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25日，仰光上空展开了一场大厮杀。
日机编队浩浩荡荡，共有60架轰炸机和30架97式战斗机，看上去煞是威风，不过那是利斧没有出现的时候。
志愿航空队的12架战机一头闯进日机编队。12比90，看上去犹如小船划进了大舰队，地面观战的人们睁大眼睛，都找不到美国飞机在哪里。
满天都是飞机，日本飞机，随后却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掉下来，不一会就在地上落了满满一堆。
不算多，总共15架轰炸机，9架战斗机，它们刚刚还张牙舞爪，转眼之间全成废铁。
砍它们下来的，自然是“利斧”。
陈纳德在东瓜重点练的就是如何打零式，现在零式变成了“准零式”，还有什么觉得特别费劲的？
还是“要你命三板斧”，砍完之后，洋小伙们以一语概括：简直像打野鸭子一样轻松。
志愿航空队也损失了2架飞机，但人员无一伤亡，代价是把整整一支日机编队都给打得掉了魂。
陈纳德在仰光出战31次，每次能动用的飞机最多超不过20架，最少时只有5架，但是他却成功地把“昆明奇迹”发展成了“仰光神话”：在六月时间里，先后击毁日机217架，志愿航空队自身只损失飞机14架，战死飞行员4人。
一比十五的胜率，让所有人都瞪目结舌。
同样参加仰光空战的英国空军算是超水平发挥，但也只能勉强达到一比三的胜率，应该指出的是，英国皇家飞行员全都经过严格训练，并非俗辈，他们在欧洲空战中甚至盖过德国空军。
作为仰光神话的创造者，美国志愿航空队不光是出名，而且出大名了。
休息之余，队员们爱给飞机“纹身”，他们曾在画报上看到英国飞机涂有鲨鱼牙齿的图样，觉得挺带劲，便画在了机头上，结果这就成了航空队的一大标志，反而没人记得首创者是谁了。
更让陈纳德本人都摸不着头脑的是，不知怎么传来传去，“鲨鱼头”又演变成了“飞虎”，到处都在评说飞虎，评说飞虎队。
美国迪斯尼公司后来专门为飞虎队制作了队徽，上面是一只插翅猛虎，正从象征胜利的大写字母“V”上一跃而过。
（1445）

1942年元旦，中、苏、美、英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定共同宣言，表达了联合对日、德、意这三个轴心国发起军事行动的决心。
鉴于当时中国战场牵制了三分之二的日军主力，已实质上成为抗击日本陆军的主战场，各盟国特别是西方大国开始对中国刮目相看，道理很明白：不服气，你跟那“三分之二”扳扳手劲试试看。
1月4日，盟军总部正式划出中国战区，范围除中国之外，还包括越南和泰国，蒋介石以上将衔担任战区统帅。
这在近代中国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曾经，“东亚病夫”、“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都是鸦片战争后一直挂在身上的标签，想甩都甩不掉。
纵使江山秀丽，纵使家世显赫，也不过是个一睡百年的嗑睡虫，如今终于让别人知道你其实是一头狮子，醒过来之后同样可以独挡一面。
消息传出，不独中国国内，即如东南亚华侨亦为之欢欣鼓舞。接到任命后，蒋介石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
战区统帅有了，还得配个幕僚长，这是个洋人，美国人。
1月14日，由美国政府提名，史迪威中将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
蒋介石事前曾委托宋子文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让蒋介石很满意。大舅子告诉他：你的新任参谋长，是美国陆军中最优秀的人物。
宋子文的评价不免夸张，换一种说法也许更为稳妥——在能够派往中国的将领之中，史迪威应该是当时美国所认定的唯一合适人选。
史迪威，毕业于西点军校步兵科，曾担任驻华武官。除通晓汉语，享有“中国通”之名外，他也显示出了一定的军事才能。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举行全军大演习，以少将师长身份参加演习的史迪威一鸣惊人，他指挥的步兵师表现突出，其本人也因此被誉为美国陆军47名少将中最出色的一个。
但是美国陆军部起初在酝酿人选时，属意的却并不是史迪威，原因就是史迪威的级别太低，不过是个少将，而且从未指挥过任何实战，要一下子放到战区参谋长任上，怕被中国人看轻。
最好是集团军司令这样的角色，还要是中将以上的，可问题是一圈问下来，没人肯去。
去干什么？你又不给派美国大兵，要是我指挥中国兵打输了可怎么办，岂非“尔曹身与名俱灭”……
史迪威说：我去！
少将升中将，即刻启程。
3月4日，史迪威抵达重庆，并受到了热情欢迎。
史迪威的“卖相”不错，人很瘦，但是不管走到哪里，都能给人一种坚毅不拔的印象，让你知道，这就是一位老牌职业军人。
如果说蒋介石有一见面就喜欢的人物类型，那史迪威无疑可列入其中。
再加上刚刚佩戴的三星中将标志，一口的中国话，没有理由不让蒋介石夫妇喜不自胜。
（1446）

史迪威来华时，陈纳德也同时应邀相陪，宋美龄的脸上都笑开了花，这位第一夫人一手挽住史迪威，一手挽住陈纳德，对两人说：中国终于有了你们两位美国军官的帮助，我为此感到由衷高兴。
想一想确实让人开心，陈纳德踏上中国国土时，才不过是个上尉，但在他的幕后指点下，中国空军曾爆发出惊人的潜力，现在有了史迪威这样的中将直接指挥，中国陆军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这是个其乐也融融的场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有很多这样的镜头，它们会让我们高兴、激动乃至感动，可惜的是，时光总在不停地流逝，再漂亮再动人的像片也有逐渐泛黄的时候。
不过在那一刻，还没有人能想到以后，他们只知道，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史迪威应该有足够的能力帮助中国军队取胜。
当时中国军队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保卫缅甸，虽然后者不属中国战区，但作为援华物资的主要入口，无疑是抗战的一条生命线，不能不以全力确保。
早在中国战区未成立之前，中国统帅部就已根据情报判断出日军进攻缅甸的意图，因此专门从国内抽出了杜聿明第5军等三个军，以十万精锐的兵力，准备帮助英国保卫缅甸。
然而都到这个地步了，英国人却还怕中国到它的殖民地上来分一杯羹，因此坚决拒绝让远征军进入缅境。
中国人来不了，人家日本人可要来了。1942年1月，日本第15军攻入缅甸，两个多月后已攻至仰光附近。
这时候他们才主动请求中国增援，可是战机早已错过。
大兵团出战，最忌仓促草率，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你熟悉地形和构筑工事，打起仗来那真是连一点把握都没有。
在三次长沙会战中，薛岳之所以能够取得一胜两平的战绩，若无对地形的了熟于胸，那是根本难以做到的。
缅甸不是湖南，不是长沙，前路漫漫，委实难卜。
尽管如此，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缅甸丢失，能挽回还是要尽量想办法挽回。
3月12日，中国远征军正式成立，蒋介石派史迪威前去指挥。
缅甸战场上，英缅军仍在继续败逃。
英国驻缅部队除高层军官以外，低层官兵大多由缅甸人和印度人组成，这些当地人平时被英国殖民者当成奴隶一般，饱受欺凌，到了紧要关头，哪里肯卖命抵抗，因此几乎是一触即溃。
3月8日，日军轻取仰光，局势不谓生死存亡，也已是危在旦夕。
当天，戴安澜率中国远征军先头部队赶到了仰光以北的东瓜，也就是陈纳德训练飞虎队的那个地方。
戴安澜，号海鸥，安徽无为人，与他过去的老长官徐庭瑶是同乡。
这位毕业于黄埔第3期的青年将领，早在长城抗战时就崭露头角，那时他是杜聿明手下的团长，到杜聿明创建第5军，又特地委任其为第200师师长。
进入缅甸后，戴安澜发现，缅甸土人普遍敌视英国人，以致有充当日军探子的，但也有很多人，包括华侨，却并不相信日本的欺骗式宣传，对来自中国的军队十分欢迎和拥护。
（1447）

