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人生于秦川，长于秦川，虽久客北京，只要接到陕西来的电话，仍说一口枣木梆子般生顶冷噌的关中话。作怪的是身为一个地地道道的老陕，至今仍听不懂在陕甘宁青新风靡了数百上千年的秦腔。检讨起来，大约今生今世惟尚西学，陶冶得深了，把老辈儿身上许许多多嘎达马西都当了不合时宜的垃圾，扫数唾弃了吧。
昨日枯坐无事，适逢电视上在播陇东道情，是皮影戏，乡下叫“肘胡子”的，便放大了音量。一时间我的家中梆子激越，板胡嘹亮，锣鼓家伙金铁齐鸣。耍皮影的十分卖力，昂头闭眼、宽音大嗓、唾沫四溅，唱得非常投入。
便比着他的架势也闭上眼，细细品味了一回，虽仍没听懂，却有了阵耳热心酸的感动。那陇东道情其实也算秦腔一路，许多年前听过一回，只不曾如此过心。
有人会以为，这种感动，不过是时常发作于老年人的一种怀旧的矫情。一个字都没听懂，感动个鸟啊。
我却不这么看。窃以为人对某种事物的响应，总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因素作用。一盅白干，一碗马茶，喝的人直叫好。然则究竟好在哪里，便是学贯古今的大师也未必剖析得清。
我熟识的一位老农极好秦腔。只要打听到甚么地方搭台唱戏，不论十里二十，不论天寒地冻，朔风怒号，不论是县剧团下乡恤农，还是大伙儿攒钱请来的野台班子，都会兴致勃勃地赶去，看他个曲尽灯灭人散。问他戏里唱的是什么，没一回说得明白。
有回他与另一老汉结伴去看《朱春登放饭》，返回时黑灯瞎火跌进一口枯井，解了腰带弥在一起才把他吊上来。翌日上工我问他看了什么，他吭哧了半晌冒出仨字，猪吹灯！
西北民风素称刚直古朴，秦腔千百年耳濡目染的教化功不可没。到后来华夏政治中心逐次东移，京剧、昆曲勃兴，秦腔便逐渐归于消沉，上万的剧目所剩无几。
我刚才打字，二人转新老明星的姓名齐臻臻都在那里，曾经如雷贯耳,与莫斯科大剧院、英国皇家剧院并称“世界艺坛三大古老剧社”的易俗社，词汇表里居然没有。
我的乡亲们亦不复秦汉时节那般实诚，数十年里，愚而诈的角色时不时便教我遇上几个。大约一种风气、一种精神、一种文化的形成，非数百上千年不可。颓坏起来却如摧枯拉朽，甚至不要什么韬略、什么智慧，只要有人高兴毁了它，一二十年足矣。
京剧犹黄钟大吕，一板一眼透着皇家风范。这样的戏适合在富丽堂皇的大舞台、大剧院表演。主角的唱腔、道白是明代的京腔，现而今叫苏白。配角的道白则是满调的新京白，历史超不过三百年。今人乃至一些痴迷京剧的洋人听起来不甚费力。一些成功人士更喜欢在大风起兮云飞扬的场合来他一段，做为祖荫绵长不是暴发户的证据，博得群下一片喝彩。
鲁迅曾引用日本人的意见总结过中国戏剧要点，那便是大敲、大叫、大跳，“使看客头昏脑眩，很不适于剧场”。这种意见，用于昆曲、京剧有失公允，用于秦腔却极贴切。
先生曾夸易俗社“古调独弹”，大约因了无论它的主角还是配角，无论唱词还是道白，一律端戳戳直起直落，照直就是古而今西北城乡在用的土话，保不齐或者也许大概确系古风。
另有高人把秦腔之类的乱弹梆子称作“农民艺术之火花”，此议我极赞同。平心而论，下里巴人的秦腔实做不得华夏舞台艺术的代表。极而言之，它无非西北一隅农村、市井的小民之声，不爱楚国爱秦国的楚人李斯谓之“击瓮扣缶”，俚语“头戴纸糊盔，锣鼓当虎威”者也。
我的老家乡下，对秦腔的痴迷犹如西洋人之于足球，东洋人之于棒球，是人都晓得些，提起便没完没了。不少乡村、街巷结得有自拉自唱的自乐班。倘你行走于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坡，时不时便会听到或近或远，忽而低回忽而高亢，挣命一般吼出来的秦腔清唱。唱它的不是赶路的车老板，便是田间耕耘的农夫，也可能是坐在街边门上纳鞋底子的妇人。
秦腔的大敲、大叫、大跳，沿海发达地区的人们往往感觉吃不消、受不了。先秦时代文明程度远高于秦的关东六国想必也受不了。紫塞之北，军事组织、机动能力远胜中原的匈奴无疑也受不了。
由此推想，一千年后的蒙古大军倘面对的是如此风气、如此精神，如此粗犷、务实，虎狼一般大敲、大叫、大跳的秦汉文化，也只得同它的老前辈匈奴一样，唱着“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的悲歌，裹起毡房，赶上牛羊，撇下祖祖辈辈生死歌哭的美丽草原，流落到遥远的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