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12年，朝廷允许洛阳剃度僧人27人，而且需要通过严格的考试进行筛选，而参加考试的人则由各个寺院进行推荐。那一年，陈祎才13岁，按照佛门的制度，初入佛门的少年为沙弥，而年龄7岁至13岁的则为最初级阶段的驱乌沙弥，意思是无法担负其它任务，只能负责守护谷麦，做一些驱走谷场上乌鸟的杂事。此时作为驱乌沙弥的陈祎还没有资格成为一名剃度僧人，便没有获得寺院的推荐。然而，已随哥哥在净土寺学习了3年佛法的小陈祎并没有放弃，临到考试这天，他仍然来到主考官周围周旋，寻求机会。当时，负责度僧考试的官员名叫郑善果，他见门前站着一位小沙弥，便好奇地问他来到这里的缘由。陈祎回答道：“意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意思是我出家的目的，是接续释迦摩尼的志向，弘扬光大佛法。小沙弥的这句话终于打动了郑善果，于是13岁的陈祎破格进入了考场，并最终成为了一名剃度僧人。自此，陈祎便拥有了一个正式法号——玄奘。

正式成为僧人后的玄奘也开启了他真正的学霸模式。他废寝忘食、潜心修学，在净土寺先后随景法师学习《涅槃经》，随严法师学习《摄大乘论》，建立了深厚的佛学功底，深得长老和师兄弟们的赞扬。
如果说隋炀帝在端门街的歌舞大会代表了隋朝的盛世繁华，然而在这个表面的盛世之下却危机重重。公元618年，隋炀帝在江都（今扬州）被叛军宇文化及等人弑杀，昔日繁华的隋朝都城也随之陷入战乱，王世充率军占据洛阳，到处搜刮粮食，寺院也打破了往日的宁静，受到冲击，僧侣们纷纷逃散。无奈之下，玄奘和哥哥一起来到长安避乱，希望在这里能安定下来并继续学习佛法。
当时，李渊起兵不久，刚刚进入长安，中原大地仍处于群雄混战，长安百废待兴，许多寺院也空空如也，此时的长安并非理想的修佛之地。兄弟二人经过商量，准备继续辗转益州。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之时，地处西南偏隅的巴蜀却相对安定，并未受到多少战乱影响。洛阳、长安佛教由于战乱影响而趋于衰落，全国高僧大德纷纷云集成都，盛有名望的慧景、道基、宝暹、道震、脱、空等法师均来蜀大建法筵。隋唐之际，成都的佛教信徒“知法之众”，甚至超过了当时的洛阳和长安。巴蜀也是佛教传入最早的地区之一，佛寺曾几度兴盛。特别是隋文帝时期实施“有僧行法，皆为立寺”的开放政策，益州佛寺也再度兴盛起来。而成都的佛教在巴蜀地区却最为兴盛。隋朝时期，蜀郡成都记入名录的寺院为14座，而巴蜀之地除成都以外的地区也仅14座，成都寺庙数量占了整个巴蜀地区的一半。
公元618年，玄奘与哥哥长捷法师经过子午道，向成都进发。在半路，他们遇到了空、景（慧景，摄论学者）二位法师。景法师曾在洛阳净土寺为玄奘讲《涅桀经》。师徒相逢，倍感亲切，于是停留了约一个月，每天跟随二位师傅学佛论经，然后同赴成都。

玄奘与哥哥长捷法师到了成都后，各有志向。长捷法师希望寻找一处合适的地方以利于弘扬佛法，而玄奘却想寻找一处地方继续求学。因此，长捷法师选择了城中香火鼎盛、居士众多的空慧寺，玄奘则选择了城外的多宝寺。多宝寺距城东十里，地处郊野，环境清幽，而且多宝寺云集了全国各地的高僧大德，已成为成都最著名的讲经之地。玄奘到来之前，道因法师、宝暹法师一直驻锡于此。道因法师比玄奘年长15岁，在成都期间，玄奘与道因法师建立了近似师徒的深厚关系。唐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玄奘赴印度取经回长安后，负责翻译大量经书，还特地邀请59岁的道因法师到长安译场，参与翻译佛经。
玄奘在成都共呆了五年，师从多位大师，先从道基大师处学习《毗昙》，从宝暹学《摄论》，从道震学《迦延》(即《发智论》)，研习大小乘经论及南北地论学派、摄论学派各家的学说。通过两三年的学习，便通晓各经，到第五年时，已俨然成为了一位佛家博学之士。
比丘，俗称“和尚”，佛家指年满20岁，受过具足戒的男性出家人。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已满足受戒要求的玄奘在大慈寺受“具足戒”。所谓“具足戒”，又称近具戒、大戒。为比丘、比丘尼所应受持的戒律，因与沙弥（尼）所受十戒相比，戒品具足，故称具足戒。具足戒的内容，针对比丘而言达到二百五十条，对于比丘尼戒则有三百四十八条。玄奘受了具足戒后，便被朝廷正式登记在册，并成为了拥有正式度牒的比丘。

