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三国英雄数刘备

刘备，刘玄德，三国蜀汉先主，三国时代的第一英雄。
与家底雄厚的曹操以及继承父兄基业的孙权相比，刘备打天下是最不容易的，他能够在那个群雄纷起的时代打出一片天地，不是靠那个可疑的汉室宗亲的名头，而是靠自己“折而不挠”的艰苦努力。
刘备幼年丧父，贫苦无依，起兵平黄巾之时，没有现成的家底和社会背景可依靠，摸爬滚打三十余年，辗转于幽、豫、青、徐、司隶、兖、冀、扬、荆、益等十余州，先后依附于公孙瓒、陶谦、吕布、曹操、袁绍、刘表等诸侯，四度妻离子散，无数次兵败逃窜，文职历任县尉、县令、国相、刺史、州牧，军职历任别部司马、镇东将军、左将军、大司马，从最底层一步一个脚印，艰难挤入社会上层，成为当时影响中国命运的诸侯之一，最后自封汉中王，加冕为帝，并三分天下。
刘备无疑创造了一个草根打天下的神话。在袁绍、曹操作为“西园八校尉”之一，参与诛杀宦官的中央政治斗争已成风云人物之时，刘备还是一介布衣；在袁绍、曹操、孙坚作为封疆大吏起兵讨董卓之时，刘备还是公孙瓒手下的一个小小县令；在曹操平定北方战骑南指、孙权继父兄基业虎踞江东之时，刘备还依附于刘表寄居在一县之地。但没过多少年，也正是这个连自己的地盘都没有的刘备却与曹、孙三分天下、分庭抗礼。
刘备吃亏在起点太低、起步太晚，否则功业应不止于此。三国历史如果以刘备的视角来写，也许最能得三国之味，因为从刘备身上，我们更能体验到凭借一己之力打出属于自己天下的那份豪情以及三国时代特有的变幻与神奇。
那么，刘备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他以怎样的身份和准备走进那个即将到来的乱世之中呢？他究竟抓住怎样的机会，创造出一翻惊天动地的伟业呢？请跟随我的笔，走入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去细细品味先主刘备创业的艰辛历程。

第一章 起兵涿郡

第一回：汉室宗亲
作为开创一代帝业的蜀汉先主，刘备身上具有浓厚的戏剧性，没有哪个开国帝王像他那样从北到南、从东到西转战过那么多地方。而最具戏剧性的，莫过于他还拥有一个响当当的身份——皇叔。自然，“皇叔”这个身份是罗贯中硬塞给他的，历史上的刘备的确是汉室宗亲，但不是什么“皇叔”。
一部《三国演义》是尊刘抑曹的，罗贯中为了美化刘备，在《三国演义》第二十回中让刘备与汉献帝攀了亲，说献帝让人“取宗族世谱查看”，发现刘备是景帝第十八代玄孙，比献帝还高出一辈，从此献帝就对刘备一口一个“皇叔”叫着。
历史当然不是这么回事。从西汉景帝到东汉献帝，一共出了二十位皇帝，但在辈份上却只有十四代，献帝刘协其实是景帝刘启的第十四代玄孙。假如刘备是景帝的第十八代玄孙，那就比献帝刘协整整低了四辈。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三国时代就不会冒出一位刘“皇叔”，而只能多了一位刘“玄孙”。这显然是罗贯中的疏漏，假账都做错了，刘备地下有知，鼻子肯定得气歪了。
刘备不是皇叔，却是宗室。提起他的先祖，在西汉初年也很有名气，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到过他，《汉书》则为他立有专传，此人就是汉景帝第九个儿子、汉武帝的弟弟刘胜。刘备这位先祖，曾被封到中山国（都城卢奴，位于今天河北省定县），做了四十三年的中山靖王。
这个刘胜王爷，放到两汉四百多年历史中，也是独树一帜的人物。他是一个风流才子，诗文都写得非常漂亮。更与众不同的是，他做了藩王后，从不过问地方政事，只知饮酒作乐，吟诗作赋。他的同胞弟弟刘彭祖做了赵王，勤勉政事，这个刘胜竟然还看不过去，对赵国的国相说：“我这个哥哥不咋地呀，既然做了一国之君，就要像做国君的样子，怎么能每天辛辛苦苦地替臣下处理政事呢？你看我多好，每天就是听听音乐，看看舞蹈，抱抱美女，这才是人君之道呀！”（兄为王，专代吏治事。王者当日听音乐，御声色。）赵王闻听此言当即就火了，大骂道：“什么？他竟然倒打一耙说起我来了？他每天只知沉溺酒色，骄奢淫靡，把辅佐天子、安抚地方、抚恤百姓的使命抛到脑后，他还有脸说自己是藩王！”（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称为籓臣！）（事见于《史记•五宗世家》）
除了喜欢舞文弄墨、耽于声色，真正让刘胜流芳百世的是他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光儿子就制造了一百二十多个，这个记录高悬于两汉四百多年历史而始终未被打破，事实上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由于刘胜的贡献，他所开创的“中山刘氏”成为汉代各宗室中繁衍最快、支系最多、宗族最大、后裔人口最兴旺的一支。早在西汉中期，中山刘氏即以宗室人丁兴旺著称于世；晋唐以后，部分中山刘氏迁移到东南地区，继续繁衍壮大，以至今天东南地区的刘氏及海外刘氏，大都自称是中山刘氏的后裔。如此看来，刘备这位三国英雄出自刘胜这一支，并不是偶然的。换句话说，在枝繁叶茂的中山刘氏诞生一位大英雄，从概率上看也是成立的。
在刘胜众多的儿子中，有一位叫刘贞的，被封到幽州涿郡做了陆城侯，成为涿郡这一支刘姓的先祖，刘备就是他的后裔。
那时做个王侯，在享受歌舞和美女之外，也得向皇室尽些义务。他们除了要向朝廷象征性地贡献当地特产，还要交纳一定数量的“酎金”。在汉朝，每年八月秋收已毕新酒酿成时，皇帝要在宗庙举行大祭，饮酒祭祀天地祖先并与万民同乐，此举称为“天子饮酎”（酎，音“咒”，意为醇酒）。遇到这样的大事，同为刘室子孙的各路王侯也不能闲着，也要表示表示，要向朝廷贡献黄金助祭，称为“酎金”。在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的八月，陆城侯刘贞像往年那样按照规定交上了酎金，不想却大祸临头。
那一年，汉武帝正在对假冒伪劣产品进行“严打”，少府（皇室财务总监）查出竟然有一百零六个侯爷送来的酎金不是成色不足，就是缺斤短两。汉武帝一听雷霆大怒，立即下旨将这些侯爷削爵为民。这就是西汉历史上著名的“酎金失侯”事件。而刘贞作为这一百零六个倒霉侯爷之一，此后便落户在涿县，做起了老百姓。
其实，“酎金失侯”是汉武帝蓄意制造的一起冤假错案。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没替汉武帝隐瞒，原原本本描述了这件事的始末。原来在这一年，齐国的国相卜式给汉武帝上了一道奏书，请求朝廷派兵征伐南越，而他愿意为这个伟大事业奋斗终生。汉武帝被这个爱国青年的言语深深打动了，于是龙颜大悦，立即赏他做了关内侯，并赐黄金六十斤、良田十顷，同时还把这个决定昭告天下。汉武帝本以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天下的王公贵族肯定会摩拳擦掌、纷纷响应，为他的伐越计划有钱的帮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没想到王侯们一个个都装聋作哑，竟无一人响应。汉武帝龙颜大怒，本来早就看王侯们不顺眼了，这一次更觉得不能再留着他们了，于是决意继承景帝遗志，把削藩进行到底。为了治他们的罪，他令少府严加审核酎金，结果，少府不辱使命，还真的发现酎金都不合格，于是，一百零六名可怜的爵爷，因“莫须有”的罪名一夜之间都丢了爵位，沦为平民。
眨眼之间，从西汉就到了东汉末年，刘贞这一支在涿县踏踏实实、平平安安地生息繁衍了几百年，但由于家道败落，与草民无异，家谱也早早中断了。
《三国演义》里说刘家到了刘备的祖、父两代才走下坡，而之前是代代封侯。其实，罗贯中正好把话说反了。自刘贞被贬为民以后，其后代无爵可承，没有特殊功勋又哪里有机会复爵或新封？刘家自刘贞后代代为民，但到了刘备的祖、父两代却有了起色。刘备的祖父刘雄举了孝廉，在兖州东郡的范县做过县令；刘备的父亲刘弘也做过官，正史未载官名，看来最多是不值一提的县尉、县丞之类。陈寿在《先主传》里说“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郡”，但实际上在刘备之前也不过祖、父两代人做过官，“世仕”这两个字用得有些夸张。可见，陈寿对刘备真是厚爱有加，在任何细微处也不放过渲染的机会。刘备（字玄德），在家境好转的时候，于汉桓帝延熹四年（161年）出生了。
中国有句老话，叫富不过三代。刘家的家底还没有攒多厚，刘备的父亲刘弘却早早死去，刘家又沦为赤贫。但毕竟刘家“曾经阔过”，而且刘备幼年也经历过中兴局面，他少有大志以及好“声、犬、马”（偏偏无色）的爱好，也事出有因。假如东汉时代参加工作也要写履历的话，那么刘备一定得这样写——出身：干部家庭。肯定不会写“贫下中农”、“城市贫民”或“小手工业者”。
总之，少年时代的刘备应该是见过一些世面的，否则，他不就成了张角三兄弟。作为穷苦读书人的张角，仅仅是引出主角的龙套，真正的主角跟他们是不一样的。张角做的是“破”的工作，他们一开始就没想过如何“立”，他们的“苍天当立”立得其实非常可笑。而曹操、袁绍、刘备、孙坚这样的人物，一出场就是世家子弟或官宦子弟，他们在原有的社会结构中可以获得晋身之阶，他们跟这个社会没仇，他们不是带着仇恨走进历史的，历史需要由他们来完成“立”的工作。在其他乱世，历史之所以陷入黑暗，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那时蹦跶的都是张角之流的人物，其集大成者就是明末的闯、献二人，而没有真正的英雄出现。与闯、献相比，外来的努尔哈赤、皇太极和多尔衮倒更像英雄，而他们的子孙也更像世家子弟，当时的天下不交给他们还能交给谁呢？
有人要问既然刘备不是什么“皇叔”，那么他的汉室宗亲的身份是否也是假冒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尽管刘备的祖、父的确在地方上做过官，但还是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刘备是刘胜、刘贞的后裔。刘家“世数悠远，昭穆难明”（《先主传》裴松之注），根本无可查考世系传承，也就是说刘备的家世是一笔黑账。因此，我们不能不怀疑刘备作为汉室宗亲的真实性。这的确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重大问题，因为刘备是不是汉室宗亲对于他日后的发家以及揭橥兴复汉室的旗号都有着莫大牵连。因此。这个问题是任何一个三国史研究者必须认真面对的。
事实上这种怀疑是不成立的，刘备就是汉室宗亲。不过我所提出的证据，也只是推理而已。
假冒宗室的玩笑，在当时是开不得的。东汉以及三国时代，都非常崇尚名节，刑法也异常严峻，对于一个尚未建功立业的草民来说，平白无故给自己脑袋上扣一个“宗室”的帽子，非但不能提高身价，而只能招来别人的耻笑，以致杀身之祸。
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宗室不是自己一拍胸脯张嘴一说就行了，更不是拿出一个假造的家谱就能成立的，更重要的是要靠世代相传的口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刘备作为汉室宗亲，在他的家乡应该是一个公认的事实，这比家谱更重要。而且流落在涿郡一带的刘胜后裔，也不只是刘备一家，他要是假冒宗亲，别人也不会答应。如果他亮出的汉室宗亲的旗号是假的，估计他的乡党以及刘胜的正牌后裔也不会答应，或者打电话到“消协”投诉，或者干脆把他扭送到“315”打假办公室。
再举一个例子，当年少帝和他的弟弟陈留王（也就是日后的献帝刘协），小哥俩在战火中几经颠沛流离，身无一物，洛阳皇宫里的皇家典籍谱牒早就付之一炬、荡然无存，难道后来的董卓、曹操是靠某种文件认出他们的吗？他们拿不出来就是假冒的吗？当然不是，有更多的证据可以证实他们的身份。
汉室宗亲是刘备的一个招牌，但这块招牌也并非他所独有。那时还有好几个比刘备更正牌的宗室大员，如刘虞、刘表、刘焉以及他们的第二代刘琦、刘璋，但他们并没有靠这块招牌搞出太大的名堂，最多做了“守户之犬”，先后被公孙瓒、曹操和刘备收拾了。可见，在一个群雄逐鹿的大乱之世，特别是到了顶尖高手对决的时刻，汉室宗亲这个身份并不能雪中送炭，充其量也就是锦上添花。
那么刘备到底依靠什么在残酷的斗争中脱颖而出，并成为三分天下的一方霸主呢？请看第二回：英雄之器。

