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皇姑屯事件是个猝发事件，张作霖中招后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昏迷状态，几乎什么也没交待。他身前也未指定任何人接班。毕竟帝制早已废除，共和也已实行多年，虽然子继父业趋势十分明显，但不到那一步，谁也不好意思把话说得过于明白。
老张在世，小张承继大统自然毫无悬念。但现在老张不在了，大家都得继续端碗吃饭，谁能保证自己这碗饭继续吃香吃好，就得好好惦量惦量了。
别怪世态炎凉，只能说人性本来如此。
杨宇霆认为，小张肩膀尚显稚嫩，恐怕很难胜任老张留下的这副担子。
不是他一个人这样想，相当多的人都作如是观。
接着，杨先生又把自己给排除了。他有自知之明，既然是“小诸葛”，角色定位就是辅佐型的能臣，在心理上就没有“登大宝”的准备和打算。
更何况，他也知道这么多年来，自己在朝野上下树敌颇多，即使有这想法，成功的可能性也不会很大。
他需要提出一个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名单。
在宣布这一名单之前，这位称职的大管家也充分考虑到了小主人的情绪和承受力。
因此，会场上“适时”地出现了一份《大元帅遗嘱》：
“余不幸归途遇难，今病势已驾，殆朝暮人间矣！余自束发从军，早自誓以身报国，生死置之度外。现年已五十有四，死已非天，惟是救国之志未遂，不免耿耿耳。今以奉天重任，付之学良，望汝善为料理…… ”
全文意思大致如下：我在回来的路上不幸挨了炸，现在快不行了，完蛋只是早晚的事。我成人当兵后就发誓要以生命报效国家，所以早就不怕死了，现在我已经五十四岁了，完蛋了倒也没什么，就是还没完成我的救国志向，太遗憾了。现在我把守卫治理奉天的重任，交给我儿子张学良，你们要帮我多关照他。
明眼人都可以看出，这绝不是张老爷子的语调，倒是很像孙老爷子（孙中山）写的绝笔。如果老张当时还能撑着立断气遗嘱，绝不至于这么假文酸醋，他只会说：妈拉巴子是免票，后脑勺子是护照，老子今天是过不了这一关了，弟兄们好好干，帮我把小六子扶上马，再送一程……
杨参议到底做过秀才，愣是无中生有地把老张打扮成了个文化人。
“假遗嘱”的前段部分明显是在应付差事，任何一个当过兵的人死翘了以后都可以加以套用（只需修改一下死亡时的岁数）。
实质体现在后面那句话：守卫治理奉天。
摆明这是个地方官，没有谁做了省长还兼国家 的道理，所以这就意味着小六子的东三省总司令肯定是当不成了。
这就是杨宇霆和会议参加者们准备留给张学良的面子。
有人说，这份《大元帅遗嘱》是杨宇霆之流违背张学良意愿偷偷炮造出来的。
违背张学良意愿，这可能是事实。因为小张并没有明确主动地表示过他不想继任掌门。但“偷偷”就谈不上了。毕竟事关重大，大帅没来得及留遗嘱这件事在内部知情人中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如果这份假遗嘱不是得到了与会的大多数人（包括张学良）同意，谁敢再重新捏造一份出来并当众宣读？
就像任何一次颁奖一样，安慰奖总是放在最前面的。
大家都把期待的眼神投向了杨宇霆，等着他宣布那个特等大奖的获得者。
谜底随即揭开，果然是他！

会议主持人随后提出表决，一切毫无悬念，因为赞成的人远远超过半数。
但是人们发现，偏偏这个人没有到场。立刻有未举手的人提出，鉴于被选举人本人不在场，这样推举有欠妥当，不合规矩。
杨参议不愧是宦场老手，回答从容不迫：本人不在而推举甚多，说明众望归一。
再没有任何异议。
主持人当场宣布：选举结果有效。
此时，张学良的心一定已经悲凉到了极点，但他只能选择被动接受，此外没有其它任何办法。
东三省最高军政长官就要新鲜出炉了，但这个人却不是他。
就在这时，历史的天平又一次发生了惊人的逆转，一个人忽然出现在会场门口，并引起了一片惊呼声。
此人身着孝袍，腰系麻绳，脚蹬麻鞋，不像是开会来的，倒像是奔丧来的。
张学良人生中第二个贵人来了！
张作相，时任吉林省督军兼省长，老派代表人物之一，曾担任奉军第二军军长，是张学良的顶头上司。
听名字，你可能会认为他与张作霖有什么亲戚关系。其实不是，两人同姓纯属巧合。尽管不是血缘上的亲戚，但这两人绝对有过命的交情。历史上，张作霖两次结盟，张作相均榜上有名。
张作相之所以能“众望归一”，确实是由于他的声望。
郭鬼子造反，十万精锐直逼奉天，形势危如累卵，幸亏他和吴俊升两人拼死护主，才转危为安。此事不仅使老张感慨系之，认为关键时候还是几个老兄弟最忠心，而且为他自己在老派中赢得了巨大声名。
郭部兵败，除处决郭愤青外，老张气恼之下，还准备将叛乱将领一律处死。幸亏张作相以平叛功臣之身再三苦谏，才保住了他们的性命，
郭老师闹事，小张学生自然不能免责，用老张的话说，自己儿子“信任郭鬼子已经胜过信任他老子”了。按照老张的性格，死罪虽可免（总要有人接班），活罪却难逃。也是张作相充分发挥好人做到底精神，使尽浑身解数，做工作，说好话，总算让小张得以全身而退。
无论老派还是新派，对张作相只有两个字的评价：厚道，三个字的评价：真厚道。
既有与老帅八拜结交的资历，又有平叛立功的业绩，还不会为难兄弟们，这样的人，不选他，选谁？
在会议召开前，已经有人把总司令军服送到了张作相府上。
但是张作相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进入会场后，他手捧那套保安总司令的军服，把它放在了张学良面前。
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人人面面相觑。小张本人也手足无措，连忙站起来表示自己太年轻，各方面经验不足，还是敦请老叔（张学良对张作相以叔伯辈相称）统管东三省军政大权为好。
当着众人的面，张作相声泪俱下，真动了感情：老帅在世时，经常要我关照汉卿，我如就任此职，无颜面对九泉之下的老帅。汉卿年轻有为，子承父业名正言顺，大敌当前不能再拖了。
这些话入情入理，真是说到小张心坎里去了，一时间既感动又激动。

