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离于现实与梦想之间──《平凡的世界》文本解读


一、源起

知道路遥的时候，路遥已离开了我生存的这个世界。那天我在前往食堂的路上，架在树上的大喇叭播出了一位叫路遥作家的英年早逝的讯息。大约半年之后，在图书馆的折价书店，路遥这名字出现在一本书上，出于对死者的尊敬、好奇，我买下了那本盗版的《平凡的世界》。记忆中自己用了两天读完了这100多万字，因为同是农民的儿子，因为同样的青春年少，文中对城乡二元结构社会无言地批判，主人公对命运的抗争，还有那美丽的有些虚假的爱情都曾令我激动不已。多年后，随着人生经历和阅读经验的增长，再次翻开《平凡的世界》时却感觉味如嚼蜡，激情的迷雾散去之后，文本在艺术上的粗糙与幼稚显露了出来。面对路遥，我不知该作出怎样的抉择，在相距多年的两种截然不同的阅读体验中，我不知哪一次更接近文本的真相。以思想幼稚、艺术粗糙来否定《平凡的世界》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我不知是否也会因此失去与幼稚相关的青春，粗糙背后的激情。文学史上，有许多不如《平凡的世界 》的作品被那些文学的史官奉为经典，有更多的比《平凡的世界》出色的作品在历史的偏见与偶然中销声匿迹。因为许多的偶然，《平凡的世界》进入了我青春的视野，承载了我当时的激情与想象，使我无法漠视它的存在。
《平凡的世界》面世已有十五年，路遥的离世也将近十年了。 十余年间，《平凡的世界》一边收获着一茬又一茬的新读者，一边被曾经热爱的旧读者遗忘、抛弃。十年的时间对于文学史是微不足道的，但足够路遥的读者与评论者度过青春的幻影与荒漠，重新审视文本、拷问人生。照例说，经过这十年的磨砺，关于路遥作品的研究也该有新的收获，期刊的检索结果却给出了相反的答案。面对路遥，学界的态度是普遍的冷漠与无原则的吹捧。
路遥的英年早逝造就了一个用生命写作的传奇。海子的自杀使海子成了诗人中的圣徒，路遥的死则让路遥成了作家中的烈士。这一现状，使批评者一开始就陷入了道德的尴尬境地，给阅读与评论添加了障碍。路遥研究的清冷，另一原因是文本在思想与艺术上的粗糙，《平凡的世界》塞进了高中生的书包，又在大学生的书架里被撤下。但《平凡的世界》能获得众多读者的喜爱，还是有它的原因与意义。

二、文本与世界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乾坤。每一文本都是三千大千世界中的一个独立的世界，有它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政治道德与建构方式，独特的情感、欲望、审美取向和表现形式。当然文本的世界并非封闭的，它借作家之手来到人世，在读者的阅读中以多变的面目复活；它既植根于现实世界的土壤，也借助文学传统的法则。
上帝用七天的时间创造了世界，日月星空 、天地空气、虫兽草木，照着自己的形象，用尘土造出了亚当，用亚当的肋骨造出了夏娃。亚当夏娃又在蛇的诱惑下偷吃了智慧果，让人类背上了永恒的原罪。柏拉图曾说过：“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对于文本中的世界而言，作家就是他们的上帝。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罗曼·罗兰说要有英雄，就有了约翰·克利斯朵夫，马尔克斯说拉美是注定孤独的，孔拉多就被一阵飓风刮得无影无踪，鲁迅说要有希望，夏瑜的坟前就多了个花圈。 “ 作家所作的，就象游戏中的孩子一样。他以非常认真的态度——也就是说，怀着很大的热情——来创造一个幻想的世界。”写作、阅读是一个虚构世界、创造生命的过程，是一次精神的旅途、灵魂的冒险。叔本华说：“人是欲念与需求的凝结。”作家是欲望之梦的职业制造者，虚构一个天堂来满足我们的欲望，制造一个地狱来慰藉现实的悲苦。
对读者而言“小说就是人的可能性。”，在小说的世界里，我们可以跟孙悟空一起腾云驾雾，在几个小时的阅读中与克利斯朵夫一起出生、成长、死亡；可以今天与西门庆称兄道弟，明天在琼瑶小说里纯情一把。我们可以任意地改变自己的身份，抛开道德与能力的制约，甚至可以超越自然规律，无数次地踏进同一条河流，永远的青春美丽。只要你的心灵拥有足够的感悟力与包容性，你的生活就拥有无限的可能。借助“移情“感受文本世界的激情澎湃，运用“心理距离”远离文本世界里的情感后遗症。在小说里你可以享受生命意志的辉煌，却不必吃苦受累；看谁不顺眼就宰了谁，并且杀人不偿命。文学是欲望的特殊载体，它通过虚构一个个的世界或者显现我们的梦想，或者抚慰在现实中受伤的欲望。
作家通过文本世界表述对世界的理念，在幻觉中实现自己的欲望，慰藉现实与记忆的创伤。这理念、欲望、创伤是作家的、文本中人物的、也是读者的，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因为作家写作时凭借的是文学的传统规则，写作本就是一种社会行为。当然文本世界在作家和每个作者，甚至每个读者的不同时期的阅读中是变化多端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人生经验与审美经验。作家对理念、欲望、创伤的表现是通过这三方面来实现的：１、文本世界的物理世界、社会历史、精神世界的规律准则的设置；２、文本世界对人物身份、人物欲望、故事情节的设置演绎；３、作品的结构、叙述者的语调、文学修辞。这三者也是读者理解文本的途径。