假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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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河 10.26 晚

翻一翻史书就会知道，古代缅甸也曾经在我们的西南疆域之内。
据说，三国武侯南征到此，极受缅人崇拜，视之如神，当诸葛亮要北返时，百姓成群结队地来进行挽留。
诸葛亮安慰他们说：我还会重来。
可是您什么时候会再回来呢？
诸葛亮指了指田间的一种草：此草开花，余重来矣。
那是一种不会开花的草，所以一年又一年，引颈北望的缅人迎来的只有失望。
当地人告诉戴安澜，草在不久前竟然奇迹般地开花了，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吉祥的预兆，预示着“王师应到达矣”。
戴安澜为之感慨不已，于马上赋诗一首：扬鞭遥指花如载，诸葛前身今又来。
戴安澜的任务是守住东瓜。
从作战地形来看，东瓜实非易守之地，城外以平原为主，三面都有开阔地带可供对方发起进攻。
这种地形下要想守城，能依赖的只有坚固工事。
提起工事，缅甸倒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森林多，树木多。东瓜城有很多现成的枕木，本来是要拿去铺铁路的，如今正好就地取材。
在戴安澜的指挥下，第200师官兵在地上挖出坑道，然后上盖枕木，修筑出一座座封闭式堡垒。
3月20日，东瓜保卫战打响。
进攻东瓜的是第55师团，这个新编师团自成立后一直驻于日本国内，从来没有打过仗，但是进入缅甸后，英缅军的无力和无能，却使它在提高自信心的同时，还积累了作战经验。
不过在东瓜，他们的日子并不好过，戴安澜精心构建的堡垒群使其大吃苦头。
这些堡垒堪比第三次长沙会战时的地堡，轻重武器配置得当，一道道交叉火力网让冲上来的日军无可躲避，以致于伴随着每一次被击退的进攻，堡垒前都会留下日本兵的累累尸首。
3月28日，见第55师团毫无建树，第15军司令部急调第56师团加入进攻阵营。
两个师团合攻东瓜，最后连放毒气这种损招都使了出来，却仍无法从正面实现突破。
4月1日，第200师终于决定放弃东瓜。
不是正面守不住，而是侧翼暴露，不得不奉杜聿明之命撤离。撤离时，尽管已受到包夹，但这支老牌劲旅仍然秩序井然，边打边走，未让追兵找到一点可乘之机。
日本第15军从进入缅甸起，可以说一路都在快速行军，就比谁跑得更快，东瓜保卫战是他们第一次受挫，连日本人自己也承认这是“缅甸战役中最艰苦的一战”。
第55师团几乎被完全击垮，一名被击毙的日军大佐在日记中惊呼：南进以来，从未遭遇若是之劲敌。劲敌为谁？即支那军队。
第15军司令部自此才知道对面的“支那军队”，就是昆仑关战役中声名赫赫的第5军。
对第200师能那么从容地撤出东瓜，已经狼突豕奔的英国人感到十分惊异，但戴安澜本人却不无担心，尤其在得到蒋介石要予以召见的通知以后。
他以为自己至少要挨骂，因为毕竟东瓜没有能守住，没想到蒋介石已经听过汇报，他对东瓜保卫战的战果非常满意：东瓜失守不是你的责任，这一战打得好，很漂亮。
为了表示嘉勉，蒋介石特地留戴安澜共进晚餐，晚上还安排他住进自己的隔壁房间。
蒋介石的部下将领那么多，这是从未有过的礼遇。
（1448）

东瓜失守确实跟戴安澜没有关系，先掉链子的是英国人。
在东瓜的西线侧翼，英缅军就算占有武器和数量优势，都挡不住一个第33师团。后者在上高会战中曾是罗卓英和第74军的手下败将，未料换了对手之后却威风十足，连连击破英缅军防线。
侧翼一破，东瓜后方即受到严重威胁。偏偏这时候由于英国人不肯提供足够车辆——他们撤自己的溃退部队还来不及呢，远征军的其它部队和机械化装备迟迟不能到达。
这时，经十二日苦战，第200师粮弹开始出现匮乏，如果后援再不继，在被日军四面包围的情况下，必然会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
第5军军长杜聿明感到不撤不行了，遂向史迪威提出撤退建议。
他的建议算是相当委婉：撤下来，可以在“另一时间、另一地点”再与敌决战。
什么，你们要撤，史迪威一听就火了，眼睛一翻：决不能撤，要进攻，进攻，进攻！
两人说着说着，声音越来越大，没多大一会竟然闹翻了。
杜聿明那是多温和老实的人，说话分寸从来是掂量了又掂量，跟他都能闹翻，可想而知史迪威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没错，史迪威的性格比“关猛”还要火爆急躁，乃至于让你很难相信他那么多年大使馆武官都是怎么混过来的。
史迪威最后不由分说，一拍桌子：我是你的上级，你必须服从我。
为了怕对方阳奉阴违，回军营后又不执行他的进攻命令，史迪威还真的派一名美国参谋跟在了杜聿明屁股后面。
第200师如今是第5军的基本部队，杜聿明就算是再老实，也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命根子落入虎口而无动于衷，所以他断然向戴安澜发出了撤退命令，当着美国人的面。
杜聿明的决策是正确的。事实上，远征军的后续部队直到半个月后才集结起来，半个月，第200师可能早就灰飞烟灭，尸骨无存了。
本来是史迪威的错，可是这位老兄却恶人先告状，跑到重庆去找蒋介石，先是大骂了一通杜聿明，接着就威胁说要辞职，眼瞅着没法干嘛，部下都不听号令了。
辞职当然不行，蒋介石找到杜聿明谈心，后者仍然满腹怨气：如果按照史迪威的命令，200师早已断送了，他既不了解中国军队的情况，似乎还……
还不懂战术。
若单论东瓜失守这件事，可以说蒋介石跟杜聿明想的完全一致，要不然他也不会对戴安澜奖掖有加，然而俗话说得好，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再说打仗是一个很复杂的活，不能以一盘输赢就来论好汉。
东瓜失守说明不了什么，美国中将应该是有两把刷子的，绝不可能真的不懂战术，问题可能还是出在沟通上面。
蒋介石打断了杜聿明的话：我知道了，以后有罗长官在，情况会改善的。
这个“罗长官”，是指罗卓英，蒋介石任命他为远征军司令长官。罗卓英的使命很简单，他得一切服从史迪威，史迪威说什么，他就必须向远征军传达什么，其实就是利用他对中国军队的熟悉和了解，起一个传声筒的作用。
（1449）

