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夷原为华夏族孕育时期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多出自伏羲——太昊——少昊世系，黄帝和炎帝世系的后裔也有一部分。一些东夷族群势力还很强大，如夏朝时的有穷氏、西周时的莱夷和春秋时期的淮夷。她们的居住范围在今山东和黄淮地带。伴随着华夏族的成长，她们以自己的血液加入其中，文化也与之混同，最终融为一体。这一过程历经夏朝至春秋的一千五百年。（周朝时将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先人肃慎也称为东夷，不在此列）

从夏朝时起，东夷各部一直对中央政权有着巨大的影响。她们中有的短暂地问鼎了中央王位，有的还建立起统一的王朝，也有的以失败而告终。
夏初的有穷氏部落，在今山东半岛，为东夷土著部落，因善射而强大。《帝王世纪》中记载：“帝羿有穷氏，未闻其先何姓。帝喾（尧的前任）以上，世掌射正。”夏启的儿子太康即位后疏于朝政，沉湎酒色，有穷氏首领后羿趁机夺取王位。但后羿重蹈太康覆辙，后被其亲信寒浞篡位。
太康之弟的孙子少康，苦心经营，安抚民心，收拢夏族旧部。经过多年的积蓄力量后，一举攻取寒浞都城，扫灭寒浞势力。少康子后杼又尽灭有穷氏。少康复国，使夏朝的统治在中断了四十多年后得以延续。夏族也因此避免了被边缘化的风险，重新得以发展壮大，继续引领中原和周边地区的民族融合进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少康复国不亚于夏朝的建立。
商最初也是东夷的一支。在商汤灭夏的鸣条之战中，商军动用战车70乘，主力6000人，外加人数不详的各方国军队。可见，在夏末商初，生产力还不甚发展，人口数量比洪荒前后并没有太大的增长。
有考古研究证明，夏朝灭亡后有一部分夏族人，迁居于淮河流域、太湖流域和杭州湾一带，逐渐化于东夷乃至百越。
商朝并没有因为来源于东夷地域而使东夷各部迅速与之融合，反而两者发生了连绵不绝的战争。这足见东夷并不是一个内部团结的整体。东夷的分散性，导致其诸部不可避免地被各个击破。《吕氏春秋•古乐》中称：“商人服象，为虐东夷。”说明商朝对东夷的战争规模越来越大，到了驯服大象，作兵伐东夷的地步。直到商朝灭亡前夜，商伐东夷的主力部队都没来得及撤回。商纣王仓促集结都城卫戍部队和奴隶，迎战周武王，却因奴隶倒戈而在牧野失败。《左传•昭公十一年》中所述的：“纣克东夷而自损其身”，就是这段历史。
当自称黄帝后裔的周武王带领军队与商纣王发生牧野之战时，周武王统领战车300乘，士兵近五万人，另有数目不详的方国和部落士兵。纣王则调集了包括都城守卫士兵（不会多于周军）和周边奴隶在内的17万部队。如果加上商朝此时还在东夷前线做战的十几万部队，双方能动用的纯军队人数约在二十五万人左右。这样算来，周朝建立时的全国人口约在五百万左右。其中大部分为华族和夏族。随着周朝分封诸侯于各地，周王和诸侯们又开始了对四方的开疆拓土，周朝的人口有了很大的增长。
东夷各部生活地域大多是土地丰饶之地，因此人口较多。她们的文明程度参差不齐，礼俗多与周有差别，有一些还独立于周王的分封体系之外，俨然一个个独立王国。周朝的统治者，对构成复杂的东夷各部，是心存疑忌的，即便它是夏族的一部分。事实证明，周王的疑忌之心并不是多余的。周武王在位两年后即驾崩，幼子继位，是为成王，周公、召公辅政。被封于殷地的纣王之子武庚，联合心怀不满的周朝部分贵族和东夷大国奄和薄姑，发动叛乱。周公被迫东征。
奄，在今山东曲阜；薄姑，在今山东博兴，都发端于少昊集团，是当时东夷中势力最为强大的两国。追随他们反周的还有不少东夷部落和方国，其中就有徐国。《孟子•滕文公》中记载：“周公相武王，诛纣、代奄，三年讨其君，灭国者五十。”虽然“五十”的数字不一定就是实有数量，但是东夷诸部肯定受奄和薄姑的影响，大量参与了反周的行动。