三、现实和梦想

路遥是以现实主义作家的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的。关于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作马尔克斯曾说过：“看上去是魔幻的东西，实际上不过是拉丁美洲现实的特征。我们每走一步都会遇到其他文化的读者认为是神奇的事物，而对我们来说却是每天的现实。但是我认为，这不仅是我们的现实，而且也是我们的观念和我们自己的文化。”从广义上说，任何作品都是现实主义的，梦也是现实的一部分、一种表现形式；同样任何作品也都是虚构的，纪实文学在它变换着角度，有选择的叙事时便在虚构与事实相异的另一个故事，或者说事实本身也不过是一种可能、一种象征，文学只是欲望的一种载体、一种幻相。在现代人眼中，非洲的原始宗教愚昧无知，而科学在非洲原始部落的人们眼中又何尝不是诡异莫名。在牛顿的内心，上帝与三大定律同在。就狭义而言，现实主义是指文本的世界与现实世界有相似性，文本世界的自然规律符合科学的看法，文本中关于社会历史的描写符合大众的日常经验，文中的人物所做所想符合人们的理解与想象。通俗地说，现实主义就是常人对世界的常规的理解，表达的是一种被承认的偏见。现实主义这一定语是对于某一特定时代的特定人群的，真实的含义是他们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相似的人生经历、生活态度，以及相近的文学理念与审美经验。路遥是在这层意义上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一个出生农村的作家眼中的８０年代中国的现实与幻觉。
作品之于作家，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作家一辈子写的只是一本书，他所有的作品都是自传的不同版本；第二种说法是；写作是为了创造一个白日梦，在梦中满足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欲望。对路遥来说，这两种说法都是事实。《平凡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人生》扩展而来的，孙家兄弟就是不同型号的高加林，两者都是路遥自身在文本世界里的投影。路遥笔下那贫穷却充满亲情的孙少平一家，充满苦难却美丽宁静的双水村，孙少平与田晓霞之间的柏拉图式之恋，这所有的一切即是路遥对过往的回忆，也是对过去破碎了的梦想的再现。路遥在七岁时曾被父亲送给他人抚养，亲情在路遥童年是缺席的，贫穷却充满亲情的家庭大约就是路遥儿时最向往的。路遥的初恋情人与妻子都是北京知青，初恋情人因为工作离开了路遥，路遥离世前妻子正准备与他离婚。田晓霞的早逝是对现实的妥协，也是为了保存那份在现实中破碎的梦想。
写作之笔指向未来、也指向童年，指向童年的现实、也指向童年的梦想，指向梦想的绚烂、也指向梦想的累累伤痕。它面向作者的记忆、也面向读者的现实，面向作者的幻觉、也面向读者的欲望。它是作者与读者共同的麻醉剂，麻木生命的创伤，制造斑斓的幻象。思想艺术上都很幼稚的《平凡的世界》，能够赢得大量读者的喜爱，那是因为路遥写出了他自己的，也是读者现实的伤痛与梦幻的美丽。
胡适说“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读者，有共同的社会历史大背景，甚至相似的人生经历与审美经验。写爱情的经典小说很多，比《平凡的世界》优秀的成长小说也很多。但爱情与爱情是不同的，表达爱情的方式也各有各的不同。每个时代，每个个人，因为人生经验的相异，情感表达方式的差别，承载情感的符号是有区别的。１２岁还是１８岁开始初恋，是一见面就上床，还是像孙少安与田晓霞那样一直保持贞洁，读者的接受是完全不同的。对８０年代的读者来说，１８岁开始初恋显然更符合他们的人生经验，在结婚前保持贞洁是道德的需要也是更普遍的事实。
路遥是非常重视细节真实的作家，他说：“故事可以编，但生活不可以编；编造的故事再生动也很难动人，而生活的真情实感哪怕未成曲调也会使人心醉神迷。”生活之所以不可编，在于编造的生活是没有人经验过的，很难引发读者的激情。而真实的细节很可能成为打开读者情感的记忆之门的密码，获得强烈的共鸣。但真实的细节也是相对不同的读者而言的，马尔克斯的真实在西方人眼里成了魔幻，路遥写的饥饿在年轻的读者中正在变为传说。以我自己阅读《平凡的世界》与《红与黑》的感受为例，虽然评论家都认为孙少平与田晓霞的爱情很虚假，司汤达是现实主义大师，但我更容易接受路遥笔下的爱情。首先孙少平中国当代农民的形象比于连更接近我的真实身份，高干子女比贵夫人要真实具体得多。穷青年与贵妇人的爱情不仅不符合我的道德观，也未出现在我的现实与想象中，它只是一种异国的传说中的风景。穷青年与高干子女的爱情，罕见但还存在着可能，至少在我的梦想是真实的。孙少平在古塔边与田晓霞约会拥抱的场景显然要比于连半夜爬窗偷会情人的情节更可能激起当代中国读者的记忆与幻觉。
总体而言，《平凡的世界》在生活与情感上对当代的读者是熟悉的，有一种亲和力，在阅读作品时更容易进入情境、代入文本世界，获得情感的共鸣。当然，共鸣的程度对不同的读者是有差异的，８０年代的农村的文学青年显然会在文中找到更多的记忆。《平凡的世界》的意义在于记录了那个时代青年农民的现实的疼痛与记忆中的梦想，他们独特的生活经验与情感方式。