对会议的选举结果和任命，张作相表示实难从命，理由是要赶回锦州给母亲办丧事（“作相不孝，家母归天，作相随即赴锦治母丧”）。
九天以后，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推翻举手表决的方法，改用选票推举，结果张学良顺利当选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一职。
两天以后，小张正式宣布就职。同时，成立东三省保安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没有什么实权，但能把老棍棍们都装进去，基本相当于后来老蒋在台湾搞的战略顾问委员会这样的机构。杨宇霆名列其中。
但是杨马上提出辞职。
“老将”（张学良对张作霖的称呼）手下的老兵，三朝元老，当朝宰相，要资历有资历，要能力有能力，招呼不打一声就给免了，也太说不过去了吧，不就是主持会议时没选你，历史上有那么一点意见吗？
人一“小诸葛”，给你个小字辈当顾问逗着玩，也太不拿人当人看了。
知道老杨是嫌职务不够份量，怎么弄一个够份量的位置让他干干呢。小张很头疼，憋了半天，总算憋出了一个“黑龙江省军务督办”来。
老杨不听犹可，一听气得差点抽风抽过去。当总参议那会，黑龙江省省长都是要向他汇报工作的，现在竟然要到给他汇报工作的下级那里去当个公务员，这在最看重等级的军阀体系中，不啻于给他老脸一嘴巴子，是一种明明白白的侮辱。
走人，甩袖子不干了。
老杨走了，小张笑了。因为他知道眼前的这个人不是一点点难对付。现在走了正好，全世界都清净了。
毫无疑问，在时年二十七岁的少帅走上红地毯的那一刻，他心里一定充满了对那个被他称为老叔的人的无限感激之情。
大家没有看错，这确实是一个天底下少见的忠实厚道之人。
当东北王的桂冠向他招手时，他毅然选择了放弃，只为了一句承诺：老帅在世时，我答应老帅要关照汉卿！
东北少帅张学良上台后，对外连做了两件事：与北伐军议和息兵，将关内所有军队全部撤回东北；正式发表大元帅张作霖死讯。
现在悬在田中首相心上的，是张少帅还会不会做第三件他最担心的事。至于兑现他老子的那些画饼式的协议，则还是其次了。
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东北易帜。主意是南京的老蒋先提出来的。
把奉军赶出关内容易，要跑到关外去解决东三省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实际上，在皇姑屯事件爆发、奉军逐步退回东北后，原先共同北伐的四兄弟蒋、冯、阎、李就已经不齐心了。
这四位各有各的算盘，都不是什么善茬。眼看随着平津拿下，全国已大半统一（除了东北），老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集中军权、政权、财权于中央，同时削弱地方实力。而那三兄弟谋算的则是怎样凭借参与北伐之功，在既能保持住自己的山头的同时，还能拿到尽可能多的好处。
老蒋电邀这三位去北京参加善后会议，阎老西（阎锡山）和李宗仁早早就到了，但是左等右等，就是没有冯玉祥的影子。传来消息说是生病了。这下老蒋急了，本来谈的就是四个人的事，现在缺了一个，这会还如何开得下去。
老冯真的生病了？

是生病了。不过不是身体有病，是心里有病。
老冯这个人，长相粗豪，大大咧咧，有“布衣将军”之称。他平时就爱戴顶破草帽，穿件与一般士兵毫无二致的灰色土布军装，连鞋子都是缝制的土布鞋，乍一看，活脱脱就是一个西北老兵。
但这只是表相。其实老冯的心眼儿向来很活很细，习惯性的动作是紧跟时代潮流，对自己的合作伙伴反戈一击，所以谁要是准备跟他一起出去结伴打架，都得背后长只眼睛，预先防着他点。
不过站在老冯的立场，能从旧军阀混到新军阀也算不易。在他带领自己的国民军（这里是指西北军，不是广州或南京的部队）雄纠纠气昂昂地进行北伐时，其他老家伙（旧军阀）不是死翘就是归隐了，所以也算与时俱进的牛人。
老冯突然生病，是因为他很生气。他觉得自个吃亏了。
这次北伐，四兄弟中，他得的实惠最少。别人不说，连阎老西都比不过。阎老西一伸手就拿走了京津冀三省，而他只捞到了一个山东。三比一，板着手指头都能算出来。
私下里，老冯一向看不起阎老西，连带晋绥军也看不起，认为山西兵只会喝醋，不会打仗，一旦听到枪响，就只知道抱着个醋葫芦逃命，连枪都可以不要。
想想北伐时自己力都没少出，排队分果果的时候，自己最看不上的人却拿得最多，这口气叫老冯怎么能咽得下去。
一气之下，善后会议不去了，你们自己去“善后”吧，你冯爷爷别处玩去了，比如说赴宴。
出去吃饭时，正巧李宗仁也在场。得知老冯已经“患病”的李宗仁惊讶地看到，老冯一边猛吃桌上的好东西，一边不停地做痛苦咳嗽状，但同时红光满面，毫无病容。
于是，他回去告诉善后会议主持人老蒋：老冯在演戏。
老蒋听后又好气又好笑，可是也拿这位老顽童没有办法。善后会议就只好这样不了了之。
四兄弟各怀异心，再提进军东北就不那么现实了。何况在老蒋看来，东三省的问题比其它地方都要复杂得多，因为这中间必然涉及到和苏联、日本的关系。
要论凶狠和不讲理，这两老外哪个都不是好惹的。老毛子先撇开不谈，日本军人的处事风格，老蒋可是在路过济南时就着着实实领教过了。
对东北问题，蒋介石准备采取“和平解决”的策略，具体办法就是改旗易帜，使张学良归附南京政府。
在北伐军拿下平津之前，中国一直南北对峙。北洋政府使用的“国旗”是五色旗，计有红黄蓝白黑五色。南方国民政府使用的则是另一种，叫做青天白日满地红。
所谓城头变幻霸王旗。旗帜问题很重要。在这之前，新疆已经宣布易帜，正式归附中央，从而标志着关内中国已完成形式上的统一。如果东北也像新疆那样，只要换个旗，就能取得兵不血刃的效果，又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四巨头一商量，偏偏冯头和阎头又都不同意。这哥俩历史上都吃过张作霖的亏，同时也眼馋东北的地盘，他们认为老张新亡，东北军虽说还能抵抗，但因骤然失去领导核心，一举歼灭从理论上讲是完全有可能的。
老蒋撇了撇嘴，对这种只顾着打自己小算盘、完全不懂政治的想法很不以为然。
尽管如此，工作还是要做的。开了几个会，说了一大通道理后，大家总算统一了思想，同意用政治手段、和平方式解决东北问题。
其实东北的新任少帅张学良也是这样想的。