来华之前，史迪威在实战方面纯属白丁，人家罗卓英却打过无数的仗，一个上高会战更成为公认经典，可世上的事就是如此让人哭笑不得，你明明是高手，碰到自认的“老外专家”，还不得不在他面前俯首贴耳，乃至充当服务生的卑微角色。
自此以后，史迪威就正式拿到了指挥中国远征军的尚方宝剑，有生杀予夺之权，在缅部队没有谁敢不听从号令。
蒋介石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眼前这位洋参谋长身上，他郑重告诉史迪威：我给你的全部是中国最精锐的部队，缅甸战役至关重要，你一定要打好啊。
史迪威能压住中国人的不服，却无法阻止英国人的颓势。
4月16日，英缅军一个师因破坏仁安羌油田而撤退迟缓，结果被第33师团包围住了。收到求援电报后，史迪威命令孙立人新38师前去援救。
说新38师，当然不能不提它的创建者、师长孙立人。
在淞沪会战后期，孙立人受了伤，随后被宋子文送到香港去治疗。两个月后，当他能下床时，第一个问的就是部队：我的税警总团哪去了？
哪去了，被并掉了，番号变成第40师，成了胡宗南的部队。
孙立人捶胸顿足，天哪，趁我受伤，就这么玩“黑吃黑”。
在对政治一向不开窍的孙立人看来，这根本就是黑社会才能干成的勾当：我好不容易打造出来的部队，却被人家卜地一口就咽到肚子里去了，叫什么事啊。
他怨恨的不是别人，是胡宗南。
没了部队，我还能干什么？孙立人惶惶不可终日。
幸好他打听到，税警总团还留下五千伤兵，都跟他一样快要出院了，可以靠这批人重起炉灶。
没等伤口完全愈合，孙立人就急匆匆地赶回武汉，要的就是要编制，因为税警总团的名义不存在了。
本来第一个要找的自然是老板宋子文，后者是孙立人到老到死都感念不已的上司兼贵人，可是宋老板的位置不稳定，不知怎么触怒蒋介石又给靠边站了。
当过孙立人的，还有黄杰。
当时受伤下场时，身为税警总团长的黄杰曾送来五百元钱，并且安慰孙立人：别担心，以后有我一口饭吃，就有你一口饭吃。
孙立人便缠上了黄杰，我的力量有限，你看怎么办吧？
黄杰送钱又“给饭”，已经算是很厚道的长官了，而且那也只是针对孙立人个人，如今却要他凭空给弄一个编制出来，谁有这么大的能量？
可要是说不行，孙立人又不让走，只好推说我明天再给你想办法。
第二天，孙立人再去找，黄杰已到徐州前线去了。
这个骗子，孙立人恨恨不已。
一个军事天才，要搞人事工作却比登天还难，弄得他整天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转，到头来仍是什么门路都没能找到。
直到武汉会战结束，经人指点，孙立人才想起找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想办法。
孔祥熙跟蒋介石一说，后者不仅一口答应，还决定亲自在重庆召见这位淞沪战役的有功之臣。
瞧，多简单的事，费劲巴拉地绕那么一大圈。
（1450）

1938年11月，孙立人在湖南长沙正式重建税警总团，后又转驻贵州都匀进行训练。
孙立人从美国取经，练兵时采用独具特色的“孙式训练法”。
一般国内部队全是黄埔式的，场下强调纪律，服从，场上号召流血，拼命，孙立人则是场下提倡健身，活泼，场上要求灵活，机智。
美国人认为，没副好体格，士兵是没法打好仗的，更别说流血拼命了。孙立人就专门在部队里设置体育处，层层配备体育教官，展开全军健身。
这么一来，官兵们几乎没有歇着的时候，训练时候全力以赴，训练完了，还要打球、跑步、游泳、做体操，那真是身上有再多的荷尔蒙都不够用。
其它部队里抓军纪，就怕官兵偷偷地赌博、酗酒或者瞎胡闹，孙立人完全不用担心，不是他的兵觉悟有多高，而是人家根本就没有工夫去想那个，一天折腾下来，个个倒在床上呼呼大睡。
别人说打仗靠勇敢，孙立人则以为还得靠脑子，所以他在部队里办有各种训练班，士兵有士兵训练班，军官有军官训练班，连通讯兵、司号兵、炊事兵都得办班，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有门道，不学咋行。
在税警总团，哪怕你是黄埔军校分进来的，也得重新学，重新练，否则就得不到升迁和重用，这可是孙兰峰在弗吉尼亚上学时体会到的经验：来我这里，你就得听我的，按我的模子塑造。
三年磨一剑，到1941年底，一支崭新部队出炉了，税警总团的三个步兵团和直属队被合并改编为新38师。
在全国部队大校阅中，新38师的名次遥遥领先，一下子从差不多垫底的丙种师上升到甲等加强师，作为新兴的精锐部队进入中国远征军的遴选视野，并编入了第66军序列。
远征军出国前，中国统帅部决定对所有远征军部队再进行一次质量点校。孙立人接到通知后，既激动又紧张，生怕哪里出点差次，被一棒重新打入凡尘。
要让人看，就出最好的，孙立人拉出了教导队，里面全是军官，他每天亲自示范，各式枪械怎样摆弄，如何前进，如何停止，全都手把手地教。
这效果当然没啥好说的，点校小组几十个人，坐在 台上就没有不大声叫好的。
孙立人松了口气，心里还颇有些自得，可是讲评时的一句话却犹如浇来一盆冷水，使他从头凉到了脚。
“演习是不错，只怕不能打仗……”
谁这么不着五六，不是别人，正是孙立人的新上司——第66军军长张轸。
张轸曾是汤恩伯的得意爱将，保定和陆士的双料生，从台儿庄大捷开始，就以“翼字军”（张轸号翼三）展露声名，也是一个人物，而且从汤恩伯那里出来的，一贯都以中央军精锐自居，走路都是两只鼻孔朝着头，哪里会把孙立人放在眼里。
评点完了，张轸把孙立人喊了过去。
听说你在美国读过书？
没等对方回话，紧跟着又甩过来一句没头没脑的话：哎呀，你怎么当军人呢，太可惜了，你是学生呀。
孙立人不如何答法：我是国民，国民都有参军的义务……
（1451）

