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识人间有此人

1847年的这一天，29岁的郭嵩焘无比的兴奋，他第五次进京赶考，终于红榜高中，考上了进士。多年的深夜苦读，就为了这一天。学而优则仕，考中了进士才可以步入仕途，当上官，才可施展平生抱负。望着喜报，近于而立之年的郭嵩焘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三十而立，三十而立呀!

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攻克武昌，浩荡东下。咸丰帝饬令丁忧在藉的曾国藩兴办团练，书生出身的曾国藩却心存犹豫。与曾国藩为岳麓书院同窗的郭嵩焘几度登门相劝，认为这是曾国藩为国为已建功立业的好机会。

18岁那年。郭嵩焘考中秀才，第二年进入著名的岳麓书院读书。强调经世致用、坚忍不拔，不尚玄虚、摒弃浮词是湘学传统，而历史悠久的岳麓书院一直是湘学重镇。正是在岳麓书院，他与曾国藩等人相识，互相切磋学问，砥砺气节，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

曾国藩终为郭嵩焘的劝说所动，开始创办湘军。曾国藩又对郭嵩焘说，你劝我出山，就要帮我。郭嵩焘慨然应允，入曾国藩幕府，出谋划策、募捐筹饷，成为曾国藩的得力助手。

咸丰三年（1853）五月，郭嵩焘率部分湘军赴江西援救江忠源部。经实战观察，郭嵩焘认为太平军之所以攻无不克，多赖水军，于是向湘军建议也编练水师。湘军由是制战船百余艘，建立水师。有了水师湘军果然由劣势转为优势，郭嵩焘因功授翰林院编修。此后三年，郭嵩焘受曾国藩派遣赴湖南、浙江等处筹饷，途经上海，好学多思的郭嵩焘参观了西方人所办图书馆，读了一些西方书籍，又参观了西方人制造的轮船、机械等，了解到西方一些情况，西方的先进思想和先进技术，使郭嵩焘的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动。为什么西方一些国家历史不如我国悠久，面积比我国小得多，人口也少得多，却国力、军力这样强盛，思想这样敏锐，技术、武器这样先进？以至于近年在战争中屡胜我天朝，使我天朝丧权辱国。郭嵩焘思索着其中的原因，要探索出个结果。当时大清国虽屡战屡败于西方列强，可能夠正确思考战败原因的人却不多，郭嵩焘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郭嵩焘认为，西方列强之所以强盛，是因其思想先进、管理先进、技术先进、武器先进。而我国之所以屡战屡败，正是因为在这些方面落后了。要想中兴，就要在这些方面迎头赶上，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856年年末，郭嵩焘离湘北上，到京城任翰林院编修。

在京都，他深得权柄赫赫的户部尚书肃顺的赏识。肃顺此人虽然刚愎自用，但又敢于任事，也有些见识、头脑，故而深得咸丰皇帝倚重。与其他满族权贵猜忌、排挤汉人不同，肃顺却主张重用汉族官僚，对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尤其重视。由于肃顺的推举，郭嵩焘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蒙咸丰帝数次召见，中国的官员成千上万，但能得皇帝数次召见的却很少，能得见天颜的也不多，郭嵩焘感到很是荣幸。召见之时君臣交谈，郭嵩焘应对得当，侃侃而谈。咸丰帝对他的识见颇为赏识，命他入值南书房。南书房实际是皇帝的私人咨询机关，入值南书房就意味着可以经常见到皇帝，参奏军国大事。咸丰帝还对他说：“南斋司笔墨事却无多，然所以命汝入南斋，却不在办笔墨，多读有用书，勉力为有用人，他日仍当出办军务。”郭嵩焘唯唯答应，心中对皇帝的重用和嘱咐感激涕零，发誓要竭尽努力，报效朝廷。

不久，咸丰帝就派他到天津前线随僧格林沁帮办防务。

1859年年初，郭嵩焘来到天津。但僧格林沁这位蒙古亲王、朝廷重臣却根本不把郭嵩焘放在眼里，对他非常冷淡。而郭嵩焘本就书生气十足，再加自己是皇上亲派，并且明确他与僧格林沁是“平行”关系，不是“随同效用”的下属，所以就冷淡对冷淡，冷眼相向，因此两人合作极不愉快。可是官场是复杂的，腐败的官场关系就尤为复杂。单凭书生意气是很难在官场周旋的，还可能遭受凄风苦雨的打击，让你抬不起头来，让你心灰意冷。

1859年10月中旬，郭嵩焘又奉君命前往烟台等处海口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情况。这是对郭嵩焘信任的体现，也是他崭露头角的机会。为此郭嵩焘心里很高兴，踌躇满志地要做出个样子来，把事情办好，为国除弊，为皇帝解忧。僧格林沁却不想让这个年轻官员伸头得志。他派心腹李湘棻作为会办随行，暗中监视，借机压制打击。

