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政委》：从战士到女人
辛泊平



一
一部电影有一部电影的命运。不同的年代，不同的群体，不同的角度和审美，对一部电影的感受和评价也就自然不同。正因如此，才会有曾经风靡一时的电影转眼成为日后的笑柄，而一些在当时历经波折的影片却成为后来的经典。昆德拉说过，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是一种幽默的自我解嘲，也是一种深刻的生命体悟。许多时候，握有权柄的人总是自信满满，试图对一切都做出专家式的评判。于是，原本属于艺术的东西，便加入了许多政治的印记。然而，尘埃落定，时间最终会做出选择，政治的终究要归还政治，艺术的终究也要归还艺术。这似乎也是一种艺术与人文的轮回。前苏联电影《女政委》，就是这样一部充满宿命意味的电影。
这部由阿•阿斯柯尔道夫亲自编剧和导演的电影拍摄于1967年，但因为不符合当时阶级斗争的需要而被禁放和销毁。直到1986年，前苏联所有遭禁映的影片都开禁之后，阿•阿斯柯尔道夫也想让他的影片《女政委》重返银幕，但电影已无完整的拷贝，后来终于在国家电影资料馆找到一个被偷偷保存下来的拷贝。阿•阿斯柯尔道夫花了半年时间修复了拷贝，《女政委》于1987年正式上映。没想到，这部命运多舛的影片，一上映便在海内外引发了热潮，不仅应邀参加了多个电影节，而且还获得了1987年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
这些都是资料，是历史，是往事。这里面有戏剧色彩，也有悲剧意味。这或许就是昆德拉说所的“上帝的玩笑”。我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已经是2019年了，距这部电影正式上映已经31年，距这部电影拍摄更有半个世纪之多。然而，这部年代久远的电影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削弱它的艺术魅力，相反，因了这年代，因了这充满戏剧性的历史，更让人感受到了经典穿越时空的力量。
如果从电影主题来看，这部电影似乎不应该有这样的命运。它并不是对时代阴暗面的大胆揭露和批判，而是迎合时代精神的主旋律。故事的主人公瓦维洛娃是红军某团的女政委，她意志坚定，斗志昂扬，无论在战场还是在自己的部队，都是标准的英雄形象。然而，她却“意外”地怀孕了，无法继续跟随部队行军打仗。于是，她被团长送到一座小镇上，等着在那里生孩子。在那里，瓦维洛娃近距离地接触了她以前或许从来没有认真面对的普通人，了解了他们的苦难和恐惧，也感受到了他们的善良和对生活的期盼。
在房东叶菲姆一家的帮助下，瓦维洛娃生下了一个男婴，过了一段属于家庭妇女日常的日子。然而，正在这时，团长来通知她说白匪要反扑回来，部队为了完成最后的大反攻要进行全面集合。瓦维洛娃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随部队的医院转移，一个是留下来，和叶菲姆一家靠部队给她留下的粮食度过这个特殊时期。对此，瓦维洛娃是纠结的，一方面，她舍不得自己刚刚生下的孩子，那是母亲的天性；另一方面，革命的号角也在召唤她，那是战士的自觉。在经历了艰难的思想斗争之后，最终，革命的信仰战胜了个人的情感，阶级的利益压倒了个人的利益。在战士行军的集结号中，瓦维洛娃把孩子留在了叶菲姆家，决然地离开那里，义无反顾地融入了革命的滚滚洪流。