@情藏高原2010 2011-10-31　19:32:38
在税警总团，哪怕你是黄埔军校分进来的，也得重新学，重新练，否则就得不到升迁和重用，这可是孙 兰 峰在弗吉尼亚上学时体会到的经验：来我这里，你就得听我的，按我的模子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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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兰峰？是孙立人的误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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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错字了，是孙立人，得好好校对。前面也错了几处，抱歉

可是张轸还没打算饶过他的可怜部下。
我看，第66军的三个师，数你这一个师最差劲！
孙立人的脸顿时涨得通红，要不是他在弗吉尼亚吃过老生的亏，这时候就得跳起来了。
好半天才憋出一句：军长怎么说那就怎么办好了，将来还可以看表现嘛。
张轸一走，孙立人立刻把部队召集起来训话。
我今天真的气死了，不蒸馒头争口气，上了战场，谁都不许给我当孬种。
新38师就这么带着一口气到了缅甸，大家都嗷嗷地盼着能打一场胜仗让人看看。
在缅甸战场上，孙兰峰的主要任务是卫戍曼德勒，要援救英缅军，他仅能抽出一个团。
4月17日，英缅军的那个师受到里外两层包围，怎么冲都冲不出去，在粮弹两乏的情况下，已濒于绝境，指挥官电告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上将，如果再得不到援救，他们只好选择投降了。
亚历山大名气很大，他是“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指挥者，曾将几十万英法联军救出苦海，可眼瞧着英缅军这种实力，你就算是让古代的亚历山大皇帝附体都没用。
但是这位上将总司令忽然听到一个好消息，中国援军已应召到达仁安羌附近，他喜出望外，立刻派英缅军第一军团长史莱姆前去接洽，同时答应出动特种部队进攻掩护。
4月18日，在2门重炮和18辆英国坦克的配合下，新38师神兵天降，突然向外围的日军警戒部队发起进攻。
孙立人掌握的时机非常好，当时日军正在吃饭，没怎么反应过来就被打得嘎一声，晕了过去。
战后光热哄哄的饭盒，就捡到了五百多只。
这时史莱姆请求孙立人赶快渡过河去，向里层日军发动进攻，但孙立人摇了摇头。
现在还不到时候，南岸日军主力已有防备，如果蒙着头打，不仅救不出你的部队，就连我的部队也得陷进去。
这时那位被困的英缅军师长又发电报过来：我们已经三天没有水喝了，再不来救，部队真要垮了。
史莱姆把电文拿给孙立人看，孙立人笑了笑：你让他放心，中国军队，连我在内，就算打到最后一个人，也一定把他们给救出来。
请给我一天时间，明天保证出击。
孙立人传令下去，对日军进行小部袭扰，以迷惑日军，趁这个时候，他对日军阵地进行了仔细观察。
看清楚了，对岸有两座高地，可以俯瞰整个仁安羌，只有把高地拿下，方能一举定乾坤。
但是孙立人看到的东西，人家也很清楚。
第33师团在仁安羌有一个主力联队，他们早就提前控制了高地，并且正是利用高地，通过“地障包围”的战术将英缅军围困起来的。
新38师不过才一个团，一个团要破一个联队，任何情况下都很困难，国内如此，国外也一样，要不然一个师的英缅军就不会坐井观天，等着别人来拯救他们了。
必须打破常规，出奇兵！
（1452）

4月19日，孙立人发起强渡。
战场之上，如果你的实力不及对方，取胜的法宝通常只有一个，那就是疑兵为上。
一个团被一分为二，一为诱击部队，这部分人很少，但是孙立人有办法让日军以为很多。
第33师团先前经常跟中国军队交手，他们对中国军队数量的估计是算轻机枪的多寡，轻机枪多，说明主力全在这里。
孙立人熟知日军的心理，他“投其所好”，把轻机枪都尽量放到诱击部队的最前沿，如此就把日军的火力都吸引了过去。
这时候就可以用上杀手锏：主攻部队。
主攻一侧，远了用山炮和轻重迫击炮，乃至借重英国人的重炮猛轰，近了，用重机枪集中射击，再近一点，则在局部人数占优的情况下，进行反复的白刃冲杀。
第33师团在面对英缅军时蹦得很欢，可当中国军队端着剌刀上来时，也个个心惊胆战，恍如又进入了上高会战时的悲惨境地，这个就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孙立人挥军连冲三次，终得高地，当天便将日军驱出了仁安羌。
仁安羌大捷是中国远征军打出国际声誉的一仗，此役共解救英缅军7千余人，另外还有一大群被俘虏的英国官兵、记者以及传教士。死里逃生的英国人在见到他们的恩主时，含着眼泪大声高呼：中国万岁！
媒体报道之后，轰动英伦三岛，英国人对孙立人感恩戴德，称他为不可多得的中国虎将，并于次年在印度特授其英国皇家勋章。
那口气，好歹是争回来了。
仁安羌大捷后，英缅军想到的却不是坚守或者反攻，而是继续撤退，实际上从仰光失守开始，他们就想放弃缅甸，退守印度了，即所谓“弃缅保印”。
其实这个问题讲开了也没什么，既然觉得守不住缅甸，那就各回各家好了，英军去印度，中国军队回云南，但英国人肚子里却还打着小九九，始终不肯把这个意图说出来。
因为印度不是想撤就能撤过去的，日军紧紧咬住尾巴，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害怕自己的部队再次遭到仁安羌被围那样的命运。
最好是有人能垫后作掩护，比如中国军队。
如果是中方将领，没人会傻到这种程度，哦，你英国人是人，我们中国人就不是人，全都只能拿来给你牺牲？
让亚历山大暗自欣喜的是，跟他打交道的不是中国人，而是美国人，还是一个让周围所有中国人都得对之服服帖帖的美国人。
这个美国人没打过什么仗，而且一心就想着要出风头，立大功，看上去着实傻得要命。
不忽悠他忽悠谁？
4月19日，亚历山大和史莱姆找到史迪威，一见面当然是将对方一通好夸，“迷魂汤”拿来就灌。
偏偏美国佬就爱这个，马上云里雾里，不知西东了。
见火候已到，亚历山大和史莱姆开始一搭一档。亚历山大强调，西线枢纽十分重要，应该尽力确保。史莱姆则说，赶快让中国军队在西线采取攻势，那里的第33师团很分散，各个击破，易如反掌。
真的“易如反掌”，你们英缅军怎么肯放过这个好事？
（1453）

