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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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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杨支柱  时间:2020-07-21 09:34:08
中国的确没有社会达尔文主义。
严复把社会达尔文主义描写成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是歪曲,他是故意歪曲的,目的是激励国人自强,但是结果是很坏的,因为它同时鼓励了不择手段。社会达尔文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极端的自由主义,它反对政府对于自由竟争过程的干预,也反对政府对于自由竟争结果的调整,但它同样反对不讲规则、不择手段地竞争。
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不想要将人类社会变成动物世界,因此它主张以契约自由来代替自然界的暴力竞争。斯宾塞赞扬得最多的国家,是19世纪后期的美国:在那里政府官员很少也比较廉洁,小政府大社会;尽管竞争很少受到限制,从而使得资本家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签订对于劳动者、消费者乃至小资本家不利的合同,但契约本身是神圣的,强势一方违反合同也是决不允许的。
尽管我并不赞同在中国实行社会达尔文主义(中国人均资源比19世纪美国差得太远,搞社会达尔文主义是要饿死人的),但是中国现实在制度层面上却比社会达尔文主义要坏得多,因为我们这里政府机构很臃肿,契约又可以随意破坏,整个一丛林或者黑社会。

进化论的本义和别解

杨国强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严复译述的《天演论》曾为近代中国带来过一个进化论时代。因此,在追说百年变迁的时候,严复和《天演论》都成了解读这一段历史的题目。
赫胥黎作《进化论与伦理学》,关注的是天人之际。作为一个长久地探求过物种原始及其嬗变因果的人,他熟知天演是在种生种灭的淘汰不息中实现的。这个过程由物竞和天择驱动进化,然而用人世间的尺度来衡量,物竞和天择与正义、公道、良知都不相容,「宇宙本性不是美德的学校,而是伦理性的敌人」。因此,他以进化论与伦理学相对举,用意全在抉示天演与人道的相悖。虽说赫胥黎是个自觉的达尔文主义者,但他不相信以天演行进化的「宇宙进程」能够移到人类社会中来。事涉天人之际,他守护的是人世间的「伦理进程」。这些思考表达了一个生物学家对终极性价值的深沉关怀,百年以后仍然能够唤起人心中的共鸣。
严复译《进化论和伦理学》,则旨不在阐说终极关怀。与忧患生於天人之际的赫胥黎相比,19世纪末期的中国人处强邻四逼之中,忧患生於民族危亡。因此,积五十多年中西交冲的创巨痛深之后,达尔文以「天演公例」诠说物种的那套道理最能入严复之心的,却是由此引申而会通於人类的族群之争。他说:
争自存者,谓民物之於世也,樊然並生,同享天地自然之利。与接为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而弱者当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焉。迨夫有以自存而克遗种也,必强忍魁傑,矫捷巧慧,与一时之天时地利洎一切事势之最相宜者也。
物竞天择之理,「微禽兽为然,草木亦犹是也;微动植二物为然,而人民亦犹是也。」(《原强》)这些议论都在把达尔文主义放大,並使他亲近「用生学(生物学)之理以谈群(社会)学」的斯宾塞。
由於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以天演比照人道,提供了一个把两者构连起来论说的原本,所以严复乐为译述。但赫胥黎並不喜欢天演罩尽人道的设想,所以,严复又常常要作按语,引斯宾塞以矫赫胥黎。述与矫的羼杂,使严复的译作显出别开一格的创意;然而赫胥黎借进化与伦理的对举以示人道颉颃天演的那一层意思,却在移译之后的书名中被天演的独面亢进淹掉了。
严复取西学以阐扬天演,意在为国人说时势。因此译述的过程往往会催发时论,用「争存天择之理」推演中国的困厄和出路。与中日战争失败之后的一派愤懑激越相比,其议论以天演公例审量彼己,特色不在於贲张而在於沉痛:「民力已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而「岁月悠悠,四邻耽耽,恐未及有为,已先作印度、波兰之续,将斯宾塞尔之术未施,而达尔文之理先信」。(《原强》)这些危惧之词以物竞天择逼出了除旧布新的旨义,在维新变法回声四起的年代里,它们显然是一种能够入人心田的力量。於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说厘然当於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民报》第2号〈述候官严氏最近政见〉)中国人为求「自强保种」而接受了进化论,然而进化论的演释引申却极速地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
从19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六十年中西交冲的历史过程曾使几代人经历过战争流血,议和流泪的痛楚。因此,忧国的士人常常以「理」与「势」申论中西。前一面表达的是善恶和是非,后一面表达的是强弱和利害。为势所抑的中国人始终在心里守护着理。然而物竞天择以天演和运会倡说强弱利害,遂使是非善恶一面不能不一变而卑卑气弱,再变而奄奄消歇。理与势的嬗蜕,催生了「潮流」一词。自从孙中山昌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以后,20世纪的中国人大半都成了对潮流即敬且畏的人。后来的岁月里,出现过成群造潮流的人,也出现过成群随潮流的人。潮流的来去,演出了一场一场悲喜剧。然而自后人看去,「顺之者昌」和「逆之者亡」却往往不容易得到印证。
当「势」转化为「潮流」的时候,「天演之事,皆使生品日进」又为中国人送来了一种进步观念。「日进」使人崇新,而后的百年,人间的论争便常常化约为显目的的新旧之争;「日进」又使人乐於前瞻,因此中国人在近代化过程中历经坎坷磨难,而笔下流出来的却总是欣悦乐观。这种与崇新连在一起的乐观主义鼓舞过一代一代的人,但由此唤起的激情一旦消散,剩下的便只是些志士的落寞。
四十年代后期,潘光旦作《文明往哪里走?》,说过这样一段话:「二百年来,有不少西方人士,就仿佛骑在这文明进步的潮头上,认为我们但须不拂逆这潮头的动向,或至多也只须推波助澜一下,我们便指日可以诞登彼岸。对於这一类的人士,任运已不只是是习惯,而是自然,真是『习惯成自然』了。」对於「几十年来」的「中国人士」而言,这种「任运」的源头正是严复笔下的「天演」。在20世纪的中国,潘光旦是少数,但他的话终究体现了中国人对进化论的反思。
原载《百年》总第四期(一九九九年七月号)

备注:杨国强为赫胥黎恢复了名誉,但还是冤枉了斯宾塞。

楼主:杨支柱  时间:2020-07-21 09:34:08
世纪沙龙和wtyzy.net上都在为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呢。
wtyzy.org开通,wtyzy.com和我的信箱wtyzy@wtyzy.com作废。
楼主:杨支柱  时间:2020-07-21 09:34:08
斯宾塞主义要饿死人,但现在更多的人要被黑帮和公安中的败类打死的,毛时代则干脆是被政府大规模地人为地杀死或饿死。因此现在确实比毛时代强多了,斯宾塞主义又比我们现在强多了,但应该还有更好的办法,例如罗斯福新政那样的办法,可能比斯宾塞主义要好些。所以我并没有自相矛盾。
楼主:杨支柱  时间:2020-07-21 09:34:08
公平度跟饿死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并不总是成反比的。例如北京的下岗工人受到政府救济,这与民工在北京受到的歧视比起来是很不公平的,但是真要他们立即跟民工平等竞争,他们中有些人恐怕真要饿死。因此我不能同意取消下岗工人最低生活保障让立即跟民工平等竞争的做法,我认为不能取消下岗工人的最低生活保障,而是要给农民工以同样的保障。

楼主:杨支柱

字数:2758

帖子分类:关天茶舍

发表时间:2002-08-22 17:49:00

更新时间:2020-07-21 09:3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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