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北京亚运
——谨以此文纪念北京亚运会成功举办三十周年

序

1990年的北京，成功举办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型综合性洲际运动会——第十一届亚运会；
1990年的我，年满十八周岁，真正成为了一名成年人，这一年我离开了校园，真正进入了社会；
1990年的我，以一名亚运会计算机工程参与者的身份完成了我的成人礼，也留下了我平凡一生中可能最为辉煌的印记。
1990年是北京的一次高光时刻，1990年也是我的一次高光时刻。

一转眼，距离1990年北京亚运会就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年，在这三十年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也发生了未曾预见的改善。三十年中也发生了太多的大事件，特别是2008年北京又举办了那届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堪称史无前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奥运的梦想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终极梦想，正因为如此，2008年北京奥运的光环就如同当年“鸟巢”上燃烧的祥云火炬一样夺目，几乎掩盖了18年前曾经在工体上空照亮北京夜空的亚运之光。今天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更多会牢牢记住北京奥运，津津乐道“鸟巢”、“水立方”，曾经的熊猫“盼盼”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能够记得。
然而，作为新中国第一次承办的大型综合性洲际运动会，作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冲破国际遏制成功举办的一次大型国际活动，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十年后对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建设的一次大检阅，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依然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
1978年，中国终于正式结束了长达十多年的动乱，改革开放让中国的发展重新步入了“快车道”，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所展现出的那种蓬勃生机令世界刮目相看。在那个欣欣向荣的十年中，中国社会方方面面所展现出的繁荣和那种奋发向上的社会氛围是那么强烈，对于很多人来说第一次感受到了小家庭的富裕与民族振兴和国家强大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的紧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那十多年中，有太多令人振奋的事件发生，其中与体育相关的就有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代表团一举夺得15金，记得当年中午放学就跟爸爸在新买的电视机前看比赛，居然无师自通，看到娄云跳马站稳之后高兴得直蹦。当然，还有中国女排的“五连冠”，那几年宋世雄的解说让许多我这样平时连排球都没摸过的孩子以及我们的爸爸妈妈都变成了排球迷，不但对袁伟民、郎平、张蓉芳、孙晋芳他们如数家珍，什么一传、二传、背飞、拦网比写作业还溜。
在那个年代，全社会绝大多数人的精神面貌也许是新中国成立到现在都没有过的一种特殊的状态，主基调就是一种昂扬、一种自豪，每个人尽管生活中依然有着各种不如意，却能够在更多的时候把笑容刻在脸上，而那种笑容是完全不可控地从内心中自然溢出的、真实得没法再真实的笑容。这样的精神状态似乎很难用语言加以形容，却可以通过当年的一些影视作品——例如《话说长江》中拍摄的那些普通人去发现、去感受。
就是在那样一个充满激情和正能量的十年里，中国社会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在整个八十年代中，也经历了一些风波，特别是1989年。不过，值得欣慰的是，每一次我们都能最终战胜各种阻力，每一次都能以更加坚定的步伐继续前行，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从而取得了更加令人赞叹的成就。同时，正是因为我们战胜了那么多的困难才迎来了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大好局面，我们才更希望能有一个机会来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的新面貌、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的新成就，于是，在时间跨入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十年之际，中国迎来了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
1990年前后，国际环境风云突变，国际、国内发生了很多大事。亚运会举办前，欧美主流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多是负面的。
由于亚运会是中国举办的第一个国际综合性赛事，全国人民乃至全球华人期待非常高。在各种大事件迭出的干扰面前，中央坚定决心、坚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尽最大努力支持北京举办亚运会。
到了1990年9月22日，历尽劫难、筹办期间遭遇各种大事件干扰的北京亚运会，终于成功开幕。
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成功举办，让之前弥漫在中国周边的那些雾霾一扫而空，让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让全社会进一步对改革开放充满了信心，重新振奋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民族自信，为整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起到了民心“助推剂”的作用，这也是那一届盛会对于中国的历史意义所在。
时至今日，恐怕已经很难有人能够说出三十年前到底有多少人参与了北京亚运会的各项工作，事实上当年的中国与2008年时的中国的确有着太多不同，除了有相同职能的正式工作人员和注册志愿者以外，1990年的北京乃至全中国，有很多人直接参与到了北京亚运会的各项工作中却并不属于北京亚运会的任何一个部门；还有很多人以间接的方式为北京亚运会做了很多工作；当年还有更多的人用自己的方式为北京亚运会的成功举办作出了不同的贡献，却并不为人所知。
作为一名当年直接服务于北京亚运会的工作人员，作为当年计算机工程的一分子，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时常会想起那段心潮澎湃的岁月，有很多的东西恐怕是我终身难忘的。我相信，每一名亲历了那段历史的人都会有很多属于自己的故事。终于，我觉得我应该把这段难忘的岁月用文字记录下来，即使我的经历平淡无奇，即使可能没有人多少人会关注，至少也应当为那段岁月留下一点点痕迹。同时，我更希望我这点粗糙的东西能够吸引来当年我认识和不认识的亚运会参与者，也许会有人留下更多更精彩的故事。也许有人看了会拍案而起“当时还真的就是这么回事！”也许有人会摇摇头说“好像你记错了，其实当时……”而无论是什么样的反应，只要能成功地勾起那段回忆，就足以让我感到欣慰，毕竟那是我们共同的记忆。
纵然我们的国家在后来拥有了辉煌的2008，然而我总觉得我们不应当忘记曾经的1990。如果把2008年的北京奥运比作“鸟巢”上空绚烂绽放的焰火，那么我更愿意把1990年的北京亚运看作是焰火从地面发射时照亮大地的光芒，虽然不及天空中的礼花那样夺目，却让我们对即将升空的火树银花充满了期待，充满了想象。我想，我们不应当忘记千千万万曾经投身于北京亚运会各项事业的人们。
1990年9月22日，北京亚运会开幕的日子，是我无法忘记的日子，从我想到今年是30周年应该写点什么，到决心在3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能够让本文面世所剩的时间并不太多，中间还去了一次西藏。期间不断努力打捞那些逐渐淡忘的记忆，还找出了珍存多年的北京亚运会开幕式、闭幕式的视频以及很多当年的歌曲来辅助回忆。尽管如此，我确信无法保证所有的回忆完全精确，毕竟30年过去了，不过很多事、很多人、甚至于很多当时说过的话，我仍然记忆如新，并非是我的记忆力有多么强，只因为那一段时光太难忘，终生难忘。

谨以此文献给所有曾经参与了1990年北京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各项工作的人，献给所有曾经为北京亚运会作出了贡献的人。

序幕：夺冠时刻悔恨的泪水

1990年10月6日21时许，北京首都体育馆。此时的场馆内，大屏幕上显示着比分，中国90-74菲律宾，几分钟前，北京亚运会最后一场男篮比赛——决赛刚刚结束，中国男篮战胜了菲律宾拿到了第十一届亚运会最后一块大球项目的金牌。胜利的喜悦从场地中队员、教练的脸上漫延到了整个场馆中每一个人的心中，首体一万八千多个座位坐满了观众，没有人退场，整个场馆依旧沸腾着。场地内，队员、教练员和所有的记者、工作人员都在弹冠相庆，就连记录台上那些结束了工作的工作人员也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竞相为男篮的胜利祝贺。
就在此时，只有记录台最左边的几台电脑后面，六名负责计算机现场技术统计（BBRIS）的工作人员似乎与这一切无关，仍然在紧张甚至略带焦急地忙碌着。内场几十米外走廊深入的一间工作间内，小X一个人呆坐在椅子上低声地抽泣着，眼泪一滴滴地滑落，完全隔绝在了决赛胜利的气氛之外。
就在几分钟之前，决赛结束哨响的那一刻，篮球项目现场成绩组（RIS）负责人萧素华得到操作员小X的报告，说她负责的这一方数据录入发现有问题，好像没有入库。当时，小组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这是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北京亚运会，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次承办的大型洲际运动会！这是三大球中国男子项目最重视的一块金牌——男篮的决赛！此时此刻是向组委会提供技术统计报表的时间，组委会向所有媒体提供的官方数据都来自RIS系统，记录台上传统的手工报表在本届亚运会都是仅仅作为参考，正式官方数据只能出自RIS的系统！今晚是本届亚运会最后一个大项的决赛，明天北京亚运会就要闭幕，此时此刻，决赛的数据出了问题，在那一刻，不知道萧老师当时的心情，作为负责主机端数据汇总处理的常务操作员，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刻，真实感觉到了如五雷轰顶般那“嗡”的一声，眼前也真的有发黑的那一瞬间，一点没有夸张。当时18岁的我在1990年1月才离开职高，面对那种状况，当时头脑中完全是空白，是真的被吓蒙了，我无法想象，这样重要的比赛，技术统计的数据出不来，谁能承担得起这样的责任，可以肯定的是我承担不起，甚至我们的负责人萧老师也是绝对承担不起的。此时，和与我一样刚刚走出校门的小X，想必她也同样意识到了这些，自责、懊悔甚至还有一些恐惧，尽管平日里她明显比我要更加成熟，在这一刻，巨大的压力仍然让她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无助感，而我同样清楚。如果她需要对此事负责，那么，我必然也要为此负责。逐渐清醒过来的我，进去拍了拍她，就回到了场地记录台的电脑边。

一、早期对亚运的无知

说真的，北京亚运会何时开始申办、何时申办成功，很久以来我都完全不知道，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不是一名合格的亚运会工作人员，特别是在那个年代。我最终能够与北京亚运结缘，既可以说是纯属巧合，也可以说是命中注定。说巧合，是因为完全无可预知，全凭一系列偶然的选择；说注定，是因为爹妈生我是时候，这个年龄的我赶上了，北京亚运那一年，我正好18岁。
在这次写作的时候才专门查了一下，原来北京亚运会早在我还是初中生的时候就已经申办成功，1985年4月北京亚组委就成立了。初中那三年，对当时的很多事件记忆犹新，比如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我们家刚刚买了台14吋彩电，中午休息在家跟着爸爸看了很多比赛，有体操、女排、乒乓球等等；比如1984国庆大阅兵，我们看着结束阅兵的轰六、歼七、强五从我们头顶飞过，在大院东门外看轮式车辆沿着三环路撤离；比如1984年“向阳红10号”和海军“J121”打捞救生船完成了我国首次南极考察；比如1984年老师告诉我们香港将要在1997年回归，那时我们都将变成大人；比如1985年解放军换装了，爸爸的海军军装更帅气了；比如1985年“5-19事件”国足输了球，工体有球迷闹事被抓了；比如1985年我们为老师庆祝了第一个教师节；比如1986年的暑假，我们在家看了《西游记》；比如1986年在电视里看到了美国航天飞机发射时爆炸，它的名字叫“挑战者”，遇难者中还有一名女航天员；比如1986年从学校广播中听到了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我还能记得1984年暑假我们全家分两批去了北戴河，我第一次看到了大海，就在去北戴河之前我和爸爸一起从东门外买回了家里第一台冰箱，是双鹿牌的；我还能记得1987年暑假妈妈趁着出差，带着我去了一次青岛，我甚至还记得途经淄博时吃的那一份辣得不行的烧茄子……
然而，身在北京的我偏偏不记得在那几年中有谁告诉过我，北京成功申办并且将在1990年举办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
说来也不奇怪，我从小体质并不太好，小学时学校组织早上跑步，最后一圈我体力不支，跌跌撞撞地跑出了班级队伍，竟然一头撞在了路边的老榆树上。从那时起，我对体育完全没有兴趣，所以即使真听到、看到了亚运会的新闻我也不会太关心。真正开始参与体育运动、体能开始增强是上职高以后的事了，而真正开始喜欢上运动恰恰就是从北京亚运会开始的。
小学的我，按照老师的说法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学习成绩波动很大，不过即使“波峰”也不过是中间靠前。初中的我，则是犯了很多同龄孩子都犯过的错误，导致无法专心学习，成绩更是一路滑坡。问题是我们这一届恰好在小学入学时赶上了义务教育改革，五年制改六年制，小学入学年龄从原来的七岁提前到了六岁，如此一来，相当于原来两届的学生在同一届入学、毕业，上学的时候很热闹，中考的时候就面临了远比前后相邻两届激烈得多的竞争，自知考取稍好一点的普通高中希望不大，我非常有自知之明地选择了职业高中。初中时正是任天堂“红白机”风行的年代，没少去同学家玩坦克大战和魂斗罗。前两年的暑假，跟弟弟去隔壁同学赵家兄弟家玩的时候见到了一款学习机，赵家哥俩的妈妈在海军总医院搞技术工作，很自然地从小培养兄弟俩学习当时非常高深的电脑知识，于是他们家有了当时家庭还不多见的日本进口的学习机，比后来流行于很多家庭的“中华学习机”早了至少一年，而比我小一岁的赵家哥哥赵继伟自然成了我的“启蒙老师”，跟着继伟我第一次学习了BASIC编程，看着照猫画虎输入的一行行代码最终运行产生了类似游戏的画面，那种兴奋超过了红白机上的游戏。而自己略作修改，产生了自己想要的结果之后，那种成就感远远超过了红白机上通关。对今天的“码农”们来说，免不了要嘲笑那简陋的接在电视上的破烂竟然也能被称为电脑？免不了要嘲笑几行BASIC代码显示一堆字符块拼个图也敢号称“编程”？然而不得不说，在1985年的那个夏天，对于当时我身边的绝大多数同学来说，计算机依然是一个神奇的梦，能够亲眼所见的并不多，甚至游戏机都还是奢侈品。尽管小平同志在一年前就提出了“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当时的技术水平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计算机的普及还要等到很多年之后，而当年的绝大部分家庭更难以花费一两个月的收入去买一台家长都没见过的学习机，要知道，1984年我们家才买了第一台冰箱，几年后才买了第一台洗衣机。所以，今天回顾起来，确实非常敬佩赵继伟的父母，双军人家庭的收入并不算高，却舍得在科技和教育上如此投入，而我更要感谢他们，让我有机会分享了他们儿子的学习机，也就此把我引上了IT这条路，最终在报考职高时选择了计算机应用专业。

二、对电脑产生兴趣

职高两年多，我和初中、小学几乎一样，学习全凭兴趣，两极分化更加严重。文化课依旧不着调，最困难的就是我最不喜欢的数学，基本都在及格线上下摇摆；语文则时好时坏，分数完全靠作文，赶上喜欢的题目，那次考试分数就能名列前茅，如果碰上不喜欢的题目，那就要退到中间甚至偏下去了；只有英语和物理一直保持着兴趣，成绩也都不错。其实最让老师不可思议的还是我的专业课，在校期间绝大部分专业课考试我基本都在班级前三，只有《数据结构》例外，只能考到中流，因为想要学好这一门课需要足够的数学基础，而这正是我的短板。
实事求是地说，专业课的优异成绩，首先缘于我对计算机专业超乎寻常的兴趣，任何时候兴趣就是最好的老师，有了兴趣你会主动去学，会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可能去学。正是因为兴趣，学校的教材早已无法满足我当时的那种饥渴感觉，长这么大第一次体会到课堂上“吃不饱”的学生是什么感觉。那时还没有互联网，在课堂以外获取专业知识唯一的途径就是书籍。母校海淀中学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正处中关村，在校的两年多时间里我经常泡在中关村的几家书店。专业书太贵，只能挑最需要而且必须经常用的书的买，而且还要从每天一块多的饭钱里省，经常只能吃2毛钱的方便面，或者去海淀镇的清真饭馆喝碗豆粥买个馒头，下午经常是半饥饿状态，这些爹妈从来不知道，以至于有一次下午学校打预防针时我直接晕倒，醒来发现自己躺在教室地板上，校医正在给我喝葡萄糖水。事后才知道，打预防针不能空腹。只怪电脑书的更新太快，事实上别说个人，以电脑的发展速度，就连学校和很多稍大一些的图书馆的图书更新速度也无法追赶这一领域的新潮流。所以大部分需要的书都是买不起的，只能经常泡在中关村和海淀镇的几家书店里翻看，拿小本子抄录，好在当时附近就有好几家书店。海淀剧场旁边的希望书店就是我重要的“根据地”，当然，那里一直有很多我的“同好”，在做着与我同样的事，所以那里实际上是大家的“根据地”。当时不但在书店泡，出了书店还要想，回家的路上无论走路、骑车还是坐公交车或者班车，经常都在琢磨程序，经常在回想当天在机房调试出的错误究竟错在哪里。专业书越看越上瘾，也就越觉得学校的课程根本“吃不饱”。BASIC语言是第一门专业课，我还基本上和全班保持同步；学到PASCAL语言的时候我就已经忍不住开始“抢跑”了，提前看完教材；到汇编语言的时候，才上了两个星期的课，我已经把最后一课的题目在上机课完成了，之后无聊的时间用课本上没有的方式在电脑上画出了一面“八一军旗”，老师看完摇摇头什么也没说。
当年学校的上机课时非常有限，1987年刚刚入学第一年，学校只有APPLE-II和国产的紫金-II，CPU都是6502，每周我们只有一节上机课。那个时候编程的方式也许是现在的“码农”们难以理解的，所有需要上机的程序，就算省略了流程图，也一定都是先在纸上把每一行程序写好，先要模拟演算至少十几遍，然后才能上机，这样才能确保非常有限的上机时间能够高效地完成程序。1988年学校才开始有了少量的PC机，上机时间增加到了每周两节课，但是却显得更加珍贵了。
特别感谢我的父母，当年对我的学习非常支持，可以说是想尽一切办法。妈妈当年所在的北京铜厂，全厂当时只有一台IBM PC-XT，像很多单位一样，这唯一的一台电脑像珍宝一样，电脑房也都是空调、地毯，标配财务室一样的铁闸门，就差平时锁进保险柜。就这样，妈妈还是想办法带我去用过几次。
更幸运的是不久后，几位爸爸治好的病人来向爸爸表示感谢，其中一位经理叫陆昌晓，一位工程师叫余启祥，得知我在职高学电脑，非常豪爽地邀请我去他们的销售部使用电脑，方便我学习。原来，他们的销售部就在对面空军大院墙外，是建南机器厂驻京销售部，他们和当时著名的长城计算机公司一样，同为中国计算机集团公司旗下的一家国企，是隶属于电子工作部的国企，专门生产磁记录设备，总厂在湖南怀化，说起来还是妈妈的湖南老乡，这一来他们对我就更热情了。我对这样的邀请实在是求之不得，欣然前往。有时他们忙得不可开交，我就帮他们验货、发货，这个过程中学会了学校没教也不敢教的拆装电脑。他们不忙的时候都在聊天甚至有时会在二楼宿舍打麻将，我就用营业厅的电脑学习。开始只是周末才去，后来发现他们就住在楼上，24小时都有人，于是放学后晚上也过去，经常会在营业厅泡到晚上12点才恋恋不舍地回家。编程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书本上的东西最终必须要通过上机才能变成程序，更需要在电脑上不断调试才能完善。程序员都知道，调试程序的过程远比一开始写程序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也会得到更大的收获。因为每一次找错、改错的过程，都是对程序、对语言、对编程方法进一步吃透理解的过程，也是更深一步消化编程原理和技巧的过程。因此，有时候多上机实践甚至会比多上课收获更大。在建南销售部，我不但拥有了远比大部分同学要多得多的上机时间，甚至用上了远比学校好得多的电脑。1988年，学校机房才刚刚开始用上兼容的PC-XT，都是没有硬盘的，唯一的一台有硬盘的AT机是老师专用，而我在建南已经用上了长城286。1989年，当学校有了第一台286电脑时，我早已经开始在建南的386电脑上学 ENIX和C语言编程了。这不但让我最终破天荒地在专业课领域当上了年级的学霸，而且不知不觉中，这竟然为我后来的亚运会经历打下了重要基础。而且，当时我完全不知道，那些安装了XENIX的电脑其实相当一部分就是提供给亚运会计算机工程的，只是在他们那里安装调试。
当时学校的专业课程已经无法填饱我贪婪的胃口，早早提前学完教材之后，我又开始自学当时很流行而学校课程没有的C语言，有了PASCAL和有限的数据结构基础，C语言的入门可以说很容易，只不过越往后特别是到涉及到指针的时候就开始考验更深的数据结构甚至代数基础，对我还是有相当挑战的。说到这我真的非常感谢当年的小马老师，一位刚刚从北大毕业不久的小伙子，对于我向他请教这类课程以外的问题，总是非常热心、耐心地尽力讲解。事实上后来才发现，这一段对C语言的自学对我后来的从业竟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感知亚运的步伐，发现北京的变化