其实是亚历山大早就接到了英国政府的命令，即日撤退印度，他需要用中国军队来挡住日军。
当时中国远征军正准备在中线组织平蛮纳会战，各部队也准备就绪，而日本第15军由于第55师团在东瓜保卫战中伤亡惨重，已不得不遣上第18师团代替。
如果远征军能够集中力量，在平蛮纳予第18师团以猛力一击，战局无疑也将为之一新。
这个时候如何还能再抽人？
可史迪威不管这个，抽，将第5军等远征军主力全部抽出来，平蛮纳会战也不搞了，到西线去好好干一下。
他看不到的，别人却能看到，那些久经沙场的中方战将大多看到了。
罗卓英不敢响，老实人杜聿明打心眼里看不惯这个自作聪明的美国上司。他当时已发现随着东瓜的失陷，日军可以沿公路直取远征军的总后方腊戍，因此竭力主张，主力移动是需要的，但不是移到西线，而是应移到东线。
那里是大家的退路，假如不保，连家都回不去了。
史迪威轻蔑地否定了杜聿明的提议，以远征军绝对主宰的身份。
有谁会比我更聪明？
事实是那个最笨的人恰恰是他自己。
派到西线的第5军无事可做，因为那里根本就什么日军，只有大批英军在新38师的掩护下狼狈溃逃，宝贵的部署时间就这么被全部浪费掉了。
在缅甸战场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比史迪威聪明，英国人，中国人，当然还包括日本人。
日本第15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以前不过管管宪兵，在一班日军将佐中既无名气，能力也算不上很强，与冈村宁次等所谓“名将”更是无法相比，可连他都看到了史迪威布局上的漏洞，这真是太悲剧了。
饭田在明白自己的对手是什么角色后，顿时按捺不住兴奋，立刻以第56师团主力组成机动快速纵队，并以一天推进120公里的速度往腊戍猛插。
杜聿明的担心不幸变成现实。
4月20日，日军急攻东枝，后者是腊戍的门户。
史迪威这才稍微醒了醒，下达命令，让第5军再从西线赶到东线救急。
西线到东线，这得多么路啊，幸亏是王牌部队，三天之内，走5百公里行程，愣是赶到东枝，并于4月24日晚，一举收复东枝城。
没有第5军，差点就要掉深沟里去了，可是史迪威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局势已有多么不利，竟然还在想着要立大功。
4月24日，他向所有驻守东枝的中国部队发出命令：除第200师外，其余全部转向曼德勒，以组织“曼德勒大会战”。
在东枝保卫战前，摆在史迪威面前的，曾经有上中下三策，分别为“巩固东线”、“决战中线”和“取胜西线”，在英军直顾跑犊子的情况下，“取胜西线”实乃下策，史迪威偏偏选的是下策。
到东枝保卫战打响，“决战中线”也成了下策，巩固东线是唯一可以救命的上策，可他视而不见。
（1454）

4月25日，在防守的中国军队移往曼德勒后，第56师团连东枝城都不用碰，直接绕过城池奔腊戍去了，东枝城里的第200师被远远抛在身后，已补天无力。
4月28日，腊戍失陷，中国远征军回国的主要通道被切断，他们无可避免地走上了失败的命运。
4月下旬，中国远征军在曼德勒被日军团团围住，而这时“曼德勒大会战”的策划者史迪威却丢下大军，独自逃往印度，使得远征军更加无所适从，只能自行分数路进行突围。
这是一幅幅让人目不忍睹的画面：先是“海鸥将军”戴安澜半路遭伏击殉职，临死仍在地图上为官兵标示回国的路径，再是主力翻越野人山，谁也没有想到那是个吃人的魔坑，无数人倒在原始森林里再也没能站起来。
十万精锐，仅余四万，其损失之惨重，可谓空前绝后。
蒋介石得知消息，震惊莫名。
中国国内的兵力本身还捉襟见肘，能够抽出这十万精锐，讲穿了就是在拆东墙补西墙，如果把那损失的六万放到国内战场，拼光它几个日军师团总还是可能的吧。
这次输不是输在别的地方，恰恰是输在战略指挥上，所谓一将无能，累死三军。
最让蒋介石感到寒心的，还是失败时史迪威的表现，他怎么能一个人丢下部属擅自跑路呢？
假如史迪威是蒋介石手下的一名黄埔将官，也许现在等待他的就是死刑命令，过去由于这个原因而被枪毙的不止一个两个。
蒋介石就此完全推翻了对史迪威的原有印象，从军事指挥到个人品质，同时被否定掉的还有对这位美国老外的信任。
那是一道看不见的伤口，而且几乎再也没有可以愈合的希望。
与中国人的评价相反，美国人却觉得史迪威很是勇敢，因为老头没有上飞机，而是徒步去了印度，在印度又说了一句故作轻松的拉风语言：“我们刚刚挨了一顿好打。”
史迪威其时已年届六十，能够生龙活虎地走二十多天到印度，并且还能再俏皮一下，的确很了不起，可问题是他并不是驴友或单纯的士兵，而是一个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自身责任的前线指挥官！
事实是他如果坐飞机的话，三个小时可到印度，六个小时能到昆明，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仍然可以通过无线电指挥远征军发起反击，哪怕是指定撤退路线。
二十多天，那么多失去依靠的中国士兵在挣扎，然后绝望地死去。
做个假设，要是中国远征军里面有美国大兵，史迪威能这么轻松自若地自顾自离开军队吗？
别说他，如果得不到上级命令，恐怕麦克阿瑟都不敢如此做法。
对于史氏的“勇敢”，有人一语道破关节：他必须演出徒步走出缅甸的旅行，否则就只有回国等着下课的份。
史迪威与陈纳德，都是美国人，怎么差距如此之大呢？
陈纳德曾经说出对这位同胞的个人印象：史迪威瞧不起中国人，他以为自己是救世主。
要说差别，大概这就是最大的差别。
陈纳德当初以落魄之身来中国，从幕后顾问干起，既有辉煌的胜利，也曾备尝失败的苦涩，中国朝野给予了他超出原先想像的待遇、尊重和荣耀，而他也作出了巨大回报，双方一点点积累感情，直至牢不可破。
陈纳德多次说过，他在情感上完全是一个中国人。
史迪威却是直接空降，来了以后便个人膨胀，乃至于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很了不得，绝对有资格领导这个“次等民族”，却不知道在战场之上，一个普通中国将军的实战经验都要比他多得多。
假如他能谦虚一点，认真听听罗卓英、杜聿明等人的建议，未必不能把中国远征军捏合成一支地面上的飞虎队，亦未必会在缅甸败得如此之惨。
这个世上，没有谁能真正毁你，能毁你的，往往正是你自己，所以任何时候都不要把自己当名人给宠着——所谓名人，其实倒过来念，也不过就是一个人名而已。
（1455）

