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夫子五十四岁后“去鲁適卫”，辗转于卫、郑、陈、蔡之间凡十四年，返回鲁国没几年就死去了。他的这趟周游列国知名度颇高，惶惶若丧家之狗、急急如漏网之鱼，成为下台干部再就业难的古典版范例。其实在此之前孔子还曾有过一次极为关键的出国尚未引人关注。也正是那趟出国才奠基了他的人生追求和一生道路的，不然以其之前站在一个连自身温饱都解决不了的民间“土喇叭匠”的地位上是根本不可能想到要去影响整个世界的。
《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年三十五”—即公元前516年，鲁昭公被其大夫季平子驱赶跑到了齐国。“齐处昭公乾堠。其后顷尔---孔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向齐太师学“韶”乐，竟三个月不知肉味。后来孔子“反乎鲁。年四十二。葬鲁昭公于乾堠。”
《左传》亦载有：定公元年—即前509年，“葬我君乾堠---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为大司寇也。沟而合诸墓。”
综合有关史料分析，孔子这次到齐国绝非仅仅是学了三个月的韶乐，而是呆了整七年。七年中，孔子虽然当着齐相高昭子的记名家臣，可并未象其当鲁相季桓子家臣时那样详细记载着当“库管员”怎么地、当“饲养员”怎末的，显然是被齐相派到了乾堠来伺候鲁昭公。皆因孔子后来又长期在与鲁昭公水火不容的季家当差，才遵从老子李聃给他的赠言将那段经历深深的隐瞒了下来。
其实孔子和鲁昭公们绝不会在乾堠胡吃闷睡七年，期间除了恳求齐景公帮助鲁昭公恢复君权外，还曾到晋国寻求过晋顷公的帮助。皆因晋国六卿接收季氏贿赂从中作梗才未能如愿。而齐国也仅仅是夺取了郓城供鲁昭公小住，远远未能实现孔子们的梦想。当时齐晋之间除了鲜虞众狄诸戎之外，还有着诸如鼓、肥、蕃、軹、邢等数不清的小国以及游离于所有国家的隐士高人。“实病乱投医”的鲁昭公、“学而无厌”的孔丘，是绝对不会错过一切造访机会的。尽管历七年到鲁昭公死并埋骨乾堠也未能叶落归根，可这对35岁到42岁之间的孔丘来说，洽值丰富知识、增长阅历的最佳时机。仅仅齐太师的一通韶乐就令其学得三个月不知肉味。孔夫子在其当过“代总理”下野之后的游历中，仅凭着弟子子路转述的被问路者的几句话就断定对方是隐士高人。这种识人之能，在其当吹鼓手连饭都难混出来的35岁前不可能练出来，在其被季斯录用为库管员、饲养员进而擢拔为中都宰又转升为司空、大司寇的42岁到52岁间，也是难于接触此类人等的。而唯有他和鲁昭公在乾堠的这七年，占据着齐相家臣的“编制”，吃着齐国提供给鲁昭公的政治避难救济，探索着为鲁昭公恢复君权的各种途径，才有动机、有条件去寻访各色人物，攫取各种知识。这七年的经历对孔子世界观的形成、政治抱负的奠定、处世法则的修炼是其他时段、其他环境经历所无可替代的。孔子终生宣扬的“克己复礼”实际上就是基于对鲁昭公被轰下台所鸣的不平。
按照常理，导致鲁昭公跑到齐国的“鲁乱”，对于一个作为民间“土喇叭匠”的孔丘来说，当是无所触及的。要说影响，也只能是多死了些人，多了些叫孔丘大显身手、发点儿小财儿的机会。何至于孔丘也跟来齐国呢？可见其并非是受到了什么株连，而是瞅准了时机，放下国内的难得买卖儿不做，跟着鲁昭公来博运气、博知名度的。而恰恰也就叫他赶上了这七年机遇。盖因孔丘有了这次的出国镀金，并傍上了过气儿的鲁昭公，特别是主持操办了鲁昭公的丧事—客观上也是替季氏了却一桩自己不愿管也不便管可又不能没人管的尴尬事儿，这才使得孔子一回到鲁国即由一个民间的土喇叭匠变成了一名“大海归”、由一个“叛国犯”变成了一名“大功臣”，也使得当权鲁国的季氏，不得不对其另眼相看、安排就业并逐步提拔其当上高官了。
