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有人对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抱怀疑态度，究其根本原因，无非是马可•波罗笔下的元朝和这些人印象中的元朝相比，落差比较大而已。马可•波罗固然没有在他的著作中写到中国人写字用毛笔、吃饭用筷子，但著名的玄奘法师也没有写到印度人吃飞饼，以及其他一些有名的风俗习惯等，然而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证据”来否定《大唐西域记》吗？
当然，以上只是开个小小的玩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自有证据，最重要的证据就在他的著作里，即便是马可•波罗当年匆匆路过的四川，若不是亲身经历者，也决不能留下这样详细而惊世骇俗的记载。不信请看《马可•波罗行记》中有关四川的一段。
成都历史悠久
1287年的夏天，著名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来到成都。马可波罗此行的目的地是云南，四川只是路过而已，有关成都这个城市，马可波罗写道：
向西骑行山中，经过上述之二十日程毕，抵一平原，地属一州，名成都府……昔是强大城市，历载富强国王多人为主者垂二千年矣……
成都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今天的人们都知道，当年的人们则未必都知道。马可•波罗不远万里而来，他也知道成都历史悠久，超过两千年，岂非怪事？显然，从历来喜欢炫耀的成都人口中，匆匆路过的马可•波罗也听说了，成都不是个小地方，不可等闲视之，它是一座历史悠久、向称繁富的名城，历代多有帝王经营于此，延续不绝竟然达两千年之久。今天看来，由于有金沙等遗址的先后发现，马可•波罗写到的此点，铁证如山，并非夸张，确属事实，不是坐在书斋里胡编乱造的人敢于下笔的。
岷江航运繁忙
“有一大江，经此大城。江中多鱼，江流甚深，广半哩，长延至于海洋，其距离有八十日或百日程，其名曰江水。”马可•波罗写到的大江，当然就是七百多年前的岷江，经过成都的这段江面又称为锦江。这条大江，岸阔水深，经过八十日或者一百日的遥远航程，可抵达大海，当年被认为是长江的正源所在。
直达东吴的万里航船，就停泊在江边的码头上，“水上船舶甚众，未闻未见者，必不信其有之也。商人运载商货往来上下游，世界之人无有能想象其盛者。此江之宽，不类河流，竟似一海。”一片繁忙、繁荣的景象，令马可•波罗也不知该怎么描绘，他只是反复强调：未经亲见者，必然难于想象，也必然难以置信。如此深阔的大江，如此繁忙的江上运输，甚至让今天的成都人也难以相信，也要不禁羡慕。
“门泊东吴万里船”，大量唐宋时期的文献可以证明，当年的成都锦江确实水深岸阔，码头上确实停满了往来东吴的万里航船，马可•波罗没有说谎，也没有瞎编。
廊桥生意兴隆
马可•波罗还重点记载了当年成都城里河道上的一座桥梁：“城内江上有一大桥，用石建筑，宽八步，长半哩。桥上两旁，列有大理石柱，上承桥顶。盖自此端到彼端，有一木制桥顶，甚坚，绘画颜色鲜明。”一座廊桥，大理石为柱，木结构为顶，从桥头至桥尾，覆盖整个桥面，上绘五彩图案。这是典型的川西民俗建筑，今天到四川旅行的客人们，不难在成都附近的各地见到。成都市区河道上的这座廊桥，若干年前已根据马可波罗的描述复建起来，定名为安顺廊桥，桥头一端刻有一幅马可波罗的画像，成为时隔七百多年，马可•波罗路经成都的一个纪念。
“桥上有房屋不少，商贾工匠列肆执艺于其中。但此类房屋皆以木构，朝构夕撤。”当年，有很多生意人、手艺人，在这座廊桥上面谋生，一个接一个的摊档布列廊桥两侧，捏泥人、画糖画，百艺竞呈。这些摊档以木板木架构成，每天开市时搭建起来，闭市时各自拆除还家。