这是一部宣扬革命精神的影片，故事的发展和转折也是我们熟悉的套路。然而，这部电影因为对人性与革命的深度挖掘与细腻呈现，还是有了异质的品质。可以这样说，这里的革命不是口号式的革命，而是带着生命纠葛的革命；这里的革命者，不是天生的钢铁之身，而是有着七情六欲的血肉之躯；这里的人性，也不是想当然的哲学命名，而是带着个体温度、个体波动的真实人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没有美化革命者，也没有诋毁普通人，而是真实地反映了动荡年代中潜潜伸展的生命纹理，以及被宏大的历史叙事遗忘的众生真相。

二
电影的开始，用了很长的篇幅表现田野行军的场景。但这个场景却没有伴以雄壮的进行曲，而是选择了忧伤的摇篮曲。这几乎就为整部电影奠定了情感基调。在这个过程中，一尊伫立在田野中的女性塑像反复出现，她是圣母，还是母亲，我们不得而知。只是看到这个端庄的塑像双手环抱胸前，用手护着一盏灯，有点孤寂，也有点落寞。在我看来，这不是故事的开始，而是序幕。它只是负责渲染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和气氛，让观众随着那悠长的摇篮曲和缓慢的行军节奏进入到一种导演设置的情境中。
瓦维洛娃第一次出场，便是率部队进入一座小镇。坐在马上的瓦维洛娃神色冷峻，当然，那只是瞬间的印象，因为镜头并未定格，她还只是处于模糊的群像当中。她到达小镇的第一件事情，不是集合部队布置任务，也不是四处巡查敌情，而是洗澡。也许，许多人看到这里，会以为这是女人爱美的天性，那个女政委一定也是这样，温婉而又娇美。但接下来，正在她洗澡的时候，有人来报告，逃兵叶梅林被抓了回来。当瓦维洛娃从浴室出来，面对逃兵叶梅林的那一刻，我们终于清晰地看到了瓦维洛娃的脸。那是一张粗线条的脸——威严，冷酷，坚定，与我们对女性的期待判若云泥。她一字一顿地宣判了处决叶梅林的命令，没有一点惋惜，没有一丝犹疑，就像一台冰冷的留声机一样，只负责传声，不负责交流。
如果按照这种逻辑发展下去，在这个纪律严明、雷厉风行的女政委的带领下，这支英雄的红军，一路摧枯拉朽，一路所向披靡，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那么，这个故事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革命抒情，这部电影也就没有了那种冰火两重天的命运翻转。让人惊讶的是，在处置了逃兵之后，女政委瓦维洛娃并没有沿着这种精神继续下去，而是找到了团长，告诉他自己怀孕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反差。因为，在办公室里，瓦维洛娃没有了先前的坚定和威严，而是变得懊恼，烦躁，局促不安，神不守舍。这种表现，不再是一个政委应有的职责反应，而是一个女人面对困境时正常的样子。这是生理对理性的正面交锋，不幸而又幸运的是，生理占据了上风，观念退居其后。瓦维洛娃不得不留下来，在这个小镇上等待孩子的降生。
在市革命委员会的安排下，瓦维洛娃住到了叶菲姆家中。面对叶菲姆一家的紧张与警惕，瓦维洛娃没有说一句话。她面无表情，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夜辗转反侧。然而，第二天，当叶菲姆的妻子玛丽亚问她要不要吃点东西的时候，她的脸上才有了一点僵硬的反应。她喝着玛丽亚为她烧的茶水，把一大块冰糖放进嘴里，嘎嘣嘎嘣地大口嚼着，粗野，傲慢，甚至有点狰狞。直到玛丽亚在观察了她许久之后问她是否怀孕了，她才有些难为情地停下了咀嚼，一脸懵懂地望着玛丽亚。看到瓦维洛娃懵懂的样子，玛丽亚似乎明白了什么，对瓦维洛娃的戒备之心也随之减少了许多。看到瓦维洛娃光着脚，玛丽亚把叶菲姆的拖鞋找出来让她穿上，然后，微笑着把嘴巴凑向瓦维洛娃的耳朵说了几句话，瓦维洛娃也把嘴巴凑向她的耳朵，像所有的闺蜜一样，她们以这种女人之间特有的亲昵方式，交流着关于女人、关于生育的话题。我看到，第一次，瓦维洛娃的脸上有了笑容，虽然还有些勉强和微弱，但毕竟有了笑容。