四、叙述者与叙述视角

路遥的作品之所以受到读者的欢迎，除了他写出了中国农村的真实处境之外，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里有着农村青年的欲望与情感。路遥在一篇文章里写过：“真正的艺术作品的魅力，正在于作家用生活的真情实感去打动读者的心。因此，生活首先要打动作家的心，作家才有可能用自己所描写的生活去打动读者的心。”当代的农村小说不能说不多，但其中多数是以一种猎奇的眼光来描写农村的，是给文化人消遣作乐的，农民是以不可理喻的怪物出现的，无论是邪恶的，还是善良的，都是漫画式的人物。包括大多数知青小说，多是以农村外来者的身份来想象和理解农村的，以城里人的思维来俯视农村的人与物的，他们的视角是外在的，情感是陌生的。
路遥的作品被读者认为是真实的，首先是它的叙述者和叙事角度，下面我将对《平凡的世界》的叙述进行多维度的分析。《平凡的世界》是围绕生活在黄土高原上一个虚构的农村双水村里的孙家兄弟的人生经历展开的，；路遥从自己的经验与感受出发，写出了青年农民孙家兄弟的现实处境与梦想。《平凡的世界》是以第三人称叙述的，叙述者对文本中的世界基本上是全知全能的，并享有对人物能力与道德的判断权。当然文中的叙述者的能力也是受一定制约的，作为一部成长小说，叙述者与主人公一样对未来并不具有预知能力，世界是在过去的现在进行时中展开的。这种传统叙述的时间观有助于保持阅读的激情，与文中的人物一起以现在进行时的方式体验成长中的苦难与喜悦。文本的世界是随着主人公的成长一点点展开的，从双水村――黄原城――铜城，孙少平在顺时的叙述中从一个朦胧的少年成为了一个坚韧的男人。叙述者在情感上是与孙少平非常贴近的，在文中读者经常可以看到叙述者一边俯视众生、指点江山，一边弯下腰来替孙少平的行为情感辩护，叙述者对人物的道德判断，也多与孙少平保持一致。文中孙少平因为被郝红梅冷落而痛苦绝望时，作者写道，“原谅他吧！想想我们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也许都有过类似他这样的经历。”孙少平下决心离开双水村，准备到外面去闯荡世界时，文中是这样说的 ，“但是，宽容的读者不要责怪他吧！不论在任何时代，只有年轻的血液才会如此沸腾和激荡。每一个人都不同程度有过自己的少年意气，有过自己青春的梦想和冲动。不妨让他去吧，对于象他这样的青年，这行为未必就是轻举妄动！虽然同是外出“闯荡世界”，但孙少平不是金富，也不是他姐夫王满银！”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叙述者对孙少平是同情的，并且揣测读者的情感也该如此。《平凡的世界》一书中的叙述者基本上是一个成熟的孙少平，与作者路遥的现实身份重合。如果说作者是文本世界的上帝，那么叙述者就是以上帝的代言人摩西的身份出现的，通过臧否人物的行为来传达意旨训诫。文中的叙述视角是农村内部的，写的是青年农民知识分子眼中的世界。叙述者、主人公、包括作者设想的读者，这三者的身份情感是一致的，都是往返于城乡之间的农村青年。《平凡的世界》这种叙述视角与叙述者的情感态度使他的作品很容易获得了读者的共鸣，特别是与小说中人物有相同身份的农村青年。他们在阅读路遥的作品时很容易“代入”，把自己视为文中的主人公，在叙述者的指引下去经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就像有首歌唱的“快乐着你的快乐，痛苦着你的痛苦”。
在《早晨从中午开始》里路遥说过：“ 作家对生活的态度绝对不可能“中立”，他必须做出哲学判断（即使不准确），并要充满激情地、真诚地向读者表明自己的人生观和人性。”《平凡的世界》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小说，叙述者基本上是以全知全能，绝对正确的心理学家、政治家、道德家的身份出现的。这种传统的写作手法并无不妥，但受作者自身的思想与艺术的局限，叙述者却不时露出伪心理学家、官方代言人、道学家的尾巴。作者许诺给读者一个精神导师，读者却收获了一个冒牌先知。在文中叙述者的思维语态近乎一优秀的中学班主任，一边劝导主人公面对人生的挫折，一边游说读者理解社会的不公。孙少平与郝红梅“相好”时，叙述者一边替孙少平辩解，“他们这种状态也许和真正的谈恋爱还有一段距离。”，又一边义正严词的说，“当然，对于这个年龄的青年来说，这种过早的男女之间的交往并不可取，它无疑将影响学习和身体。”叙述者这种中学生精神导师的姿态，赢得了大量的高中生崇拜者，也失去了精神成熟者的青睐。作者对孙少平与田晓霞爱情的心理分析也大有问题，双方相爱的理由纯洁的虚假，读者在这里看不到经验中该有的各种虚荣与欲望。中西方的经典小说都有穷书生与贵族小姐的爱情故事，但无论《红与黑》还是《西厢记》，它们给出的理由都更令人信服，他们的情感逻辑更为合理和情。路遥说出了梦想，却没揭示出梦想下面的欲望；写了爱情，却避而不谈生产爱情的性欲；提到了尊严，却遗忘了尊严的另一面虚荣。