、张豺威权，竟无一人敢去宣召石斌。张豺随即矫诏杀掉了石斌。
晋穆帝永和五年（公元349年）四月戊辰（二十二日），刘皇后假传诏令以张豺为太保、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如霍光辅政故事。侍中徐统叹道：祸乱将至，我就不必参与了。遂饮药而亡。己巳（二十三日），石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太子石世继位，由于年少，刘皇后以太后临朝称制。六月，石虎被安葬于显陵，上庙号为太祖，谥号武皇帝。史官评价其曰：“心昧德义，幼而轻险（轻躁奸险），假豹姿于羊质，骋枭心（野心）于狼性，始怀怨怼，终行篡夺。于是穷骄极侈，劳役繁兴，畚锸（běn chā）（意喻土木建设）相寻，干戈不息，刑政严酷，动见诛夷（杀戮），惵惵（恐惧）遗黎，求哀无地，戎狄残犷（残忍凶悍），斯为甚乎（这是为什么啊）！既而父子猜嫌，兄弟仇隙，自相屠脍（宰割），取笑天下。坟土未燥，祸乱荐臻（接连地到来），衅起于张豺，族倾于冉闵，积恶致灭，有天道哉！”【《晋书·载记第七·石季龙下》】
张豺杀掉石斌后，又与太尉张举合谋，准备除掉司空李农。然而张举与李农素来相善，便悄悄将消息透露给了李农。李农本为乞活军将领出身，闻讯当即逃往广宗（今河北威县东），招集乞活等残余部众数万人固守。刘太后不明就里，居然仍派张举统宿卫精兵讨伐李农。
彭城王石遵自邺城返回后，行至河内闻石虎死讯，于是停军不前。正好此时刚刚讨平梁犊，全胜班师的姚弋仲、蒲洪及征虏将军石闵、武卫将军王鸾等人也在回军途中，双方相遇于李城（今河南温县境）。石遵是前太子石邃的同母弟，众人一致拥戴石遵起兵，讨伐刘太后、张豺。于是石遵率九万大军自李城掉头，直扑邺城。
刘太后年纪轻轻，刚刚垂帘二十多天，屁股还没坐热，忽然就发现天下莫名其妙地大乱了。此时京师军正在围攻李农，已不及召回，惊惧之下只好问计于张豺。张豺惶怖不知所出，刘太后只能自己拿主意，诏命以石遵为丞相、领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加黄钺、九锡，增封十郡，委以阿衡之任，以求石遵息兵。
张豺只好硬着头皮在城外跪迎石遵。石遵贯甲曜兵，自凤阳门进入城内，登太武前殿，顿足捶胸，嚎啕大哭，祭奠石虎。然后下令收张豺三族斩之。接着，借刘太后诏令，废石世为谯王，废刘太后为太妃，继位称帝，实行大赦，尊其母郑氏为皇太后，其妻张氏为皇后，以燕王石斌子石衍为皇太子，义阳王石鉴为侍中、太傅，沛王石冲为太保，乐平王石苞为大司马，汝阴王石琨为大将军，武兴公石闵都督中外诸军事、辅国大将军、录尚书事，辅政。同时下诏撤回了围攻李农的大军，李农遂归朝谢罪，石遵让其官复原位。不久又将刘太后、石世母子一并杀害。