早在周武王封姜太公于营丘（今山东昌乐东南），建立齐国时，太公刚一到达营丘，就被占据大部今山东半岛土地的莱夷所袭击。《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夷也。”这些土著东夷人不管不问姜太公的威名，给他来了个下马威。好在姜太公足智多谋，总算击退了莱夷，站稳了脚跟。一直到春秋时期，莱夷与齐国和周王室时战时合。由于齐国崛起为诸侯霸主，莱夷的实力也在不断消减。终于在春秋晚期，灭于齐灵公。
被封于奄国故地的周公之子伯禽，为创建鲁国费尽周折，根本比不上齐国立国时的进度。由于“淮夷、徐夷并兴”，使得鲁“东郊不开”[12]。经过战争，鲁国得以立国。不过成王亲政后，淮夷、徐夷和奄又联手作乱。鲁国控制不了局面，成王只得亲征。“王乃大蒐于岐阳，东伐淮夷”[13]。这次亲征的效果很好，以后的40余年，成王、康王都没有再对东夷出兵。
周王朝的统治者和分封的姬姓、姜姓诸侯国，在对外用兵的同时，都非常注重礼俗教化的推广。他们将周礼普及全国的同时，为一个新生的华夏族烙上了深深的文化印记。礼俗教化无疑又是文化特质中的核心所在。当这一核心要素浸润我们民族的每一个分子时，民族的认同感、向心力和凝聚力就产生了。礼俗教化的推广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西周分封时就有这样一个故事：
“大公（姜子牙）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14]。由于姜子牙在开国初期就采取了文化礼俗兼容并包、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策略，很快使当地人心归服。虽然当初有莱夷来攻，但是政治经济局面很快稳定下来。他执政五个月就向周公报告施政方针和取得的效果，使周公大感意外。而伯禽到鲁地后，用了三年才向周公报告治理情况。“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周公对比了齐鲁两国的执政方针和效果后，“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 易近民，民必归之’。”[15]
在西周王室和诸侯国的文武并用策略进击下，今山东境内的东夷各部纷纷瓦解。东夷势力的中心转移到了淮河流域，统称淮夷。周穆王时，淮夷中的徐夷趁穆王好远游，朝政松弛之际，迅速壮大，成为淮夷中的邻军者。徐夷，嬴姓，少昊之后。此时的徐夷首领自称偃王，“徐偃号，乃率九夷以代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六国”[16]。这个徐偃王骤然起兵，周穆王没有准备。待淮夷各部的大队人马西进到黄河攻打东都洛邑时，穆王自知难以抵挡，只有施以缓兵之计，让徐偃王做东部诸侯名义上的老大。徐偃王还真退兵了，可能他以为这样东部的地盘就是他的了。其实像齐、鲁等姜姓和姬姓诸侯国，不会有任何一个愿意接受他的领导。在有利的形势下，没有把利益最大化，这就是他战略上的失误。徐偃王的第二个战略失误，是没有采取商汤伐桀和武王伐纣时先剪除中央政权羽翼、再直捣首都的策略。商汤和武王正是凭借这一策略，使对手没有了翻盘的可能。就当时来看，周王室还是有相当实力的，即使徐偃王短期内可能获得胜利，也会面临周人反扑的巨大军事压力。正因为徐偃王的这两个战略失误，为他的覆亡埋下了伏笔。周穆王缓过神来后，立即拉上一个强大的帮手—楚人。楚人因连败三伐荆楚的周穆王之父周昭王，而让周王室对他刮目相看。此时的楚人因惧怕周穆王报复，而向周室臣服。周穆王决定让具有强悍战斗力的楚人和周王室的军队一起，夹击自我感觉不错的徐偃王。
行动开始了，周穆王却装做去西部远游。徐夷防备松懈。周师和楚人从不同方向对徐夷发动了致命的进攻。《都城记》中有述：“穆王西巡，闻徐君威德日远，遗楚袭其不备，大破之，杀偃王。”
淮夷继续向南退却，已经大部到了淮河以南。西周晚期，淮夷鄂侯驭方，乘周室衰微之机，率南淮夷和东夷余部，大规模进攻周朝的南方和东方诸侯国。周王室奋落日之余晖，集结西部和东部的几乎全部主力，才将反叛力量镇压下去。