关于玄奘受戒的具体寺庙是否为大慈寺，至今仍存在争议。大慈寺与多宝寺有着巨大的渊源。作为大慈寺前身的多宝寺初建于1600多年前的魏晋时期，最初曾为印度僧人“千岁宝掌禅师”的道场，极盛于唐宋，规模宏大，高僧辈出，世传为“震旦第一丛林”。大慈寺的大肆兴建，源于玄奘受戒130余年后的天宝年间。当时，由于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来到成都避乱。一天，玄宗见一当地僧人在成都街头布施粥饭，救济百姓。他深受感动，亲自敕书“大圣慈寺”匾额，并赐地千亩。唐至德元年（756年）大圣慈寺开始兴建，多宝寺已经颓败，其地纳入大圣慈寺的范围内。大圣慈寺承继了多宝寺的辉煌，多宝寺也成为了大圣慈寺的前身。大圣慈寺在唐宋极盛时，占有成都东城之小半，东至府河西岸，南至红石柱街，西至打金街，北至庆云西街。是当时成都的著名胜地，每逢庙会则更加热闹。当时的大慈寺附近商业繁荣，寺前形成季节性市场，如灯市、花市、蚕市、药市、麻市、七宝市等。同时，解玉溪两岸还形成了夜市。宋代田况有诗描绘大慈寺的盛况：
《登大慈寺阁观夜市》
万里银潢贯紫虚，桥边螭辔待星姝。
年年巧若从人乞，未省灵恩遍得无。
《大慈寺前蚕市》
高阁长廊门四开，新晴市井绝纤埃。
老农肯信忧民意，又见笙歌入寺来。

唐会昌五年（845年），武宗为减轻国家负担，在全国范围内大势灭佛，大慈寺因有唐玄宗题匾，故得以幸免。明宣德十年（1435年），大慈寺毁于大火，此后多次毁坏并重修。明代天顺七年( 1463年)，多宝寺获得重建，但其规模大减，仍隶属于大慈寺管辖。清顺治年间大慈寺重修，知府冀应熊提书“大慈寺”匾额。今天的大慈寺，为真印禅师于清同治六年( 1867年）再次重修，此寺将过去的九十六院归为一院，面积仅约四十余亩。
由此可知，玄奘很可能是大圣慈寺兴起前的某座寺庙（含多宝寺）受戒，即今大慈寺的前身。因此，很多学者也认同玄奘受戒于大慈寺这一观点。不过，不管玄奘具体受戒于哪座寺庙，或许并非那么重要，而他在成都留下的坚忍不拔、孜孜以求的求学精神将注定永放光芒。
玄奘受戒后，曾到巴蜀各地云游，遍访名师，曾至峨眉山朝礼普贤菩萨，拜谒宝掌禅师，讨论佛学要义。经过众多名师的指授，玄奘对“大小乘经论”，“南北地论”、“摄论学说”等均有了深厚的见地，常常摆坛讲经，坐下常数百人，众人对如此年轻却又博学多才的玄奘无不钦佩之至。当时，玄奘的哥哥长捷法师在成都空慧寺也常设讲筵，为众徒开坛讲经。兄弟二人佛学造诣一度被传为佳话。魏晋时期，颍川荀氏一门名仕辈出，曾名噪一时，被世人广为称颂，曹魏的荀彧、荀攸都出于此脉，因此世人将玄奘兄弟二人与“荀氏八龙”相媲美，曾有人感叹“昔闻荀氏八龙，今见陈门双骥”，玄奘兄弟二人的美名也远播至吴蜀荆楚之地。