早在关内时，他就不想与北伐军硬磕下去了，曾经背着老头子，给老蒋又是送密信又是发电报，要求罢兵息争。
主政东北后，他知道凭东北军一己之力，很难独存，所以也倾向于归附南京政府，以抗衡日本。
但是东北易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老蒋要在内部做工作，小张也一样少不了这一关。
最有意见的是跟老张打江山出来的那帮人。坚决不同意。
什么叫合资上市他们不懂，只知道老张带着他们辛辛苦苦办的企业要被别人合并了，这可是他们当年一块砖头一块砖头砌出来的，就这么没了？
真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大家嘴上不说，心里没少骂：败家子一个！
以张作相为首的老派人物主张：东北只需保境安民，并且善处东邻（日本），至于关内发生什么事咱们别去管它。
不过这帮老头子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好糊弄的，几句话就能把他们给“将死”：你们说不易帜，那试问北伐军来了，谁能出去挡一把？
老头子们面面相觑，都傻眼了，论指挥打仗，还是当胡子时候的那点本事，怎么干得过如狼似虎的北伐联军。
见大家都不动弹，小张缓了口气，接下来便晓之以理：想当年老爷子那么强悍，还不是退到关外来了，现在人家已经打到家门口，我们要是再退，就只能到大海上做渔民去了。
再继续忽悠：所谓易帜嘛，其实只是换个旗，把原来东北的旗，改挂成南京的旗，重新装修个门面，挂个新招牌，看上去是联营了，其实里面经营照旧。
听到原来是换汤不换药，老头们都不吵吵回家了。
接下来的就不那么好骗了。此人就是杨宇霆。
这位仁兄不是已经辞职回家了吗？
答曰：辞职是辞职了，但没回家。
老杨在外面溜了一圈，又回来了。因为他在路上就把事情想清楚想明白了：愣小子这么对待我，其实就是想赶我走。
当初选当家人时，自己好歹还给对方留了个省长的位置，轮到自己，就只能做省长的公务员了。事情做得这么绝，本来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拂袖而去。
但走很容易。问题是东北这份基业怎么办，毕竟自己也没少在上面出力流汗。更何况，老领导生前待自己不薄（当年张作霖的私人印章都是交他保管的），作为托孤老臣，把皇子扶上马，再送上一程，也是绝对应该的。
于是老杨就回来了，而且从此打定主意，再也不走了。
不走也有不走的理由，总参议、委员虽然没得干（那个什么黑龙江省军务督办就别提了），但老杨还有一个职务没免，他做总参议那会，还兼任着东三省兵工厂督办。因为没人注意，所以到现在这个职务还在那里挂着。
老杨不走，小张就急了。

组织干部处的同志是干什么吃的，怎么不知道发任免通知时把兼职也给一并免掉。现在麻烦了。大家都盯着呢，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以前集体当顾问，来个以年龄划界一刀切，大家都没话可说。事到如今，你要再把老杨的这个督办职务拿掉，那就是针对个人了，打击报复、赶尽杀绝的痕迹也太明显了。
小张只好亲自找老杨谈心做工作。
出国旅游吧，考察考察，散散心。请放心，完全公费，不要个人掏一个子的腰包。
这么好的条件，要是落在咱小民头上，没准乐得道都走不动了。公费旅游，还是出国，那是最高福利待遇啊。
打住，这是民国！
如果多关注一下民国史，你就会发现，公费旅游其实是政客们常用的一种招数。大致相当于北宋年间的杯酒释兵权。后来老蒋更是热衷此道，张学良、杨虎城这些人都架不住他的“劝说”，到国外溜了一圈又圈。
把地盘让出来，把队伍交出来，从“司令”变成平民，代价就是一趟出国旅游，换了你，你干？
杨宇霆不是“司令”，可他也不干。忽悠谁呢？老夫哪里也不去，就抽条板凳坐在这里看你办事，办得好也就罢了，办得不好还得倚老卖老说你两句。
小张头大了，意识到找麻烦的来了。
麻烦果然说来就来。听说张学良可能要搞“东北易帜”，老杨马上就火冒三丈。
恐吓的那一套对他不起作用。
谁能保卫东北？我能！
前面说过，杨宇霆是个军政全能的人。他和奉军悍将郭松龄相比，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相同点是两人在军事指挥和部队训练上都有一套。不同点在于，郭为人过于刚直，年纪不小，却还像个愣头青那样容易冲动，被别人一吹风就自觉自愿给人当枪使，结果什么事都没办成，自己死得很惨不算（“枪击，曝尸三日”），还差点连累了张同学和“讲武系”的其他师生。
同样是战绩等身的大将，杨宇霆则表现得能屈能伸，很懂权变之道，这种“讲政治”的风格在张作霖生前是最受欣赏的。
话说当年辫子军领袖张勋邀请奉军将领开会，杨宇霆和郭松龄都去了。会前议程没透风，开着开着张勋却说到搞复辟的那档子事上去了。杨郭都是见过世面的人，留辫子搞复辟对他们来说如同让死人还魂。
但两人临场表现却大相径庭：郭松龄马上起身退出，扬长而去。杨宇霆却坚持留下来，继续听姓张的在上面胡言乱语。因为他认为，听你讲是一嘛事，我是不是要跟着你做，那是另外一码事。彼此都留个面子，以后才好做事。
张作霖对杨宇霆此举颇为赞赏，认为有大局观，而对小郭的表现，只用了四个字形容：书生之见！
杨宇霆不仅是将才，还是帅才。
事实上，对奉军退守关外，杨宇霆一开始就不同意。倒不是他认为一定要“御敌于国门之外”，也不是跟郭鬼子那样一根筋，非得跟四路北伐联军在关内死磕，而是他很懂战争之外的政治哲学。