职高两年多的时间，至少在专业课学习方面我真的达到了“一心只读专业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境界，就连我的父母都奇怪，之前九年上学一直无比贪玩难以集中精力的典型学渣，怎么会不需要他们管就可以专心看书，竟然可以一看几小时不动地方。我在1987的和1988年那两年根本没有注意到任何与北京亚运会有关的新闻。也不是说完全不关心新闻时事，那两年里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新闻是1988年的“314海战”，我们海军大院里这算是那两年最大的“民间新闻”，很多人都在说越南太不禁打，仗还没怎么打就完了，当然，实际上那时我们也是有所顾忌的，主要是制空权方面并没有什么优势。对于大院里的军人来说，有人的同学、战友就参与了这次海战，所以这一新闻在大院的影响力超过了同年潜射“巨浪”的影响力。而之后的1989年，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想想，那几年，在这样的情况下，北京亚运会的新闻被淹没也不算奇怪。
事后想想才发现，当时身边很多的变化其实都和亚运密不可分。比如那几年北京的很多基础设施的建设，简直日新月异。我上学主要是走西三环中路和北路，这条路上没有亚运场馆，但是这条路本身就在那两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先是路面翻修加宽了，而且修路的速度可以说是惊人，天天从那里走，看着那条路一段一段重新铺完沥青，一天一段，感觉没有几天，整个西三环中路和西三环北路完全变了样。
当时印象比较深的还有三环路边和沿线的一些建筑，像北京外国语学院旁边的新北京电视台和一座久凌大厦，每天上学放学时经过，眼看着它们拔地而起，从搭脚手架，到拆脚手架，一层一层地高上去……也是一天一个样。
还有后来的紫竹桥，也堪称是神速建成。以前香格里拉饭店那个路口是平交，有红绿灯的，有天早上上学发现开始施工了，眼看着从围挡到开挖再到后来一桥飞架东西，也就是两三个月的时间，真快！现在想想，“基建狂魔”其实早在那时就已经初露峥嵘了。
后来慢慢发现，北京亚运会其实就在身边。有一天，听说大院的游泳馆也被列入亚运场馆了，作为亚运会的跳水训练馆。
另外，好像是1988年我们高二的时候，学校挑选了一些女同学开始练习团体操，我们年级8班的一名女生张伟就入选了，据传说她是我们班张树庆的“棒尖儿”，当然这也许只限于同学间无聊的传说，能确定的仅仅是他们同为某厂的家属。从那之后，经常见她们一帮女生放学后在操场上练习，再后来甚至见过她们穿着那种蓝绿相间的纱制衣服练习。当时听说她们是为了参加北京亚运会开幕式，很多同学还是非常羡慕的，说实话，我当时还真是一门心思都在专业课上，加上当年对体育还真没后来这么大兴趣，所以对亚运会也没什么感觉，更没觉得她们能参加开幕式表演这件如此光荣的事情会让人有多羡慕。更不会想到，后来我们竟然有机会直接参与北京亚运会做更多的事。不过她们恐怕也想不到，我后来竟然以工作人员的身份在看台上观看了她们最后的定妆彩排，也是到那时才知道她们排的这部分叫“碧水风荷”。

五、插曲：同桌的小X

我两年的同桌小X在班里属于成绩靠前的，但是并不是特别冒尖的那种，就像她的颜值一样，在班里三十多个女生中间属于靠前的，却并不那么突出。她的性格很好，除了一个闺蜜和几个明显特别亲近的密友之外，似乎跟所有的同学也都聊得来，别管是学霸还是学渣。当时并不懂这其中的原因，因为那里我太年轻，后来许多年之后回想那一段才真正明白，这正是她早熟的一种表现。
小X属于典型的早熟，或者可以说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自己曾经亲口告诉我，自己报考职高并不是因为成绩不行，而是为了早点工作，早点替家里承担起责任。不了解她的家庭的同学很容易就会认为这不过是为了面子说说而已的托辞，当然我知道她说的是真话，不但因为我知道她的中考成绩，更因为我知道她的家庭。
小X的家其实离学校很近，当时就在海淀法院一路之隔对面的一片平房区，那一片平房区很像今天城市里的城中村，甚至还不如今天某些城中村。说起来地处首都北京而且是高科技云集的海淀中关村地区，然而包括小X一家在内的那些平房住房却基本保留了农村的生活习惯和生活状态。别说今天的城市居民了，就是当年班里其他同学的家庭，哪怕父辈才进城的家庭也早已完成了城镇化。
小X的父亲老X来自河北农村，在海淀房管所当一名工人；小X的母亲没有工作，利用家住平房的有利条件，在朝着路边那一面墙边隔出了两三个平米开了一间糖烟店，这当然是老X的手艺，事实上老X的手艺相当了得。
小X一家姊妹五个，被我称为“五朵金花”。小X排行第四，大姐已经结婚，女儿当时都两三岁了，三口子没房住在娘家。二姐当时也有对象了，只是还没出嫁，也在家里住。剩下的三姐妹当时都还在不同阶段的学校，更是只能住在家里。事实上老X家原本只有两间正式的平房，门对着门，显然无法容纳这老老小小九口人。这时就看出老X身上浓缩的中国农民能吃苦的本色和工人阶级充满智慧的结合体，连搭带隔，硬是把两间平房变成了大大小小六间独立的房间，全家人该单住的单住，挤在一起的就是仍在上学的三姐妹。在今天看来，这样的平房和周围的邻里关系，有着令羡慕的“烟火气”，而生活在其中的局促不便和各种困难，不但今天住在商品房小区的年轻人无法想象，就连我这种住过部队“小通廊”的同学也很难去完全体会的。从小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家庭，也就难怪小X远比我们要更加成熟，正因为知道了这些背景，所以我丝毫不怀疑她不想上大学、想早点工作挣钱，完全是出于家庭责任感，完全是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完全是为了把上大学的机会留给最小的妹妹。
就这样阴差阳错，她上了职高，成了我的同桌。后来，亚运会工程进入场馆之后，在志愿者上岗之前一度缺少人手，我趁机把她拉进了亚运会，于是，小X也成为了北京亚运会计算机工程大军中的一分子。

六、我的亚运征程正式开启

完成了事实上的面试之后，苏老师为我介绍了亚运项目组的情况。当年北京亚运会计算机工程可谓规模庞大，一共有六大子系统，分别是：现场成绩信息系统（RIS）、电子信息服务系统（EIS）、人员注册和辅助制证系统（PIS）、组委会事务处理系统（TIS）、辅助体育分析系统（CAS）和网络监控系统（MCS）。其中我直接参与的就是现场成绩系统（RIS），而对于电子信息系统（EIS），由于包括我所在的篮球项目在内，27个比赛项目和2个表演项目所在场馆都设有终端，所以也有所了解，对其他4个系统则没有接触过。其中，我所在的RIS子系统也和EIS一样，在各个项目场馆都有项目组，各项目组由在京的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承担开发任务。
当时中科院计算中心承担了四个项目RIS系统的开发任务，分别是体操、篮球、拳击和武术项目，每一个项目都是由一名像苏老师这样的资深主设计师带领一名年轻的助理设计师负责，四个项目、八名人员中，只有组长苏老师一位男性，而且由于我是苏老师面试的，我很自然地就跟着苏老师和助理设计师戴莉莉一起进入了体操RIS组。
当时的现场成绩系统（RIS）使用的是一种简化版的UNIX系统——XENIX系统作为平台，所有程序是以C语言为基础，结合了数据库。为了提高开发效率，冶金部计算中心当时有一位国内C语言方面的专家专门针对RIS系统编写了一套辅助开发工具。平时在XENIX平台编译C语言的程序用的是“cc”，开发工具的编译是“ccc”。RIS系统负责记录比赛过程中所有的技术统计，相当于把原来记录台上手写报表的内容通过计算机入库统计，然后汇总出来，报表的打印件现场交相关官员签字后复印分发。同时要把报表文件传送给RIS服务器端，服务器位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然后电子信息服务系统就可以得到数据，设在各场馆和媒体中心等处的EIS终端就可以查询到比赛成绩了。
场馆中另一大系统是电子信息系统（EIS），已经实现了网络功能，通过韩国某品牌赞助的调制解调器，EIS系统将分布在北京的各个场馆的EIS终端组成了一个广域网络，可以查询各项目的比赛信息。在那个年代，互联网是什么？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就连学计算机专业的人也没有多少人懂，还是在很多年后才知道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有一个可以连接互联网的接入点，北京最早的一批网民中很多都是通过高能物理所这个点第一次登录了那个叫Internet的神秘世界。1990的北京亚运会，对互联网一无所知、甚至连以太网都还没见过的我，通过亚运会EIS系统第一次接触到了网络这个神奇的东西。在系统测试期间，各场馆的工作人员都对网络这一神奇的东西表现出了高度的好奇心，大家纷纷在一个类似于现在论坛的系统空间中留言，和不认识的其他兄弟场馆的同仁打招呼，当然免不了也有吐槽的。比如，离市区较远的平谷水上运动项目中心的兄弟们就曾经抱怨说已经好多天吃不上新鲜蔬菜了，有几位已经出现了口腔溃疡。像这样的网络交流，在今天的网民们看来也许实在太初级、太无聊了，然而在当时，1990年，我们在不经意间就成为了中国第一批网民——虽然不是互联网。
当时的我对体操运动可谓一无所知，说起来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时候，跟着爸爸在家里的新电视机上看过很多比赛，其中印象深刻的就有李宁的吊环、楼云的跳马、马燕红的高低杠，只不过除了能看明白他们是不是能站得稳，其他就完全不懂了，最多就是知道翻腾或者转体的圈数越多得分就越高，不过并不知道男女项目有什么差别。苏老师告诉我，亚运会计算机工程的现场成绩组要提供所有项目的比赛数据，也就是技术统计，而且是全程承担。所谓“全程”就是在开发阶段要负责所有程序的编制，在亚运会期间，要负责程序的运行和数据录入、处理，直到每场比赛后生成报表。虽然在亚运会开始前会有志愿者补充进来，承担最后相对简单的数据录入，但是作为开发者和运行保障人员，也必须熟悉所负责项目的所有规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很多项目RIS组的人员，除了临场应变能力之外，对规则的理解和反应速度都已经接近该项目国家级裁判的水平了。这不是夸大，就在备战亚运会的半年多时间里，我们不断地听到有RIS组的理工男通过一些项目的国家级裁判员考试，拿到了证书。所以，从那时起，我很快就知道了男子六项是自由体操、鞍马、吊环、跳马、单杠、双杠，女子四项是自由体操、高低杠、平衡木、跳马。再后来，我开始知道体操打分不止看落地，还要看整套动作的难度分和完成分；再后来，我逐渐开始知道了成套动作的难度分从A组到G组分值越来越高……随着对体操规则的了解越来越多，我意外地发现自己开始喜欢看体操了，这时的喜欢不再是1984年仅仅凭着一股爱国热情去看中国队，而是开始被体操这项运动的魅力所吸引，而这仅仅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对于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我接收的速度和容量的确可以超过身边的很多人，按照我的总结回顾，很多时候对感兴趣的事物完全不需要去记忆，很容易就会去理解，然后变成自己的东西，这似乎远比记住要容易得多。因此当时我完全相信，凭着我的兴趣和我当时的年轻，用不了半年，我一定可以对体操项目有足够的了解，到什么程度呢？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至少应该能接近央视解说员吧。
然而，事情并没有按照我最初的想象去发展，一个意外的机会改变我的人生轨迹。

七、暂别亚运

当时来中科院计算中心实习，鲍教授告诉我实习期三个月，他当时并没有明说三个月之后如何，按照一般的惯例，实习期如果表现良好、能得到单位认可，留下来是问题不大的，因为他说过需要人。
实习开始之后，我还完全没有想过实习表现如何影响自己的去留，甚至完全没想过实习三个月有没有收入，初入社会，那时没有这些概念。要不说那时年轻呢，刚刚走出校门，没有任何社会经验的一个纯小白。当然，不想不是就在混日子，那是不可能的。从小在军营长大，接受的教育是一切以工作为重，要多干事，少谈不谈待遇，这个观念是从小在军营里就形成了的，已经深入到了骨子里。因此，在实习的那段日子里，我从来都是绝对服从设计师苏老师和小戴的指挥，让干啥就干啥，从来不讲价钱。他们交给我的工作也是从最简单的内容开始，逐渐提高难度。比如开始只让我负责把所有菜单统一风格，再把颜色配得漂亮一些。我在做的过程中逐渐发现风格统一简单，配色漂亮一些也不太难，很快就完成了。在调试的过程我发现，由于系统的功能比较多，菜单的层级也多，对一些用得相对比较少的功能，目前在哪一级菜单经常还需要想一下。进而就想到，如果所有分支的每一级菜单用相同的颜色，就可以很容易知道现在进入到第几级。这个小创意得到了苏老师的高度肯定，其实这只不过是实习期的各种小创意和自我发挥中的一例。正是因为发现了我比较愿意动脑子，苏老师也开始把更多的东西交给我，并且会耐心地指导我完成。事实上不止是苏老师和小戴，那时在我完成了苏老师交给我的工作之后，常常会主动去问其他三个项目的老师有没有什么要做的，今天我可以坦白交待了，除了军营中确立的工作观念之外，我也是有私心的，主动问其他三个项目，其实主要是冲着萧老师的篮球项目去的——这个后面再说，其他两个项目拳击和武术不过是为了打个掩护，但是真有活交给我，我也会一样认真完成。正因为如此，其他三位设计师和她们的助理也都很乐于指导我，如此一来，在短暂的实习期里，我享受到的是事实上的研究生待遇。我的职业生涯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在这些热心老师的帮助下起步，不得不说是我的幸运，虽然我早已不做IT很多年，但是至今都感激他们当时对我的那些帮助。
我的勤快和小聪明很快就让我赢得了整个项目组的好感，我自己也开始越来越喜欢这个环境，而就在此时，父亲为我争取到了另一个让我无法拒绝的机会，他告诉我，海军装备论证研究中心需要一个学电脑的人，主要是去管理机房。说起来，从小在海军大院长大，一直以来自己的梦想就是成为像大院里的那些海军军官一样的人，特别是小学毕业时读了一本意外从家里翻出来的报告文学《西沙之战》以后，更加坚定了我的理想。可惜自己不争气，初中三年学习完全不着调，连普通高中都没信心考，早早地就与军校无缘了，加上又近视，当年的征兵体检必然被淘汰，实际上理想早早就破灭了。如今一听说海军的单位要人，管他是干什么，管他是什么身份，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只要是为海军工作，那就相当于是实现理想。今天的很多人，甚至包括当时的很多人并不都能理解，工作怎么可能不在乎身份和待遇？这个事，大概更多60后以前的人特别是部队出身的人相对更容易理解，因为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部队的教育就是这样的。从小时记事开始，我所在的环境就是如此，所受的教育也是如此，各种身边的典型人物都是如此，到了自己的工作怎么可能想到先去谈待遇呢？这和什么觉悟、境界之类的完全无关，仅仅是一种潜意识层面的东西，是一种基础的认知。特别是有机会能够为了自己的理想工作，其他的东西自然就会退居将要地位，当时想法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这样的机会对当时的我来说那是完全不可能拒绝的，本质上同今天很多年轻人为了理想、为了创业愿意放弃更好的待遇是一样的。
三月底，当我告诉鲍教授和苏老师，三个月实习期满后我将会告别他们去海军装备论证研究中心工作时，他们表现出的都是略感吃惊，苏老师甚至还专门问我到那边确定能转正吗？要多久才能转正？当我告诉他目前只知道去了只能先从临时工干起时，他一再劝我再考虑考虑。后来，鲍教授也找我谈话了，他甚至明确告诉我，大家对我实习期的表现评价很高，留下很快就能转正，以后可以像其他几位助理设计师当年那样，先送我去学习，然后再考学历，在中科院的单位，我所学的专业在未来的发展前景是很好的，肯定比在海军要强，远比管理机房要更有前途。我完全不怀疑鲍教授和苏老师的判断，更是非常感激他们对我的关心。中科院计算中心，这在当时的中国计算机领域来说，可能名声不如中科院计算所那么响亮，然而这里的学术环境我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已经有了很多了解，身在其中的他们完全有理由让我相信海军那个同为研究单位的地方至少在专业领域无法与这里相比。这里是一块沃土，两个多月以来，几位老师的指导已经让我获取了太多营养，这才仅仅三个月不到，如果是三年呢？凭着我对计算机的兴趣，我会有多少进步？我完全不怀疑。然而，人就是这样，在真正的理想面前，其他的很多东西都会变得微不足道。只是鲍教授、苏老师还有组里其他老师的热情和不舍，让我感觉心里很惭愧，我一个普普通通的职高毕业生，何德何能？哪里值得人家如此挽留，结果我还去意已决，实在是有点不知好歹了。无奈，我没有办法与自己的理想去抗争。
临走的时候，鲍教授递给我一个信封，说这是我实习期间的补助——是的，他说的是补助，毕竟当时的实习是没有工资的。后来我打开了，里面是一张一百元，那是1990年3月。事实上，我后来到论证中心上班之后每个月的工资也不过是90元。其实我很清楚，那一百元并不是劳动力成本的概念，而是鲍教授代表中科院计算中心对我实习工作的另一种肯定。

八、插曲：海论中心——我的“大学”