等叶菲姆晚上回来，玛丽亚还在瓦维洛娃的屋子里聊天，她高兴地告诉丈夫瓦维洛娃就要生孩子了。叶菲姆望着瓦维洛娃臃肿的身子和紧绷着身体的军大衣，若有所思。第二天，叶菲姆夫妇开始忙碌，他们要为瓦维洛娃做一件孕妇服。在比量尺寸的时候，披着布料的瓦维洛娃像一个试穿新衣服的孩子一样，上下打量自己，然后怯生生地说，胸口那地方有点紧。当她穿着崭新的孕妇服坐在院子里，有点羞涩地看着玛丽亚给最小的孩子洗脸、洗屁股，看着其孩子快乐地玩耍，她的脸上有了温暖的笑容，她的眼神里有了母性的柔软。此时，女政委不存在了，革命远去了，那座小院里，只有普通人琐碎的日常事件，只有一位等待临盆的母亲。
孩子生下来了。瓦维洛娃抱着孩子去了犹太人的教堂，她想让自己的孩子得到上帝的祝福。一路上，她像所有的母亲一样，像所有磁性动物一样，紧紧地抱着自己的孩子，骄傲地穿过大街小巷，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电影中没有关于她的身体特写，却用了一群男人看到她时的第一反应来表现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女性与母性合二为一的光芒。那群男人，像《陌上桑》里看到罗敷的男人们一样都惊呆了，为她的女性之美，也为她的母性之美。那一刻，没有信仰的禁忌，只有鲜活的生命期盼。然而，教堂早已被战争毁坏，她的愿望并未实现。可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这样说，此时的瓦维洛娃，她的身上沐浴的，不再是那种奔涌的献身激情，而是珍惜生命、挽留时光的人性之光。



三
正如生了六个孩子的玛丽亚所言，养活孩子不容易。瓦维洛娃深切地体验到了生育的艰辛，也深切地体验到了母子连心的满足感。孩子生病之后，她整夜整夜地抱着孩子，整夜整夜地给孩子哼唱摇篮曲。她开始融入了这一家人的生活，擦地，洗衣服，照顾婴儿。在看电影的过程中，我一直想，如果日子就这样继续下去，瓦维洛娃会不会成为一个慈爱的母亲，会不会就此与革命形同陌路。当然，这只是一厢情愿的猜想。电影自有它的叙事方向。正当我们为这个女人和母亲感到欣慰的时候，团长找到瓦维洛娃，告诉她白匪正在反扑、红军正在集合的消息。
对于瓦维洛娃来说，所有的选择都是痛苦的。一方面，她离不开自己的孩子，这是人性的自然反应；另一方面，她又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是投身革命时树立的信仰。两种选择都有强大的力量基因，都有充分的行动理由。瓦维洛娃没有迅速做出决定，而是陷入了两难的痛苦。如果按照革命的献身意志和忘我精神来考量，瓦维洛娃此时的反应应该是懦弱的，是有私念的，是应该遭受批判的。然而，从人性的角度看，我尊重瓦维洛娃的犹疑，我尊重她的懦弱。因为，没有天生的革命者，只有渴望通过革命改变人类命运的、拥有人的情感和思维方式的人。在《水浒传》中，李逵是可怕的，因为他没有生命意识，没有对生命的尊重，没有对生命的敬畏，更没有对生命铭心刻骨的体悟与回应。瓦维洛娃的犹疑，让我看到了人性的纠葛，看到了生命的取舍。这不是理念上的教导，而是人性的自然形状。
经历了一夜的内心挣扎，经过了一夜的灵魂交锋，瓦维洛娃还是最终做出了自己革命的选择。黎明时分，听着嘹亮的集结号，她流着泪冲出地窖，流着泪给自己的孩子喂完奶，流着泪脱下了她已经习惯了的裙子，换上了戎装， 流着泪冲出了院子，去追赶部队。电影的结尾，是瓦维洛娃站在队伍中间，伴随着悲壮的《国际歌》，踏着坚定的步伐，奔赴战场……