来看的都是一些新人，真是感谢了！

第二回：英雄之器
上回讲的是刘备的宗室身份，但这与他是否成为一个英雄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在那个强中还有强中手的三国时代，要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恐怕是一件比登天还难的事情。三国时代数十年变幻不定的动荡之局，好像是锻造英雄的试炼窟，最后留下的都是真金不怕火炼的大英雄。
张角起事了，但毫无军事素养，结果被打得落花流水，兄弟三人身名俱裂；
何进怯懦了，竟要搬请董卓，结果可耻地死在阉竖之手；
董卓犯混了，擅自废立，秽乱宫廷，残杀大臣，劫掠百姓，结果小小一计，这个畜生命丧尘埃；
吕布有勇无谋了，自恃武力，不顾信义，重色轻友，不恤部下，结果身首异处；
袁绍多谋寡断了，兵多粮足却不知速战速决，让曹操从容调度、暗出杀手，结果一败涂地，很快就进了棺材；
曹操轻敌了，结果冬天里的一把火，让统一的梦想灰飞烟灭。
在别的世道，张角也许就成事了，如后世的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乱哄哄一闹，或改朝换代，或好歹做几天皇帝，但对不起，这样的“人才”在三国不行；
在别的世道，何进也许就成事了，如西汉窦姓、霍姓、王姓等外戚一个个大权独揽，直至王莽禅汉，但对不起，这样的傻货在三国不行；
在别的世道，董卓也许就成事了，如动辄黄袍加身的五代十国的军阀们，但对不起，这样的傻货在三国不行；
在别的世道，袁绍也许就成事了，如刘邦与项羽对峙，靠着人多粮足、死缠滥打战胜了的骁勇无敌的楚霸王，但对不起，无赖的人海战术在三国行不通；
在别的世道，曹操也许就能统一了，如靠绝对优势而南下统一的隋和宋，但对不起，在三国不行，那时容不得半点骄纵，即使孙权和刘备这两只蚂蚁也敢对大象说NO！
三国时代，群英会聚，那不是一般的英雄，都是不世出的英雄；
三国时代，群雄逐鹿，这头鹿还不是一般的难逮，它乱窜的范围不仅仅是中原地带。于是，英雄们在广宗、洛阳、界桥、易京、濮阳、徐州、广陵、小沛、南阳、江东、官渡、赤壁、合肥、西凉、汉中、荆州、成都、夷陵、南中、祁山、陇西、阳平、江油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上演了一幕幕精彩绝伦、惊天动地的悲喜剧；
三国时代，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外交斗争，是全方位的，是全天候的，是你死我活的，是异常复杂的，是比拼内力的，最终还是要顾及人心和声望的。如吕布来投刘备，刘备不得不留；等吕布袭了刘备，刘备却又来投吕布，而吕布也不得不留。再如，诸侯各自割据，却又要上表朝廷或坐领州牧，或推荐敌人领州牧，而先后被董卓、曹操把持的朝廷却不得不承认。本来是势成水火的仇敌，在很多时候却不能撕破脸皮。如此曼妙的斗争，我们在其他哪个朝代还能见到？
在三国，不仅呼唤出了英雄，而且笑到最后的英雄都是骨灰级的，他们来不得半点虚假，也不能有一点水分。是英雄是狗熊，都在战火中得到检验，一切终将真相大白、水落石出。
那么刘备是不是这个意义上的终极英雄呢？当然！
刘备无疑是英雄。陈寿在《三国志》中给予了定评，他说：先主“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
不仅陈寿这样说，当时无论刘备的敌人还是朋友也莫不这样看。最为大家熟知的无疑是曹操说的那句话：“放眼天下，要说英雄就数咱哥俩啦！袁绍那些玩意算个俅！”（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当时刘备是败军之将，寄人篱下，身边除了关羽、张飞、赵云等几个高级马仔，既无尺寸之地，又无一兵半卒，但曹操不仅给他高官厚禄，还将如此之高的评价送给他，这当然不是敷衍与溢美，而是英雄惜英雄。
曹操手下的程昱、郭嘉、贾诩、刘晔等谋士、重臣，也曾与刘备短暂共过事，他们也都一致认为：“刘备有雄才”“刘备，人杰也”。后来与邓艾一起灭蜀的钟会也说：刘备乃“命世英才”。
陈登是三国时代的一位才智极高，眼皮子更是高过头顶的国士，却对刘备非常折服：“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刘玄德。”
而吴国的周瑜、鲁肃也极其推崇刘备：“刘备天下枭雄。一世所惮。”
刘巴是连诸葛亮都自叹不如的高人，虽然跟刘备玩了很多年的捉迷藏，不想为刘备所用，但其内心其实很佩服刘备：“备，雄人也。”
有趣的是，除了陈寿赞了一句“英雄之器”，曹操当着刘备的面说了一句“天下英雄”，其他的人都说刘备为“雄”，却再也不提那个“英”字。而孙权手下那些人也不提那个“英”字，还把它换成了“枭”字。在此，“英雄”与“枭雄”还是有着细微差别的。
从东汉到魏晋南朝，都是一个喜欢品头论足时代，为此刘劭甚至还写了一本品人的专著——《人物志》。他在书中给英雄下了一个严格的定义：“聪明秀出为之‘英’，胆力过人为之‘雄’。”也就是说英雄不仅胆大能干，还得聪明机智。而枭雄，似乎只单方面强调雄豪的气质。而且“枭”字还带有贬义，据说枭是一种非常强霸的恶鸟，生而食母。但无论英雄也好，枭雄也罢，二者终究统一于雄，在广义上都是能够干大事，而且能够干成大事的杰出人物（项羽自然也是大英雄，至少他一度把事情干得很不错。只是打仗他行，当皇帝算计人他不会而已）。
当然，英雄的定义似乎还应加上一个条件，也就是英雄所干的大事，应该是好事，对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应该是有益的。比如董卓也干了不少“大事”，但没有几件是好的，他怎么能算是英雄呢？但也许是我多虑了，英雄的定义里也许已经包含了道德判断。
既然刘备是英雄，那么他究竟具备哪些英雄的素质？或者说，从刘备身上我们可以品味到哪些作为英雄所必备的条件呢？
其实，做一个英雄并不复杂，就是要做一个有内在勇气和道义感、责任感的人，也就是在道义感或责任感的驱使下敢于承担一般人所不敢或不愿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在很多时候，英雄也许与常人无异，看不出有什么英雄气象，甚至还似乎低人一等，但在某些危难关头其英雄潜质会被突然唤醒并爆发出来。这一点，适用于任何时代，任何岗位。在清朝末年，山东出了一位行乞办学的武训，难道他不是响当当的英雄吗？只要为了一个正义的目标，而敢于挺身而出，在那一刻他就是一个超越常人的英雄。英雄与常人的根本区别也正在于此，就是在关键时刻敢于出头。陈寿夸刘备是“英雄之器”，就是夸他是有种的人，是做英雄的料。
不过至于什么叫有种，也得细分析。在历史上，刘邦和项羽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英雄典型，不幸的是他们二人相遇了。项羽有种的表现，是勇于冲锋陷阵，虽万千人吾往矣，兵败垓下却不愿回江东重整旗鼓，他认为那是没种的表现。而刘邦在项羽的追击下，可以把老婆孩子都扔了，项羽要烹他的父亲，他也若无其事，这是没种的表现吗？当然不是，因为刘邦把取得最后的胜利当做有种，而其间的任何动摇和放弃才是没种，而项羽却固守着贵族的尊严与风度。
总的来说，敢于为自己的既定目标而为常人所不能的人，那就是英雄。但在本文，我们所谈论的英雄，不想涉及太多的类型，而只涉及那些自创基业的“主公”型人物，如曹操、袁绍、吕布、公孙瓒、、孙坚、刘备、孙策、孙权等曾经拥地自雄的一方诸侯。而诸葛亮即使被后人捧上天，曹操手下的荀彧、荀攸、程昱、郭嘉、贾诩等人也是神机妙算，但他们并未自创基业，因此不在讨论范围之内。倒是曾经独当一面的关羽、周瑜、陆逊在某些时候却略微接近这一讨论范围。
为什么要如此设定？因为只有主公型的英雄，才能完整涵盖立志、聚才、起兵和发展等“打天下”的全部课题，而作为一个幕僚或像诸葛亮那样半道入伙的人，不可能涉及全部课题。自然，我们最后必须将讨论归结到英雄们的品质，这是他们的内力以及胜败的最后依据。
公孙瓒、袁绍、吕布等人不能不说也是英雄，但他们是失败的英雄。这也不怪他们，这是因为三国历史过于残酷，将斗争推到了极致。公孙瓒拿下了不少地方，袁绍却要跟他争；袁绍平定了黄河以北，但前进的道路上却拦着曹操；曹操好不容易平定了北方，却在长江上翻了船。假如在别的时代，也许公孙瓒或袁绍就成事了，而曹操也许就能统一天下了，但在三国时代，强中还有强中手，即使英雄也要见个真章，也要分出三六九等，公孙瓒、袁绍只好早早出局，曹操也只能壮志未酬身先死。
在众多三国英雄中，最后从人堆里滚出来的是英雄中的英雄，是曹操、刘备与孙权。但孙权其实是曹、刘子侄辈的，开创孙家基业的不是他，而是孙坚和孙策。换句话讲，孙权的父亲才是曹、刘的同辈人和同一等级的人物。因此，南宋大词人辛弃疾说得好：“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孙权在曹操眼里就是娃娃。
曹操与刘备是最后的英雄，同一等级的英雄，但他们不属于同一类型。在这里，我们先放过曹操，单说刘备，看看他这类英雄到底是什么材料以及是怎样炼成的。
对于刘备是什么样的英雄，陈寿在《先主传》里做了最为精到的概括：“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
“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这八个字，把刘备的英雄本质说到家了，即刘备属于典型的草根型英雄。出身名门的袁绍不会这样，家底雄厚的曹操不会这样，家底不薄的公孙瓒不会这样，出身可疑的吕布也不会这样，而只有出身正经人家（汉室宗亲还不够正经吗？）但又贫苦无依的刘备才会这样。换句话讲，要想在三国时代成为英雄，对于刘备这个出身的人来说，“弘毅宽厚，知人待士”是唯一的方式。
弘毅出自《论语》“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一语，意谓抱负远大，坚强刚毅。作为一个普通人，只有胸怀远大，坚忍不拔，才能甘于从最底层做起，并忍受一个个挫折，等待下一个机会；也只有宽厚，才能吸引人才，聚拢人才。换句话讲，在任何一个阶层，都有成功并成为英雄的机会与可能，关键看你怎么去做。在草根阶层，要做一个“主公型”的人物，要开创一番大事业，就得按这条路走。因为你没有骄人的资本，没有大牌可拿，没有脾气可耍，而只有宽厚待人，才能聚才成势。
“弘毅宽厚”，其实是刘备这类英雄的本质特征。陈寿同时还强调刘备“知人待士”，这其实揭示了刘备这类英雄最重要的外在特征。那时的人不老是说刘备有“枭雄之姿”吗，“枭雄之姿”是个什么样子？其实也无非就是这个样子，看似平常，却又似乎深不可测。至于刘备的制胜法宝“仁义”，也仅仅是由宽厚这一品质派生而出的，只不过把对待身边兄弟们的做法扩大到老百姓罢了。
所谓弘毅也是志向与韧性的结合体，没有这两个字，刘备干脆就别打天下了。马拉松比赛开始时，他在起跑线上已经慢了一个小时。按理说，他还赛个什么劲？干脆回家歇着得了。但刘备没有，他坚持下来了，一往无前地迈开自己的脚步，并终于在四十公里的时候追上了曹操。所谓韧性对刘备而言也不是问题，一开始就是输，只要继续跑下去，是不是胜利，反正都是赚的！不赚白不赚！
刘备以其“英雄之器”走入残酷而曼妙的三国历史，最终千古留名。那么，刘备的“英雄之器”是怎么造就的？难道他从小就具有英雄的潜质吗？请看第三回：大树楼桑。

刘备读书不多，义气肯定是讲的，要不不会赢得关羽和张飞的忠诚。

曹操是真小人，刘备是伪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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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是看完了本文，也许会收回这句话。

不过，刘备晚年为给关张报仇而身死国弱，说明，他还是有点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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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不能简单地看待这一问题。我会在第38回解答这个问题。刘备有必须行师的理由。