作为柏拉图式的爱情，我们却在文本中找不到孙少平与田晓霞有什么超凡脱俗之处，孙少平唯一的追求是成为一个城里人，他们的精神之恋指向虚空、无可附着之物。文中太多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太多“发乎情止乎礼”的淑女除了让人感到虚假外，也流露出作者道德观念的陈旧。在对社会体制的批判上，《平凡的世界》是软弱的，甚至不如《人生》真诚。在《人生》里我们还可以看到高加林对权势者的发抗，对城乡二元社会的不满，对城市人的歧视的愤怒，尽管最后作为对高加林反抗生身的惩罚，作者让高加林又回到了农村。《平凡的世界》里只要是中央的政策，一概是正确的，出了问题，那是地方官执行不力；一般来说官越高，道德就越高尚、能力越强。无论是叙述者，还是孙少安，面对因为出身而无法实现的爱情，只是默默地接受，而没有任何的不满。面对田润叶的爱情，孙少安的条件反射是“一切简单而又明白：这是不可能的”。孙少平拼命的揽工、打矿，只为了得到城里人一出生就拥有的城市户口，但没有批判，只有默认命运的艰辛。叙述者不仅自己保持缄默，还抹煞了孙家兄弟应有的情绪，封住了人物自己的嘴巴。文本的这种处理手法，削弱了情感的张力，混乱了心理的逻辑。
虽然文中叙述者和孙少平一直辩解他离开农村只是因为激情。“毫无疑问，这样的青年已很不甘心在农村度过自己的一生了。即就是外面的世界充满了风险，也愿意出去闯荡一番--这动机也许根本不是为了金钱或荣誉，而纯粹出于青春的激情……” “他读这些书，并不是指望自己也成为伟人。但他从这些书中体会到，连伟人的一生都充满了那么大的艰辛，一个平凡的人吃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一生不可能做出什么惊人业绩，但他要学习伟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这就是他读这些书的最大收获……”“我不是为了扬名天下或挖金子发财。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和身上攒着一种劲，希望自己扛着很重的东西，为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地方，不断头地走啊走……” 作者因为害怕孙少平与《红与黑》中的于连、《人生》中的高加林一样背上“野心家”的骂名，不顾基本的心理常识将孙少平塑造成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道德偶像。青春的激情不只是为了扬名天下或挖金子发财，这没有错；但如果青春的理想里连一丝成名立业的欲望都没有，这青春的激情纯粹的也太虚假了。这种关于孙少平出走农村的理由，如果仅仅是出自孙少平之口，读者还可以认为是孙少平的自我欺骗，而叙述者也跟着瞎起哄，就只能说是作者的观察力有问题，作者狭隘的道德观影响了他对人物的心理分析。作者写出了人物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却回避了人物真实的欲望和意识的潜流。文中的论调可以获得同孙少平一样为自己的欲望自欺欺人的中学生的共鸣，却只能被成熟的读者所抛弃。真正的读者可以接受人物的虚伪与狭隘，只要这虚伪与狭隘是属于人物自身的；而一个跟着人物一起自欺欺人的叙述者则是浅薄可笑的。路遥的失败不是因为采用了传统的创作手法，而是自身观察力与道德观的局限。
叙述者对孙少平到外面闯荡世界的心理分析，也不符合文中情节的逻辑。对功名毫无兴趣的孙少平一听到可以落户黄原城边的农村就高兴地四处奔走相告，叙述者还替他考虑了一下跟曹书记的女儿结婚来获取居住城边的可能。田润叶让他去带地委行署的子女搞夏令营时，觉得“这是一件多么体面的工作--就是一分钱不赚，他也愿意干个半月二十天的！”这位道德的圣徒，为了进公家的大门，不仅不在乎工作的苦累，“只要有个正式工作，哪怕让他下地狱他都去！”还主动找田晓霞去活动后门。在煤矿体检出现了问题后，孙少平的第一个念头是，“不能回家去——绝对不能。也不能回黄原去！既然已经出来了，就不能再北返一步。好马不吃回头草！如果他真的被煤矿辞退，他就去铜城谋生；揽工，掏粪，扫大街，都可以……”接著又想到了贿赂大夫，用一副可怜相获得了女大夫的同情。根据以上这些，我们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孙少平这个没有什么野心的道德家，仅仅为了成为一个城里人就可以不要道德、不要自尊，他的“远大理想”就是进公家门，当煤矿工人。叙述者本意在塑造一个道德完美者，却造就了一个追求渺小的伪君子。其实作者把孙少平定位成一个目标远大的青年的话，他的这些行为才会富有张力。一个“野心家”为了高远的目标忍受胯下之辱，还能给人以内心的震撼；而一个人最终追求仅仅是成为公家人，那他的这些眼泪最多只能博得低贱的怜悯。当就人物形象而言，不止《红与黑》里的于连，就是《人生》里的高加林也比孙少平更真实可爱。

