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开天辟地
话说，辛亥革命之后，欺凌汉族两百六十多年的满清统治被推翻了，盛行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也改成共和了。爱国愤青们（主要是学生和毕业后的知识分子）一时感到大有希望，觉得从此中华就能走上复兴之路，国势会一天强过一天。然而，他们看到的是日本竟以宣战相威胁，迫使中国接受《二十一条》；是南北分裂、军阀混战；是外蒙、西藏、新疆一类的边境地区渐渐在脱离中国控制。渐渐老去的愤青和刚刚长成的愤青终于忍耐不住了，他们开始互相串联（虽然不如互联网时代方便，但住在同一个城市可以见面拜访，住在不同城市的可以通信联系），打算再碰到国家受辱之时，一定要结伙发出“愤怒的吼声”！
现在的愤青想要在风华正茂的岁月，寻找结伙怒吼的机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最近的一次有声势怒吼是1999年的驻南联盟使馆遇袭，距今也已十二年矣！但在当时，机会随时随地就会找上门来。1919年1月，处理一战后事的巴黎和会开幕，中国因当时的总理段祺瑞跟庄跟对了头，也有资格与会，并有希望分享点小小的胜利果实。这本是件好事，但和会开到4月底时，好事就变成了坏事。会议主导国竟不肯同意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省强占的权益，而要把它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愤青们感觉实现人生价值的时候到了，遂不顾自身安危，于5月4日挑头带领学生冲上街头，向政府当局施加压力。政府的反应向来是比较慢的（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回答遂不了愤青心愿，愤青们当然要扩大事端（用庙堂话来说就是唤起民众），于是打砸抢烧的事情也是有一点的（火烧赵家楼）。
政府一看你们动武触犯法律了，就自以为抓到把柄，立马去学校抓人，没想到正好给了愤青火上浇油机会。于是，你抓我人，我就罢课上街抗议要求放人；你再抓我人，我非但上街还去全国串联；事情越闹越大。因为愤青们占着了大理（一般愤青闹事总要选择最占理的事情，否则就不是愤青，而是街头混混），全国人民都支持他们。闹到6月5日，发展到了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程度。到了这个份上，政府只好认输（可见，现在对付群体事件，不管其是否触犯法律，先冷处理是多么明智），不但释放全部学生，还默认了参加巴黎和会代表不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的事实。这为中国政府在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与日本签订《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收回山东主权，创造了先决条件。
愤青们见自己的能量还很大，便思组织政治团体，对中国政局未来走向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至于组团打什么样的政治旗帜，国焘、主席这些小愤青还没轮到拿主意，拿主意的是陈独秀（因他是中共第一任总书记，以下简称陈总）这位老愤青。陈总虽不是同盟会员，却也在家乡自创过反清性质的岳王会，算是“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以下简称中山）曾经的一条战壕里战友，有社会阅历，也有人脉。他冷眼旁观，觉得已在中国试过的主义再拿出来用肯定不行了，要用就要用当时世界上最新最奇特也最易被愤青接受的主义。当时这东西是什么呢？就是马克思主义！因为俄国的列宁已经扛着这杆大旗取得了中央政权，虽然还在和内部叛军作战，但总体形势占优，平息叛乱重归江山一统，估计只是时间问题。而且，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就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就宣布废除俄国与中国签订的一切条约，放弃俄国在华一切特权，愤青对苏俄因此特有好感。所以，苏俄道路值得仿效。
但值得仿效是值得仿效，陈总本人对马克思主义知之有限，得去找精通这方面知识的人合作。这样的人就在陈总身边，他就是在陈总任职文科学长的北京大学里担任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以下简称大钊）。大钊小陈总十岁，仅比主席大四岁，比国焘大八岁，1916年才留日归来“参加工作”。本该比陈总小半辈，但因为人家工作后研究方向对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犹在耳旁，人家就开始猛补马克思主义，在陈总眼里属于不可或缺的专业人才。所以，就被陈总认作平起平坐的亲密战友，在党史上并称“南陈北李”。
五四运动以后，陈总因去游乐场散发传单被军警拘捕，获释后索性前往南方上海、广东等地讲学、谋职，联络南方愤青，准备打出共产党的旗号。陈总联系到的愤青，尽管也有沈定一那样的大地主、戴季陶那样的中山先生心腹，但却没人愿意为这个新生政治组织捐献大笔活动经费。搞政治没有“金主”，就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样，理想再崇高，也持续不了多久。然而，陈总还没来得及体会“贫贱政党百事哀”的辛酸，“金主”自己找上门来了。
原来，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取政权以后，总是担心他宣称要埋葬的帝国主义国家，会联合起来把他这个新生力量“扼杀在摇篮里”。为避免此种厄运降临，不如来个先下手为强，干脆策动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无产阶级革命，把它们也变成红色政权，这样周围都是自己人，安全不就有保障了吗？至于将来如何与那些红色政权相处，既然事情还没成功，暂时也就不去想它了。在受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以后简称国际）策动下，1918年，德国爆发了十一月革命；1919年，匈牙利建立苏维埃共和国。但由于共产主义制度与中西欧人民理念冲突较大，加之帝国主义国家真的联合起来，对德、匈两国革命进行了干涉，两国于是革命都失败了。列宁眼看西方亮不起来了，就把脑筋动到了东方。从1920年开始，国际派出密使分头奔赴中国、印度、日本、荷属东印度（现在的印度尼西亚）等东方国家，寻找那里的共产主义信徒，并帮助他们建立本国的共产党。
派往中国的维金斯基手下有个中国向导杨明斋，这名旅俄华侨到了北京没费多少事，就找到了一贯公开鼓吹共产主义的大钊先生。维金斯基与大钊一谈，就知道在中国建党不需要再找别人，顺着大钊这条路去找陈总，只要陈总点头同意合作，一切就都OK了。与陈总初次见面，维金斯基当然不会把中共成立后要加入国际、接受国际领导的意图和盘托出，只是说会为中共成立提供一切无偿帮助。陈总闻之大喜，立刻加快了建党步伐。

不管人员如何进出，“传销”到1927年7月，中共共有党员57名。共产国际与陈总一合计，觉得其时正是各地愤青师生有空闲的暑假，若不借此天时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中共成立，恐怕又得再拖一年了。于是当机立断，就在7月份开会，考虑到共产国际的西人代表与会方便，会议地点就设在上海法租界。会议全过程现已家喻户晓，笔者就不在这里狗尾续貂了。笔者想谈的有两个问题：其一，一大代表的不同归宿说明了什么。其二，陈总真是脱不开身才未参加一大吗？
先来看十三名一大代表的归宿。修成正果者两人：主席和董老。壮烈牺牲者三人：陈潭秋、何叔衡、邓恩铭。中途病逝者一人：王尽美。此六人属于革命到底性质。跟随陈总沦为托派者一人：刘仁静。不同时期脱党者四人：李达、李汉俊、包惠僧、国焘（关于他的性质，将在他与主席争夺领导权的章节里详述）。脱党后为私利不断改换门庭、最后沦为特大汉奸者两人：陈公博、周佛海。其中革命到底者连一半都不到，可见，中共初期参加者的革命意志并不十分坚定。另外，日后成为重要政治集团里核心人物的，也只有主席、国焘和公博、佛海四人。这又说明，中共成立之初的政治人才还不是济济一堂。但在国际眼里，这算不了什么。只要竖起大旗，张贴招贤榜，不愁中国愤青里的英雄不来投奔。当然，前提是陈总要识山水、肯配合，接受国际指导。
但陈总的态度正是笔者要探讨的第二个问题的真相。笔者认为，陈总与大钊因领导索薪运动脱不开身不同，有故意不参加会议之嫌，其目的是想对共产国际留一手。陈总要建党，就像现在要注册公司一样，必须有一套公司必备的规章制度。这套东西靠缺乏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经验的陈总一批人，拍脑袋是拍不出来的。但国际手里却有现成的文本，只要根据中国国情稍微改动一点点，再去空白的主语位置填入中共名讳，就大功告成了。在这方面，陈总是需要国际的。但另一方面，陈总也已风闻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共产党都应该加入国际、成为其一个支部的说法，不由害怕中共成立后会成为国际附庸，自己只是个儿皇帝而已。所以，他先不出面，等中共活动起来以后，再回上海履职，伺机消除国际影响。
果然，一大开完不过个把月，陈总就于9月间从陈炯明那里辞职回上海，专任中共中央局总书记来了。但下车伊始，就和共产国际派来帮助筹办一大和派驻上海的代表——马林闹翻了。事情的起因是，国际为对抗前面提及过的华盛顿会议，拟与之唱对台戏，召开远东劳苦人民大会。其中，通知日本社会主义者的任务交给了马林，马林觉得自己目标大，就派他的助手张太雷去日本。马林这样做也可以，但应该向新成立的中共打个招呼，但这个招呼他没有打。于是，陈总勃然大怒，并以此为由，拒绝与马林见面，甚至还打算要国际召回马林。而马林得知之后，竟也鼓动国焘等人甩掉陈总，自行操办中共事务。中共刚一成立，与国际的关系便已剑拔弩张。
然而到了10月，陈总因出版《新青年》之事又被法租界巡捕房抓去。马林闻讯，又是花重金请律师，又是交纳高达数千银元的罚金，再加上中山也派人施加压力，陈总这才避免了牢狱之灾。不管此事是巧合，还是国际故意设局，反正陈总认识到，中共离开国际可能无法生存，更谈不上发展。于是，他立刻同马林和解，表示同意接受国际经济援助，并终于在1922年7月召开的二大上，表决同意参加国际，成为其一个支部，接受其领导。从此，陈总再无自主决策中共大政方针的权力，即使有不同意见，在没有绝对把握时，也不敢贸然提出。他以为这样就不会得罪上级，但当上级犯了大错时，最终还是拿他当了替罪羊。
而在当时，第一份中共每月预算交到了马林手里，竟然只有一千零几十银元，换算到全年也超不过一万五千银元。原来还准备落地还价的马林出乎意外，欣然同意。经费援助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当时组建中共的这些愤青的确廉洁，的确诚实，的确令人肃然起敬。二是就这点经费，国内随便一个中等企业家都拿得出来，但初生的中共却不得不为这五斗米向国际折腰，失去独立性。真应了“钱不是万能，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那句老话。
建立起了组织机构，落实了活动经费，中共也该办正事了。当时正事有三：发展组织、培训干部和发动工运。发展组织基本上仍靠“传销”方式，以上海、北京两大核心基地向全国辐射。使用这种方法，组织的发展速度很慢。即使如四川那样的内地大省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杨闇公、吴玉章，也要到1925年初才正式加入中共组织。但1922年5月，中共在广州举行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即现在的共青团，以后简称青年团）一大，好歹把中共外围组织建立了起来。
培训干部工作做得较早，1920年7月，就由杨明斋开办了上海外国语学社招收学生，并在1921年3月把这批学生送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这批学生里，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人的名字，我们想必不会陌生。而国焘等中共重要成员的先后访苏，事实上也是他们接受共产主义理论培训的另一种形式。
共产党从教义上就该是工人运动的天然组织者、领导者，因此，中共成立之后开始最早的政治活动就是发动工人运动。1921年8月1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其职能就是策动各地工运。在劳动组合书记部策划下，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于1921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中共借此扩大了自己的影响。
不过，有些行业和地域的工人，已被一些其他政治组织捷足先登了。比如广东籍海员群体，就因中山早就利用他们运送武器和传递信息，掌握在国民党手里。又如湖南长沙纺织工人组织，掌握无政府主义者手中。好在当时中国工业虽不发达，绝对数量还是不少。广东籍海员不能发动，可以发动宁波籍海员；长沙纱厂无法染指，可以染指上海纱厂。更进一步，还可以去上海的机器、印刷、烟草等厂家，开滦、安源等重要矿区，发动工人。名画《毛主席去安源》的历史背景，就发生在这个阶段。
中共在工运取得的最大成就并不在上述领域，而是在京汉铁路系统。当然，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不久的后来，中共在工运上大跌跟头，也是因为京汉铁路。其中原因与铁路的特殊性和战略价值有关。铁路的功能连接大城市，京汉铁路北端是北京。由于路近，五四运动时，国焘曾带领一些同学去长辛店的车辆修理厂，进行爱国宣传，一来二去双方就混熟了。到了1920年9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国焘便又去了长辛店厂，询问工人需要什么帮助，真实目的当然是要发动工人。恰好工人的孩子无处上学，于是工人出房子，国焘个人用生活费用请教员，把学校办了起来。这学校白天教孩子，晚上教家长，星期天则由国焘从北京城里过来演讲。凭着能把“工人”二字组装成“天”的鼓动（当然，小右要改为忽悠，笔者也没办法，那是他们的自由）功夫，工人们也就潜移默化“一心向党”了。然而，就是这每月八十银元的经费，国焘个人渐渐已无力承担，发展到了典当衣物的程度。好在此事被大钊知晓了，通过募捐才解除了财务危机。写到这里，笔者不得不说，尽管国焘后来因与主席争一把手未成而脱党，但他早期替中共立下汗马功劳的历史，不应该被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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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焘前期工作做得好，到了国际注入经费时，借助铁路流动性大，全路工人往来十分方便，再加上铁路南端是汉口，还有那里的陈潭秋、董老可提供策应，京汉铁路上的工人运动很快开展得蓬蓬勃勃。到了1923年初，成立全路工会的时机已经成熟。而全路工人力量最强的所在是郑州，这里也正好位于京汉铁路中央，各处代表往来方便，中共遂决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
让中共没想到的是，北洋政府灵魂人物吴佩孚一改保护劳工的调门，不准中共开会。筹备大会的代表遂从郑州赴洛阳，向这位子玉将军交涉。子玉的态度是，成立工会可以，开会也可以，但不能在郑州开，要换地方。他的真实意思是，我的地盘我说了算，你们中共领导下的铁路工会如能听我的话，在我需要用铁路调兵运货时，助我一臂之力。那么，我就允许你们存在，也保护你们。若你们连我要你们改地址的话都不听，那就对不起了！
子玉这种态度，与不久前铁路密查员事件是分不开的。当时，子玉亲信交通总长高鸿恩要对京汉、津浦、陇海、京奉、京绥、正太六条铁路经营情况进行调查，以便改革铁路弊政。高对旧官僚的慵懒心知肚明，想来想去，把密查员人选的脑筋动到了中共身上。在他看来，中共这个愤青组织人员廉洁、有活力、肯吃苦，正好帮他完成这项使命。高某找大钊一说，大钊欣然同意，派了六名党员（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何孟雄）去。不料，六党员拿了高某发给的免费车票，一路去搞铁路工运，根本不密查。子玉看来，中共只添乱不帮忙，从此对中共十分不满。
当时，中共代表若停止在郑州开会，改址改期，事情尚不至闹大。但代表们或许觉得自己翅膀硬了，可以跟军阀干一场了，遂不向上级汇报，决定依然于2月1日在郑州开会。结果，当国焘等中央代表兴冲冲来郑州，准备在“主席台前排就坐”时，却招来了郑州警察的一顿暴打，总工会牌匾也被抢走。
事情闹到这一步，中共如能暂时退让，再找关系向子玉疏通，她在北洋政府辖区内的工人组织或许还能存在。但代表们都觉得咽不下这口气，干脆来个大罢工，看看到底谁是老大？国焘被大家一鼓动，也就一同去了武汉，并下令总罢工。果然，2月4日下午开始，京汉铁路全线瘫痪。子玉一看这还了得，不镇压以后这铁路就姓共了。经过三天准备，2月7日傍晚以谈判为名开始大搜捕。幸亏国焘留了一手，没亲自去参加谈判，才保住性命一条。当晚，国焘不顾项英等多数人反对，决定忍痛复工，由此避免了更大血案的发生。但即使如此，林祥谦、施洋等多人被杀害，凡子玉地盘上的所有铁路工会都被取缔，附属工人学校、俱乐部一并封闭，刊物被禁止发行。连因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被租界当局封闭后，迁往北京的中共中央机关，也不得不重新秘密迁回上海。一直在武汉从事革命活动的董老和陈潭秋，同样受此牵连，被迫远走他乡避难。总之，因为和吴佩孚势力蛮干，中共最大的本钱——铁路工会基本丧失，总本钱是十去其九。
事后，陈总也觉得不对劲，询问国焘能否避免这次损失？正当国焘担心被追究责任时，马林却站出来称许国焘。他认为，国焘促成罢工和罢工遭镇压后迅速退却，都是正确的。中共中央就此判定国焘无错。马林与国焘个人关系并不友好，这次国焘冒冒失失赔掉了中共刚刚攒起来的大部分本钱，他为何出来为国焘解围？预知详情，请看第二章《中山容共》。
当然，在本章结束时，笔者还要做点总结。那就是，从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理论出发，中共是个早产儿，是被共产国际催熟的早产儿。由于早产，所以中共自身体弱，不得不长期依附苏联。这种不正常关系，直到1959年以后才完全消失。

