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的哭

一九七七年何其芳完成了他最后一部书——革命回忆录《毛泽东之歌》。据他自己说，这是他一生中最为珍视的作品。他知道自己不久即将告别人世，因此与死神争时间，抢分夺秒地加以赶制。他不仅以跟毛泽东这位当代世界上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有过接触为荣，更以能够用自己的笔来增填他的伟岸而感到自豪。他还特别以历史学家的使命感来催促自己的写作，很怕毛泽东的伟大会因他的缺笔而丢失一分一毫。

九十年代初我因为研究何其芳建国后某些扭曲的批评活动不得不读他的一些相关资料，包括镌刻着他心路历程的《毛泽东之歌》。其实我对伟人传、名人传有超乎寻常的兴趣。像《拿坡仑传》、《巴尔扎克传》、《居里夫人传》、《杰克.伦敦传》，我都曾爱不释手。有一段时间我还专门收集过世界文化名人传记，想集中窥探他们不同的个性追求及他们不同的成功之路，以便给单一化追求的人们带点多元化的启示。。这些书占据了我书架的很大一部分空间。可是我独独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传记不大感兴趣。原因倒不是我对革命有偏见，而是对它们的写法有异议。那些造神的语言和和造神的思维尤其使我无法恭维。八十年代初我就曾写过一篇文章《传记文学也需写出“这一个”》，批评了传记文学的拜神现象，文章被许多地方转载。

可想而知，我对何其芳的这本书难以产生好感。当时的一个想法是，一个现代文学史上堂堂有名的诗人、散文家怎么会如此时尚化，写这类拜神式的东西。由于逆反心理在作怪，所以也没有特意留心何其芳究竟写了些什么动人的东西。在诗人心里觉得温暖的事情都被我读成了他人格萎缩的反证。其中的一个镜头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以至一谈起何其芳，它便首先映现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我认识他的关节点。这个镜头就是当毛泽东辞世时，已到老迈之年的何其芳加入十里长街的送行队伍里。他觉得天崩地裂，哭得昏天黑地，连路都不会走了。令他摧肝裂胆般悲伤的是：世界失去了前进的导师和方向。他沉痛地哭诉：“我……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和语言了，再也不能从他受到新的教育了。全中国人民失去了伟大的领袖和导师，全世界人民失去了当代最光辉的灯塔。”

依稀记得，阅读的当初我对何其芳的哭极不以为然。现在想起来，这也许与我那时的偏狭有关，也跟我对名人应有的高度清醒的期待有关。我总以为他们自己就是上帝的宠儿，他们都有透视历史和未来的能力，怎么能跟凡人一样呢。我那时还好以己度人。别人只要不和自己一样，就断定他心理不健康。说来惭愧，在一个偏远的县城，当哭声震荡整个悼念会场时，我竟然没落一滴眼泪。恶耗传来时，我还特意请朋友喝了一次酒。想自己，看何其芳，我总以为作为一个草民的我能冷眼向洋看世界，而在艰难时世里发表过典型“共名说”的何其芳不能，他的哭，肯定像有些人一样是为了表演给别人看的。