公元622年秋，玄奘回到了空慧寺长捷法师身边。此时，玄奘对蜀中所传经论已作了全面的研究探讨。当时玄奘读到的佛经《摄论》有两个译本，文字、讲法、义理都有不同。到成都与诸大德高僧讨论后，仍得不到准确的答案，玄奘心中充满疑窦。此时的李唐已基本完成全国统一，作为京城长安的各行各业开始走向繁荣，玄奘便想到长安继续寻求更高深的学问。因当时朝廷对注册僧人的流动有严格限令，哥哥长捷法师也不同意他去长安，玄奘的打算未能如愿。但他并没有放弃这一想法，于是私下与商人结伴而行，于武德六年（623年），乘船经过三峡，离开了成都、先后来到荆州、相州(今河南安阳市）、赵州(今河北赵县)，一路求学论经，最后来到长安。
玄奘师通过长时间的学习，深感真谛等前人大德译著的佛经并不十分完善，致使义理含混，理解不一，注疏也不同，对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依然存在很大分歧。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此时适逢天竺僧人波颇抵达长安，玄奘从波颇口中得知当时印度的戒贤大师佛学渊博，并在那烂陀寺讲授《瑜加论》总摄三乘之说，于是发愿西行求法，寻求原典，重新翻译，以统一中国佛学思想的分歧。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玄奘发下“不至天竺，终不归东土一步”的誓言，从长安出发，一路向西，开启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公元645年，玄奘历经18年的磨难，带着万卷经书，终于回到长安，这一年，他已年近半百。

玄奘留给世人的遗产，不仅仅是对佛教文化的贡献，他对追求理想坚持不懈、百折不挠的优秀品格，更是留给中华民族的巨大精神财富。鲁迅曾以“中华民族之脊梁”形容玄奘，或许，这是对玄奘一生最好的赞誉。
今天，我们走进成都这座千年寺院，红墙之外是热闹时尚的现代化街市太古里与IFS，烟火人间，川流不息；而墙内却是青灯古佛、香火缭绕，显得古朴而静谧。一墙之隔，恍如两个世界，也为成都这片市中心之地增添一份别样之美。大慈寺院内庭前花草争艳，银杏参天而立，尤其几株曼陀罗独具一格，竞相开放的曼陀罗花恍若挂在树梢上的一串串彩色风铃，为寺院更增添了几分神秘。寺内堂前挂着一块玄宗御笔的“大圣慈寺”匾额，左前方则是一张稍小的牌匾，写着“玄奘来处”。寺内正新建玄奘殿，用以专门纪念玄奘曾在此求学受戒。
诗人流沙河曾说“没游过大慈寺，等于没到过成都”。如今的大慈寺已没有往日唐宋的风光，面积也仅有唐宋时期的二十五分之一，名气也比不上锦里与宽窄巷子，但玄奘将他的足迹与不朽精神却永远留在了成都这座温婉如玉的文化之都。方寸之地，却海纳山川，护佑着这一方的水土与百姓，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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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的写作原则就是一些章节内容需要有10%左右的篇幅写作当时的历史背景，这种背景可能并不发生在成都，但我个人认为这个对“讲故事”比较重要，让读者对故事背景能有一个更全面的理解。当然，我会适当控制篇幅。重点篇幅在成都，个人认为写一座城市的历史，如果“A来了，A又走了”，这是“查户口”方式，个人认为这缺乏故事性和生动性。我相信读者也会接受这种方式。
请版主明鉴！如果版主对楼主的写作方式有什么意见，可以私下交流，或直接留言讨论！共同进步！谢谢了！

第四节 安史之乱起，玄宗入成都
公元710年六月，26岁的临淄王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等人发动“唐隆政变”，诛灭了谋杀亲夫中宗，并意欲效仿武则天称帝的婶母韦皇后及其女儿安乐公主，以及上官婉儿等韦氏同党势力，挽救了李唐王朝再遭覆灭的命运。李隆基与太平公主迫使唐少帝李重茂禅让，由睿宗李旦重新复位。李隆基被封为平王，随之被立为太子。
然而，持续多年的唐王朝的宫廷内乱并未彻底结束。太平公主由于拥立睿宗有功，大肆干涉政事，“宰相七人，四出其门，文武之臣，太半附之”，与太子李隆基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太平公主一直询机废掉李隆基的太子之位，而睿宗却保持了一份清醒，为防止李唐王朝再次大乱，睿宗不顾太平公主反对，于公元712年毅然将皇位传给了太子李隆基，是为唐明皇或唐玄宗，并改元先天。
次年，李隆基向太平公主发起了最后一击，通过武力，迅速清除了太平公主的党羽势力，史称“先天政变”。太平公主无奈之下，被迫逃入寺庙，但最终还是被李隆基赐死于家中。自此，李唐王朝的军政大权尽归唐玄宗李隆基之手，这一年，他29岁。
然而，对于此时的李隆基来说，或许才刚刚开始。他少年神武，英姿勃发，绝不甘心只做一个平庸的守成皇帝，于是把年号改为“开元”，表明了自己励精图治，再创盛世的决心。