五、文本的结构与语言

《平凡的世界》是作为史诗性的现实主义作品被官方文学机构认可的。但在读者中，《平凡的世界》却是以成长小说、甚至爱情小说的形式被接受的。
小说是围绕三个人的经历展开的，通过孙少安的创业，展现了西北农村在社会变革时期的新颜旧貌；通过孙少平的徘徊在城乡间的生活与爱情，记录了一个农民出身的知识青年的心路历程；通过共产党干部田福军在官场的起落，反映政治斗争与革新。孙家兄弟的两条线索是经常交叉的，两兄弟的形象也有很大的相似性，两人的区别在于孙少平在县城读过中学，受过一些现代文明的洗礼。或者说孙家兄弟是同一个的两种不同的人生，一种人生的两种可能。记得路遥在一篇文章里说他小时候差点辍学，那么孙少安也可视为路遥对自己人生的一种猜想。《平凡的世界》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叙述了一个农村青年在社会变革时期的两种可能的生命历程。田福军这一条线索篇幅不小，给人的印象却非常浅薄。田福军和他所处的官场几乎就是官方教科书的翻版，作者对官场的陌生、政治观的浅薄、以及叙述时那种仰视的心态，使叙述者变成了官方的代言人。受意识形态和道德的双重制约，文中的那些政治社会的大事件，只不过是一些鸡肋般的摆设；史诗式的宏大叙述，却只见虚假的“史”与浅薄的“诗”。记得我阅读《平凡的世界》时，一到田福军这一块就跳着看。田福军这个人物的塑造也非常模式化，田福军在文中的意义仅仅是给田晓霞带上一个高干子女的花环。如果说孙少平是全文的主语，田晓霞是主语的修辞，田福军就是孙少平这一主语的修辞的修辞。有关田福军的篇幅 ，可以用这一句话替换，“田福军，孙少平恋人田晓霞的父亲，担任过县长、地委书记、省城市委书记。”
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说自己为了了解中国１９７５－１９８５这十年间的社会历史，找来了这十年间的《人民日报》等省市五种主要报纸的全部合订本,逐一翻捡,摘抄记录。这大概就是《平凡的世界》在思想与语言方面甚至不如《人生》的原因。翻着人民日报写出的史诗也只能是这个样子，要想在人民日报堆里写出真实的、超越当下的、超乎政治偏见的史诗那是天大的笑话！《平凡的世界》语言最大的毛病是欧化句法与人民日报式的评论抒情，文中充斥着“因此、于是”之类的连词，“埃、呀”之类的叹词。小说第一节是这么写的，“１９７５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已快到惊蛰，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短短的百来字里就有７个连词，拖沓、生涩。小说的第一章里像：“我们可以想来这必定是一个穷小子，他不仅吃这最差的主食，而且连五分钱的丙菜也买不起一份啊！”之类的感叹句就有六句，这种学生气的感叹句，看多了不免有些腻味。文中没有什么新奇出色的比喻，我有些印象的就两个。一个是说双水村的能人像天上的繁星一样多，另一个是说傻子田二的额头象领袖，这两个比喻让人感到的也是学生气与意识形态味。