郭嵩焘一行所到之处大小官员都知道他是皇上亲派检查财务税收的大员，因此对他的接待格外隆重，并都备有厚礼，上上下下打点。郭嵩焘向来清廉方正，严于律己，他规定随行人员不住高档公馆，不受饮食招待，更不能收礼。此令一下，他的随行人员因不能发财又不能享受而私下怨气十足，那些地方官也尴尬不满，因为郭嵩焘破坏了官场风行已久的腐败规则。到山东沿海各县后，郭嵩焘认真查账，发现从县官到普通差役几乎人人贪污税款，税外勒索也非常严重，所获不义之财超过正税4倍之多。他异常气愤，立即采取种种有力措施整顿税务，堵塞漏洞，并设局抽厘，增加正当税收。整顿大有成效，查处了一批贪官污吏，增加了政府税收。但就如大炮一样，火力越强，反作用力也越强，郭嵩焘的措施严重侵犯了当地大小官吏的利益，他们不满怨恨，结伙向李湘棻告郭嵩焘的黑状。更让郭嵩焘没想到的是，设局抽厘这项改革措施又出了问题。新上任的厘局绅董也一样贪污腐败，借这个新名目搜刮勒索百姓。结果在福山县发生了民众怒捣厘局，打死新任绅董的骚乱。李湘棻借这个机会向僧格林沁报告，说郭嵩焘遇事根本不与他这会办商量，是不把僧王爷放在眼里。而所行又不循规蹈矩，胡行乱来，以致引起民变。僧格林沁早就对郭嵩焘对他冷淡不满，便在12月底以郭嵩焘未与会办李湘棻同办、未与山东巡抚文煜面商便派绅士设局抽厘以致激起民变为由，上奏要求弹劾郭嵩焘。以僧格林沁的地位之尊，他的意见当然深为朝廷所重。而迂气十足的郭嵩焘在处理山东沿海税务时却与山东巡抚文煜少有沟通协调，也使文煜很为不满，站在僧格林沁一边反对他，更加重了朝廷对他的不良看法。朝廷一纸令下，说郭嵩焘在山东查办税收亏空处事不妥、交部议处。

1860年元月，郭嵩焘被迫离开山东返京，在路上他心中悲叹“虚费两月搜讨之功，忍苦耐劳，尽成一梦。”。返京途中他备受各级官员冷遇，与来时一路的隆重迎接形成鲜明对照，使他深深感慨世态的炎凉。

回京后，郭嵩焘受到“降二级调用”的处分，虽仍回南书房，但实际已是闲人，被冷落一旁。他给挚友曾国藩的信中诉说了心中的苦闷。曾国藩认为郭嵩焘识见过人，但书生气过重，能著书立说，更是出主意的高参，在官场周旋却会很困难。此番整顿山东沿海税收的失败，就与他不知通权达变，不注意协调极为复杂的各方关系有关。他以为只要严于律己，一心为国，雷厉风行，就可扭转贪腐风气，可事与愿违。曾国藩素有识人辨人之名，还写有这方面的专著，他对郭嵩焘的认识是很准确的。

郭嵩焘总结经验，觉得自己是有不足，但反腐失败主要原因还是官场已腐败严重。他的反腐措施实际上是与整个官场风气形成冲突。他在日记中反思道(译文)：国家之所以有严重弊病，是因为按惯例施行官场潜规则，并官官相护，以致官场从内部溃烂；这并非管理过宽之失，而是装糊涂之失也。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只是治标不治本，那么表面虽然在紧抓贪腐，可是贪腐问题却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所以我认为整治贪腐应该从治本入手，即对制度本身进行改革，才能彻底解决问题。事实上，当时的清政府面对的是自身的系统性腐败，可只有以腐败作为润滑剂，政府部门才能提供“正常”的公共服务。在这种系统性腐败中，腐败实际已经成为官员行事的常例，成为他们的一种升官发财的手段，久而久之内化为一种不会引起内心道德冲突和愧疚感的贪腐规范，而不同流合污者必然受到全系统的排斥，这反过来使腐败更加严重、更加猖獗、更加根深蒂固。退一步说，在系统性腐败中，即便是得到“圣上”的支持，严肃处理个别贪官也无济于事，因为仅仅是孤立地处理一个又一个贪官，并不能遏制日益严重的系统性腐败，更不能从根本上清除腐败。郭嵩焘虽然清醒地认识到问题的实质，可他也知道治本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改革制度，会动摇清王朝的根基，这是朝廷所不能容忍的。一个清正清醒的先驱者，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和根源，但又无力回天；不想随波逐流，可又不得不顺流而漂，他的内心是极其痛苦的，又万般无奈。这是屈原式的痛苦和无奈，结局也必然与屈原的结局相接近。