兴师！

第三回：大树楼桑
刘备出生于东汉涿郡涿县楼桑村，历经近两千年风雨，这个小村庄依然屹立在冀中平原的土地上。楼桑村坐落于涿州西南十五里（今涿州市东南30里），至今村内村外桑林片片。
自古以来，中国的英雄似乎总是天生异种。按理说《三国志》的正朔在魏晋，但陈寿还是按捺不住对先主的推崇，对刘备的相貌进行了夸张的描述，说他双手过膝，耳朵大得自己都能看见。这样的相貌的确不凡，以至于刘备被时人骂做“大耳贼”。
人杰往往是由于地灵，但冀中平原自古就是一块朴实无华的土地，似乎没有灵异之象。在中国古代，普通农家都过着自耕自织、自给自足的生活，除了要在农田里劳作，还要种桑养蚕、纺纱织布，因此家家都有桑田，房前屋后也遍植桑树。要说老刘家的不凡之处，就是他家院角那棵桑树了，它有五丈多高，而且树冠宽大、枝繁叶茂，“遥望见童童如小车盖”，既像车驾上的华盖，又像半空中搭起的一座小楼，十里八乡的桑树都比不了它，以至于往来的人都说这户人家早晚得出贵人。这棵参天大树是看着刘备长大的，记录着刘备幼时的豪言壮语和少年时代的成长。后来刘备称帝，他的家乡被远近的乡邻叫做“大树楼桑”。
涿州在燕京正南一百二十里。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燕京就是燕赵之地经济文化中心，而涿州就是出京的第一站。这个地方文化传统源远流长，代不乏人，除了刘备和他的老师卢植以及猛将张飞，北魏还出过一个喜欢找麻烦而为《水经》做注的郦道元，唐代出了一个苦吟诗人贾岛。此外，唐朝苦人出身的禅宗六祖慧能以及喜欢说实话办实事的宋太祖赵匡胤，他们的祖籍也在这里。今天的河北人给人的印象大都是精明无比，而在明清以前他们却净出些吃苦耐劳的实诚人。
作为儒学的一代宗师，刘备的老师卢植老先生年轻时曾跟郑玄一起拜当时的大儒马融为师，并成为马门的佼佼者。这个马融是东汉名将马援的从孙，不仅是一位博古通今的大儒，更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旷世高人。最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他在给学生们上课时不忘耳目之娱，大帐前面学生们闷头读书，大帐后面却是鼓乐喧天，一帮家伎舞女载歌载舞，他老人家怀里还搂着一个也说不定，据说以破坏礼教为尚的魏晋“风骨”就是从他这开始的。跟这样的老师在一起，哪里是上课，简直是在经受折磨和考验。但卢植还真是一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跟风流成性的老师学习多年，眼睛从来没扫过那些舞女一眼，终于炼成“刚毅有大节，常怀济世志”的大儒。不过，这样的老师不会教得太仔细，于是卢植落了个“好钻研精义而不拘守章句”的评语。估计是他的老师没工夫给学生细解“章句”，只好自己去琢磨“精义”了。让卢植露脸的是，后来他带出两个著名的学生，一个是公孙瓒，三国第一霸；一个是刘备，三分天下。有了卢植的底子，卢氏后来成为中国北方的名门望族。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历史上涿州出的名人，似乎都可归为奇人和怪人一类，但究其本质却都是老实人，做的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刘备就是生长在这块土地上，在他身上似乎也并存着“老实”与“怪异”两种成分，由此走上了他的英雄之路。
英雄自有英雄之器，英雄都是天生的料。百炼成钢，但炼的首先得是钢；烈火真金，但炼的首先得是金，否则都是白忙活。因此作为一个英雄，肯定从小就与常人相异，刘备也不例外。但这种与众不同，倒不是像虞舜和项羽那样一个眼睛里长着两个瞳孔（重瞳），也不是一定要显露现出什么英雄气概，而是要具备一种过人的特殊的内在品质。
少年时代的刘备就具有这种特殊品质，那就是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宽厚，而他日后为人称道的“仁义”，也无非是这种品质的延续和发展。人的秉性真的从小就不同吗？没错！三国时代的孔融三岁就懂得让梨，难道是谁教的？秉性使之然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善良是一种天性。即使一奶同胞，秉性也判然有别，命运更是天差地远。
在很多时候，具有善良根性的孩子，在童年的时候似乎总比别的孩子更加天真，乃至愚钝，但最终会走得更远。当刘备幼时站在那棵大楼桑树下，用手指着郁郁葱葱的树冠，对小伙伴说：“别看现在我家穷，将来我一定会坐上有这么大华盖的天子之车”（吾当乘此羽葆盖车）时，可以想见这个可怜孩子的孤独与无助。刘备幼年丧父，家道破败，但他的宗室身份，乡人知道，刘备自己也知道，乡人大概少不了逗他或嘲笑他，说你们家以前可不这样，还做过王爷呢。也许，从年幼的刘备嘴里说出的那番豪言壮语正是在一次次嘲笑的情况下被激发出来的。英雄不遇，古今同慨。
刘家的中兴昙花一现，家底还没攒厚就又一次败落了，沦落到孤儿寡母织席卖鞋的境地。这一波三折的家史，不能不对刘备的成长造成重大影响。在帮助母亲织席贩履的困苦阶段，刘备领略了人世间的世态炎凉和无比辛酸，“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先主传》）的性格大概正是在这一阶段炼就的。这段日子虽然辛酸，但对他绝对不是什么坏事。
其实，家遭变故并吃过苦，对于每一个官宦家子弟来说，都是一笔难得的财富，未尝不是他们摆脱纨绔子弟宿命的一个机会。大家族嫡出后继无人，而旁支庶出却人才辈出，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不胜枚举。当年西汉灭亡，正是靠汉景帝第七子长沙王刘发的后裔刘秀在乱世中剪灭群雄，才得以光复汉室江山。而今，又出了一位汉景帝的远支玄孙，他也要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为汉室挣回一点颜面。他，就是住在幽州涿郡涿县大树楼桑连谱系都难以稽考的汉室宗亲刘备刘玄德。
幼年的刘备也不是一天好日子都没享受过，要不稀罕个“美衣服”就得了，怎么还同时向往“狗马”、“音乐”那样的高消费呢？同时，有心的族人也越来越发现刘备的确不是一般材料了，于是给予他越来越多的资助。《先主传》里特地留下了这位族人的名字，刘元起，大概是刘备的远房叔伯吧。
历史就是这样传下来的，大概是刘备当了汉中王以后，没少给自己的仨儿子痛说革命家史，说爹爹小时候可没少吃苦，还跟着你们奶奶一块织过席子卖过鞋。幸好你爸爸命中总有贵人相助，才创下了这么大的家业。记住：你们刘元起叔祖就是咱家的恩人，以后等咱们打回老家去，一定要报答他老人家呀。
由此，我们也能看出刘备的苦日子并没过多久，而且幼年也曾读书识字，这一点对于刘备的成长关系重大。三国时代之前有文盲打天下的例子，汉高祖刘邦就是一位，三国时代以后也有，但这样的事情在三国时代却不成，一个文盲在那个时代蹦跶不了几天。同时，我们也可以确定，刘备小时候不可能一直跟着母亲织席卖履，那样涿州只会多出一位小商贩，而不会出现一位刘先主。
这个故事也让我们想起近代中国的一个伟人毛泽东。毛泽东尽管生长在韶山冲一个殷实的富农之家，但他的父亲却目光短浅，不仅对自己的这个长子异常严苛，而且阻挠他继续求学。如果不是得到母亲家族以及其他族人的资助，毛泽东也许终身就是韶山冲的一个小地主或湘潭县城里的一个小生意人，但读书改变了他的命运。在长沙读师范时，毛泽东已经成为一个出了名的学生。后来得杨昌济教授的赏识，又在北大图书馆任过职，回到长沙俨然已是一个小小的名流，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熹平四年（175年），刘备十五岁，刘备的母亲让他拜当时大儒卢植为师。刘备之所以能够成为卢植的学生，一是刘家接受了可观的资助，摆脱了经济困境，甚至出得起不菲的束脩（学费）了；二是卢植也是涿县人，是刘家的乡党，而刘备汉室宗亲的身份多少也帮了点忙。
母亲这个非常有远见的决定，彻底改变了刘备的命运，从此，刘备不再是大楼桑树下那个孤苦无依的孩子，而是一个跃跃欲试要开创自己伟大前程的不凡少年。缑氏山下，风云际会。请看第四回：求学缑氏。

把关习周瑜都排在诸葛亮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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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明白！

第四回：求学缑氏
刘备离开家乡，来到缑氏山（今河南偃师东）师从卢植。卢植身为一代大儒（儒宗），开的不是扫盲班，自然刘备也不是接受启蒙教育，而是求取大学之道。这也印证了刘备少年时代接受过启蒙教育，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否则太砸卢植的牌子了。
刘备在卢植门下时间不长，因为正是在熹平四年，卢植由于广才学、通文武，被朝廷任命为九江太守，后又转任庐江太守。尽管刘备不喜读书，但似乎还是学到了不少东西，《三国志》中记载了不少刘备出口成章、辩才无碍，甚至玩弄文字的故事，这说明缑氏山的学苑氛围对刘备多少有些影响，刘备在气质上多少也有点半吊子文人的意思了。
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现在已经拥有了“卢植学生”的名头，在那个时代这是所谓社会声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走上仕途乃至成为社会名流的重要条件。
从刘备后来的成长道路来看，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时候，刘备结识了一个领路人——同学公孙瓒。这是刘备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机缘，这个公孙瓒改变了刘备的一生，没有他，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刘备的命运肯定是另外一番模样了。
在卢植先生那里，第一次见到公孙瓒，刘备的感受肯定是震撼，在他的生命中也许这是第一次窥见一个世家子弟的风采。
出现在刘备面前的公孙瓒，身材魁梧，风姿伟岸，是一个阳光灿烂型的标准帅哥。也许更让刘备羡慕的是公孙瓒身上所流溢的那种世家子弟所特有的“范”，他神态自若，挥洒自如，说起话来虎啸龙吟，好像没有他办不到的事。可怜的刘备，虽然号称汉室宗亲，何时有过这等气度？刘备十来岁的时候跟着妈妈到集市上卖苇席和草鞋，低三下四，看人脸色，仰人鼻息，只学会了“善下人”的本事。沉默寡言，在人前甚至有些木讷拘谨的刘备，第一次发现竟然有这样意气张扬的人生，人竟然可以活得如此精彩。
公孙瓒，字伯珪，幽州辽西令支（今河北省东北角的滦县、迁安一带）人。幽州管着今天的河北北部以及辽宁、吉林的部分地区，属于东汉的东北边疆。《三国志》上没有记载公孙瓒的身世，但《后汉书》上有一笔，说他“家世二千石”，看来至少在他祖、父时任过郡守一级（相当于今天的局级）的官职。大概在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在本郡做了书佐，也就是一个抄抄写写的小吏，类似于现在的办公室秘书。《后汉书》怕别人不理解为什么一个世家子弟怎么做了小吏，于是特意写道：“瓒以母贱，遂为郡小吏。”看来公孙瓒尽管家道不错，但他却是庶出。不过这个“贱”字似乎还暗示不只庶出那么简单，也许他的母亲甚至都没有名分，而只是女婢或家伎。平常人家的子弟，能在郡府混个小吏也就不错了，但以公孙瓒的家世一开始做这样的差事却不见得有什么光彩。
前文已经说过，世家巨族的庶出或旁支往往更出人才，这个公孙瓒无疑又提供了一个例证。由于他才干出众，侯太守对他非常器重，甚至把女儿许配给他。什么才干呢？史书记载的是，聪明机变，口齿便给，记忆力超群，每次汇报工作时也没废话，而是攒齐了几件事一起说，毫无差错。这样的干部，即使搁到现在，也一定会得领导欢心的。
说来有趣，那时与现在虽然相隔近两千年，但许多事情还惊人的相似。公孙瓒直接进郡衙门做了书佐，相当于现在的“走后门”。但这种方式跟现在一样都不是当官的正途，都属于“以工代干”，由于没有学历或公务员资格，很难“转正”，很有可能做一辈子小吏。怎么才能走上正途呢？侯太守给女婿指道了，还是得上学呀！于是公孙瓒来到了卢植的门下。
因此，刘备与公孙瓒这一对好同学，其实相当于现在的党校同学，只不过公孙瓒是在“干部进修班”接受培训，而刘备读的是“专接本”。其实，即使到现在，党校也是某些官场有心人联络感情、交朋纳友的好地方。
刘备是一个没见过太大世面的穷小子，对已经成家立业并在官场混过的公孙瓒自然非常仰慕，也很想高攀，这并不稀奇，但公孙瓒却也愿意结纳刘备这个穷困的小兄弟，这就有点奇怪了。其实也不难解释，因为他们属于典型的互补型朋友。他们两人性格大异，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公孙瓒性格外露，声若洪钟，喜欢大声谈笑，自恃才力，不甘人下；而刘备则性格内向，不善言语，喜怒不形于色，“善下人”。看来，这两个人不做朋友也难。
不过，公孙瓒能够与刘备成为朋友，也许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们身份上的互补。公孙瓒虽出身世家，但身份却十分可疑，简直没法说出口；而刘备虽然穷困，却是传说中的汉室宗亲，他可以拍着胸口说：俺爷爷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因此，底子不太光彩的公孙瓒需要刘备这样一个有点“来历”的朋友，而空有虚名却经济拮据的刘备则需要一个有实力的朋友。在这里我们看到，汉室宗亲的名头还是帮了刘备的忙了。
在他们的交往中，自然是刘备把公孙瓒当大哥待，说穿了就是做了公孙瓒帮闲式小弟。做小弟有很多种，至少帮闲和帮忙是不同的。做帮闲倒不要紧，那未尝不是积蓄力量等待机会，关键是自己有没有大志和能力。当年的杜月笙不也给黄金荣做过帮闲吗？刘备不仅做过公孙瓒的小弟，以后还要改换门庭好几次，但他心中始终葆有不灭的志向，时间最终证明刘备不单单是做帮闲的料。
从十五岁开始，刘备把大自己几岁的公孙瓒当了大哥。但在潜意识里，也许这个幼孤的孩子已经把公孙瓒当成了精神之父。此后，刘备以这种心态，跟公孙瓒打了二十年的交道。前十年，刘备是公孙瓒的小弟和宾客；后十年则做了公孙瓒的部属，直到领兵救援徐州时才脱离公孙瓒的羽翼另立门户。这一经历往往被三国论者一笔带过，但我们不能忘记，刘备做过整整二十年的小弟。这二十年，刘备由一个胆怯的土里土气的村娃，成为一个被曹操和袁绍都待为上宾的英雄。
是公孙瓒栽培了刘备，不过多年以后刘备会发现公孙瓒竟然也有脆弱甚至孩子气的一面。后来，公孙瓒可笑而悲地死于自己的堡垒之中，而刘备则游走于广阔的天地中，与天下第一英雄曹操周旋。刘备一直在成长，公孙瓒没有做过的事情，他这个曾经的小弟做到了。
《先主传》上说刘备“喜狗马、音乐、美衣服”，这些爱好也只有在结识公孙瓒之后才能付诸实践。中国自古就有宠物狗，但犬与马连在一起，却是指骑马狩猎，犬应该是猎犬。纵马射猎，在当时既是享受，也是世家子弟磨砺品质、提高能力的一种方式，至少从西周开始就属于贵族子弟所必须掌握的“六艺”中的核心科目。而“音乐、美衣服”，则纯属享受了，不过在当时也是身份与尊严的象征。看来，一个无可稽考的宗室子弟在一个现任世家子弟的帮助下，学会了如何追求尊严，如何自信地对待生活。
按理说“声色犬马”是连在一起的，但在这里为什么唯独少了“色”？其实，古代男人对于女色，哪有不好的？这是不在话下的事情，而只有“声”“犬”“马”才值得一提。假如“好色”是指男性对女性的欣赏和占有，这在古代从来就不是男人的耻辱，而一妻多妾更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其实在古代，好色根本不是问题，恰恰是“爱”才有问题。袁绍、刘表喜欢宠妾所生的幼子，公孙瓒和吕布穷途末路只知沉溺酒色、贪恋妻女，这才是被人耻笑的。曹操分香卖履的遗嘱，大概也体现了所谓的“爱”，幸好他是一代英主，没有事败身死，否则他的“爱”也成笑柄。而曹操的“爱”，即使算做与当代语境接近的“爱”，但也是在妻妾成群情况下的“爱”，是对她们未来的关切，而希望她们自谋生路的想法，又何尝不是一种希望在自己死后也不想让别人染指的贪婪？这种“爱”，现在的小儿女真的可以理解并接受吗？现在有的小儿女还在替关羽辩护，好像关羽一旦好色就不是英雄。其实这也是对历史的无知。英雄哪有不好色的，关羽不好色还跟着刘备折腾什么。笔者尽管推崇三国英雄，甚至提出英雄从小就与众不同，但同时又时时刻刻在强调英雄的特性并不玄妙，只不过他们能够把常人的某种特性加以放大或坚持而已。
其实就连刘备的仁义也同样没有什么玄妙，也无非对民间疾苦和世事情伪有些体察，对老百姓多了些同情心，心软一些而已，还有其他吗？至于“女色”，先主自然是好的。但他的“好”，是从来不把女人当回事，也没因女人误过事！岂有他哉？在这一点上，有“高祖之风”的刘备，其实比他的先祖刘邦还要厉害，刘邦只扔过一次老婆孩子，而刘备竟然扔了四次，恐怕这也创下了一个吉尼斯记录了。不过在那时，这绝对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而只能被人们当做体现男人奋不顾家英雄气概的传奇。
十五岁的刘备，从公孙瓒的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敢作敢当的作风。按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懂得设计人生，敢于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放手一搏。也许从小门小户走出来的人，并不缺乏急切改变生活状态的愿望，但缺少世家子弟的魄力，现在公孙瓒适时地为小兄弟刘备补上了这一课。
在缑氏山的时光并不长，刘备与公孙瓒就分开了，各自踏上了回乡之路。但在刘备面前的路，好像豁然开朗，他已经不是从前的刘备了。回到家乡的刘备，也许出于对未来的希冀，也许仅仅为呼朋引类、快意恩仇，在他的身边也聚拢了一帮兄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跟随他一生的简雍、关羽和张飞。小小的涿县城，一时间龙腾虎跃，好不热闹。欲知后事如何，请看第五回：啸聚乡里。