@猪队友2019 2019-07-07 03:3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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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镇蓟城的沛王石冲是石虎庶子，听到石遵杀石世自立为帝的消息，心中很是不服，于是留宁北将军沭坚守幽州，自己率军五万向邺城进发，并传檄燕、赵之地，讨伐石遵。及至常山（治真定，今河北正定西），已有众十余万。石遵授武兴公石闵黄钺、金钲，率李农等共精卒十万以讨石冲。双方战于平棘（今河北赵县东南），石冲大败，被俘于元氏（今河北元氏北）。石遵将石冲赐死，坑其部卒三万余人。
武兴公石闵，汉人，本姓冉，字永曾，小名棘奴，为石虎养孙。其父冉瞻（或冉良），本是乞活军首领陈午帐下的一个兵卒。石勒破陈午时，冉良被俘。石勒喜爱冉瞻的相貌英挺，就命石虎认冉瞻为义子。冉瞻“骁猛多力，攻战无前。历位左积射将军、西华侯”。冉瞻死后，石虎待冉闵如同自己孙子一样。史称，冉闵“幼而果锐……及长，身长八尺，善谋策，勇力绝人”，拜建节将军，徙封修成侯，历位北中郎将、游击将军。石虎攻鲜卑慕容部时，全军崩溃，唯冉闵一军独全，由此功名大显。及败梁犊之后，“威声弥振，胡夏宿将莫不惮之”【《晋书·载记第七·石季龙下》】。
当初，石遵进军邺城夺取皇位时曾经许诺，事成之后以冉闵为储君。但当宝位坐稳，石遵也就忘了先前的许诺。冉闵非常失望，他自认为勋高一时，应总揽朝政。石遵怕他在朝中坐大，于是处处牵制。但冉闵掌统内外兵权，尤其是殿中禁卫将士及东宫高力万余人都由他控制。不久，中书令孟准、左卫将军王鸾等人都劝石遵除掉石闵。石遵自己拿不定主意，就召集义阳王石鉴、乐平王石苞、汝阳王石琨、淮南王石昭等一干宗室亲贵，入宫与郑太后商议。郑太后不同意，说：当初李城起兵时，如果没有冉闵，哪能有今天？冉闵不过有点居功自傲罢了，应当有所宽纵，怎么能随便就把他杀掉。
义阳王石鉴怀存私心，出宫后遣宦官杨环把这件事告诉了冉闵。冉闵闻讯后，就胁迫李农及右卫将军王基密谋废黜石遵，派将军苏彦、周成率甲士三千人赴如意观，将正在与妃嫔下棋的石遵抓了起来。石遵惊问：造反的是谁啊？周成回答：义阳王当为帝。石遵苦笑道：我尚且如此，石鉴又能捱多久！遂被杀于琨华殿。一同被杀的还有郑太后及太子石衍、上光禄张斐、中书令孟准、左卫将军王鸾等。石遵在位总共一百八十三天。
石鉴登基为帝，以冉闵为大将军，封武德王，李农为大司马，二人并录尚书事；郎闿为司空，秦州刺史刘群为尚书左仆射，侍中卢谌为中书监。刚称帝没几天，石鉴厌恶冉闵权倾朝野，便又想着除掉冉闵。他派先前在长安起事未果，被执送邺城的乐平王石苞及中书令李松、殿中将军张才等刺杀石闵、李农，但没有成功。为了灭口，石鉴当夜处死了石苞、李松、张才等。宗室中领军石成、侍中石启、前河东太守石晖，也都想趁机诛除冉闵和李农，但这些人要啥没啥，反被冉闵和李农一一杀掉。
晋穆帝永和五年（公元349年）十二月，眼看冉闵的权势越来越大，羯人、龙骧将军孙伏都、刘铢等人也没和石鉴商议，密结了三千羯兵，埋伏于宫中胡天（本意泛指胡人居住的地方，此处可能指以胡天命名的殿阁一类的处所），准备趁冉闵、李农入宫时袭杀二人。正巧赶上石鉴和几个宫人登中台赏景，忽然看见孙伏都指挥兵士搬砸东西堵塞阁道，又惊又怕，忙问他要干什么。孙伏都敷衍说：李农等人造反，眼下已在东掖门，臣正在布置守备。石鉴看热闹不嫌事大，觉得这事有利无害，便用一副我看好你哦的口气说：卿是功臣啊，朕就在中台观看你讨贼，不必担心功成后没有赏赐。
冉闵以勇猛著称，又常自戒备。孙伏都、刘铢率众攻冉闵不成功，只好屯兵于凤阳门。冉闵、李农随即率数千人一路杀入宫中，“自凤阳（门）至琨华（殿），横尸相枕，流血成渠”，斩孙伏都、刘铢等。随后冉闵将石鉴幽禁在皇宫御龙观内，命尚书王简，少府王郁率众数千严加监守。同时宣令内外胡夷：敢执兵器者，皆斩。于是“胡人或斩关，或逾城而出（逃）者，不可胜数”【《晋书·载记第七·石季龙下》】。
冉闵敕令城中说：孙伏都、刘铢叛逆，亲信党羽已尽数伏诛。从今往后，凡是和我同心一致的人留下，不同心者想去哪里悉尊其便。于是百里之内的汉人扶老携幼，全往邺城里涌，而一直以邺城为老家的羯胡外族，则争相离去。冉闵知道胡人终究不会为己所用，遂颁令内外：“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牙门（将）。”【《晋书·载记第七·石季龙下》】命令颁布后，一日之中，斩首数万。被石虎暴政所压制的愤怒，终于在人民内心被激发，最终导致全部报复在羯民族身上，羯民族也因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冉闵亲率汉人诛杀诸胡羯，不分男女老幼贵贱，一律斩首，死者高达二十余万，尸体抛诸城外，悉为野犬豺狼所食。各地镇守也根据冉闵的命令，四处捕杀胡人，由于是以首级议功，以至于当时长得鼻子高一点、胡须多一点的人，大半都被滥杀而死。
晋穆帝永和六年（公元350年）正月，冉闵想彻底消灭石氏，以谶文中有“继赵李”的字样为托辞，改国号为卫，改年号为青龙，改石氏为李氏，实行大赦。许多羯族或与羯族关系密切的汉族高官纷纷外逃，太宰赵鹿、太尉张举、中军将军张春、光禄石岳、抚军石宁、武卫将军张季及诸公侯、卿、校、龙腾（中级禁卫）等万余人出奔襄国。各地镇守也闭城自守，抚军将军张沈屯滏口，张贺度据石渎，建义将军段勤（段末柸子）据黎阳，宁南将军杨群屯桑壁，刘国据阳城，段龛（鲜卑段部前代首领段兰子）据陈留。氐、羌豪酋也趁机割据一方，蒲洪据枋头，姚弋仲据滠头【《通鉴》记为混桥，应为姚弋仲讨伐冉闵，军于混桥之意。此从《晋书》。混桥，一说在今河北临漳西南故邺城东北，一说为故邺城东五里之石桥，桥跨漳水，长十余丈。滠头，又名羌垒，今河北枣强东南。《水经注·卷九·淇水》载：“清河北径广川县故城南……水侧有羌垒，姚氏之故居也。”《读史方舆纪要》谓滠头在枣强东北，非是】，各拥众数万。当是时，天下沸腾。
出逃冀州的石虎之子、汝阴王石琨与太尉张举集七万大军，扑向邺城。冉闵亲率千骑自邺北门而出，操两刃矛，往复驰骑击之，皆应锋摧溃，斩级三千。石琨、张举等大败，逃归冀州。闰月，冉闵、李农讨伐后赵大将张贺度。石鉴秘密派遣宦官给抚军将军张沈等人送去书信，让他们乘冉闵领兵外出后方空虚之际，前来袭取邺城。没想到送信的宦官把消息告诉了冉闵。冉闵、李农急忙率军返回，废杀石鉴，又杀光了在邺城的石虎孙辈三十八人。石鉴在位仅一百零三天。

