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突发奇想，想搜集一些校史看看。全国大中小学这么多，若能尽量收集，那场面一定相当壮观。当然，我不仅是为了场面壮观才去收集的，主要还是为了了解历史，看看我们的教育和社会发展历程。校史虽然只是一校之史，但管中窥豹，尝鼎知脔，小小一本校史，是可以透视大千世界的。校史的学术价值，现在注意的人似乎不多。其实，校史既是非常珍贵的教育史资料，也是非常珍贵的社会史、政治史资料的来源。校史材料丰富，征用原始材料比较多，一般而言，材料的可信度也比较高。要研究中国的教育发展、社会变迁以及政治动荡，窃以为，校史不容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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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从旧书店里买来一本厚厚的精装本《山东大学百年史》，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的版本，印了万把册。我因关注当代历次政治运动，所以先翻看了其中有关该校反右运动的部分。和我迄今看到的其他校史一样，山大校史有关1957年反右运动的情况，也是语焉不详，只有关于后来右派改正的相关信息，才稍微丰富一点。该书第一编《山东大学史》（因现山大是由原山东大学、山东医科大学、山东工业大学合并而成，故这本校史，三校分别占一编的篇幅。——s注）第八章《拨乱反正上正轨，改革开放换新颜（1977-1986）》第三节《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叙述了1978年后，学校对1957年错划右派分子的改正工作，主要内容如下：“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学校共对1957年划的149名‘右派分子’进行了复查，其中除1人留待进一步调查材料作出结论外，其余的148人均已作出复查结论：147人予以改正；1人（原学生）所划右派是对的，决定不予改正。对已改正的，恢复政治名誉。”书中还谈到了群众对右派改正工作的反应：“这一工作的开展，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家一致赞扬我党实事求是的精神。尤其是被改正的同志，更是心情激动。如中文系的殷焕先先生，在恢复了原来的教授职务和工资级别后激动地说：‘今天的党又以雄伟广阔的胸怀重念焕先得下情，重新评定焕先得错误性质，焕先感恩至极，当竭尽心力搞好教学科研，努力学习和改造思想，为实现现代化而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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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特别提到群众对右派改正工作的反应，并以殷焕先先生“激动”的感恩式表白为具体例子，表达群众对“党”改正右派的感激，这是有点意味深长的。在其他校史当中，我也看到过类似的叙述策略。对怎样被错划为右派避而不谈或谈得语焉不详，而对“改正”则大加描述，并以群众反应来强化对“党”的工作的正确性之认识，这是我所看到的校史当中，关于右派叙述的基本语法。有趣的是，也许可以和右派叙述形成对比的，是在各校校史当中，关于“文革”的叙述，则要浓墨重彩得多。基本上，我所看到的校史，都给“文革”开辟了一个专章，而不似右派叙述那样遮遮掩掩，羞羞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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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史编撰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叙述策略，我没有参加过校史编辑工作，不得其详。但我们可以思考，这后面，一定是有某种历史观在发挥作用。这种历史观从何而来，对历史知识的生产到底又会产生何种影响，我想，这应该都是值得我们深入研讨的问题。

毕先生，我不是说校史捏造“感谢”，我是说校史为什么要把这些“感谢”宣示出来。难道就没有“批评”、“怨恨”吗？校史为什么没有反映呢？这样的校史，能算信史吗？正如您所说的苏州教育志，不谈沦陷的事，并不等于沦陷没有存在过。关键还是修史的观念。观念会决定材料的取舍。

冉兄，十分感谢提供周先生文章线索，已找到，将拜阅。

游侠骑士先生：补充甚好，感谢。这个问题（校史中文革的篇幅为什么稍长）我也朦朦胧胧有过一点意识，但没有形成完整意见。今天在旧书市场，看到有卖《邓小平文选》的，我特意拿起来，看看里面选了邓1957年在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体会上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因上次我买了一个单行本）一文没有，一查，果然没选。文革是彻底否定了，看来这“反右”要彻底否定，还不知是什么时候。

yiping1914：是啊，只“改正”右派，不“改正”运动，这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另外，“右派”改正大抵经过三个阶段：摘帽、改正、恢复名誉。确实没有“平反”的程序（可参看敝博[http://tkldxxzyus.tianya.cn]2006年4月29日的文章《陈醒吾告别“右派”的三份材料》）。那么，那三个阶段是不是就算“平反”呢？还是“平反”要单列出来？

呵呵，yiping1914解释得很清楚。“不解释”这一招，回避问题不失为解决问题，这也算得上一个窍门了!不过这种解决法，终究是驼鸟政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