第二章 中山容共
主席说过，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个道理用在马林与国焘的关系上也很合适。见经常跟自己顶撞的国焘闯祸，他非但不落井下石，反倒施以援手，是因为国焘闯祸为他办成一件大事。
原来，马林来到中共一看，这个愤青组织只有57名成员，而且因处于秘密状态，只能靠“传销”发展组织。这样搞下去，猴年马月才能成大气候？马林在荷属东印度工作期间，曾有过把当地社会主义者与反对荷兰统治的宗教组织撮合在一起、成立“伊斯兰教联盟”的“统战经验”。所以，他马上灵机一动，萌生了联合并依靠民族主义力量发展中共的设想。当他把与陈总的关系协调好了以后，就在1921年底，到桂林与中山会晤。通过交流，中山很快就将苏俄看作国民党的一个潜在援助来源，为向苏俄示好，他同意与中共合作。但中山一向视他个人为中国革命的唯一领袖，视国民党为中国革命总舵。因此他规定，国民党与中共的合作一定是党内合作，即中共党员只能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中共只能是国民党总舵下面的一个分舵。中山的如意算盘是：自己公司既接受外部资金注入，又不出让股权；对注资者的回报，只是接受其亲戚来公司工作，量才录用。
中山的主张倒和马林在荷属东印度的实践十分一致，所以，马林答应得飞快。但陈总得知后却坚决反对，他虽也同意与中山合作，却哪肯放下身段寄人篱下。他提出的合作底线是，双方大致平等的党外统一战线合作。马林见说服无效，便转回莫斯科游说上级去了。待马林走后，陈总也给当初最先来到中国建党、此时在国际东方部负责中国问题的维经斯基（以后简称维使）写信，阐述中共的反对意见。而且在二大上，陈总还专门提议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明确指出，与民主派的合作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企图以决议的形式反对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
然而，此时苏联尽管仍处于帝国主义包围之中，但国内叛乱已经平定，政权倾覆危险性大为减轻。处境一变，心理状态也跟着会变，联共（布）领导们不再强烈奢望周边国家立刻赤化，而转为寻找能与之保持睦邻甚至同盟关系的非共产主义势力。因此，马林建议很快获得国际批准。当然，国际也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他让马林再去告诉中山：先接纳中共核心领导加入国民党，后谈援助问题。
这时，马林既不能保证给予中山援助，又不知中共能否接受他越俎代庖答应中山的条件，其实是在做空手套白狼的政治掮客生意。但此公艺高人胆大，得令回中国后先不露面，静等中共召开二大，通过加入国际决议再说。而二大闭幕后没几天，马林在上海现身了。下车伊始，他就批评中共二大的民主联合战线议决案，是空洞不能实行的左倾思想，顺嘴向中共高层正式宣布了要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主张。恰好在这时，刚开完二大的大钊还在上海。于是，陈总建议干脆到杭州西湖再开一次中央特别会议，专门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中共内部高级别的会议，除马林、陈总、大钊外，参加者还只有组织委员国焘、宣传委员蔡和森（以后简称和森）、马林秘书太雷以及陈总挚友高尚德这七个人。即便如此，反对声浪依然强得异乎寻常。国焘其时还不是后来野心勃勃的“张总政委”，纯粹一热血澎湃的愤青，听后马上起而反对。在国焘看来，中共虽弱虽小，却是先进革命组织，前途无量，怎能自贬身价，投靠终将日薄西山的资产阶级政党？国焘的意见是，要合作就设立联合委员会，否则拉倒！国焘一开头炮，和森马上积极响应，尚德也接着跟风。幕后操纵的陈总见弟子们来了劲，也表态支持国焘对国民党的定性，有条件地反对马林提议。这个先决条件当然就是国际的态度，毕竟陈总清楚，中共现时离不开国际的经济支持。明确支持马林的只有他的翻译兼嫡派弟子太雷，大钊心底里可能支持，但表面上不偏不倚，以便调和双方。
马林见此情形，心里就有了底：只需吃定陈总，国焘他们掀不起大浪来。他解开衬衣纽扣，展示写在里面的国际密谕，陈总见了一下子就软了下来。但陈总和中山也不是刚认识，他十分讨厌中山要求打手模和宣誓服从的入党手续（如果没有这两条，也许陈总早就入国民党了），宣称不取消这两条，就是天王老子下命令，他也不入国民党。马林连忙拍胸脯保证，若中山坚守此这两条，就不入他的党，使陈总立刻转弯。很快，西湖会议达成了在中山取消两条情况下，中共少数负责人在组织指示下加入国民党的决议。但马林还不知道，中山是否也同意取消那两条。
也是天助马林，此时陈炯明（以后简称陈逆）背叛中山，搞得中山暂时赤手空拳逃回上海。马林不失时机和陈总、大钊一起拜访中山，告之以西湖会议决议。如丧家之犬般的中山，见苏联巨额援助就在眼前，哪里还会死要面子？当即答应马林转述的陈总条件。不几天，参加西湖会议的六位中共高干悉数加入国民党。中山还成立了一个国民党改组方案起草委员会，陈总也被列入委员会九人名单之内。至此，国共合作初步模式已经成形。
不过，这时与邻国非共产主义势力合作政策的执行者除马林之外，还有苏联正规外交使节，他们与先前派出负责输出革命的国际代表，有可能在行动上产生冲突。而在中国，作为苏联驻北京外交代表的越飞，最初看好的合作对象却是宣称保护劳工的吴佩孚。在中国，中山与子玉是政治死敌，两者只可选一。中山只有广东一隅之地，而且还时有时无，选他投资大回报慢；子玉却占据着中国中部四、五个省份，选他投资小回报快。尽管此刻越飞与在子玉谈判中，遭遇中东路和外蒙古两大障碍，已经改与中山接洽，并在1923年1月26日联合发表《孙文越飞宣言》。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也差不多在同时，作出了赞同越飞关于“全力支持国民党”建议的决定。但苏联与子玉交往的大门尚未关死，如果中共在这个时候同子玉交好，则马林致力的国共合作事业，依然有夭折危险。
但就在此敏感时间，国焘来不及请示陈总，就跟子玉较上了劲。一则让子玉露出了反共的马脚，从此关上了他与苏联之间交往大门，无论国际还是苏联都彻底转向与中山合作。二则弱小的中共赔上了大部分家当，失去了与国际、与中山讨价还价资本，只能就马林之范。为此，马林重重感谢国焘还来不及，哪里还会为这事惩罚他？
当几年之后，因为被苏联选中，中山身后的国民党成为中国政坛的主导力量，而子玉无立锥之地被迫在北京当寓公时，仍活跃在中国政坛上的各路军阀这才认识到，弱小的中共实际上是一块与苏联关系的试金石。如欲结好苏联，从它那里获得援助，那么就必须与中共和善。以至于后来少帅张学良（以后简称汉卿）把这条规律用到极致，落了个适得其反的效果。

正当中共因二七罢工实力大损时，中山那边却时来运转。1923年1月16日，滇军杨希闵部和桂军刘震寰部，又将陈逆赶出了广州，2月21日，中山重返广州履职。在马林看来，要求中共全体加入国民党的时机到了。他又跑了趟莫斯科，又讨来一纸国际对中共中央的特别训令。并于5月回到上海，要求从速在广州召开中共三大，落实训令扩大与国民党合作的事宜。至于训令具体内容，马林卖了个关子，暂时不予公布。暂时不公布不等于永久不公布，到了6月初代表陆续抵达广州时，马林让丑媳妇见了公婆。原来，国际训令是要中共所有党员，一个不剩地加入国民党，甚至连产业工人党员也不能例外。
不少会议代表阅毕大惊，这不是要把中共融化于国民党之中吗？震惊之余反对者甚众，其中仍以国焘、和森两人反对最为强烈，三大也为此推迟一周召开。但陈总已经转了风向，他说，既然工人阶级力量薄弱，不如拥护资产阶级性质的国民党领导国民革命算了，其实就是向残酷现实低了头。当然陈总也表示，中共各级领导不要在国民党那里兼职，免得真的被国民党吃掉。陈总想法也是当时中共大多数骨干的共识，因而，三大通过了马林的主张。
但国焘心犹未甘，又提出一个三点修正案。大致宗旨是工人党员不加入国民党，中共不阻止但也不积极介绍工人加入国民党。身为当时工运大王的国焘同志，想在中共嫁入国民党婆家之前，留点私房钱在娘家。这个想法应该是得到很大一部分参加三大代表的共鸣，所以，除陈总外十六名代表在表决时，以八对八打平。但马林却怕留了私房钱，婆家会担心新媳妇有二心，向陈总施加了强大压力，致使陈总投了反对票，最终导致三点修正案未能通过，即私房钱一分不留。但陈总也害怕嫁过去受苦，便也提了个议案，主张在国民党内工作的中共党员都应加入党团，以保持中共在国民党内的政治一致性。如果连党团都没有，那中共就彻底溶化在国民党里了，这个道理地球人都知道。所以，马林也没反对，代表也没讨论，议案就全票通过了。
让人们迷惑的是，主席在三大上的态度。按正史记载，主席因丢失开会地址缺席二大，在三大上则坚决拥护有关国共合作的主张。但国焘在回忆中却说，主席站在了他、和森的一边。鉴于国焘与主席早就闹翻，在《我的回忆》最后部分，诋毁主席的言论与现在网上的流行诋毁语言也差不到哪里去，他实在没有必要强行替早年的主席涂脂抹粉。因此，其中必然还是有些缘故的。
据笔者认为，从主席一生抱负来看，他投身中共就是因为看好其代表中国未来。建党以后，他曾经对挚友萧瑜（子升）准确地预测过，中共将在三十年之内获得国家执政权。因此，主席对中共成立两年，党员人数仅从57人增加到420人的“传销”发展模式，肯定会不满。而他当听说依托国民党这样一家国内中等规模“公司”发展业务的思路，应该是眼前一亮，坚决支持。不过，主席抱负是要中共做老大。他认为，对国民党仅应利用而非投靠，肯定也反对马林提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主张。而且，针对马、张双方辩论中关于中共力量在哪里的问题，主席在还不知道彭湃在海陆丰搞农运的情况下，通过独立观察和思考，强调了农民革命的重要性。即使国焘在几十年之后，还对已成为死敌的主席在当时的见解，给予了高度评价。当然，主席此时已到而立之年，社会经验要比国焘丰富，发言时可能比较注意方式方法。因此，马林和国焘对立双方，都能从主席那里听到对自己有利的东西。
由于这个缘故，主席在三大的选举中，首次当选为中央局委员，与陈总、大钊、和森以及因担任驻苏记者而直接被国际看中的瞿秋白（以后简称秋白），一同组成新一届中央局。国焘则退出了核心领导层。
然而，马林主张在中共内部得以推行，却在中山那里碰了钉子。原因是中山在越飞帮助下，从苏联获得了200万金卢布援助后，腰杆又硬了起来。腰杆一硬，中山故态复萌，重新埋头于军政事务，曾经信誓旦旦要进行的国民党改组工作，慢慢不提了。马林暗想，你不按国际建议，去除国民党内消极甚至反动的因素，我们怎么跟你合作？有什么必要给你援助？于是在马林授意下，陈总借曹锟贿选事件，率中共中央局所有委员联名向中山递建议书。建议中山离开广州，去上海召开国民会议，用发动群众手段建立新政府，组建新军队。然而，中山早就懂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对中共这种“社会舆论出政权”建议嗤之以鼻。
见劝说无效，马林索性唆使陈总不断撰文批评中山的政策。陈总喜好和擅长的就是这一招，当即批评文章如投枪、匕首直扎中山心窝。中山亲苏容共本意只想迎个财神回来，没想到迎来财神同时，竟还招来个“骂神”，不禁怒火中烧。7月18日，他终于愤愤地对马林表示，要不是看在苏援份上，早就把中共开除出国民党了。此言一出，国际知道马林已失去了中山信任，不久就将他召回莫斯科，从此结束了他与中共的缘分。
此公到莫斯科后，与国际东方部领导们大吵一架，回荷兰共产党任工会书记处书记。不幸的是，1927年斯大林（以后简称老斯）和托洛斯基（以后简称老托）展开权力斗争时，他和陈总一样站错了队，被开除出荷共。他此后创建了托派组织荷兰革命社会党，德国占领荷兰期间，又奋不顾身投入反法西斯地下斗争，终于获得了一个标准愤青的理想归宿——壮烈牺牲在纳粹的集中营里。
马林黯然离去让国际看到一个事实：劝诱中山就范远比压服中共来得困难。为了完成以国共合作方式改造国民党的大业，国际很快又派出另一个远比马林会做思想工作、又在中山心目中能在苏联高层说得上话的特使，此人名叫鲍罗廷（以后简称鲍使）。
鲍使是俄罗斯人，与列宁等苏联核心层领导都是老熟人，而且英语好、善表达。他是在1923年10月6日到达广州的，这时苏联援助的那200万金卢布早被中山花得一干二净。中山正陷入为解决军费问题，试图截留广州海关关税余额，但列强坚决不允的焦头烂额困境之中。所以，一听说鲍使到来，中山立刻又把军费的脑筋动到了苏联头上，当天就予以接见。
比起马林来，鲍使的游说水平可是高得多得多！他用了类似于商鞅见秦孝公的手法，告诉中山想要快速成功，就要学习苏联加强党的建设，通过宣传和组织，把积蓄在本为一盘散沙的民众中力量调动出来。民众发动起来了，钱也就尽在其中。“洋商鞅”连讲四天，“当代秦孝公”终于开了窍，立刻在双十纪念会上喊出了“以俄为师”、“以党治国”（大家在电影里耳熟能详的“为党国效劳”口号就出典于此）的口号。次日（10月11日），束之高阁的国民党改组工作宣告重新启动，鲍使荣任国民党组织教练员（有点像现在的足球洋教练）。而苏联方面也正式给予本处于“试用期”的鲍使，国际派驻国民党代表（注意，不是派驻中共代表）和苏联派驻中国南方外交人员两顶头衔。