石鉴一死，国中无主，司徒申钟、司空郎闿等四十八人上尊号于冉闵。晋穆帝永和六年（公元350年）闰二月，冉闵即帝位，改元永兴，国号大魏，复姓冉氏，史称“冉魏”。东晋朝廷听闻中原大乱，复谋进取。以扬州刺史殷浩为中军将军、假节、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诸军事；又以降晋的蒲洪为氐王、使持节、征北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冀州刺史、广川郡公；其子蒲健为假节、右将军、监河北征讨前锋诸军事、襄国公。
羌酋姚弋仲和蒲洪都想据有关右地区，姚弋仲遣其子姚襄率军五万攻蒲洪，两个老战友大打出手。结果蒲洪大胜，斩获三万余级。蒲洪遂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改姓苻氏。鲜卑燕王慕容俊也派兵四出，略取后赵地盘。
同年三月，据守襄国（今河北邢台）的后赵新兴王石祗（石虎之子）称帝，“诸六夷据州郡拥兵者皆（响）应之”【《晋书·载记第七·石季龙下》】。石祗以汝阴王石琨为相国，姚弋仲为右丞相、亲赵王，其子姚襄为骠骑将军、豫州刺史、新昌公，苻健（蒲洪子）为都督河南诸军事、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兖州牧、略阳郡公。四月，石祗遣石琨、镇南将军刘国率军十万进攻邺城。双方战于邯郸，石琨大败，死者万余。
四月，冉闵突然诛杀了“亲密战友”李农及其三子，并尚书令王谟、侍中王衍、中常侍严震、赵升等。李农背后有乞活军作为依托，所谓“乞活”，顾名思义，乃乱世中乞求活命自保之意，是一个汉族武装流民组织。当初，刘渊起兵叛乱，大肆屠杀抢掠，并州大饥，刺史司马腾派将军聂玄征讨失败，并州百姓及士卒官吏两万余户在司马腾带领下逃难求食，就谷冀州，以后逐渐形成了号为“乞活”的难民武装组织。司徒申钟等人建议冉闵称帝时，冉闵曾让与李农，史载“闵固让李农，农以死固请”【《晋书·载记第七·石季龙下》】，足以说明具有乞活军背景的李农的分量与地位。冉闵杀李农，意味着分散各地的“乞活军”，再也不会为冉魏政权卖命，从而失去了重要的支援力量。
诛杀李农之后，冉闵遣使告于东晋朝廷，说：“胡逆乱中原，今已诛之。若能共讨者，可遣军来也。”【《晋书·载记第七·石季龙下》】冉闵称帝，自诩正朔的东晋朝廷看着自然不舒服，来书又语气倨慢，于是便不加理睬，还派卢江太守袁真攻占合肥，执南蛮校尉桑坦，迁其百姓而还。
八月，后赵张贺度、段勤、刘国、靳豚等部会师于昌城（今河北衡水西），准备再度进攻邺城。冉闵以尚书左仆射刘群为行台都督，使王泰、崔通、周成等率步、骑十二万扎于黄城（今河南内黄西北），其亲统精卒八万为后继，与后赵军战于苍亭（今河南南乐西），斩级二万八千余，张贺度大败。
苍亭一战，使冉魏政权达到顶峰，冉闵“戎卒三十余万，旌旗钟鼓绵亘百余里，虽石氏之盛无以过之”【《晋书·载记第七·石季龙下》】。一直隐居的陇西名士、曾任西晋散骑常侍的辛谧，目睹了匈奴刘氏、羯族石氏的败亡过程，致信冉闵说：“君王功已成矣，宜因兹大捷，归身晋朝，必有（许）由、（伯）夷之廉（正直的名声），享松（即赤松子，传说中的上古仙人）、（王子）乔（东周灵王的太子）之（高）寿矣。”提醒冉闵，“物极则反，致至则危”【《资治通鉴·晋纪二十·晋穆帝永和六年》】。
正沉浸在荣耀天下光环中的冉闵，又怎能听进去这样的劝说呢。十一月，冉闵亲统大军十万征讨襄国，以其子太原王冉胤为大单于、骠骑大将军，以投降的胡人千余配为亲军。光禄大夫韦謏（xiǎo）进谏说：我们杀了数十万胡人，他们怎会诚心归附呢，只不过是为了苟活性命的权宜之计，万一他们哗变，悔之晚矣。他劝冉闵，应该尽诛降胡，去掉大单于名号。冉闵正欲收买人心，安抚招纳胡人，大怒之下，便杀了韦謏及其子韦伯阳。
冉闵围攻襄国百余日，后赵情势危急。石祗自去皇帝号，称赵王，派太尉张举、将军张春分别去鲜卑慕容部和羌酋姚弋仲处乞师求援，并许诺将传国玉玺送与燕王慕容俊。姚弋仲派其子姚襄率兵二万八千来救后赵，慕容俊也遣御难将军悦绾率兵三万来与姚襄会师，三方合兵十余万。冉闵得知慕容俊出兵救援后赵，便派大司马、从事中郎常炜出使前燕，劝说慕容俊罢兵。慕容俊不听，扣押了常炜。
冉闵顿兵坚城之下，腹背受敌，便想亲自率军出战。卫将军王泰谏阻说：今强敌云集而至，正欲我军出战，以前后夹击。应当坚守不战，观形势而动。不料不懂军事的道士法饶却说：我夜观天象，“太白（金星）经昴（二十八星宿之一），当杀胡王，一战百克，不可失也”【《晋书·载记第七·石季龙下》】。冉闵遂悉众而出与后赵决战，结果在三方夹击之下大败，包括司空石璞、尚书令徐机、车骑胡睦、侍中李琳、中书监卢谌、少府王郁、尚书刘钦、刘休等及诸将士在内，死者十余万，一时人尽物绝。冉闵死战，与十余骑逃还邺城。配属冉胤的一千降胡，趁机绑缚冉胤与左仆射刘琦，执送石祗处杀害。
回到邺城的冉闵痛定思痛，追封韦謏为大司徒，并肢解了出馊主意的法饶父子。而缓过劲来的石祗，趁机遣刘显率军七万乘胜进攻邺城，不想被冉闵杀得大败，斩首三万余级。刘显大惧，秘密派人请降，表示回襄国杀石祗以自救。冉闵这才止兵，大胜而归。刘显说话果然“算数”，他引军还襄国，趁石祗不备，杀掉了石祗及其宗室、高官十多人，送首级于邺城。冉闵命人把石祗首级当街焚毁，下诏封刘显为上大将军、大单于、冀州牧。
晋穆帝永和七年（公元351年）七月，刘显再引军攻邺城，被冉闵击溃。次年正月，刘显又攻常山（治真定，今河北正定西），再次被冉闵击破。冉闵追击刘显至襄国，杀刘显及其官吏一百多人，焚烧了襄国的宫室，将襄国百姓迁至邺城。后赵汝阴王石琨走投无路，带着妻妾千辛万苦地跑到建康，投奔东晋，被斩于建康。从石勒于东晋元帝太兴二年（公元319年）称王至此，后赵三十三年一场空忙，石氏一个不剩，全族成灰。
由于战争不断，后赵之前所迁徙的青、雍、幽、荆四州的百姓，及氐、羌、胡、蛮的数百万人，都各返归本土。但这些人归途交错，途中相遇，互相掠夺残杀，最终回到本乡本土的仅十之二三。中原地区大乱，饥荒遍野，瘟疫流行，“人相食，无复耕者”【《晋书·载记第七·石季龙下》】。而冉闵称帝之初，为树私恩，将国库粮食财物全都散发给百姓，没有一个长远的打算，又无月不战，只能坐吃山空，资储很快消耗殆尽，因而攻克襄国后，只好在常山、中山（治卢奴，今河北定县）诸郡游食。

@honey文 2019-07-03 07:3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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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鲜卑慕容燕国乘后赵灭亡后的混乱，已经占据了幽、蓟，并略地至冀州。东晋穆帝永和八年（公元352年）四月，燕王慕容俊遣慕容恪率军南下，准备讨灭冉闵及其他后赵残存势力。冉闵的大将军董闰、车骑将军张温认为鲜卑军乘胜锋锐，且敌众我寡，建议先避其锋芒。冉闵不纳，说：“吾欲以此众平幽州，斩慕容俊；今遇恪而避之，人谓我何（人家该怎么说我）！”【《晋书·载记第七·石季龙下》】遂引军屯于安喜（今河北定县东南）。
慕容恪素闻冉闵勇武，也不敢轻易进攻。冉闵向常山转移，慕容恪紧随不舍，一直追至魏昌（今河北无极），冉闵虽前后十战皆胜，但终究军疲食乏，寡不敌众，被重重包围。冉闵“左（手）操两刃矛，右（手）执钩戟，以击燕兵，斩首三百余级”【《晋书·载记第七·石季龙下》】，溃围而出。向东跑出二十多里后，冉闵所乘朱龙宝马忽然倒毙，遂被燕军所俘。
冉闵被押送到蓟城（今北京南）后，慕容俊责问他：“汝奴仆下才，何自妄称天子？”冉闵道：“天下大乱，尔曹夷狄，人面兽心，尚欲篡逆。我一时英雄，何为不可作帝王邪！”【《晋书·载记第七·石季龙下》】慕容俊羞惭恼怒之下，将冉闵押至龙城（今辽宁朝阳），斩于遏陉山（今地不详，可能为辽宁朝阳马山）。
冉闵被杀后，据说遏陉山左右七里方圆内，草木悉数枯萎。不久就发生了严重的旱、蝗灾，自五月至十二月，连续七个月没有下雨，慕容俊害怕了，以为是冉闵的鬼魂在作祟，于是遣人前往祭祀他，追封谥号武悼天王，当日天降大雪。
纵观冉闵一生，勇武善战，可圈可点。而智慧谋略，稍逊一筹。是以立国三年，归心慕义者少；又经营乏善，都无储粮，游食幽、冀，身死胡虏之手。冉闵杀胡，煽动民族感情，无疑把自己放在了整个北方少数民族的风口浪尖。他想借助东晋的力量来对付北方少数民族，结果东晋朝廷并没有上他的当。靠煽动民族情绪建立起来的国家，必定不会长久。一方面，汉族并不真正支持他，东晋冷眼旁观，甚至有时还乘火打劫；另一方面，北方少数民族对他群起攻之。因此他建立的冉魏，也就只能是昙花一现了。
范文澜先生评价说：“冉闵逞勇残杀，立国三年，死人无数，失败是必然的。但是，他的野蛮行动反映着汉族对羯族、匈奴族野蛮统治的反抗情绪，所以他的被杀，获得汉族人的同情。慕容俊致祭赠谥，正是害怕汉族人给予冉闵的同情心……秦、汉、魏、晋从来没有亡国后自杀的大臣，因亡国而自杀，是从冉闵的魏国开始的，这也说明汉族与非汉族间斗争的极端尖锐。”【《中国通史（二）·十六国大乱》】