六、文本世界的设置与欲望的潜流

作者的情感、欲望是通过文本世界的设置来表现的；文本是在人物的文本世界的现实与欲望的冲突、和解之间展开的；阅读者是读者在文本世界里的一次欲望之旅；要理解一部作品也就要了解文本世界的设置与作者、人物、读者的欲望的关联。《平凡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是路遥的精神自传，文中有路遥记忆中的悲伤与梦想。作为现实主义小说，《平凡的世界》里的物理世界、社会背景、人物形象是源于现实的，但这现实是经过作者选择、过滤、剪辑的。现实主义对读者的意义是，文本世界的设置在阅读中借助读者共同的社会人生经验。
县高中、双水村、黄原城、铜城的大牙湾煤矿，文中孙少平生活的四个物理空间的特性，给读者的想象与情节的发生定下了基调。高中的生涯一方面赋予孙少平一定的文化气质，各类报纸书籍让他知道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而在这之前，“双水村和石圪节就是他的世界”，“但现在他通过书本，已经“走”了那么多地方，他的思想怎么再会仅仅局限于原来的那个小天地呢？”这一段经历给孙少平后来离开双水村打下了伏笔。另一方面作为平原的最高学府，两年的高中生活使孙少平与社会另一阶层的青年男女的生命历程发生了交叉（在其他的环境里，地位悬殊的人是不可能像同学那样相对平等而亲密的生活在一起），他在失恋中败给了出身上层的顾养民，却获得了高干子女田晓霞的青睐，另一阶层的生活方式、女性走进了孙少平的内心世界。原西县中，一个有关青春的词语在文中承载了孙少平的自尊、失恋、纯情，农村青年共同的记忆和幻想。
每个场所发生的故事都是有所限定的，孙少平与田晓霞的交往是不可能在双水村开始的。在平原中学，县长的女儿也是作者所能虚构的极限，读者也不会想象什么总理之女、金发女郎，兰香到了省城大学，就有了省委书记之子的男朋友。孙少平成长中的另三个地点给读者的共同印象是生活的艰辛、繁重的劳动，文中弥漫着受苦光荣、劳动伟大的人生哲学。双水村在文中是一个美丽而荒凉的山村，孙玉厚一家浓厚的亲情与破败的窑洞，这个空间可以让孙少安发家致富，却盛不下孙少平的幻想。黄原城对孙少平来说就是一个有一个的建筑工地，地理上与田晓霞的接近使他们相遇相恋，社会地位上的差距又让他们的爱情虚幻莫测。铜城的大牙湾煤矿，工人的身份使孙少平可能以此为跳板爬上社会的上层，实现与田晓霞的柏拉图式之恋；煤矿工人的现实却使孙少平最终投入了农村女性惠英嫂的怀抱。路遥在对田晓霞与惠英嫂两者的选择中流露出了一个农村青年的自卑与恋土情结。
《平凡的世界》的社会背景是以中国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的现实为原型的。这个社会历史背景在文中有三方面的体现：一是田福军所在官场的政治事件以及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这部分完全是根据官方的宣传制造的；二是十年间农村的社会变革，主要通过孙少安的创业史来体现；三是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结构，孙少平的所有努力某种意义上就是成为一个城里人。《平凡的世界》被读者接受，主要是他写出了在城乡二元社会里生活在城乡交叉地带的农村青年的处境与心态。
《平凡的世界》里的人物大都是能人，并且意志超群。不过有个特殊现象，父母地位高的，如果是女儿必然美丽聪明，不幸是个男子的，那肯定软弱无能，这种现象在《人生》里更为明显。王亚萍、田晓霞是高干子女，巧珍、田润叶父亲也是村里的能人。同为高干子女的克男、李向前虽然善良，
但一个个都软弱无能，胸无大志，顾养民出身知识分子家庭，能力还好，但在金秀的眼中还是不像个男人。路遥笔下的男主角的父母都软弱无能，但无论高加林、还是孙家兄弟都相貌清秀、能力出众、意志坚强。这些人物的特征，未必是路遥身边的现实，但必然是路遥对出身与个人能力关系的一种看法。隐藏在这种看法里的是平民子弟的自恋、对公子哥的藐视与公主们的爱慕。
既然文中出身贫寒的都是才子，出身高贵的都是佳人，一场穷秀才与富家女的爱情是免不了的。《人生》中的黄亚萍和高加林、《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与田晓霞，两者都以富家女主动追求穷青年开始，因为自然和社会不可抗拒的原因而结束。与文中富家女与穷小子爱情的夭折相反，灰姑娘与公子哥的爱情大多前途光明。田润叶与孙少安、李向前之间的情感纠葛最有代表性，田润叶喜欢上了能力出众、但地位比自己低下的农民孙少安，但最终还是嫁给了平庸的高干子弟李向前。文中宣扬的是精神性的现代爱情，默认的是门当户对、或者男尊女卑的婚姻规则。这些情节的设置是一个农村作家向现实的妥协，对世俗道德潜意识里的认同。
文中人物的命运大都是按照道德的因果律运转的。因为塑造悲剧性英雄的需要，孙家兄弟失去了他们的爱人，其他的人物命运大都和他们的道德水准成正比。老实善良的孙玉厚三个子女一个比一个有出息，太过精明的田福堂不仅自己在村里失去了往日的威严，子女的婚姻更是让他头痛。郝红梅因为背叛了与孙少平的初恋，偷了几块手帕，不仅失去了与顾养民结婚跳出农村的机会，结婚不久又成了寡妇。大约作者觉得对郝红梅的惩罚过重，在结尾用田润生的爱情作了补偿。在人物命运的沉浮荣辱中，我们看到了“因果报应”这只“看不见的手”。