据我浅薄的三国知识，我认为楼主是个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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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兄台的鼓励！此文已被某出版社看上，最迟4月份就可面市了！
现在我在构思第二本书，应该比这个习作写得更好更自如，希望诸位兄台继续给予关注并不吝赐教！

第五回：啸聚乡里
回到家乡，刘备站在楼桑树下怅然若失，在缑氏山与公孙瓒一起纵马射猎的日子已经模糊得像一场梦了。在族人的资助下，孤儿寡母衣食无忧，刘备也得以继续与族弟刘德然一起读书，不过他的心再也无法安静下来了。刘备现在喜欢骑骏马，牵猎犬，听音乐，穿美服，而族人的那点接济，仅够维持温饱。于是，刘备再也坐不住了，开始走出家门，在涿县的大街小巷晃荡。
刘备走向英雄的起点，大概就是从成为一个不良少年开始的。不过三国时代的各路英雄，大都是坏小子和嘎小子出身。当刘备开始混迹街头之时，曹操与袁绍在多年前已经创造了抢新娘的传奇。而像刘璋、刘表等乖乖仔出身的人最终都成了坐等别人收拾的料。刘备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好交结豪侠”的，不过以他现在的年纪和实力，单靠“少言语，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是降不住人的，估计不会造成“年少争附之”的火爆局面。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揭示一个真理了，那就是一个人要成事，一半得靠运气。事实上，刘备在涿县的街头没郁闷太久，一年之后，公孙瓒便奇迹般地来到了涿县，而且一时半会还走不了。为什么？因为公孙瓒现在已是涿县县令。这一年，公孙瓒二十四五的样子，刘备十七。一切都不同了，刘备现在获得了一个崭新的身份——涿县县令公孙瓒的铁哥们。
后来某个英国人似乎总结过，一个巨人的成功是因为站在另外一个巨人的肩膀上。事实上没有公孙瓒创造的奇迹，也许就没有刘备以后所有的一切。以刘备“喜怒不形于色”的本事，在乱世中保全性命大概没什么问题，不过要想做成以后那么大的事情，估计有点悬。公孙瓒简直就是为刘备而生的。
事情是这样的。公孙瓒从卢植那里拿到结业证以后，回到辽西继续在郡政府做小吏。不过这时他的太守岳父已经离休了，郡里来了一个叫刘基的新太守。不知何故，刘太守犯了事，朝廷要把他从东北边疆流放到极南之地——交州的日南，也就是今天的越南中部。这个公孙瓒也真够仗义，抱着必死的决心，辞别父母妻子，要一路相随照顾刘太守共赴日南。不过朝廷很快查出这是一起冤假错案，于是在半路上刘太守得到赦免，公孙瓒也回到辽西。因为这次侠义行为，公孙瓒被郡里名正言顺地举为孝廉。在卢植那儿拿的是学历，这个孝廉相当于现在的党票了。于是，公孙瓒顺理成章地入京做了郎官。郎官（分多种）职位虽然不高，但似乎是专门用来培养和锻炼年青优秀干部的，跟现在的团中央差不多，早晚会外放肥缺。
果然，公孙瓒在中央镀完金，很快就被派到幽州辽东郡做了附属国的长史。在这次短暂的任职期间，公孙瓒做了一件气壮山河的事情。上次是以忠义感人，这次则是以勇武撼人。一次，他率数十骑出城巡视，遭遇十倍于己的鲜卑骑兵。他毫不惊慌，对部下说：“咱们要不先发制人，主动进攻，用气势压倒他们，哥几个今天就得挂了。”说完，一挥手中的双刃长矛，一马当先直冲敌阵。公孙瓒奋勇搏杀，亲手宰了数十人，鲜卑人被他的气势所慑，吓得连连后退，由此公孙瓒和部下得以脱险。从此，远近的鲜卑人闻风丧胆，“不敢复入塞”。不久，公孙瓒升任涿县县令。
估计那时公孙瓒还没有拽到自己能挑去哪儿的程度，到涿县任职应该是个巧合，并不是冲着刘备这个小兄弟去的。不过，他的到来，对刘备的一生又造成了重大影响。以刘备此时的身份，既然喜欢在市井晃荡，涿县街面上的年少不“争附之”才怪呢。当然，这也有刘备个人魅力的因素在里面。对于一个做老大的人来说，“喜怒不形于色”以及“善下人”现在都成了宝贵的品质。在刘备的周围，开始聚拢了一帮人，刘备现在过起了一步三摇、前呼后拥的快意生活。
刘备的莫逆之交简雍，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结识刘备的，也就是《三国志》上所说的“少与先主有旧，随从周旋”。简雍人很机灵，也很会说话，干的活就是陪先主逛街和聊天（常为谈客）。在早期，他也干过一些对外交涉的活（往来使命），不过后来就没干过什么正事了。在简雍的传记里，关于他的光荣事迹仅仅有一件，而且还是一个荤段子，说的是刘备入了成都，因为旱灾引发了粮荒，为了节省粮食，于是下令禁酒，对私自酿酒者都判以重刑，结果有司还真的在一户人家发现了酿酒器具，于是准备按照酿私酒的罪名进行处罚。没过几天，简雍与刘备外出游观，在路上见一男一女前后而行，于是简雍对刘备说：“你看，这男的不太地道，估计是想奸污这个妇人，为什么不把他绑了送官呢？”刘备惊问：“你怎么知道他要行淫？”简雍回答道：“既然那家人有酿酒器具就等同造私酒，那么他身上长着那玩意肯定是要干那事了”刘备一听，被逗得哈哈大笑，说：“好你个简雍，你小子是绕着圈子向我进谏呀。”于是，就让人放过了私藏酿酒器具的那户人家。
陈寿说简雍“滑稽”，不过简雍不像汉武帝手下的东方朔，那位高人其实是一位故意以滑稽面目“隐于朝”的大贤，而简雍只是一个标准的帮闲。谁不喜欢发小呢？帮闲其实就是每个人的一个情感移动硬盘，那里面储存着多少用时间堆积的年少豪情？刘备进了成都，简雍被封为“昭德将军”，与许靖、糜竺等人成为刘备的“宾友”，就是顶级帮闲。当年袁世凯准备称帝时，也不好意思让徐世昌等几个老友为臣，于是封他们为“嵩山四友”，不知是不是跟刘备学的。简雍的身份始终是非常清贵的，进了成都他的任务就是要跟着刘备一起享福，他是刘备打江山的见证者和快乐的分享者。每次刘备大摆朝宴，诸葛亮都是一副诚惶诚恐、鞠躬尽瘁的样子，而这个简雍却可以伸胳膊挽袖子没个正形（威仪不肃），左摇右晃怎么舒服就怎么来（自纵适），臣子跟朋友的区别就在这里。其实帮闲是谁都需要的，当年刘备还没拿下成都时，把简雍派到了刘璋那儿，刘璋一见也喜欢得不得了（刘璋见雍，甚爱之）。后来刘备围困成都，让简雍去劝降，结果三下五除二把刘璋说服了，刘璋跟简雍坐一辆马车出来了（后先主围成都，遣雍往说璋，璋遂与雍同舆而载，出城归命）。
简雍帮闲帮到这个地步，大概也是登峰造极了。不过帮闲毕竟是帮闲，就像劝降刘璋一样，也不是非简雍不可的。在那种形势下，换了别人去，刘璋也是要降的。我们已经看出，刘备是一个有生活情趣的人，懂得良好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是革命本钱这个道理，于是早期活动伊始，身边就带着帮闲，这样可以在戎马倥偬中让紧张的神经随时得以放松。
不过身边只是简雍这样的“宾友”是不行的，革命有时也需要请客吃饭，但老是请客吃饭就不对了，还得有“爪牙”为刘备“御侮”，也就是得有人在危难之际为刘备出头。于是，敢打敢拼的“万人敌”关羽和张飞适时地来到了刘备的身边，并成为刘备团伙的主要骨干。那么这两位豪杰为什么能够为刘备所用并为之奋斗终身呢？
关羽和张飞第一次见到刘备的景象，大概与刘备第一次见到公孙瓒有些类似，也是从心里折服，他们从刘备那里看到了自己缺少的东西。
一部《三国志》，在很大程度上讲的是出身，这个出身，除了包括家世，还有郡望。那时看一个人，不仅要看他生在谁家，还要看他生在何处。三国时代，不是说出身决定一切，也八九不离十了。不是说出身高就能够成为英雄，但要成为主公级的人物的确存在着一个底线。
袁绍出身“四世五公”的名门大族，一般人连见个面都难，因此他仅仅稍微折了一节，下了一下士（折节下士），便“知名当世”，起兵之初也全不费力，随便拣点老袁家的“门生故吏”就够用了，而且一起兵就是响当当的讨董盟主。袁绍起家，从门第上看是典型的“世家”型，从其组成人员上看是“门生故吏”型。
曹操也不含糊，袁绍出身官宦，而他出身却是宦官，虽然有些“污浊”，但怎奈家底太厚。他在陈留起兵时，诸夏侯、曹姓等宗亲前来相助，而李典、许褚、李通、任峻等豪强也慕名而来，起家毫不费力。曹操起家，从门第上看也属“世家型”（如果袁绍是“清流”世家，那么曹操就是“浊流”世家，不过都是世家）；从组成人员上看，由于核心班底是一干亲友，属典型的“亲族”型。
孙权起家时，其父孙坚、其兄孙策已打拼二十多年了，（再往前看，孙家先祖在吴郡为吏也有很多代了）孙权起家从门第上看是“继业型”，从其组成人员上看是“旧部型”。
到了刘备这里，就难了，他在县太爷公孙瓒的支持下，得以“于乡里合徒众”，但奇怪的是他的亲族并无一人支持。以前他的远房叔叔看他疑似读书材料，也曾资助过他，现在见他沦落到不良少年的境地，估计是避之不及了。后来在刘备打天下的队伍里也找不到一个刘姓宗亲，在涿州时只从街面上划拉来三个异姓少年——简雍、关羽和张飞。自然，在图谋天下的人群中还有比刘备出身更低的，比如张角三兄弟。不过，他们走的是另外一条路线，我们以后还要提到。
简雍、关羽和张飞都是刘备在涿州市井中发现的。这不奇怪，这里他非常熟悉，幼年落魄时就曾随母亲浪迹街头，现在发达了也喜欢带着简雍等一干人在街面上晃悠。过去这里是他的伤心之地，现在则成了荣耀之所。当年韩信也曾在淮阴市上徘徊，结果钻了人家的裤裆。刘备显然不是韩信，他大摇大摆前呼后拥地走在涿县街头，倒是与那个曾经折辱过韩信的人有几分相似。以刘备现在的年纪和阅历，自然也不会结识韩信那样的人，最多是年少气盛的关羽和张飞。
至今，在涿县一带还流传着刘关张不打不相交的故事。传说那时关羽是一个卖绿豆的，张飞是一个杀猪的，一天二人产生了争执并厮扯在一起，互不相让，正好刘备路过此地，“一龙分二虎”，上前硬生生将二人分开，解决了纠纷，三人由此相识。是的，刘备当然不是《三国演义》里那个只会哭鼻子的文弱儒生，而是一个“枭”味十足的人，但结纳关张二人当然不是靠了那膀子力气。
关羽和张飞也是两位英雄，都是有头脑的人，投靠刘备，自然是有原因的：一是刘备在涿县地面上有势，二是刘备的确有做大哥的人格魅力，三是二人都有改变命运的想法。
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今山西临猗西南）人，因为性格过于“壮烈”，因此年纪轻轻就成了一个亡命徒，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通缉犯，从山西隐姓埋名（民间传说关羽并不姓关，而是由山西逃经太行山关隘时信口胡诌了名姓以蒙骗盘查的守卫）来到涿县。对于关羽而言，他现在最需要的是安全、信任和尊严，而刘备汉室宗亲的名头以及在涿县街面上的势力，可以为关羽提供这一切，而刘备所给予的“寝则同床，恩若父子”的待遇更让关羽受用，这样的人不投，估计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
张飞，字益德，或作翼德，跟简雍一样也是刘备的小同乡。他投靠刘备动机是什么呢？其实张飞并不是杀猪之徒，而是一个“世家”子弟。世家也有大小之分，他家属于土财主那种，这样的家族传了几代，大小也是个世家了。肉铺估计是他家在涿县的产业，张飞是少东家，自然可以常去查看，不可能亲执刀俎。土财主也就是所谓的庶族地主，就是家中没出过“士人”和做官的。这样的人家虽然不缺钱，但没什么政治地位，甚至还会遭受官府或士族地主的欺负。显然，张飞也不是一个安分的人，他投靠刘备是为了荣耀，是想改变门风，更换门楣，而同样不安分并有一定身份和势力的刘备，给了他希望。
关羽和张飞虽然同是投靠刘备，但两人的心态并不相同。关羽投靠刘备是游侠得安身，可谓绝处逢生；而张飞则是豪客得事业，可谓心想事成。有趣的是，关羽和张飞的性格也不相同，最终都“以短取败”，不得善终。陈寿在《三国志》里指出：“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关羽来自底层，一辈子为尊严而战，对待同样来自底层的人还不错，对敬重他的刘备也死心塌地，但对一般上流社会的人却抱以轻蔑的态度，曾经抱怨马超、黄忠与其同位，不结好东吴君臣，坐领荆州仍不满足而冒险北伐，最终死于东吴之手，这些显然都是其以自负掩藏自卑的性格造就的。而张飞出身“世家”，吃过见过，没有理由嫉恨上层社会，后来还上演过极力结交大名士刘巴的一幕，刘备封魏延做汉中太守，名头盖他这个巴西太守，他也没有丝毫怨言。这大概是由于他求的是有限度的荣耀，而不是关羽那样无限膨胀的自尊。张飞没经历过真正的苦日子，由此不了解和体恤下层社会的人物。“不恤小人”中的“小人”，是指地位卑微的小人物，而不是道德品质低下的人。张飞最后就是因为得罪了“小人”而被杀，显然那两个“小人”未必道德低下，否则张飞怎会把他们留在身边呢？
关羽和张飞遇到刘备，真是各随其愿，自然满心欢喜，于是像两个保镖一样“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陈寿在这里本想强调关张二人对刘备的忠诚与恭敬，但有心人则会看出刘备起家时规模之局促。这分明是一个很小的团伙，二、三把手竟然充当起侍卫的责任。假如一开始就家大业大，这个活完全可以由不知名的喽啰去干。刘备团伙一开始估计连涿县街面上各路山头都没有摆平，打打杀杀的事肯定少不了，靠简雍动嘴估计解决不了，关羽和张飞为刘备“御侮”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时候的事。
陈寿在形容刘关张情好之时来了一句“寝则同床，恩若父子”，有人对此不解，还要问他们的太太的在哪儿，其实，这就是见识少了。不要说刘关张每天戎马倥偬、打打杀杀累得可以随地安枕，就说现在的一般爱玩的朋友，如果一起喝酒喝大了，一起撮麻撮晚了，一起泡桑泡久了，一起卡拉唱累了，哥几个横七竖八睡在一起的事也多了。学院派的文人往往无法真正进入历史深处，原因就在于他们对现实的认知也停留在自己狭窄的阅历。
至此，我们应该看出刘备起家与袁绍、曹操以及江东孙家都有很大的不同。刘备起家从门第上看是“宗室破落户”型（以致破落到家谱无可稽考的地步），从人员组成上看是典型的“团伙”型或“哥们”型。袁绍组织人马于庙堂，曹操组织人马于乡里，孙权接统部曲于兄长，只有先主刘备没有现成的本钱，只能组织团伙于街头。刘备拉起队伍，百分之五十靠公孙瓒的影响力，百分之四十靠刘备自己的人格魅力，最后也沾了汉室宗亲的一点点光。不过，即使汉室宗亲的名头也仅仅在有心人那里才会发生作用。通过比较，我们能够感受刘备起家的艰辛。最初，刘备只是公孙瓒众多宾客里并不起眼的一个，也是公孙瓒大棋局里无足轻重的一步闲棋。但刘备是一个给点阳光就灿烂、拿了棒槌就当针（真）的人，不屈不挠地真的做成了事。人世间的事情，岂可预料哉？
公孙瓒在涿县的时间并不长，即回辽东另赴重任去了，此后还将谱写更为动人的传奇。但从历史上看，公孙瓒此次来到涿县简直就是为了帮助刘备起家的，他好像就是特地为刘备而生的。
在关羽张飞入伙之后，刘备团伙已经卓然自立了。自然，他们少不了独立的经济来源，否则早就散伙了。《先主传》说他们得到了中山大马商张世平和苏双的赞助，原因是他们非常“赏识”刘备，一看刘备就“见而异之”。这个说法多少有点夸张，估计是刘备给他们提供了某种帮助。那时盗贼横行，而涿县又是商路要冲，最合理的解释是刘备他们为商人提供了武装保护，而商人们也给予了他们丰厚的回报。不过，给商人提供保护并不是什么值得特书大书的事情，这也是《先主传》对此语焉不详的原因。
现在，刘备羽扇纶巾，一步三摇，关羽张飞两个大汉各执兵刃紧随于后，简雍手提鸟笼周旋于前……估计这四位少年走在街头，必是涿县一景。从以后几次沉潜的经历看，刘备既心怀大志，又颇能顺时安命，假如没有乱世的到来，他也许会继续逍遥下去，估计很难走上仕途。不过，这段时光也许是刘备一生中最逍遥自在的。随着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二十四岁的刘备走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不归路。
那么黄巾起义究竟给刘备带来了怎样的机会，刘备能否抓住机会扬名立万呢？请看第六回：起兵涿郡。