关于冉闵的最后一段没有发出来，被贪污了？

在网络普及的年代，大众的言论得以普遍表达，对于历史的评述也异见叠出。对于冉闵的评价，可谓泾渭分明，不少人翻出冉闵的“杀胡令”，认为在晋室南渡后，是对乱华胡族进行的重大打击，使汉族衣冠文明得以保存，华夏血脉得以流传，冉闵是一个被遗忘的民族英雄，他的精神和功绩应该成为被记取的丰碑。那么，冉闵究竟是民族英雄，是乱世军阀，还是凶残的屠夫呢？
首先，“民族英雄”是一个基于天道的价值命题，是整个民族的精神与人格的代表，居其名者必须处于正义一方。而冉闵杀胡，无男女老幼、贫富贵贱之别。他的屠刀下，流淌着无数无辜者和弱者的献血。史书昭昭，难逃天谴。无论当时或是现在，这种无限制、无差别屠杀，都是违反人伦准则的。有人认为冉闵这个人是历史上最饱受争议的人物，但事实是，历代史学家无不冷眼漠视所谓的冉闵的“英雄”形象。
其次，冉闵并没有杀胡拯救汉人的思想基础。冉闵为石氏养子，受到石虎的宠爱，受到的教育也都是羯族的教育，他与汉族文化基本上没有交集。冉闵杀胡的起因，不过是石遵没有实践以他为储君的诺言。而笼络胡人是冉闵的原初政策，杀胡只是在胡人不为其所用的情况下，迫不得已为之的权宜之计，不过是为自己的私利罢了。我们看到，“杀胡”之后，冉闵配了上千胡兵给儿子冉胤，还封了一个胡族的名号“大单于”。而光禄大夫韦謏劝他尽诛诸胡，去掉大单于名号，他反把韦謏杀了。
再次，冉闵在战争中多次抄略、屠杀汉人。最典型的就是咸康五年（公元339年）八月，冉闵随大都督夔安，与石鉴、李农、张貉、李菟等人进犯荆、扬北部。冉闵败晋军于沔阴，杀晋将蔡怀，屠杀了不少汉人。
最后，冉闵私德有亏。他自幼被石氏抚养长大，受恩于人，反过来不分青红皂白地屠灭石氏家族，连妇孺也不放过。这样的失去理性，连姚弋仲也斥其“弃仁背义”，慕容俊责其“负恩作逆”。胡虏犹且对他鄙夷不屑，以文明礼仪之邦自居的汉民族，怎能奉其为民族英雄。我国历来奉尊的民族英雄，私德上几乎没有瑕疵。个人品德上已有污点，怎么能为民族表率？
总而言之，冉闵不过是遭逢乱世，想要拥众自立的乱世军阀，民族感情和国家大义在他内心很淡薄。把冉闵推崇为民族英雄，不过是某些个人一厢情愿的吹捧，民族主义偏执情绪的表现。这种论调，从来没有被大多数人认可过。
在本章的结尾，谈一谈网上流传颇广的所谓的“杀胡令”。其文兹录于下：

诸胡逆乱中原已数十年，今我诛之，若能共讨者可遣军来也，暴胡欺辱汉家数十载，杀我百姓夺我祖庙，今特此讨伐，犯我大汉者死，杀我大汉子民者死，杀尽天下诸胡，匡复我汉家基业，天下汉人皆有义务屠戮胡狗，闵不才受命于天道特以此兆告天下。
稽古天地初开，立华夏于中央，万里神州，风华物茂，八荒六合，威加四海，华夏大地，举德齐天。蛮地胡夷无不向往，食吾汉食，习吾汉字，从吾汉俗，此后胡夷方可定居，远离茹毛饮血，不再兽人。然今，环顾胡夷者，无不以怨报德，抢吾汉地，杀吾汉民。中原秀丽河山，本为炎黄之圣地，华夏之乐土，而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前晋八王乱起，华夏大伤，胡夷乘乱而作，扰乱中原，屠城掠地。永兴元年，胡狗鲜卑，大掠中原，劫财无数，掳掠汉女十万，夕则奸淫，旦则烹食，千女投江，易水为之断流。羯狗之暴，以汉为“羊”，杀之为粮。永嘉四年，围猎汉民，王公忠烈射死者十余万。不日，夷人匈奴，四面纵火，烤汉为食，死者二十余万。太兴元年，愍帝受辱，崩于匈奴。凡此种种，罄竹难书！
今之胡夷者，狼子野心，以掳掠屠戮为乐，强抢汉地为荣。而今之中原，北地沧凉，衣冠南迁，胡狄遍地，汉家子弟几欲被数屠殆尽。天地间，风云变色，草木含悲！四海有倒悬之急，家有漉血之怨，人有复仇之憾。中原危矣！大汉危矣！华夏危矣！
不才闵，一介莽夫，国仇家恨，寄于一身，是故忍辱偷生残喘于世。青天于上，顺昌逆亡，闵奉天举师，屠胡戮夷。誓必屠尽天下之胡，戮尽世上之夷，复吾汉民之地，雪吾华夏之仇。闵不狂妄，自知一人之力，难扭乾坤。华夏大地，如若志同者，遣师共赴屠胡；九州各方，如有道合者，举义共赴戮夷。以挽吾汉之既倒，扶华夏之将倾。