1990年4月2日星期一早上7点多，我早早地骑车到了位于六里桥北里的海军装备论证研究中心某研究室报到。
论证中心的办公楼紧挨着车水马龙的西三环路辅路，西边一墙之隔就是八一电影制片厂，再往西南方向是高速公路，附近还有长途客运站。这里的位置比较嘈杂，并没有像其他机关大院那样森严壁垒，办公楼是一栋六层建筑，看上去半新不旧，外墙是红砖的，沿路还有一排活动板房，半封闭式的一个区域，中间是一座两层楼的食堂，南侧的平房是单身宿舍，一墙之隔是家属区。就这样的环境，如果不是看到那么多穿着海军军装的军人出入大楼，可能不会想到这里是一个军队单位，而且还是一个军队科研单位。
研究室就在办公大楼二层最西头，把着头起了一个木制的隔断，里面隔出了七间办公室。隔断有扇门，说是破门一点也不冤枉，每次开关这扇门，不但门会吱吱响着晃悠，就连整个隔断的木板也都跟着呼扇呼扇地晃，从第一次走进这里我就担心，推门的时候劲要是大点会不会把整个隔断都推倒。进门后左边墙上有一个管灯，大白天也开着，因为这里采光确实不太好。管灯下是一张书桌，上面放着一台复印机用深红色天鹅绒布盖着，在复印机和隔断板之间挤着放了一部电话，这部电话是几间办公室共用的。一进门左右两边对着各有一间办公室，右边的一间相当于是行政办公室，我进门时只有一名志愿兵在，江苏金湖人，他是研究室的公务员唐永忠。我自报家门说明来意后，小唐就安排我在办公室坐着，等领导来。我记得那天他忙里忙外地在搞卫生，办公室里的台式收录机大声播放着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英语节目。
我坐在办公桌前，看着小唐忙活，内心在纠结。多年来的教育告诉我，这个时候应该帮忙干活，可是小唐一直忙个不停根本没时间理我，也可能是在专心听节目学外语，不希望被打断听力练习。反正，他不理我，我就更不好意思主动去问他。别说当时我才走出校门三个月，就算是今天我也不是一个善于和陌生人打交道的人。所以当时根本不知道自己该帮什么、能帮什么，就那样坐在那里又觉得非常不合适——人家忙得团团转，自己竟然像客人一样袖手旁观。纠结地看着一个个身影陆续从隔断那扇门走进来，继续往西头走去，一会有人打开了对面办公室的门，而我依然还是坐在桌前纠结，直到后来小唐进来，把我带进第二间办公室——那里是主任办公室。
这栋楼二层的结构其实还是有点奇怪，从门口南北各一间办公室再往里走又有一道门，这道门是木质带玻璃格窗的，看起来比外面的隔断要正式得多，进了这道门之后北边就都是墙，只有南侧有办公室，也就是只有左侧有房间门，左手第一间就是主任办公室。
在主任办公室，我见到了一位年长的海军上校，小唐介绍说他就是研究室的副主任施门松，后来几天才知道，主任是刘卓明，那段时间外出开会不在单位，所以我只见到了副主任施门松。第一眼看去，感觉施副主任和大院里很多同样军衔的军官有一些不太一样，在他的眼神里有着与中科院计算中心鲍教授、苏老师他们更为接近的内容。不过这位湖北荆州的海军上校给我的感觉依然是一位非常严厉的领导，虽然此刻他明显面带真诚善意的微笑，我却可以从他身上明显感觉到有一种威严，这是一种军人身上才会有的气质，那时我想到的就是一定不能在他面前犯错误，这种威严更多是来自他的目光而不是肩上那副上校军衔，此时我突然想起了海军大院里很多战士曾经普遍有过的那种对海军副参谋长邓树琪和海司管理局副局长张绍智的那种敬畏，就是我当时这种感觉。
施副主任简单地向我表示了欢迎之后，我以为要开始安排我的工作了，出乎我的意料，他让小唐找出了一本红色塑料皮包装的小册子递给我，告诉我去小唐办公室先认真学习，然后再安排我的工作，最后还不忘提醒我“要背下来。”
我拿着小册子跟着小唐去了他的办公室，一看红皮小册子封面是几个烫金的宋体字——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密条例。小册子没有多少页，不过真要马上背下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这相当于是我到新单位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如果第一个任务就没完成，那以后在这怎么混？于是我开始咬牙默背。这时办公室里多了一位说话京腔很浓、偶尔略有些口吃的中尉军官，他是科研助理陆农春，干的活相当于是办公室主任了。小唐依旧不停地在忙着，不过这时八点以过，他早已把收录机关掉了，办公室还是很安静的，外部影响我的因素并不多，可是我发现背条例真的比背《琵琶行》要难得多，没办法，硬着头皮也要背。不知背了多久，最多也就背了十几条，小唐就叫我再去找施副主任。自知没有背完，心怀忐忑地进了主任办公室，发现办公室里多了一位戴眼镜的海军上尉，施门松告诉我这位是综合组的组长张宏，以后我的工作就由张宏来安排，我每个月的工资是90元。他竟然完全没有再提起《保密条例》的事，这让我有一种窃喜的感觉，随着张宏出了主任办公室。
张宏中等身材，军装笔挺，身板笔直，军容严整，第一印象就给人一种严谨的感觉。他戴着一副变色近视镜，说话能听出淡淡的东北口音，语速和他的行动速度一样不紧不慢，而语调也和他的举止一样显得老练稳重，声音很宏亮却很难听出他的情绪变化。
张宏带我走到走廊最里面综合组的办公室，门口进去左手边从门口到窗口摆放了三套办公桌椅，三张桌子都是左边贴着墙横放的，像课堂的摆放方式，张宏在最里面靠窗口的一张，办公的时候后面两位刘晓春和于绍钧都是看前面人的后背。由于房间不够宽，无法横放两张办公桌，右边墙边的两张办公桌都是对着墙放的，它们属于刘家明和刘震宇。这两张办公桌的两边，靠门口右是一个电视柜，里面居然有台电视机，靠窗的位置还放了一张当年最常见的铁皮边的电脑桌，张宏说我可以坐在那里，不过平时更多的时候我会在机房。
机房就在综合组的隔壁，综合组办公室门口又有一个隔断，这个隔断可比作为研究室大门的隔断要讲究得多，铝合金玻璃的主体，两扇铝合金玻璃门，外面还有一整面拉闸铁门，门口铺着一块地毯，旁边的鞋架上有拖鞋，像当年绝大部分机房一样，进入要换拖鞋。
当时机房里的宝贝是几台APOLLO图形工作站，一台IBM-XT微机只是辅助用的。还有一台当时很牛的投影仪，那个头和份量远远超过了现在大家常见的投影仪。
我的基本工作是管理机房，就是定期打扫机房的卫生，保持设备的清洁。后来领导发现我打字速度快，我那时五笔字型打字速度在每分钟200字左右，比专业打字员慢一些，比业余人员又要快很多，所以文件打印的工作也给了我。
论证中心被外界称为中国海军的“智库”，这绝非浪得虚名。这里的科研人员至少都是本科毕业，而且大多来自海军工程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军内院校，也不乏清华北大等地方名校的毕业生。另外早在1990年，科研干部中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占比就已经相当高了，从我到研究室之后的很多年，到研究室报到的基本上都是硕士学历。而且，论证中心本身就有研究生队培养硕士研究生。在这样的环境里，逐渐发现，我身边这些老大哥们个个都专业人才，不但有水平，而且非常热心，我向他们请教都会得到热情的帮助。应该说我能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是幸运的，我只是一名职业高中毕业的普通职工，那些科研干部都是名校高材生、是科研干部、是军官。然而，他们当中没有人因为这种身份上的差异对我另眼相看，我所感受到的都是兄长般的情谊。在这些热情而且优秀的学霸们中间，再差的学渣也多多少少能灌进点文化水，只要肯学，这里差不多就是名校的环境。应该说那几年，靠着那些老大哥们的指点，我取得了一些进步，是再后来，我主动申请参加一些简单的数据库开发和一些重大项目的多媒体汇报材料制作，后来还跟着几位老大哥屁股后面参加了诸如海军“九五”规划、多型重大装备引进项目的多媒体汇报。也曾经多次参加时任海军副司令员贺鹏飞主持的汇报会……我也没有想到一个普通的职工会有机会做这些，大概像我这样的职工在全海军也难找出几个了。可以说，在论证中心的日子我是快乐的，毕竟也算是至少部分实现了我的人生理想，而且在这所大学校里有众多的老师，教会了我太多的东西，说令我受益终身并不为过。

九、重返亚运工程

初到论证中心的一个月，几乎就在轻松愉快中虚度了，因为工作过于简单，事实上完全不需要更多的电脑基础知识，之前学的东西一时用不上，机房里唯一的一台PC-XT经常会被占用，除了偶尔会有同事在上面用Word Star打一些文章，赵德慧和刘震宇经常会在这台电脑上“学习”一个叫“tetris”的项目，是的，最经典的“俄罗斯方块”。对那几台没什么人用的APOLLO工作站我一向敬而远之，一方面确实不熟悉工作站和操作系统，另一方面，毕竟刚刚来，也不敢轻易触碰自己不熟悉的设备，担心的不是硬件，而是担心自己万一不慎误操作造成一些软件系统的损坏，那可是我担待不起的。所以，这一个月的时间里，我真正能上机的时间反而比以前少了很多，一时也没有找到新的学习式方法和方向。
就在我沉浸在新鲜、快乐和小小的迷茫中时，有一天下班回家，父亲跟我说让我给中科院的苏老师回个电话。1990年的时候我们家已经搬进了大院的团职房，家里已经装了电话，不过那个年代可不像现在，别说手机，就连BP机也是在亚运会后才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身边。那时想找人只能是打电话到单位或者到家里找，如果人不在就留言转告回电话，经常这边回电话过去那边又没找到人，如此往复多次才能联系上。当然，工作时间比较固定的就会在找人转告时说一个时间范围，在那些时间里打过去比较容易找到人，苏老师就是让我父亲告诉我在上班时间回电话，而且已经说明了找我的目的，是希望我还能回到亚运会项目组工作到亚运会结束，他们仍然需要我，希望我回个电话。
第二天上午上班后，我在单位隔断门口的桌子边拨通了中科院计算中心的电话，苏老师在电话里告诉我，现在亚运会的各项目已经开始进入开发的最后阶段了，组委会还在不断地提出各种修改意见，程序修改测试的工作量非常大，我之前已经熟悉了系统和项目的规则等等这些内容，如果能够回去的话对项目的帮助会很大。毕竟亚运会工程在当时是举国上下都非常重视的项目，新中国成立40年第一次举办这么大型的洲际运动会，全国上下都在全力支持，希望我能问一下海军这边的单位领导，看看能否让我工作到亚运会结束，为我保留岗位，算是对亚运会的支持。他还告诉我不用担心，如果这边真不行了也欢迎我留在中科院计算中心工作。
挂断电话之后我真的动心了，其实昨晚父亲告诉我情况之后我一直很为难，毕竟我才到论证中心上班一个多月，而且想到施副主任那副严肃的面孔，我不知道该怎么张口说这件事，就好像我要当逃兵似的。但是电话中苏老师的那句话真的触动了我，那就是亚运会对于当时中国的重要性。如果说在1989年之前北京亚运的气氛在身边还没有那么明显，从1990年开始，似乎一下子全北京就进入了亚运时刻。亚运会会徽和吉祥物“盼盼”的彩旗、贴画、大幅广告随处可见，《亚洲雄风》的歌声在大街小巷不绝于耳，每天广播电视和报纸上的新闻中，亚运会的篇幅越来越大……就连我们论证中心的门口也挂上了一条横幅“亚运为国争荣誉，我为亚运添光彩”。在当时那种气氛下，以我当时的觉悟，我真的觉得自己应该为亚运会做点什么，这里说到觉悟完全没有一点点自夸，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部队的大环境里接受过教育的人更容易理解这些，也只有亲身经历了1989年那段不堪岁月的人才更能体会到当年的亚运会对于北京、对于中国有多么重要。
回到机房想了一会之后，我终于心一横，硬着头皮走进了开着门的主任办公室，向施门松汇报了这些情况。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他甚至都没有犹豫，最多算是略加思考，问了我一些在项目组从事的具体工作之后，就同意我继续回到亚运会工程项目，工作到亚运会结束。看到我惊讶的表情，他反而来安慰我说，亚运会是大事，全国人民、全国各行各业都在大力支持亚运会，其实楼上的翻译队就有几位同志参与到了亚运会服务工作。他说，我能参加亚运会的工作，也算是论证中心对亚运会的支持，并且勉励我，再回到亚运会工程要好好干，干出成绩，因为我是代表论证中心、代表海军去的。他还告诉我，让我安心在亚运会工作，这边的工作为我保留，这期间的工资也照发。听完之后，我当时心潮澎湃，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在亚运会项目中好好工作，不能对不起苏老师他们，更不能辜负了施副主任。
第二天我就回到了阔别一个月的中科院计算中心，老师们见我回来了都很高兴，热情地问长问短，回到了熟悉的地方我也觉得很开心。
这时苏老师问我：“这次回来还跟着我吗？”
说真的，这个问题当时让我感到意外，我不敢相信，走了一个月又回来竟然会意外有了选择的机会？之前实习三个月都是跟着苏老师的体操组，原本继续跟着是顺理成章的事，说实话，多年之后回想起那时的情景我都不太理解苏老师当时为什么会这样问我，也许真的只是客套一下。
可能我骨子里就有得寸进尺的元素，人家苏老师客套一下问了我，我还真就顺杆爬了，我当时几乎没有多想就说：“我能跟萧老师她们组吗？”萧老师的组是篮球项目，无论从我个人的兴趣爱好还是项目本身的普及程度来说，篮球都在体操之上，事实上之前实习期间我就早已觊觎篮球项目很久了，只是苦于没有机会。今天，面对这样一个意想不到的选择机会出现的时候，我不可能轻易放过。
苏老师听后明显有一点点小吃惊，不过还是笑了笑说了句“喜欢篮球啊！”，然后也就同意了。萧老师和助理设计师杨倩非常高兴，很欢迎我，之前实习的时候也主动帮她们做过一些事情，只不过从今天开始就更加名正言顺了。
虽然只离开了一个月，再次回到项目组还是发现和一个月之前有了太多不同，进入五月份，随着距离亚运会开幕越来越近，这时项目组的气氛多了一些紧张，工作量比之前大了很多，首先要面临的是不久之后的项目验收，日期已经确定，而组委会和各分项竞赛委员会还在经常下发修改和补充的内容，这些都为项目按时完成增加了不小的难度。然而，所有人都知道，每一处修改和完善的内容都是为了比赛顺利，计算机系统最终是服务于比赛的，所以只能服从，我们该做的、能做的就是尽快按照要求完成修改，并且在验收之前完成任务。这期间，我甚至加过几个通宵的班，期间也就只能在机房拼桌子盖着军大衣打个盹。