老话说得好：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北伐的那所谓四巨头，又不是真的亲兄弟，虽然都声称是为信仰三民主义而战，现实生活中却都是奔着自己利益而来的。
照杨宇霆看来，北伐军看似凶猛，其实是个容易散伙的团队。奉军强悍时，不得不卖点力气，等到眼看着奉军不行了，自己抢地盘还来不及，根本不可能全力以赴来打奉军，说不定哥几个自己闹起来，倒反而要找奉军帮忙呢（后来果然言中了）。
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奉军不仅不需退回关外，甚至可以利用矛盾，达到合纵连横、各个击破的目的。
现在奉军不仅全师退守，连东北旗子都要换成南京政府的青天白日了，等于人家还没动手，自己已乖乖缴械。你说老杨能不窝一肚子火吗。
杨宇霆的实际想法是，联合南京政府对抗日本。不过他所谓的“联合”并不是指直接“归顺”（在他看来，易帜就是归顺），而是一种有进有退、软硬结合的策略性“联合”。
应该说，杨宇霆的这种想法体现了他一贯的对外策略，其中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可取之处。他对易帜的反对，则主要是出于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要为老主子守住江山（别忘了老杨还是旧社会秀才出身）。
但这种玩跷跷板式的政治谋略，对张学良来说，技巧性要求太高了，他很难接受和认同。
同一时间，田中内阁也在担惊受怕。
搞完皇姑屯事件后，关东军就一边歇着去了，擦屁股还得内阁来。
得知南京方面正在跟张学良秘密接触，田中那是真着急。他很清楚，东北如果真的和南京实现统一，打交道的对象就变成了中央政府，要想再在满蒙攫取特殊的“帝国权益”就真的变成画饼充饥了。
毫无疑问，日本一直是企图阻止张学良“易帜”的最大外部障碍。
关于“东北易帜”，张学良在内心里其实早已和南京政府达成了共识。但是这个世上谁也不比谁傻多少，既然是谈合作，该提的条件一个也不能少。
在所提的各种条件里面，他特别强调两点，即北伐军（国民革命军）不得进入东北以及把热河划归自己的辖区。
要谈交易，老蒋的经济头脑也不差，马上提出来：我既不能进入东北，你奉军也必须先出关。
谈妥之后，双方初定易帜日期为7月底。
到了7月底，老蒋一看，东北挂的旗还是五色的。张学良给出的说法是，日本驻沈阳总领事发出了警告，所以易帜得暂缓。
张学良说要暂缓，蒋介石可等不了。他马上派出南京政府驻日公使，对日本政府提出抗议，抗议他们干涉中国内政：我们自己人挂个旗而已，怪你鸟事。
他声称，如果南京和东北和不了，北伐军（国民革命军）铁定出关。
老蒋可不是什么不谙世事的小年青，他有的是手段，立即下令对热河发动进攻。
进攻热河没有什么顾虑。因为日本眼下只能关注一个东北，在热河方面，一时还插不上手。老蒋的意思很明白，就是做给你张学良看的，要是不赶快给我易帜，热河你也别想要了。

姜到底还是老的辣。小张无奈之下，只好用上了一哭二闹三上吊的绝招，致电蒋介石，说你们这么逼我，我左右为难，好象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弟现在实处两难，不易帜无以对我兄，无以对全国；易帜则祸乱立生，无以对三省父老。”）。
既然如此，干脆，辞职了算逑。
这下子轮到老蒋不适应了，第二天就回了电，意思就一个：不准辞职。至于易帜，可以再从长计议。
继续会谈。老蒋停止进攻热河，易帜时间也再次定为8月初。
但是到了8月份，又搞不定了。原因是日本田中内阁向张学良派出了特使，阻止“东北易帜”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
与之相配合的是，关东军也在同一时段举行了大演习。
张学良只好临时决定东三省易帜再缓三个月，并通报蒋介石。
再拖下去，老蒋的胡子估计都要拖白了。他决定去找外援。
这时，随着一北一南两个中国政府合二为一，英美两国对中国的态度也趋于明朗化。他们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为中国合法政府，满州是中国领土，对南京政府统一东三省的举动也表示支持。
日本人嫌贫爱富的思想根深蒂固，它在亚州可以耻高气扬，但在西洋鬼子面前，甚至比中国人还自卑。
现在，英美做了带头示范，日本人的思想不通也得通了。
其实说白了，大家都是想到中国去摘桃的，现在洋老大走在了前面，眼看不跟着干或者晚干了就会吃亏，所以赶紧改变对华策略才最为要紧。
于是田中内阁开始采取所谓务实主义，即在能保住“满蒙权益”的条件下，可以默认东北易帜（“东北易帜事，只要维持日本在满蒙既得权，即不反对”）。
不仅默认了，田中内阁连态度都软了下来，表示希望能跟南京政府会谈，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
这就是统一的好处。
日本人都不反对了，老蒋认为“东北易帜”已经完全没有后顾之忧。
这下小张你总不该推托了吧。
约定的三个月期限还没到，他就心急火燎地发了个文件，自说自话地让张学良当上了国民政府委员，而这个任命，事前压根就没和东北方面沟通过。
然后他趁热打铁，给张学良发电报，要他赶快易帜。
时间是两天后，理由是：兄弟，你委员都当上了，再不易帜就太那个了吧。
没想到张学良并不上当。老蒋的“热情提议”被他毫不客气地一口拒绝：说好三个月就是三个月，一天也不能早。
显然，日本干涉已不成问题，问题出在张学良自己身上，而对他而言，要想提高要价，没有比这更好的时候了。
看到新加的条件，老蒋马上来了火。
其中最剌眼的两条就是：维持保安司令政治制度和东三省税款自征自用。
作为中央政府，我既管不了你，又收不到你的钱，这算什么狗屁统一？

接下来又是一番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地搞了好几个回合，最后还是以老蒋让步而告终。双方意见达成一致，大喜日子就这样定了下来。
1928年底，张学良代表东北方面，发出“易帜”通电，表示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
南京政府正式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
更让东北人激动不已的是，自己的少帅还跟国府 攀上了亲——老蒋和小张桃园结义，成了异姓兄弟。
1929年，由于对华外交政策的彻底失败，倒霉的田中内阁终于垮台。某种程度上，这一届内阁实在是被爱闯祸的关东军给硬拖下水的。
关东军上下也是唉声叹气。满洲最终并入国民政府范围，这是河本策划皇姑屯事件之后，他们所能估计到的最坏结果。费了这么大的劲，却只换来了东北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早知如此，还不如不干了。
就整个中国和中华民族而言，东北易帜是张学良一生中干得比较漂亮的一件事。自此，这个一直陷于分裂和内战的古老国度至少在形式上完成了基本统一。
民国时代挥手远去，北洋政府的最后痕迹随着五色旗的落下逐渐消失，而奉军，这个曾叱咤风云的军阀私家卫队，则成了国民政府的地方部队，我们从此该把它叫做东北军了。
全国舆论一片欢呼，包括《大公报》在内，都认为全国能够得以统一，张学良功不可没（“张氏数年来反对内战、促成统一之功，终有不可淹没者在 ”）。
东北易帜了，老杨却危险了。
在是否“易帜”这个问题上，杨宇霆的态度始终如一：坚决反对。
等到事情已铁板钉钉，他知道大势所趋，阻止不了，就干脆来了个非暴力不合作。在宣布易帜的典礼上，当众拒绝参加合影，并愤然离席。当时在场记者极多，小张领导又一向以好面子著称，被部下当众给甩脸子，可想有多么尴尬。
当时公开站出来表示反对“东北易帜”的老臣子不少，但像杨宇霆这样令张学良印象如此“深刻”的却绝无仅有。等到发生老虎厅事件，杨宇霆的罪状之一就是“破坏统一，阻挠新政”。
命运早已亮起了红灯，可是杨宇霆并不知道。
三国时代有个著名谋士田丰，因劝阻其主公袁绍进攻曹操，而被袁一怒之下关入大牢。不久袁军果然惨败。消息传来，监狱的牢头认为田先生这回肯定能得到平反，连忙给他道喜。
田丰却一反常态，说出了一番令牢头大吃一惊的话：
“如果前方部队打了胜仗，我还有活命的机会。现在打了败仗,就只有死路一条了。”（“若军有利，吾必全，今军败，吾其死矣。”）
话没说完，负责给田先生催命的使者果真就到了。