见游说见效，鲍使乘热打铁说，改组国民党非引入中共这帮愤青不可。而陈总他们也在国际指点下，对中山变辛辣批评为歌功颂德，捧得他“龙颜大悦”。于是，中共的大钊、谭平山（以后简称平山）进了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越来越多的广州中共党员投身到了改组运动中。忙活到1924年1月下旬，国民党的活力开始显现，改组运动初见成效。于是，仿造共产党模式的国民党一大，在广州“胜利召开”。
笔者行文至此不禁感到，一个缺乏活力的政权或政党，若能有意识引进一批愤青，返老还童不敢说，增添活力肯定是能做到的。就如目前的中共党组织和政府机关，如果吸收一批愤青，虽然搞经济搞行政可能不行。但放在纪检、监察这些部门，很有可能起到遏制腐败、反映人民意愿的作用。当然，必须有机制甄别哪些是真愤青哪些是假愤青，否则，很多投机分子要像东汉时装孝廉那样，装愤青求官了。
回过头来再说中山眼见中共这批愤青的办事热情、效率，都比他手下那批老气横秋的官僚强得不是一星半点，而且还不向他要官做。高兴之余，一口气授予了中共党团大量权力：中央执行委员让中共占了近四分之一，平山还进了三人常委会；在已成立的中央党部六部一处里，中共党员担任了组织、农民两个部的部长，以及组织、农民、工人三个部相当于副部长的秘书。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在马林、鲍使两任国际特使促成下，终于变得有名有实。
对于中山来说，授予中共一点权力，对他个人构成不了什么威胁，反正他总要找人办事的。但对于他手下那些老部下来说，情况就不同了。中共党员大量涌入，就算没有意识形态分歧，至少也在客观上挤占了他们职位，侵占了他们既得利益，这些人没有理由不起来殊死反对。早在1923年11月，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邓泽如就领衔向中山上书，指责中共借国民党躯壳，注入共产党灵魂。虽未得到中山采纳，却开了国民党右派坚持不懈要求清党的先河。
而此时，中共在国际的高标准、严要求和中山的信任、期待双重压力之下，倒也想在国民党这个新企业里做个“好职员”。他们不但由大钊出面公开承诺，如不能遵守国民党政纲、纪律，甘愿受国民党的惩戒。而且还真心诚意告诫全党，今后工作基本都要用国民党名义，与国民党人士通气，只有国民党不愿用其名义活动，才可以自由运作。为了身体力行这一点，中共全部400多名党员基本都陷入国民党事务性工作中，根本没时间做群众工作，即使找到些党员发展对象，也一股脑儿介绍进了国民党。结果到1924年5月，中共党员人数还是11个月前开三大时的400多人。本来加入国民党，是为了依托它那条相对大些的船，发展自己势力。现在倒好，船是借到了，利却一点也没得到。中共领导们感觉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国际东方部也辨出味道不对。而且，上一年土耳其的凯末尔刚刚在苏联援助下坐稳江山，就马上取缔土耳其共产党，这个惨痛教训，也让国际担心中山也会是中国的凯末尔。于是，维使以国际东方部负责人身份，特地于1924年5月出差来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专门指导中共发展战略。维使在这次会议上讲了两个重点：其一，中共指导思想应该是坚决与资产阶级性质的国民党右派进行阶级斗争，在民主主义政党里，只有斗争才能增强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其二，中共组织路线应该是避免盲目扩大国民党组织，可以用国民党名义组织的，只能是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分子，以工人为核心的无产阶级分子坚决不能介绍加入国民党！维使这话可算是说到以陈总为总书记的中共心坎上去了，拿到国际授予的新尚方宝剑，中共又轰轰烈烈开展起革命运动来了。
但还没等中共重新大展拳脚，一个月后的6月，国民党右派倒先上门兴师问罪来了。他们从上海通过不高明的特务手段，获得了中共及青年团的一批文件（可见，此时中共还没建立严格的保密制度）。尽管那些文件讲的是维使讲话以前怎样做“好职员”的精神，但右派依然从鸡蛋里挑出中共在“国民党内搞党团活动”、“在国民党左派中发展党员”两根骨头（要是他们知道维使讲话精神，恐怕上门不是问罪，而是拼命了）。于是，作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张继与谢持，先就近在上海找陈总理论。前面曾讲过，这“两根骨头”本就是陈总提出的地球人都知道的中共安身立命之本，根本无法退让。因此，陈总只能狡辩道，党团存在是为了指导中共党员遵守国民党决议和纪律。张、谢当然不肯相信。陈总只好又说，他将开会研究，再作答复。眼见陈总用当今商家搪塞消费者投诉的办法对付他们，张、谢立刻南下广州，找鲍使理论。鲍使可能早已得到陈总通风报信，知道无从掩盖也无法解释，索性说国共合作本来就是互相利用，而且在两相利用中，国民党所得还更多些。
这张继早先因计划在当时仍是中国领土的外蒙，建立国民党北方军事基地，曾经很热衷于联俄联共，陈总等中共核心层领导都是由他介绍入国民党的。但当计划在遭苏联拒绝后，此公便转而持反俄反共立场（可见，苏联觊觎邻国土地，是交不到真朋友的）。此时，他见鲍使大耍无赖，不由气炸连肝肺，索性向中山提交弹劾共党案。
中山早年为骗取日本贷款，连满蒙全境都敢当空头支票开出去（但日本当局并不敢相信），焉能不知与苏联、与中共的关系乃是相互利用？而且，他有时甚至对中共冒国民党牌子做自己事颇为沾沾自喜，说什么老牌大商店仿冒者越多牌子越响，中共这样做等于为国民党做免费广告，何乐而不为？同时，他对陈总这班办事干练的中共愤青还抱有“默化之”的不切实际幻想。所以，尽管中山在容共的同时，也把反共右派安排在监察部门，但一直两相调和，隐忍不发。现在，听说鲍使一语道破天机，中山脸上终于挂不住了，遂受理了张继等人的弹劾案。
眼看大事不好，鲍使忙作让步。他向中山提议，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政治委员会（以后简称政委会）里成立一个“国际联络委员会”，负责处理国际与国共两党之间有关事宜，以消除中山对于中共通过垄断与国际联系来垄断中国革命的担心。在鲍使调处下，又加上港英当局支持的广州商团正图谋叛乱，而用于增强中山军事实力的苏联军火还在海运途中，本想教训中共的中山决定妥协。在8月下旬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了政委会针对弹劾共党案而拟定的两项决议，同意中共党员与中共及国际关系可以保密，这就等于认可了中共党团的存在，而国际联络委员会也最终设立。

但对于这个折中结果，有维使撑腰的陈总自然不满意。在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他就坚决反对成立国际联络委员会，决不同意由国民党来监督中共与国际的关系。并坚决禁止参加政委会的秋白以中共名义在会议上发言，以表示中共对国民党会议进行有关中共问题的辩论不予承认。陈总还下令，以后遇到社会上左倾分子，一概不再介绍加入国民党，而是尽量接纳进中共。一届二中开过之后，陈总立刻召回秋白，严加申斥。还致信已回国的维使，指责鲍使“丧权辱共”。
9月间，国共对立愈演愈烈。在上海，国民党右派先殴打国民党左派人士邵力子（近年有传言说，此公可能是联共布秘密党员），后竟将青年团团员黄仁活活打死。在广东，国民党地方官员不断压制工农，国民党掌控的机器工会和中共领导的工会之间，也经常发生群殴事件。眼见中共所作所为令自己失望，连中山自己也对外放风说，本来列宁是要中山当中共创始人的，但陈总向国际告状毁坏国民党声望，列宁这才选陈总当中共创始人。他是想以此为借口，未来以中共领袖身份，将中共溶入国民党中。
陈总对此忍无可忍，一面致信国际要求断绝对中山的军事援助，迫使其向中共屈服。一面派心腹尚德去广州坐镇，准备发动工农与国民党大干一场。为防止鲍使从中阻扰，以利尚德放开手脚，陈总还要秋白打电报，请鲍使来上海进行政治磋商。
但秋白是鲍使线上的人，在此前已偷偷给鲍使写信，密告中央最新动向，鲍使因此没中陈总调虎离山之计。眼看国共双方剑拔弩张，决裂就在眼前，鲍使使出了树广州商团为国共共同敌人、促成国共暂时团结的策略。10月7日，包括8000枝步枪、400万发子弹以及各种炮在内的首批苏援武器运抵黄埔，鲍使立刻推动中山成立革命委员会，迅速发放武器给军校学生、警察以及工农群众，随即对商团发动进攻。严峻的形势让中共觉得，在国民党政权下面至少还能进行合法斗争，若让商团的陈廉伯上台，无疑迎来又一个吴子玉，那可是要人头落地的呀！于是，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支持国民党。
在国共两党同心协力之下，广州商团武装被彻底摧毁。用苏援武器武装起来的黄埔学生军，在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以后简称老蒋）率领下，在战斗过程中崭露头角。这让广州周围原本对中山阳奉阴违的军阀们大受震慑，一下子对中山恭顺多了，让中山第一次感到扬眉吐气。中山尝到了苏援甜头，就跟后来老蒋尝到美援甜头一样兴奋，原先发生动摇的联俄信心又坚定了不少，捎带着对中共也客气多了。
纵观国共合作后的第一次大交锋，不得不承认，鲍使所采取的策略较为灵活有效，既有让步又利用恰当时机展现实力，让中山在获取实利同时，一点一点认可了中共借助国民党招牌发展自己势力的事实。但鲍使的目的在于拉住国民党，使之成为苏联在中国的利益代言人，为实现这一目标，牺牲一点中共利益并不在乎。所以，陈总所代表中共的斗争策略虽相对僵硬，但由于他们在维使支持下坚持原则，也使鲍使在协调两者关系时，不能不对中共利益有所兼顾。中共当初加入国民党时所作的种种承诺，在这次交锋过程中，渐渐消失于无形之中。从此，中共摆脱了单枪匹马搞“传销”发展模式，开始了大公司集团化的经营发展历程。到1927年国共决裂前，党员人数高达58000人，是1924年底不到1000人的近60倍。
当然，中山也不是一无所得，通过默许甚至暗中鼓励右派敲打中共，国民党向苏联施加着无形的压力。迫使苏联为保持与国民党联盟，不得不运来大批国民党急需的军援物资。这情形就像渔民利用鱼鹰捕鱼一样，作为渔民的中山只要拿中共说事，一卡作为鱼鹰的苏联脖子，苏联就乖乖从嘴里吐出作为鱼的军援物资来。由此可见，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政策，本质上是与苏联、中共互相利用又互相斗争的尔虞我诈行为。所谓中山思想先进，不能完全说是无稽之谈，但所占因素份额应该是极小的。
假设中山继续执掌国民党大权，以他多年积累的政治资源与经验，恐怕会使中共在国民党内边斗争边发展的道路更为艰难。在北伐取得胜利之后，中山很可能找到一个对中共更加不利的时机，干出与蒋、汪一样的清党行径。届时，中共在农村点燃的星星之火，很可能于第一时间就遭遇中山扑灭，形成燎原之势更为困难。而中山此时年龄不过58岁，若终身执政，估计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政治生命可持续到1949年前后。考虑到他比老蒋政治手腕更老到，人脉资源也更广。中共即使能够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在与中山的政治角逐（以中山的政治眼界，恐怕只会同中共谈谈打打，而不会贸然发动全面内战）中，鹿死谁手还未为可知。
但历史不容假设，事实是中山在平定商团叛乱不久，就应北方推翻曹锟统治的冯玉祥（以后简称老冯）之邀，去北京商讨成立全国和解政府事宜。在那里，他被确诊罹患肝癌，很快于1925年3月12日逝世。中山可以说相对突然的去世，使国民党中枢顿失核心，权力重新组合需要时间，更会受苏联代表鲍使影响。在此期间，国民党不再有能力对中共进行制约，中共遂迎来了为期两年的黄金发展期。欲知中共如何借势飞速发展，请看第三章《飞速发展》。
在结束本章之时，笔者不由想到世贸谈判代表龙永图的比喻。他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比作是要求入党，把美国比作党支部书记。说要求入党时一定要用高标准、严要求约束自己，否则，支部书记只要材料写得不好，上边就不会批准。而一旦入了党，只要不严重违反党纪，作风散漫一些，支部书记也无法把人开除出党。龙大人尽管严重崇洋媚外，早年入党动机也不纯，但他的这番话却看透了世事沧桑。入党是如此，加入世贸组织是如此，中共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也是如此。这个道理，当时社会上许多政客也懂，但加入中共的愤青们却基本不懂。在发展之路上，年幼的中共缺少既能坚持革命原则又懂得根据环境进行变通的“革命企业家”，以至于只能依靠国际职业革命者指导中国革命。