十、进驻场馆，队伍壮大

1990年5月，亚组委技术部在西山空军疗养院召开动员大会，亚运会电子工程从指挥部到各个项目组的工作人员都集中在疗养院开了两天还是三天的动员大会，吃住都在那里，对于刚刚走出校门不到半年的我来说，这种感觉还是很新鲜的。
同住一室的马红，211名校研究生，文质彬彬，戴一副眼镜，看着就有学霸的气质，不太喜欢说话，喜欢戴白色礼帽，这在当年显得很另类。不过我们相处的几天里还是比较和谐的，因为我不记得我们之间发生过什么不愉快，虽然我同样不记得我们聊过些什么开心的话题。
能记得的就是那几天里，上午、下午都在大礼堂开会，亚组委的领导做动员、提要求、鼓舞士气；计算机工程的领导下达任务、具体部署……具体内容已经不记得了，不过直到今天都还记得，大家的精神面貌都非常好，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后来包括今天很多时候开这么长的会议时有人会烦躁、会无聊、会走神，当然那个年代更不会有会场上此起彼伏的手机铃声，上千人的会场秩序真的很好。当时会场上除了我们这些70后的新生代，还有相当多的像苏老师、萧老师他们这一批50后的老一辈，以及杨倩和小戴她们这些60后的“中生代”，我们的成长环境与80后和更年轻的90后、00后是不同的，大家相对来说更习惯于这种比较严格的管理，特别是在我们认识到这关系到亚运会这种政治任务的时候，没有多少人敢于挑战规则，更不会因为一点点小的疏忽让自己被排除在这个万众瞩目的光荣群体之外。
动员大会后，各个项目组开始全面进驻场馆，我们篮球项目组进驻了位于蓟门桥旁边北京体育师范学院的大学生体育馆，北京亚运会时，除男女篮决赛以外其他所有场次的篮球比赛将在这里举行，从那时起，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工作生活都在场馆里。
在动员大会之前不久，很多志愿者加入了团队，他们都是首都各大高校的应届毕业生。管理软件学院的王宏祝、姚燕、崔静婷加入了我们的团队。
王宏祝和姚燕是一对，从他们一来所有人都看出来了。王宏祝是个憨厚的小伙子，有一种略超年龄的老成，当然也是典型的“妻管严”，对姚燕完全言听计从，对于他来说，姚燕的每一句话都是无比正确的。相处几个月，从来没有见过王宏祝因为任何事情发过一点点脾气，无论对谁都没有过。当然，别人也不会去惹他这样一个老好人。姚燕就不同了，那是一个典型的大小姐，经常不知道谁惹了她，脾气就上来了，结果就是拿王宏祝出气，各种欺负。不过王宏祝显然早就习以为常，按照某人的话说，姚燕指东他绝不向西，哪怕朝令夕改他也完全不在意，而且还不是那种能看出是在忍受的、表现出来的不在意，怎么看都像是完全心甘情愿的那种。感觉也只有他才能承受姚燕这样的大小姐脾气，如此一想，他们还真就是天生的一对，换了其他人未必能如此合适。
崔静婷和王宏祝、姚燕是同学，一个挺漂亮的女孩，穿戴比较时髦却又不会夸张，有点高冷的感觉，以至于后来某位比较喜欢撩妹的清华大学研究生很快就放弃了搭讪。
随着通讯设备进驻场馆，通讯组随之成立，除了一位清华大学的研究生郭树勇之外，还有两名本科生一起。清华大学的计学荣，典型的理工男，戴一副看上去度数就不低的眼镜，对设备非常熟悉，一看就是专业相当出色。不太喜欢热闹，很喜欢看书，别管工作间里大家如何谈笑风生，都不影响他沉浸在他自己书本的世界中。不过计学荣并不难打交道，只要大家叫他一起打球、打牌或者是一起去食堂，他从来都会痛快地放下书本加入大家。
北京科技大学的潘晓东也是通讯组的，负责通讯设备保障，比较活跃，跟所有人都“自来熟”，工作间的休息时间，挑起话题的经常都是潘晓东，难能可贵的是，他无论是跟我们这些同龄人还是跟杨倩这样的小姐姐或者是萧老师这样的长辈，他都能找到话题，操一口京腔，还真是典型的北京小伙子。
来自总参的任义是我们这个片区的通讯设备负责人，平时话不多，对人很和蔼，言行举止中透着严谨的作风。他的岗位是负责一个片区的通讯设备，所以与我们不同，老任不会天天从早到晚都守在大学生体育馆，他会在片区的几个场馆间巡回驻守，每天都会有一定的时间会在我们这里，也会在工作间与我们相处一段时间。
工作间的斜对门是篮球项目的新闻中心，没有测试赛的时候新闻中心没有什么外人，只有一些EIS系统驻馆人员和少量常驻场馆的专项记者，其中一位就是张雄，当时是《篮球》杂志编辑部主任。张雄中等身材，如果不是戴着一副眼镜的话会更像搞体育的，戴上眼镜更多了一些书卷气，似乎更符合他记者的身份，事实上他就是上海体育学院毕业的。说话是江浙口音，为人很随和，很快就跟我们这些“邻居”混熟了。不过当时没有人会想到他后来会成为中国男篮的领队，会成为篮协的官员，直到前不久成为CBA公司的CEO。有意思的是，当年我很羡慕他们这些当记者的，特别是体育记者，总觉得他们的工作充满了快乐，至今都记得张雄自己就曾经跟我说过“体育本来就是快乐的”。亚运会之后多年里一直跟张雄保持着联系。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年代，张雄的思维已经有了网络时代的东西，他利用《篮球》杂志搞球迷俱乐部，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整个就是一个纸上的社交APP，球迷留下地址和联系方式，大家在杂志上发现附近有同好就可以组团，可以一起打球。而我，利用自己熟悉电脑和打字的特长心甘情愿地当起了他的小跟班。只是那时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十几年后自己也会阴差阳错地步了他的后尘，也成为了新闻工作者。只是当我真正从事了这个职业才知道，快乐虽然有，不过绝不像当年自己作为外行时看张雄他们那样天天都是快乐的，毕竟不是天天都能有亚运会。
临近亚运会，我们的设备更新换代了，从40MB硬盘的长城286EX换成了80MB硬盘的长城386，速度明显快了很多。80MB，是的，没有错，在今天的年轻人概念中，存储设备的容量都是以GB为单位起步的。在1990年，80MB硬盘已经是市场上主流硬盘中容量最大的了，超过100MB的硬盘当时并非没有，只是价格并非一般用户可以接受的。在当年，80MB的硬盘是很难装满的，事实上40MB已经很够用了。那时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图像处理和多媒体技术，需要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当年电脑的CPU无论是16位总线、主频16兆赫的80286还是32位总线、主频33兆赫的80386DX，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那简直是龟速。4MB的内存今天听起来非常可怜的，而那时已经是超大内存了，不久前学校里的PC-XT机的内存普遍只有512KB，所以那时的程序也不可能太大。另外，当年还没有U盘这类神器，拷贝软件最常用的是1.2MB的5吋高密度软盘，每张软盘的市场价从6块到10块不等，在学校时我们最早用APPLE-II和紫金II时用的还是360KB的5吋低密度软盘。1.44MB的3.5吋软盘那时还很贵，要几年后才普及。光驱在那时更是神话般的存在，听说过，真见过的人不多。对这些容量可怜的东西，今天的很多年轻人别说见过，可能都会认为不可思议，1.2MB能存什么东西？能存多少？恐怕一张手机拍的照片都存不下。所以当年像亚运工程这类重大项目，还会使用另一种更保险也更传统的存储设备——磁带机，当然不是录音机用的磁带，而是计算机专用的磁记录设备。磁带的存储量是非常大的，比硬盘还要大，而且成本相对比硬盘要低，可靠性也比硬盘更高。但是从计算机专业角度来说，不同于随机存储设备的硬盘和软盘，磁带属于顺序存储，所以只能用来保存、备份各种数据，而无法代替硬盘。只有在万一遇到故障，当硬盘上的数据损坏时，可以从磁带上把系统和数据快速恢复回来。
亚运会计算机工程所有的微机和终端都是长城计算机公司赞助的，包括硬盘和磁带机等磁记录设备都是建南机器厂提供的。是的，就是我上学时曾经去上机的那个企业，后来在场馆中多次见到了建南的王邦荃师傅和其他几位熟人，他们看到曾经在他们那里偷师学艺的我参与了亚运会的计算机工程都感到意外，也很高兴，而我能在场馆偶遇他们也感觉非常亲切。
这就要说到当年的硬件赞助商提供的服务保障了。应该说，当年的举国体制对于亚运会的各种保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确保了很多工作的高效率、高质量。当然，以今天市场的眼光来看，当年很多成本是难以直接估算的，甚至是比较高的。不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举办这样规模的洲际体育盛会，各方面都没有经验，从最大限度确保赛会的角度，应该可以去理解这一切。
当年RIS系统和EIS系统用的所有的微机和终端都是长城计算机集团公司提供的，当年的长城电脑在国内微型计算机市场占有率是最高的，国家机关和军队采购，很多单位首选就是长城电脑，当时的联想尚且不及长城。长城计算机公司是中国计算机发展公司旗下的企业，是电子工业部系统的一家国企，相关的各种外围设备和配件很多也都是电子工业部系统的国企生产提供的，比如建南机器厂生产的硬盘和软盘驱动器等。有了电子工业部的统筹，各家硬件服务提供商对亚运会工程的支持力度是相当大的，可以说很多企业在亚运会项目上几乎都是不计成本，所有有关设备都有专门的人员对接。那时无论哪个场馆，无论设备是因为故障还是由于操作人员有疑问，只要一个电话就会有专业人员帮助解决，如果电话里不能解决，很快就会有人赶到场馆，响应速度非常快，哪怕远在平谷的水上运动中心也会有人赶去。而且，在临近亚运会开幕前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无论设备是否有故障，也不管场馆有没有人求助，包括主机、显示器、存储设备、打印机等等这些主要设备供应商都会组织服务人员每周定期巡馆，他们来到之后就会各自负责自己的设备，对设备进行例行的检查，查看运行状况，检查可能存在的隐患，然后会询问我们的使用情况，再交待一些注意事项。这样的服务堪称周到细致，也只有在当年的亚运工程我才见过这样的服务。显然，这一切都是组委会的安排，从中可以看出各级各部门对设备的重视程度，大家都知道这些设备在亚运会的每一处所发挥的作用非比寻常。
作为普通工作人员，我们对于这些设备也非常在意，平时使用非常小心，维护非常精心。基本上每天在结束工作的时候，都会用专用的抹布把所有的设备擦一遍，不会留灰，这种精细的程度在之前和之后都很少有过。因为我们知道，这些设备的正常运行对即将开始的亚运会至关重要，万一在亚运会期间出现故障，某一场篮球比赛的技术数据不能正常发布，那个影响可就是国际性的了。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大家在这方面都有着比较强的责任感，是一种真正的政治责任感，这和我们那个年代接受的教育有关，特别是在西山会议时，三天的动员大会更是进一步增强了我们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我们那时非常确信自己正在参与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项事业，这项事业所具有的政治意义非比寻常。在这样的认识指导下，大家对于设备的爱惜程度已经超过了一般的公共财物，差不多真的做到了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当时发生过一件真实的事，能够证明我这么说并不夸张。当时在几乎所有的场馆，RIS的电脑设备都需要每天搬运。所有场馆的RIS组都会有一间工作间，没有比赛的时候，人和设备都是在工作间里。当有比赛的时候，需要把电脑和终端以及打印机这些设备搬到场馆内记录台上的工作区，比赛结束工作完成之后，场馆内馆需要打扫清理，而且平时没有人看管，所以必须要把设备再搬回工作间。这个距离在不同的场馆是不一样的，少则一两百米，多则几百米。某场馆的一位同事，一次在搬电脑主机的时候在场馆里不小心滑倒了，在即将摔倒的那一刻，小伙子把主机抱在怀里坐在了地上，用自己的大腿为电脑主机当了“肉垫”，确保了电脑主机安然无恙，小伙子自己却骨折住院了，当然小伙子也因此受到了表彰。今天一定会有人觉得现在的主机挺轻的，用过286、386电脑的人会知道当时的主机有多重，别的不说，当初那五英寸软驱和五英寸硬盘的重量恐怕是今天的年轻人想象不出来的。当年RIS的电脑里一般都有两块五吋硬盘，其中一块是备份，光是这两块硬盘的份量就比今天很多人用的笔记本电脑还要重不少，其实对主机箱来说，最怕震动的就是这两块硬盘。如果今天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来看这件事，一定有人会难以理解，机器摔了可以修、可以换，硬盘坏了、数据没了，程序都有备份，总比人伤了损失要小吧？哪怕是简单算经济账，人伤住院花的钱也不比修电脑要少。这些道理都不能说不对，只能说这些都是事后分析，在一个人快要摔到的那一瞬间，这一系列的理性分析有谁能够完成呢？那一刻的选择我相信只能出于一种本能，正因为是本能才更加真实，也更加可贵。

十一、北体师的快乐生活

进驻场馆之后，随着北京亚运会开幕日期的临近，工作也越来越紧张，不过年轻人总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对于我们这些刚刚走出校门的菜鸟来说，工作仍然是一件非常新鲜的事物，即使有时有点累，我们仍然充满了新鲜感和好奇心，哪怕我们身处的仍然是一所学校。
我们所在的篮球项目场馆——北京大学生体育馆，坐落在北三环蓟门桥边的北京体育师范学院，于1988年10月落成使用。场馆采用整体框架结构，全馆呈正方形，外观是白色的，建筑面积有一万两千平方米。馆内的比赛场地长五十米，宽三十二米，高十三米，可以举行篮球、排球比赛。四周看台有四千二百个座位。按照亚运会篮球比赛的要求，男篮、女篮的决赛观众人数必须达到一万人以上，所以男女篮预赛、复赛阶段的比赛全部在大学生体育馆，而前四名的四场决赛将在更大也更老的首都体育馆举行。
从那时开始的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几乎是半封闭地工作在这样一座场馆。事实上我们的运气不错，依托北体师这样一所高校，各种生活保障都相当便利，几乎是所有亚运会场馆中条件最好的。当时万众瞩目的亚运村、英东游泳馆、综合体育馆相当于后来北京奥运会“鸟巢”和“水立方”的地位，又靠近亚运村，所以很多人都误以为他们那里的条件应该是最好的。然而在1990年之前包括之后几年的北京，那个区域的商业配套远远不像现在这么发达，亚运会开幕前，各种配套设施没用启用之前，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已经先行进入场馆，平时的吃喝拉撒都是问题，所以在那些新建场馆的工作人员其实挺不容易的。相比之下，我们出场馆就是北体师的校园，出北体师就是北三环、学院路，吃喝穿用包括交通都太方便了。
特别要来说说吃。那个年代学生基本上都是只能吃得起食堂，工薪阶层如果单位没有食堂，很多都是带饭。进入二十世纪最后十年，下馆子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已经不再遥不可及，却也还没有能够成为常态。北京当年还没有现在这么常见的快餐，麦当劳肯德基不但很少而且相对于当时的收入水平来说仍然太贵。当年更没有今天这么方便的外卖，就连大部分普通工薪阶层能吃得起的盒饭也要等到几年之后才出现。所以在当时，对于工作了却没有食堂的人来说，吃饭是一件非常大的难题，平时在外面一个人想吃饱，最常见的就是去买包子或者点一碗面条。只有了解了这些背景才会知道，我们工作在大学生体育馆、生活在北体师是有多么幸福。
北京体育师范学院有两个学生食堂和一个教工食堂，学一食堂的伙食最好，学二食堂次之，教工食堂的伙食其实比我们原来职高食堂吃得要好，但是不如海军论证中心的食堂。菜有区别就不说了，最典型的是馒头，学一、学二食堂都有富强粉馒头，教工食堂只有标准粉馒头。据介绍这和补贴有关，当年国家对高校的补贴政策还是比较多的，以至于后来在北京体育学院体育馆拳击项目工作的同仁来吃过这里的食堂后有些不可思议，之前他们一直以为体育学院的伙食补贴应该是各高校中比较高的，吃得很满意，然而当他们发现北体师的食堂吃得更好时产生了不解，后来学院有人解释了补贴政策才找到了答案。对体育类高校有一类补贴，对师范类高校有一类补贴，北京体育师范学院都占了。不过也正是因为有补贴，所以学院的食堂并不对外开放，外人买不到食堂的饭票，通过学生买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还要用粮票，学生每个月的粮票是定量的，饭票也就必然相应定量了，所以我们这些“外人”的伙食问题还颇费了一番周折。我们通过组委会找到了北京体育师范学院的院长于刚，于院长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当时的中国篮球协会秘书长，有了这样一层关系，吃饭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解决了，在全国支持亚运会的大背景下，这就是政治任务。不过于院长的原则性依然很强，他强调，国家给学生的伙食补贴是不能被侵占的，所以我们可以在学生食堂吃饭，但是买饭票的时候要把补贴款扣除，也就是说粮票可以按照1比1兑换，但是菜金不行，10元钱现金只能买到8.5元的菜金。即使如此，我们已经幸福感爆棚了，要知道在学一食堂，一荤一素加六两米饭足以让我吃饱，这样一餐不过是8毛多钱，加上“汇率”也就在1块钱左右。关键是食堂伙食好，油水足，菜的口味还都很不错，以至于每天吃完饭洗饭盒都很麻烦，哪怕先用开水烫还是有很多油，最后不得不买来洗洁精。
还有一个更直观的例子可以证明食堂的伙食。大家现在无论到哪座城市的高校周边走一走都可以看到很多餐饮门面，越大的高校，周围的餐饮越繁华，因为有需求。但是当时的北体师旁边基本没有什么餐馆，这有时代的因素，也有市场因素。事实上就在北体师校园里就有一个小卖部，老板同时也开了个小吃店，我们晚上加班晚了会去买面包，偶尔也在他们家吃碗馄饨。老板说生意不行，学生来吃的不多，四年里他是第三任了，今年如果不赚钱的话明年他也不打算干了。想想学生食堂的餐标，感觉如果我们不是因为加班太晚，如果我们能像学校一样早睡的话，恐怕晚上也不会愿意另外再花钱来吃什么了。
如果以饭菜的质量来衡量的话，北体师学生食堂到今天都是我吃过的最好的食堂，特别是烧茄子，可以说亚运会结束之后再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烧茄子。食堂的面食也相当不错，学生食堂的馒头是富强粉的，教工食堂是标准粉的。今天的年轻人恐怕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富强粉和标准粉了，因为今天市面上能买到的面粉都是雪白的，都属于当年的富强粉。而当年还有一种标准粉，从色泽上最容易区分，并不像今天的面和当年的富强粉那么白，标准粉的颜色有些发灰，蒸好的馒头表面更能够明显看出很多灰色和深褐色的麻麻点点。价格上，标准粉显然更便宜，但是相比于富强粉的馒头，标准粉馒头更筋道，有嚼劲，而且越嚼越甜，还有更浓的麦香味，所以我当年更喜欢吃标准粉的馒头。另外，北体师的肉包子也是我吃到过的最好吃的包子至少是之一，肉馅非常扎实，很香，记得有一次打了一上午球，我吃完六个觉得没饱，又去买了几次，后来王宏祝说他帮我数了，一共吃了十二个，这算是我的最高纪录了，要知道，当年我的体重只有90多斤，每餐米饭要吃六两，如果吃馒头的话要吃三个。那时很多学生更喜欢吃馒头的一个原因是六两馒头比六两米饭的份量更足，不同的打饭师傅给的六两米饭有时是不一样的，但是每一个二两的馒头基本不会有什么区别。如果你们以为我的饭量不可思议，那一定是你们没去过北体师的食堂，在那里没有人对我的饭量感到奇怪。在食堂里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女生，筷子上插着两三个馒头，端着饭盆菜找空桌。潘晓东曾经跟我打赌，说那肯定都是帮别人打的，因为他们学校的女生一般都是吃一个馒头。我想了想我自己的饭量，觉得有一定可能性。于时，两个闲得无聊的家伙就慢慢吃，盯着隔壁桌的女生，目睹了几个身材一点也不夸张的女孩子谈笑之间把馒头和菜吃得连一点渣和汤都不剩，练体育的妹子，饭量的确不同凡响。
再说说住吧，从进场馆封闭测试开始，我们就不能随便离开驻地了，一个月只能回家一两次还要请假。应该说，我们住宿条件最好的时段就是从封闭测试开始到开幕前那段时间，我们被安排住在北体师的学生交流中心，虽然名称冠以“学生”，不过学生并没有什么兴趣会花钱住在这里交流，毕竟都有宿舍。这里事实上就是北体师的招待所，而且档次还是相当不错的，以客房的硬件设施来看至少相当于三星级以上的宾馆。我们能住这么好的地方当然少不了于院长的关照，事实上我们也在充当另外一个角色，那就是帮助交流中心完成他们的测试，这里在亚运会期间需要接待篮球项目部分外籍工作人员和媒体入员住。因此，联调联试开始之后，我们在测试我们的系统的同时，这个豪华的招待所并非真的“白住”，而是在测试他们的各项服务。其实这些也是后来跟一个管理员小伙子混熟了之后才知道的。都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那一年我们充分体会到了这个真理。亚运会临近，测试结束，我们要换个地方住了，要搬到被称为“学二楼”的学生宿舍，管理员小伙子同情地说“那里除了蚊子什么都没有”。
平时工作之余，休闲的时候不能离开场馆，我们经常会在大学生体育馆里楼上楼下到处逛。大学生体育馆二楼走廊有很多乒乓球台，是少体校训练的地方，几乎每天都一群不到十岁的小孩在教练的带领下在那里练球，这些小孩的个头比台子高不了多少。休息的时候没事，我们就想逗逗小孩，说跟他们打打球。之前我们商量好了，欺负他们个小，多打台内短球。自恃从小也没少打乒乓球，没少对着墙上的画出的圆圈练打落点，上台之后就开始想方设法放短。没想到，小家伙只要一接球，我想放短不是下网就是出台，根本实现不了自己的想法。一旦打到相持，小家伙扎实的基本功很快就可以碾压我们这种野路子出来的球路，没有多少回合就败下阵来。打不过，真的打不过，一时脸上臊得发红，旁边围观的其他小孩却都在轻声地笑。中国的乒乓球能打遍全球，和这种从小的培养不无关系，小小年纪就这么厉害，这是什么样的基础啊。
6月，意大利世界杯开始了，场馆里很多年轻人都是足球迷，在场馆的好处就是看球很方便，有时我们会在新闻中心用那几台大屏幕彩电看比赛，有时候回住的地方在学生交流中心看球。实事求是地说，当时我对足球并没有什么兴趣，仅限于知道规则。当时一起看球的有几位都是阿根廷球迷，所以在那段时间跟着大家一起看球，一直看到了决赛，随之我也喜欢上了阿根廷，喜欢上了马拉多纳，只可惜最后阿根廷输给了联邦德国，看着身边几位“阿迷”捶胸顿足，说真的当时并不能完全理解他们的感受，直到四年后的美国世界杯，看到阿根廷小组出局时才开始体会到1990年那几位“阿迷”的心情。
从进驻场馆直到亚运会闭幕，大家走出场馆、走出北体师大门的机会都是非常有限的，外出基本上都是因公。在场馆里每天见面的就是这几个人，一起工作一起生活，跟外界几乎是一种隔绝的状态。大家在忙完了自己的工作之后，无聊的时候年轻人好奇心都很强，少不了相互去看看别的项目。比如我没事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去看看EIS的那些终端，一开始是被屏保图案（其实那时在DOS年代根本还不知道“屏保”这个词）吸引，一段时间无人使用，终端屏幕就会显示出吉祥物“盼盼”不同项目的形象，今天的人对屏保想必早就无感了，然而1990年多数IT人都还没有见过Windows系统，在DOS系统中除了游戏很少能看到各种图案，所以哪怕终端都是黑白显示器，看到那些黑白的“盼盼”已经足够吸引人了，从而也可以看出我们当时是有多无聊。EIS终端其实用的是长城0520EM微机，8088的CPU，外观在当时看来非常漂亮，机箱很薄，没有网卡，所有终端都是通过RS-232串行通信口连接，然后通过场馆的调制解调器和通信专线连接到服务器，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其实串口的传输速度是非常感人的，但是在当时需要传输的主要都是文本数据，没有今天这么多的多媒体信息，所以反而没有出现过后来上网等网页刷新时那种缓慢的情况。在EIS终端上可以查询到与亚运会有关的各种信息，最有意思的是上面还有类似论坛的功能，可以交流互动。各场馆的工作人员会在上面发一些简单的文字，开始还只是一些简单的相互问候，应该是测试人员发的。到后来有一些人在上面找同学，都是一个学校出来分在不同项目、不同场馆的志愿者开始在上面聊天。再后来，有些人开始发一些反映心情的话，比如有一天就看到了有人吐槽。位于平谷金海湖的水上运动中心比较偏远，有次那里的工作人员在论坛里发了一句“我们已经三天没吃到青菜了，只有肉和罐头，兄弟姐妹，帮帮我们吧！”据说，事后组委会知道了情况，还真去解决了问题。
还有一次看到举重馆发的一条比较有意思，说的是RIS使用的打印机被教练员和运动员提意见了。当时我们现场打印报表用的都是紫金3070的24针打印机，打印的时候那种“滋滋啦啦”的声音对于我们这些每天跟电脑打交道的人来说早就充耳不闻了，但是在那个年代还有很多人平时基本不接触电脑，就更别说打印机了，就在我们大学生体育馆，我们打印报表的时候也多次引得有些人过来看热闹。我们篮球项目的报表都是在中场休息出上半场的，比赛结束出全场的报表，打印报表的时候都是场馆里比较喧闹的时候，打印机的噪声早就被现场观众的喧闹声和场地中运动员热身训练的声音淹没了，不会有麻烦。有些项目就不同了，比如体操、举重、跳水，也包括乒乓球、羽毛球的预赛阶段，很多时候一边比赛就要一边出表。就拿举重来说，每一位运动员完成一次试举之后，裁判给出成绩，每一个级别的一轮试举结束后就必须要出报表，但是这时往往下一轮的试举已经开始了。由于举重比赛的规则对每一位运动员出场都有时间限制，在打印报表的时候，下一位运动员常常已经出场准备试举了，这时场上是比较安静的，所以可以想象针式打印机的声音在那一刻会有多么刺耳。举重馆的同事当时就说，他们在赛后被几位教练员和运动员围住了，指着打印机很不满地问他们说：“你们能不能小点声？这东西这么一叫，我们运动员都没劲举了。”虽然不在现场，不过我完全想得出那些兄弟姐妹一定是一脸无辜加无奈，针式打印机的声音怎么可能调小呢？总不能现场找个棉被盖上吧。当时就在想，比举重更需要安静的像跳水和射击如果也在现场打印的话岂不是更麻烦？不过在那之后不久，也不知道与此是否有关，所有场馆RIS系统配属的打印机陆续都换成了惠普的激光打印机，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漂亮的打印文稿，现场再也没有了针打的噪声，只是激光打印机搬起来可要重多了。
就在那段时间里，通过EIS终端与各场馆之间不认识的兄弟姐妹交流互动，为我们的工作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初次体验了互联网的雏形，也让我们意外地成为了比较早的一批“网民”。
场馆憋久了总想出去，但是联调开始后就没有周末的说法了，放假都要等通知，有通知才能在周末休一天，平时没有什么机会出去，所以最盼望出去领东西。当时领设备物资以及耗材等各种东西一般是两个地方，一是计算机工程的指挥中心，设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还有一个地方是亚组委一个部门，在北沙滩附近。我们所在的大学生体育馆位于蓟门桥边，到两个地方的距离都在10公里左右。1990年的时候汽车可远没有现在这么普遍，单位的车也很少，那时的司机还很牛气，所以一般来说最常用的交通方式就是坐公交车或者骑自行车。稍大一些的设备，组委会都会安排车辆送到场馆，小件的物资和一些类似软盘、色带、打印纸之类的耗材还有各种文件之类的东西不值得派汽车挨个场馆去送，就会通知各场馆、各项目组派人去领，而这种时候就是我们最期待的外出机会。
亚运会开幕前几个月，凭亚运会工作证可以免费乘坐公交车，但是当时从我们所在的大学生体育馆到那两个地方都没有直达公交车，要转车，所以一般我们都会骑自行车去。那时这样的任务基本上都会有我，毕竟项目组一共七个人，只有我和王宏祝两个男性，当然，有时也会派小X跟我一起，两个人骑车当然比我一个人要慢，一般都要将近一小时才能到。
当时北四环还没有环起来，只有一部分修好了，西半段因为征地的问题未能解决无法推进，我们去北沙滩都是走一段四环路，然后从健翔桥往北。通车的这段路当时车很少，我们骑自行车很舒服。
去经贸大学我们常走的路线实际上就是与今天地铁10号线南边平行的一条小路，一路上先经过沿着一条小河，风景非常好。然后会经过当年著名的“熊猫环岛”南边的路口，远远就能看到环岛中间那只巨大的“盼盼”。还会路过一座铁塔，当年觉得那座细细的铁塔真高啊，我还从来没见过那么高的塔，每次经过都忍不住多看几眼。后来才知道，那是中科院大气所的气象观测塔，足有325米高，就气象观测塔来说，它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二。而当年的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塔尚未建好，几年后全部建成才达到405米。所以我总觉得中科院大气所这座铁塔当时应该是北京最高点。
其实最远的几次是我自己去采购，我们需要的一些文具，是我骑车去位于玉泉路附近的天地市场买回来的，单程将近20公里。让我去也算是照顾我，因为路过公主坟的时候我可以顺路回趟家。
有一次买完东西已经傍晚了，急着往回赶，路上骑得快了点，到万寿路口正好红灯亮起，一下没刹住，前轮过了线。当时亚运会已经临近了，北京街头那些戴着红袖标、拿着小红旗的志愿者特别较真，别说过大半个车轮了，就是过线一寸也难逃他们的火眼金睛，我立刻就被叫到了旁边。两名中年志愿者，一位手上拿着罚单一上来就开始了批评教育，觉悟那叫一个高，上来就说“现在亚运会马上就开幕了，全国人民都在为亚运会作贡献，北京来了那么多的外宾，你这时候闯红灯不是给咱国家抹黑吗？”我一个劲地解释说真不是故意想闯红灯，就是有急事骑得快了点没刹住。最后我灵机一动只好掏出亚运会的工作证，说我真的是出来买东西，急着赶回大学生体育馆，还有十几公里呢。别说，这个证还真是管用，几位一看就不再多说什么了，只是跟我说了声“骑车还是小心点，注意安全。”我就这么躲过了罚款。
说起来当时亚运会的工作证在北京可以说非常牛，拿着这个证可以免费坐公交车，可以免费进公园，买火车票可以优先，去很多地方可以不需要排队……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待遇超过了很多证件。以今天法治社会的理念来看，其中未免多少会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然而从中可以看出当年从国家到地方，全社会对于亚运会的重视程度，和一种非常朴素的热情，各个领域对亚运工作人员的一切待遇实际上都是希望通过对他们的优待来为亚运会作出自己的贡献，要把自己最好的东西都拿出来献给亚运会。这种来自全社会各个方面的全力支持，其实才是那一届亚运会能够空前成功的真正原因所在。