杨先生的情况正好相反，假如“易帜”不成，他的下场或许还会好点，现在“易帜”成了，阎罗王可就得向他频抛媚眼了。
在此之前，杨宇霆虽然名义上只是一个兵工厂的总厂长，但多年在朝野积累下来的声望，却让他实际上仍然处于显要位置。大家也都一致看好老杨，认为他是只潜力巨大的绩优股，少主迟早还得予以重用。
平时谁对领导有意见，也不敢当着面公开提，惟一的办法就是去找这位老革命诉苦，因为都知道老杨能讲，敢讲，也最有资格讲。
在老杨眼里，这位他原本就不怎么看好的少帅也的确越来越不像话了。
张作霖在的时候，开会听汇报那是很严肃的一件事，决不允许任何人随意迟到早退。没想到这个纪录被小张领导本人打破了，因为他听着听着就犯困（其实是毒瘾犯了），实在熬不住，众目睽睽之下就扔下一帮老少爷们，自己跑回房扎针去了。
这件事情传到杨宇霆耳朵里后，他就来了气，三天两头跑去教训小张领导，就差没拖着他去戒毒所了。
那年头，毒品还没到沦落到现在这样人人喊打的地步，当官的哪怕是军阀首领好这一口的大有人在，似乎也不怎么丢人。张作霖本人高兴时，也爱弄根大烟抽抽，提提精神。但似乎都没搞到像小张这么上瘾，开会时候也要扎上几针——也许他抽的毒品提纯过了，有些类似于海洛因？
杨宇霆的思维其实很简单，扫黄打非抓毒贩那是警察的事，我管不着。我要骂你的原因，是因为你吸着吸着，把公事都给耽误了。
迷网游不怪你，可不能不上学呀！
张领导其实也不想开会时溜号，那是毒瘾上来，实在支撑不住了。毕竟单位里一把手吸毒，那在当年也是了不得的丑闻，捅出去要上娱乐版头条的。他是很顾面子的人，巴不得谁都不要再提这件事。没想到老头子闹上门来，不仅像老子训儿子那样训了他一通，还闹得群众都来围观了。
这下可好，面子里子都别想要了。
文武大臣对少主人的另外一个最大意见，就是老不上朝。
老不上朝是有原因的，忙嘛。
内忧外患够忙的了，但按照一般规律，领导还有比这更忙的。
那就是忙着找小蜜。
民国时候的狗仔队其实是很活跃的，八卦新闻也非常之多。据说有好事人士弄了一个美男排行榜（与现在的超男好有一拼），还隆重推出四大天王，当年的风云人物老汪（汪精卫）、周公（后来的共和国总理）、梅兰芳都赫然在列，其中排第四位的就是小张（张学良）。这里插一句，窃以为年轻时候的老蒋也很有型，不知为什么没能挤进前四就被PK掉了。
这样集财色势于一身的东北大老板，简直就是上帝的嫡亲儿子，他不惹别人，别人也得狂追他。何况小张本身也是情种一个，属于《红楼梦》里贾宝玉一样的人物，不忙得无处分身才怪呢。
东北的官们要向领导汇报工作，却找不到这位领导，回答说是出差去了。

出差回来，也找不到，回答说是正在府里休息呢。
其实都是一回事：外地出差是为了找小蜜，回来休息是为了泡小蜜。
老张家的家教其实还是很严的，并不像外界想像的那样，高干之家就一定溺爱纵容子女。事实上，张作霖本人是苦出身，艰苦朴素惯了，虽然做了大帅，却仍然像个东北老农民一样，吃高粱米，抽旱烟袋，平时穿的衣服也只是一般料子的长袍马褂，跟现在某些出则进口宝马，入则一身名牌的大款们相比，差距不是一点半点。
老张不仅在生活上对自己苛刻，在家里也是搞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尤其注重对子女的管教。平时吃饭不准挑食，穿衣不准讲究，想出去到娱乐场所逛上一圈，更是连门都没有。张学良虽说从小最受老爸宠爱，但也不能例外。
直到小张长大从军，挨老头子的批也不是一次两次。
有回老张去街上逛街，看到几个兵欺负老百姓，拿东西不给钱。一问，原来就是他宝贝儿子手下的第三旅所为。回去后就拿小张劈头盖脸臭骂一通，还关了三天禁闭，连老好人张作相帮着求情也没用。
大家都觉得，张学良主政东北后不够勤勉。要我看，他其实也有很委屈的地方。
那么快就接班纯属意外。克服九九八十一难坐上这把交椅后，才发现其实并不舒服。什么都得自己亲自过问，早上起得最早，晚上睡得最晚，一天累得半死不活，还得忍受叔叔大爷们不停的唠叨：当年老帅在时可勤奋，可威严了……（意思当然是现在的少帅既不勤奋，也不威严）。
亲身经历一把手的苦楚后，小张完全有理由同情自己的老爸。
在他眼里曾经威风八面的老爸，原来一直以来干的都是这种“周扒皮”式的活——长工还没爬起来，自己就得先到鸡窝边去蹲着。折腾完长工，还得再防火防盗，总之，一天都是这样：玩心眼，斗心机，最后累得骨头散架，做着梦还在学打鸣。
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更加其乐无穷。这说的是老张。与小张的理想生活可就差得太远了。
所以他虽然披上了那件大元帅服，却从来没有真正想过要实现角色转换，再像老爸那样去吃二茬苦，受二茬罪。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老头子虽然走了，自己一把手也做了，念紧箍咒的人却还在。
这不，杨宇霆又气呼呼地找上门来了。
当然，是因为小张又玩“失踪”了。
这回“失踪”是有名堂的。原因是新招了一个“小赵秘书”（即赵一荻，后来著名的赵四小姐），必须进行一下“个别辅导”，自然时间就比较紧张了。
领导不露面，一堆厅长处长只好没着没落地在外面等。一等就是好几天，有的人远道而来，手里还拿着一叠公文等待批阅，领导不批，事情就没法干，急得直跺脚。
有位处长估计是实在等得吃不消了，只好找到杨宇霆，把情况如此这般地说了一下。老杨觉得作为长者无论如何得管一管，当下办公室也不去了，带着这个处长直奔张的住宅。
看到卫兵，也不转弯抹角，来了个单刀直入：司令起床了没有？
卫兵老早就领教了老杨的厉害，知道这位极不好惹，连少帅平时都畏他三分，只好老实回答：还没起床。
日上三竿，还在睡觉，你当自己在幼稚园啊。老杨听了巨愤怒，推开卫兵就往里闯，冲着张司令的卧室就杀将过来。