“桥上尚有大汗征税之所，每日税收不下精金千量。”因为廊桥上生意繁荣，交易量大，现场甚至还专门设有税收机构，每天收取的税费相当可观。马可•波罗的记录，通过一个小小的税务所，让今天的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到，当年这座廊桥上人来人往、生意兴隆的繁忙景象，和今天的旅游景区何其相似。而这一年距宋元战争结束，不过短短十年而已。
居民耕织为业
出了成都城，马可•波罗一路南下，继续他的行程：“出此城后，在一平原中，又骑行五日，见有城村甚众，皆有城垣。其中纺织数种丝绢，居民以耕种为活。”
五日的行程，若按古代日行30至40公里的速度计算，整整五天，马可•波罗都行走在成都平原南部的广大区域内，直至乐山一带。这里有无边无际的原野，有大大小小的村镇，有安居乐业的居民。这里的居民“纺织数种丝绢”、“以耕种为活”，非常准确地写出了当年四川内地乡村民众的生活状态，显示马可•波罗确实有相当强的观察和概括能力。
爆竹惊天动地
五天行程之后，马可•波罗来到一个森林环绕、风俗迥异的地方，马可波罗认为他到了“吐蕃州”。这个地方到底是今天的何地，人们虽不得而知，但马可•波罗记录的当地风俗，真实而生动，与今天四川西南民族地区相对照，完全准确，无可怀疑。
马可•波罗写到当地人的“爆竹”：“其中颇有大竹，粗有三掌，高至十五步，每节长逾三掌。商贾旅人经过此地者，于夜间习伐此竹燃火，盖火燃之后，爆炸之声甚大，狮、熊及其他野兽闻之惊走，不敢近火。”
燃烧竹子令其发出巨响，这是中国人的古老传统，当年的旅行者用这一方法震慑野兽，保障安全，也是合情合理可以想象的。“若无此竹燃火，爆炸作声，使野兽惊逃，则将无人敢经行此地。”“其声之巨，夜间十哩之地可闻。”大概马可•波罗当年初闻此种巨响，也被吓得够呛，因此他又进一步写道：“我敢断言初闻此声者，必以为世上可怖之声，无有逾于此者！”这种旅行中的细节描写，就算当年中国旅行者的笔下也未见记录，马可波罗无从参考，若非亲历而写得如此合乎情理，是难以想象的。
民俗匪夷所思
“如此骑行二十日，不见人烟”，这样，远道而来的马可•波罗渐渐走出了富庶的成都平原，来到了今天的川西南西昌、攀枝花一带，这里人烟稀少，旅程荒凉，当年的人们认为是荒蛮之地。这里被称为建都州，又称建昌，即今天的古城西昌一带。
行到此处，马可•波罗记录了一些当地的奇异风俗：“凡行人经过者，老妇携其室女献之外来行人。”有关这类风俗，马可•波罗出于猎奇的心态，用了不少篇幅详加介绍，内容有些“不可描述”，故而本文也不便引用，只想强调一点：考察今天川西南地区某些古老婚俗的残留，可以确知，马可•波罗没有说谎，也不可能仅凭空想就能编造出这样离奇的情节来。
“境内无纸币，而以盐为货币。”马可•波罗接着写道。川西高原南部历来都是缺盐的地区，为了盐甚至可能爆发械斗，这里的人们珍视食盐，用食盐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事情，外人难以想象。
以食盐作货币的具体办法，马可•波罗在书中这样介绍：“至其所用之货币，则有金条，按量计值，而无铸造之货币。其小货币则用盐。取盐煮之，然后用模型范为块，每块约重半磅。”当年这一带的居民，以大约四两重一块的盐锭作为货币，这在历代的汉语资料中未见记载，马可•波罗为我们留下的这一历史细节，值得重视。
物产独有特色
建都州一带的物产，马可•波罗也很留意，他提到了这里出产的麝香、生姜、肉桂等，写道：“尚有不少兽类出产麝香”，“其地亦产生姜、肉桂甚饶，尚有其他香料，皆为吾国从未见者。”均符合当地的实际，也显示作为一个商人，马可•波罗对各地特产十分留心且敏感。