1942年4月18日，日本本土包括东京在内遭到了历史上的第二次空袭。
与几年前的“人道远征”不同，这次空袭的主角不是中国空军，而是美国空军，撒下去的也不再是传单，而是实实足足的炸弹和燃烧弹。
当心理威慑变成死亡威慑，日本人的脸上已经有了灰白色：他们从何处而来，又往何处而去？
追查的结果，美国空军采取了一种穿梭战术，即先从太平洋上的航母起飞，到达日本上空后进行轰炸，接着在中国浙江衢州机场着陆，这样就把飞行距离缩到了最短。
由于临时变更了空袭时间，美军飞机最后并没有能在衢州机场降落，可是这个飞行基地仍然成了对方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
衢州属于第三战区。4月下旬，中国统帅部得到情报，日本第13军即将对三战区发起一次大规模进攻，于是急令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准备应战。
顾祝同，字墨三，江苏涟水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6期。
北伐初期，黄埔学生就是再有能耐，也只有当小兵的份，指挥官主要由保定出身的老师们充任，而一众教官中，又以顾祝同和刘峙表现最为突出，堪称总教官何应钦身边的哼哈二将。
在何应钦的心目中，顾祝同的位置本来是排在刘峙前面的，因为觉得顾祝同的性格沉稳一些，有大将风度，但他后来又改变了这一看法。
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官，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所谓过犹不及，太躁会被对手抓住漏洞，太稳亦容易错过战机。
生活中的刘峙看上去窝窝囊囊，到了战场之上却有着惊人的果敢和冷静，即使在弱势情况下，也敢于全力一击，因此屡屡创造反败为胜或以弱胜强的战例。如果他不像后来那样被人绑着打仗，“常胜将军”确非浪得虚名。
与刘峙相比，顾祝同有时就显得过于犹豫，乃至于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指挥大兵团作战总是差那么一点炉火纯青的味道。
不过顾祝同还有另一样超越他人的本事。
南京失守后，国内有两个战区杂牌云集，一个是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另一个就是顾祝同的第三战区。
第三战区的部队，包括川军、湘军、东北军，几乎清一色的杂牌，原先只有上官云相的部队能沾到一点中央军的边。至于部属同僚，除了韩德勤算江苏同乡，上官云相是保定同学，其他人全是五湖四海凑一块，过去跟顾祝同没有多少关系或往来。
李宗仁在抗战中最为自得的事，除了取得台儿庄大捷外，就是拢得住杂牌，顾祝同还要强，他是“全控”，谁都拉得住，见面时无论谁都要客客气气地称他一声“墨公”。
（1456）

能够如此，缘于顾祝同颇得士卒之心。
在那个武将纵横的时代，会练兵的不乏其人，其中尤以冯玉祥为典型。老冯平时都跟当兵的穿一样的灰布军装，就差跟大伙滚一个坑头上了，但是士兵一旦遭到裁撤或受伤被迫离队，则又弃之如敝履，连衣服上都要用红印打上一个斗大的“废”字。不惟走的人伤心不已，留下的亦有兔死狐悲之感。
在顾祝同的部队里，如果你因为这个原因退伍，甚至哪怕是年纪大后，厌倦了当兵打仗，他都会主动把你安置到他所办的农场里去，到那里养老送终。
当然你可以选择不去，不过即使这样也不会空着手走，顾祝同会给些钱，让你回家做点小买卖，小生意什么的。
顾祝同不光办农场，还办学校，而这些都是为了他的退伍士卒，前者收容伤兵和老兵，后者帮助退伍官兵的子女入学。
对于战死或受伤的官兵，顾祝同会给予比规定多得多的安家抚恤费，有短时间离开他的部下，回来后仍然既往不咎，能重用的照样重用。
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宽厚，是超常的宽厚，因为不是以功利为出发点的。
吴起是战国时的名将。《史记》上记载，士兵长了痈疮，这位三军主帅竟然能俯下身子帮他吸去疮脓（“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
伟大吧，可是人家士兵的母亲知道后，却大哭了起来。
这位母亲很聪明，她明白，将军给儿子吮脓不是白吮的，你得拿性命去回报啊。
对于顾祝同来说，那些退伍官兵已经不能再扛枪打仗了，似乎没有理由对他们那么好。
然而这就叫真心。
他们帮过你，为你鞍前马后，流过血卖过命，所以你不能抛弃他们，得时常念着他们的好。
道理是道理，然而没几个人能做到，顾祝同遂有“军中圣人”之名。
他在第三战区，也如此统驭全军。大家都看在眼里，“废”了的你都待他如此之厚，我们这些还能干的，又岂会过薄？
另一方面，则是顾祝同肯放手，大事不糊涂，小事你们自个看着办。
黄绍竑担任浙江省 ，顾祝同对浙江的行政事务就从不插手，也绝不过问。东北军的于学忠归顾祝同指挥，但在作战的细节方面，顾祝同从不胡乱干涉，双方实际只有电台联络，遇到事情，向上打个报告即可。
既待你好，又不指手画脚，这样的领导的确难得，所以三战区虽然实力不济，但一众杂牌都肯用命，这片江山也就一直撑持了下来。
5月15日，总部位于上海的日本第13军进入浙境，浙赣会战掀开了盖头。
第13军跟武汉第11军不同，后者是战略部队，进攻是它的本份，而第13军的份内活主要还是就地警备。说句不客气的，驻区境内的三战区游击部队和新四军就已经够他们操心了，一般情况下腾不出更多力量用于进攻。
可是本土被炸这件事着实把日本人给剌激狠了。
不是兵不够吗，没事，从别的地方抽。
“中国派遣军”全面总动员，从“华北方面军”，到武汉第11军，再到关外的关东军，步兵、工兵、航空兵，能调的都调了过来。
上海第13军原来不过才6师3旅团，在得到增援后，一下子就得以在会战中投入5个师团加1个步兵团，后者的兵力比旅团都要多，那阵势真是浩浩荡荡，杀气腾腾。
（1456）