这篇文章，初读起来正气朗朗，大义凛然，但其中遣词用句，乖谬颇多。如：“杀我大汉子民者死。”冉魏政权建立的时间是公元350年，这篇杀胡令如果确实存在，应该是在这段时间出现。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皇朝，除了汉朝，从来都不会称自己的子民为“大汉子民”。在晋代，汉人称自己为“晋人”。以“汉人”代称汉族的概念，是在北魏末年，也就是差不多公元500年左右才逐渐出现。
再如：“中原秀丽河山，本为炎黄之圣地，华夏之乐土，而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这一句就更有意思了。“而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很眼熟吧！初唐四杰之一骆宾王的代表作《为徐敬业讨武曌檄》中的名句。而“炎黄之圣地”和“大汉子民”一样荒谬。炎黄子孙这个概念，是近代民族思潮下的产物，也就近一两百年的事。
又如：“前晋八王乱起，华夏大伤，胡夷乘乱而作，扰乱中原，屠城掠地。”东晋人称呼西晋不说“前晋”，而是“中朝”。“八王之乱”的说法最早出自《晋书》，并不只有八个王爷作乱，而是后人总结成八王之乱。《晋书》撰写于唐代，在此之前都称“中朝乱起”。
其他诸如“罄竹难书”之类，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这篇所谓的“杀胡令”没有任何出处的记载，完全就是现代人自淫的产物。

王敦之变


按照史学界通常的划分，东晋历史始于司马睿称晋王、改元建武的公元317年，到晋恭帝司马德文元熙二年（公元420年）禅位于刘裕为止。整个东晋王朝历经四世，共十一帝，延续了一百零四年。纵观整个东晋历史，皇权一直不振，大权始终掌握在权臣手中，可以说东晋王朝的历史就是一部王、庾、桓、谢、刘五大家族力量消长的历史。
东晋政权的建立者司马睿，字景文，其祖父是司马懿庶子、琅琊王司马伷，父司马觐为司马伷长子。从晋武帝一系的血缘上讲，属帝室疏属。晋武帝太熙元年（公元290年），司马觐去世，年仅十五岁的司马睿依例袭爵琅琊王。同年四月，晋武帝病死，继立的惠帝司马衷鲁愚迟钝，无力驾驭政局。在动荡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处于帝室疏族地位的司马睿无兵无权，为避杀身之祸，他采取恭俭退让的方针，尽量避免卷入斗争的旋涡。
惠帝永兴元年（公元304年）荡阴之战后，成都王司马颖将惠帝劫持到邺城（今河北磁县南）。由于之前司马睿的亲叔父、东安王司马繇曾劝司马颖投降，司马颖怀恨在心，遂于当年八月，找了个借口杀了司马繇。司马睿害怕祸事殃及自己，于是潜出邺城，出奔洛阳。一到洛阳，司马睿马上将家眷接往琅琊（今山东临沂）。
惠帝永兴二年（公元305年），东海王司马越加司马睿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并将参军王导派给司马睿，镇守下邳（今江苏邳县南）。不久又迁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怀帝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司马越派司马睿独当一面，南渡江东，出镇建邺（今江苏南京）。司马睿初到江东，面对孙吴政权留下的强宗大族，按照王导的策略，软硬兼施，又打又拉，招纳了顾荣、贺循等当地望族名士，又平定了孙弼和杜宣的叛乱。他以顾荣为军司马，贺循为参佐，王敦、王导、周顗（yǐ）、刁协并为腹心股肱，由此吴地之人望风顺附，百姓归心，最终在江东站稳了脚跟。
王导，字茂弘，小字阿龙，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出身魏晋名门琅琊王氏。永嘉之乱后，大批中原士族纷纷南渡，包括琅琊王氏、太原王氏、颍川庾氏、高平郗氏、陈郡谢氏、谯国桓氏等，避难者十之六七。王导劝司马睿乘机收揽贤人君子，以图大事。当时荆、扬二州比较安定，人口众多，物产丰饶，王导治政讲求清静，常劝司马睿克己垂范励精图治。于是越发受到司马睿的器重，两人之间的感情日益深厚，朝野都为之倾心，号为“仲父”。王导的堂兄王敦，字处仲，小字阿黑，尚晋武帝之女襄城公主（一作舞阳公主）。王敦相貌俊秀，生性洒脱，善于评鉴人物，精通《左氏春秋》，尤喜清谈。怀帝永嘉三年（公元309年），东海王司马越自荥阳入朝，任王敦为扬州刺史。当时，琅琊王司马睿正以安东将军之职镇守建邺。而王导则在司马睿幕府担任安东司马，深受司马睿信任。王敦遂与王导一同协助司马睿在江东树立威望，使得司马睿逐渐获取江东士族的拥戴。永嘉之乱后，王敦以扬州刺史加广武将军，不久又进拜左将军、假节、都督征讨诸军事，讨平江州刺史华轶，镇压荆、湘流民起义，稳定了江东形势。
晋愍帝继位后，遥授远在江东的司马睿为左丞相。由于晋愍帝名司马邺，从此建邺为避帝讳也就改称建康。长安陷落前，十七岁的少年天子司马邺深知自己难逃被俘的命运，遣平东将军宋哲至江东宣旨司马睿，说：“朕今幽塞穷城，忧虑万端，恐一旦崩溃。卿（指宋哲）指诏（面见）丞相，具宣朕意，使（丞相）摄万机，还据旧都，修复陵庙，以雪大耻。”【《晋书·帝纪第六·元帝》】
愍帝建兴五年（公元317年）三月，司马睿得知愍帝被俘后，素服举哀三日。西阳王司马羕（yàng）及群僚参佐、州征牧守等请司马睿上尊号，司马睿死活不答应，最后按照群臣所请“依魏、晋故事”称晋王，改建兴五年为建武元年，大赦天下，置百官，立宗庙，建社稷。以世子司马绍为晋王世子；子宣城公司马裒（póu）为琅琊王，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出镇广陵（郡治今江苏扬州）；抚军大将军、西阳王司马羕为太保；征南大将军、汉安侯王敦为大将军；右将军王导为骠骑将军、领中书监、录尚书事；左长史刁协为尚书左仆射。
六月，司空、并州刺史、广武侯刘琨，幽州刺史、左贤王、渤海公段匹磾，领护乌丸校尉、镇北将军刘翰，单于、广宁公段辰，辽西公段疾陆眷，冀州刺史邵续，青州刺史、广饶侯曹嶷，兗州刺史、定襄侯刘演，东夷校尉崔毖，鲜卑大都督慕容廆等一百八十人又上书劝进。司马睿下诏书安慰、鼓励一番，还是没同意。