第三章 飞速发展
早在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以后，中山就在国民党内部建立起了由他一人独裁的领导机制。因此，当他在1925年1月被确诊肝癌晚期以后，尽管尚有将近三个月的存世时间，但整个国民党只能按他既定的方针维持日常运转。比如：于1925年2月1日发动对陈逆的第一次东征，经过苦战，终于到中山身后的4月20日，将陈逆军队全部驱逐出潮、汕、梅地区，保证了广州大本营安全。但除此之外，根本无法对一些潜在威胁，比如中共势力迅速扩展，采取对策。原本准备要成立的国际联络委员会，也就因无人操办而无疾而终。只有已被中山开除出党的冯自由，在北京联络了国民党内一批要求清共的死硬分子，成立“拥护国民党同盟会”，呼吁把中共清除出国民党。但这些小泥鳅掀不起什么大浪来。
鲍使、维使等立刻看出，中山病逝前后时段，正是中共发展的大好机会。鲍使在写给国际的报告上，以兴奋的笔调说，中山身后的国民党内部力量对比，对左派和中共有利，只要右派挑起事端，必将以左派胜利而告终。维使则于1924年底第三次到上海，告诉陈总中共必须坚持自己的阶级面貌，打出自己的旗帜来。
受此鼓励，中共在1925年1月召开了四大。当时，经过半年来放开手脚的“猛烈发展”，党员人数已接近了一千人，本来就有了些底气。于是，在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在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要保持独立性同时，大会还进一步提出要争取领导地位的政治主张。作为具体措施，对国民党的基本方略就是，打击右派、争取中派、扩大左派。此外，四大首次指出农民革命的重要性（不知是否为主席所提议），提出要建立工农联盟的主张。
四大选出中央局委员依然由五人组成，与三大相比，陈总、秋白、和森三人依然留任，大钊和主席却退出了，替补他们席位的是国焘和彭述之。尽管正统党史认为，主席是因为在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时，因与国民党右派展开激烈斗争，与陈总立场相左，才退出核心领导层的。但从三大上支持马林路线的大钊和主席（秋白虽也支持马林，但人家是国际的人，只是奉命支持，并不代表真实立场）同时退出中共领导核心层来看，尽管主席微观上与国民党右派作了坚决斗争，却在宏观上仍被看作支持马林路线的中共“右派”。否则就很难理解，国焘刚从北洋军阀监狱里出来三个月，还未有什么新的突出表现，就重新进入核心层的事实。正是因为国焘是与马林路线斗争最坚决的“勇士”，国际和陈总在改变政治路线之时，才会重新把这位“正确路线代表”接纳回核心领导层。
说到国焘入狱一事，在当时并非是其政治包袱，而是他的一项重要“政治资本”，他还为此被党内同志誉为“铁狱硬汉”。但到了五十年代，案子被翻了过来，根据缴获的北洋政府档案记载，国焘非但不是什么英雄，而是出卖同志的叛徒。然而，随着文革后刘少奇（以后简称少奇）叛徒案的翻转，人们又有些怀疑：所谓国焘在1924年叛变的档案，会不会是主席专门派人伪造的？依笔者看，国焘在1938年通过出走形式，已经给自己戴上一顶中共概念里的叛徒帽子。到了五十年代，他避居香港，在政治上早已是死老虎一只，主席犯不上往昔日政敌头上扣莫须有的屎盆子（特意命人去查查档案可能性倒是有的）。而且，关于国焘1924年叛变档案的消息，在不迟于六十年代就传入了社会，应该也会传入国焘的耳中。如属污蔑不实，国焘本人理应反驳。但国焘没有这样干，反而在《我的回忆》里，特地叙述了一个敌人强迫他在一份不是他原话的口供上按手模的情节。从而间接说明，敌人档案里确有对他不利的材料，即至少北洋政府的档案，不可能是主席在解放后派人伪造的。
那么，国焘向北洋政府供出党内同志名单之事，算不算叛变呢？笔者认为，当时陈总、大钊的名字，早就列在国民党一大名册之上，北洋政府随便找张报纸就能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国焘供出他俩，就跟后来的地下党员被捕，说自己上级是毛主席的性质差不多，纯属糊弄敌人。至于其他名气不大的党员，从事后一个都未被捕来看，想必国焘是把已经转移的战友名单交上去凑数。所以，按照当时情势来看，国焘行为虽说够不上英勇，却是既不伤害同志又合理保护自己的明智之举，不属于叛变。但根据中共在大革命失败后制定的纪律看，国焘也许是怕不明不白被秘密处决，也许是为了少受皮肉之苦，把自己同志的姓名出卖给敌人，虽未产生严重后果，但至少丧失了共产党员应有的气节，应该算作叛变！
那时的国焘依旧在党内身居高位，想到过去自己昔日作为已被定义为叛变行为，他肯定不寒而栗。这就不难理解，一旦发现中央红军实力不如自己，身为知识分子的他，竟然不顾起码道理，仅凭枪杆子就要硬夺领导权。因为在国焘看来，只有攀上一把手的宝座，才能在中共这个自己投身多年的组织里生存下去。也不难理解，一旦争夺领导权失败之后，他为什么会选择脱党。因为以中共标准，他已经做过叛徒了，为保住个人生命，不妨再做一次叛徒。看起来，由于没有既往不咎的说法，国焘终于成为了严厉的中共党纪的受害者。
笔者之所以花费笔墨探讨国焘个人情况，是因为他在中共前十五年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的个人性格和价值取向，会直接影响到中共在历史关键时刻的决策，以及决策的贯彻执行，因而不能不详加分析（后面对于主席、周恩来这些人也将如此办理）。就拿国焘这次坐牢来说，尽管只有短短五个月，但他当时却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和终身监禁的绝望（从北洋政府想判国焘终身监禁看，国焘也应当不是真心叛变），这使他迅速由愤世嫉俗的青年，转变成遇事首先考虑个人利益的政客。以后，当中共与国民党右派斗法，屡屡遭遇国际代表错误干涉时，国焘内心里尽管仍有不同意见。他却非但不能展示当年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愤青风采，反而总是手执中央（或者说是国际以及陈总）代表的尚方宝剑，去压制那些与昔日的他一样充满朝气、一样敢于直抒己见的一线干部。以至于国焘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不好名声，在中共内部不胫而走。国焘出现这么大的变化，不能不说与他这种个人价值取向变化有着极大关系。
回过头再讲当时的中共。到了1925年5月30日，由工人与日本纱厂老板间劳资剧烈冲突（顾正红枪杀案），而引发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在上海爆发。中共处理敌我矛盾向来不动摇不含糊，事件发生当晚，就决定扩大斗争规模，号召上海群众罢工、罢课、罢市，抗议英帝国主义屠杀群众。此时，中共领导工运的三大高手国焘、李立三（以后简称立三）和少奇正好全都在上海，由他们策动工运可谓得心应手。再加上和五四运动一样，此事本身就在理，因此，一时间工学商齐动员，搅得英、日在华殖民势力全线动摇。国内凡有英、日租界的城市纷纷爆发事端：6月11日，发生汉口惨案；6月13日，发生九江冲突；6月23日，发生广州沙基惨案；7月2日，发生重庆惨案；7月31日，发生南京惨案。在冲突中，中国人民每吃一次亏，新生代愤青就多增加一批，他们全都像飞鸟投林一样奔向中共。到1925年8月，中共党员人数增加到了3000多人，比年初暴增三倍多。

翻开中共建国后一批副总理级干部的履历，在五卅期间入党入团的比比皆是。如薄一波在太原读书参加五卅运动后，于1925年秋加入青年团，同年12月转为中共党员。许光达1925年5月在长沙读书时，加入青年团，参加五卅运动后，于同年9月转为党员。陆定一在上海读书参加五卅运动后，于1925年秋加入青年团，同年冬转为中共党员。陈云在上海做店员参加五卅运动后，于1925年8月秋加入中共。王明在武汉读书参加五卅运动后，于1925年10月加入中共。黄克诚参加五卅运动后，于1925年10月加入中共。乌兰夫在归绥（今呼和浩特）领导声援五卅运动后，于同年9月加入中共。至于像《刑场上的婚礼》女主角陈铁军那样的新生代愤青，通过五卅运动靠近中共，经过组织考验后于次年入党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
虽然五卅运动因上海商人妥协，经过三个月的斗争，并没能取得重大胜利。但为声援五卅运动举行的省港大罢工，却持续了16个月，直到北伐开始，才于1926年10月宣布结束。在省港大罢工中，中共领导的工人纠察队为了窒息香港经济，迫使英帝国主义低头，对千里海岸线实行封锁，成为广东事实上的第二政府。国民政府因能从中获得税收好处，也容忍了这种局面。一批中共干部借此积累了宝贵的行政经验。以上事实充分说明，这一时期英帝国主义的傲慢凶残，是中共群众基础得以迅速壮大的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人民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确实是被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逼出来的。
从这时侯开始，中共初具了一个大型政党的规模。较为充沛的人手，使她不必每次只集中精神干一件事；而是既能进行组织建设，又能处理与国民党关系、与国际关系；既能领导工运、学运，又能领导农运、兵运。边远省份的党组织，也是从那时开始建立起来的。而对中共未来前途最为重要的有两件事，其一是初步构建起中共军事力量基础，其二为开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开展农民运动培养骨干。
中共最早涉足军事，开始直接掌握武装力量，是在中山离开广州北上前夕的1924年11月。可能是作为接受苏联军援的交换条件，当然也只有中共党员才能胜任做政治工作，留法归来的中共党员周恩来（以后简称总理），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同时，中山还批准成立了大元帅府铁甲车队，所属成员的配备和调动，都完全由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陈总长子）和作为区委军事部长的总理决定，队长、副队长、政治教官、军事教官，全是清一色的中共党员。
到了1925年，中共又双管齐下。一方面，从旧军队里发展了一些有理想、有报国之志的军人新老愤青入党。其中，陆续加入中共并在日后军事斗争中起到重大作用的有：前滇军将领朱德（以后简称老总）、川军将领刘伯承（以后简称刘帅）、中山嫡系大元帅府将领叶剑英（以后简称叶帅）和叶挺、粤军将领张云逸等。另一方面，推荐了一批有军人潜质的青年党团员，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军事或充当教官。日后较为著名的有：林彪（鉴于他在中共军事斗争中立下的卓越贡献，以后尊称林总）、徐向前（以后简称徐总）、聂荣臻（以后简称荣臻）、陈赓、周士弟、许继慎、曾中生、许光达等。以上这点小的可怜的军事本钱，成为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维持不绝如缕的生命和重新步入辉煌的本钱。
中共致力于农民运动，是从彭湃在家乡海陆丰的实践开始的。到1924年7月3日，经彭湃向国民党申请，第一期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式开学。到1926年9月，共办了六期，培训学员的总数近千人。这些学员在大革命时期波澜壮阔的农运中，成为了起关键作用的火种，为日后农民运动加军事斗争的中共夺取政权模式，奠定了初步基础。
随着中共力量的壮大，党内因权力分配而形成派系，便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本来，中共只有在陈总领导下的国内工作者一个大系，大钊、国焘、主席、董老诸人都属于这一系。但国际出于提升中共干部素质与加强对中共控制两方面考虑，通过对中共旅欧（主要是旅法）支部党员的考察，选送一部分个人素质较高的党员，赴莫斯科接受系统培训，然后送回中国担任中共的中高级职务。于是，中共的一个新派系——旅法系就此诞生。旅法系从开始到终结，精神领袖始终都是总理，重要成员有赵世炎、陈总二个儿子延年、乔年、和森、向警予（和森之妻）、李富春（和森妹夫）、聂荣臻、陈毅、小平等。老总在此期间游学德、法，加入了旅欧支部，也可以看作是旅法系成员。旅法系在中共以后发展历程里，一直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主席逝世以后，由其成员小平担任了二代领导层核心。至于留苏系，当时人丁还不兴旺，即使算上因替国际工作的太雷、秋白，也不过少奇、任弼时（以后简称弼时）、肖劲光等寥寥数人。其后一度掌握中央领导权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时还没踏上苏联国土呢。
中共在飞速发展，国民党又在干什么呢？国民党此时正陷入中山逝世后的权力斗争当中，想重新形成中山这样的领导核心，一需要时间，二必须得到鲍使支持（即苏联支持）。国民党要员在争夺领导权之前，还得先解决广州政权的内忧外患。所谓外患，即盘踞东江地区的陈逆军队。通过第一次东征，陈逆军队被赶出东江地区，被迫逃往福建境内。而所谓内忧，则是同驻广州的、属于盟友性质的滇军杨希闵部和桂军刘震寰部。尽管他们是驱逐陈逆出广州、迎回中山的主力军，但因他们垄断了广州财源，影响国民党力量发展。所以，在鲍使策划下，国民党人决计消灭他们。6月13日，中山逝世不过三个月，许崇智的粤军和老蒋的黄埔学生军，从东江回师广州，向杨刘军队发起了进攻。杨刘军队不堪一击，稍一接触便作鸟兽散。
安定了后方，国民党便于7月1日成立国民政府，在鲍使看来更为左倾、也就是更为亲苏亲共的汪精卫（由于此人最后成为头号汉奸，以后简称汪奸）担任主席，他和原代理大元帅胡汉民、湘军司令谭延凯、许崇智、林森，共同组成国民政府常委会。鲍使则被聘为高等顾问，暗中在幕后操纵政局。但这样的局面没能维持多久，国民党核心层就出现了严重内斗。8月20日，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国民政府十六名委员之一、财政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遇刺身亡。