现在重新思味何其芳的哭，觉得我那时的看法未免太简单了。应当说，当年以哭作秀的人肯定是有的。但何其芳不是，他的哭是相当真诚的。看历史典籍就能知道，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特别看重知遇之恩。由于奸臣作祟、豺狼当道，一些才华出众、耿直狷介的读书人多有“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苦闷。当一个偶然的机遇出现，受到明主的赏识或某个重臣的提携，从此云开日出、大展宏图时，他自然会感激涕零，并把今后的时光全都当作报恩的开始。“士为知己者死”，应当说，这也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十分器重的美德。他们的报恩活动往往成为代代相传的佳话，而他们的进身途径则会刺激边缘知识分子的幻想，使之期盼历史的机遇重演。何其芳是个幸运的后来者。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作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高材生，他尚未毕业，就已获得了“汉园三诗人”的美誉。不久更以《大公报》的散文金奖名噪全国。可是尽管写作给他带来了不少的荣光，他依然还在社会的底层里挣扎。大学毕业后他辗转在天津、山东、四川老家，过着教书匠的窘困生活。由于觉着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报国无门，又耐不住寂莫的生涯，他投奔到了延安。这一去使他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其诗歌和散文虽然每况愈下，可是对中国文人向来十分企望的政治身份，却日逐一日地显赫起来。由鲁艺文学系主任到朱老总的秘书到重庆《新华日报》社副社长，他的职位节节上升。建国后不但肩负起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的重任，还曾以理论权威发言人的资格点拨文学的导向。最令何其芳踌躇满志的是毛泽东对他的器识。来延安不久毛泽东就夸奖他“认真”。在讨论《讲话》和文艺整风期间，由于他积极向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文艺观猛烈开火，他则被树为脱胎换骨进行思想改造的先进典型。五九年他虽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和毛泽东的诗歌主张发生了冲撞。但毛泽东襟怀大度，依然称赞他的观点。他不仅没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整风检讨后还得到了毛泽东的安慰和鼓励。当代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令人怵目惊心，连亲密的战友和救恩命人都可以无情地斩于马下，何论一介文人墨客。何其芳深知此中凶险，因而也益发感到毛泽东对自己的宽容和厚爱。他怎么能不感激涕零呢？我们还可以作如是推想，换了任何一个领袖都不会给与他那样的礼遇。所以毛泽东的辞世必然让他感到天昏地暗，世界失去了光辉的灯塔。他在十里长街的送行队伍里呼天抢地，哭得连路都不能走了，是他真诚爱戴领袖的表现，也是他知恩图报、人格忠厚的见证。

当然，这不是我们认识何其芳的惟一思路。撂下表层伦理的视角，换上深层的精神研究方式，我们从他呼天抢地的哭声中还可以体会出别的意味来。它不简单地是愚忠问题，而反映着知识分子的重大人格缺欠。和西方知识精英的传统不同，中国知识分子缺乏人格独立意识及对精神的高度信仰。他们不是把自己的价值定位在知识和形而上的追求上，而是定位在世俗生活领域里，特别是定位在权力意志者的认可上。这也许跟中国知识分子一直作为弱势群体而游荡在社会的边缘有关。西方知识分子经过同市俗政权、教权的斗争，取得了独立的社会身份并迫使全社会对他们的操作方式由认可达到自觉的敬重。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形成过一股独立的社会政治力量。他们像单子般附着在各个社会阶层里，其出路、其价值只能由官场、由权势者给与。因为几千年相沿成习，所以一种意念几乎作为一种无意识根植在他们的骨髓和神经里。就是把官场、权势、政治的认可当作最大值。他们可以不为自己的惊世之作自豪，却十分看重自己在官场、政治及要人眼睛里的升降。一个冯雪峰作为文艺界惟一经历过长征的老干部身份就曾让所有文艺界人士艳羡不已。在西方像贝多芬那样站在马路中央，迫使魏玛宫廷的大公们从两厢走过的事例可以找到万千；在中国类似的例子恐怕一个都找不到。我们可以听到贝多芬、托尔斯泰如此高亢的声音：贝多芬、托尔斯泰在世界只有一个，公爵和沙皇却有许多！在中国的革命文学家中却绝对听不到如此分庭抗礼的呐喊。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是他们的绝大多数人都甘愿匍伏在领袖的脚下，并用伟大而堂皇的叙事语言把这当作对革命赤胆忠心的表现。如此的谦卑，只有在中国的旧王朝里见过。而何其芳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典型。在同一本书里，他忆及了延安整风期间对王实味《野百合花》的批判。他当时气愤填膺地怒斥：“什么野百合花！是野草！杂草！”不管何其芳有无张扬自己政治正确的嫌疑，读后你会觉得他很犀利、很有先见之明。可是对比毛泽东的批判，他又迅即谴责自己的无能，说：“我当时连‘毒草’ 这个词都没找到。”“野草”、“杂草”同“毒草”的区别果真就那么大吗，以至从中可以看出领袖毕竟伟大、自己毕竟渺小来？非也。那么怎么解释何其芳的对自己的贬低呢？中国知识分子的贾桂人格使然。承袭这种人格永远需要一个自己能够仰视的人物，由他支配自己的灵魂。失去他就不知道如何行动，如何做人。如是知识分子永远处在瘫痪状态，想让他站起来他都站不住。何其芳哭得连路都不会走了，又何尝不是这种精神状态的高度写真？

由此我相信一个命题：具有伟大的人格力量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扫视中国作家，他们和伟大作品的距离遥远而又遥远。

文中的萧邦应为贝多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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