在外人看来，司马睿继承西晋的皇统，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那么他为什么不同意呢？东晋孙盛《晋阳秋》记载：“太安中，童谣曰：‘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永嘉大乱，王室沦覆，唯琅琊、西阳、南顿、汝南、彭城五王获济（渡江），至是中宗（司马睿）登祚。”《晋书·帝纪第六·元帝纪》也说：“太安之际，童谣云：‘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及永嘉中，岁、镇、荧惑、太白聚斗、牛之间，识者以为吴越之地当兴王者。是岁，王室沦覆，帝（司马睿）与西阳、汝南、南顿、彭城五王获济，而帝竟登大位焉 。”童谣中并没有说“五马”是哪五位。但《晋阳秋》和《晋书》都明确说，这五人为琅琊王司马睿、西阳王司马羕、南顿王司马宗、汝南王司马祐和彭城王（佚名）。
那这五人之间，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呢？司马睿的祖父司马伷是司马懿第五子。西阳王司马羕和南顿王司马宗，是司马伷的同胞哥哥司马亮（司马懿四子）之子。也就是说，司马羕和司马宗都是司马睿的从叔父。而汝南王司马祐的父亲司马矩，则是司马羕、司马宗的长兄，因此司马羕和司马宗又是司马祐的亲叔父。“五马”中的司马睿、司马羕、司马宗、司马祐都属于司马懿一支。
那么彭城王又是谁呢？有资料说，这个彭城王是司马纮，也有说是司马纮的兄长司马雄。唯一能肯定的是，这兄弟俩都出自司马懿的四弟司马馗一支。二人比司马羕、司马宗低两辈。史书没有对这兄弟俩有任何特别的记载。
仔细考察，在西晋末年至东晋初年，南渡的西晋宗室远远不止“五马”，而是“十二马”！除了刚才已经说过的“四马”及司马纮兄弟外，还有六人。他们是河间王司马钦、梁王司马翘、谯王司马承、章武王司马滔、通吉侯司马勋、司马流（爵位未知）。
在南渡诸王中，最具影响的主要出自三系：
司马懿系：
司马伷——琅琊王司马睿、梁王司马翘
司马亮——汝南王司马祐、西阳王司马羕、南顿王司马宗
司马馗（司马懿四弟）系：
司马权——司马雄、司马纮、河间王司马钦
司马进（司马懿六弟）系：
司马逊——谯王司马承
另外还有出自河间王司马望（司马懿三弟司马孚次子）系的章武王司马滔等。从上述可以看出，与西晋帝室血缘相对最近的只有五人：汝南王司马祐、西阳王司马羕、南顿王司马宗、琅琊王司马睿和梁王司马翘。
那么，以叔父之尊的西阳王司马羕、南顿王司马宗是否有觊觎皇位之心呢？史料没有记载，但显然强龙不压地头蛇，毕竟司马睿已经在江南经营了十年之久。此时，建康的政局显得十分微妙。《晋书·列传第三十五·王导》中记载：“初，西都覆没，海内思主，群臣及四方并劝进于帝（司马睿）。时王氏强盛，有专天下之心，（王）敦惮帝贤明，欲更议所立，（王）导固争乃止。”也就是说，长安陷落后，在以司马羕为首的内臣和以刘琨为首的外臣纷纷劝进的时候，手握重兵的大将军王敦态度并不积极，甚至私下与从弟王导商议，要另立他人。王敦欲立何人，史料没有记载，揣测不外就是司马羕等易于操控的人。
司马睿清楚，其他人的劝进都没有用，只有得到王氏家族的认可，自己才能顺利登基。因此，他并没有匆匆即位，而是走了颇耐人寻味的一步棋：自称晋王，但又奇怪地改元！晋王与皇帝仅一步之遥，却不是皇帝；改元，又是只有皇帝才能做的事，这也许是在向所有人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直到晋愍帝被害的确切消息传到建康，王导说服王敦之后，时年四十三岁的司马睿这才在群臣的劝进下，于建武二年（公元318年）三月十日，正式登基为帝，改元太兴，史称晋元帝。东晋算是正式开张了。
当然，在一片劝进声中，还是有另类的声音。御史中丞周嵩就上疏称，“今梓宫未返，旧京未清，义夫泣血，士女震动。宜深明周公之道，先雪社稷大耻”【《晋书·列传第三十一·周浚》附《周嵩》】，再登基称帝不迟。这番话说得义正词严，但在司马睿看来，却是居心叵测，不久便将其贬为新安太守。值得注意的是，周嵩与王敦的兄长王含是儿女亲家，是王含长子王瑜的岳父。周嵩此举是否得到了王敦的暗示，也未可知。
在登基仪式上，司马睿做了一件让人大跌眼镜的事——请中书监王导同坐御座，接受百官朝贺。王导再三辞让不敢当，而司马睿这边一直苦劝不已，两个人拉拉扯扯，相持不下。王导说：如果太阳下同万物，苍生还怎么仰仗日光普照呢？司马睿这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已是“太阳”了，没有再勉强。千百年来，人们对司马睿这一惊世骇俗的举动，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人说是司马睿对王导表示亲昵和尊崇；有人说是司马睿的无奈之举，为的是取悦王氏家族；有人说是司马睿以这种形式对以王导为代表的王氏家族进行提醒，目的是让王氏家族收敛一些。但不论如何解释，人们都不得不面对东晋初年那独特的政治格局——“王与马，共天下”。

@鳞鳞居大厦 2019-07-12 16:31:34
楼主周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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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周末好！

