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历史的区别远远要小于文学研究与历史研究的区别。同样的人文学科的属性，同样的求真的诉求，使得文学与历史紧密地粘连在一起。历史虽然不采信文学的书写，但文学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则毋庸赘言。按照勃兰兑斯的说辞，文学史本质上就是人类灵魂的历史。而灵魂寄予于肉身之中，肉身的翻转和甩落无形中会浸染灵魂的颜色。
1936年，生活·读书·新知书店的邹韬奋有感于高尔基主编的《世界一日》所产生的轰动效应，他与作家茅盾一道，在国内发起了“中国的一日”行动，并刊出征稿启事，希望全社会各个阶层、各种身份、各种职业的人们，加入到记录“当下的一天“的行动中来。这一启事迅即在全国激起回响。来稿众多，编委会从中选取了四百六十九篇，计八十余万字，四个月后编辑成书，被命名为《中国的一日》，堪为当年文化界的一大盛事。作为一次全方位的记录和书写行动，这本书的历史意义当然要超过其文学意义。
人对记录的着迷可以称得上始终不渝，从古老的结绳记事，到后来的碑刻、文书档案，再到新媒体时代里手机上的记事本功能，无不显示了这一点。然而在“沉默的大多数”这一命题之下，唯有在特殊的历史机缘下，在勇毅者的内心中，才会升腾起记录的欲望。《秋园》就是这样一本勇毅者的偶得之书。如这本书的自序里所言，这本书是厨房创作的结晶，作者杨本芬，一个只有中专学历且已退休的六旬老人，此前并未经历过系统的写作训练，按照常态的演进之路，表达的欲望很大可能会终止于口语。然而，她还是提起笔，并一发而不可收拾，为自己业已离世的母亲“秋园”立传，同时记录下自我的一段刻骨铭心的过往。以文字的方式绘出讲述的欲望，诉诸历史，可谓不绝如缕！它们或者曲折隐晦，如同戏曲脚本，或者藏匿于集体创作之中，如古典的白话小说，或者托名而应制，如一些伪书。而《秋园》的讲述则是一种直接地、去技巧化地讲述，文章本天然，天然之道，方合乎本心。这本小开本的书，以线性叙述的方式描绘了秋园这个普通中国女性辗转漂泊的一生。既无长篇小说常见的草蛇灰线，也基本不见伏笔和铺垫。总是一个事件推着另一个事件，在时代和家庭生活的双重涡旋中，作为女性的秋园只能跌跌撞撞地前行。比如秋园与夫君归根湖南湘阴故里的后面，既有着抗战大背景下南京城的陷落及相关人等的撤离，也有家庭因素的制约，源于丈夫对老父亲的挂念，他们一家放弃了去陪都重庆的举动，折转向南，回到故里。在如此境况下，留给旧时代女性的选择余地几乎为零，生存的被迫性几乎跟随了这位女性的一生，唯有在子女长大成人后，她拒绝去孩子身边，而是选择回到赐福山的老房子居住这一事情上，方彰显出其罕见的自由意志。杨本芬老人作为秋园的女儿，按照时间的顺序，直笔道出堆叠在母亲身上的一生的事件，比起大事记而言，它们可能轻微到可以忽略不计，但对于秋园来说，则庞大无比。也正是因为采取了记事为主的方式，一方面，作者对母亲及他人的刻画大多是一种形象的刻画，而非性格的塑造，在具体的事件中勾勒出一个人的基本面貌；另一方面，作者在写到自我经历的部分，采取了简化和省略的处理办法。基于上述内容，《秋园》可以认定为一部纪实作品，立足于个人，以全面记事的方式记录她一生的跌宕起伏。

秋园的作者是书话网友，我这个评论很早就写出来了，为了尊重纸媒原创，方有推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