至于为何说鲁昭公的丧事儿是由孔子操办的，虽无明确记载，可我们从《左传》说的“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为大司寇也。沟而合诸墓。”这段话中是可以瞧出端倪的。这里的“大司寇”显然是“大司葬”之脱，因为埋葬鲁昭公是无需大司寇一职的，并且孔子就任鲁国大司寇是在定公十年，老左同志眼神儿再不好使也不可能把十年之后的事儿与埋葬鲁昭公搅和在一块堆儿吧？司马迁把孔子返鲁写在埋葬鲁昭公之前。这应是孔子在昭公死后受齐人指派返鲁报丧、并与季平子和昭公家人协商归葬事宜，在鲁执政季平子及昭公弟定公明确表示不允许把昭公尸骸运回老家后，实际上也就等于是授权孔子把昭公埋在乾堠了。在追随昭公流亡的群体中也只有孔子原本即是职业喇叭匠出身，对鲁人的丧葬礼俗和仪规耳濡目染，料理起来也是驾轻就熟。再加上孔子还身兼着齐相高昭子的记名家臣，且又经过鲁国的“授权”，是为昭公主丧的不二人选。当然他也只能算作代表鲁国的“内主丧”。真正操作起来仍然离不开齐国官方的“外主丧”以及乾堠居民的“主事”和各项杂役人等。至于说孔子是因得不到齐景公重用又陷于被齐人谋害的危险才不得不“反乎鲁”只不过是故意埋汰齐国、给自己脸上贴金以取悦鲁国人的一种托词而已。
孔子们的这趟列国周游大本营就是乾堠—即今新乐赤侯，不仅让鲁昭公葬身在了这里，同时还为新乐一带留下了亘古不灭的印记。至今赤侯村南的这段磁河仍然一直叫着“墓道沟”，并且该域还一直传承着孔村、闵镇、笔头、笔尾等与之相关的地名和传说。

幽默插花: 仨一对儿
某人讲过一宗自己的趣事：一次老婆派他赶邯邰集买山药蔓（秧）儿，明确告诉他买一千栝就够了。可等栽满地后，还足足剩下了五百棵。老婆埋怨他买多了。他拍着脑壳说：“坏咧！是我把人家卖山药蔓儿的给捉糊咧！卖主儿是我原来教过的一个学生，人家非常相信我，叫我自个儿点的数儿。我却是仨一对儿仨一对儿的点哩，可不是买一千就成一千五了嘛！”这样就又传出了一个新吊侃：××买山药蔓儿—仨一对儿仨一对儿哩！

中山文化与儒家学说
--兼说“中山狼”典故背后的史实
《韩非子》和《战国策》在总结中山亡国的教训时说中山君“好岩穴之士”、“行仁义，贵儒学。”
何艳杰在其《鲜虞中山国史.七章三节》中考证说：《诗》中的‘皇矣、访落、殷武、维天之命、烝民、大明、韩奕、閟宫、崧高、文王、采芑、车攻、清人、大东’等篇中的多个文句，屡屡见睹于中山三器铭文中。其中有的诗篇如“大明、烝民”中的多个文句几乎与铭文内容相差无几。其他先秦典籍如《尚书》中的‘多方、吕行、康王之诰’，《礼记》中的‘武王践祚、祭统、曲礼、少仪、大传’和《周礼.天官.大宰》及《乐记》等，还有《左传》中的‘文公十四年、哀公元年、桓公十八年’和《国语.郑语》等文献的篇章都有与中山铭文相似的语句……显示出中山之地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盛行儒家思想和儒家礼仪规范。
可究竟是儒家学说影响了中山文化，还是中山地域文化遗传出儒家学说却是颇值我们研索的。连顾颉刚的《战国中山史札记》还曾认为“《虞夏书》当系冀州进入城市文明时代之中山王国所综述编订者”。虽然何艳杰们将此说仅仅当成了“可备一说”的“猜测”，可顾老前辈的这一“猜测”，却的确是最符合历史逻辑、最贴近历史真实的。只是其说的“综述编订者”并非中山国的时人，而是早就生活在中山地盘儿上的鲜虞戎狄人。