刺廖案的内情，直到现在依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鉴于笔者叙述的是中共党史而非中国国民党党史，在这里只评述其对国民党内部整合的影响。廖仲恺之死，给用革命暴力对付反革命暴力的列宁主义理论，作了生动的诠释。鲍使抓住时机，积极向国民党“推销”这一理论，倡议建立革命专政政权，各怀目的的汪奸、老蒋和崇智都比表示赞同。于是，鲍使提议由这三人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处理廖案，掌握广东政府实权。原先的重量级人物胡汉民，则因对苏联态度暧昧，则被怀疑为刺廖的幕后黑手，不久便在鲍使策划下，以考察为名被放逐到了苏联。
然而，在三人委员会里，仍有两大军事巨头对峙，形成不了革命专政，非再去其一不可。在鲍使看来，由苏援武器武装、苏联教官训练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由黄埔学生军升格而来），跟一直独立成军的粤军相比，不是苏联的亲生儿子也至少是养子。所以，他连想都没想，就站到了老蒋一边。而苏联军事顾问、著名的加仑将军（后来的苏联元帅布柳赫尔），则支持崇智。经请示莫斯科后，国际最终选中老蒋。9月19日晚，应该是在鲍使暗中怂恿、支持下，老蒋突然向崇智摊牌，派兵包围了粤军司令部。崇智在很快搞清老蒋背后的苏联背景后，明智地黯然下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其部队全被第一军缴械。
也就在这时，退到闽粤边境的陈逆军队，乘国民政府军主力收缩、军队内部不稳，重新占领东江地区。刚刚组成的汪蒋军政核心，一面于10月1日宣布对陈逆二次东征；一面在10月3日，扣押了被怀疑与陈逆有勾结的老同盟会员熊克武，进而瓦解了其驻连山的投奔广东国民政府的三万川军，从而解除了东征期间的西顾之忧。第二次东征仅用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完全击溃陈逆主力。为消除后患，国民革命军继续追剿，到11月底，陈逆军队残存的七、八千人投奔直鲁联军，陈逆势力从此不复存在。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另一部也消灭了盘踞在广东南部及海南岛的军阀邓本殷。至此，由汪奸主政、老蒋主军的鲍使心目中的革命军事专政终于建立起来了，国民党在广东的政权得以稳固。
从1925年初，中山被确诊肝癌算起，到这时，整整有十一个月的时间，国民党核心层无法实施遏制中共发展的有效手段。但从这以后，情况又重新开始变得对中共不利。11月23日，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和监察委员张继、林森、邹鲁、居正、谢持挑头，在北京西山碧云寺中山的灵前，召开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会议通过取消中共党员国民党党籍、解聘鲍使顾问、汪奸党籍、调整与苏俄关系、开除大钊中央执行委员、取消政治会议、移国民党中执委于上海等七项议案，核心内容就是反苏反共。
西山会议派虽不掌握军队，只是国民党内一群握笔杆子的“元老”，但他们绝非只知蛮干的鲁莽之辈。单从其选择的时机，一是在广东国民政府局势稳定之后，二是抢在国民党二大召开之前而言，便能看出他们意在利用外部局势暂时对国民党有利的条件，设法解决国民党内部“忧患”，即中共的问题。这就是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只有在国民党处于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年轻的中共才能赢得发展机会。而国民党面临的形势一旦好转，中共马上就要遭受其各种形式打压。在日后抗日战争中的第二次国共合作过程中，这种情形依然如此。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知道这条规律，不如请鲍使在国民党内部整合中从中作梗。但笔者要说，即使鲍使完全站在中共立场上，也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中山生前所据有的广东根据地，还只是一块国民党与各路军阀、叛逆、土匪共处的地域。若国民党产生不了有强力的政治、军事领袖，各种决策漏洞百出，就有可能被对手赶走。国民党一旦失去根据地，附着在它身上的苏联、中共利益也将随之失去。所以，当时苏联、中共虽与国民党存在矛盾，存在利益冲突，却仍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合作伙伴。因为这个道理，鲍使可以借助他作为苏联代表的有利政治地位，决定谁是国民党未来的核心人物，却不能延迟或者拒绝国民党新领导核心产生。而只要国共利益冲突确实存在，新的国民党领导核心一经产生，不管他们是汪蒋，还是胡许，亦或林谭，都势必要阻碍和打压中共发展。关键在于年轻的中共是否做好了应对国民党方面挑战的准备。欲知中共怎样应对国民党右派挑战，请看第四章《三次让步》。
结束本章之际，笔者还想与大家一起探讨一下，中共何以只用了短短5年的时间，就从一个只有57人的小团体，发展成万人大党。追根溯源，除了自身素质过硬外，无非是一靠领导赏识点拨，二借朋友帮衬，三为客观形势有利。所谓自身素质过硬，是指中共代表国家发展方向，成员朝气蓬勃、廉洁自律。所谓领导赏识点拨，就是国际和苏联给予的经济援助、人员培训，方针政策上的指点（当然有正确也有错误）。所谓朋友帮衬，是指中共在国民党控制的地域里搞工农运动；在国民党控制区以外，借助国民党在当时中国社会影响力，发展党员。当然，那帮衬并不是国民党这位三心二意的朋友心甘情愿之举，但中共为国民党的组织、宣传部门创建，作了大量工作，也算回报过了朋友。而所谓客观形势有利，就是英日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残酷压迫和傲慢无礼，终于把原本价值观与共产主义有差距的大批愤青，推进了中共怀抱。其实在中国，一切组织和个人若要兴旺发达起来，都离不开这几点。如若不信，就请多观察观察周围的人和事。

第四章 三次退让
总理在1943年春，回顾1924年到1926年这段党史时，详述了陈总领导下的中共对国民党右派做过的三次退让。其中第一次退让，就发生在1926年1月4日至19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
当时，总理在潮汕地区担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市长，总理之所以后来能成为人民的好总理，是与那段时间行政锻炼分不开的），大会前夕赶回广州，同鲍使以及身为广州最高领导人的延年一起商量对策。商量的结果是，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具体来说，在中执委选举方面，非但不选右派，还要开除戴季陶、孙科这样的非西山会议派右派分子的国民党党籍。对中派也要尽量少选，绝大部分席位要留给左派，中共党员要占总席位三分之一。在军队方面，鉴于老蒋不久前向总理提出无理要求：黄埔军校师生中中共党员，或退出中共，或退出国民党和黄埔。周、陈、鲍三人也打算给老蒋点反击，他们准备告诉老蒋：中共将从老蒋掌管的第一军全部退出，另与汪奸组织建立国共两党合作的军队，以此来警告老蒋不要轻举妄动。
然而，这个计划汇报到上海中央以后，陈总拖延一段时间后，回复不予批准。而且在此期间，陈总携和森、国焘在上海外白渡桥的苏联领事馆（直到现在依然是俄罗斯领事馆）里，与国民党方面孙科、叶楚伧、邵元冲举行会谈，达成“不包办国民党事务、不排斥国民党忠实党员”的妥协协议。必须指出的是，陈总如此举动，是得到了维使支持的。
行文至此，大家肯定会迷惑：陈总向来主张对国民党强硬，而鲍使则时常向中山妥协。何以这时双方反而互换立场，左的变右、右的变左呢？要讲清这个问题，就必须考察一下，陈总为何左倾，鲍使又为何右倾。陈总以往左倾，是因为不想与国民党搞党内合作，做国民党这家公司里的小伙计。他要的是与国民党平起平坐，进行党外合作。尤其当中共在1925年10月党员人数突破一万，不再需要利用国民党招牌发展组织时，这种愿望已不是陈总个人心态了（当时在北京苏联驻华使馆举行的中共中央四届二中扩大会议上，很多与会者都要求脱离国民党独立发展）。陈总一直怀有党外合作情结，对争夺国民党领导权不感兴趣，也就不奇怪了。而鲍使代表苏联利益、秉承斯大林意旨，是坚决要把中共和国民党捆在一起、搞党内合作的。既然不准中共主动离开国民党，碰到可以夺取国民党领导权的机会，鲍使当然想设法抓住。
那么，夺取国民党领导权设想是否现实呢？单从国内情况看，并不现实。由于中共基本上没有军队，陈总为首的中央认为，即使能够控制国民党中央和广州国民政府，只要右派军队一个政变（后来确实成为现实），一切都将化为乌有。因为是看到了这个前景，他们才反对争夺国民党领导权。既然不想争夺领导权，陈总当然要与国民党右派谈和，以保证与国民党好合好散。当然，为防止受国民党军事力量威胁，中央宁愿在上海租界处于秘密状态，也不肯接受鲍使建议迁往广州。然而，若是结合国民党必须接受苏联援助，才能立足广州的现实，周、陈、鲍的计划就存在一定可行性。因为计划只是要扩大一点中共权力，并未有把国民党连锅端的意思，国民党中派在苏联强大压力下，暂时可能还不得不忍耐。
尽管这样的忍耐必将很快爆发，中共没有军队保证的权力必将很快被剥夺。但陈总却死抱着不想和国民党搞党内合作信条，连尝试都不愿尝试一下，以至于三个月后发生“中山舰事件”时，中共讨价还价资本少了不少。所以，给此时的陈总戴一顶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并不算太冤枉他。而且，计划里还有中共同汪奸组建国共两党合作军队的大事，陈总轻率放弃尝试机会，定他右倾更不冤枉。
由于陈总不作为，中共在国民党二大选出的36个中央执行委员里，只占了七席，是为对国民党右派的第一次退让。照总理的说法，是政治上大让步。不过，因为鲍使施加影响，平山获任组织部长，林伯渠获任农民部长，主席继续代理宣传部长（部长为汪奸兼任）。拥护汪奸的左派在中执委里也有十四席，与中共相加共二十一席，超过半数。对于这个结果，鲍使虽不十分满意却也比较满意，毕竟在他策划下，国民党成为了苏联在华的利益代表人。至于中共虽未能如愿取得领导权，那是她自己不争气，鲍使也就顾不得那么许多了。忙活完国民党二大，鲍使踌躇满志地回莫斯科述职。在他看来，以汪主政、以蒋主军的广州政局稳如泰山，绝对听命于苏联，下一步就可以援助他们北伐夺取中国政权了。但让鲍使没想到的是，他走后不久的1926年3月20日，老蒋就发动了著名的“中山舰事件”。
“中山舰事件”起因于海军内部的争权夺利。当年2月，海军局局长、苏联专家斯米诺夫因事回国，按论资排辈原则，由海军局参谋厅长欧阳琳代理局长。但海军学校副校长欧阳格也觊觎海军局局长之位，遂拿海军局所属江固、马金两艘军舰走私受贿案发，来恐吓欧阳琳。这欧阳琳可能确实与走私受贿案有瓜葛，很快于3月10日出逃，留出了海军局局长的空缺。但这时，正被苏联驻华南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算计的老蒋，凭着在十里洋场锻炼出来的江湖经验，一眼就看出了其中暗藏的玄机，便仍不让欧阳格代理局长，却别有用心地任命中共党员李之龙代理海军局长，意在利用欧阳、李之争从中牟利。

果然，欧阳格在3月18日，指使侄子、黄埔军校交通股长兼军校驻省城办事处主任欧阳钟，乘之龙不在时前往海军局，称接到军校教育长邓演达（以后简称演达）电话，奉老蒋之命，要海军局派两艘得力军舰赴黄埔听候调遣。作战处长按口传命令拟了一纸公函，交欧阳钟随传令兵送至李家。之龙在上班时间当然也不可能在家，欧阳钟便顺理成章把公函留在了李家。这欧阳格陷害之龙也是试探性质的，若之龙警惕性高，看见公函先向中共上级汇报，然后再行定夺，“中山舰事件”便不会爆发（当然，欧阳格还会另想方法陷害，老蒋也会另找机会夺权）。无奈，之龙刚刚成为中共在国民革命军中地位最高的将领，正在志满意得之时，无丝毫警惕性，回家后大笔一挥便签发公函，命中山、宝壁二舰赴黄埔听命。
3月19日上午9时，中山、宝壁二舰驶抵黄埔向军校报到，演达当然不会承认他并没有传达过的命令。于是，二舰重新驶回广州。但此事早在老蒋预料之中，他经过短暂策划，把欧阳格对之龙的陷害，定性为中共阴谋，说中共企图把老蒋绑架到苏联海参崴，然后夺取国民党的党权和政权。造好了这样的由头，老蒋就开始动手了。他在3月20日凌晨三时，出兵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了工人纠察队武装。同时，将总理为首的在黄埔军校和第一军工作的中共党员全部羁押，统一关在黄埔军校内。他还包围了苏联顾问们的住宅，将其卫队也一并缴械。另以保护为名，包围了汪奸住所。而作为事件导火索的之龙也在劫难逃，被刚刚成为海军舰队临时总指挥的欧阳格从床上拎起来，不由分说关进第一军经理处。
事态如果按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四一二大屠杀”就提前到来了。但是，老蒋当时在国民党内并没有取得一言九鼎的地位，所拥有的军事实力清共有余，完全掌控广州政府远远不够，所以还得继续争取苏联支持。这就决定了老蒋发动“中山舰事件”目的，表面上针对中共，但实际就像现在美国大选中总统候选人必须大肆诋毁中国争取选票一样，意在借反共为名，实现他控制国民党的“宏图伟业”。为此，老蒋在控制住局势以后，开始对各当事方进行安抚，避免关系破裂。
当时，联共中央委员、红军政治部主任、苏联考察团团长布勃诺夫正在广州访问，他闻讯向老蒋询问发动事变原因。老蒋一面百般道歉，一面则乘机指出苏联顾问许多不是。当布氏问老蒋，发难是针对人，还是针对苏联时，老蒋回答是对人，这让布氏产生了“理解”。3月21日，他将季山嘉撤职，代之以老蒋较为满意的人选。仅仅过去三天，3月24日，布氏就带着季山嘉等老蒋不满的苏联顾问回国了，以实际行动表示了苏联对老蒋的继续支持。
安抚住了苏联方面，老蒋又对国民党中央作出交代，他以“事前未及报告，专擅治罪，诚不敢辞”的理由，自请从严处分。其他五个军军长都想乘此机会攻击老蒋，但一来政治首领汪奸态度软弱，未主动与他们联系，二来苏联仍旧支持老蒋。所以，他们也就不敢轻举妄动。结果，国民党中央非但没有处分老蒋，反而在4月16日 ，在中央党部联席会议上，把他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
老蒋最后要安抚的对象是中共。而在他有所行动之前，中共内部已经发生了不大不小的震荡。由于陈总对国民党根深蒂固不信任，中央依然设在上海。这固然使其避开了老蒋偷袭，但因当时无大功率秘密电台联络，中央最初还是从报纸上知道“中山舰事件”的。而且，因为忙于商讨应对北京“三一八惨案”的斗争策略（只要中学里学过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都知道是怎么会事），他们还认为是帝国主义在造谣。等到确认为事实以后，老蒋那边在广州已经把苏联代表、国民党中央搞定了。因此，有条件在第一时间反击老蒋的中共组织，只能是广州区委。当时，主席主张联合其他五个军军长，一起去外地开会讨蒋，这样就能置老蒋于万劫不复之地。总理和延年也同意，但广州区委无法与上海中央联系，他们只能向布氏请示，而布氏决定先与老蒋谈一谈再作定夺。老蒋态度已见上文，布氏遂否决主席等意见，继续支持老蒋。主席所献奇策便无疾而终。
但也有人并不认可这样的说法，据当时在上海中央的郑超麟回忆，对于“中山舰事件”，中央主张强硬而广州区委主张妥协。而笔者看法是，设法把敌人搞乱从而乱中取利，是主席一以贯之的斗争策略。这种策略，主席在日后漫长的政治斗争生涯里，一直在使用或试图使用。如果采纳主席献策，策动五位军长讨伐老蒋，广州局势可能大乱，在理论上对中共夺权有利。所以从逻辑上讲，应有主席献策这回事。但苏联扶植国民党目的，是要它成为一股坚强的政治军事力量，在最短时间里控制中国政局，成为其在华利益代言人。如果广州政局真的回到陈逆炮轰总统府之前，重新整合到具备出兵北伐能力，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所以，只要老蒋还肯认苏联为友，作为临时客串苏联在广州代表的布氏，为了回国后不被老斯责罚，断无采纳主席献策之理。而广州区委没有布氏支持，搞不成武力倒蒋，此后主张妥协也就不足为怪了。
回过头来再说中央的反应，陈总在确认事实以后暴跳如雷，重弹退出国民党老调，确如郑超麟回忆的那样，强硬得紧！但国共党内合作是国际定下的基调，不要说陈总个人推翻不了，就是中共全党也推翻不了。而想反击，因失去时效性也变得不可能了。陈总无奈之下，只能派国焘赶赴广州，查明事实真相，处理善后事宜。前面已经讲过，国焘经过牢狱之灾后，棱角已被磨平，自然会按符合国际意图，对老蒋妥协。更何况，国焘到广州已是4月6日，中山舰事件已发生半月有余，就是想强硬、想借助第三势力的武力，也不再具备客观条件了。

