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俘遣返原本就是签署《停战协定》后最平常不过的善后工作，但是在朝鲜战争停战后却为此激烈交锋了很长一段时间，激烈程度可以说并不亚于战争本身。这其中有各方价值观、世界观的严重对立，也包含着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与认知。

在这些分歧与外交斗争中作为主体的战俘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忘或者被过分渲染了，某种程度上作为战争的延续和补充一直成为各方相互指责的工具。

1953年，交战双方达成《停战协定》。7月成立战俘遣返委员会。8月5日，交战双方开始交换战俘。至1953年9月，人民军和志愿军方面向联合国军交还重伤病战俘684人、直接遣返的战俘12773人（其中韩国战俘7862人、美英法等国战俘4911人）；联合国军向人民军和志愿军方面交还重伤病战俘6670人（其中志愿军战俘1030人、朝鲜战俘5640人）、直接遣返的战俘75,823人（其中朝鲜战俘70,183人、志愿军战俘5,640人）。

9月9日，由印度、捷克斯洛伐克、瑞典、波兰、瑞士五国组成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正式成立，印度中将蒂迈雅中将当天到达朝鲜半岛任 。按照朝鲜停战协定，在停战协定生效后60天内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朝鲜设立之“中立区”中看守，然后由战俘所属国家派人向战俘进行90天解释工作。余下的不直接遣返的22,604名朝中战俘（其中志愿军战俘14,704人、朝鲜战俘7,900人）与359名联合国军及韩国战俘（其中美军战俘23人、英军战俘1人、韩国战俘335人）被转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在中立国监督下，战争双方派出代表对战俘解释，由战俘自己选择去向。

解释期间，朝中战俘被送往北营。在战俘转移到中立区的第一天，反共战俘就当着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印军 蒂迈雅（K. S. Thimayya）中将的面，几乎把两名向印军寻求遣返的战俘活活打死。被彻底震惊的蒂迈雅意识到，这些战俘首领将以严酷的纪律阻止任何人在解释期间遣返。

反共的战俘首领通过暴力恐怖严密控制绝大多数战俘，成功抵制解释工作。朝中方面直到10月10日才正式开始对战俘之解释工作。到90天解释期结束的1953年12月23日，仅有10天时间被用于解释。22000余名朝中战俘中经过解释的只有3166人，这3166人中仅136人要求遣返，但同期却有数百名战俘冒着生命危险逃出营地要求遣返，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因此认为，“战俘在表达愿望时所必须采取的这种不正常方式，使人们很自然地怀疑到全体战俘都不是自由的个人。”

反共的战俘首领们从韩国和台湾政府获得指令，设法“肃清潜伏匪谍，提防分化阴谋”。在印度军队看管期间共有38名战俘死亡，其中多数因为被怀疑有遣返倾向而被反共战俘杀害，其中最著名的是谋杀张子龙案。据遣返的战俘控诉，反共战俘挖出张子龙的心脏以恐吓希望回国的战俘。美国记者极力否认此事，称其为污蔑。在解释期满后，中立国委员会又为战俘摆脱反共首领的控制提供两次机会：1953年12月31日，印军对战俘“点名”，131名战俘趁机提出遣返；1954年1月20日至21日在印军向美军移交战俘时，又有104名战俘抓住最后的机会逃脱战俘首领的控制。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其提交的报告中认为，未寻求遣返的战俘并不都是出于自愿，而是因为他们被在战俘营内长期灌输的恐惧所控制。蒂迈雅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毫无疑问将会有更多的战俘要求遣返。而那些要求遣返的战俘，毫不意外地被美、台的宣传机构贴上“共谍”的标签。

1953年12月23日，联合国军单方面终止对朝中战俘的解释工作。尽管朝中方面强烈要求延长解释期限，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印度 也认为延长解释期限是合法和必要的，并承认绝大多数战俘尚未经过解释程序，但由于联合国军拒绝协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投票决定对战俘的解释工作结束，并将剩余战俘移交给联合国军。联合国军方面战俘经过解释后，有224人拒绝遣返。

1954年初双方不直接遣返的战俘的命运分别为：志愿军战俘440人返回中国，14,235人前往台湾，12人前往印度；朝鲜战俘188人返回朝鲜，7,604人前往韩国，74人前往印度；美军战俘2人返回美国，21人前往中国；英国战俘1人前往中国；韩国战俘8人返回韩国，325人前往朝鲜，2人前往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