人们都普遍以为儒家学说是华夏主流文化的基石，而中山人是“少数族裔”，在其“华夏化”的进程中，受到中原诸国文化的强烈冲击，才形成了崇尚儒学的中山地域文化。事实上这不过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成见，恰恰只有中山地域才是儒家学说、华夏主流文化的真正源头。这并非是在为了颠覆而颠覆，而是有着明确历史轨迹可寻的。
一、从韩非子说的“中山君好岩穴之士”，可知当时该域肯定野居着大批学富五车的腹纶学者。中山君是绝不会到河南去访贤或到山东去朝圣的。而这些岩穴之士也不可能是冲着中山君“千金买马骨”或“筑黄金台”而齐呼过来的。那么他们又是何来呢？必然是该域有着长期的存书存言传承，才形成了一代又一代的岩穴之士。从隐居行唐的许由、到背上不离书箱的东郭先生均为该域驰名的标志性人物。
二、从大禹避帝位赴河南创建有夏国、从子偰的商旅世家“八迁始居亳”、从后稷姬弃十二代孙—第八代豳公—古公亶父不堪鲜虞戎狄人袭扰而带领私属“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即渡过灵寿磁河及平山滹沱河的多股支流，又翻越驼梁、吕梁山，到陕西去延续600年“豳后国”并发祥出大周王朝及汉唐文明，无一不透露着中山地域无比巨大的文化辐射力。
三、最最值得硏考的还是所谓的“中原华夏主流文化、儒家学说”究竟何来？
通常的说辞是孔丘是“儒家创始人”，其晚年编纂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书是儒家经典—即“中原华夏主流文化”的核心内容。虽然文革后期“批林批孔”时曾批孔丘是最大的“唯心主义先验论”者，只是孔丘本人并不认为自己“先知先觉”。《晋书》曾载景帝司马师在当魏相书训高贵乡公时，就引用过孔丘自己的话“予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那么其晚年所编纂的《六书》又是从哪里求来的“古敏”呢？
其实，所谓的“儒家”和“法家”，并非孔子们所“始创”。作为“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两大政治理念，早在有虞舜帝于中山地盘上打造初始的“中国”—即派生出夏商周三代中央王国的“唐虞中央帝国”时就已创生了出来。舜帝重华运用“和合文化”始创“禋六宗、合万国”的“第一代中国”时，就曾派出他的司徒子偰“定五伦、行五礼、敬服五教”；派出他的大理士皋陶制定“五刑、五服三就三居”之法。难道这不是儒家和法家之始吗？另外，舜帝还曾派其秩宗伯夷、典乐夔分别制定各种祭祀、庆典的仪轨和乐章、舞技，这还不是礼乐之始吗？尽管后来夏商周三族人脉的出走带走了一些人才和典章，但已有的文明成果不可能在原籍全部灭失，必然也会以不同媒介传承下来。
说中山行仁义是受到了孟子倡导的儒家学说影响，那其前该域行仁义的东郭先生又是受的谁的影响呢？
连吃人的恶狼都要保护的东郭先生不是也在主张行仁义吗？当然这里面有个“度”的问题，其实所谓的“儒法之争”也是争得度的问题，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