第六回：起兵涿郡
假如乱世没有到来，刘备也许永远是一个在涿县地面上晃晃悠悠的上等混混。尽管他是大儒卢植的“学生”，但到现在也不过是公孙瓒手下一个有文化的流氓，要混入仕途恐怕并不容易。
前面提过，一部三国史其实是出身史，许多人的命运因出身而被决定。现在要补充的是，三国史也是一部人才组织史，也就是说什么样的主公能够组织什么样的力量。在乱世到来之际，袁绍掌握先机，门生故吏就用不过来，以至于他败就败在人多嘴杂上；曹操得以在家乡纠合宗亲和故旧，在巢穴被抄的危险时刻，亲党成了他的坚强后盾；孙氏盘踞江东已历两代，士人土著多有归附。
但他们的出身还不是最有利的，事实上在他们之上还有一个类型，那就是被朝廷正式任命的封疆大吏，他们具有宗亲和大员双重身份，即刘虞、刘焉和刘表，在乱世之初就领有一州之地。而在袁、曹之下，也有刘备那样在官方默许下纠集徒众的人物，刘备有足够的资格招纳游侠关羽和豪客张飞为之效力。说到底，三国时代各路主公级的人物在起家之初都利用了官方给予的合法身份与资源，即使刘备也不算真正的草根。
那么，有没有比刘备出身还低但又想聚众起事的草根人物呢？回答是肯定的，那就是发动黄巾起义的张角三兄弟。
张角是钜鹿人，出生在今天河北邢台市平乡县，东汉时虽属冀州，但与刘备的家乡幽州涿县并不很远。张角是读过书的，但属于那种最下等的读书人。刘备是大儒的学生、公孙瓒的宾客，能够吸引江湖游侠与土著豪客作为追随者。但张角就没这个命了，显然没有游侠和豪客为他“御侮”，他只能把目光对准了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了，那是一个最底层的人群。于是，张角抛弃了儒学，信奉并传播道教。按理说，老百姓对于道家学说并不陌生，事实上西汉初年的官方意识形态就是黄老之道，但在东汉末年，由道家发展而来的道教，却成了一种庞杂而模糊的危险学说，当时的正经读书人将之视为异端。
张角传教，是利用给人治病的机会，他的心理暗示与赎罪相结合的疗法据说颇见成效，让那些穷得无钱治病的人都对他非常信服。刘备能够给关羽带来安全和尊严，给张飞带来希望，而张角却无法给贫苦农民这些，他所能许诺的只能是免去他们的病痛，并自称能够创造一个美丽新世界。他靠行医逐渐在家乡一带闯出了名头，得以广收弟子，并自称“大贤良师”。他发现自己的事业是可以做大的，于是派出弟子奔赴各地，扩大影响，组织人马。不知是他的徒弟们都很能干，还是老百姓都过得不耐烦了，总之张角的传教事业发展得异常顺利，到处都有他们的人。于是，张角准备在甲子年（光和七年，也是改元后的中平元年，即公元184年）的甲子日（三月五日）在全国各地同时举行起义。
说到张角发动黄巾起义，的确有着充足的理由，实在不是他和徒众突发异想、无故捣乱。东汉末年朝政极其黑暗腐败，特别是汉灵帝当政的二十年，腐败程度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数一数二的，翻遍二十四史也找不到几个与之“媲美”的例子。汉灵帝存在的价值，好像就是为了让大家看看什么叫最后的疯狂。那时，外戚专横跋扈，宦官穷凶极恶。为了满足他和董太后无法填满的欲壑，灵帝让宦官在西园公开卖官鬻爵，自关内侯、虎贲、羽林，直到国家最高官职，什么都能卖。三公的位子值一千万，九卿的位子值五百万（《后汉书•孝灵帝纪》），而具有实权的郡守位子则水涨船高地卖到两千万。公元182年，权势根深蒂固的袁家买了个三公之位。不过那时老曹家就已经不甘示弱了，曹操的父亲曹嵩当仁不让地花了一亿的高价也买了太尉（三公之一）做做（《后汉书》第52卷、第78卷）。看来十几年后官渡之战在袁曹家之间发生并不奇怪，袁曹两家斗法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灵帝卖官卖得还很“公道”，假如求官者名声不错，也有一定资历，那么价钱还可以打折。此外，没钱的人也可以买官，等到任后再连本带利地偿还了，有钱人买官则概不赊账。
敛了这么多的钱，灵帝用它干什么呢？其实，灵帝这个人还是很注意民生的，他首先要用这些钱搞“扶贫”。在他被“选调”接桓帝的班做皇帝之前，是在河间（今河北河间）做侯爷。成为国家领导核心以后，他不忘“老区”人民的恩情，于是就在那里购买良田，修盖房屋，积极发展旅游事业。为了进一步推动商业经济，他还在后宫中划了一个“开发区”，在里面盖了一个具有先进性的大型农贸市场，让宫女假扮商人和顾客进行“交易”活动，以此给天下百姓做示范。刘备跟妈妈当年下海卖鞋，估计也是受了全民经商风气的影响。为了以身作则，灵帝也经常脱下龙袍，穿上商人的衣服，拿着秤杆跟“顾客”讨价还价。同时，灵帝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懂得民间疾苦，知道群众的觉悟有高有低、素质良莠不齐，做生意哪有那么和和气气、顺顺当当的？为了推广实事求是的风气，他还让“商人”和“顾客”互相盗窃争夺、吵吵闹闹，这才符合国情嘛。看来，灵帝生在东汉是屈才了，他要是生在今天，弄好了会成为一位大思想家或理论家，最次也是世界一流的大导演，他拍出的片子、导出的开幕式啥的肯定错不了！除此之外，他跟刘备一样也喜欢犬马，还给爱犬们戴上文官戴的“进贤冠”，另外，还喜欢亲自驾着白驴车在后宫驰骋游戏。
既然皇帝自己都不把天下当回事，那就怪不得别人惦记了。实际上在东汉末年，图谋改天换地的造反已不是一次两次了。其实，许多郡县的官吏对张角的活动也有所察觉，但王朝末期的官僚总是报喜不报忧，因此一步步使事态扩大、“犯罪”升级。其实，张角的事早传到了朝中大员的耳朵里，在起义爆发的前三年有人就向灵帝上疏建议进行“严打”，但不知何故灵帝并未理睬。朝廷上下的昏聩无能，使张角组织起事减少了很多麻烦。后来这一幕在洪秀全、冯云山在广西发动人马时也再次重演。
最低等的读书人张角，用迷信和救世主的形象把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农民也动员组织起来了。看来，当时东汉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都不安分了，都要有所作为，东汉帝国因此摇摇欲坠。在这样的情况下，刘备迎来了命运的转折。
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里，二十四岁的刘备、二十二岁的关羽、二十岁的张飞以及年纪略大一些的简雍（刘备对他优容有加，除了发小的因素，似乎也因简雍年纪稍长），带着大概百十来号兄弟，步伍不整地走出涿县城门。这里面大概只有二三十号人是骑马的，他们是跟随刘备多年的嫡系，其余七八十号人是临时招募的。带着这个班底，刘备迈出了打天下的第一步。
几年来在涿县地面上为商人保驾护航，刘关张显然积累了一定的“军事”经验。如，如何派哨探摸清敌人的情况，如何运用埋伏、夹击、冲击等最简单的战术，如何鼓舞士气和保障后勤供应，对此他们应该熟谙于胸了。他们的手上也应该沾过血了，对杀人也不会再有心理障碍。
但此时，他们究竟要打谁呢？究竟为何而战呢？他们面对的是半吊子文人张角发动的起事，面对的是头裹黄巾、手拿刀矛的农民，他们下得去手吗？
事实上，对于一个大肆卖官鬻爵、信用宦官（以至于叫张让为父，叫赵忠为母），坐视宦官发动党锢之祸残害士大夫、荒淫无度的汉灵帝，很多士大夫早就心怀怨毒，甚至一些人公开发出了“天下将乱”、“汉室将亡”的呐喊。那么到了张角起事，为什么没有一个士大夫支持他们？甚至连关羽那样的亡命徒也不肯落草为寇，而宁愿跟着刘备扮演官军的角色呢？而在西汉末年，赤眉、铜马也曾发动起义，那时收拾江山的刘秀却曾与他们合作。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在任何时候，中等以上的任何阶层都不能接受暴民作乱。无论是赤眉、铜马还是黄巾，对于那些从最底层被煽动起来的农民和流民们，一旦走上暴乱的道路，在失去锁链之后，却只会破坏。特别是黄巾起事，当宦官内应计划被破获之后，他们似乎失去了明确的进军目标，做的事情无非是“燔烧官府，劫掠聚邑”（《后汉书•皇甫嵩传》），也就是烧杀掳掠、打家劫舍。整个运动演变成一次报复社会的大破坏，而不是一个改朝换代的战争。对此，士大夫、各地豪强以及所有中产以上人家都是不答应的。特别是当朝廷解除了党禁，允许士大夫组织人马进行自卫反击之时，他们都坚定不移地站到了朝廷的一方，因为这种权力一旦拿到手里，就会获得主宰自己命运的自由，而且朝廷是收不回去了。
事实也是如此，灵帝这么一松手，中央政府再想收回这种权力，那就是几百年后的隋唐见了。当年，赤眉、铜马反的是窃国的王莽，刘秀他们还能暂时容下他们，但过后还是要拿他们开刀。而黄巾一开始就没这么好命了，他们存在的意义似乎仅仅是给各路豪杰获得更大权力提供机会，并顺便让英雄们练练手，未来的世界只能属于那些拉起队伍的士大夫。
刘备的百十来号人马，隶属于校尉邹靖，他们要为汉室和秩序而战。那时投军并不像《三国演义》上写的那么简单，军营是闲人免进的，刘备如果不是自带人马和辎重去投军，邹靖是不会接纳的。其实说是投军，也无非是到邹靖那挂个号，以后的发展只能是听天由命了。当然，刘备投军自然不是学雷锋，从此他就算半个公家人了，日后免不了论功行赏。
校尉是仅次于将军的高级军职，能够指挥邹靖的不是担负幽冀战区“扫黄”任务的北中郎将卢植，就是幽州牧刘虞。当然，邹靖也有可能是受何进大将军的派遣独立指挥一支中央派遣军。不过，最大的可能他是归卢植节制，由此刘备才能以卢植学生的名义隶属邹靖帐下。显然，刚出道的刘备其志不在小，没有投靠同学公孙瓒，而是走了老师卢植的门路。不过，也看得出刘备的命确实好，出道之时就有一个作为“扫黄”第一人的老师（卢植的地位要高于同时受命“扫黄”的左中郎将皇甫嵩和右中郎将朱隽），而同门的公孙瓒则很快就成了中国北方的第一霸。
以刘备现在的身份，自然也不会像《三国演义》写的那样跟“涿郡太守”刘焉（刘璋的父亲，事实上刘焉根本没在幽州任过职）互认叔侄。以刘备那点可怜的作战经验和人马，更不可能一上来就来了个五百破五万。罗贯中把这个虚构的黄巾将领命名为“程远志”，大概是指他给刘备祭了刀，让刘备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因此成全了刘备的远大志向。
《先主传》注引《典略》明确记载了刘备的第一次军事行动，但作战对象不是黄巾，而是张纯的叛军。刘备起兵以来，在家乡一带混出了“武勇”的名头，甚至传到了青州平原县刘子平（是当时的县令或当地的大户）的耳朵里。那时张纯趁乱在幽州煽动乌丸造反，搅扰青、徐、幽、冀四州，朝廷下旨让青州派兵去幽州助剿，青州刺史派从事（州政府秘书长）带着不多的人马火速北上。路过平原时，刘子平把“武勇”的刘备及其民兵小分队推荐给了青州从事，谁知这支混合小部队出城后很快就遭遇了大队敌寇，寡不敌众，四散奔逃。刘备身负重伤，动弹不得，眼看就要做刀下之鬼，说时迟，那时快，刘备灵机一动，连忙闭上眼睛，全身纹丝不动，就势装死了，结果还真骗过了敌人。后来，关羽、张飞和简雍会合一处，一看大哥没冲出来，等敌人离开后赶紧去“打扫”战场，果然发现了奄奄一息的刘备，连忙把他救上马车，刘备算是捡回一条命。
《典略》在绘声绘色描述了刘备这次不太光彩的战斗后，来了一句：“后以军功，为中山安喜尉。”《先主传》上也笼统地说“讨黄巾贼有功，除安喜尉。”这种写法当然不是为了讽刺，却颇有讽刺的效果，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有关刘备“军功”的任何描述。不过，三国时代的确就是在这样乱哄哄的景致中开场的。最初的战争，敌对双方都是不谙战阵的农民，打仗有点像赶集或械斗。不过那时似乎也讲究重在参与，刘备能够为国家分忧，自己掏钱招兵买马，敢于冲杀在对敌斗争的第一线，无论战事成败，都是英雄行为，都立下了不小的功劳，所以，刘备在讨黄巾之后能够当上县尉（县委第一副书记，副县长，县武装部部长，县民兵独立团、预备役团政委兼团长，公安局局长，县武警支队政委兼队长）并不为过。那时像刘备这样因势而起的人估计不少，要不各州郡的组织部也不会派出督邮到各县重新对这种军功干部进行遴选淘汰了。
刘备二十四岁起兵，抓住历史机遇，很快就由一介布衣成为一名国家“县处级干部”，走上仕途。但他面临的是一个大乱之世，既有机遇，更有困惑。不仅是他，那时能够看清未来的估计没有几个。在以后的几年中，刘备辗转奔走，不知所措。欲知详情，请看第七回：辗转青徐。