为了巩固权力、彰显威武以及改革决心，公元713年，李隆基于骊山之下的新丰举行了一次隆重而浩大的“讲武”（军事演习）。手持天子剑、英姿飒爽的李隆基在山呼“万岁”声中隆重的检阅了六军将士，随后亲自指挥了这次大型军事演习。渭水之滨，顿时战鼓擂擂、威震四野；金戈相击，灼灼生辉；旌旗飞扬，尘土蔽日。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站在中军台上的李隆基，却在悄悄等待一个重要人物的到来，他等待的这个人，正是时任同州刺史的姚崇。此前，公元711年，任中书令的姚崇由于在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的斗争中支持李隆基而被贬外放。
姚崇获得唐玄宗的密诏后立即赶到新丰，与唐玄宗议论天下大事，侃侃畅谈，不知疲倦，唐玄宗有意任命他为宰相。姚崇遂提出十条政治主张，唐玄宗皆欣然接受。
姚崇拜相后，佐理朝政，大力抑制皇亲国戚以及宦官权势，革除吏治旧弊，重用贤能人才，并重视发展生产。姚崇之后，唐玄宗相继重用宋璟、张说、张九龄等贤相。通过励精图治，大唐国力得到强劲恢复，文化、经济、贸易空前繁荣，长安、洛阳等城各国商贾云集。大唐盛世再次得以复兴，史称“开元盛世”。
然而，随着盛世的到来，年过半百的唐玄宗的进取之心逐渐烟消云散，开始贪图享乐，崇尚奢靡。公元735年，善于揣摩玄宗心思的李林甫爬上相位，而正直的宰相张九龄等人逐渐失势被贬。大权在握的李林甫蔽塞言路，排挤贤臣，重用胡人，导致纲纪紊乱。
开元25年（737年），唐玄宗极其宠爱的武惠妃病逝，寝食难安、寂寞难耐的李隆基听人说武惠妃的儿子寿王李瑁的妃子杨玉环美貌绝伦，于是不顾世俗伦理，活生生的将杨玉环接入宫中，成天过着纵情声色的奢靡生活。杨贵妃得宠后，杨家也鸡犬升天，其族兄杨国忠升任宰相，继李林甫之后继续干着专权误国，败坏朝纲的勾当，且犹有过之而无不及。

开元末年，北方另一位具有突厥背景的胡人官员安禄山在杨国忠得势之前已开始崛起。安禄山在李林甫时期，便通过贿赂朝中官员，大开门路，逐渐获得了唐玄宗的信任和提拔。唐朝时期，一种来自少数名族的“胡旋舞”在全国上下非常流行。据说三百多斤的安禄山虽然肚子大得离谱，但在唐玄宗面前的“胡旋舞”却跳得很遛，深得玄宗和杨贵妃的喜爱。安禄山本比杨贵妃大16岁，但依然厚颜无耻的拜杨贵妃为“干妈”。面对如此“憨态可掬”的“乖儿子”，玄宗自然更加信任，对其持续提拔，最终封安禄山为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随之成为唐王朝北方最大的地方藩镇。然而，面对安禄山的“非主流”上位，大多数朝廷百官心里都心存忌恨，“后来居上”的杨国忠与安禄山更是水火不容，多次进谏唐玄宗，说安禄山可能谋反，但玄宗以担心将相不和为由，并未听取。
“面带猪像，内心嘹亮”的安禄山或许早就知道，继续这样下去，他的好日子并不会长久。此时玄宗对自己的厚爱只不过是一时“老糊涂”罢了，等到他日新皇登基，再加上杨国忠等朝臣的敌视，自己必然遭到清算。而且安禄山深知此时的唐王朝内部已矛盾重重，政治腐败不堪。此外，外部强大的国防压力也迅速耗尽唐王朝的元气：一是西边和吐蕃的关系恶化，长期发生战争，互有伤亡；二是与西南的南诏国冲突日益升级，结果唐朝征兵征战南诏，但并不顺利，累计伤亡达二十万之众。面对边境压力，唐王朝此时的军事已是外重内轻，中央军力空虚。于是安禄山决心趁机反唐，并以抵御外侵为名开始招兵买马，大练军事，唐玄宗对此并无警觉。
天宝14年（755年），唐玄宗向往常一样再次召安禄山进京，这一次安禄山并没有像之前一样立即前来觐见，而是以生病为由进行了推辞。不过，当年十一月，安禄山还是来了，而且这次是带着十五万精兵来的，理由就是“清君侧”，诛杀奸逆杨国忠。
当时唐朝已很久未爆发战乱，军民数代未历战争，听说安禄山大军发动叛乱，一时惊惶逃散，当地官员逃的逃，降的降，河北很快失陷。