卫兵猝不及防，拦又拦不住，只好一边喊，一边劝。杨宇霆正在气头上，也顾不了礼数，“咚咚咚”地就敲起了门：我是杨邻葛（邻葛是杨宇霆的号，取效仿诸葛之意），你快起来，有公事需要处理。
这边听到卫兵报警，还沉醉在温柔乡里的张司令已经知道麻烦到了，赶紧安排好自己的“秘书”，披着衣服就跑来给老杨开门。
刚坐下，老杨便数落开了：各位厅处长有公事等待你裁决，你却好几天都不露面，这怎么成。老帅在时，可不是这样的。
小张红了脸，又羞又恨。
你一管兵工厂的，又不是我老子，怎么这么多事？
当下也来了脾气：不干了，你来干吧！
一个君王对属下说要撂挑子，那话里都是饱含杀机的。
杨宇霆作为一个政治老手，哪里能听不出来，但他不怕。
他只是觉得好笑，自己现在身上就只有一个兵工厂厂长的闲职挂着，大不了把这个也免了呗。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小家伙，你学着吓人还早点。
杨宇霆叹了口气，对面前这位脸红脖子粗的领导说：别提这个了（提了对我也不起作用），如果你身体真的不好，遇到事情，我可以帮你张罗张罗，出出主意，这比什么都强。
杨先生，这话错了，真的错了。
我们要记住，如果你想帮领导张罗一切（在违背领导意愿的情况下），领导一定会想方设法预先帮你“张罗”一切。
一直以来，小张虽然内心里非常非常不喜欢这个老杨，但他毕竟对自己还没有足够信心，不知道能否真正支撑得住眼前这个局面。
凭心而论，张学良不是枭雄一类的人物。
张作霖一生踌躇满志，从扎根东北，到出兵入关，一直对雄霸天下有一股子执着的劲头。对自己未来的接班人，他自然也是如此期许。
据说，他曾对张学良说过：“你将来要做李世民”。在老张看来，这可能是一句很平常的勉励之辞。但后者的回答却显得很现代也很突兀：“时代不同了，你不是李渊，我也做不了李世民。”
抛去反对万恶的封建社会等等伟大意义不提，一个无情的事实是，要论治国平天下，老张做李渊或许还绰绰有余，而小张却确确实实如他自己所说做不了李世民。
因为他身上根本就没有唐王那样的能力和魄力。
首先，在治军上，拿不出什么办法。这个我不是凭空瞎说，只要看看后来东北军在一系列战役中的表现就知道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战场上就能看出一个部队平时的训练质量和实效如何。过去，他手下的三旅打得好，以及在“整军经武”上取得成绩，其实大半要拜敬爱的郭老师所赐。现在郭老师不在了，人心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再加上临阵指挥不行，就是武器再好，这仗也没法打赢。
其次，在理政上，压不住阵脚。老张当年虽然没文化，但老谋深算，社会阅历丰富，一句“妈拉个巴子”不仅能把部下骂得服服帖帖，还能把对方的心拴住。这叫什么？这叫本事。所以下面的一众人等，老派新派的没有不服他的（郭鬼子那样的愤青是特例）。反观小张就不行了。大家不好意思当他面直接指出来，只好说“少帅太仁厚，缺乏老帅对待部下的那种威严”。所谓威严，实际就是那种打你一嘴巴，骂你两句，你还铁了心要跟着他上刀山下火海的东东，俗称个人魅力。
命苦不能怨政府。如果说以上这些还多多少少带些客观因素的话，下面这个就只能让小张自打屁股了：涉毒，还绯闻不断，以致不能把全部精力（自然也包括体力）都用到军政事务上来。