第七回：辗转青徐
从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在家乡起兵讨黄巾，到中平六年弃守高唐，五六年间刘备颠沛流离，辗转无措，四处存身。这一时期，很像是刘备一生的缩影和预演。
刘备这个苦孩子，其实并不爱哭，而是一个乐观向上、屡败屡战、给点阳光就灿烂的人。是呀，假如他的人生观再不积极点，估计早就一头扎哪死了。关于他的故事，在《三国志》里写来是一段段佳话，而且还都是斗志昂扬的，但我读来却每每为之心酸。
幼年的刘备在自家屋前大楼桑树下稚声稚气地发出豪言壮语：“别看俺现在受你们欺负，但以后俺肯定能坐上有这么大华盖的天子之车！”看到此处，我不免心酸，这分明是一个家道败落、孤苦伶仃、备受欺侮的孩子说出的不平语。做了平原相的刘备，当太史慈携孔融之命向他求援时，崭露头角的他说了一句：“什么？大名鼎鼎的孔北海也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在草根里蹦跶的刘备呀！”（孔北海知世间有刘备也!）这是不胜欣喜的话语，这是急待主流社会肯定的话语，读之也令人心酸。以后，在白帝城临终时，刘备对诸葛亮又说了一句大实话：“俺家的阿斗有点脑残，你要是看他还能扶，就扶一把，如果看他实在没戏，就请阁下自做西蜀之主吧。”（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对此话的涵义，一干学院“学者”竟然研究来研究去还莫衷一是。其实，如果稍微懂得一点民间情伪，就会明白刘备的这句话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民间伎俩，即俗语所说的：话是拦路虎。也就是说，这招我给你先说出来了，看你还走不走。结果刘备的一句大实话惊破诸葛胆，吓得这个书生当时瘫软在地、屁滚尿流，毕生动弹不得，只能像抽了疯似的南征北伐，以此独揽大权、政由己出，陷阿斗于被架空的尴尬境地，从而找回一点心理平衡。什么兴复汉室，全是一派鬼话。尽管刘备的一句话就具有如此巨大的杀伤力，但读来还是让人感到心酸，因为毕竟这是图穷匕见的最后一招了。这三段话，活脱脱勾画出刘备的人生三部曲，少年孤穷而有大志，青年迫切渴望获得承认，而到临终还要含辛茹苦地为后事操心。先主的一生，真是可歌可泣的一生呀。
刘备的一生，先后依附或依靠过不少人。在这里，我们不是说他善于利用他人，更不是说他反复无常，而是说他胸怀远大并充满自信。一个英雄可以暂时为人之下，但在心里永远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也清楚自己要做多大的事情，没有谁能够阻止他前行的步伐。是锥子就得脱颖而出，是金子就不能总被埋在土里，是天鹅就不能永远站在鸭子的队伍里。正所谓：金麟岂是泥中物，一遇风云便化龙。所谓“王霸之姿”，正是如此。
公孙瓒和卢植给刘备一个机会，刘备也尽量靠自己的努力向前闯。他没有耽误时间，黄巾之乱初平，二十五岁的刘备被朝廷封为安喜县（今河北定县东）尉。不过卢植很快被宦官算计了，下野了。没了后台，做个官绝非易事，于是，刘备刚一当官就制造了一个“督邮事件”。
黄巾起事之初声势浩大，灵帝和他宠信的太监们把事态估计得比较严重，于是慌了手脚，忙不迭地封官许愿，建立激励机制，以此激发出像刘备这样的杰出青年参加革命工作的热情。黄巾平定之初，朝廷上下也是惊魂未定，还真的兑现承诺，对有功之臣封官加爵。不过等风平浪静了，酷爱做生意的灵帝终于缓过劲来，一想这买卖有点不划算，于是下旨各郡对那些以“军功”为名趁机混进革命队伍的干部进行考核，甄别淘汰。于是一个小小的督邮来到了安喜县。
督邮是啥官呢？其实也就相当于现在市纪检委或市委组织部派下来审查干部的人。他们的级别并不是很高，最多也就是科级，甚至是普通科员，但这些小官却是郡守的直接属吏，职责就是监察各县的官吏，“凡传达教令，督察属吏，案验刑狱，检核非法等，无所不管”，真可谓位轻权重，到了哪个县，哪个县的县官见了他们都比见了亲爹还要亲。正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督邮既然到了安喜县，看来刘备要悬。
事实上，各州刺史本来也是搞监察的，级别也不高。那时的州本来就不是行政单位，而是为了监察的方便而制造的一个虚设单位。州刺史相当于现在各省的纪检书记，其地位远不如各州下面握有实权的郡守和国相（相当于现在地级市或地区的书记）。而各州州牧，才握有实权，掌管一州军政，但这并不是常设职务，除非到了黄巾之乱这样的大乱之局才会临时设置。三国之乱之所以好看，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朝廷权力下放，各州牧（省委书记、省长）取得实权。
书归正传。督邮既然来了，作为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的刘备自然要去拜见。可是，令每个被审查干部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督邮拒绝接见刘备。看来这个督邮不是想“办”刘备，就是想索贿。如果是一个平常的县干部，此时此刻估计不是当场休克，就是心脏病发作。可刘备是何等样人？一听不见，二话不说，掉头直奔县衙，抄起一根水火棍，又飞步赶回县委招待所，上去咔嚓就是一脚，把大门踢开，迈步直闯总统套房，一把将年轻的正干人事的人事科长像拎小鸡似的从床榻拖到地下，又像拽死狗一样拉到院子里，（服务员小张惊叫一声，拿起床单裹住娇躯跳下床慌忙逃走。此处按下不表），刘备拿起都邮的裤腰带结结实实地把这小子给捆了起来，挥起水火棍劈头盖脸地砸向督邮。一边打一边怒火万丈地说：“你也干人事？你也干纪检？你们除了吃拿卡要还会干什么？我叫你贪！老子在前方吃紧，你们在后方紧吃，老子还要拿银子孝敬你们？……”这一打不要紧，等到刘备把怒火都发泄出来，也结结实实狠狠打了督邮二百来下，直打得胳臂都抬不起来，直打得督邮头破血流、奄奄一息。刘备自知闯下大祸，索性这个官也不当了，于是让人拿来县尉的大印，丢在地上，恶狠狠地说：“没有钱，就不能当官吗？好！老子不当了行不行？”说着解下系印的绶带把督邮绑在马桩子上，带着关羽、张飞、简雍三人以及几十个兄弟策马离开安喜县，扬长而去。（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着马枊，弃官亡命。）
事实上，刘备如果对这个督邮加以贿赂，这个县尉肯定会平平安安地做下去，也许以后还会顺当地做到县令。不过要向这样一个黄嘴小儿低头，那还是刘备吗？那样中国历史上怎会出现一位刘先主？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把打督邮的事安到了张飞身上，本意是“美化”刘备，不过他太不清楚英雄的涵义了，事实上他笔下的刘备从一开始就不是刘备。其实以张飞“世家子弟”的眼界，对这个督邮倒不至于如此恼怒，老张家是土财主，对官府敲竹杠的事情应该见多了。《三国演义》说是刘备劝住了暴怒的张飞，但历史上可能出现的真实场景也许正好相反，应该是理智的张飞一把拉住因为丢了面子而勃然大怒的刘备，说道：“主公，别打了，再打就出人命了。”
不过，上级人事科长跟地方干部的冲突倒不是什么新鲜事。无独有偶，两百年后，在东晋也发生了一个类似的故事，而且比刘备的故事还要有名，那就是尽人皆知的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
英雄不遇，千古皆然！一叹！
尽管刘备这件事做过了头，但也不是多大的罪过，毕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跟关羽那样的通缉犯大有不同。估计那个督邮回郡复命得这样写：查该员谎报军功，滥充县职，且贪墨搜括，生活腐化（刘备与县招待所小张乱搞男女关系，经过连夜讯问，查有实据），现已革职查办。
不过，挨打的事情，这个督邮未必会说，因为那实在太丢脸了，要是让人知道，以后还怎么混，再说也不会被评为“工伤”。此事之所以被写入历史，估计是刘备他们后来经常把此事挂在嘴上。这个故事类似于当年曹操和袁绍抢新娘、曹操以五色棒执法，也具有独创性并足以显露英雄本色。
古人写历史其实比今人好看得多，因为他们很注意挖掘和保留那些充满勇敢、智慧乃至“淘气”的故事，从中可以窥见人性的光辉。有人说“历史可以写得很好看”，其实这句话是个笑话，也就是蒙骗一些没有读过书的人。古代历史写得本来就很好看，我没看到今人有超越古人的。其实，古文也并不难读，当时的作者也无非是把鲜活的生活语言“翻译”成文言，而且在许多地方保留了原汁原味。我们应该明白，古人说的话其实也是白话，读懂古书其实是把古文再翻译成白话，并读出字面后面那些曾经是那样鲜活的东西。
毕竟是乱世，刘备对鞭打督邮的事情也没太放在心上。在逃亡的路上，刘备和兄弟还趁机去了趟首都洛阳，大概是想见见世面吧。后来，他们遇到一个军官毌丘毅，他是大将军何进派往扬州丹阳郡招兵的。此时的毌丘毅有权无兵，听了刘备的履历，倒也愿意刘备为他保驾护航，同去丹阳。果然，路过徐州下邳时，他们遭遇小股敌寇。对此，刘备及其义勇军小分队倒是见多了，于是一鼓作气杀退敌人，保得毌丘毅到丹阳完成使命。毌丘毅知恩图报，他手里没别的，就是有官，于是保刘备做了下密县（山东昌邑县东）县丞，又是一个副县长。
刘备在下密当县丞不久，“复去官”。这次《先主传》没给出原因，难道又一次把人事科长打了？总之是大英雄真本色，不吃眼前亏那是肯定的。大概还是得毌丘毅保荐，刘备很快又做上了高唐县（今山东禹城西南）的县尉，这次大概总算是坐稳了，于是由县尉而升为县令，但面对敌寇的来袭，寡不敌众，刘备弃官而走。
几年间，刘备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在安喜、下密、高唐不同的州不同的县做过三任副县长、一任县长，可惜都没做长；这显然是因为他没有后台，他现在谁的人也不是，再加之以一个县的兵力对付小股敌寇还行，但遇到大队人马就没有办法了，五百破五万、八百破十万的故事毕竟只能出现在小说里，结果最初几年，刘备总是输得很惨。别人有关系还可以交了学费换个地方，而刘备就没有那么顺当了，只好辗转奔波，见缝插针地找位置了。
初平元年，也就是灵帝驾崩、董卓进京那一年，独自闯荡数年的刘备，终于想到为什么不去投奔党校同学公孙瓒呢？
这个时候不投靠一个主子也不行了，因为那时朝廷已经不复存在，董卓擅自废立，关东诸侯已经政由己出，而且大致划分了势力范围，自己的地盘都是自己说了算。现在想做官，其实不是做朝廷的官，而是做张三的官或李四的官。对于刘备来说，现在投靠的最佳的人选自然非公孙瓒莫属。事实上，刘备那时也没什么第二人选，其他诸侯谁认识他呀。做大汉的干部已经不可能了，只能做公孙瓒的手下了。
刘备辗转奔波这几年，东汉王朝摇摇欲坠。也正是在这几年，将来要与刘备打交道的曹操、袁绍、袁术、吕布等人都早已卷进历史的漩涡中心，他们的动人事迹是时任县委书记的刘备同志所不敢想象的。不过，再过五六年，刘备会让天下人知晓他的名字。
这段历史是不能避而不谈的，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刘备创业的艰辛与意义。欲知后事如何，请看第八回：何进惹祸。