老蒋那边可是早就等着安抚中共了。所以，当4月8日国焘在总理陪同下前往黄埔军校时，老蒋对国焘十分客气，再三表明自己没有反共意图，双方一拍即合。为表现诚意，老蒋当日就把给之龙设套的欧阳格免职，关进虎门要塞。接着，他公开表示，“中山舰事件”与中共无关。于是，被赶出黄埔军校和第一军的五十多名中共党员也重回黄埔，编成一个高级训练班，由总理当班主任。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的武器也发还了。黄埔军校内中共组织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国民党右派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同时被取消。到4月14日，连之龙都被释放重新安排工作了。国焘秉承陈总旨意，认为之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坚决不同意他再回中共。但等大革命失败，他仍被看作中共一方的人，被迫逃往日本。1928年2月，他潜回广州，结果被捕遇害。因没有中共党员身份，至今也没有获得烈士称号。
事态发展至此，汪奸已是威风扫地，国民政府主席宝座朝不保夕。但他虽不出面视事，却拖着不肯辞职出走，要鲍使回来支持他。而老蒋同样觉得，布氏支持还仅是临时性的，获得直接代表苏联政府态度的鲍使支持，才是长久之计，遂也派人去苏联请鲍使回来。于是，鲍使在众多势力期盼之下，于4月29日回到广州。鲍使所代表的苏联意图，当然是广州国民政府核心尽快形成，这样才能出兵北伐，在中国建立亲苏政权。而汪奸这样不思自强只把希望寄托在别人支持上的软弱政治家，根本不符合苏联的期望。倒是老蒋为人强势，只要肯服从苏联领导，不失为值得培养的好苗子。带着这样想法，鲍使下船伊始，就一头扎进黄埔军校，同老蒋促膝长谈，而且一谈即拢。此后碰到一切问题，他都照例抛开汪奸，只与老蒋和其智囊张静江商量。汪奸眼看已被抛弃，不得不在5月11日秘密离开广州。
当然，鲍使支持老蒋，对中共方面也得有所交代。但这交代竟然是，把发生“中山舰事件”原因归咎于陈总在国民党二大前夕的不作为，也就是归咎于总理所说的第一次大退让，说是这次退让壮了老蒋的胆。然而笔者却认为，不管国民党二大前夕中共消极还是积极，只要手里没有自己的军队，掌握着兵权的老蒋为争夺最高权力，都会伺机发难。要怪就怪鲍使和中共都无先见之明，没有应对预案，硬要把责任推在中共头上，是没有道理的。国焘当时可能也是这个想法，便与鲍使据理力争。散会后，太雷（他已由马林翻译转为鲍使翻译）向国焘解释：“中山舰事件”责任总要有人负，如果让莫斯科或布氏负，国际影响恶劣；让鲍使负，他就无法继续工作。所以，只有中共中央出面揽下责任，引起的震动才最小。国焘听后，只好决定容忍，事后陈总也采取了相同立场。他们哪里知道，有一就有二三，类似的黑锅他们还得继续背，一直背到断送政治生命，背到成为党史上的反面人物。
这就是总理在1943年所说第二次大退让（也就是军事上大让步）真相。稍有辨别能力者都可以看出，和第一次大退让不同，陈总这次并未退让，他是替苏联和国际、布氏和鲍使背黑锅。陈总真正的错误在于，他既然不愿意把中央迁往广州，而因为省港大罢工也无法迁往毗邻的香港，就应该向国际申请架设沟通沪粤两地的大功率秘密电台，从而保持与国民党政治中心信息交流的畅通。如果有此条件，那么以陈总的火爆脾气，倒是有可能采纳主席献策，搞广州个天翻地覆。日后，国际即使追究起来，也已是木已成舟（老蒋就是这样干的）。那样的话，不管中共日后依然要经受多少磨难，至少老蒋这股势力被扼杀在了摇篮里，而该股势力因为系出中山嫡传，具有很强的正统性和号召力，所以，在反动力量中的综合能力最强，日后也最难对付。
但还是那句老话，历史不容假设。历史是老蒋在又得到一船苏联军火，站稳脚跟后没几天，就于5月15日召开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要迫使中共作出第三次大退让了。老蒋这次使出的杀手锏是整理党务案，其主要内容为：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中央、省、特别市任执行委员里的数额，不得超过总数三分之一；中共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的部长；中共须将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主席保存；中共对参加国民党的中共党员指示，须事先提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方能下达；国民党员不得加入中共等。
从中共方面来看，老蒋这次搞的又是突然袭击，他们是在5月15日才看到整理党务案全文的。而站在鲍使角度，他应该早就知情，甚至该提案可能就是他和老蒋讨价还价的结果。因为鲍使在5月14日，特意要求国焘和平山去拜访老蒋和张静江，保证中共对第二天会议内容并不知情，届时也不会做出贴标语、游行等反对该次会议举动。而事后，在包括主席、总理在内的中共在广州党员纷纷反对整理党务案时，又是鲍使为该提案百般辩解，说什么“不被驱逐出广东，就仍有胜利的机会”、“中共实际损失不过减少了委员数和不能当部长”、“交出名单和审查训令只是国民党的一厢情愿，中共可以在联系会议上提出异议”（这一点鲍使倒是讲对了，后来在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果然没能如愿）、“国共将来是要分家，但要等到打到北京以后”等等。
据笔者分析，鲍使同意老蒋提出整理党务案，并积极迫使中共接受，是与老蒋的政治交易，所索取的回报是老蒋承诺立刻出师北伐。苏联勒紧国内人民裤腰带，却把军火一船一船往广州运，金卢布一笔一笔往广州汇。目的既不是让国民党偏安华南一隅，也不是让国民党做好中共“保姆”，把中共培养大。它的目的明显在于尽速扶植国民党，促其挥军北伐，消灭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诸北洋军阀势力，掌控全国政权，从而成为苏联在华利益代言人。鲍使在“中山舰事件”之前回苏联述职，目的之一应该就是领受促成国民党北伐的新任务；在事件之后来广州执行“保蒋弃汪”战略，目的仍在尽快促成国民党北伐。所以，鲍使要老蒋立即北伐，老蒋顺势要求先整理党务，以安定国民党内部时，他非但没有理由反对，反而会积极推动。

当然，这样极端自私自利的动机，鲍使和苏联是羞于也不敢跟中共明说的。倚仗着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垄断，他们发明了一种用于忽悠中共的“二次革命论”。即认为中国当时资本主义不发达，工人阶级力量弱小、觉悟幼稚，而资产阶级力量比工人雄厚、比农民集中。因此，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只能是资产阶级作为领导、联合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一次革命胜利以后，只能是资产阶级坐天下，发展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只能获得若干自由和扩大自己能力的机会。等到中国的资本主义发达了，工人阶级力量强大了，无产阶级才能发动第二次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按此理论，当时属于第一次革命阶段，中共就应为国民党充当“苦力”，而不应有非分之想。
鲍使祭出“二次革命理论”的法宝后，国焘及随后赶来的彭述之，不得不想方设法让参加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接受整理党务案。彭述之唱红脸，也说不可接受该提案，但自己不提对策，对别人的对策一概否认。国焘唱白脸，在讨论到第七天时，宣布进行签字表决。由于担心个人前途，除主席之外的绝大多数讨论者都签字同意接受，整理党务案便宣告生效。老蒋借此法案乘胜追击，自己取代谭平山担任组织部长且兼任军人部长不说，还把张静江捧上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主席宝座。此外，主席辞代理宣传部长，林老辞农民部长，中共在国民党内权力尽失。总理所说的第三次退让，即党务上大让步，终于成为现实。
在此之前，国焘其实也看出问题症结所在，他曾向鲍使郑重建议，苏联是否也能向中共提供一些武器援助，只要轮船到达工人纠察队控制的港口，后面一切问题中共都能解决。鲍使显然有所触动，但思考了一阵，想想这可能激怒老蒋，使北伐流产，便口称时机不成熟，待日后再议。中共大举建设自己军事力量的构想，仅露了个头就无疾而终。
第三次退让的消息传到上海中央，陈总自然无计可施，只是重复声称退出国民党这种弃妇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套路。但经国际领导人布哈林在《真理报》上撰文批评，维使亲自再来上海纠正，陈总很快就噤若寒蝉，不再反抗了。明眼人不难看出，这次就算陈总本人在广州，结果也是一样。因为党务让步是鲍使与老蒋商量好的政治交易，事关苏联和国民党合作基础，任何力量都无法使之改变。
纵观所谓陈总在三次大退让中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问题，笔者以为纯属子虚乌有。他的真正问题在于：在中共借国民党之势已成长为全国性大党情况下，明知身处两难境地，不思发挥主观能动性，去主动忽悠国际，为中共争利。只是一味死抱着不可能实现的“退出国民党，实现党外合作”信条，无所作为。所以，陈总错误是不作为的错误，尽管对党的危害也很大，但定性必须清楚，该负的责任由他来负，不该戴的帽子绝对不能套在他头上。此外，陈总本是“二次革命论”受害者，却不料，在日后中共党史中一度成了“二次革命论”发明者，那倒是真正的冤哉枉也！
再回到当时。老蒋在党和个人要求都得到满足以后，于1926年7月4日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名义颁布北伐动员令，既为了向全中国最高统治者权力宝座攀登，顺便也兑现向苏联许下的承诺。而面对这一新形势，中共和陈总又是什么态度呢？请看第五章《北伐革命》。
在结束本章之时，笔者还想再谈谈倒霉的李代局长。李之龙同志年不过27岁，仅凭烟台海军学校学历和中共党员政治背景，就一步登天当上了海军局代局长。一时间，这位年轻英俊的大红人，成了无数广州少女心中偶像，真是风流潇洒得很。然而老子说得好，福兮祸所伏。别人无缘无故给李同志一个大馅饼，是暗藏陷阱的。果然，上任不过八天，做好的套就套上了脖子。李同志错不在白天离开办公室（因工作外出也是不可避免的），错就错在晚上到家见文件就签发。须知调动军舰这等大事，应该及时向上级请示，有延年、总理把关，主席分析，这个套应该不会钻进去。再不济也该以问候校长、教育长为名，向老蒋、演达核实一下，一切就会真相大白。当然，老蒋想要夺权必然还会寻找其他借口，李同志海军代局长宝座肯定无法久坐。但那样也顶多像主席那样，光明正大地辞职，日后仍能参加土地革命、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如果不倒在漫漫革命征途之上，人民共和国海军司令一职恐水到渠成。即使倒在革命征途上，也至少能入忠烈祠，不会像现在这样成为国共双方都不待见的孤魂野鬼。所以，遇到无功受禄之事千万不能得意忘形，要有危机意识，要做事谨慎。无论动荡年代参加革命，还是和平年代参加工作，都是至理名言。

第五章 北伐革命
照中共党史标准观点，中共对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战争坚决拥护、积极参与。这种说法针对北伐战争进展到如火如荼阶段是对的，但如果也包括北伐战争发动期就不那么正确了。因为在那段时间，陈总竟然公开撰文反对北伐。
事情得从北伐开始前，国民革命军最重要的苏联顾问加仑将军的奇怪举动说起。他竟然问中共广州区委领导（依然是延年和总理）：“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广州区委无法回答，遂派总理去上海向中央请示。其实，加仑的举动是与鲍使下一步图谋有着重大关联。鲍使先被老蒋发动“中山舰事件”打了个措手不及，后为了促成北伐，不得不逼中共接受老蒋的整理党务案，内心里对老蒋根本不信任。他想的是，在北伐中改变革命阵营与老蒋势力的力量对比，瞅准时机也发动一个革命的“三二0”，打倒老蒋。
鲍使既有此意图本该跟陈总明讲，而不应通过加仑打哑谜，但他刚刚强压中共就范，也许为维护领导形象羞于出口。这哑谜一打，陈总就摸不着头脑了。当时他还在病中，思维也不够敏捷，就干脆叫陪同总理一起来的国焘召集会议，进行讨论。已进化成“幼奸小猾”的国焘同样摸不着加仑底牌，便干脆打起了哈哈，说北伐中的方针就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对加仑的询问来了个不了了之。
陈总病好之后，寻思起加仑的态度，似乎觉得苏联和国际也不赞成北伐。而他信奉马克思主义在欧洲革命的公式“宣传——组织——暴动”，也从心底里认为北伐这样军事行动只是军阀对战而非革命。这就构成了他反对北伐的第一个层次原因。陈总反对北伐的第二个层次原因是，他根据国民革命军能投入北伐战场的兵力只有六、七万人，与子玉、孙传芳各拥兵20万相比力量悬殊的客观实际，认为老蒋发动北伐，肯定会输得一败涂地，根本无军事可行性。有可能倒是，老蒋在模仿当年中山以北伐为名收兵权的做法，把北伐当做消灭广东异己力量的幌子，这异己力量可能就是中共。陈总反对北伐的第三个层次原因是，对国际“二次革命论”不满，认为中共既然在这次革命中无法取得政权，也就无须为国民党做“苦力”。
陈总这些想法，还得到了与苏联意愿略有分歧的国际代表维使的支持。他胆子一大，便在中共机关刊物《向导》上公开撰文反对北伐。一石激起千重浪，国民党方面老蒋反对自不必说，那些本来同情中共的中派和偏右倾些的左派，也纷纷指责陈总的不是。张静江亲自抗议，要陈总收回看法，却遭陈总在《向导》公开复信批驳，闹得收不了场。
对于陈总这种做法，中共内部也有不少人不同意，中央局委员里，国焘和秋白就赞成北伐。只不过，陈总仗着家长制威风（这点后来党史倒没冤枉他）拍桌大骂国焘，国焘不敢回骂，反对北伐的动议才被通过。以动议为依据，中共签发了一系列中央通告，指示中共党员只做民众工作，不从事军事工作，不参加北伐占领区新政府。已经参加的必须退出，否则开除党籍。陈总还赤裸裸地讲出了这样做的目的：不替国民党做“苦力”，不让国民党右派强大到足以威胁中共生存的程度。
陈总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呢？笔者觉得，陈总这次对形势的判断很有前瞻性。但错误在于，北伐统一是全国人民共同心愿，属于大是大非历史潮流性质的问题。即使可能对中共不利，也只能在心里想，而不能在嘴上说，更不能逆潮流而动，不肯出力。正确做法应该是积极拥护北伐，主动参与进去，然后设法从中多捞点实利，能捞多少是多少。在不易被发觉情况下，能给老蒋使绊子就给老蒋使绊子，以此缩小国共间实力差距，以图后举。如果能有后来的认识觉悟，那就索性拉一部分军事干部，“坑蒙拐骗”一部分武器，到两湖基本条件好的农村去，提前组建红军和农村根据地，增加与老蒋对抗筹码（当然，以农村包围城市革命路线是付出了血的代价，才在主席推动下确立的，此时陈总不可能先知先觉）。
而在当时，陈总采取的策略只是把希望寄托在老蒋发动北伐失败下台，从而验证自己先见之明，进一步维护家长制权威上。但事与愿违，北伐出师仅仅四个月，即彻底打垮了吴佩孚集团，拿下武昌，令陈总是大跌眼镜。那么，国民革命北伐军何以能以弱胜强呢？尽管我们所述不是国民党党史，但因北伐与中共关联密切，仍必须拿出一定篇幅，加以说明。
北伐是从援助湖南省防军第4师唐生智部拉开序幕的。唐借助湖南民众倒赵（湖南督军赵恒惕）风潮，起兵反赵，欲图取赵而代之。尽管他占领了长沙、岳阳，宣布就任代理省长，但赵的主子子玉立刻派重兵反攻。战至1926年5月初，唐力不能支，放弃长沙退守衡阳，正式宣布归附广东国民政府。当时，广西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三人集团已加入国民政府，所部被编为第7军。于是，老蒋一面把唐部编为第8军，一面派第7、第4两军入湘援唐。6月5日，国民革命军击溃当面之敌，进占攸县，取得援唐战争胜利，并打开了北伐通道。
休整了一月以后，北伐军第4、7、8三个军以衡阳为基地进攻长沙，仅仅几天工夫就于7月11日进入长沙。又过一个月，贵州地方军队也归顺国民政府，被编为第9、10两军。老蒋遂于8月12日，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对孙传芳的江西取守势，而以主力直趋子玉据守的武汉。此后，第4军于8月19日占领平江，第8军至8月22日连克岳阳、通城、羊楼司诸地，攻入湖北境内。子玉见局势危急，亲率主力从直隶南口（今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南下增援，于8月25日抵达汉口。但北伐军第4军就在次日，向奉命死守汀泗桥的万余名吴军发动攻击。激战一昼夜至27日，吴军大败，被俘2400人。子玉纠合亲率的主力与从汀泗桥败退下来的溃兵共2万余人，决心死守贺胜桥。而北伐军第4、7军不给他喘息时间，于8月29日打响贺胜桥战役。至30日上午，北伐军获得决定性胜利，俘敌3500人。
这以后，北伐军于9月6、7日先后攻下汉阳和汉口，子玉留下2万人死守武昌，自己逃往河南信阳。而北伐军经过四十多天围攻，终于迫使武昌守军在辛亥革命第十五周年纪念日——10月10日献城投降。到了这个时候，吴佩孚集团基本覆灭，再也没人会认为北伐会失败，陈总的有色眼镜终于摔得粉碎。