1860年4月，郭嵩焘怀着孤愤郁闷的心情以回籍就医为由黯然离开让他心灰意冷的官场，返回故乡。在家乡过了两年的赋闲生活后，郭嵩焘又在众人的劝说下，应李鸿章之邀，于1862年春再度出山。他虽然与官场有抵触，但毕竟从小受儒家思想熏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终身的理想。再次出山后他初任苏松粮道，不久又升任两淮盐运使。郭嵩焘怀着要为国做事业的信念，努力作为，再加上曾国藩、李鸿章的全力支持，郭嵩焘在两淮理财顺利，卓有成效。1863年秋，他又遽升经济富裕、对外交往繁多因此地位重要的广东巡抚，诏赏三品顶戴。不到两年而升此高位，可谓官运亨通，他也决心有所作为，不负朝廷知遇之恩。但在广东巡抚任上，他又因耿直招怨，与前后两任同驻广州的两广总督矛盾重重，与进粤“会剿”太平军余部、一向意气用事的老友左宗棠也生出龃龉。在错综复杂的种种矛盾之中，郭嵩焘难以从容应对，最终在1866年6月又解任下台，再次开始归乡闲居生活，而这次长达8年之久。

虽然归乡隐居，但郭嵩焘仍时刻关心时局，为国家前途担忧。这八年中，洋务运动正冲破守旧势力的巨大阻力，逐步发展。这八年中，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更加险恶，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甚至连一向为中国看不起的日本也在1874年侵略台湾，迫使清政府赔偿五十万两白银方从台湾撤兵。无论愿意不愿意，清政府的对外“联络”越来越多，迫切感到需要懂洋务的人才。

1875年年初，闲居八年的郭嵩焘又被作为懂洋务的人才奉诏来到北京，并被慈安、慈禧两太后召见，不久被授福建按察使。几乎同时，

云南中缅边境突然发生英国外交官马嘉理在与当地居民冲突中被杀的“马嘉理案”。

1875年2月6日，光绪元年正月初一，从缅甸八莫开出一队武装人员，他们大摇大摆地闯入云南。指挥官是英国陆军上校柏朗，走在最

前面引路的是英国驻华使馆的翻译官马嘉理。马嘉理29岁，中国通，他是受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之命，专程从北京赶来协助这支队伍，查探进入中国西南内陆的通道。他们一行总共193人，荷枪实弹。10天之后，一阵枪响，马加理走上了不归路。

当时，一行人来到景颇山寨蛮允，也就是今天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的芒允村，在户宋河边遇到当地人的拦阻。当地村民不知道这些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要来这里做什么，便上前质问。马嘉理在中国骄横惯了，不由分说，举枪就打。这种野蛮行径激起了当地村民众怒，也进行还击。马嘉理和四名随从当场毙命。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马嘉理事件”。

郭嵩焘此时不会想到，这一事件最终会影响自己晚年的命运。

“马嘉理案”发生后，清政府手足无措，只得答应英国的种种要求，其中一条是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选来选去，清廷决定派郭嵩焘担此重任，因为他向以懂洋务著称。早在1856年春，他随曾国藩帮办军务时即到过上海，对西方的种种器物和某些制度有了感性的了解，并认真研读了使他惊讶不已的“日不动而地动”等自然科学图书，当时即倾心西学，后来一直参与洋务。他曾大胆提出由商人办理近代企业，在当时被人视为惊世骇俗之论。在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斗争中，他以自己的学识不遗余力为洋务派辩护，成为洋务派的重要一员。

中国派驻出使大臣的消息传开，顿时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千百年来，中华文明一直以其灿烂辉煌辐射四方，引得“万方来朝”，其他国家都是中国的“藩属”，定期要派“贡使”来中国朝拜，决无中国派使“驻外”之说。简言之，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对外只有体现宗（中国）藩（外国）关系的“理藩”，而无平等的“外交”一说。在19世纪后期，虽然中国屡遭列强侵略，但这种“外交”观却并无改变，外国使节驻华和中国派驻对外使节都被视为大伤国体的奇耻大辱。所以，郭嵩焘的亲朋好友都认为此行凶多吉少，为他担忧，更为他出洋“有辱名节”深感惋惜。他们认为中国派使出去“徒重辱国而已，虽有智者无所施为”，郭“以生平之学行，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使，真为可惜。”更多的人甚至认为出洋即是“事鬼”，与汉奸一般，有人编出一副对联骂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当时守旧情绪强烈的湖南士绅更是群情激奋，认为此行大丢湖南人的脸面，要开除他的省籍，甚至扬言要砸郭宅。