河北失守，兵至太原后，唐玄宗才真正相信安禄山的造反事实。公元756年，安禄山占领洛阳，自称大燕国皇帝，建元圣武。之后，安禄山率军直逼京城长安而来。唐玄宗以病卧在家的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带领临时拼凑的二十万军队镇守潼关。潼关是京城的最后防线，距离长安约140公里，此时的唐王朝已命悬一线。
由于前方久久未传来消息，情急之下，唐玄宗听取了杨国忠“幸蜀”的建议。出走之前，唐玄宗登上勤政楼，向众人许诺：“朕要御驾亲征”，还煞有其事地任命了留守京城的官员，并分派各职，将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天黑之后，唐玄宗暗中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安排禁军，整备车马，做好了出逃的准备。
翌日，天刚蒙蒙亮，唐玄宗带着杨贵妃、杨国忠、皇子、皇妃、高力士等一行人马，以及部分亲近宦官，悄悄溜出了延秋门。陈玄礼领3000余人作为随行禁军，太子李亨率2000人殿后。第二天，待到临朝之时，长安“留守”的官员们来到殿前见皇宫内已人去楼空，才知道自己的皇帝早已逃之夭夭。一时长安大乱，军民纷纷外逃。
玄宗一行的首站是据长安40里外的咸阳望贤驿。此前，玄宗已派宦官王洛卿作为前使告知沿途的郡县做好迎驾准备。然而，王洛卿和本地县令竟然全都逃了。玄宗队伍由于出行仓促，并未充分准备物资，因此食物也没了着落。杨国忠还亲自外出到集市为唐玄宗买来胡饼（馕饼）充饥，沿途一些善良的百姓也献上一些粗茶淡饭，皇子皇孙也顾不了那么多，争着用手抓着来吃，但仍只能吃个半饱。由于食物有限，士兵们则是让他们自行到附近的村庄讨食。这对于平时在宫内养尊处优、大鱼大肉习惯了的队伍来说，形势可谓惨淡至极。玄宗和随行人员顿时泪流满面，哭声一片。
恰逢王思礼从潼关前线赶来，玄宗才得知哥舒翰兵败被俘，于是任命王思礼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命令他立刻赴任，收罗散兵，准备东讨叛军。
不久，玄宗队伍来到陕西兴平县马嵬坡。随行队伍由于长时间风餐露宿，忍饥挨饿，疲困交加，因此情绪遭到极点，一时抱怨四起。玄宗见此场面，也毫无办法。禁军首领陈玄礼面见唐玄宗，请求诛杀罪魁祸首的杨国忠以平民愤。此时，恰好有二十余名吐蕃使者围住杨国忠，抱怨没有食物，杨国忠正与他们谈话，士兵中突然有人大呼：“杨国忠与胡人谋反！”于是一箭射去，正中杨国忠的马鞍。杨国忠惊慌之下逃至驿门内，士兵们紧追而至，乱刀纷纷砍下，将杨国忠砍成几段，士兵们随之将他的头颅悬挂于驿门之外，以泄愤怒。然而，将士们并未解恨，紧接着将杨国忠的儿子户部侍郎杨暄、御史大夫魏方进以及韩国、秦国夫人一并杀死。大臣韦见素也被打得头破血流，幸亏及时阻止，才保住了一条性命。
玄宗亲自抚慰众军士，大家仍不肯收手，说道：“杨国忠谋反，贵妃已不能再行侍奉陛下”。于是大家紧逼玄宗，毫不让步，要求杀掉杨贵妃，玄宗一时毫无办法。随后，高力士也力劝玄宗赐死杨贵妃。此时的玄宗已众叛亲离，孤掌难鸣，甚至自己的生命也受到威胁，为求大局，终不得不答应将士们的要求。于是玄宗命令高力士将杨贵妃引到佛堂前的一颗梨树下，将其缢死，然后把尸体抬到驿站庭中，召陈玄礼等人入驿站察看。陈玄礼等人随后脱去甲胄，叩头谢罪，表达忠心，愿誓死保卫玄宗，并随从玄宗入蜀。玄宗对陈玄礼以及其他将士进行安尉，军队哗变终于得到平息。只不过，年仅38岁的一代红颜杨贵妃，自此将他的传说留在了马嵬驿前的那一株梨树之下！