顾祝同没有办法不紧张。
当然得先制定对应战术，这个不需多想，信手拿来就是，因为武汉那边类似的攻防已经快用滥了。
比如李宗仁的五战区，要诀就是先退后追，而薛岳的九战区则是从先退后追，进化到了“天炉战法”——层层消耗，继以决战。
顾祝同选了“天炉战法”，决战地则设在衢州，然而他心里也很明白，这个时候战术其实已居其次，关键是你有没有精锐部队与之相配合。
答案是：没有。
三战区什么样的部队都有，就是缺乏精锐，地形上也基本无险可守，从上到下，找不到一点和日军主力对拼的资本。
没有第74军，没有第10军，就算你让薛岳来指挥，又能怎么样？
然而顾祝同已无退路，也罢，该来的总是要来，小棒槌也得敲大鼓，只好硬着头皮上了。
说是要消耗日军，可是怎么消耗呢，既无中西部那样的高山作屏障，也无厉害一点的部队去侧击。
想点别的办法吧，比如就地取材。
顾祝同的部队里杂牌多，但是杂牌多也有杂牌多的好处，里面有的是西南少数民族的士兵，祖传绝技就是制作竹签，有毒的。
浙江的山，大多是丘陵，山虽不高，山里的毛竹却很多，生产竹签绝不缺料。
再找过去，还有一种树。树木的枝干上生有倒剌，如果你不小心惹了它，可以像刀一样扎在你身上不放，比荆棘还厉害。
竹签，倒剌，全部收集起来埋在阵地前，鬼子不踩着便罢，踩着了一准让你吃点皮肉之苦，如果运气好的话，竹签上的毒还会使皮肤溃烂，爽到连解药都没地儿找去。
这些“五毒教主”的招招虽然也很带劲，但还算不上是真正的消耗对方。
顾祝同弄来了大量地雷。
由于会战前老百姓就已疏散或逃离，缺少了误炸的顾虑，三战区便可以在日军前行的路上处处埋雷，光在浙江的金华、兰溪一带就埋了千枚之多，水里，陆上，只要日军可以碰到的地方，几乎全有雷。
这可不是民间老百姓造的土地雷，正式名称叫四号甲雷，威力很大，绝非背上挠痒痒的那种。
它的种类还多，有一踩上去就爆的，这款送给日军官兵，有给予重压才发作的，这款特别赏给车辆辎重，另外，你要手工，有绳拉的，追求时髦，还有电控的。
总之，什么样味道和档次的都有，无论你喜好如何，官阶怎样，总有一款适合你。
小兵炸死炸伤的太多了，说了也没意思，我们从上往下数。
第13军司令官泽田茂中将第一个中招，差一点。当时他本来要随军指挥所前移，正好参谋本部的高官来视察，朝中来人，岂敢怠慢，他立刻屁颠屁颠地跑过去作陪，没想到此举却救了他一条小命。
5月18日，第13军司令部人员所乘坐的汽船碰到水雷，当即被炸沉，咕嘟咕嘟地躺水底去了，同时被炸死的军官及警卫达11人，余者也大多受伤。
（1457）

泽田茂不在船上，逃过一劫。
民间传说，水鬼抓不住你，就得另换一个替身，这回跑陆地上去抓了。
日军第15师团连日进攻兰溪，但是那些竹签、倒剌、地雷给他们制造了极大杀伤，为了抬运伤兵和死尸，一度连从老百姓家里抢来的席子、门板都不够用，以致迟迟没有进展。
师团长酒井直次中将心急火燎，决定亲自去前线探个究竟。他当然不会傻到去最前沿，不过凑巧的是，他所处位置附近正潜伏着一个班的中国兵。
酒井一行那鬼头鬼脑的样子，让这些兵误以为是日军的搜索哨，并且已经朝自己这个方向来了。
既然迟早都要被发现，不如先打他一家伙。
酒井身边所带卫兵不多，遭到突袭之后惊惶失措，赶紧打着马往旁边躲闪。
不躲还好，一躲却躲到地雷区去了，使得这位师团长即使不到最前沿，也有了尝鲜的机会。
5月28日，只听轰的一声，酒井连人带马上了天，连同幕僚也多被炸死炸伤。
第15师团长就这么挂了，不过如此挂法并不亏，至少他成了日本明治维新后第一个死在战场上的陆军师团长，死了还能为“大日本帝国”创造一个新纪录，也算是“得其所”了。
日本统帅部得知后大为震动，为了不影响士气，特地采取了暂时对外封锁消息的做法，而盟军方面则备受鼓舞。
炸死日军师团长让顾祝同在国内军界也创造了纪录，可这其实并没有使他真正轻松多少。
层层消耗，这话说说容易，做起来却十分困难。第13军人太多，攻势也太猛太快，往往一个迂回包围，就能迫使那个地方的守军后撤。
所谓今日陷一城，明日失一地，舆论媒体可不会扳着指头帮你数困难，论战术，只知道你一个劲后退，快要退到连家都不认识了。有人直截了当地向政府呼吁，要求惩办“作战不力者”，矛头直指顾祝同。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压力与日俱增，每天晚上连觉都睡不好，整晚整晚地打电话到衢州询问备战情况，言下之沉重不安，令守军指挥官听了都心有不忍。
下面不是玩玩地雷的问题了，只有取得歼灭性战果，才能给外界一个交代。
中国统帅部先后调来四个军的中央军，它们和王铁汉的东北军一道，以五个军的阵容摆在衢州，其中，一个军在衢州正面，这是阻击兵团，另外包括第74军在内的四个军是决战兵团，后者分列两厢，随时待机合围。
这是一个类似于第三次长沙会战那样的部署，要的就是决战衢州。
可是计划总是没有变化快，忽然间风云突变。
5月31日，武汉第11军竟然也攻向三战区，与第13军形成东西呼应，二者仅仅相距300公里。
“中国派遣军”最初在制定进攻计划时，的确曾考虑过让第11军担任策应，但策应不是进攻，无非是在旁边做做假动作，干扰对方的注意力而已。
畑俊六是在截获一份情报后，迅速改变主意的。
第13军的侦察部队在衢州附近蹿来蹿去时，无意中发现并打死了一名坐着汽车送信的中国军官，从死者身上，他们搜到重要文件，得知如雷贯耳的第74军就潜伏在衢州以南，而且已经好些天了。
（1458）

“虎部队”都来了，这是要干什么，畑俊六一个激灵，莫非这是要像长沙会战那样对第13军进行包围？
好哇，第二次长沙会战没有能彻底击垮你，以后又无论如何找不到，这次你主动现身，无论如何不能放过机会。
赶快，让第11军加入进攻，目的就是捉住第74军。
畑俊六反应神速，但他太激动了，一激动就露出了狐狸尾巴。
当天在察觉武汉第11军的新动向后，中国统帅部便意识到来者不善，日军进攻规模大大超出预计，于是马上做出变更，放弃了决战衢州的计划。
顾祝同训令衢州正面的阻击兵团，继续依城牵制日军，以掩护决战兵团撤入附近山区。
这样一来，所有重压都落在了阻击兵团身上。
担任阻击兵团的是莫与硕第86军，这支中央军部队最早来到三战区，在衢州已经驻守了半年时间，正是基于这一点，顾祝同才会将之确定为阻击兵团的最佳人选。
可惜军长莫与硕颇有点对不起顾祝同。
半年时间的备战，他既没像李玉堂那样整出交叉式地堡，也没能如戴安澜一般造出封闭式堡垒，仅仅重机枪掩体和部分指挥所使用了钢筋混凝土，外面再树一些等同于摆着看的木栅，这就算是把防御工事给弄完了。
顾祝同战前对衢州防务进行过视察，但那时形势已经相当紧迫，即使想改进也来不及了，他只好把一名师长提升为副军长，用以勉励士心，不过当时他并没想到此举后来会挽救整支部队。
衢州外围阵地一天之内便被攻破，随后军长找了个借口，说是要去收容溃散部队，一出门就没影了。
仅仅一天，衢州城内已是群龙无首，一片慌乱，官兵个个面无人色，惊恐不已，甚至没人再愿意守城了。
危急关头，顾祝同提拔的副军长起到了主心骨作用。
这位副军长名叫陈颐鼎，毕业于黄埔第3期，南京保卫战时，他是王敬久第87师的一名团长。
南京失守，对于很多亲历者来说都是一个刻骨铭心的记忆。陈颐鼎也是如此，在那里，他亲眼目睹了部队失去秩序后惊惶失措的惨状，连他自己也是靠一块木板才得救的。
慌乱，就等于放弃了战斗的意志和求生的希望。
陈颐鼎本来在衢州城外指挥，得知城内陷入混乱，立即返身入城，以副军长的资格稳住了军心。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陈颐鼎一直通过无线电台与顾祝同以及顶头上司王敬久保持着联系，后者告诉他，必须拖住日军。
好，那我就拖下去。
在陈颐鼎的指挥下，守城官兵保持了高昂的士气，始终不退一步，直到两天后，衢州被四面包围。
（1459）