中国有句老话：己身不正，虽令不行。
领导自己都管不好自己，当然就不好意思教育和约束下面的广大群众了，所以某些时候也只能以“仁厚”来代替“威严”。
小张这些毛病，大概不是在就职东三省总司令后两三天内就强化培训完成的。先前在地方上估计也好这一口，之所以老子知晓不多，是因为没人告诉他（明知道是选定的接班人，谁愿意去触这个霉头）。老张那里得到的信息，都是儿子如何好学上进，才华横溢，成绩突出。
创业难，守业更难，更何况守业者还跟“黄赌毒”沾上了边。
一旦东北政局动荡，就象人们猜测的那样，像杨宇霆这样的国之栋梁，不可能没有用武之地。
但是，“改旗易帜”成功了。经过各种挫折和交锋后，少帅终于冲了出来，对这个三十岁还不到的年青人来说，足可称得上是名利双收。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他能力的一种认可，而这种自我认可，对好为人师的杨宇霆来说却非常危险。
易帜典礼（就是老杨不给面子的那个典礼）举行后一个星期，张学良以东北边防公署长官的身份，亲赴杨宅为其父祝寿。
在那里，他看到了一件令他刻骨铭心的事。
东北文武百官都来了，张司令到时，大家正围着桌子赌钱（纯属节庆娱乐，不属查处范围）。
听到总司令到了，虽然赌兴正浓，多数人还是赶紧欠起了身，以示尊敬。这种姿态相当于半起半坐，因为还得时刻准备着坐下来继续赌呢。有的人虽然脸上毕恭毕敬，眼睛却还都描着赌盘，惟恐有不上路的家伙乘此机会耍点老千什么的。
这种时候，自然是领导显示亲民作风的最佳时机。张司令亲热地拍拍手下们的肩膀，示意赌局可以继续。众人如遇大赦，欢天喜地地继续投入赌局。
就在小张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厅堂里司仪喊了一声：督办下来了！——也就是杨宇霆本人下来了，他是东三省兵工厂督办。
让张司令惊讶的场面出现了：所有围桌赌钱的官员，齐刷刷地站了起来，肃然而立（请注意，不是半起半坐），其中很多甚至是政府大员，官衔远远超出杨的督办职务！
直到杨宇霆笑着和大家逐一握手寒喧，众人方才落座。
震惊了。
我说的是张司令。
说了几句套话后，他就匆匆离开了。
一个小小的兵工厂督办，竟然比总司令还吃香。他们到底听谁的？东北又竟是谁家之天下？
撤掉他的督办？！
有用吗？没用。有点头脑的人都能看出来，众人不是因为他这个督办职位才对他敬畏三分的。换句话说，这个人可怕可恨之处不是那个小小的职务所能容纳得了的。
真是忍不下去了。所有的前尘旧事都一股脑儿涌了上来，它们被统一打上了标签，上面一共八个字：“奸险性成，日甚一日”。
奸臣啊，这样的人不除怎么得了。杀机就在这一刻汇聚于心。
但是杀一个人，不等于宰一只鸡，何况是如此举足轻重的人物。
万一事泄不成功怎么办，万一引起骚乱如何处理，想想杨宅祝寿那一幕，张司令自己也紧张起来。
万般无奈之下，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向死去的老爸学习：赌！
杨宇霆，是生是死，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他掏出一块银元，当空抛出，心里默念：银元落在正面，最多扣押（反正不能放过），如果落在背面，死路一条。
连抛两次，均为背面着地！
张夫人也在身边赔他搞这种迷信活动。此时提醒他，也许银元背面较重，影响了下落轨迹。
张司令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把默念秩序重新颠倒过来：正面处决，背面扣押。
连抛三次，全部是正面！
一个人的生死问题就这样被别人用一种极其荒唐的办法确定下来了。
一生之中，张学良对自己作出的这个决择从来没有后悔过。
如果我还是当初那个地方部队的长官，即使有“讲武系”与“士官系”的矛盾，即使亦师亦友的郭老师死于你下达的一纸命令，我也绝不会痛下此杀手。但现在不一样了。
因为我现在是东北第一人，这一点不容任何质疑和挑战。
还是那句话：走上这条路，就不能回头。
黑白无常已经出来抓人了，蒙在鼓里的老杨却还在不停地为他的少主人热心“张罗”。
对待那个“一衣带水”的东瀛岛国，杨宇霆的办法向来都是长袖善舞，软硬兼施。可以说，当初张作霖跟日本打交道，幕后都有这个超级智囊在支招。
杨宇霆认为，对于日本人，忽悠永远管用。
据说，张作霖生前曾答应通过借款的方式，由日本承建“满蒙五路”（也就是东北地区的五条铁路）。日本方面派人来找杨宇霆（因为杨是当事人），问有没有这个事，五条铁路还建不建。
杨宇霆马上说，有啊有啊，当然有这事，而且铁路也一定得建。
其实老杨早就成竹在胸。“老将”（张作霖）生前答应小鬼子的事情多了，有的人家还有证据捏在手上，黄口白牙是赖不掉的。
但是，路反正我不想建（就是建也不找你们，南满铁路的祸害到现在还没完），激怒你们的傻事我也不干。老杨的策略说起来简单，就是一个字：拖。两个字：扯皮。
交道打到现在，日本人见了老张老杨这主仆二人都怕了，知道这都是两撒谎不过脑子的家伙，怕杨宇霆这回又在玩忽悠，赶紧提出要求：请您好好给少帅说说。
那意思就是你说了还不算，得最高领导认可。
说完了又担心老杨不敢跟老大提，又补充一句：您这样跟少帅说没关系吧？
杨宇霆皮笑肉不笑地哼哼了两声，随口答道：没关系没关系，我一定会提出这个建议的。
一转屁股，老杨就喝茶去了：得了您呗，跟我玩，你还嫩点。
当然没去跟张学良提什么让日本人建五条铁路的建议。
过了几天，来人信心满满地来找张少帅了，唾沫横飞地说了一大通，结果被小张一个“现在全国统一，此问题已移交南京政府交通部管理”给推掉了。
只要用心，张少帅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忽悠苗子。
但通过这件事，张学良对杨宇霆又生出了新的看法。因为日本人口口声声说老杨支持“满蒙五路”方案，而自己却从来没有听他说起过。
莫非想勾结日方架空我？如此看来，真是死有余辜。
日本人被这么来回一扯皮一忽悠，虽然跑得气喘吁吁，却还是两手空空。说要再不生气不着急，那就变成石头人了。
他们又找到杨宇霆，声称要把当年的“满蒙五路”密约公布出来，丢丢中国人的脸。
让你们耍赖皮。

有关更新慢的问题，可能是因为周末周日只发帖一次的缘故。没想到大家假期看帖也这么带劲，我以为都出去玩了呢。有鉴于此，老关将做出调整，假期如无特殊情况，会与平时发帖次数保持一致。另外发帖时间调整为：中午一次，吃晚饭前一次，吃过晚饭后又一次。
——写帖是我与大家分享快乐的一个过程，只要兄弟们喜欢看，还能顺便帮老关顶一下，那我就少出去转转，多写帖，多发贴，这个没问题。

杨宇霆知道，得另想别的招了。他把过去的老部下常荫槐叫来，一起商议对策。
这常荫槐也是个让日本人头疼的狠角色。
此人在张作霖时代同为重臣元老，一直主管东北铁路，“易帜”后新近才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黑龙江省省长。杨宇霆担任总参议时，他经常到总部来办理事务，跟杨在许多观点上都非常接近。
这里得补充一点关于东北铁路的历史。
甲午战争后，输得一干二净的李鸿章痛定思痛，捉摸单挑干不过日本人，便祭起以夷制夷的法宝，千方百计想把俄国拉进来。
老毛子来个正好，心说，你就是不让我来我还想来呢，现在你请我，实在是件巴不得的好事。
它把太平洋舰队开进旅顺和大连，并通过李鸿章签订了租地条约，然后就开始修建这条横跨东北全境的著名铁路——中东铁路。
按照当初的约定，这条路通车36年后，中国只要给钱，就给你收回去。可要是没钱，对不起，那就好多年后再说吧。
好多年是多少年？
80年！
中东铁路一成，日本很自然地就感受到了威胁：这不等于把欺负中国人变成你老毛子的专利了吗，那怎么成？！
一句话不合，一东一西两个狗强盗就这样打了起来。
日俄战争打完，俄国人输了。按照谈判结果，把长春以南的路段，即南满铁路转让给了日本人，而长春以北的路段则继续被俄国控制。
以夷制夷，变成了前门赶走豺，后门跟来狼。
这就是所谓的“满清修补匠”李鸿章的修补工艺，要我看，实在也不咋的。
十月革命后，立足未稳的苏联政府曾表示，愿将包括中东铁路在内的一切在华特权无条件归还中国。
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一愣神，没想到列强中还有思想境界这么高的。可也就这一愣神的工夫，到了斯大林掌权，又不认了。
在中国的力争下，双方总算达成了一个共管协议，即在中国未赎回中东铁路之前，铁路业务由两国共管。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苏方并没认真履行这一协议，中东铁路还是没中国人什么事。
现在日本人正好吵着要新建满蒙铁路，两人就想了一招，借机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索性把东三省的铁路都集中管理起来（当然包括中东铁路）。两人还商定，由搞铁路出身的常荫槐担任公署署长。
对日本和苏联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很“阴险的毒招”。两个国家其实都想动东北的脑筋，他们能借助的最重要渗透手段就是铁路。
当年老张不怕日本人威胁的杀手锏之一也是拿铁路做文章。
当时由于奉军主力都集中在关内作战，有人担心日本从东北抄后路。老张却镇定自若，因为他早就想好了办法——破坏日本人的铁路。