当春秋大幕拉开后，东夷各部的力量已经变得微不足道了。他们在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上已与中原诸侯国相当接近，只是有的仍保留一些原有礼俗，而被认为还属于东夷。东夷各部开始以方国的形式依附于齐、鲁，相互通婚，形成同盟，对抗楚国等强国。如在鲁国附近的任、宿、须句和颛臾等小国，今山东境内还有莒、郯、谭、费等国。在淮河的中、下游，则有徐、江、葛、黄、夷虎、淮夷、锺离、英、六、舒鸠等国。到战国时，东夷各部与诸侯国在文化上的差别已经不被人们重视了。在春秋战国大兼并的浪潮下，东夷各方国分别被楚、吴、齐、鲁和越所兼并。拿楚国为例：公元前648年，楚灭投靠齐国而不再向楚国纳贡的黄国（今河南潢川）；前646年，灭英国（今安徽金寨）；前548年，楚国大败吴师，楚吴之间的舒鸠国（今安徽舒城）被楚所灭；公元前491年灭夷虎（安徽寿县东）；前451年至449年，楚惠王夺取越国无法征服的江淮以北土地，疆域达到鲁国以南、宋国以东；前431年，楚灭莒国（山东莒县及周边）……
在政治上实现局部统一的同时，文化与民族也实现了交汇融合。《后汉书•东夷传》中记载：“秦并六国，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至秦国一统天下，淮河流域的东夷也全面融于华夏。
在西周王室和分封的燕、齐、吴、楚等国东进拓土的过程中，中国疆域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那就是中国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濒海国。夏、商时代，中央政权虽然对东方部族和方国存在或强或弱的统驭力，商朝甲骨文也多书写于海龟壳上，但是从众多的东夷部族和方国顽强地抵抗中央政权的历次战争可以看出，夏、商的统治并没有抵达可以观海听涛的太平洋西岸。夏、商也都还属于内陆国的性质。商朝时在北京地区存在的蓟国，是自然形成的方国，地域范围也没有扩大到渤海的证据，并且其历史时断时续。到了西周初期，召公之子克被封于燕地（今北京和河北的中、北部），于春秋中期灭蓟国，疆域达到了冀北和辽西的沿海地带。伴随着齐国在今山东半岛的推进和吴国、越国的先后崛起，至春秋晚期，中国人已经在濒临渤海、黄海和东海的几个诸侯国内生活和劳作了。战国时期，沿海诸侯国的海岸线继续延长。秦统一六国时，中国的海岸线已北迄现今的鸭绿江口两岸、南达今天的越南北部。
让我们的目光从燕国再往东北方向看，那里生活着“肃慎”。
汉时郑玄在《集解》中说：“息慎，或谓之肃慎，东北夷。”她分布的大体范围在今长白山以北、松嫩平原和黑龙江中下游地区，早期为分散的部落。因当时农作物的耐寒性还不足以使它们在当地大规模生产，肃慎人以射猎和饲养家畜为主。现今吉林和黑龙江两省考古工作中发现的“石砮”，就是肃慎人常用的石制弓箭头。同时该地发现了中原青铜器鼎、鬲等器物，证明肃慎与中原地区在先秦时期就已发生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往来了。《左传•昭公九年》就记录了周朝人说过的一句话：“肃慎、燕、亳，吾北土也。”
《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中记载“自虞（舜）至周，西戎有白环之献，东夷有肃慎之贡，皆旷世之功。”从中可以看出，从舜时起直到周朝，东北地区的肃慎与中原王朝都以通贡的形式维持着关系。《国语•鲁语》中首次明确了肃慎所贡之物为“楛矢石砮（hùshǐshinǔ）”，并称：“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远也，以示后人使永监焉。故铭其栝曰肃慎氏之贡矢”，“以分异姓”，“使无忘服也。”也就是说，周王在肃慎所贡的楛矢石砮的箭柄上，刻上“肃慎氏之贡矢”的字样，赏给异姓诸侯，让他们学习远方的肃慎，世代向周王室纳贡臣服。
当时没有人可以预见，使用石制箭头的肃慎的后裔：女真人和以女真人为主体形成的满洲，在今后中国的历史上掀起了何等的狂涛巨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