马可•波罗继续前行，来到了今天四川南端的边境一带，“骑行此十日程毕，见一大河……河中有金沙甚饶。两岸亦有肉桂树。”一条盛产金沙的大江，当然，这就是著名的金沙江，渡过金沙江，马可•波罗就完成了他在四川境内的行程，进入了今天的云南境内。云南在元朝又被称为“哈剌章”，马可•波罗写道：“渡此河后，立即进入哈剌章州。”整个行程记录一丝不乱，在没有百度和谷歌的年代，谁也不能仅凭道听途说就可以写得如此准确，完全值得信赖。

元朝的都江堰大修工程


从元朝建国开始，各地方的一级行政区行政机构即被称为“行中书省”，比如说四川，当年省一级行政机关即是“四川行中书省”，后来为了简便，简称为“四川行省”，进一步简称即成为“四川省”。所以在元朝，若有人称当时的四川当局为四川省政府，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省政府召开会议
元朝的后至元元年，也就是公元的1335年，旧历八九月间，四川省政府决定召开一次座谈会，会议通知发往各地，“乃具文书，会行省及蒙古军七翼之长、郡县守宰，下及乡里之老”，参会人员除了省政府官员以外，还有地方驻军的军官，有各州县长官，以及各乡年长有名望的乡绅。参会人员得到通知，军人骑着马、官员坐着轿、老人乘着车，从四面八方汇聚到省政府所在地成都。会议的议题只有一个：讨论下大力气整修都江堰水利枢纽，永绝水患，造福一方百姓的事宜。
成都城里，省政府的会议室里济济一堂，当年的中国还没有引进烟草，因此会议室里也没有人吸烟，否则的话会议室里也是烟雾腾腾的，但会上有茶果招待，则是可想而知的事情。座谈会上，参会人员喝了茶，吃了水果点心，然后各抒己见，座谈的结果是“各陈利害，咸以为便”，大修都江堰的提议，得到了与会各方人士的一致赞许和支持。
吉当普建议定策
率先提出下决心大修都江堰建议的，是一位名叫吉当普的蒙古族官员，当年在成都任“四川肃政廉访司事”一职，是一位监察官员。1334年，吉当普到灌州视察。灌州即是后来的成都灌县，也就是今天大名鼎鼎的都江堰市，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在焉。
两千多年前，秦国灭亡古蜀国，李冰到四川任太守，在他的主持下，四川人民“凿离堆，分其江以灌川蜀，民用以饶”，在岷江上建起了闻名世界的都江堰水利枢纽。到了元朝，都江堰“历千数百年，所过冲薄荡啮，又大为民患”。都江堰水利枢纽不是铁打的，并不能一劳永逸，如果没有历代官民的修葺维护，都江堰抵御不了岁月的摧残。
元朝的四川行省当局，按照上千年来历代政权的旧例，也组织每年对江堰的岁修工程，“岁治堤防，凡一百三十有三所，役兵民多者万余人，少者千人，其下犹数百人”，每年的岁修工程时长达七十天，“役凡七十日，不及七十日，虽事治，不得休息”，就算提前完工，应役者也不得休息。“不役者，日出三缗为庸钱”，富裕人家可以出钱代役。“由是富者屈于赀，贫者屈于力，上下交病，会其费，岁不下七万缗。大抵出于民者，十九藏于吏，而利之所及，不足以偿其费矣”，由于组织工作不力，管理混乱，贪腐频发，富裕人家白花钱，穷苦人家白出力，都江堰岁修工程达不到期望的效果，而征集于民间的岁修经费，绝大部分都落进了官吏们的腰包。
吉当普看到了这些弊端，他决心改变现状，彻底整修江堰。他巡行江堰上下游，“得要害之处三十有二”，于是，他找到灌州判官张弘，和他商议道：江堰不难根治，最要害的江段只有三十二处，两岸堤防“若甃之以石，则岁役可罢，民力可苏矣”，堤岸的修筑，若按“甃之以石”的方法处理，可保坚牢，不致年年冲毁，年年重建。张弘赞成吉当普的主张，认为：“公虑及此，生民之福，国家之幸，万世之利也。”张弘拿出私人的钱财，找到一段要害江堰，按照吉当普提出的方法做一试验，结果“堰成，水暴涨而堰不动”，试验获得了成功。