6月3日，日军发动全面进攻，飞机把搭建的那点简陋工事都快给炸完了，连陈颐鼎的收发报机也没能幸免。
眼前的景象几乎就是当年南京保卫战的重现。
日军冲进城三次，守军又把他们打出去三次，每个中国官兵都焕发出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在不到一千米范围的战场之上，双方已是血流成渠，尸横遍野。
五昼夜之后，第86军伤亡累计超过两千，这时随着决战兵团的转移，畑俊六想围歼第74军等中国军队主力的企图已彻底落空。
现在的问题，变成了城里的第86军该怎么办？
陈颐鼎没了收发报机，他能做的，只有继续按照指令执行——拖住日军。
6月4日，通过衢州的江面上突然漂过一叶扁舟，舟上端坐一人，一个年轻的中国人，其人神态自若，似乎完全不知道自己是置身于战火和危险之中。
这个宛如现代武侠小说般的镜头，把所有人都给惊住了。
更离奇的是，此人上岸后，指名要见陈颐鼎。
当着陈颐鼎的面，他像变戏法一样地从裤带中掏出了一个用蜡纸写的小纸条，当看到纸条上的字迹时，陈颐鼎的心立刻砰砰直跳起来。
“速设法前来，平”。
换作他人，没有谁能看懂这张纸条，所以就算是它被日本人搜去，也看不出任何问题。
陈颐鼎知道，“平”是王敬久的别号，他跟自己的老长官平时私函往来时，对方都用这个称呼。
毫无疑问，这是王敬久派人送来的信，内容就是暗示陈颐鼎撤出衢州。
决战兵团脱离险境后，第86军的牵制任务已经完成，但在衢州四面被围，又不能通过无线电联系的情况下，如何进行通知就成了大难题。
最后还是王敬久的脑子灵光。淞沪会战前，他经常跑上海去侦察，与杜月笙等人打过交道，知道这些人神通广大，因此决定花钱请青红帮办成此事。
轻舟上的那个活神仙就是青红帮人，他的能耐是在任何时候都能水里来浪里去，没有他不能通达的地方。
难题转移到了陈颐鼎身上。
有了撤离的命令，可是怎么撤呢，四周已经被围得铁桶一般，水泄不通了。
靠天。
6月6日深夜，衢州暴雨如注，陈颐鼎分数路突围。
每一路都配备了通讯小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剪断日军的电话线。
前面碰到日军岗哨，会日语的特务兵即大声告知：我们是路过的“皇协军”，奉命调动。
胡乱报个番号过去。
江浙地区伪军很多，衢州战场也有，加上雨夜一团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哨兵分不清楚穿着雨衣的对面部队究竟是谁，想打电话查一下吧，线路又不通，于是挥挥手便让他们过去了。
第二天黎明，陈颐鼎率第86军一枪未放，奇迹般地脱出重围，与第74军会合，进入了安全地带，日军面对的不过是空城一座。
第86军的原军长莫与硕后来遭到撤职处分并受军法审判。据说他一度喜欢人前夸口，说自己如何不怕死，然而怕不怕不是靠嘴说说的，了不起这三个字，也只有在最危险最困难的情况下才有资格得到。
陈颐鼎名气不大，但在衢州保卫战中他是一个挺身而出的英雄。
（1460）

日军占领衢州后，破坏了衢州机场，此后发生的事情，可以说没有任何悬念，撤是肯定要撤，无论上海第13军还是武汉第11军，谁都没有足够的兵力用于长久布防，而撤的时候中国军队仍旧要追，这也是过去各个战区的习惯性做法。
唯一不同的是，由于日军在武汉战场吃够了被穷追猛打的夸，所以浙赣会战后期，各师团实行了集中撤退，队伍靠得很近，追击部队也因此没有能够得到太好的战机。
打仗就是这样，你必须对战术不断进行翻新，否则很快就会被对手熟悉和超越，它绝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容易和简单。
1942年上半年，曾经是日本历史上最嚣张和最利令智昏的一年。通过在太平洋上发动德国式闪击，半年以内，想得到的几乎都得到了。
在东南亚作战告一段落后，日本统帅部甚至开始筹划“五号作战计划”，按照这个计划，拟在国内动员23万新兵入伍，动用举国之力，直接占领重庆和成都，毕其功于一役。
然而世间万物，往往得到的快，失去的也快。
仅仅进入下半年，战局就急转直下。美军以中途岛海战为转折点，在南太平洋上展开了声势凌厉的反攻，日本海陆军都遭遇了严重损失，已经进入演习阶段的“五号作战计划”也不得不中途叫停。
到1943年初，随着日军撤出瓜岛，其太平洋防御圈被打开缺口，日本以为会“长久”的国运也从此翻着跟斗往下跌了。
这一切，都来自于每一天的变化，每一个人的不懈努力。
“五号作战计划”既然作废，就只能武汉第11军单独行动了。
在此之前，第11军司令官这把原本金光闪闪的交椅似乎被人施了诅咒，坐在上面的没一个不倒霉。
因为第三次长沙会战，阿南惟几饱受质疑，还好他有通天背景，皇帝和皇后关照着他，所以尽管吃了败仗，但仍能强哼着“得意泰然，失意冷然”的小调，继续换个地方去当官。
你老人家自然福星高照，万事无忧，剩下来的兄弟可没这么好的运气。眼瞅着名古屋师团、熊本师团这两个曾经的大佬都被揍到鼻青脸肿，那种久久难以摆脱的惊惧和不安，已经把这个关内唯一的战略军差不多给弄蔫了。
阿南走后，塚田攻中将走马上任。
塚田攻做过参谋次长、南方军总参谋长，在日本军界有很高地位，可所有第11军的历任司令官加起来，没有比他更晦气的了，才在武汉呆了几个月，他的座机就被大别山里的桂军给打了下来，于是呜呼哀哉。
大家本来指望塚田攻帮着第11军振作一下，没想到这哥们自己还如此短命，加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熊本师团又被调往南洋，更是给众人的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
（14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