从战士到女人，再从女人回归战士，瓦维洛娃的生命轨迹似乎没有改变。但她的内心世界，肯定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之前，她看到的，更多的是死亡，所以，她对生命的感受只能越来越粗糙，越来越冷漠。但在生完孩子之后，她对生命有了全新的体验。生命的脆弱，生命的唯一性，生命之间的爱与牵挂，这些没有条文规定的人生体验，将会影响她今后的判断和决定。这种判断和决定，将不再那么直接和冰冷，而是会生出一些细腻柔和的纹理。正如雨果的《九三年》中的双方统帅最后的选择一样，他们都放弃了观念上的道义审判，而是回归到对人性的理解的轨道之中。所以，他们选择的“向死而生”，其实是一种灵魂的救赎。因为，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在是与非的评价里，他们终于懂得，革命之上，还有人，还有生命，还有最基本的生命伦理。

四
电影中另一个重要的角色，不是红军团长，更不是敌方的统帅（电影中甚至没有出现过一个白匪），而是瓦维洛娃暂时的房东叶菲姆。电影没有正面交待叶菲姆的人生经历，只是通过他对市管理委员的官员的抱怨我们可以大致可以推测：从前，他应该是有产者，而现在，他的财产被没收了，被重新分配了，眼下，他和母亲、妻子还有六个孩子挤在一座小房子里，他以修补锅碗为生。无论如何，这都不是时代的弄潮儿，而只是一个小人物。对于瓦维洛娃的到来，他并没有表现出我们期待的“军民鱼水情”式的热情；他不欢迎，甚至是抵触。然而，在革命的名义下，他必须履行他的某种义务。所以，他一面管瓦维洛娃叫“部队夫人”，一面把她安排在家里最好的房间里。
叶菲姆是犹太人。他不懂得什么是革命，但犹太人的历史和他作为犹太人的切身经验，让他明白了战争和动乱都不是好日子。“除了躲藏，便是埋葬亲人”，这是他对战争的理解，也仿佛就是所有犹太人的宿命。他的哥哥死在白匪手中，是用裁衣服的剪刀杀死的。为此，他恨白匪。然而，他对红军也并无感情。在他看来，在两种力量都没有到来的时候是最好的时光。因为，这个时候，没有人对他们发号施令，没有人打乱他们的日常生活。你当然可以说他不关心国家大事，缺乏阶级觉悟。然而，在一个人见证了无数死亡却看不到一丝曙光的时候，当一个人最基本的生活诉求都被剥夺之后，谁还有权利用美丽的前景来安慰他们，谁还有资格凭借所谓的信念来指责他们？尽管瓦维洛娃对他说，革命不是虚幻的，它需要用牺牲换来真理。然而，对于普通人而言，对于一个要靠微薄的收入来养活一大家子的叶菲姆来说，这只能是理论上的因果构建，它无法解决一家人的一日三餐。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革命者可以靠信念坚持下去，但普通人需要填饱肚子。这也是真理的一种。
然而，就是这个对革命没有认识、对革命者充满偏见的叶菲姆及其家人，用他们的善良、坚韧唤起了瓦维洛娃蛰伏已久的人性，让瓦维洛娃感受到了生命个体的欢乐与悲伤，担忧与希望。在那个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叶菲姆一家生活得并不轻松。然而，这一家人却表现得其乐融融，在捉襟见肘的日子里演绎着充满爱意的天伦之乐。电影没有表现叶菲姆的财产被充公的那一刻。但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地感知他的困惑，他的愤怒，以及他的压抑。我们看到的是，面对生活的困境，这个中年男人的逆来顺受，对好日子的憧憬，以及特有的乐观与幽默。他当然也抱怨，但并没有让这抱怨成为家庭的底色，更没有让这抱怨转化为家人的乖戾。面对食物的贫乏，他幽默地说，上帝在前六天创造的都是土豆，第七天才创造了人。上班之前，他会深情地亲吻妻子和最小的孩子，然后，在他们面前跳着滑稽的舞蹈走出院子。而所谓的上班，不过就是提着一个破箱子走街串巷地替人补锅。当忙碌了一天之后，夜色中，他抱着一天的收获——一个南瓜——回家，虽然疲倦，但依然手舞足蹈地哼着小曲……