董胖做恶都是明火执仗的，的确算不得阴险，应该是歹毒了！
至于擅行废立、秽乱宫掖、火烧洛阳、杀掠百姓，坏事做的不少，更不小！

第八回：何进惹祸
故事还是从汉灵帝说起吧。在黄巾主力被迅速扑灭以后，灵帝有理由认为在他的英明领导下创造了丰功伟绩，把坏事变成了好事，天下重新获得太平与中兴，于是兴冲冲地在光和七年的年底把年号改为“中平”。在灵帝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他的兴趣从发展商业、旅游业又转到了体育领域，其中最有创意的做法是在西园里建造了一千来间裸游馆，每日率领无数个十四至十八岁的美女娇娃开展天地人大和谐的集体裸奔运动。这也许是他最后的疯狂了。孔子说，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灵帝算是寿终正寝了，但他的债则由他两个年幼的儿子以及大汉江山来还了。
其实，作为一代英明领袖，灵帝并不是一个弱智的人。在黄巾刚刚冒头的时候，他就在三月壬子日下令大赦天下党人，于是被下放到各地劳动改造的干部们回京的回京，复职的复职。灵帝的这个做法当然不是表明他要痛改前非、拨乱反正，而是担心遭受无数次灾难性打击的党人们站到黄巾的队伍里。灵帝的这一招果然很灵，党人们得了自由，感激涕零，于是都忙着扫黄打非去了，最终，灵帝的壬子日的“惠民工程”真的战胜了张角的甲子日武装起义。
在临死的前一年，灵帝还鞠躬尽瘁地操劳国事。他甚至知道战乱并没有平息，于是继续充实中央武装，组建了西园军，下设八校尉，任命亲信宦官蹇硕为“上军校尉”统帅各军，下设中军校尉、下军校尉、典军校尉、助军左右校尉和左右校尉，已经是风云人物的东汉“十大杰出青年”袁绍和曹操也位列其中。可见灵帝不仅是聪明人，而且也很有手腕，可惜的是他把绝大多数智慧都用在和商业、娱乐业以及体育事业的创新上了。其实，他的远房亲戚刘备跟他一样也喜欢声色犬马，但他们有一个小小的区别，那就是为了得到这些刘备必须先行在江湖上奔波奋斗，而灵帝却只想在西园里做一个“御宅男”。
大概是灵帝这个天下坐得太舒服了，不少人也想拿来尝尝滋味，除了张角三兄弟，还有幽州的张纯和张举。现在我们则要说一下几个也要“问鼎”轻重的事情。一是皇甫嵩事件。东汉安帝以来，西羌不断袭扰大汉，于是朝廷在西部始终保持着一支强大武力，而且名将辈出。皇甫嵩是“凉州三明”之一皇甫规的侄子，也是西军的后起之秀，他除了成功抵御了西羌的进犯，还用夜袭、突袭、火攻等战术迅速镇压了黄巾主力，于是被时人当做“安危定倾者”（《后汉书•皇甫嵩传》）。他的部下阎忠曾经劝说他吸取韩信的教训，干脆抛弃腐朽的、垂死和最高阶段的东汉帝国，拥兵造反，自己做皇帝。皇甫嵩胆小，没答应。二是张温事件。中平二年，也就是镇压黄巾后的第二年，司空张温被任命为车骑将军，将要率领大军讨伐西凉的边章叛乱。名士张玄一听，坐不住了，立即跑到张将军家劝他起兵诛杀奸佞，尽除宦官，澄清天下。但张温胆也小，坚决拒绝（《后汉书•张玄传》）。三是王芬事件。在董卓进京的前一年，在高级干部里终于出了一个胆子大的人，那就是冀州省纪委书记（冀州刺史）王芬，他聚集了一批豪杰之士，并以防御流寇为名招募了一批人马，准备乘灵帝北巡之际，废灵帝立合肥侯为帝。后来，灵帝取消北巡，刺杀行动流产，王芬畏罪自杀。
有这么多人惦记着汉室江山，那么替灵帝看管着天下的那些宦官们，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是何作为呢？显然，他们还不知道即将面临中国历史最大的一次针对宦官的集体大屠杀，在最后的时光里也继续疯狂展示着这个特殊群体的愚昧与嚣张。中平元年当卢植率军在前线苦苦支撑镇压黄巾之时，十常侍手下的左丰竟然向灵帝诋毁卢植，致使其罢官。正史并未给出他们诋毁卢植的原因，但几乎可以肯定是索贿不成。既然正史上有这样的线索，《三国演义》在此处浓墨重彩地写了几笔，还让刘备在战场上跟老师打了个照面。国难当头，宦官们不仅没有终止搜刮，反而搜刮到在前线卖死力的将领头上，汉室焉能不亡？
那时除了一心一意做“御宅男”的灵帝、穷凶极恶但又外强中干的宦官，还有一股势力，那就是外戚何进。何进本是屠户的儿子，因为他的同父异母妹妹入宫受宠做了皇后，作为皇帝大舅子的他一步登天。黄巾乱起，灵帝让何进做了大将军，总掌兵符。党人对这个温和而平民化的外戚（从其所作所为来看，的确就是个没有主意的庸碌之辈）似乎抱有厚望，刚刚获得自由，二十多名海内名士就投入何进的幕府。以下这些人都在三国历史上留下了重要印记：袁绍、伍孚、荀爽、荀攸、王允、华歆、孔融、刘表、王匡、鲍信、蒯越、陈琳、郑玄、逢纪、张纮。作为一个平易近人而没有主见的外戚，何进始终动摇于宦官与士大夫之间，他甚至不能像他妹妹那样坚定不移地依靠并支持宦官。他最终听信了袁绍的建议，征调八路外兵进入首都洛阳，从而逼迫太后下令诛杀宦官。其实他自己出手有何不可呢？问题是，他没有这个胆子。
黄巾没能推翻汉室，但何进引狼入室的做法却使东汉王朝名存实亡。西园军蹇硕未必指挥得动，几个校尉都是何进幕府的人，而何进的大将军府与其弟何苗的车骑将军府也有不少家兵，动武除掉宦官，应该不费吹灰之力。对于招外兵的做法，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觉得不妥。何进的主簿陈琳举的例子最恰当，他说：“您现在大权在握，对付几个宦官，就好像拿一根小小的毛发往洪炉上燎，还没等接近，‘刺’的一声就化成空气了。假如外援真的来了，恐怕反要出大乱子。”（今将军总皇威，握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无异于鼓洪炉以燎毛发。但当速发雷霆，行权立断，违经合道，天人顺之；而反释其利器，更征于他。大兵合聚，强者为雄，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只为乱阶。）而时任西园军典军校尉的曹操则说得更加实际：“现在要治宦官的罪，只需一个狱吏就够了，怎么要求助于外将呢？我看这事有点悬，我们就等着倒霉吧。”
搬请外援的馊主意是袁绍出的。实际上在董卓到来之前，主导当时政局的第一人物不是何进，而是袁绍。袁绍，字本初，出自“四世五公”、“势倾天下”的汝阳（今河南省周口市西南）袁家，是司空袁逢的庶子（小老婆生的），后来过继给伯父袁成。袁绍并不是与宦官结下死梁子的党人，他们家尽管是东汉数一数二的政治世家，但门风似乎不正，因为袁家同外戚与宦官都有结纳，可谓左右逢源。袁绍的父亲袁成是外戚“跋扈将军”梁冀的铁哥们，同时又与中常侍袁赦认了宗亲。在这样的家庭，袁绍似乎很早就学会了玩弄政治手腕。他本来顺顺当当做了一段时间的官，但还觉升得慢，于是突然在洛阳城中过起了“隐居”生活，“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也许是距离产生美，他立时成为当时最红的政治明星，士无贵贱，争赴其庭，天天有一帮追星族拿着新书堵在他们家门口等着他签字，奔驰和奥迪都把道路叉死了（辎柴毂，填接街陌），为此他们家附近的交通警察做得很辛苦，连年被评为全国劳模。这场景连灵帝的常侍赵忠也看在眼里，不禁倒吸凉气，连连抓着后脑勺说：“这龟孙成天蹲在家里不动劲，身价就几百倍地往上翻，大盘都快涨停了，朝廷让他做官他不去，可一帮愿为他赴汤蹈火的粉丝却净往家里钻，这小王八羔子到底想干什么呀？（袁本初坐作声价，不应呼召而养死士，不知此儿欲何所为乎？）后来，何进大将军开府，袁绍重新启动政治生命，入何进幕府做了办公厅主任（大将军掾），并成为何进的第一助手，而此时的同事逢纪、荀攸等人后来都成了他的属下，而刘表、蒯越后来则在南方开创了不小的基业。有了何大将军的照应，袁绍很快又担任了西园军八校尉之一的中军校尉，地位在扫黄先锋曹操之上。灵帝驾崩之后，袁绍便向何进建议诛杀宦官。何进徘徊不定，袁绍竟然胁迫何进说：“现在的局势已是你死我活、鱼死网破，双方的布局也都摆在桌面上了，如果还犹疑不定，恐怕会发生意外，措手不及，您现在还等什么，为什么还不早下决断？”（绍胁之曰：交构已成，形势已露，事留变生，将军复欲何待，而不早决之乎？）于是，何进让袁绍做了首都洛阳直辖市委书记、市长（司隶校尉）。袁绍实权在握，立即督促各路外兵向京城靠拢。
现在，袁绍已经站在东汉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可惜他没有做出正确的抉择。那时在职位上比他逊色很多的曹操，却显然比他高明得多。袁曹的决战，此时胜负早已分明。曹操，字孟德，跟刘备一样，身世也有点可疑。现在的史学家也没有搞清楚，他到底出自曹氏还是夏侯氏。但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曹操家世也不让袁绍，而且自小就表现出英雄本色。他曾经假装中风害过他亲叔，曾经跟袁绍一道抢过新娘，曾经舞动双戟吓唬过灵帝之“父”大宦官张让并安全撤离，也曾经被桥玄、许劭等传媒大腕看做是天下奇才而免费为他进行炒作，他也曾在任洛阳市城北区公安分局局长（洛阳北部都尉）时用五色棒活活打死了他未来的顶头上司蹇硕的叔父。在镇压黄巾时，他被任命为中央骑兵独立师司令员（骑都尉），率领五千骑兵协助皇甫嵩、朱隽镇压黄巾军。后来，他升为济南国相，又干了一些打击豪强、除恶去秽的大好事。也是在这几年，他的父亲曹嵩做着大司农（财政部长）还不过瘾，又斥资一亿竞标买到了太尉，位列三公。汉灵帝建西园军，曹操名正言顺地成为典军校尉。这时曹操年仅三十四岁，最大的愿望是能当上征西将军（那时天下似乎又平定了，唯有西部的羌人犯境），并且再封个侯啥的，但历史岂能只给他这点差事？此时，对于诛杀宦官，他是赞成的，但对于袁绍愚蠢的建议却坚决反对。此时的曹操还左右不了大局，不过多年以后他会教袁绍怎么做人做事。许多人不解曹操在官渡与袁绍作战时为什么信心满满，甚至抽空去趟徐州把刘备赶走。其实很简单，曹操对袁绍这个发小早就看得底掉。袁绍显然也知道曹操的能量，要不在官渡时怎么那么没有自信呢？袁家有次出丧，结果来到汝南袁家送殡的宾客竟然有三万之巨，身逢盛况的曹操偷偷对王俊说：“天下必将大乱，但最先挑起祸端的必定是袁家哥俩(袁绍、袁术)。为了国家安宁，百姓安康，不先宰了这俩人，天下必乱。”王俊则说：“那么将来安定天下的，一定是你了？”二人相对而笑。
但在当时，袁绍与何进还意识不到，由于愚蠢，他们将打开潘多拉的盒子。为了逼迫自己的妹妹何太后下决心诛戮宦官，何进同意了袁绍的建议，决定招八路外兵入京。哪八路呢？
第一路是原前将军、当时正在赴任途中的并州省委书记（并州牧）董卓。
第二路是原并州纪委书记（并州刺史）、时任武猛都尉丁原。
第三路是东郡市委书记（东郡太守）桥瑁。
第四路是大将军府办公厅主任（大将军掾）王匡。
第五路是西园军后勤装备部代部长（西园军假司马）张杨。
第六路是原并州省委秘书长（并州从事）张辽。
第七路是中央骑兵独立师司令员（骑都尉）鲍信。
第八路是中央陆军独立团团长（都尉）毌丘毅。
其实，何进招兵大多是一个虚拟概念，王匡、鲍信去了泰山募兵，张杨和张辽回并州募兵，而毌丘毅则到丹杨募兵，刘备也就是在这时遇到毌上校的，并保着他顺利到达目的地，得了一个县尉之职。在这一历史时刻，刘备的贡献属于细枝末节了。八路军当中，六路人马不是虚拟，就是远在外地，只有董卓的三千亲兵和丁原的并州军才具有一定的战斗力，而董卓的人马此时更是心怀叵测地逼近洛阳。
问题在于，我们搞不清楚手里握有西园重兵的何进为什么同意袁绍的建议去招外兵入京，最可能的解释是，这个出身寒微的屠家子没有足够自信，他看到西园兵也许可以除掉宦官，但像袁绍这样强悍的人未必会听命于他，招来更多的外兵也许可以造成互相牵制的局面，因此也许会把自己的位子坐稳。而袁绍的算盘大概是，通过招外兵来试探自己的号召力，并削弱何进的影响力，从而在未来的政局中取得绝对性的优势。但他们二位的算盘都打错了，他们想不到的是，几个宦官就把何进办了，而董卓则把袁绍给耍了。
何进和袁绍两人把一盘好棋给下坏了，以后的事态没有按他们的设想进行，不仅宦官进行了绝地反击，而且来京勤王的董卓更是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第九回：董卓窃国。