十二、疏忽大意出“事故”

有一天，项目组领回了一台日本原装的传真机，当时这些设备均为各外商赞助，比如通讯组用的三星的调制解调器，由于这些赞助设备均为原装货，不同于正常外贸渠道进口的商品，而且我国当时的法律也并没有要求进口商品必须提供中文说明，所以这些原装进口的设备均没有中文说明书，甚至有些连英文说明都没有，只有产地母语的说明书，比如这台传真机，就只有日语说明书。
当时对日语完全不懂，身边也没人懂，大家对于当时仍然非常少见属于高端设备的传真机又充满了好奇，尤其是我，也没看说明书就打开包装开始连接设备。开始还奇怪，电源线上的插头为什么插不进插座？电脑用的插线板也都是组委会配的优质插线板。后来找来一个平时不用的万用插座接上，这次总算插进去了。插上后灯倒是亮了，但是按所有的按键都没反应，毕竟上面都是日文，当时萧老师有事外出，在场的六个人加上通讯组的小潘和小计没有一个人懂日文，大家七嘴八舌地出着主意，还在不知所措的时候，大概两三分钟之后传真机自己有了动静，这个动静还不小，就像放了一个大个的鞭炮一样“叭”的一声响。小潘手快赶紧拔掉了插头，然后，所有人都闻到了那股焦胡的味道。我就知道坏事了，直到这时我才看到电源线接头旁边在机身上印着“110V”这几个认识的字母，为什么刚才没看到？要说日本原装电器质量真的不错，这都插上半天了才烧，已经给我们留了太多纠错的时间，只可惜我们没有把握住，如果早几秒钟看到那个“110V”可能结果都会不同。
瞒着萧老师，我骑自行车拉着烧坏的传真机就去了中关村，在街上一间门面一间门面地找，直到在四通的一家门面看到了同样的传真机商标，进去一看，柜台里还真放着几乎一样的机器，外观上看差别仅仅是包装和机器面板上标注的都是中文。向维修的小伙子说明了情况，我出示了我的印有亚组委技术部的工作证，说明了这是亚运会需要的，恳请他能用最快的速度修好。说真的，当时亚运会的金字招牌真的非常灵验，他马上叫出了他们经理，经理拍胸脯说没问题，立刻就修。检查之后发现是电源模块烧坏了，需要更换，由于来不及订配件，他们决定把展示机的模块拆下来先换给我，我知道他们也是冲着为亚运会做点贡献才如此舍得。半个多小时的时间，一切搞定！而接下来的事情，让在场的所有人目瞪口呆。维修的小伙子一边跟我说：“日本原装的这东西确实麻烦，电源跟咱们不一样，110V的，要特别小心才行……”一边说着，他一边把插头插进了桌上的插座，我大喊“先别插”，可惜他的动作实在是太快了，而这次的“鞭炮”响得也快，就在电源插上之后不到1秒钟的时间就听到了那熟悉的一声，闻到了熟悉的焦胡味。小伙子默默拔下了电源线，满脸通红说不出话来。有意思的是，他们那台正规渠道进口的传真机在插错电源后坚持的时间明显比我们场馆这台面向日本本土市场销售赞助亚运会的同型号设备要短得多。
此时我却走神了，我想到的是曾经听说过日本产品的一个说法，一直就听说日本人很精明，据说他们一流产品出口欧美，二流产品留给自己，三流产品出口到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想想，我们场馆这台传真机是日本赞助的原装品，原本应该是日本本土使用的，肯定不是通过海关正常出口中国的，否则不会没有中文说明，所以连英文说明都没有。四通店里卖的同品牌、同型号传真机肯定是通过海关正常进口的，因为上面已经有中文了。结果，我们这台原装机当时在场馆插上电源两三分钟才烧，现在这台正常进口的一插电源简直“即插即烧”，这是否就是质量的差别呢？一直以来前面的说法都停留在传说的层面，不知道这次明显不同的表现是否可以成为证据。
由于是亚运会急需，经理从另一个门面又找来一台展示机，经过了一个多小时重新修好了传真机。我原想就这样把机器拿回场馆，也就不需要告诉萧老师。事实上出来之前我想到了钱的问题，把他们几个身上现有的能借的钱都借了，凑了三百多块钱带来，这对当时的我来说已经是“巨款”了，毕竟我当时每个月能确定的收入只有90元。然而，经理告诉我最优惠的价格也要600元，这并不包括他们自己烧坏的那个电源。这下我惊呆了。
我原来的想法很简单，要求大家为我保密，先不告诉萧老师，我自己去修好拿回来不耽误工作就行了，钱我自己来出，先借后还，而且当时已经听说很快就要开始发补助了。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是我的责任，机器是我拆开的包装，电源也是我接上的，烧坏了当然也是我的责任，那就应该是我来赔偿。就在我说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助理设计师杨倩就不同意，她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来赔偿。不得不说，杨倩毕竟比我们这些人年长一些，工作经验要多很多，所以比我们要冷静得多。事实上多年后，当我工作一段时间之后重新看待这件事，如果换成其他人出了这个状况，我也一定会像杨倩一样劝阻。今天来看，当时组委会设备管理机构在下发这类设备时显然没有仔细查看，没有想到各项目组存在不懂日文、看不懂说明书的问题，没有集中翻译下发中文说明，也没有特别提示不同电压。其实解决这些问题并不难，只要稍微细心一些，统一在这些设备上用不干胶贴上中文说明和注意电压的提示就完全可以避免。今天这样说并不是为了推卸我的责任，今天推卸早就没意义了，只是在探讨管理工作中存在的漏洞，由此造成的损失，从法理上来说并不应该由具体当事人独自承担，特别是由于工作原因导致。但是当时的我认准了我自己出的错，不能赖账，也不能让别人来担，我央求杨倩和其他人暂时不要说，只要萧老师不问传真机的事就先不提，直到我修好拿回来，或者萧老师先回来问起。
不过最终这件事并没有能够保密，其实事情是明摆着的，那么多人都在场，其实也没有必要知道最终是谁说出来的，无论是谁我绝对相信都是出于好心，毕竟在1990年，对刚刚走出校园的我来说，借到的三百多块钱也已经算是“大额债务”了。相处一个多月了，大家每天几乎同吃同住同工作，相互之间早已建立起了深厚友谊，没有人希望我背上如此沉重的负担。最终这件事还是萧老师出面解决的，修理费是用中科院计算中心的支票支付的。能看得出萧老师对我的错误是不满的，但是她并没有说我太多，可越是如此，我内心越是不安。这算是我工作以来第一次深刻的教训，工作中可能很多时候无论怎么粗心大意也不过是出点小问题，很多事情重新来过也没什么大不了，甚至很多时候根本也不会有什么后果。然而并非所有的大意都会如此幸运，总会有一次就像我一样酿成“事故”。这次的“事故”也在提醒我，今后的工作一定要细心谨慎，不懂的东西切不可贸然行事。