在我看来，正是因为这个男人面对苦难的淡然与超脱的态度，他的母亲才能那样安详地祈祷，他的妻子才有那样柔和的眼神，他的孩子们才有那样灿烂的笑容。情绪是可以感染的。我们无法想象，如果叶菲姆每天都唉声叹气、愁眉不展，他的家庭还能有这样的生机。可以这样说，他的心中有爱，并有让这种爱传播的能力。即使是面对他从内心抵触的“部队夫人”，他的这种爱也会自然涌动，自然升温。所以，他才会想起给瓦维洛娃裁剪宽松的孕妇服，才会开玩笑似地把一张婴儿床找出来交给瓦维洛娃，才会在得知瓦维洛娃生下一个男孩儿后，流着泪为新生的生命祈祷。这种最朴素的善良和最朴素的爱意，可能会因为某种原因而暗淡、而微弱，但它决不会消失。是它的星星之光，让原本充满危险的地方，有了人的笑声和关怀，让世界不至于暗如地狱，让生命因而生生不息。是的，叶菲姆和他的家人都是小人物，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会影响时代的方向和进程。然而，正是这些小人物，用他们卑微的灵肉，感动着生命的正常呼吸，守护着人性的正常温度。而这，恰恰是瓦维洛娃的人性能被唤醒的土壤，是她能感受到普通人情感流动的条件。



五
这是一部多维度的影片。无论是从人性与革命，还是从时代与小人物，我们都可以找到言说的可能。对我来说，这部电影之所以打动我，不仅仅是主题理解上的多义性，人物塑造上的矛盾性，还有它对主题与人物的呈现方式与技巧。我想说，这部拍摄于1967年的电影真的很高级。
影片没有正面表现战争的残酷，而是通过孩子们的游戏还原了它的荒诞性。战争中，叶菲姆的孩子们当然无法去学校。他们最大的快乐，除了洗澡，就是扮演军人，在嘴唇上面画上胡子，用木头做成的手枪互相射击。其中，一个细节饶有深意——扮演成军人的孩子大声喊：乡亲们，出来吧，你们安全了！可是，当他们把扮演乡亲们的布娃娃弄出来之后，并没有像他们承诺的那样让“乡亲们”安全，而是对着布娃娃狂扇耳光，拿着枪对他点射……这样的画面至少出现过两次，直到最后一次叶菲姆的大女儿被吓得大哭，叶菲姆训斥他们，这个游戏才宣告结束。这绝对不是孩子们的凭空想象。他们之所以能演得有板有眼、活灵活现，肯定是见过太多相同的场景。对于战争，孩子们没有深刻的思考和认知，他们只是在模仿。所以，即使在他们游戏的时候，看到马车拉着真正的大炮经过，他们还是会瞪大惊恐的眼睛，望着那黑洞洞的炮口。
看到这一幕，我突然想到了鲁迅先生的《灯下漫笔》中的一段话：“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哪一面，但又属于无论哪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是一种绝妙的反讽。它不限于中国的百姓，而是所有民族的百姓。为什么叶菲姆痛恨杀死自己哥哥的白匪，但对许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的红军也不信任。那是因为，作为芸芸众生的小人物是中立的，他们没有政治选择，他们只想活着；可是，战争不允许他们中立。所以，他们只有在两种力量的拉扯中挣扎。正如《静静的顿河》里的格里高利一样，他们的选择，其实都是被动的选择；大时代里，他们的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