如果日军敢有所动作，首先召集南满铁路沿线的各县县长和公安局长开个会，定个日期，一夜之间把南满铁路全给扒了，然后全都埋到地下去，让你临时修路都找不着材料。
没了铁路，日本人在东北就成了只能靠爬行才能前行的东洋龟。然后再派重点抢占旅顺大连，关门打狗，易如反掌。
按照杨常的设想，督办公署一成立，整个东北的铁路就都要被东北人自己管起来了。
既然领导机构新建，原来的ISO标准当然全都过期，得重新认证。以后谁要建路，报批；谁要行车，报批；谁要经营，报批。至于批不批，什么时候批，那都是领导商量着办的事，别人管不着。
至于以前张大帅李大帅答应的事，不好意思，我们都是新培训上岗的公务员，对历史问题，第一不清楚，第二不承认——除非你们有本事把大帅从棺材里再拉出来做证人。
所谓定标准者定天下，一切我们说了算。这样，就算你是外国的孙猴子，也跑不出我们中国如来佛的手掌心。
两人计议已定，不禁附掌大笑，甚为得意。
成立这么重要的机构，当然需要东北的最高首长同意并批准（严格的话还要过一下中央政府的手续关），二人谈得高兴，兴致勃勃地就来找张学良商谈有关事宜。
当晚，在张氏府邸便发生了“老虎厅”事件。所谓老虎厅，实际上是张府的一个会客厅，杨宇霆、常荫槐就在那里被张学良手下的卫兵当场处决，血染厅堂。
在得知要处决他们时，二人“顿时木然，一句话也说不出”——当然说不出，因为他们对此毫无任何心理准备。
第二天，包括张作相等人在内的所有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都被招进张府，说明事件经过。众人闻言，皆“惊愕万状，面面相觑，哑然无声”。
总部秘书长被命令草拟电报，正式将此事件报告南京中央政府，同时布告东北各地，以安定人心。但是任凭如何威胁，秘书长都木然不动，不愿执笔，最后只得通过其他人才将电报稿拟好发出。
按照规定，国民政府严禁军人干预政治，而常荫槐当时还是中央刚刚任命的省部级官员，就这么被军区司令给先斩后奏了（此举张学良开了先河，以后这样做的还有山东的韩复榘）。但东北刚刚“易帜”，南京方面竟无人敢予以追究。
这是一幕巨大的悲剧。一个在无声中足以制约苏日、捆绑其手脚的计划还没露脸就胎死腹中。更为严重的是，随着英才的毁灭，类似这样深谋远虑的计划将永远没有机会继续出台。

楼主能不能给每天段落标记下数字，方便查阅——好建议。可以的。

我会在每次上传段落的尾巴后面加一个括号,标明段落数。我粗点了一下，大概已传了40个段落，那下面这一段就从（41）开始吧。

杨宇霆戎马一生，烟酒不沾，几乎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成名后，对家乡教育出力甚多，所以故土之人至今对他都十分感念。
此人在东北军政大计上有宏阔远见，也是当时东北唯一能挽狂澜于既倒的大才。他被处决后，很多人都认为是东北军自毁长城之举。有人甚至找出论据，证明是痛恨他的日本人从中使用了反间计。
对于他本人来说，只能用谋士田丰临刑前的一声长叹来形容：“大丈夫生于天地间，不识其主而事之，是无智也！今日受死，夫何足惜！”
是啊，谁让你眼睛不睁大点，没找一个好领导呢，须知这也是一种愚蠢。现在引颈就戮，再叹息悔恨也晚了。
至于常荫槐，则实在是受杨宇霆连累，他本来是可以定定心心做他的省部级高干的。
“老虎厅”事件发生时，离“东北易帜”仅仅两周不到。
传闻，出事前，有人曾给杨宇霆卜了一卦，卦语云：杂乱无章，扬长而去。杨不解，此人谓天机不可泄露，只透露此卦语不祥，要他多加小心。未几，果死于非命。
民间遂盛传：“炸烂吴(俊生)张(作霖)，杨(宇霆)常(荫槐)而去。”言鸟尽弓藏之意也。
全国统一，南京国民政府意气风发，在外交上也想有所作为。
从清末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就理解了一句话的深刻含义。
那就是：弱国无外交。
弱国虽无外交，但弱国却从不缺少最好的外交官。这就好象孱弱的国足一样，球队既然进攻乏力，就只能依靠优秀的守门员帮忙，争取让别人少进两只球了。
王正廷，美国耶鲁大学硕士生，专业为法律，时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部长。
当年的巴黎和会，王正廷是见证者之一。
那时候他还是四十岁不到的小字辈，是中国五人代表团中的南方代表。在出席和会时，忽然接到通知，日本率先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由日本继承。
事出突然，中国代表团手忙脚乱，经过紧急磋商，决定由北方代表的顾维钧临时代替王正廷出席会议进行答辩。
与王正廷一样，顾维钧也是一个“海龟”，拥有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学位，他的美国老师曾经担任过美国助理国务卿。
顾维钧临危受命，在凡尔赛宫雄辩滔滔，口若悬河，愣把日本代表说得没了脾气。
这是一个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为自己的祖国成功正名。被称为“外交奇才”的顾维钧自此一举成名
作为南方代表，王正廷原本与北方代表顾维钧是不和的，双方在出席和会的顺序上也暗地里你争我夺。
但是这一刻，他叹服了。
他终于体会到了一个中国外交官的真正价值所在。
然而，弱国无外交的铁律终究是难以打破的。日本见说不过中国人，马上当着大家的面撒了一回娇，声称要退出和会。几个大国一商量，反正得罪谁都是得罪，柿子捡软的捏，那就牺牲一把弱国的利益吧。
中国代表纵然使尽浑身解数，面对的仍然是“必须无条件接受日本提议”的黑暗现实。他们只好愤然拒签。
中国可以说“不”，清末以来，这是第一次。
对于外交官王正廷来说，巴黎和会既是耻辱，也是光荣。
他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担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以后，王正廷提出了一个标志性的外交政策，即革命外交。
所谓革命外交，就是要逐步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列强在华特权。
国民政府 、实力派人物蒋介石对此表示支持。
忘了说一句，王部长是浙江奉化人，他和老蒋是近得不能再近的老乡，而老蒋素来对自己的同乡是照顾有加的。
革命外交听起来不错，但实际交涉时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