十三、系统测试和测试赛

进驻场馆后的每一天都很充实，距离亚运会开幕的日子越来越近，工作的方式、内容也在不断变化。从一开始的各项目自测，到工程指挥部检查，到分项目测试，到全系统联合测试，最后再到所有项目和分系统联调联试。
既有严格按照规程进行的测试，也有临时设想加入一些意外因素的测试。整个测试期间，既要测试设备的硬件可靠性，也要测试软件的可靠性，同时也测试了工作人员对于整个工作流程的熟悉程度。
这样的测试一般从一早吃过早餐就开始了，自测阶段经常不需要我们把设备搬进场地记录台，我们就在工作间进行。两个录入终端，两人一组用模拟数据录入，结束之后生成报表。每天需要不断地录入好几场比赛，几天之内要按照亚运会所有篮球比赛的场次录入完模拟数据，再生成报表，然后要验证各报表的数据是否有误。测试之初主要是以软件系统的检验和调试为主，模拟数据的量比较大，录入也不需要按照1：1的时间进行，所以每天的工作量相当大，一般都要工作到晚上十点多才能收工，大家一起顶着星星，沿着北体师大门内的那条路一路走到学生交流中心。正是这种大量模拟数据的测试，在系统模拟完成了几次亚运会全部篮球赛事之后，大量存在的问题都被发现并且解决了。事实上，在进场馆之前，系统已经完成了，不过做软件开发的都知道，这么大一个系统，在不经过反复完整测试之前是不可能找出所有问题的。而且，分段、分模块测试再多，结果再完美，即使所有的模块都已经测试无误了，整合后的系统也无法避免会出现一些错误，而且经常是在改正这些错误的时候，又会影响到曾经调试好的模块。只有反复测试、反复调试，才能不断地发现和改正程序的错误。事实证明，用模拟数据自测阶段发现的问题是最多的，当然都是一些小问题。
除了软件测试之外，相对来说我们能够轻松一些的是硬件测试阶段，这个阶段不再密集地模拟比赛的快进模式，每天最重要的就是连续开机，所有设备放在比赛位置上从早开到晚，期间对软件进行几次测试就行了，其他时间基本上就是有人盯着设备，不需要做太多事情。那也是我们年轻人难得的幸福时光。由于场地都是空的，我们就找来篮球玩，人少就投篮，人多点就打半场，想凑够全场的人基本不太可能，毕竟各个部门都在忙，不是所有部门的人都能在同一时间找到空闲。就这样，我们这些菜鸟在国家队之前提前体验了无数次洲际大赛正式比赛的赛场，木地板、有机玻璃篮板，这些可是以前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后来也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在这种级别的场馆里打球。特别是场馆测试灯光和各种其他设备时，我们简直享受到了国际比赛的待遇，实属难得，对篮球的兴趣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加深的。
也是在那段时间，我们还开发出了智力游戏。别误会，不能算是电脑游戏，别说当时XENIX系统上的游戏根本找不到，就算能找到，有天大的胆子也没人敢拷进亚运会电脑上玩，除非是不想干了。我们还是在电脑上玩了，玩的是自己“开发”的五子棋。说起来那时等电脑测试，人不能离开场馆，又不能天天只是打篮球，而且就算男的还可以打打篮球，几个女孩子也不会打。无聊之中大家想到了在纸上画格子下五子棋，可以娱乐，又不像打扑克牌那么张扬，还不需要买任何非办公用品，只要有纸有笔就可以了，而这两样东西都是现成的。用过的打印纸，背面画上方格就是棋盘，用笔涂画下棋，一个画空心圆，另一个画实心圆。这种方式别看有点“土”，其实非常方便，随时可以下，而且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是没办法悔棋。这种活动男女不限，而且不像围棋、象棋那样烧脑耗时，临时有工作了随时放下，工作结束了回来继续。再后来，像我这种闲下来就喜欢瞎琢磨的人开始不再满足于“纸上谈兵”了，想想咱是干嘛的？按今天的话说好歹是码农啊，下棋也要无纸化才配得上咱的身份。编程是不可能的，不能在亚运会专用电脑上运行任何与工作无关的程序，哪怕不是游戏也不行，这是铁的纪律，我还不敢说弄个程序。不过也有办法，用XENIX系统的文本编辑器编辑了一个文本文件，满屏都是“+”，显示出来就是满屏的方格，正好落子就是在交叉点上，所以下棋的时候大家打开这个文本文件后，以改写的方式用空心圆或者实心圆覆盖要落子的地方那个“+”就行了。从此我们再也不需要纸笔了，一不小心我也为环保做了点小贡献。就这样一款XENIX上的五子棋“游戏”让我们开心地度过了很多个测试日。
单独测试之后就是分项目“合练”，各项目自己组织一些比赛模拟亚运会的赛事，然后各系统都按照亚运会正式运行的方式演练，这一阶段大学生体育馆经常会有一些比赛，以北体师竞技体校男女篮为主，有少量其他学校来配合。由于这一阶段是分场馆组织，协调资源的能力比较有限，其实找不到足够的球队，没有足够的比赛场次，但是测试不能停，有些时候就会“空转”，就是场内没有人打球，但是无论记录台、计时计分、灯光、大屏还是我们现场成绩处理……一切都要想象着现在比赛正在进行，按照1：1的时间走完整个比赛。有那么一两次，场馆有足够的人时，国家体委篮球处有人一招呼，那些暂时手头上没有工作的人就临时组队上场打球，其中有退役运动员，也有场馆工作人员，就连我们这些菜鸟也曾经上去凑过数。大家的想法是，这么多给亚运会准备的设备已经转起来了，场地空在那里就是浪费，不如好好利用一下。其实这样的机会很多，但是大家的时间却没有那么多，毕竟是测试期间，一个场馆里同时能有十几个人闲上一两个小时的机会实在太少了，所以这样的“民间模拟赛”印象中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次。更多的时候是大家暂时没工作，手痒了就上场去投投篮。
大联调开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这么自由了。大联调就相当于“春晚”的带妆彩排，完全模拟亚运会的全过程，而且是实时全时模拟，除了没有真正的代表团到场，每一个工作岗位都按照亚运会实际开始后的要求进行，具体到每个项目每一天的赛事安排都完全按照亚运会实际赛程表来走。在这个阶段，我们国家的体制优势就显示出来了，所有的项目都动员了足够多的参赛队，组织了足够多的比赛场次。以我们篮球项目为例，当时男女篮的队伍完全是按照亚运会报名参赛队的数量组织的，有北京军区队、武警前卫队这样来自部队的球队；也有北京大学校队、北京体育师范学院竞技体校队、中央民族学院队等等高校球队；还有海淀区队、丰台区队这样的城区球队；甚至还有国家特殊身材队这样的国字号球队。
印象比较深的球中有中央民族学院队，队里有几个胖子，看起来还挺灵活，球打得也不错，大家看这几个胖子在场上跑来跑去很有喜感，在都不认识的情况下，民院队意外地收获了比对手更多的粉丝。只不过后来几场比赛下来发现这几个胖子脾气和体重成正比，场上经常与对手发生争执，也比较爱打架，几次都动了手。每到这时，之前他们的粉丝全都在一瞬间就“变节”成为了对手的拥趸，之前送给民院队的掌声和笑声有多少，这会的嘘声和起哄声就有多少。
武警部队有个大个子超过两米一，是所有这些球队里身高最高的，人长得高但是头很小，说话也不太清楚，反应还有点慢。有一场比赛很激烈，双方比分胶着，场上火药味越来越浓，武警部队落后不多，拿下篮板后获得了一次快攻机会，大个想发泄扣篮，结果用力过猛动作变形，球扣在篮框脖子上飞了，直接弹到中圈，结果让对手反打一个快攻，可见用了多大力，也可以感觉出这个大个的协调性并不太好。
说到大个子，有一支队里都是大个子，或者说都是未来的大个子，那就是国家特殊身材队，简称“特体队”。一看他们的报名表，很多都在1.90米以上，感觉身高很整齐，不愧是“国字号”。再一看年龄我们都傻了，这些孩子都是14、15岁，我们上初中的时候学校里超过1.75米就算是大个了，难怪他们叫“特殊身材队”，这身材确实太特殊了。特殊的球队，教练也很厉害，是女篮名将丛学娣。当年很奇怪，看这个女教练这么年轻，她才27岁，而且听说曾经是国家队的主力组织后卫，不理解为什么不亚运会即将开始，不继续在国家队打球，而当上了教练。从这支特殊的球队可以看出中国篮球对大个子的渴望和有针对性的培养从那时就已经开始了，值得一提的是，三年后，1993年，正是这支特殊身材队迎来了后来中国篮球进军NBA的第一人——王治郅。
参加测试赛的球队很多，队与队之间水平差异还是挺大的，不过事实上亚洲球队之间的水平本来也参差不齐。在我们的系统里，这些参加测试赛的球队不再是自己原来的队名，我们也不可能为他们的比赛专门更改数据，所以他们就被一一对应上了亚运会的各支球队。不仅仅是我们，包括现场所有的各系统都是按照亚运会赛程表上的球队来操作的。比如赛前发布会，新闻发布厅会摆上中国和菲律宾的国旗。入场的时候，广播宣布“有请菲律宾队入场”，在音乐的伴奏下首先入场的礼仪小姐举着写有菲律宾的牌子，后面小伙子举着菲律宾的国旗，而跟随入场的可能是北体师竞技体校的教练和队员。比赛期间，记录台也只会播报“中国队请求暂停”，或者“菲律宾队请求换人”等等。现场大屏幕上显示的也是“中国：菲律宾”。当然，我们最终打印出来的报表上也是中国与菲律宾。总之，如果你不认识场上的教练和队员的话，恐怕会真的以为这是一场中国与菲律宾之间的国际比赛。每一场比赛，所有的环节，所有的岗位都非常正式地按照亚运会的实际流程进行，目的就是检验各个系统在实际运行中是否还存在没有发现的问题，以及各个系统联动时在各个衔接处是否存在问题。而且这样的测试是亚运会全系统的，相当于模拟了16天的亚运会全过程。期间，很多部门也确实发现了一些问题，不过这时发现的都是属于可改进的问题，并不是大的缺陷。
紧张的测试结束之后，组委会向各个项目、各个场馆发出了慰问，感谢大家辛勤的付出，亚组委的领导专门到了各个场馆看望工作人员。有一天，指挥部通知我们下午全员在岗不要外出，迎接领导视察慰问。其实那时我们根本没有机会请假，所谓不要外出，其实是通知不要安排因公外出。通知只说领导，没有说具体是谁要来，之前亚组委技术部和计算机工程指挥部的领导就来过多次，原本以为还是他们，结果下午来了才发现不是，而是亚组委的最高领导层。接到通知后我们都在操作间做着各自的工作，这时当然不敢再玩五子棋，就是整理、备份程序和数据，清理一下电脑，然后一边跟通讯组的小计、小潘有一搭无一搭地聊聊天……正聊着，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一看就是领导在一群人的簇拥下走进了不大的操作间，定睛一看原来是伍绍祖，当时他是国家体委主任，同时是亚组委的执行 ，进来后跟起立的我们一一握手。这边正在进行中，几位工作人员簇拥着陈希同也进来了，那时他还是北京市长，是亚组委 ，也是跟我们大家一一握手。两位领导视察了我们的工作间，察看了我们的工作环境和设备，简单询问了大家的工作情况，说我们前段时间联调辛苦了，问了一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困难，然后并没有等回答就继续说了不少鼓励我们的话，希望我们再接再厉继续做好工作，然后就离开了。
看到领导走出了工作间，我们一直送到了门外，直到他们消失在场馆走廊的拐弯处之后，大家都放松地回到工作间，各自开始想想该怎么利用接下来这点难得的休息时间，这时房间内聊天的气氛就与之前完全不同了。就在大家聊得正欢时，门口又踱进来一个人，脸上带着微笑，在门口略作停留，环视了一下。我们刚刚发现有人进来的时候，还以为是之前随行的工作人员走错门了，刚想问才认出来，来人是时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亚组委副 张百发。在大家慌忙起立的时候，张百发却很随和地说：“没事，没事，你们忙你们的，我就是过来看看。”看了一圈我们的设备，随便问了几句工作情况，然后又说：“你们这屋连窗户都没有，有点闷吧？”我们当时想不到，堂堂的北京市领导、亚组委领导，并没有跟之前的两位领导和工作人员同行，竟然就这样自己进来了，一个随行人员都没有，竟然也没有场馆的工作人员跟着。他离开的时候，我们像刚才一样想要跟到门口，张百发仍然面带微笑地说：“你们该干嘛干嘛，我自己去那边看看。”说完就走了，还是那样从容地踱着不紧不慢的步子，还是那样脸上带着微笑。事实上在当年，张百发在北京老百姓当中的影响力还是相当大的，大家都记得他曾经说过的那句狠话——“如果亚运会办不好，我就从北京最高的京广中心跳下去！”
在当时，领导们的看望慰问给我们带来的是非常大的鼓舞，特别是像我们这种刚刚走出校门开始工作的菜鸟们，更是激动不已，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把工作做好。然而，当时不会有人想到，多年后他们中有人会变成阶下囚。
亚运会开幕前不久，大概是在8月底，大学生体育馆迎来了参加正式国际比赛的队伍，不过却不是篮球队，而是排球队。当时世锦女排锦标赛在中国举行，北京赛区的比赛场馆是首都体育馆，大学生体育馆被列入赛会训练馆，古巴队就在大学生体育馆训练。当时很多人找路易斯签名，语言不通没关系，只要拿着本或者明信片面带微笑往上一递，这个级别的明星都知道怎么回事，于是龙飞凤舞地签下一串多数人一眼看不懂的图案，然后同样面带微笑地递回来，接过来之后说一句“Thank you!”对于绝大部分哪怕没学过英语的中国人来说并不存在难度。

十四、人生第一套制服

我的人生第一套制服大概不仅仅值得我自己骄傲，可能多少也值得一些人羡慕。
刚刚走出校门进入社会开始工作，在1990年的夏天，我拥有了一生中第一套制服，它不是军装、不是警服、不是白大褂，它是北京亚运会工作人员的制服。
像每一届大型运动会一样，北京亚运会所有的工作人员、志愿者和服务人员，根据不同部门、不同岗位甚至不同的身份都有各自统一的服装。总体来说，正式工作人员基本都是西装式的制服，而志愿者则都是运动服。
志愿者的运动服因岗位不同有所区别。比如大学生体育馆的场馆内就会有很多的志愿者，他们在比赛前后负责场地的准备和清理，比赛过程中地板有汗他们要负责擦。他们大多是北京体育师范学院竞技体校学篮球的学生，他们的运动服是由韩国大宇电子赞助的黄色风雨衣和白色的运动裤，在当年，这样一身妆扮是非常帅气的，特别是当年国内还非常少见的那种防水材料的风雨衣，我和不少人都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一身时髦的运动服，穿在那些身高超过一米八甚至一米九的体育生身上别提多帅了。
相比之下，技术部门志愿者的服装就低调多了，王宏祝他们的制服也是运动服，不过衣裤都是黑色的主色调，装点了黄色的装饰条，全身只有黑黄两色，是阿迪达斯“三叶草”的品牌。在黑色的衣袖和裤边上有标志性的三条黄色布条，两个袖子中上部有一截是黄色的，大概占到袖长的五分之一，像各戴了一个黄袖标一样。右边的“黄袖标”上用黑线绣出阿迪达斯的英文商标和三叶草的标志，左边的则用黑线绣着一个北京亚运会的会标。显然，这套运动服是阿迪达斯特别为北京亚运会定制的。
北京亚运会结束后，我们这些穿西装的工作人员每人也都有幸领到了一件黄色的风雨衣和一套黑色的阿迪达斯运动服。我想说，这套阿迪是我所见过的质量最好的运动服，没有之一。直到今天，三十年过去了，绣着亚运会会徽和三叶草商标的部分黄丝线磨掉了，然而整件衣服仍然是完好的，我时不时仍然会穿一下。
亚运会正式工作人员当时的制服是西装，颜色因岗位、性别不同而不同。例如场内裁判席是粉红色的，记录台技术代表是棕褐色的，而我们这些归属组委会技术部的工作人员又区分男女，男装是藏蓝色的，女装是更浅、更亮丽的天蓝色。制服西装的口袋上都缝有一个绣制的盾形标志，根据身份不同，标志的样式和颜色也有区别。亚奥理事会的官员，制服上绣的是亚奥理事会的红太阳标志，其他亚运会工作人员的制服上绣的是北京亚运会的会徽。即使是亚运会会徽也因级别不同，底布的颜色会有区别，我们普通工作人员的底布都是白色的，会徽是本色绿色和红色的。高级官员的就不同了，他们的底布是红色的，会徽是金色的。不同图案和颜色区分不同的身份，感觉很像军装、军衔的作用。
当年听说要订做制服还是很让人激动的，因为西装制服是由当时北京乃至全中国都赫赫有名的北京红都为每个人量体裁衣来订制。虽然当年对服装完全不懂，但是从历史知识中知道，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的这家红都来头实在不小，周恩来总理出访穿的礼服都是由他们来做。至今我都还能记得，当年终于等到通知让我们去量尺寸，一路骑车时那兴奋的心情简直无法抑制，一路上骑得比平时快而且还没觉得累。
我是以实习身份进入项目单位中科院计算中心参加了亚运会计算机工程，属于中途加入，在为全体工作人员订制工作服的时候，组委会直接用的他们所掌握的名单，我和同样后来中途加入的小X显然漏报了。补报名单之后，一开始我们的名单上报后不知道怎么被归入了志愿者，大概是因为我和小X的年龄，可我们是职高毕业，事实上年龄比所有的志愿者都还要更小一些，所以任何一个负责名单的组委会工作人员在看到篮球项目补报的名单中只有我们两人时，很自然地就会把我们归入志愿者的队伍了，换成我估计也一样。我们却并不是志愿者的身份，从工作关系上来说我们属于正式工作人员，于是后来又上报更正。只是这样一折腾，最终错过了集体订制的时间，导致我们的制服最终成为了最特别的。我们两人的制服都是男式的，大概藏蓝色的面料比较充裕，而天蓝色的面料在当年用于制作西装恐怕真的太少了，至少在北京亚运会之前，在街上还真的从来没有见过如此鲜艳的西装。由此，小X有幸成为了当年场馆里唯一一位穿藏蓝色制服的女性——其他女装都是天蓝色的，比如萧老量和杨倩。第二个后果是难以弥补的，就是制服左胸口袋上原本应当缝上刺绣的盾形北京亚运会会徽，补做的一批都被省略了，所以我们两人的制服上是没有标志的，如果不说恐怕没有人知道这套北京红都量身裁制的西装是北京亚运会的制服，仅仅是红都的普通西装。当然，由此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在北京亚运会结束多年后，我都可以自如地穿着我人生中第一件真正属于我的西装招摇过市，不至于因为胸口上有一个已经过时的亚运会标志而招来过高的回头率。能看出是制服的，就只有那几个铜制的纽扣，样子像军装的纽扣一样，不过上面的标志不是军徽，而是亚运会的会徽。
说真的，红都真是名店，做出来的西装非常合体，每个人穿上制服之后看着都那么精神。只可惜组委会的安排存在小小的失误，就是发制服的时间远远晚于制作工作证的时间，这直接导致大家挂在胸前的那张亚运会工作证上的照片没有一个是穿制服的，穿什么衣服的都有。由于有些场馆通知上交照片时正赶上联调联试最忙的时候，我和很多人一样只能穿着当时的衣服，跑到场馆旁边找一家照相馆，还得照那种立等可取的才行。结果，我留在那张亚运会工作证上的彩色照片是穿着我爸当年给我的海军军便装照的，因为那是我平时总是穿这身衣服。