七、孙少平的出身与欲望的冲突、

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用尘土造出了亚当；路遥则照着自己的人生，用纸笔造出了孙少平。作者让孙少平生活在黄土高原的一个穷山村双水村里，事实上，孙少平是哪里人不重要，关键的是他是农民的儿子，天生的二等公民。农村在中国过去几千年里是近乎静止的，人们用着秦汉时发明的铁制农具，世世代代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生活。农村是一个充满宿命的世界，这里的一切都已注定，没有想象的空间，也没有想象的时间，文中孙少平失去教职后，“从早到晚天天得出山，再也没有什么消闲的时光看任何书报了。一整天在山里挣命，肉体的熬苦使精神时常处于麻痹状态--有时干脆把思维完全“关闭”了。晚上回到家里，唯一的向往就是倒在土炕上睡觉，连胡思乱想的功夫都没有。”在双水村，“，他严格地把自己放在“孙玉厚家的二小子”的位置上。在家里，他敬老、尊大、爱小；在村中，他主要是按照世俗的观点来有分寸地表现自己的修养和才能；人情世故，滴水不露。在农村，你首先要做一个一般舆论上的“好后生”——当然这是一个很含糊的概念——才能另外表现自己的不凡；否则你就会被公众称为“晃脑小子”！ ”
农民的儿子这一身份就是孙少平的原罪，是《平凡的世界》里的一切的冲突的根源。这原罪是孙少平的、是路遥的，也是多数读者共同的命运。家庭出身成为原罪 ，是因为附着在身份上的权利与人物欲望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人物现实的社会地位权利与人物的天赋、后天努力所应获到的权力地位存在着巨大的反差 ，社会认同的按人物出身归属的群体的形象与人物对自我形象的想象之间存在鲜明的对立。家庭出身是所有于连式的出身低微却希望飞黄腾达，天赋意志出众却生活在以出身决定个人地位的社会的人的无法言说的疼痛。出身、欲望、个体能力、社会规则，文本的世界在作者对这四个因素的设置中生成，故事情节也在这四者的紧张中展开。
如果说农民在中国的二元社会里就是底层的代名词的话，那孙少平的家庭则处于这底层的底层――农村的贫困户。孙少平后来是走出了双水沟，所以农村的底层对他的意义并不大，因为无论农村的穷人孙少平还是农村的富人金波，到了城里都是寄人篱下的打工者。农村的底层这个身份主要是针对孙少安的，孙少安全部努力的结果就是成为双水沟的民间领袖，给自己全家获取了农村上等人的金钱、权力和尊严。相对孙少平的失败，孙少安获得成功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农村内部，社会的地位还是与个人能力相符的，是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摆脱出身的。
贫穷的农民之子，这一身份首先与孙少平的生理需求发生了冲突。老实无能的父母在勉强让孙少平上学外，甚至无法满足他基本的食欲。同是这一身份在几年前迫使孙少安辍学。这个冲突被孙少平自己的意志化解了，但作为一个社会的人，物质的匮乏还与人的尊严的需要相关。在多数时代里，贫穷被视为无能、懒惰的产物，在不同的年代表现为不同的实物。作者把孙少平设置为一个自尊而敏感的青年，“他现在感到最痛苦的是由于贫困而给自尊心所带来的伤害。他已经十七岁了，胸腔里跳动着一颗敏感而羞怯的心。他渴望穿一身体面的衣裳站在女同学的面前；他愿自己每天排在买饭的队伍里，也能和别人一样领一份乙菜，并且每顿饭能搭配一个白馍或者黄馍。这不仅是为了嘴馋，而是为了活得尊严。他并不奢望有城里学生那样优越的条件，只是希望能象大部分乡里来的学生一样就心满意足了。”
尊严，这是《平凡的世界》里的关键的词语之一。作为社会的人，生活如同一场戏剧，他人的目光就是最终的目地。孙玉厚对子女最大的期望是不要像他那样活的蜷胳膊屈腿，孙少平在和田晓霞解释为什么要在双水村箍新窑时坦落了他的内心：“不，不是我住。我是为我父亲做这件事。也许你不能理解这件事对我多么重要。我是在那里长大的，贫困和屈辱给我内心留下的创伤太深重了。窑洞的好坏，这是农村中贫富的首要标志，它直接关系一个人的生活尊严。你并不知道，我第一次带你去我们家吃饭的时候，心里有多么自卑和难受--而这主要是因为我那个破烂不堪的家所引起的。在农村箍几孔新窑洞，在你们这样的家庭出身的人看来，这并没有什么。但对我来说，这却是实现一个梦想，创造一个历史，建立一座纪念碑！这里面包含着哲学、心理学、人生观，也具有我能体会到的那种激动人心的诗情。当我的巴特农神庙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从这遥远的地方也能感受到它的辉煌。瞧吧，我父亲在双水村这个乱纷纷的‘共和国’里；将会是怎样一副自豪体面的神态！是的，我二十来年目睹了父亲在村中活得如何屈辱。我七八岁时就为此而伤心得偷偷哭过。爸爸和他祖宗一样，穷了一辈子而没光彩地站到人面前过。如今他老了，更没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现在，我已经有能力至少让父亲活得体面。我要让他挺着胸脯站在双水村众人的面前！我甚至要让他晚年活得象旧社会的地主一样，穿一件黑缎棉袄，拿一根压瑙嘴的长烟袋，在双水村‘闲话中心’大声地说着闲话，唾沫星子溅别人一脸！”
孙少平因为贫贱的出身被郝红梅冷落时，他在河边幻想，“未来的某一天，他已经成了一个人物，或者是教授，或者是作家，要么是工程师，穿着体面的制服和黑皮鞋，戴着眼镜，从外面的一个大地方回到了这座城市，人们都在尊敬亲热地和他打招呼，他在人群里看见了顾养民和郝红梅……”孙少平因为出身带来的屈辱与自卑，最后在与田晓霞的爱情中得到了慰藉。孙少平与田晓霞的爱情被读者广泛地接受，未尝不是因为田晓霞的身份满足了所有穷青年的自尊与虚荣。