尽管《东郭先生和狼》的寓言有着不少虚构情节，连带得人们将是否真有东郭其人也十分怀疑。只是“北人不梦象，南人不梦驼”，任何虚构都是不可能完全摆脱原型的。《左传》中记载着一位“晢幘衣狸”、曾救齐景公于危难之中、被使臣称之为“夫子”的东郭书。东郭书在古仪夷—今鹿泉宜安救齐侯一命，却以其是“宾旅”而谢绝齐侯厚赐，显然也是“行仁义”之人。这不恰是“东郭先生”的原型吗？要不是赵简子因怨愤东郭书救了伐晋的齐景公才编造出《中山狼》寓言以臭白东郭的，就是分居于太行山两侧的赵鞅与东郭曾有过一场要德治还是要法制的辩论，辩论不过东郭的赵鞅，背后编造了寓言来埋汰东郭的。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齐使口中的“夫子”与赵鞅口中的“先生”铁证着这位包着鲜亮头巾、穿着狐狸皮大衣的东郭书已是当时驰名冀西乃至更大区域的藏书家、著作家和思想家了。因之前，被称之“夫子”者并无几人，而被称之“先生”者恐怕要算“第一人”了。不然谁能告诉我，在东郭之前还有何人曾被称作“先生”呢？
至于东郭书的藏书与儒家学说、与孔丘《六书》有何关联，就要从孔丘的第一次叛国流亡说起了。
综合《左传》和《史记》等史料记载，尽管《左传》说过孟懿子、南宫敬叔的师从孔子是由于孟喜子临死前就曾预测当时年仅15岁的孔丘将来必成“达人、夫子”，但那不过是左瞎子的“事后诸葛”、不过是对孔夫子的溢美和神化。其实孔丘在其35岁前，仅不过是鲁国的一个既无社会地位、又无经济基础，由一名不识其父、幼年丧母的私生子--孤儿成长而来的民间土喇叭匠，仅凭着谁家死了人，请他去吹几声喇叭混口饭吃。如果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孔丘是根本无缘成长为“大师”的。恰在其35岁的-516年，鲁国发生了一场内乱，掌政鲁国的季平子把其君鲁昭公轰下了台、赶出了国境。无家可归的鲁昭公被齐景公安置在了当时齐国与鲜虞交界的古乾堠—即今新乐赤堠。司马迁说“倾尔”—也就是很快，在鲁国看不到任何生活出路的孔丘，为了搏机遇改变自己的窘境，也潜出国境来到了齐国。试图傍上过了气儿的君主鲁昭公，以求鲁君重登君位连带自己“鸡犬升天”。于是孔丘当着齐相高昭子的记名“家臣”，吃着齐国提供的政治避难救济，唯一使命就是寻找鲁昭公的“复辟之路”。积7年之功，孜孜不倦、学而无厌，最终于其42岁上的-510年把鲁昭公埋身在了古乾堠的“墓道南沟而合诸墓”也未实现其政治抱负，却把自己武装成了一个拥有巨大知识财富的未来“儒家创始人”—因当时尚未形成一个所谓的“儒家学派”，尽管孔丘为实现“昭公复辟”所打出的政治旗帜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可在其真正走上治国岗位时，实行的依然是“礼禁于前，法施于后”的、舜帝和邓小平都曾力主过的“两手都要硬”施政原则。包括其著《春秋》的目的也是寄望于后人“礼禁于前、法施于后”，所以当时的“儒家”还是所有学者的统称。只是在孔子死了之后，其学生的学生们才开始分化出了不同的学派。偏重“仁治”者流如孟子们独霸了“儒家”之名，而偏重“法制”者流如韩非子们则被称之“法家”了。
既然《六书》被公认是孔子晚年所编纂集成，那么其原始资料何来就成了“儒家学说”的唯一源头。尽管孔子在其52岁当上鲁国大司寇助理季斯处理国政、又因政见不合被迫下野再次流亡的14年离其编纂《六书》时距较近，可这个时段孔子为了谋求再就业到处奔走于宋郑陈蔡之间“惶惶若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还曾被困厄台、绝粮三日，又有何心情去研究学术、搜集资料呢？而其42岁至52岁之间的10年，因其处理的鲁昭公丧事实质上是当政鲁国的季氏不愿管、不便管但又不能没人管的尴尬事，所以在其返鲁后便由一个叛国犯变成了“大海龟”、由季家的对立面变成了季家的大功臣，季家才为其安排工作并拔擢其当上了高官。只是10年中，孔子由一个小小的办事员—管库员经养殖场长、中都宰—京城市长、司空—国土部长、大司寇—政法委书记，一路迅猛爬升到了相当副国级的“总理助理”，还能顾得上去研究学术、搜集资料吗？再说孔子35岁前，一个连自身温饱都无法保障的民间土喇叭匠，又有何动机和条件去获取那些东西呢？所以其《六书》的资料来源也只能从他力图当“昭公复辟”幕僚长的那7年中去寻找了。