十五、观看开幕式彩排专场

亚运会开幕的日期越来越近，各项工作始终紧张有序地进行着，有些项目越来越忙，比如我们能看到的场馆的各种接待准备工作。我们RIS项目组的工作反而比前一段时间要稍微轻松了一些，系统已经调试完成，不再有大的修改。测试赛也少了，不用再每天高强度地运行了。重要的是，经过了之前一系列高强度长时间高于实际亚运会比赛密度的测试，系统潜在的一些小问题已经逐步被发现，一一解决掉了。所以，这段时间我们主要是按照组委会的一些新的要求对数据进行一些小的修改调整，任务量实际上小了，然而重要性却越来越突出。
例如，有一天接到的通知是修改国名，是的，国家的名称要修改，把“南朝鲜”改为“韩国”，系统中所有的“南朝鲜”都要改为“韩国”，不允许在任何报表上出现“南朝鲜”的名称。这一点当时已经知道很重要，不过直到多年后从事新闻工作才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个“小修改”的重要性。只是后来在事后重新看亚运会开幕式的时候发现了问题，引导员举的牌子上标注的是中文“韩国”，而解说员宋世雄老师介绍代表团时依然用的是“南朝鲜”。再比如，马来西亚的英文缩写从“MAL”改变为“MAS”等等。看起来好像都是微不足道的小问题，比起之前程序的调整来说，这些修改完全不需要动脑子。然而，这些修改却一样重要，甚至更要命。我们RIS是现场成绩组，亚运会篮球项目比赛的所有有关数据都出自我们的系统，包括赛前的秩序册和赛后的技术统计报表、比赛结束官方报表，都是由我们提供源数据。涉及到国家名称的问题本质上都是政治问题，一旦不慎遗漏，有未修改的国名出现在报表上，那就是大事，特别是像“南朝鲜”如果一旦出现在正式报表上，那就很有可能引发外交事件、政治事件。所以我们对此格外谨慎，生怕不慎遗漏。系统中所有的数据库查了一遍又一遍，萧老师、杨倩和我，对着系统手册各查了一遍所有的数据库。
可以说，这段时间的各种修改并不需要像以前那样为改程序去动太多的脑子，却要为担心遗漏而提心吊胆。更麻烦的是，程序是有逻辑关系的，几乎所有的程序如果有错误总会在运行过程中的某个环节、在运行结果上反映出来，只要多调试总是可以发现问题所在的。而更改数据则不同，同样的数据存在很多不同的地方，而且数据之间特别是这类文本数据之间并不存在逻辑关系，改了就是改了，没改就是没改，发现问题只有人工去检查，就算漏改了，如果没有调用到就不会显示在结果上，一旦出现在正式的报表和输出数据中，那就是大问题了，所以改数据的精神压力还是非常大的，超过了改程序。
颁奖组的礼仪这段时间练得更勤了，每天一大早就听到亚运会颁奖曲响起，天天都是单曲循环模式，亚运会还没开始，这首颁奖曲我已经烂熟于心了，直到今天我都记得那个旋律。八月的北京经常是骄阳似火，场馆内虽然不晒，但是没有比赛的时候是不开空调的，偌大的馆里其实很闷，温度并不算低。那些礼仪姑娘们就这样不停地练，个个汗如雨下，T裇衫经常都是大片大片被汗水浸湿，却依然一丝不苟。偶尔她们还要穿上旗袍带妆练，那时就更热了。电视镜头里颁奖礼仪都是面带微笑，而背后的这些艰辛是观众不可能看到的。
有一天萧老师在操作间接了一个电话，一边接一边笑，挂断电话之后兴奋地告诉我们，大家准备去看开幕式彩排，组委会决定慰问亚运会工作人员，专门组织亚运会各个项目的建设者、参与者观看一场亚运会开幕式带妆彩排。
记得那天我们都很兴奋，大家中午吃完饭就出发了，顶着烈日早早进入了工人体育场的看台上，等候开幕式的开始。我们的位置感觉很不错，在背景台对面，在 台左侧，我们在下层看台最前面，靠近栏杆的地方，前面完全没有遮挡，不但可以看清全场，向右后上方还可以清晰地看到 台。
让我们颇感意外的是，在开幕式之前第一个项目竟然是跳伞，当然，那天并没有看到跳伞，只是听到现场广播按照跳伞的程序在播报进程，从而知道正式的开幕式前会有跳伞。那时我们都没有看过竞技跳伞，几个人当中我算是唯一曾经在南苑机场见过空降兵跳伞表演的，我们很好奇也有些担心。一千多米的高空看工体大概也就只有一个碗那么大，跳伞后在空中要排除各种气流的干扰，如何能确保落进体育场内。然而，后来从开幕式录像中看到，那些跳伞运动员不但准确地降入工体，而且都非常准确地踩到地面上那小小的不足三米见方的垫子上，实在精准。
接下来是震撼的军乐表演，这次不是“空转”了，大型军乐团进入场中，不用介绍就已经知道其中的主体一定是解放军军乐团，还有其他军种和部队的军乐队，也包括曾经在大院里演出的海军战士军乐队。我就是听着海军战士军乐队的吹奏喜欢上军乐的，当天能在现场观看如此大规模的军乐表演，非常享受。
军乐表演之后还有太极拳表演。后来才知道，其实这些不过只是序幕，后面真正的开幕式表演更加精彩。这些序幕过后是介绍到场的领导人和贵宾，然后是代表团入场。彩排当天并不会有领导人和贵宾，而是安排了一些人代替领导人和贵宾，由引导员引导入座。入场式走在前面的国旗和会旗以及仪仗方阵都是完整的，到后面各国代表团入场时只有举着引导牌的引导员和一名旗手举着相应国家的国旗，跟着音乐的节奏入场，尽管他们明知身后没有人，甚至旗手明知正式开幕式自己是不会出现的（正式开幕式的旗手是各国自己的运动员），依然可以看出他们依然一丝不苟，仿佛今天就是亚运会正式的开幕式。
这种带妆彩排有一个环节比正式仪式更受欢迎，就是所有领导人和嘉宾致辞的环节都是没有人讲话直接略过的。当然也会有一些遗憾，比如最重要的点燃火炬的环节，那一天，正式开幕式点燃火炬的火炬手并没有到场，这个环节是他人替跑的。毕竟，这样的彩排在亚运会正式开幕前肯定不止一场，直到当时，开幕式当天正式点燃火炬的火炬手本身就是一个悬念。
当时，许许多多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因为亚运会的即将举办认识了一个14岁的藏族小姑娘——达娃央宗，是她在念青唐古拉山采集了亚运圣火。然而，更多的人直到亚运会开幕式当天才知道，最终手持火炬跑进北京工人体育场点燃主火炬的，是射击运动员许海峰，伴随他左右的是女排运动员张蓉芳和跳水运动员高敏。这三位可以说是众望所归，许海峰是新中国第一位奥运会金牌获得者，1984年洛杉矶的那一枪堪称是新中国体育事业的一座里程碑；张蓉芳在1984年奥运会时任中国女排队长，女排精神在那个年代不仅仅是中国体育的精神图腾，也是鼓舞各行各业的精神力量；高敏在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上成为了中国第一位跳板项目的冠军，中国跳水“梦之队”从此开始强势登场。所以由这三位最终点燃火炬应该说是实至名归。其实当年很多人觉得最后的阵容中应该有李宁，李宁同许海峰、高敏一样参加了洛杉矶奥运会，并且一举拿下了三金二银一铜，这样的成绩的确够格，虽然最终为何没能跑进工体并没看到官方的解释，不过我认为有相当的必然。首先最终的火炬手只能是三人，不能是四人，也就是说如果李宁入选的话，上述三人中就要有一人离开，许海峰作为新中国奥运金牌第一人是必须留下的，张蓉芳代表的其实不是她自己而是整个中国女排，况且那时她已经不再是运动员的身份。如果一定要换，李宁换掉的恐怕只能是高敏，而这也许不是一个好的结果。高敏所从事的跳水项目当时已经成为了中国奥运战略的重要夺金点，而且那时20岁的高敏以现役优秀运动员的身份跑进工体与身边的两位一起代表了中国体育的三个时段。已经退役当教练的张蓉芳代表中国体育曾经的辉煌，仍然在役的老将许海峰可以说代表中国体育的现在，那么年轻的高敏所代表的就是中国体育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如果把高敏换成老将李宁，那么显然这样“三老”的组合在象征意义上就会逊色于“老中青”的组合，而且很难说1988年汉城奥运会李宁的遗憾是不是也产生了一些影响。事实上，之前在念青唐古拉山下，达娃央宗点燃火种时，第一个接过火种的就是李宁。不过李宁并没有因此留下遗憾，虽然他没有能在1990年手持火炬跑进工体，18年之后同样还在北京，李宁却“飞“进了更加雄伟的“鸟巢”，并且亲手点燃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火炬，这一壮举也许是空前绝后的，就如同那届奥运会一样。
各种仪式之后，开幕式表演正式开始，介绍的时候不叫表演，叫大型团体操《相聚在北京》。一开始就是气势恢弘的《威风锣鼓》，其实有包括打威风、安塞腰鼓和太平鼓在内的几种鼓，场面还是很震撼的，这个节目我是第一次看到，而威风锣鼓从亚运会开始成名，之后的很多年里在不少大型活动中都能看到，而每一次看到的时候都禁不住怀念北京亚运会。
《碧水风荷》一看场面就来了精神，一群女青年进场后的装束和排成的圆圈队形看起来那么很熟悉，这两年学校那些女生每天下午在操场上练的就是这个节目，我们学校的那些女生组成的是其中的一个圆，只是原来我们并不知道这一节的名称。整个这一节我都在抻着脖子找哪些是我们学校的，不过说来惭愧，我们班女生没有人参加，外班的女生除了本班张树庆那个小老乡之外其他女孩一个都不认识，这一上了妆就更认不出来了，所以直到这一场结束也没找到海淀中学的那拨人。
《中国武术》也是大场面，当时比较喜欢这一节的音乐，而且还有很多的小学生，伴着节奏感强的音乐跑进场，排着整齐的队形练起了武术，那一招一式非常认真，看起来挺可爱的。很多年后偶然在网上看到了一部电影《我的九月》，发现是北京亚运会的题材，非常难得，拍的就是一群小孩参加这一幕团体操的事，里面有张国立，那个小孩演得也挺好的。
《童星闪烁》就更是小孩的节目了，满场都是孩子。《体坛英姿》一节出场就是很多穿着体操服的女大学生，侧面看台上有些人有点小激动，不断地在喊些什么，后来想想可能是同学，毕竟我们这一场算是专场，看台上除了工作人员还有不少像王宏祝他们这样的志愿者，我刚才没认出我的同学，也许他们认出了自己的同学。
开幕式大约三小时的时间，最后一幕《亚运之光》，当佟铁鑫唱响终场主题歌《光辉的未来》时，当摩托车队打着旗帜绕场时，工体上空早已经是宝蓝色的夜空，工体场内辉煌的灯光不知什么时候早就亮起了，而我一直沉浸在精彩的演出中，竟然完全没有察觉天色的变化和灯光的点亮。三个小时的时间就这样匆匆而过，不止是我，身边的每一位都跟我一样感觉意犹未尽，大家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工体，回到北体师，整个晚上大家都在回味着开幕式的场景。
在观看了开幕式彩排之后，大家都感觉非常兴奋，普遍的看法就是气势恢宏，精彩绝伦。我当时甚至产生过一个可笑的想法，亚运会的开幕式都办成这样了，万一今后我们要是办奥运会的话想超越都难啊。多年后，看了巴塞罗那、亚特兰大和悉尼奥运会的开幕式，也包括雅典奥运会的开幕式，说心里话总觉得真的就那么回事，也可能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然而就气势和场面以及节目编排来说，我真心感觉北京亚运会的开幕式甚至超过了这几届奥运会，尽管从级别上来看，亚运会只是洲际运动会，比起奥运会要差着一个级别。直到后来看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总算是对之前完成了超越，而且这个超越达到了又一个新高度，接下来的问题也许同当年一样有点可笑——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会更精彩吗？

十六、可乐、M豆、彩虹糖和士力架——场馆美食

临近亚运会开幕前，各种赞助商开始进驻场馆了，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可口可乐、m&m’s巧克力（被我们称为“m豆”）、彩虹糖和士力架，兜里有了点小钱的我们开始了幸福的美食时光。
场馆内的可口可乐与我们平时看到的不一样，不是那时市面上最常见的玻璃瓶装和当时尚不太常见的易拉罐装，而是在场馆二层的四个角上各有一台可乐机，每台可乐机上有四个不同的饮料出口，分别是可口可乐、雪碧和两种口味的芬达。买的时候用纸杯装，开关一开，冰镇的、气很足的可乐就进了纸杯，刚刚打满的可乐液面上满是气泡，看着那些气泡不断地消失，液面下纸杯壁上也挂着很多的气泡，不断地冒出液面涨破，喝的时候会有一阵阵冰凉的水汽扑在脸上，这种感觉是喝玻璃瓶不会有的感觉，顿时感觉可乐的味道都更好喝了。今天，这样的可乐机已经遍布所有的洋快餐店和其他一些餐饮店，而在当年，很多人像我一样还是第一次见这个东西，感觉很神奇。说起来对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最友好的就是可口可乐公司了，因为我们每人领到了40张票，也就是说可以免费喝到40杯饮料，这可是意外的惊喜。
场馆里卖的可乐比外面瓶装的要贵，当时多少钱一杯已经不记得了，一是年代久远，二是当时从未掏钱买过，都是用的券，只是记得当时知道价格以后感觉这些饮料券让我们“小发一笔”，而且参考后来2008年北京奥运会场馆内饮料与市场上的差价也可以略知一二。正因为小贵，所以当时很喜欢喝，或者确切地说是很喜欢喝饮料的感觉。其实发券免费喝能省钱还是次要的好处，事实上我并没有那么喜欢喝那种碳酸饮料，在当时更让我享受的是用券时的那种感觉。饮料券是像现在很多景区门票那种厚铜版纸印刷的，上面有可口可乐公司的中英文商标，还有北京亚运会的会徽。在一群手拿人民币排队的人中，掏出一张券来要杯饮料总会吸引不少好奇的目光，在当时，对于刚刚走出校门的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虚荣心得到了非常大的满足，就连饮料的味道也似乎好喝了很多。而且，我总觉得不止我一个人是这样。
除了可乐之外，其他的东西别说吃了，我还是第一次见，第一时间就尝了个遍，士力架又甜又黏，经常吃完了一手都是黏糊糊的，那时纸巾还远远没有现在这么普遍，手脏了基本只能去洗，所以这种东西太麻烦了。另一个原因是这东西好几块钱一条，打开就只能一次吃完，没办法留，并不太适合当零食。
相比之下，彩虹糖和m豆的包装袋可以封口，方便保存。只是彩虹糖的味道我感觉有点怪怪的，不是很喜欢，后来只有m豆成为我经常吃的零食。同为巧克力，吃m豆绝对不会像吃士力架那样狼狈，一定不会把手弄得黏糊糊的，当时m豆最著名的广告词就是“只溶在口，不溶在手”。我从小就喜欢吃巧克力，其次是对牛奶巧克力口味的m豆感觉非常新奇，在棕色袋子里，每一粒m豆都裹着糖衣，而且形状以及糖衣的味道都和之前吃过的糖衣药片几乎一样，就连大小都和药片一样，甚至在各种颜色中还真有黄色的，乍一看还以为是牛黄解毒片或者感冒清呢。以前只见过为了哄小孩吃药，把打虫药做成宝塔糖，把防治小儿麻痹症的疫苗做成糖豆，真不知道老外怎么样的，竟然把好吃的巧克力做成药片，这种好奇也成了我多吃“药片”的部分动力。前面说了，m豆有两种口味，除了牛奶巧克力口味的，还有一种花生口味的，是黄色袋子包装，巧克力豆里面有花生，所以每颗豆要比牛奶巧克力的豆要大不少，其实花生巧克力更香、更好吃，只是同样的钱买到的豆要少很多，当时虽然口袋里有了点小钱，却也无法过于奢侈，所以花生巧克力只是偶尔解解馋。

十七、亚运开幕，天遂人愿

1990年9月22日下午，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开幕，我们当然是在场馆严阵以待，篮球项目的赛事从第二天9月23日就要开始了，我们是不可能有时间离开场馆的。9月22日当天，大学生体育馆并没有赛事，大家可以在场馆里集中在新闻中心通过电视一起观看开幕式。虽然我们之前已经看过了彩排，而且是亲临现场，不过通过电视再看一遍的时候仍然心潮澎湃。
记得9月22日早晨一起床发现天上的云很多，而且到了上午天越来越阴，还下了几滴雨。北京总体上是缺水的城市，特别是秋天，雨水一般是比较少的，在之前已经很久没有下雨了，印象中差不多天天都晴空万里，偏偏这一天亚运会要开幕了，天阴了还下了一点点雨。早上起来我们还去北体师室外球场上打了一会球，一边打球一边不由得开始担心下午的开幕式是否会被雨打乱。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举办大型综合性洲际体育盛会，开幕式的重大意义毋须多言，况且我们看过彩排，深知开幕式的精彩。大型团体操《相聚在北京》规模很大，演员很多，如果下雨的话，工人体育场的场地上没遮没挡，那么多的演员冒雨演出可就太辛苦了，很可能还会因为场地湿滑影响表演的精彩程度。
到了中午的时候天上的云层开始逐渐越来越薄、越来越少，吃过午饭基本上已经转为多云的状态了。开幕式的日期早在几年前就确定了，我还真不相信气象预报能够有如此神奇，据专家介绍，像这种重大活动的日期选择，只能是分析以往的数据，通过降水概率来进行。在当时，我们才刚刚发射了“风云”气象卫星，那也是在开幕式日期确定之后的事了，而且那时并没有今天的大数据、云计算，这么长时间的精确预报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只能解释为天意吧，这样的天意其实不止一次出现，记得1984年新中国成立35周年阅兵就出现过，早晨起来也是有点阴天，到阅兵开始的时候逐渐放晴了，虽然云量仍然有点多，但是总归没有下雨。后来的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阅兵也差不多，早晨天气也不是特别好，海军歼轰七编队首次受阅在集结时就遇到不利气象条件，军报还专门报道了他们克服不利气象的先进事迹。
这一天，北京亚运会开幕，开幕式下午就要举行，所有的人都在期待这一时刻，所有的人都在盼望着天晴，而天，在中午过后真的就晴了，这大概就说天遂人愿吧。