对于杨贵妃的死，民间也另有一段传说。禁军主帅陈玄礼怜惜贵妃貌美，不忍杀之，于是与高力士密议，用一位侍女代替杨贵妃受刑。高力士用车运来贵妃尸体后，查验尸体的便是陈玄礼。而杨贵妃则由陈玄礼密派遣唐使护送南逃，然后东渡日本，到了一个叫山口久津的地方度过了余生。至今，那里仍以"杨贵妃之乡"而闻名。日本著名影星山口百惠甚至也自称是杨贵妃的后人。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对贵妃之死也有亦真亦幻的类似描写。
关于马嵬之变，也有人怀疑可能是太子李亨与陈玄礼的预谋，这种说法并不无道理。之前，李亨的太子之位来之不易，成为太子之后也是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公元737年，李隆基因听信宠妃武惠妃谗言，将三个儿子李瑛（时为太子）、鄂王李瑶、光王李琚废杀。同年，武惠妃病逝。次年，改立三子忠王李玙（后改名李亨）为太子。李亨为太子期间，一直受到李林甫、杨国忠的打压，尤其是李林甫通过几次政治斗争将与太子关联的势力几乎一网打尽。因此，李亨在朝廷中的势力非常微弱，行事极其谨慎。唐玄宗也不想再轻易牵扯太子，所以李亨才屡次躲过危险。直到安史之乱爆发，对于战战兢兢当了近20年太子的李亨或许是最好的机会，借势除掉政敌杨国忠，既有利于自己，也利于国家和百姓。因此，身居禁军这一关键位置的陈玄礼很可能与李亨导演了这次哗变。而马嵬之变发生后，太子也的的确确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杨国忠、杨贵妃等人的死，暂时平息了军队的怨气，然而新的问题却又随之出现。“幸蜀”本为杨国忠的提议，而且蜀地也算是杨国忠的老巢，因为在此之前的公元751年，杨国忠曾遥领剑南节度使一职。面对如此境况，还能继续去蜀地吗？大家都疑虑重重，纷纷提出各自意见，最后有人建议先去扶风，之后再做打算。扶风位于今宝鸡东面，可进可退，安禄山一时很难发现和追击，最终获得众人的同意。

大队人马正要出发，不料沿途逃难的老百姓纷纷拦住了玄宗一行的去路。百姓们慷慨激昂，为了大唐江山，为了家园，恳请玄宗带领他们打回长安。此时万念俱灰的李隆基哪里还有心思去做这些无望之想。太子李亨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表示自己愿意留下来，继续带领大唐军民抗击安禄山，玄宗欣然接受了太子的这个想法，于是李亨率二千军马逆向北上，直奔唐王朝西北的朔方军方向而去。太子的如此意外之举，似乎也印证了他是马嵬之变的幕后主谋。
来到扶风后，唐玄宗还未从失去杨贵妃的悲痛中舒缓过来，新的危机却又爆发。将士们的躁乱再度掀起，陈玄礼也毫无办法收拾局面。此时恰逢从成都向朝廷进贡的队伍赶到扶风。唐玄宗借机拿出进贡的蜀锦十万匹赏赐给将士们，还说了许多抚慰的话，大家的怨言才算平息。玄宗顺便夸奖蜀地官民的衷心，为大家消除了杨国忠的阴影，才把“幸蜀”的意图表达出来。
于是大家继续南下，来到散关。散关，中国关中四关之一，位于宝鸡市南郊秦岭北麓，自古为“川陕咽喉”，为兵家必争之地。玄宗命军队人马在此稍作修养，并派颍王李璬为前使，通告剑南各地官员。当他们抵达河池郡时，前来迎驾的剑南节度副使崔圆带着丰厚的慰问物资也赶到了。崔圆来到后，幸蜀队伍士气大振，唐玄宗也一扫往日阴霾，心情大悦，对崔圆官升数级，被任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官及宰相。
接着队伍继续前行。一路经益昌县（今广元昭化）、普安郡（今剑阁）、巴西郡（今绵阳），于当年五月，唐玄宗一行终于抵达成都。这时随行的官员、护驾的士兵仅余1300人，宫女24人。
刚到成都的玄宗顾不得沿途劳顿，便在蜀郡府宣了一道罪己诏：“朕以薄德，嗣守神器，每乾乾惕厉，勤念生灵，一物失所，无忘罪己。聿来四纪，人亦小康，推心于人，不疑于物。而奸臣凶竖，弃义背恩，割剥黎元，扰乱区夏，皆朕不明之过也。”就此，玄宗算是向大唐官员和百姓做了一个交待。