孙少平不仅是农民的儿子，还是一个受过教育的青年，生活在农业文明，却接受了西方现代文明洗礼的文学青年。书籍对孙少平来说就是《圣经》里的智慧果，让孙少平知道了双水村以外还有个大世界，还有完全不同的生活，“不幸的是，你知道的太多了，思考的太多了，因此才有了这种不能为周围人所理解的苦恼……”书籍使孙少平感到了农村现实生活的虚空与落后，不再满足于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农民，“　但他的确渴望独立地寻找自己的生活啊！这并不是说他奢想改变自己的地位和处境--不，哪怕比当农民更苦，只要他象一个男子汉那样去生活一生，他就心满意足了。 无论是幸福还是苦难，无论是光荣还是屈辱，让他自己来遭遇和承受吧！他向往的正是这一点。”书籍给孙少平打开了一个个新的精神世界，赋予他的生命一种全新的可能，“哪怕他今生一世暗淡无光，可他在自己生命的历程中，仍然还有值得骄傲和怀恋的东西啊！而不至于象一些可怜的乡下人，老了的时候，坐在冬日里冰凉的土炕上，可以回忆和夸耀的仅仅是自己年轻时的饭量和力气……”
书中的世界，小说里人物的生活方式成为孙少平向往和模仿的对象。孙少平的这种欲望与他的出身给与的“孙玉厚家的二小子”的形象发生了冲突。这种欲望驱使孙少平离开农村，走向更接近书中的世界，现代文明的产物――城市。只有城市才可能存在文明的生活方式，承载孙少平那些源于小说的梦想。在孙少平落户黄原城边时，金波说：“啊呀，这是好事！在城边上当个庄稼人，也比一辈子呆在双水村强！旁的不说，看个电影也方便！这样，你实际上就活在城市里了。” 也只有在城市才可能发生随着西方文明进入的柏拉图式的爱情，成为工人才能一步步爬上上流社会。正是书籍是孙少平走上了与孙少安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事实上孙少平本身就是经典文学的产物，孙少平像保尔·柯察金一样身材结实，像于连一般面目清秀，有一个同希腊人一样又高又直的鼻梁，结尾脸上又多了一道牛虻式的伤疤。孙少平的相貌与路遥自身相距甚远，也未必是读者的现实，但孙少平的素描肯定符合文学青年对自己的想象。孙少平除了俊朗的外表，还有着“远大的理想”，喜爱看书，热衷于探讨国际大事和“生活的意义”。在大学生田晓霞的眼中，“她发现，班上现在还没有一个男生能代替少平和她在广阔的范围内交流思想。”文中孙少平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像个农民，修长的身体与劳动无关，思想对农民而言是累赘 。作者要传达给读者的只有一个意思，孙少平不该是个贫贱的农民，他有着比城里人更出色的相貌、能力、思想，他有权过上等人的生活 。
但在中国二元结构的社会里，政府制定的游戏规则是：一个人能不能在城里生活和工作，能不能进入体制内获取权利和地位，主要是看你出身城市还是农村，而非工作与行使权力所需的理想、能力。农民子弟唯一跳出龙门的途径是上学，不幸的是孙少平因为文革耽误了学业，因为政府的错误而失去了在政府制定的规则里的唯一的机会。于连在法国“七月王朝”的处境在孙少平身上重现，不过孙少平并没有重演于连的命运。孙少平以社会允许的方式离开了农村，以一个揽工汉的身份进入了城市，以出卖体力的方式生存在城市的边缘。尽管作者没有说明，但每个读者都清楚孙少平进入城市是为了寻找机会改变命运，都会期待孙少平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改变自己的身份，实现自己的欲望。
孙少平离开了农村，却走不出他的出身。在城里他不再是孙玉厚家的二小子，却仍然是一个揽工汉，一个出卖体力为生的农民工。孙少平在与金波的对话时感叹：“最叫人痛苦的是，你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但又想挣脱这样的家庭；挣脱不了，又想挣脱……”因为梦想，孙少平不甘成为农民；因为社会的法则，孙少平没法进入城市的内部。他不接受社会给与他的合理身份，又无法获得符合自己理想能力的阶层的认同，他的身份归属始终悬而未决。面对这种困境，孙少平心理平衡的办法是用自己的能力获得城里人的认同，在给地委子女搞夏令营时，“少平并不指望入公家的门。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他要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证明他并不比其中自以为高人一头的城市青年更逊色！” 《平凡的世界》结尾，作者给孙少平安排了一个折衷的身份，他进入了公家大门、成为了工人，却生活在远离都市的山沟，还是靠出卖体力为生。
在孙少平与田晓霞的交往中，他以自己独特的气质与思想获得了田晓霞的爱情。也就是说孙少平以自己的相貌、能力获得了相应的女性的青睐。在田晓霞身上，孙少平不仅得到了思想的沟通、情感的交流，满足了尊严的需要，还拥有了改变身份的可能。他们的柏拉图之恋一旦面临婚姻就会遭受“门当户对”这一社会规则，他们的婚姻可以改变孙少平的身份，但婚姻的前提是改变孙少平的身份。面对这个悖论，路遥选择了田晓霞的死亡，让爱情止于爱情，孙少平最后走向了惠英嫂的怀抱，一个符合他的出身的女性、感情。

八、初恋般的热情与宗教般的意志 待写

网上关于路要的文章不少,但太多口号而少分析.路要成功的写出了农村青年的精审世界,却应过分的投入,而丧失了作者应有的冷静与洞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