北伐何以能以少胜多，历史学家对此做了种种分析：有人认为，国民革命军解决了为谁而战的问题，军队士气高涨、作战勇敢，是为士气说。有人认为，国民政府采取联络张作霖夹攻子玉、争取孙传芳中立的远交近攻策略，是为策略说。有人认为，中共动员沿线民众，为国民革命军带路、送情报、抬伤员，是为民众支持说。有人认为，老蒋采用银弹攻势，收买了一部分北洋军阀将领，是为收买说。有人认为，苏联顾问带来了先进战略战术，是为顾问说。
北伐胜利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上述各种原因肯定都起了作用。但笔者要说的是，导致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是老蒋用日本步兵操典训练士兵，从而无意引发了中国战场的一次军事革命。这次军事革命是什么呢？就是步枪瞄准技术。原来，中国军队自从引进步枪以后，一直没有强调要瞄准射击，士兵上阵向来是胡乱射击，一旦子弹打完对手不溃退，那就自行溃退。也许有人会说，连猎人使用猎枪都知道瞄准，士兵真有这么傻吗？在这里笔者要指出的是，猎人知道瞄准是因为有两大动力。第一是生命安全动力，不瞄准可能会被豺狼虎豹吞噬。第二是经济利益动力，不瞄准打不到猎物，会没有经济来源，消耗子弹，会浪费经济资源。而雇佣兵打仗是例行公事，打死敌军不能证明是自己所打，拿不到奖金。反过来，只要不是一对一决斗，打不死敌军也不至于危及自己生命。所以，人一懒也就蹉跎过去了。当然，个别无师自通的神枪手还是极受欢迎的。记得电影《从奴隶到将军》里的罗宵（原形是新四军将领罗炳辉），在旧军队里因为枪打得准，他的连长叫所有士兵给他一个人装子弹。
中国近代战史也充分证明了北伐前中国军队胡乱放枪的真实性。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朝陆军与强调瞄准射击的日军战斗，打一仗败一仗。义和团运动中，董福祥一万多甘军手执后膛步枪攻打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打了几个月也没打下任何一个使馆。而在内战中，1920年直皖大战，双方共出动20多万士兵，消耗子弹上千万发。最终分出胜负时，双方一共伤亡二百多人，真正战死的仅几十人。这样打仗，其实就是比谁的子弹多，抗得住打。谁的子弹先打光，谁就输掉战争，丧失地盘和权力。
而老蒋则不然，他好不容易混上黄埔军校校长，总想要搞点不同于保定军校和云南讲武堂的新东西。于是，他借鉴日军步兵操典编写了自己的步兵操典，其中恰好就有强调射击姿势和瞄准的内容。于是，国民革命军士兵受到了强化瞄准射击训练，到了实战时，优势便大大显露了出来。像汀泗桥、贺胜桥这样的重要战斗，会瞄准一方比胡乱放枪一方的优势大得肯定不是一星半点。有了这个关键性优势，再加上北伐军士兵不怕死、有民众支援、苏联顾问在战略战术上再出些金点子，仗当然打起来就更顺了。仗一打顺，对手队伍里不坚定分子就要动摇。别说有银弹，就是没有银弹也要起倒戈之心，傍大头去。
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诸多因素混杂在一起，连老蒋自己也不清楚北伐以少胜多的真正原因。他也和大家一样，以为真是“黄埔革命精神”在起关键作用。以至于1948年要与中共展开大决战时，还拿北伐说事，要学生们对中共以少胜多。
老蒋作为军事将领，对北伐取胜原因尚不甚了了，陈总作为一介书生棋错一着，也就没什么好奇怪了。此时，陈总在党的事业面临国民党右派威胁，个人威望也因为反对北伐跌落谷底的情况下，却也不甘束手待毙，努力在想自救之道。他倒也不糊涂，也一眼看透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赶紧临时抱佛脚，以配合北伐为名，从事中共自己的武装斗争。陈总从事的武装斗争有两处，其一在四川，其二就在中共中央眼皮底下的上海。
中共在四川发动的是泸顺起义。目的是在北伐军攻击路线以外的四川，通过策动一部分川军倒向中共，以收逐渐赤化全川之功效，做到全国棋盘上有中共的一角。即使无力赤化四川，也可以以配合北伐为名，把部队带到河南，增强中共军事力量。中共在上海发动工人武装暴动，则是试图抢在北伐军到来之前，控制住上海这个工人阶级力量最为集中的城市。然后利用上海的雄厚财力，依靠苏联武器支援，做活苏浙这片棋。跟二战后期波兰流亡政府抢在苏军到来之前发动华沙起义，有点类似性。陈总能够想到武装斗争，努力实践武装斗争，也实属不易（这也证明他不是推行右倾机会主义的首领）。但当时中共对武装斗争初学咋练，领导艺术极其幼稚，川沪两地斗争结果都不尽如人意。
先说泸顺起义。在中共重庆军委会书记杨闇公（杨尚昆长兄）策动下，1926年12月1日，泸州驻军中第4、第10两个混成旅发动起义，将同驻一城的第2混成旅缴械，打出了国民革命军旗号。12月3日，顺庆（今四川南充）起义也获得成功。按起义总指挥刘帅的计划，泸州起义军应迅速向顺庆靠拢，如此进可攻退可守。但泸州起义军首领陈兰亭贪恋泸州巨额盐税收入（当地盛产井盐），流连不走。四川主流军阀刘湘等乘机进攻，顺庆起义军很快失败，余部撤往川东。重庆军委会无奈之下，只能派刘帅于1927年1月中旬赴泸州指挥部队，以图保住这根独苗。但刘帅虽为川中顶尖名将，起义军却不是北伐军，既未按蒋编步兵操典练成瞄准术；也没来得及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明确为谁而战，把支部建在连上。因此，充其量只能与前来围攻的刘湘军形成对峙。
拖到3月31日，刘湘在老蒋策动下，于3月31日率先在重庆制造反共惨案。杨闇公等四百多中共党员和亲共人士尽被杀害，中共重庆地委遭到彻底破坏，泸州形势更加孤立。从4月5日起，刘湘联合黔军加强了对泸州攻势。战至5月上旬，起义军主要将领在内部弹尽粮绝、外部援助无望情况下发生动摇，准备献出刘帅投降。刘帅幸而得知了消息，于5月12日离城出走，坚持了半年的泸顺起义随即失败。投降后的军队于5月23日，乘夜逃往贵州，后被杨森等军阀收编。
中共在上海发动的武装起义共有三次。第一次发动于1926年10月23日。这以前，浙江省长夏超已同意国民党驻沪代表钮永建要求，脱离孙传芳归附国民政府，并向上海进军。不料，等高昌庙兵舰上中共地下党员开炮时，钮已得知夏超部队兵败，不敢响应起义。于是，第一次起义遂以工人牺牲十余名、被捕百余人而告失败。

农会一旦取得农村话语权和控制权，便要应农民的呼声，提出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诉求。政治诉求是打倒土豪劣绅，建立农民武装；经济诉求是减租减息，谷米阻断，强迫地主修理道路、塘坝；文化诉求是破坏旧习俗，禁止赌博吸鸦片。这些诉求的具体内容，主席在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已经写得十分详细，大家上网一搜就可读到。但应该指出的是，主席虽然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还是对革命用了点春秋笔法，有些过火之事并未和盘托出。笔者在这里就讲点证据确凿的过火行为，也好让大家切实知道一下革命为什么不是请客吃饭。
最过火的行为莫过于处死叶德辉了。此人系前清遗老、国内名儒，还是著名甲骨文大师王国维的老师，本算不上土豪劣绅。偏偏他不识时务，给湖南省农会送去一幅对联。上联是“农运长久，稻粱菽麦黍稷，一般杂种”，下联是“会场广阔，马牛羊鸡犬彘，都是畜生”，横批是“斌卡尖傀”。上下联好理解，是骂农会“杂种”、“畜生”，横批又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把四字拆开就是“不文不武、不上不下、不小不大、不人不鬼”。叶某人仗着有些才学出口骂人，自然有错在先，但他并无血债，即使解放后落在人民政府手里，也不过劳动改造而已。在当时，中共湖南省委为打击其嚣张气焰，千方百计派人把他从长沙城内躲藏处抓了出来，戴高帽游街完全可以。但于4月3日将其公开处死，就属于不讲政策了。果然，消息传出，海内一片哗然。其中，王国维担心北伐军打到北京，中共掌权，自己也会落得同样下场，干脆于6月2日投颐和园昆明湖自行了断。
其他过火行为还有：减租减息变成了不交租、不还本金。破坏旧习俗在没有做长期耐心思想情况下，就毁庙宇、打菩萨、拆祠堂、推翻族长制度，被一般人认为是不孝祖宗、欺神灭道。而强迫寡妇改嫁，强迫妇女剪发，鼓动妇女反对夫权，又似乎坐实了共产共妻的谣言。当然，过火是过火，中共在农村的影响力终究是初步建立起来了。
大革命的第三个矛头对准了中外资本家。北伐军占领两湖以后，前几年遭受压制的工会，在中共领导下迅速恢复了生机。1926年10月10日，湖北全省总工会宣告成立，到该年年底会员达30万人。湖南省工业规模相对小，但同期工会会员也达9万人。由于武汉三镇工人运动的蓬勃开展，中华全国总工会也于1927年2月11日迁到汉口办公。
在中共坚强领导下，工人通过罢工向中外资本家争取自身权益。武汉的外国资本家如英美烟草公司，见势不妙，关闭企业逃之夭夭，倒也为民族资本家留下了发展空间。但民族资本家同样面临工人的冲击。当时总工会提出的条件是，工人每月最低工资十三元，每日基本工作时间十小时，加班不超过两小时，每周有一个休息日。这些条件在现在看来是比较低的，但当时资本家看来赚钱赚惯了，残酷剥削工人剥削惯了，并不肯爽快答应。而工人武装纠察队既已大权在握，也不再用罢工这样的非暴力手段，干脆直接将资本家们住所封锁住，把他们拖出戴上高帽游街示众。资本家们这才感到大事不好，只得乖乖签订城下之盟。
相对于农运，笔者以为，工人使用的手段虽也有些过火，但基本上还算有理有节。至于网上有些人最为津津乐道的江西赣州店员工会章程，应该是基层工人一些不切实际的极端要求，并非主流情况。要不然，也不会被国民党方面抓住典型，收入藏档，像宝贝一样带到台湾。几十年后还要拿出来，作为杀伤力极大的武器。
由于中共反帝反封建反资本主义三箭齐发，吸引了朋友方面的农民、工人和愤青学生大量投身革命。而少数投机分子也觉得加入中共可能是条出人头地的道路，也开始投机革命。一时间，中共党员人数急剧增加，到1927年5月达58000人，比北伐开始前又增加了三倍多，初步成为中国政坛上一支呼风唤雨的力量。
但是，也因为中共在大革命中不善于运用策略，没有暂时隐瞒自己斗争原则，从而把潜在敌人全都一步到位地放在了对立面上，造成敌方力量也空前团结、空前强大。反对帝国主义，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导致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保住其沿海租界的在华核心利益，派遣总数共达三万余人的军队来华，准备干涉革命。发动农运，被打击的土豪劣绅自身虽无力反抗，但湖南大多数地主和北伐军各级军官沾亲带故，从而大大增加了北伐军走向革命对立面的可能性。发动工运，资本家尽管被迫就范却心犹未甘，他们借口工人提高权益导致企业经营亏损，通过少缴甚至不缴税款的手段，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加剧了国民党当局对中共的不满。所有种种来自右翼的反弹，终于导致了国民党当局由局面到全面，对中共进行残酷镇压，而挑头翻脸的依然是老蒋。详细情况，请看第六章《血雨腥风》。
在结束本章之时，笔者想就文革期间为强调所谓“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危害”，关于中共在大革命中只要坚持斗争立场，接已接近于取得全国革命胜利的说法，发表一点不同意见。诚然，当时革命形势看似一派大好，是中共成立以来难得一见的黄金时代。但中共党员人数再多，也不到6万人，与1949年临近解放时的449万相比，简直微不足道。中共发动革命的区域再广，也只有湖南、湖北、上海再加江西一隅。而中共对组织成员的控制能力、领袖们的政治老练程度，更是与1949年有着天壤之别。这样水平的政党，如果此时真能控制全国局势，也充其量是苏联在中国的傀儡，恐非中华民族之福。所以，历史特意让中共在未来二十多年里经历九九八十一难，让其百炼成钢以后，再来拯救苦难的中国。