太子李亨与玄宗在扶风分道扬镳后，在杜鸿渐等人的陪同下，于756年七月初抵达朔方军大本营灵武（今宁夏灵武市）。同月，李亨在灵武城的南门城楼，举行了简单的登基仪式，是为唐肃宗，建元至德，玄宗被遥尊为太上皇。当天，肃宗就派使者前往成都，向玄宗报告这一消息。不久，玄宗派大臣韦见素、房琯、崔涣等人奉皇帝册于灵武，新老皇帝通过异地顺利完成权利交接，唐玄宗自此退居二线，成为太上皇。唐玄宗在此过程中并未表现出什么特别异常。先前，在扶风分别之时，玄宗与李亨彼此关系虽然微妙，但或许也有些许默契，因此，玄宗对当前李亨的“先斩后奏”并非不能接受。此时已年过七旬的玄宗经历巨大波折，已心力交瘁，加之年迈，其深知，为抵御叛军，太子的即位，对于国家俩说未尝不是一种最好的结果。事实的确也是如此，肃宗登基后，天下人心渐归，便在灵武积极组织军力，号令天下，抵御叛军，挽救大唐于危难。
唐玄宗在成都大约生活了一年零六个月。 其在成都的相关历史记载极少。或许，此时的玄宗因为心灰意冷，深居简出，再加上肃宗李亨远在西北即位，玄宗基本也没参与政事，所以史官也觉得没什么可记。
玄宗来到成都后，曾偶尔到各地游览。一次，玄宗路过梓潼七曲山大庙住宿时，当晚梦到一位书生，他告诉玄宗安史之乱已平，并说玄宗不久将当太上皇。后来果真如此，于是玄宗大喜，回程再到七曲山时，见庙内塑像（张亚子）正如梦中儒生，于是封张亚子为“左丞相”。
此外，在成都有两个至今仍很出名的地方，与玄宗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有一次，玄宗在街上闲逛，远远看见一位布衣僧人正在布施粥饭，救济当地贫苦百姓，口中还念念有词。唐玄宗于是上前询问，才知这位僧人名叫英干，为大慈寺的和尚，正为百姓和国家祈福。玄宗大为感动，于是为其敕书“大圣慈寺”匾额，并赐大慈寺良田千亩。次年，玄宗回到长安，为感念大慈寺英干和尚的善举，特地命原为新罗国（现韩国）王子的无相禅师重建大圣慈寺为皇家寺院，竣工后的大慈合计96院，居舍8542间，面积占了成都东城半壁之地。或许，在玄宗心中，兴修大慈寺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纪念和超度杨贵妃，至于僧人的善举，只不过是顺水推舟罢了。
由于玄宗以及后来的僖宗“幸蜀”，此后许多文人墨客也相继追随而至，聚集成都。大慈寺自然也成了他们施展技艺才华的地方。据统计，大慈寺中共留下了名师画作一千多幅，留下作品的全国知名画师多达六七十人。据宋代李之纯《大圣慈寺书记》载：“举天下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较之，莫如大圣慈寺之盛”。三百年后的宋嘉佑元年（公元1056年)，十九岁的苏轼带着他的弟弟苏辙曾一起到大慈寺游玩，面对唐代佛画大师卢楞伽的作品，不由得大加赞赏，称大慈寺壁画“精妙冠世”。
当悲痛的玄宗在成都正纪念着她心爱的贵妃时，北方决定大唐与安禄山命运的一系列战事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此前，郭子仪与李光弼在潼关失守前后，一直在北方的河北抵御叛军。潼关失守后，李亨于灵武即位，于是郭子仪与李光弼率军队五万赶赴朔方行在。唐肃宗任命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仍兼朔方节度使；李光弼被封为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次年，郭子仪上表推荐李光弼担任河东节度使，二人奉诏共同讨伐叛军。