十八、紧张的赛事

临近亚运开幕前，篮球处从武汉体育学院和南京体育学院请来四位老教授，专门来指导和帮助我们工作，为现场技术统计加“保险”，他们主要是在现场直接指导两位记录员录入技术数据，防止出现差错。当时我们已经经过了多轮培训和之前的测试赛，其实已经没问题了，不过毕竟是亚运会的赛事，重视是可以理解的。
之前对我们的培训就是着眼于能够独立完成技术统计来开展的，我们在篮球规则方面已经达到或者说无限接近了记录台上记录员的水准，与裁判的差别就是临场经验为零，而在熟悉规则和反应速度方面，对记录员的要求至少不会低于裁判。当年国际篮联（FIBA）规则下场上是两名裁判执法，相互之间互补，场上的犯规、违例等情况，万一有一名裁判没看清，还有另一名裁判可以补救。而对于记录台上的记录员就不同了，两名记录员各负责一支球队，但是相互之间是没有时间交流沟通的，只能是各自完成自己的记录工作，如果万一有一人漏看了，那相应的球队的技术统计就可能会漏掉一条数据。另外，裁判在场内跑动，按照相应的线路，选择的都是视野最好的位置。记录员就不同了，只能在记录台上，离得远不说，角度还不能变。出现犯规还好说，会停表，裁判员会走向记录台，用清晰的手语向记录台报告，可以从容地知道是哪一方几号队员犯规，是发边线球还是罚球，罚球几次……都很清楚。麻烦的是不停表的那些数据，比如投篮，特别是篮下争夺激烈的时候、抢篮板二次进攻的时候，经常几名队员挤在一起，很多的手在上面，人和人之间还有重叠，要看出是谁投篮得分并不容易，不过只要得分了，马上发端线球，即使快发也有一点时间。而大量像投篮不中、传接球失误甚至抢断成功之灰的这些情况，裁判完全不需要考虑，更不必知道是哪名队员投篮不中、哪名队员失误、哪名队员抢断，攻防转换瞬间就完成，甚至接下来就是一次快攻。然而这些数据是技术统计数据中必不可少的，这就相当考验记录员了，而且只能靠自己在记录台上看清这一切，包括在十名运动员和两名裁判员跑来跑去的过程中看清完成这些动作的那名队员是谁，可以说是相当需要眼力的，同时还要做到一心二用，录入每一条数据的同时眼睛不能离开球场，防止漏掉数据。篮下对抗激烈的时候对记录员的考验才是极致，投篮、不进、争抢篮板、二次进攻、再投……这种时候经常会在一两秒钟内产生几条数据，对记录员来说必须眼睛紧盯场上，在人群中准确分辨出是谁完成了动作，手上同时还不能停，还要完成录入。测试赛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普遍不适应，特别是初期参加测试的球队有些水平不高，场上会经常出现像业余比赛那种跑不开位置、扎堆的情况，就更难看清人了。后来不断积累经验，经历了几场比赛之后才找到了不少规律，测试赛的球队水平也越来越高，场上比较容易判断了。
后来发现，真到了正式比赛特别是有中国队参加的比赛，录入中国队数据的记录员相对就会轻松很多，无论男篮还是女篮，那些队员熟悉之后不再需要看球衣号码，只看跑动、投篮、防守的动作和身形就知道是谁了，至于相应的号码早就烂熟于胸了，特别是男篮，直到今天，不但能记住当年每一名队员，甚至基本能回忆起他们的号码：4号宫鲁鸣，5号张斌，6号王志单，7号张德贵，8号王非，9号宋力刚，10号马健，11号孙凤武，12号李春江，13号张勇军，14号单涛，15号巩晓彬。写到这的时候的确有些不确定，想百度竟然搜不到。
当年的对中国女篮的印象不及男篮，这么久确实已经记不全了，印象最深的队员只有几位。
郑海霞无疑要排在首位，那是她的巅峰期。亚运会形式前，各队来适应场地，有一天我们在操作间工作，得知中国女篮来适应场地了，但是因为手上有工作，大家都没有出去。期间听到内场运动员的各种喊声，大部分女声中也不断会有几声男声，女篮主教练是吕长新，领队、助理教练都有男的，也不奇怪。可直到我们忙完工作去内场看热闹时才发现，其中有一个“男声”原来出自郑海霞，不得不说，她的嗓声确实比较粗犷，毕竟是中国女篮第一身高，亚洲第一中锋。后来在亚运会中国女篮参加的每一场比赛中，看台上为郑海霞加油的声音总是最为响亮的。
在那一届中国女篮的二中锋柳青也是一位绝对的主力，当年她26岁，正值当打之年，比赛表现非常突出。柳青最大的特点就是作风特别硬朗，在场上能突能抢，有时简直可以用凶猛来形容，属于那种打球不要命的球员，这样的队员在女篮比赛中简直像男队员一样。记得在亚运会前女篮来训练，时任中国篮协副 也是北体师的副院长于钢安排北体师竞技体校男篮陪练，在冲抢篮板的时候发现柳青丝毫不比那些小伙子弱。虽然为了防止国家女篮队员在大赛前受伤，领导专门交待过小伙子们，不过柳青的那种表现却是习惯性的，是一种本能。
另外还有彭萍，不过那时和后来的巴塞罗那奥运会，彭萍的表现总让人感觉差了那么一点点，其实那时她还比较年轻。
北京亚运会女篮参赛队具体数字忘了，但是肯定不多，不超过十支，所以比赛采用单循环赛制，最终积分靠前的四支队进决赛，一、二名争冠军，三、四名争季军。
女篮不要说当年，即使现在亚洲女篮发展的水平在世界上都不在前列，在那个年代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来参加亚运会的女篮除了中日韩朝四支东亚球队具备一定实力外，其他队伍的实力差距都比较大。而这四队中其实中韩又比另外两队高一些，赛前公认中韩是争夺冠军的最大热门。中国队赛前就把韩国视为头号对手，从赛前准备就是主要针对韩国的。
预赛对韩国那场比赛，从一开场就让人紧张得透不过气，最终中国女篮艰难地赢下了比赛。赛后队员、教练都很高兴，观众更是兴奋地久久不愿离场，我们在记录台也非常兴奋。因为大家都知道，韩国是最强的对手，赢下了韩国，后面的球队就不用担心了，基本上等于提前进入了决赛。不过那时想得太简单了，以为预赛赢了，决赛不过就是复制预赛，而体育比赛就是这样，比赛没打之前一切皆有可能。
果然，后来的预赛中韩两队都没有再输过球，以前两名的位次进入了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女篮冠亚军决赛。这是短短几天之后的又一次对垒，比赛依然从一开始就非常紧张焦灼，这一次韩国队的表现比预赛要更好。三分远投依然准确，突破依然犀利，外线移动和传倒球非常迅速。相比之下，中国女篮虽然有郑海霞内线，攻防两端在篮下都拥有高度优势。然而对手韩国女篮也是一支世界强队，显然认真总结了预赛输球的原因，并且在决赛时相应调整了战术，在身高不占优的情况下扬长避短，充分发挥了速度的优势。中国女篮的速度明显要慢一些，不但是郑海霞为首的内线，就连外线的移动速度也普遍跟不上韩国女篮的节奏，最终输掉了决赛。记录台上指导我们工作的体院教授们都说，如果丛学娣在的话就好了。赛前见过丛学娣以国家特殊身材队教练的身份带队参加过测试赛，不过那时我还没有看过丛学娣打球。既然教授们能这样说，想必她应该是相当有实力的，再说，如果没有点水平怎么可能这么年轻就去当国字号特殊身材队的教练。直到两年后，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丛学娣回到了李亚光指导麾下的中国女篮，并且帮助中国女篮拿到了奥运会银牌，获得了中国女篮历史最好成绩，确实是中国当年最好的组织后卫之一。
相比之下，北京亚运会上中国男篮的比赛要轻松得多。那些年，韩国始终是中国在亚洲最强的对手，而在北京亚运会开幕前，听说菲律宾男篮中有两名美国人，那时还没有“归化”的概念，但事实上就是一回事。当时大家总觉得美国是世界篮球最强的国家，有这样的球员助阵，菲律宾应该会很强，可能比韩国要更强。赛前都有适应场地训练，菲律宾队训练的时候就吸引了不少人专门过来看，果然看到有三个肤色明显更黑的球员。就连篮球处的人过来记录台和武汉体院、南京体院的教授们聊天时也都在说，这次要小心菲律宾。在这之前，我们这些外行一直都认为韩国是中国最强劲的对手。
当然，有的时候外行也有对的时候。亚运会期间，虽然中国男篮两次对阵菲律宾，虽然最终在首都体育馆与中国男篮争夺冠军的是菲律宾，然而整个赛程中，中国男篮最艰苦的一场比赛，也是打得最有悬念的一场比赛，不是对菲律宾的比赛，而是预赛战胜韩国的那一场。那场比赛我因为工作安排，大部分时间是在操作间，没有能去内场和记录台，也没有能看到比赛的全过程。当时总是可以知道比分的，而比场上比分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现场观众的表现。从比赛一开始就可以听到场内观众山呼海啸般地加油声，那种气势是之前那么多场比赛没有过的，后来也再没有过这样的声势。其实，这还仅仅是开始，随着比赛的进行，观众的声势一浪高过一浪，一会是兴奋地欢呼，一会是巨大的叹息声，一会是整齐的助威……如果说这些是每场比赛都会出现的，那么本场的音量明显大了很多。还有一种动静则是之前和之后的比赛都没有的，观众的呼声在某一时刻越来越高，然后开始加入了很多人一起不断跺脚的声音，那种声音越来越大。我看不到场面，但是操作间就在看台正下方，所以对跺脚的震动感受最为清晰，一度在担心他们会不会把看台跺塌，我可就在看台下面的操作间。后来比赛结束后他们才告诉我，大家跺脚也说不清是被谁带的节奏，都是快攻的时候，大家好像在跟着快攻的中国队员一起跑一样。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跺了一会之后看台不再震动了，场内爆出的是一片欢呼声。
相比之下对菲律宾的比赛就轻松多了，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困难，但是实力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无论是预赛还是决赛，都没有再出现过与韩国队比赛中那种紧张得让观众都恨不得跟着跑的场面，也再没有人跺过看台。一直不解的是，菲律宾队中的黑人球员始终没有获得出场的机会，预赛没有上场，我们都以为是菲律宾有信心进决赛，留待决赛出“奇兵”。后来菲律宾果然进了决赛，可是决赛也没有让他们出场，这两名归化球员的实力到底怎么样，始终无人知晓，这也就成了一个谜。
当时那届中国男篮中，有几个人的印象比较深刻，其中就包括神投手张勇军。有一场比赛，张勇军三分球五中五，如此高的命中率在今天也属难得，而且当时的赛制还是40分钟上下半场。我们在记录台工作时，从亚运会开始篮球处就安排了武汉体院和南京体育的几位教篮球的教授来指导，也算是为技术统计工作保驾护航。张勇军本身就是湖北人，跟武汉体院的几位教授很熟悉，来场馆训练的间隙经常来记录台边坐坐跟教授们聊上一会，每到这时就会有不少人过来找他签名。现在想想当时我的想法好像有点傻，其实挺想让他们帮签个篮球或者在秩序册上签名。但是总觉得自己那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还穿着工作服，这样做似乎不合适，大概刚刚工作都会比较胆小吧。
另外一位印象深刻的球员是马健。当时马健在队中属于年轻的，也是最为活跃的一个。每场比赛前双方热身的项目中都会有跑篮，就是排成八字形，依次上篮。我至今都记得很清楚，当时中国男篮的所有队员在跑篮的时候都是以低手上篮结束，只有马健表演了几次扣篮，每一次都引来了全场观众的鼓掌欢呼。只不过每到这时，就在我们记录台旁边，场边主教练孙邦的脸上似乎并没有看出与鼓励、满意之类相近的眼神，有几次还摇摇头转过脸跟领队和助理教练说上一两句什么。从那我们就知道马健喜欢扣篮了，而且印象中那届亚运会，中国男篮在比赛中完成扣篮的似乎也只有马健。由于亚运会男篮队伍不少，各队之间的实力差距有些是比较大的，大比分轻松取胜的比赛有过好几场，马健也获得了不少扣篮的机会，有一次还是背向篮框完成了扣篮，瞬间赢得了满堂彩！那时还没看过NBA的比赛，本来对扣篮这种动作就已经觉得很神奇了，第一次看到有人背向篮框扣篮，要不是因为当时坐在记录台上，我肯定也和看台上的观众一样要跳起来鼓掌了。
外国运动员只有一位印象比较深刻，他是朝鲜的李明勋，这个家伙身高2.31米（后来有些资料的数据似乎不同，看到过2.32米的，我记忆中当年北京亚运会秩序册上李明勋报名身高是2.31米），是所有参赛队员中最高的，而且比我们当年熟知的中国巨人穆铁柱还要高出3厘米。如果能找到北京亚运会开幕式的录像，在朝鲜代表团入场那一段就可以清晰地看到鹤立鸡群般的李明勋，前排的女运动员高度甚至还没有到他的腰部。赛前一看他这么高，再一看秩序册上才21岁，感觉这是朝鲜的希望之星啊。然而比赛中的表现让我们“放心”了，李明勋有高度，但是力量明显不足，即使当时国际篮联的规则中对抗远不如今天激烈，即便如此，比赛中李明勋倒地的场面也是经常出现，如果按照今天的对抗强度，那他基本上就进不到篮下了。当时中国队的内线是单涛和王治单（不是王治郅，王治郅还要几年后才出山）的对抗能力都不错，所以尽管高度上比李明勋矮了十几公分，我们在篮下却一点都不吃亏。后来的很多年里，朝鲜男篮并未能因为拥有李明勋这样的高度在亚洲取得更好的成绩，而中国男篮之后迎来了王治郅、姚明、易建联这样的大个子，却让中国男篮取得了大赛世界前八的好成绩，事实证明，在篮球场上高度是重要的，但只有高度是远远不够的。
无论是体育比赛还是其他什么事，永远不会存在一帆风顺和万无一失，我总觉得，意外的存在本身就是最不应该让人感到意外的。对于软件来说更是如此，无论之前做过什么样的测试，也不要指望会真正存在完美的程序。在亚运会期间，始终正常运行的我们的软件系统，在最后一场比赛、在决赛时出现了问题。在决赛终场哨声响起时，我按照规定操作在主机上对两队数据进行汇总，此时却发现其中一支球队的下半场数据只有一小部分，重新检查还是如此，此时小X说之前录入到某个时间时，在录入完一条记录后光标并没有像往常一样跳到初始位置，后来多打了几次回车键才恢复。在那一刻，显然我们来不及去检查程序的问题，重新查错、重新编译？不可能的，决赛已经结束，组委会在等着技术统计，全亚洲甚至全世界的媒体也在等着结果。当时那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迅速补录，这就是赛前早就做好的预案。每一场比赛，在我们在电脑端录入数据，武汉体院和南京体院的几位教授在辅助我们并且检查我们每一条录入数据的同时，每一方还有一位专门进行手工填写记录表，另外记录台的记录员手上也仍然还有手工记录表，这些表在本届亚运会都只起辅助作用，就是为了在万一出现这种意外时可以有补救措施。我们分工协作，很快就根据手工数据完成了补录，生成了所有的技术统计。这个用时肯定比平时长了一些，也仅仅是多用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毕竟我们经过了几个月的时间，已经非常熟悉了。幸运的是，当晚是最后一场比赛，而且中国男篮胜得干净利落，所有的人都很兴奋，同时又因为是亚运会最后一场比赛，很多人要就此告别。所以，似乎并没有人注意到这场比赛的数据出得晚了一些。至于出错的原因，到底是程序还有没解决的问题，还是操作上有什么瑕疵，这已经永远成为了一个谜，没有人也没有机会再去重新研究程序，而且也没有意义了。亚运会的篮球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从结果上来说，我们交出了每一场比赛的全部技术统计数据，已经圆满完成了任务。

二十、《相亲相爱》——我的亚运主题歌

每一届重大的体育赛事都会有主题歌，无论是世界杯还是奥运会，像1990年世界杯的《意大利之夏》、1998年世界杯的《生命之杯》、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手拉手》等等，都在体育迷中广为流传，传唱至今。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首好的主题歌是一届赛会最好的宣传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无论是世界杯还是奥运会或者其他赛会，赛会本身都是短暂的，最长一个月，短的不过半个月，热闹过后，在更长的时间里能够留下记忆的经常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好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赛会的生命是有限的、不可延续的，而优秀的主题歌的生命周期却要长得多，可以成为一届赛会最经典的遗产，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也不例外。
说到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主题歌，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但凡对那届盛会有记忆的人，多数都会想到那首徐沛东、张藜创作，刘欢、韦唯演唱的《亚洲雄风》，直到前几天有人同样在回忆30年前的亚运会时仍然把它称为“会歌”。确实，在日历翻到1990年之后，北京的大街小巷到处能听到的，大人小孩都经常哼唱的就是这首《亚洲雄风》。不过，北京亚运会官方正式的会歌却是《高高举起亚运会的火炬》。
根据资料介绍，在1990年北京亚运会之前，前10届亚动会并没有统一的会歌，但是那时的奥运会已经有了会歌，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著名歌星莱昂纳尔•里奇演唱了那首《Reach out》，奥运会结束后传唱了很久。第11届亚运会确定在北京举行之后，组委会就想到亚运会应该有自己的一首会歌，以表现亚运健儿的共同心声。于是，早在1987年就曾经向社会广泛征集歌曲创作，但是在当时的组委会看来没有理想的稿件。显然，1988年汉城奥运会会歌《手拉手》的巨大成功对首次承办洲际体育盛会的北京有很大触动，1988年汉城奥运会，韩国组合演唱的那首《Hand in hand》唱遍了全世界，在中国也家喻户晓，几乎到了一提奥运会会歌就首先想到《手拉手》的程度。我们是第一次承办这种综合性的国际体育赛会，我们能否创作出一首比《手拉手》更成功的会歌？组委会的压力必然很大。最终石祥填词、施光南作曲的《高高举起亚运会的火炬》成为了官方选定的亚运会会歌，并且由当时空政歌舞团著名男中音佟铁鑫和女高音胡晓晴演唱。这首歌曲从风格来说显然比明显属于流行歌曲的《亚洲雄风》要“正统”得多，带有明显的美声色彩，从风格上来说的确更符合那个年代对大型正式活动要求庄重、得体的要求。从作者来说，虽然当年经过了“西北风”的热潮，徐沛东和苏越等音乐家已经开始进入创作的巅峰，在民间已经有了相当的知名度，然而在当时业界的地位，施光南这样的大家仍然是泰斗级的。另外虽然我们早就在提艺术只有门类不同、形式差异，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是无论在业界内部还是民间，大家都能感受到，至少在当时音乐事实上还是有等级的，民族、美声仍然属于“严肃音乐”的范畴，总是要显得比“通俗音乐”高贵那么一点点。不得不说，在当年，虽然已经改革开放十多年了，很多所谓“正统”的观念仍然存在，只要这种观念存在，无论《亚洲雄风》在民间传唱到什么程度，哪怕仅仅是因为“流行”的身份牌，也难以被官方确定为如此重大赛会的正式会歌——因为它不够“大气”。事实上，在18年之后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也多少可以看到仍然存在类似的现象。2008年北京传唱最多的一首歌曲是《北京欢迎你》，这是开幕倒计时一百天的纪念歌曲，曲调朗朗上口，歌词也颇能打动人心，演唱阵容更是声势浩大，早已经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北京奥运会会歌了，然而官方版的会歌却是《我和你》。如果说比1990年有所改变的话，那就是刘欢与莎拉布莱曼演唱的这首《我和你》如果严格按照歌曲类别区 分也属于通俗歌曲——虽然女声能听出一些美声的感觉，不得不承认，相比于《北京欢迎你》，《我和你》的难度系数显然要高得多，也确实更加“大气”。只是从传唱和今天留下记忆的程度来看，我相信胜出的一定是《北京欢迎你》，这一点从今天KTV的点歌中就能明显看得出来。当然，今天的KTV曲库中你仍然可以轻易地找到《北京欢迎你》以及《亚洲雄风》，也可以找到《我和你》，但是《高高举起亚运会的火炬》几乎不可能在KTV曲库中找到，甚至就连互联网上也很难搜到。
一届全民鼓舞的盛会，在会歌的问题上官方好像不太容易与民间完全合拍，曲高和寡难免会是一种遗憾。2022年北京冬奥会就要到了，但愿冬奥会的会歌问题上不再有这样的分歧。
其实对每个人来说都可能会有自己心目中的主题歌，对于我来说，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主题歌既不是“官方版”的《高高举起亚运会的火炬》，也不是“民间版”的《亚洲雄风》，而是一首当时不太热门的亚运歌曲，是收录在《亚洲雄风》专辑中的一首歌——《相亲相爱》。这要从听到这首歌的过程说起。
经常去体育馆看比赛的人都知道，比赛开始前，场馆里不会是寂静无声的，都会播放歌曲音乐，中间也可能会播放一些注意事项之类的。大学生体育馆每次比赛前开灯准备的时候，场馆内的音响会播放各种亚运歌曲，韦唯、刘欢演唱的那首《相亲相爱》好像总是放在第一首，“你从恒河来，我从黄河来，那是亚洲妈妈的血脉……兄弟兄弟姐妹，把手拉起来，用相亲相爱紧紧连起来。”当时这首歌最大的作用相当于我们的闹钟，就像学校的上课预备铃，每当在工作间听到内场放起这首歌的时候就知道场馆开灯了，已经进入赛前准备阶段了，我们也要准备进场馆上记录台了。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播放，因为当年所有亚运歌曲中最火、传唱最广的是韦唯、刘欢演唱的《亚洲雄风》，早已经是民间版的亚运会会歌了，而官方的亚运会会歌是《高高举起亚运会的火炬》，只是因为风格的问题传唱不多。包括这两首歌曲和其他的亚运歌曲比如：《亚洲的太阳》、《黑头发飘起来》、《光荣与梦想》……事实上这些亚运歌曲每次都会循环播放，但是我在大学生体育馆期间印象最深的就是《相亲相爱》，而且我确定我记得每次都是排在第一首，可能负责音响的那位最喜欢这首歌吧。而我后来分析，我之所以记住这首歌，也正是因为每次它都在第一首播放，那时我们还在准备或者说等待，歌声响起、场内灯光亮起之后，我们也开始进入工作状态了，心思更多都在自己的准备工作上了，那时场馆再放什么歌已经有点充耳不闻的感觉了。
其实我开始并没觉得《相亲相爱》有多好听，至少没觉得它比《亚洲雄风》更好听。到后来，亚运会接近尾声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想到还有几天亚运会就要结束了，以后我们这些人又要各奔东西了，再往后可能听不到这首歌了，从那天开始，我突然开始喜欢上了这首歌，甚至突然觉得这首歌是所有我听过的亚运歌曲中最好听的一首。到亚运会结束多年以后，直到今天，我更加确定这是我心目中最好听的一首亚运歌曲，也许它真的只属于我，是我的亚运会主题歌。多少年来，每当我无意中想到这首歌曲的旋律，眼前就会立刻浮现出那幅依然熟悉的场景，仿佛我又穿上了藏蓝色的亚运会工作服，坐在大学生体育馆记录台的最左侧，场馆的顶灯分片逐次亮起，看台上一排排空着的座椅随着灯光由暗变亮，场地内穿着各种工作服的不同岗位人员忙碌穿梭……
《相亲相爱》的歌词写得真的很好，这首歌的词作者是张藜，建国70周年唱遍全国的那首《我和我的祖国》也是张藜作词。《相亲相爱》的歌词中写道“你从恒河来，我从黄河来，那是亚洲妈妈的血脉。你来自富士山，他来自天山，那是亚洲母亲的情怀。我们共处在一个新时代，又都连着妈妈的脐带。我们只能相亲，只能相爱，用相亲相爱紧紧连起来。哦，兄弟。哦，姐妹。哦，朋友。把手伸出来。哦，朋友。把手拉起来。朋友，朋友，朋友，把手伸出来，让我们相亲相爱。兄弟，兄弟，姐妹，把手拉起来，用相亲相爱紧紧起来。”亚洲各国的朋友如此，其实我们亚运项目的兄弟姐妹经过了几个月的朝夕相处，何尝不是如此相亲相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