影片中有死亡，也有诞生，但处理方式截然不同。对于死亡，电影只选取了两个镜头，一个是逃兵叶梅林，一个是瓦维洛娃的情人。一个死得卑微，一个死得壮烈，意义虽然不同，但倒下的方式并无两样，闭上眼睛的时间并无差别。这是生命的原生态。而对于诞生，影片处理得就没有那么简单，而是运用了大量的碎片式的人生境遇来表现它的艰难，它的痛苦，以及它的荣光。在瓦维洛娃生产的时候，镜头并没有停留在那间产房，而是通过无数闪回，用记忆里的印象，反照现实分娩的惊心动魄。所以，不论是沙漠行军，战士们艰难地推动大炮，还是突然发现水源，人们拼命地向前奔跑；不论是冲锋时的万马奔腾，还是突然出现的十字架；不论是瓦维洛娃与情人忘情地亲吻，还是士兵们排着队在寸草不生的沙漠中挥舞镰刀，无不伴随着瓦维洛娃撕心裂肺的呻吟。直到最后一刻，天地静默，河水波光粼粼，马儿安静地在河中饮水。整个过程，有躁动不安，有激情澎湃，有真实的恐惧，有忘我的陶醉，也有遥远的幻想与辽阔的迷茫。而这一切，都是生命的基本元素，它们相互交织，又相互映照，一起构建了生命的喜怒哀乐与大开大合。
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生的重量，才体现了死的轻盈；正是因为死的虚幻，才彰显了生的意义。所以，当得知白匪要来之时，瓦维洛娃和叶菲姆一家躲在地窖里，听着远方隐隐传来的枪炮声，叶菲姆为了安慰孩子们，才会又唱又跳，载歌载舞。那不是末日的挽歌，而是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念。正因如此，此时传来的欢快的钢琴曲才不那么突兀，而是显得那样流畅，那样自然。这依然是小人物面对灾难时的自我疏导与自我安慰，它可能不会改变时代的方向，却可以成就生命的品质。当然，电影没有让这种看似无厘头的梦境持续下去，而是用瓦维洛娃的幻觉完成了对这种超越现实的叙事平衡。在瓦维洛娃的幻觉中，佩带着黄色五角星的犹太人排着队走向集中营，排着队走向毒气室，长长的队伍里，有沉重的棺木，也有小提琴的协奏曲。那缓慢的队伍，那沉重的脚步，都是对当下没有来由的狂欢的修正。虚实之间，历史与现实重叠，现实与历史互映。这是一种象征，关于具象的人类，也关乎抽象的哲学。战争不会突然停止，历史却可以有无数的轮回。
电影中多次出现马这种意象，这并不偶然。不论是驰骋疆场的战马，还是载着婚车的普通马，它们都不是单一的工具，而是一种隐喻。电影中，多次出现它们惊惶的眼神特写。它们既可以是力量的载体，又可以是被奴役被伤害的对象。即使是一匹站在河中的小马驹，看似自由，其实也早已被纳入了某种意义序列和命运规划。像瓦维洛娃和叶菲姆一样。这是一种动感的艺术担当。当然，影片中还有一些静止的世俗担当，比如市场上的食物与鲜花，比如叶菲姆家中的锅碗瓢盆和墙上挂着的照片，这些如静物画一样出现在镜头中的事物，是人间烟火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两种可以承载不同意义诠释的物象，以它们各自不同的质地与光泽，完成了电影人物与时代的物质对抗与精神互文。
电影从忧伤的摇篮曲开始，以雄壮的《国际歌》结束。这是再明显不过的寓意。然而，这种简单明确的价值指向并不能带来最后的心灵安慰。因为，那忧伤的摇篮曲一直贯穿整个故事，从电影的序幕开始，到后来瓦维洛娃不断地唱给自己生病的孩子，弥漫的忧伤仿佛就是这部电影的基本旋律。歌中唱到，母亲和孩子就像大树的枝叶，永不分离；歌中唱到，孩子一定要处处小心，因为危险无处不在；歌中唱到，母亲一直都在注视着、希望着，孩子能健康成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首摇篮曲，唱给的不仅仅是襁褓中的婴儿，也是整个人类。脆弱的生命需要保护，悲伤的心灵需要安慰，这应该是普世的情怀和最质朴的生命诉求。
2019年5月29日初稿 6月12日再改
——刊于2019年第五期《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