在强大压力下，郭嵩焘几次告病推脱，但都未获准。慈禧决定召见郭嵩焘，以作安抚。慈禧对郭说：“此时万不可辞，国家艰难，须是一力任之，我原知汝平昔公忠体国，此事（出使）实无人任得，汝须为国家任此艰苦。……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郭嵩焘的辞职之意，至此才彻底打消。出发前夕的10月31日，太后再次召见郭嵩焘，安慰他说：“汝心事朝廷自能体谅，不可轻听外人言语，他们原不知道什么。”郭嵩焘忍不住当着太后骂了一通主流士大夫，说他们“不知事大小，却是一味横蛮，如臣家于此已是受惊不小！”

终在1876年12月从上海登船赴英。行前，朝廷应总理衙门之奏请，诏命郭嵩焘将沿途所记日记等咨送总署。此正合郭嵩焘之意，他早就想将自己所了解的西方富强之道介绍给国人，使国人从“天朝上国”、视异域文明为异端的迷梦中惊醒。经过几十天的海上航行，他于1877年1月下旬到达伦敦，甫一下船便立即将这几十天极为详细的日记题名为《使西纪程》寄回总署。在日记中，他不仅客观记述了所见所闻，而且对这些见闻作出了自己的评价。如见到一些港口每天上百艘轮船进进出出却次序井然，他不禁叹道：“条理之繁密乃至如此”。他还盛赞伦敦：“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成烟雾……宫室之美，无以复加。”从途经十数国的地理位置、异土民情、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到土耳其开始设立议会、制定宪法的改革，苏伊士运河巨大的挖河机器，“重商”对西方富强的作用……日记中全都作了介绍，尽可能让国人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摆脱夜郎自大的状态。

但总理衙门刚将此书刊行，立即引来朝野顽固守旧者一浪高过一浪的口诛笔伐，一时间群情汹汹，有人痛斥他对外国“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有人以郭嵩焘“有贰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为理由提出弹劾他，有人上奏，认为应将郭嵩焘撤职调回：“今民间阅《使西纪程》者既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愚民不测机权，将谓如郭嵩焘者将蒙大用，则人心之患直恐有无从维持者”。由于找不到合适人选，清廷未能将他召回，但下令将此书毁版，禁其流传。

在驻英大使任内，郭嵩焘还面临着与自己的副手刘锡鸿愈演愈烈的“窝里斗”。刘得到清政府中一些大员的支持，暗中监视郭的一举一动，不断向清政府打郭嵩焘的“小报告”，列出种种“罪状”。如有次参观炮台，天气骤变，陪同的一位英国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焘身上。刘锡鸿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当巴西国王访英时，郭嵩焘应邀参加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这本是最起码的礼节礼貌，但刘锡鸿却将其说成是大失国体之举，因为“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中国使馆人员参加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的音乐会时，郭嵩焘曾翻阅音乐单，刘也认为这是效仿洋人所为，大不应该。连郭嵩焘不用茶水而改用银盘盛糖酪款洋人、想学外语等全都是罪过。更严重的“罪状”是说郭嵩焘向英国人诋毁朝政，向英国人妥协，等等。对于刘的陷害，郭嵩焘当然倍感愤怒，竭力为自己辩诬。二人的关系势同水火，无法调和。在郭、刘二人“内耗”日甚一日的情况下，清政府于1878年8月下令将二人同时调回。本来清廷还拟将郭嵩焘查办治罪，后在李鸿章、曾纪泽等人的反对下才不了了之。

1879年1月末，郭嵩焘离开伦敦，启程回国。到达上海后，他心力交瘁，请假归乡。5月回到故乡长沙时，等待他的却是全城遍贴揭帖，指责他“勾通洋人”。不久，朝廷便诏允其休。就这样，他在一片辱骂声中离开了政治舞台。以后他仍时时深忧国事，常向友人倾谈自己对社会、政治的种种看法，一些开明之士对其学识也盛赞不已，对其不为朝廷所用深为惋惜，但他终不再被朝廷起用。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在孤寂中病逝。他去世后，李鸿章曾上奏请宣付国史馆为郭立传，并请赐谥号，但未获朝廷旨准。清廷上谕再次强调：“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著不准行。”其实，郭嵩焘如果泉下有知，对此可能也并不介意，因为他对历史、对自己充满信心。在死前不久写的《戏书小像》中，他自信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郭嵩焘卓越的才华，高远的见识在当时得不到封闭、蒙昧、落后的清廷认可，反遭重重打击。但郭嵩焘坚信，中国迟早会跟上世界发展的潮流，“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他的预见是正确的。只不过时间大大提前，只过了一百年，一个开放、清醒、阔步前进的中国就跟上了世界发展潮流，并且在某些方面领先世界潮流。对郭嵩焘也有了清醒的认识，他的卓越才华、高远见识得到充分肯定，人们向他投来敬仰、见贤思齐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