@驷马桥x客 2015-08-26 13:35:40
原来的帖子没人看，都放馊了的饭，回锅炒炒，又端出来了？
标题还模仿人家红朝笑笑生，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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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的没错，就是冲着红朝笑笑生来的。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让大家对比阅读。

第六章 血雨腥风
说实话，老蒋作为政客，反共意志并不像西山会议派那样坚决。如果容共能给他政治生涯带来更多好处，中共大革命搞得再过火，他也可以容忍于一时。但当苏联方面已有把他当成柠檬，挤干后再甩掉的意思以后，他就要对中共不客气了。所谓四一二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此。
虽然老斯挤柠檬图谋只在莫斯科向忠诚党员披露，并不会直截了当告知老蒋，但老蒋依然从苏联顾问们态度变化的蛛丝马迹里感觉得到。老蒋感觉之一：攻打武昌之役中，老蒋令一直作为预备队使用的嫡系第一军第二师，带头向武昌城垣冲锋，意在让嫡系争得头功。作为资深军事专家的加仑将军，明知在缺乏重武器火力情况下，攻击高大坚固城墙并不明智，却故意不发一言。结果，第二师伤亡惨重吃了大亏，武昌城墙却岿然不动。看来，尽管中共方面不肯表态，但加仑依旧在自行悄悄执行着在北伐中削弱老蒋势力的既定方针。
老蒋感觉之二：鲍使慢慢在撇开老蒋，而对北伐后才投顺过来的唐生智第八军曲意笼络、恩宠有加。唐受宠生骄，渐渐不把老蒋这位北伐军总司令放在眼里，既不愿让老蒋势力渗入湖北，也阻扰其嫡系部队通过湖北向北发展。而按鲍使以避免过早与帝国主义势力发生冲突为由，事先定下的进军路线是，暂不攻取沿海省份，走中部从广东一路直插外蒙古（即使玩三国游戏，也没有这样的打法）。所以，老蒋并不能贸然向江西进军，为此进退两难。
老蒋感觉之三：借着孙传芳有从福建威胁广东大本营的可能，老蒋终于冲破鲍使限制，率其嫡系第一军，加上谭延凯第二军、朱培德第三军、程潜第六军，朝着江西方向进攻。1926年9月19日，第六军孤军深入偷袭南昌得手。但孙军迅速集重兵以包围姿态反攻南昌，程潜见势不敌急忙撤退，还是遭受了重大损失。10月9日，老蒋以第一、二、三军再度围攻南昌。这时，随军的加仑继续对老蒋抑己野战之长、扬己攻坚之短的错误战术袖手旁观。致使孙军于10月12日晚，夜袭第一军第二师，造成严重损失。一直拖到当月下旬，加仑看看真的拖死老蒋，对整个北伐事业都不利，但自己又不便再直接出面建言献策。遂请中共出面，借某日本军事专家（老蒋比较迷信该国军人）之名建议，先沿南浔线击破孙军主力，然后再攻南昌（笔者按，以鬼子在1937年后侵华战争表现看，其作战最讲究夺取重要城市，对合围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并不注重。因此可以肯定，中共转来的日本专家意见，其实就是加仑自己的意见）。老蒋接受此建议后，果然与11月1日在南浔路会战中，击溃孙军主力，之后南昌不战自降。进军江西最后虽然取得胜利，但加仑的暗中使坏，老蒋不可能没有一点感觉。
尽管有鲍使、加仑合伙暗中给自己下绊子的感觉，同时也对中共在两湖地区掀起工农运动十分不满，但老蒋这时自认为依然掌控国民党政治全局。为了保住既得权势，他选择隐忍不发。然而到了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正式作出迁都武汉决议；12月1日，迁都武汉的首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宋庆龄、徐谦、孙科、宋子文以及作为顾问的鲍使等人路过南昌时，鲍、蒋矛盾便爆发了。当时，鲍使在老蒋为他们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公开指责老蒋拖延土地革命、横征暴敛等项罪名。老蒋虽努力克制，没有当场回骂，但也已清楚，苏联和国际行将把他抛弃。
作为反击，等张静江、谭延闿等第二批中枢人员路经南昌前往武汉时，老蒋便说服他们反对迁都武汉。1927年1月3日，国民党在南昌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提出先改迁南昌、待东南底定再迁南京的方案。但由首批迁武汉中枢人员为主组成的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并不为所动，也在同日召开第九次联席会议，坚持迁都武汉原议。之后，武汉、南昌双方不断发电报和亲自往来（老蒋自己就于1月12日亲自去了趟武汉），各陈述迁都理由。一直争到2月8日，老蒋见苏联站在武汉方面，社会舆论又普遍不支持迁都南昌，更要命的是财政部长宋子文扣住他所需要的1300万元军费不发（这对日后的郎舅，此时还是两只见面就掐架的乌鸡），遂不得不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名义，同意迁都武汉。不过，他又以江西省政府将于2月20日成立为借口，拖延第二批中枢人员迁往武汉的时间。但拖是拖不过去的，到3月初，几乎大多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都抵达武汉。老蒋被迫于3月3日承认失败，表示剩余中枢人员将在几天内前往武汉。
老蒋希望事情到此为此，自己仍能保住在国民党中央的支配地位。但鲍使因为执行了类似于主席在“中山舰事件”所建议的利用国民党内部其他派系军队抵制老蒋军权的策略，成功地争取到了唐生智第八军，作为军事后盾；此时却不依不饶，打算把广州时代中共第二、第三次退让中失去的权益全部收复回来。陈总早就看清，没有枪杆子保驾护航，神马都是浮云。因此，他一面在1926年12月中旬召开的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上，依然强调把各种革命领导权交给国民党；另一面急急忙忙部署抓上海、四川两地的枪杆子，对鲍使政治进攻计划根本不感兴趣。但其他没有陈总站得高、看得远的中共领袖们（如秋白、平山之类），对鲍使的计划可是热衷得很。
在这些人运作下，国民党二中三届全会于3月10日到17日在汉口举行，会议作出大量对老蒋不利的决议。其中，对国民党中央组织机构设置进行变更：中央执行委员会采取常务委员制，废除主席制；军事委员会同样实行主席团制，废除主席制；裁撤中央军人部。实际就是在无形中撤销了老蒋的中执常委员会主席、军委会主席、军人部长这些要职，从而剥夺了他的名位。另外还规定，总司令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并将总政治部由隶属总司令部改为隶属军事委员会，这又削减和限制了老蒋军权。改选中央执行委员会时，尽管老蒋这些名位都得到保留，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名号也没有取消。但却选举老蒋通过“中山舰事件”搞下去的汪奸担任主要领导职务，老蒋捧上去的张静江从此丢失中执会主席宝座。讨论国民政府委员改选时，与老蒋关系密切的张静江、张继、戴季陶、古应芬等人落选。这些人事安排，实质上就是剪除了老蒋的羽翼。一句话，二中全会开完，老蒋通过“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获取的政治利益丧失殆尽。
那么，老蒋失去的政治利益转到了谁家之手？答案是，很大一部分又转回了中共之手。在全会上确定的国民政府部长里，谭平山又担任农政部长，苏兆征则担任劳工部长，这就等于把老蒋在八个月前搞的整理党务案给推翻了。

老蒋在政治上遭遇重大挫折，当然想让枪杆子来为自己说话。但人家现在武汉国民政府也有唐生智的枪杆子保驾护航，他无法再像在广州一样，炮制另一个“中山舰事件”。被迫无奈之下，他只能暂作忍耐，率东路军继续向前进军，希望能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由于孙传芳在南浔路会战惨败后，不敢继续在长江以南地段与北伐军决战，所以，东路军很快于2月底占领浙江全省，3月22日接收上海工人通过武装起义拿下的上海，3月24日第二军和第六军联合攻下南京。至此，老蒋也在长江以南江浙皖赣闽诸省，拿到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富庶地盘。
然而，鲍使并未给老蒋喘息时机，继续对其进行政治打击。4月5日，他操纵武汉国民政府借口接纳冯玉祥军，宣布取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任命老蒋为第一集团军司令，老冯为第二集团军司令。而在此之前的4月1日，汪奸已从苏联回到上海，重任国民党首席领袖也成定局。摆在老蒋面前的路只有两条：前一条是认命，从操控国民党中枢的风云人物，跌落到只拥有第一军的普通军阀，从此保存实力、随波逐流、趋利避害。后一条是放胆向命运挑战，干脆同武汉政府公开决裂，树起自己的政治大旗来。
作为中国近代巨量级枭雄，老蒋毫无疑问要选择后一条道路。但问题是，老蒋的第一军随北伐胜利有所壮大，但毕竟在八个主力军里只占其一，仅凭此与其他七个主力军抗衡，力有未逮。更何况，军队运作需要军饷，与武汉政府闹翻就是与苏联闹翻，必须找到新的支持力量作为统治基础。老蒋此时倒也像民主国家竞选领导人的政客，需要打出自己的“竞选”纲领，以取得社会强势力量支持。他打出的“竞选”纲领是什么呢？不错，同发动“中山舰事件”一样，还是反共。
老蒋反共能够一箭四雕：第一只“雕”就是北伐军里其他反共将领；第二只“雕”是老蒋因曾在上海做过股票经纪人，而与他发生密切联系的江浙财阀；第三只“雕”是与江浙财阀存在天然联系的帝国主义这座更大的靠山；第四只“雕”则是国民党内的老右派。这四只“雕”都是中共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反资产阶级反官僚革命运动的利益受损方，早就对中共恨之入骨。只要老蒋肯对中共及工农群众举起屠刀，他们必然是有兵出兵、有钱出钱、有武器出武器、有舆论造舆论，把老蒋重新打造成一股足以同武汉政府、同苏联抗衡的资产阶级军事政治力量。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共主要力量都在两湖发动工农运动。那里和武汉国民政府一样，处于唐生智军队保护之下，老蒋无法向那里的中共举起屠刀。而光冲着那边喊打喊杀，不向上述四只“雕”交一份像样的“投名状”，这些“雕”就不会给予老蒋实质性支持。而陈总看似高明的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成功，正好给老蒋送上了用中共人头来拉“选票”的机会。
屡屡犯错的国际这一次却显现出难得的高明，他们命令中共赶紧在上海埋藏掉所有武器，暂时撤离上海，让老蒋一个人在那里唱独角戏。国际这一招，是想要老蒋像林冲那样，找不到可杀之人，交不出投名状，从而隔断他与四只“雕”的联系。没了四只“雕”支持，老蒋就不敢贸然跟武汉政府翻脸，就必须继续北伐事业。等老蒋军队到了山东一线，上海变为军事真空之地时，中共势力完全可以重新兴起，对前方的老蒋釜底抽薪。此计可谓老辣，但陈总好不容易得了点军事实力，焉肯轻易放弃？便没有坚决执行国际的命令。于是，中共在上海被动挨打不可避免。
当然，老蒋对于手中只拥有少量武装的中共，没有贸然采取武装袭击做法，而是严格遵循了主席后来总结出来的“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法则。他先于4月6日，派军乐队给上海工人纠察队送去一面“共同奋斗”锦旗。然后，又在4月9日发布《战时戒严条例》后，假意表示在此之前成立的工人纠察队不受此令制约，用于麻痹中共。等本有警惕的中共果然受到麻痹放松时，已经坐镇南京的他于4月11日发布了清共令。当晚，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率先发难，将骗到他家中的中共党员、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绑架活埋。次日凌晨，由上海流氓三大亨组织的青帮流氓冒充工人，手持短枪分头袭击工人纠察队各驻地。由孙传芳旧部改编过来的周凤岐第26军，佯装调解双方纠纷，将工人纠察队武器尽数收缴，并抓走多名工人纠察队骨干。
中共见蒋军发难，当然要设法化解。先是由总理借黄埔老关系，向老蒋军官请求释放工人。结果，总理自己也遭软禁，差点被杀害。后是由罗亦农等在沪领导人，于4月13日发动大批工人游行到闸北白崇禧司令部示威请愿。结果，正中老蒋和桂系结成的反共联盟下怀，司令部外军警向示威群众猛烈开火，造成大量无辜者死亡。白崇禧等在沪国民党军事首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进一步追捕杀害中共骨干分子。中共组织在上海才见了三个星期阳光，就立刻被笼罩在血雨腥风之中（老白解放时顽固追随老蒋，最后暴死台湾，估计与他欠下中共的这笔原始血债有关）。
由于国民党内部反共暗流涌动已不是一天两天，所以，老蒋打响了屠杀中共党员的第一枪，就好比当了一次反革命阵营里的“陈胜、吴广”，立刻就有大批反动分子云集响应。很快，其爪牙及盟友先后在南京、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汕头等地，以清党为名，大肆屠杀中共党员。而其中尤以广州大屠杀，对革命事业打击最为沉重。受老蒋指使从上海回到广州的李济深，伙同留守广州的古应芬、李福林、钱大钧等人，于4月15日发动反革命事变。由于广州是北伐之前的国民革命大本营，绝大部分中共党员并不像上海的同志那样小心翼翼，而是一直在此地公开活动。因此大搜捕一经展开，以萧楚女、邓培、熊雄、李启汉、刘尔崧为首的2000多名中共党员惨遭杀害。怀孕住院的总理夫人邓颖超，若没有刑场上婚礼女主角陈铁军冒死相救，必定在被捕产下总理骨血以后，人头落地。但邓大姐也因此胎儿流产，日后百般求医问药，再无生育可能，遂留下总理没有后人的遗憾。
李济深自知对中共作下大恶，所以，当他日后与老蒋争权失利，转而同老蒋敌手中共合作时，不得不欲盖弥彰地声称：发动四一五事变之前，曾派人向中共通风报信。但若是真有通风报信这回事，萧楚女这些人能死吗？邓大姐完全可以从容离去，有必要仓惶出逃，造成终生遗憾吗？中共当然清楚李在说谎，但既然已把此人接纳为统战对象，便非但既往不咎，反而也帮着他圆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