公元757年正月至当年十月，唐河南节度副使张巡等率军民坚守睢阳（今河南商丘），虽然最终城破被俘，但却用7000将士拖住了累计几十万叛军的400多次攻击，杀伤贼兵12万余人，时长达10个月，史称“睢阳之战”。由于有效拖住了叛军主力，为唐军反击赢得了重要战机。郭子仪率唐军于当年九月收复长安，在睢阳陷落后10天又收复了东京洛阳，叛军从此再也无力南下。
公元757年正月，安禄山由于眼疾严重，双目失明，心性开始变得暴躁，长期虐待左右下属，终被太子安庆绪以及左右侍从严庄、李猪儿密谋弑杀。一代恶名昭著的枭雄安禄山，未死于唐军之手，却死在了自己左右之人。或许，“自取其亡”才是真正的原因吧。安禄山死后，其铁杆悍将史思明与安庆绪矛盾重重，于是归顺唐军，结果又复叛。公元758年安庆绪被史思明所杀，史思明自称大燕皇帝。公元761年三月，叛军内讧，史思明为其子史朝义所杀。叛军由于内部离心，屡次被唐军所败。公元763年二月，史朝义众叛亲离，部下相继归顺唐军。史朝义无路可走之下，于林中自缢而死，历时七年零两个月的安史之乱终告结束。
安史之乱期间，在今天成都以北约十公里的地方，在天回山、凤凰山之间有一座小镇，此地看似弹丸，却是北出成都的门户要地，也是蜀道金牛道的起点。当年司马相如初入长安时，曾在附近的驷马桥发誓“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汝下”，然后一骑绝尘，往北而去。多年后，相如衣锦还乡，终于实现曾经的诺言。千百年来，小镇的百姓这这里接送着南来北往的行旅客商。其中，有一家经营豆腐的小店，生意却异常红火，远近闻名。

公元757年十月，郭子仪刚刚收复两京后不久，一天，玄宗在成都城里呆得有些乏味，便到城外散心，不知不觉间来到此镇。忽然腹中饥肠咕噜，正好见路边有一小店，便走了进去。坐下后，发现此店菜品不多，只有豆腐，玄宗于是点了一些豆腐大快朵颐。刚刚饭毕，还未离身，忽然有人来报，说朝廷已收复两京，玄宗闻后大喜，立即扔掉筷子打道回府。同年十月，肃宗派中使啖廷瑶与秦国模入蜀奉迎玄宗回京。于是，在成都呆了一年多的唐玄宗离开成都，于次年初回到长安旧地，肃宗备法驾迎玄宗于望贤宫。经历战乱，再次重逢的父子相见后，抱头痛哭，泣不成声。
后来，人们便把成都北门的这座小镇取名为天回镇，意为“天子回銮”之地，天回豆腐也从此远近闻名。不久后，诗人李白在《上皇西巡南京歌》中还曾提及天回：“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或许，“天回”二字的引用由来也与李白的诗句息息相关。
唐玄宗回到长安后不久，肃宗就对随从玄宗入蜀以及随己北往朔方的官员将士加官进爵，并给成都府冠以“南京”称号。然而，肃宗在亲信权宦李辅国（李静忠）、皇后张良娣的唆使下，极力排挤玄宗旧臣，并孤立和冷待玄宗。此后，玄宗怀着对杨贵妃的无尽思念，在兴庆宫内孤灯只影、形影相吊地度过了晚年。宝应元年（762年），78岁的李隆基驾崩。同年，久病缠身的肃宗李亨相继而去，享年52岁。之后李亨长子李豫即位，是为代宗。

第五节 诗人例到蜀，浣花一草堂
安史之乱的爆发，成为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虽然唐朝在千疮百孔中继续喘息了150余年，但安史之乱的后遗症却一直未消除。随着北方的胡族攻入中原，唐朝进入战乱频发的藩镇割据时代，甚至导致了之后更为混乱的宦官专权以及五代十国。安史之乱后，北方士族百姓为避战祸相继南迁，中国历史开启了继东晋之后的第二次“衣冠南渡”，北方经济地位逐渐下降，而南方的经济和文化相继兴起，居于长江上下游的成都、扬州成为全国最繁华的工商业城市，经济地位甚至超过了长安、洛阳，世人皆称"扬一益二"。
经济与文化的繁荣，自然吸引了无数的文人骚客来到此地，并留下了许多赞美成都的诗词，李白、杜甫、王勃、卢照邻、高适、岑参、薛涛、李商隐等皆曾先后旅居成都，其中被世人称为诗仙、诗圣的李白、杜甫更是其中最主要的代表。
李白，字太白，公元701年，出生于唐代西域重镇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市），其祖籍为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静宁县一带），先世移居于中亚碎叶。李白五岁时，随父亲李客移居至剑南道绵州昌明县（今四川江油）青莲乡，李白号“青莲居士”，也因此而来。另有一种说法，认为李白最初便出生于青莲乡。不论怎样，李白的童年大部分时间是在青莲乡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