并且，孔子在冀西活动的那7年，也为该域留下了至今难以泯灭的历史印记。
一是文献记载与地名传承的印证。《左传》记载着定公元年，孔子埋鲁昭公于古乾堠的“墓道南沟而合诸墓”，至今新乐赤堠村南的磁河依然传承着“木刀沟、墓道沟”等水名。
二是地名传承与正史和民间传说的印证。赤堠东北15里有村名“孔村”。可该村并无孔姓家族传世，传说就是由于孔子曾留居过此地才被名之“孔村”的；赤堠西50里有村名“闵镇”，村中有一古泉名“闵泉”，传说也是因孔子的学生闵损—闵子骞曾到此并饮过此泉水才被名之“闵泉镇”的。清初新乐知县林华皖还曾以“闵子曾饮此泉，失其铎”而倡名闵泉水汇流磁河的以下河段为“木铎沟”；闵镇东北10里是新乐的“笔头”和行唐的“笔尾”。传说更是因孔子曾把笔头失落于此才名之“笔头”的。且笔头的书院亦传承着“壁里书院、笔乡书院、千年藏书府”等称谓；笔头正南5里的“褚邱”恰是有戎简荻诞生商祖子偰的“兹丘、玄丘”，又是西汉史学家褚少孙居留于此修订《史记》的“沛丘”。皆因少孙居此并留褚氏传人于此才被更名做了“褚邱”，只是少孙后裔褚飞燕组织黑山军响应“黄巾起义”，在其坐上黄巾军第一把交椅后为继承首义张角和安抚张角下属而更名“张燕”，带引的如今褚邱的褚姓都成了张姓；褚邱东南10里的“西咬村”曾是“西岳有戎氏”居地、西北3里是始名“禼臣”以纪念子偰甘做舜帝臣子的“协神”、西南5里的“赵门”在赵武灵王灭中山之前是名之“分门、邠门”的，恰是古公亶父出走岐山之前的“有邠国始都”。等等。
三是孔夫子提倡的“仁”与商汤撤围猎网、东郭书箱匿狼及中山三器铭文之间的关联印证。等等、等等。
种种迹象无一不印证着：自虞舜重华在冀西打造初始的“中国”以来，该域就一直传承了唐虞文化—有虞文化—鲜虞文化—中山文化。在春秋时，其传承人就是东郭先生。除了其不离身的书箱外，其家中亦当存有大量诸代形成的文献资料。其中就包括着顾颉刚口中的所谓由“中山王国综述编订”的《虞夏书》以及其他商书、周书、礼书、乐书等。这才成就了他的“千年藏书府”之名。恰恰是由于孔丘在东郭家的“千年藏书府”抄书7年，期间磨秃的刀笔整筐整筐丢弃、惊世阂俗，才留下了“笔头”之名。再加上孔丘并未向比其年幼的东郭正式拜师，只不过是在他家的书库中自学，且孔丘的悟性可能比东郭还要高的多，所以才留下了孔丘“学无常师”之说。
鉴此，我们完全有充足理由说：并非是由所谓的“中原文化、儒家学说”影响了中山文化，反倒是中山地盘上不间断传承的唐虞—鲜虞文化、东郭家的“千年藏书府”才是“孔编六书、儒家学说”的活水源头。而“六书章句”与“中山铭文”仅不过是唐虞—鲜虞文化的一体两传而已。
“和合文化”

文中所涉地名、事件笔者均有专门或关联考证，撰有四十余万字资料，感兴趣者可关注在下相关贴文。欢迎参与研讨、质疑、板儿砖！

《晋书》中记载着司马师复述的孔丘的一句自我评价：余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者也。那么，他这”钻故纸堆“的主观动机何在？其促成原因和条件又是什么？

以孔丘一个“不知其父”又“幼年丧母”的私生子、孤儿，在未傍上鲁昭公前有何动机和条件去获取那么渊博知识呢？

谁能告诉我：在东郭先生之前还有何人被称之“先生”？

究竟孔丘与东郭书哪个先被称做“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