所谓“王与马”，即以王导、王敦为代表的琅琊王氏家族与晋朝皇室司马家族。琅琊王家在两晋时期之所以知名，还要追溯到西晋那位“卧冰求鲤”的大孝子王祥。西晋倡导儒教，标榜以孝治天下，因此王祥在《晋书·列传》中排在臣子首位。王祥生前和死后都十分显赫，只是后辈实在泛泛，后来逐渐没落。王祥的异母弟王览的官位名气都不及王祥，但其后代却比王祥繁茂。后世所言东晋琅琊王家主要是指王览的后代。
而“共天下”也并不是时人夸张之词，是一种确有实际内容的政治局面，在权力分配和尊卑名份上与一般君臣关系不同。这种名器相予、御床与共的关系，既不是发生在皇朝末世、权宠礼遇非凡，也不是发生在阿衡幼主、僭越名份等不正常的情况下，而是在司马睿壮年继嗣之时。更令人咋舌的是，王导、王敦兄弟处此境地而世人不以为非，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总的说来是“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的产物，江东政权依赖于士族，士族高门与皇帝“共天下”。那么为什么是琅琊王氏而不是别的高门士族与司马睿“共天下”？
其一，王导与司马睿两人年纪相仿，司马睿为琅琊王时，两人便已素相亲善。司马睿避祸洛阳时，王导又经常给其出谋划策。司马睿出镇下邳后，以王导为安东司马，军谋密策，无不听其所言。
其二，王旷（王导从弟）、王导、王敦首倡南渡之计，对于“中兴”起到了重要作用。《晋书·列传第五十·王羲之》记载：“元帝之过江也，旷首创其议。”王旷曾做过丹杨太守，对江南的情况十分熟悉，因此说他首创此议也在情理之中。裴启所撰《语林》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当时王敦与王导等人在屋里密议将来的存身之地。王旷来到屋外，大家都不让他进屋。这下勾起了王旷的好奇心，于是扒墙根偷听，听了个滴水不漏，然后在屋外大喊一声：你们想图谋不轨，我要去告官！吓得大家赶紧把他拽进屋里一同商量。于是王旷说出了南渡江南的意见。经举手表决，获得一致通过，定下了南渡方针【按：《晋书·帝纪第六·元帝》称：“永嘉初，用王导计，始镇建邺。”这一说法似乎有些简单粗暴。王导受制于司马越与王衍，不可能独自决断。司马睿与司马越、王衍的关系尚浅，也不可能决定南渡大计。另据《晋书·列传第二十九·东海孝献王越》载：“初，元帝镇建邺，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东海王妃出自河东裴氏，西晋时期河东裴氏与琅琊王氏齐名，时人比论两家人物，有“八裴方于八王”（《世说新语·品藻篇》）之语。裴氏兄裴盾为徐州刺史时，司马睿为安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二人共治下邳。兄裴邵辟为安东府长史时，又与司马王导“二人相与为深交”（《晋书·列传第五·裴秀》附《裴楷》）。因而以裴氏的家族地位及当时与司马睿的关系，如果对于司马睿渡江之事，表示过这种意愿，是完全合理的。后来司马睿为报答司马越和裴妃恩德，以第三子过继司马越为东海王世子，以毗陵郡为其封国，又以毗陵犯世子讳，改名晋陵，这些都说明裴妃对于南渡是起过巨大作用的。所以结合《王羲之传》、《元帝纪》和《东海孝献王越传》，可以推断南渡不是一人一时的匆匆决断，而是经过很多人的反复谋划。简而言之，王氏兄弟策划于密室，王旷倡其议，王敦、王导助其谋，裴妃居内大力赞襄。当然，最后决策出自司马越与王衍，特别是司马越。《太平御览·州郡部卷十六·江南道上》引顾野王《舆地志》说：“东海王越世子名毗。中宗为越所表遣渡江，故改此（指毗陵）为晋陵。”表遣虽然只是一种形式，但不经司马越上表这一形式，司马睿就无从被派遣过江，过江后也没有法统依据进行有效统治。至于司马睿本人，在南渡问题上只能是被动从命，无决断权】。
其三，晋元帝南渡之初，王导、王敦等人对于江南的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提高司马睿的声望，王导让王敦作为随从跟在司马睿坐轿后面；为了拉拢江南人士，王导主动与江南大族结亲，学习吴地方言；为了减少南渡侨民与江南大族之间的矛盾，也为了维护门阀士族的利益，王导尽量采取“清净无为”的政策，对于大族子弟的一些违法乱纪行为能忍则忍。王敦则主管军事工作，先后讨平反叛的江州刺史华轶及蜀人杜弢（tāo）作乱。史称“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可以说，王氏兄弟为司马睿在扬州地区站稳脚跟，继而为司马睿扩大统治区域，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司马睿登基后，即以王导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后又封武冈侯，进位侍中、司空、假节、录尚书事，领中书监。拜王敦为侍中、大将军、江州牧，坐镇上流之地，掌握重兵。由是，琅琊王氏被称为“第一望族”，朝廷官员七成以上是王家或与王家相关的人，时人谓之：“王与马，共天下。”【《晋书·列传第六十八·王敦》】

先天不足的司马睿南渡江东能站稳脚跟，王导、王敦出力最多，二人一文一武相得益彰。正是由于他们的忠心拥戴，才能有东晋的建立和这些北方流民偏安一时的可能。正如《晋书·列传第三十五·王导》所记载的那样：“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之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
但是，“共天下”不是王与马平衡的、稳定的结合，它是一种以家族集团利益为基础的、长期发展起来的、相互为用的政治关系，是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下出现，又依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政治现象。当一方认为有必要或有可能取代对方时，这种平衡关系就会被打破。因此，当司马睿的地位逐渐稳定以后，他与王氏家族的矛盾也开始凸显出来。究其原因是权力之争，但也与双方的执政方针有关。王导制定的国策是“为政务在清静”，表现在：如对门阀特权的保护、对高门大族（包括江南豪族）违法行为的容忍、延续高门大族原有的名士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司马睿安抚住了江东大族，平衡了南渡的北方士民，也维护了王氏家族的利益。但是客观地讲，王导在乱世中实行所谓的“清净为政”，其着眼仅仅限于维护江东半壁江山的割据状态，而骨子里还是为了维护王氏集团在江东的既得利益。
作为想大权独揽的司马睿来说，对这种情况当然不能坐视不理。因此，司马睿起用了大量非王氏家族的大臣，开始逐渐疏远王导。
一是把高官授予江东以外的名臣。如在建武元年（公元317年）七月，司马睿任命身在许昌的太尉荀组为司徒，十二月又任命司空刘琨为太尉。
二是起用北方非王系名士。如周顗（yǐ），字伯仁，汝南安成【注：安成，一般认为位于今河南驻马店境。虽然现在正阳、平舆、汝南三县都声称发现安成故城遗址，但至今无法确定究竟在哪里】人，“少有重名，神彩秀彻”【《晋书·列传第三十九·周顗》】。其父周浚曾为安东将军，长期镇守建康，因此周氏在江东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司马睿曾任周顗为宁远将军、荆州刺史、领护南蛮校尉、假节。不过周顗自己不争气，刚到州中，建平（治巫县，今重庆巫山北）流民傅密等人叛乱，迎杜弢入境，将屁股还没坐热的周顗赶了回去，这让司马睿的算盘落空。
司马睿重用的另外两个人是刘隗和刁协。刘隗，字大连，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其人性格刚直，不避权贵，十分符合司马睿“以法御下”思想，因此被司马睿任命为丞相司直。王敦的哥哥、南中郎将王含“以族强显贵，骄傲自恣”，任人唯亲，举荐幕府僚佐及郡县守令，一次就达二十多名，多是佞幸心腹，才不堪任之辈。刘隗上书一一进行弹劾，令“王氏深忌疾之”。虽然司马睿畏于王导，压下未予审理，但是刘隗的做法却被其所欣赏，“与尚书令刁协并为元帝所宠”【《晋书·列传第三十九·刘隗》】。
刁协，字玄亮，渤海饶安（今河北盐山）人。他在永嘉初年为河南尹，但没上任就避祸到了江东。司马睿为丞相时，刁协为左长史。司马睿称帝后，拜尚书左仆射。王导并没有在中央朝廷里任过职，对于朝廷的礼仪也不懂，而刁协却“久在中朝，谙练旧事，凡所制度（朝廷的典章制度），皆禀于协焉（都由刁协制定），深为当时所称许”。刁协“性刚悍，与物多忤，每崇上抑下，故为王氏所疾……然悉力尽心，志在匡救，帝甚信任之”【《晋书·列传第三十九·刁协》】。
三是起用江南名士。起初，司马睿起用江南名士还是在王导等人的劝说下进行，主要目的是为了稳定江东政局。但到后来，司马睿开始变得主动起来，目的是想利用南方大族的力量来对抗强大的王氏家族。不过司马睿任用的江南人士很少有将门世家，而这些江南名士也大多不愿参与到司马睿与王氏家族的争斗中，如贺循等人就常称病不朝。只有纪瞻与众不同，他对司马睿忠心耿耿，多次竭力劝说司马睿登基。
东晋就是在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中诞生的。这种内部矛盾并没有随着司马睿的继位而有所改变，相反随着时间的流逝，还在不断地积累。