李冰庙占卜得吉
小范围试验成功，工程又得到了四方官民的支持，于是工程定案。1335年旧历的十一月一日，开工仪式在灌口李冰庙前隆重举行，仪式现场旗帜招展、锣鼓喧天的场面，也是可以想象的。现场还举行了祈祷占卜仪式，“复祷于冰祠，卜之吉”，在李冰像前进行的占卜，得到了吉兆，表示此次大兴土木，不光民众支持，甚至还得到了李冰在天之灵的同意，并非妄举盲动。
按照吉当普提出的方案，施工的江段“诸堰皆甃以石”。“甃石”的施工方法大致如下：
首先“范铁以关其中”，先用铁条将砌堤的卵石固定住，然后用桐油石灰“以苴罅漏”，填补卵石之间的空隙。桐油石灰的做法是：“取桐实之油，和石灰，杂麻丝，而捣之使熟”，这种以桐油、石灰、麻丝混合而成的建筑材料，历史悠久，相当于古代的水泥，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民间还有人使用。一些容易崩毁的江段，再“密筑江石以护之”，而且“上植杨柳，旁种蔓荆，栉比鳞次，赖以为固”。
施工过程风调雨顺，诸事如意，五个月后，工程进入收尾阶段，于是“以铁万六千斤，铸为大龟，贯以铁柱，而镇其源，然后即工”，工程顺利完工。至此，古老的都江堰焕然一新，沿岸人民深获其利，“常岁获水之利仅数月，堰辄坏，至是，虽缘渠所置碓硙纺绩之处以千万计，四时流转而无穷”。往年，都江堰一年中仅有几个月可以安流，夏季水涨，堤堰往往崩毁，无法再用，甚至为害沿岸，工程完成后，沿途的水磨、水舂以及依靠水力推动的纺绩机械，“以千万计”，一年四季都可以顺利运转了。
河渠志详加记录
吉当普主持大修都江堰的事迹，被记录在《元史》的河渠志中，虽然只是一段简要的工程实录，其实也是一幅元朝成都的风俗画卷，让今天的我们得以知道，当年的都江堰灌区居民，不光享受着灌溉之利，还有数以“千万计”的“碓硙纺绩之处”，依赖着都江堰水力的推动，沿岸人民受惠甚多。请注意这里的“纺绩之处”四字，说明当年依靠水力推动的机械，不光有水磨、水舂，甚至还有用于纺织的设施。当年纺织机械的自动化程度，应该超出了我们今天的想象。
整个工程，耗费人力、物资数量巨大：动用石工七百人、金工七百人，木工二百五十人，小工三千九百人，小工中以当地驻军官兵充任者达二千人，合计五千五百五十人。也就是说，当年有五千余名成都周边的官民士兵，付出了辛劳，参与了这项造福桑梓的工程。工程耗费粮食一千余石，石材百万余方，石灰六万余斤，桐油三万余斤，铁六万五千斤，麻五千斤。
元朝大修都江堰之役，工程浩大，费用也不菲，所耗财力，完全取自受益各县的民间输赋，工程完工，尚结余“二十万一千八百缗”，这笔钱被行省当局交给灌州地方管理，“责灌守以贷于民”，而“岁取其息，以备祭祀及淘滩修堰之费”，放贷的利息用于江堰的日常维护、祭祀等用途。为此，省政府还蠲免了灌州兵民的日常徭役，令他们专门管理堰事。
1361年，元末红巾军领袖明玉珍在重庆称帝，此前几年，明玉珍的军队已经打进了四川，约在1357年，进占成都。1335年距1357年仅有短短22年，不知道在改朝换代的动荡岁月中，都江堰两岸人民的这笔钱还在不在？当年政府与民间的约定还算不算数？这笔钱最后被谁用掉了？怎么用掉了？
我们不禁想问。
堰功祠立碑塑像
当年的蒙古族官员吉当普立此大功，不久即回到北京，升任监察御史。四川当局为吉当普请功，朝廷因此命元朝著名文学家揭傒斯撰文立碑，表彰吉当普的功绩。清朝宣统二年，吉当普以历史上治堰功臣的身份，被列入都江堰二王庙的堰功祠中，与李冰父子一道被后人纪念。今天，离堆公园中的“堰功道”宽广庄严，历代维修江堰有功人员的塑像分列道路两侧，吉当普的塑像也在其中，与诸葛亮等人一起，接受着游客们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