司马睿登基以后，有三件事情是他的心结：首先是祭祀问题，再就是立储，当然，最令司马睿纠结的，还是与王氏家族的权力斗争。琅琊王氏势力再大，也不可能笼络住所有的朝臣。在东晋朝廷中，因为争权夺利、执政理念或性格不同等诸种原因，还有不少与王氏家族对立的势力。除了刁协和刘隗，如戴渊、卞壸（kǔn）等人也是王氏家族的异己。戴渊，字若思，广陵郡（治今江苏扬州）人，生性豪侠。年轻时受陆机推荐，在东海王司马越幕府任官，封秣陵侯，后渡江归附司马睿，任镇东将军右司马。东晋建立后，司马睿曾想让戴渊任尚书仆射、护军将军等职，但都被戴渊推辞。卞壸，字望之，济阴冤句（今山东菏泽）人，其父卞粹在齐王司马冏辅政时期，曾为侍中、中书令。卞壶在司马睿渡江之初，就被任为从事中郎，委以官员选拔之责，深受司马睿的信任。明帝继位后，迁吏部尚书，累事三朝，两度为尚书令。
总之，元帝朝臣中非王氏系的有很多：一是与王导具有相当地位的中原高门大族，如周顗、温峤、庾亮等人。他们虽然忠于司马睿，但是处于与王氏家族相似的阶层，往往能够与之虚与委蛇。二是次等的中原大族，如刁协、刘隗等。他们基于权力争斗或者尊崇皇权，而时常抑制大族，招致以王氏家族为首的大族的不满。三是江东大族，如顾荣、纪瞻、贺循等。他们在江东地区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只要不危及自身利益，不愿意参与到王氏与司马睿的争斗中。这些人往往称病不做官，不愿意与司马睿走得太近。四是中级士族，如蔡谟、卞壶、陈峮等人。他们往往与大族那种延续西晋无所事事的“名士风范”格格不入，为大族所轻，被视为异类。
当然，非王系而依附王氏的也大有人在，如桓温的父亲桓彝。《世说新语·企羡篇》记载，王导拜为司空时，桓彝梳着两角的发髻，穿着粗布衣服，在路边围观看热闹，羡慕得不得了。
如何在纷纭的政局中，尽可能多的争取支持，一直以来就是让司马睿深感头痛的问题。开始的时候，他敏锐地觉察出应该利用江南人士去平衡朝野。但是王氏家族的势力如此庞大，仅仅如此还远远不够。
司马睿对王导的镇之以静、“宁使网漏吞舟（意喻法律宽疏，重犯也能漏网）”的政策深为反感，因为一来扶植、纵容了门阀势力；二来使吏治腐败，货赂公行。他一反其儒学家族的传统，而“用申韩以救世 ”，奉行“以法御下”的方针，依靠刁协和刘隗的帮助，制定一系列树立皇权、整顿吏治、抑制豪强的措施，军国大事只与刁协、刘隗密议，对王导开始疏远。
这种“刻碎之政”的矛头直指当权的门阀士族，冲击了高门大族的利益。以王氏为首的大族因为权势的失去与自身经济利益的损失，对刁协和刘隗恨之入骨。他们一方面将“以法御下”的政策比之为“刻碎之政”，一方面则对刘、刁二人进行直接的人身攻击，说他们是佞幸小人。《世说新语·方正篇》记载的一件小事，很能说明当时刁协与同僚的关系：吏部尚书周顗在单位值夜班，突然得了急病，作为直属上司的尚书令刁协关怀备至，照顾得很是周到。第二天病情有所好转，刁协就派人通知周顗的弟弟周嵩，周嵩急急忙忙赶来。刁协见到周嵩，就向他诉说昨夜周顗病危的情况。周嵩听都不听，一把将刁协推开，也不询问病情，劈头盖脸的对周顗说：“君在中朝，与和长舆齐名，那与佞人刁协有情！”意思是你在中原的时候，是与和峤齐名的人，怎么竟然与小人刁协也有交情。说完扬长而去。
周嵩将刁协、刘隗等比成佞幸，是对司马睿疏远和抑制世家大族势力表示不满。他曾上疏力谏司马睿切勿疏远王导而重用刁、刘。他在奏疏中把王导比作诸葛亮，认为司马睿这样做，是“以危为安，以疏易亲，放逐旧德，以佞为贤”。司马睿接到周嵩的上疏后，史称“帝感悟，故导等获全”【《晋书·列传第三十一·周浚》附《周嵩》】。但是司马睿的“感悟”，并非发自内心。因为随后另一位江南名士孔愉，也向司马睿建议，国事不论大小最好都同王导商议后再施行。司马睿听后非常不快，将他降为司徒左长史。
周嵩，字仲智，为人耿直，果敢仗义，以那种张扬的性格去上书，并不让人感到意外。然而，政治斗争中，决定取舍的关键因素还不在于此，在于利益。周嵩既与王敦的亲兄长王含是儿女亲家，而王敦无子，便将王含的次子王应过继过来。此外，在周嵩嫁女的过程中，周嵩的门客阻断道路，公然刀砍过路的百姓，并在建康左尉前来维持治安时，又将建康左尉砍伤。时任御史中丞的刘隗严厉地弹劾了周顗，以其身为兄长教导不力而免去了周顗的官职。可以说，周嵩与刘隗势不两立。而王含也曾经因为任用属僚不当，被刘隗弹劾。所以，在对付刘隗和刁协的问题上，周家与王家是存在共同利益的。
至于王导，由于自己是“以法御下”政策的首要目标，自然不便对刁协、刘隗进行直接人身攻击，但他对刁、刘二人的仇视却往往不由自主地溢于言表。他认为为政不应“采听风闻（道听途说），以察察为政”【《晋书·列传第五十三·顾和》】。而当他对朝臣进行品评时却又说：“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岩岩（威严），卞望之之峰距（意喻刚直不阿）。”【《世说新语·赏誉篇》】评价刁协为人“察察”，实是 “苛察”非“明察”之意，是贬斥而非赞誉。刘隗一直为丞相司直，也得罪了不少权贵，“时刘隗用事，颇疏间王氏，导等甚不平之”【《晋书·列传第六十八·王敦》】。
刁协和刘隗对皇权的忠诚及执行“以法御下”的坚决，毫不在乎来自门阀势力的种种非议和反对，使司马睿对他们更加信任。太兴初年，司马睿任命刘隗为侍中，又赐爵都乡侯。在司马睿的支持下，他们继续采取了一系列弱枝强干的措施，从而使得皇权与门阀世族之间的矛盾日益表面化。

@系乡霸大众 2019-07-04 12:55:13
-　　-　　-　　还好　　-　　专业顶贴三十年　　这个好！　　-　　-　　支持楼主！　　支持　　好贴，必须顶上去。　　-　　好贴，必须顶上去。　　兄弟的帖子，向来注释明白，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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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南来北归 2019-07-13 10:57:22
王马共天下介绍的很详细，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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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气了！这也是东晋初年政局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