第九回：董卓窃国
在兵临城下的背景下，洛阳城里发生了类似于12级地震的惊天剧变。
我常说三国时代乱得精彩，但这一段故事并不精彩。何以故？这都是让何进和董卓这两个大老粗闹的。现在，士大夫们都获得了空前自由，而且也在京城洛阳扎了堆，可他们运用权力和武装的经验都远远不够，做事情畏首畏尾，犹豫有之，莽撞有之，唯独没有果断。因此，何进无能，袁绍莽撞，结果让董卓造成祸乱，他们手拉手地一起为东汉王朝送了终。
也许是常年裸奔着了风寒，汉灵帝在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四月一病不起，眼看就不行了。然而，也许太专注自己的革命工作了，他忘记了还有一样最要紧的事还没做，那就是革命接班人还没有选定。与东汉无数短命绝嗣的皇帝不同，汉灵帝由于喜欢体育运动，好歹还活过了三十岁，并为江山社稷留下了两个接班人，一个是十四岁的刘辩，也就是何进大将军的外甥；另一个是九岁的刘协，王美人所生。这个刘辩更多的基因大概是从母系那边继承来的，平庸而轻佻。灵帝对老大很是看不上眼，而老二因聪明伶俐甚得欢心。但对于选择接班人这样重大的问题，灵帝倒也明白，没敢轻易做出废嫡立庶、废长立幼的决定。
蹇硕以及十常侍虽然恋权贪财，但对灵帝却唯命是从、忠心耿耿，因为在他们心中，灵帝实在是个千年一遇的好领导。同时，他们不愿看到何进的权势进一步膨胀，于是也不希望何进的外甥刘辩接掌大位。但怎么让何进出局呢？十常侍想了一个好点子，那就是借口西凉韩遂作乱，提请大将军何进领兵西征。何进这个时候也不傻，以青徐黄巾复起为辞，设法拖延时间。不几天，汉灵帝病死，蹇硕决定先发制人，诛杀何进，然后再立刘协为帝，于是召何进入宫。何进知道蹇硕不怀好意，于是称病不入，并在宫外集结军队严阵以待。蹇硕迫于压力，不得不同意立刘辩为帝，是为少帝，何皇后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袁绍的叔叔太傅袁隗与大将军何进同时辅政，何进一口气提拔了袁绍等二十多人的职务，一时威镇当朝。
对于何进的权势，最怕的还不是十常侍，而是蹇硕。蹇硕因为手握军权，与光杆司令何进矛盾最大，势如水火，因此恐惧不安。于是他不得不先跳了出来，再度谋害何进。但这个阴谋被人告发，于是何进逼迫十常侍下令捕杀蹇硕。
面对早已厉兵秣马、摩拳擦掌的士大夫们，十常侍为了维护与何进以及何后的和谐局面，他们竟愚蠢地抛弃了手握兵权的蹇硕，将其收斩。蹇硕也许是新得灵帝宠信，与根深蒂固的十常侍未必和谐，在外面也许人五人六，但在宫中给十常侍提鞋都不配，因此一纸文书就赴了黄泉。宫里自有宫里的规矩，冒进的小字辈蹇硕死得并不冤。不过十常侍杀了蹇硕，实际上削弱了自己的力量。本来西园八军名正言顺地掌握在他们手里，现在则全部转归大将军何进。如此一来，他们此时手中已经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武装力量。在和平年代，他们还能依靠皇帝撑腰，可一旦失去这个依靠，当士大夫们铁了心要动武时，他们只能坐以待毙。
宦官已经让步，何进现在可尽诛宦官，一手遮天，但野心勃勃的袁绍却不想让水这么快就清下去，于是告诫何进斗争远没有结束，必须杀掉所有宦官，以绝后患。但这样重大的事情，何进竟然要向他的妹妹何太后请示。同样奇怪的是，何太后竟然继续把宦官当做依靠，坚决不同意何进诛杀宦官，何进因此也不敢动手。而更奇怪的是，何太后的母亲与何进的弟弟何苗因拿了宦官的贿赂，也替宦官们说好话，坚决阻挠何进对宦官采取行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何进一家子都是无胆无识的糊涂虫，历史把他们放到政治舞台的中心，只是让他们死得更快而已，不过，他们虽死不足惜，但却苦了汉室江山。
何进浑浑噩噩、犹犹豫豫，袁绍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担心夜长梦多，把他晾在旱地上，于是再次向何进建议调集四方猛将豪杰，领兵开往京城对太后进行兵谏。这个办法也许给何进壮了胆，他终于点了头。于是四方兵起，朝野震动，外戚联合士大夫同宦官的总决战已经不可避免。
但此时何家人的表现仍然异常可笑，哥哥在四处调兵准备诛杀宦官，而妹妹却匆匆忙忙地把中常侍、小黄门们都遣送出宫，以保其命。但宦官们一看何进真要大开杀戒，跑到哪儿都是一个死，于是竟然跑到何进府第，团团跪在何进的脚下哭天抹泪苦苦哀求。袁绍一看十常侍都送上门来了，在旁力劝何进乘机把他们全都宰了。但没主意的人也一定心软，当年项羽不也是这样吗，在鸿门宴上因为心软而放过装孙子的刘邦。这个时候，好人何进也下不了手，硬是把十常侍都放了。但袁绍并不甘心，于是假传命令，通知各州郡逮捕宦官的亲属。
宦官们一看袁绍抄他们的后路，真是无路可走了，只好铤而走险。与何进不同，他们都是在血雨腥风里走过来的，贼胆包天，而且行事果断。他们借口离京前要最后侍奉一次太后，又跑进皇宫，并假传何太后的谕旨，召何进进宫。何进竟然不知是计，不听众人的劝阻，糊里糊涂地入了宫。
对于此后的事态，我几乎都不想叙述下去了，因为实在不够精彩。光熹元年八月二十五日（189年9月22日），在张让的指挥下，中常侍段珪等率领数十名宦官，将何进斩杀于嘉德殿前，并把何进的头颅扔出宫外。手握重兵的何进连几个宦官也不敢杀，那就难怪死在宦官之手。
在外面等候的何进家兵一看主公竟然身首异处，于是红了眼，立即围攻南宫。防卫宫禁的中央警卫团团长（虎贲中郎将）袁术，也率兵加入战团，并火烧宫门。这时车骑将军何苗也亲自领兵来援，但他的到来只是续写何家可笑的故事——何进的家将与何苗不和，甚至认定何苗企图保全宦官并对何进的死负有责任，于是两个将军府的家兵忘记了诛杀宦官，自己却打了起来，何苗最后可笑而可悲地死在何进家兵的刀下。
何家人可笑而可气地丧失了权势，现在整个洛阳城都归袁家掌握了，袁绍、袁术和他们的叔叔袁隗主持大局。袁绍、袁术以及曹操率军杀入宫中，关闭宫门，同时发出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命令，指挥士兵在宫中搜索，连一片瓦片也不放过，不论老幼，只要看见没长胡子的，格杀勿论，最终将宦官斩尽杀绝，死者达二千多人。一些没长胡子的人，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宦官，甚至主动脱裤子给兵士看。（绍遂闭北宫门，勒兵捕宦者，无少长皆杀之。或有无须而误死者，至自发露然后得免。死者二千余人。）何进的死为一场大政变以及东汉的崩溃做了血的奠基，袁绍等也才敢于发难。宦官们胆大包天，废立的事也不是做了一回两回了，他们缺的仅仅是正义；而士大夫的胆识则是一点点培育起来的，尽管他们自以为手握正义，但没有何进的鲜血，袁绍兄弟也不敢动手。
与何进与袁绍他们相比，张让、段珪等十常侍更不像弱者，他们逃窜之余，还裹挟了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小哥俩。先是从秘道（复道）逃往北宫，后又逃出洛阳城，一路北行。洛阳直辖市河南地区行署专员（河南尹）王允同志听到消息后，立即派河南地区中部区委书记（河南中部掾）闵贡予以阻截。闵贡追了三天，追到黄河岸边，厉声叱责张让等人。张让见前无活路，后有追兵，旁边又有个姓闵的把自己祖宗三代都骂遍了，恼羞成怒，惊恐交加，一想干脆不活了，于是投河自尽。至此，困扰东汉政权几百年的外戚和宦官问题，竟然在短短的四天时间里奇迹般地消除了，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不好的秩序也是秩序，失去宦官庇护的东汉王室，将遭遇恐怖的苦难。
闵贡等人搀扶着小哥俩，向洛阳方向前进。走到北芒阪下，突然前面马蹄声揭地掀天，滚滚征尘随风大作，一彪凶悍的铁骑已驰到眼前，为首一人膀大腰圆、黑脸虬髯，有人认出他正是并州省委书记董卓。
说起董卓，其实那时已经是东汉帝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了。董卓，字仲颖，凉州临洮（今甘肃省临洮县）人，自幼膂力过人，在马上可以左右开弓，是一名天生的军人，很早就成为帝国重点培养的军事人才。他在东部参与镇压黄巾时作战不利，但在西凉平定羌人却是把好手，一来二去，已经成为维持西部稳定局面不可或缺的人物。董卓依靠的力量是他的一支私兵，由“湟中义从”和秦胡兵组成，异常强悍。“义从”是指一群很讲哥们义气的亲兵随从，类似于子弟兵。后来公孙瓒在辽东也弄了一帮好骑白马的哥们相随左右，号称“白马义从”，也许是受了董卓的影响。郑泰曾说：“天下强勇，百姓所畏者，有并、凉之人，及匈奴、屠各、湟中义从、西羌八种。”（《后汉书•郑泰传》）当时天下最强的六支武装，董卓竟然拥有其中的三支，其军力之强如何不令人畏惧？几年前，当司空张温总领西部军事讨伐边章叛乱时，董卓就不太买账。那时孙权的父亲孙坚正好在张温帐下，那也是个压不住脾气的英雄，当即就劝张温：“这样一个狼子野心的家伙，现在不给宰了，恐怕早晚要成祸害。”可是张温在西部军事上还要仰仗董卓，否则“西行无依”，于是未能杀之。
西事渐平，但董卓却已尾大不掉。朝廷想掳夺董卓的兵权，于是调他出任中央政府的少府。对于这个九卿之一的高位，董卓并不稀罕，更不想离开军职，于是抗命说部下阻拦不能赴任。很多年以后，袁世凯也是用这招搪塞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死活不去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国历史总是喜欢不断地重复，有时相似得让人感到恐怖。朝廷还不死心，一心要董卓离开西凉，于是又把并州牧的位子腾出来让他坐。并州也属边地，而且董卓曾经做过并州纪委书记（刺史），对于这个任命实在找不出理由不去了，除非直接造反。但董卓还是提出了一个条件，做并州牧可以，但要带上自己的三千亲兵。为臣子的竟然明目张胆地同皇帝讨价还价，真是匪夷所思。不过谁让灵帝曾经那么大力推动商品经济呢？董卓无非是照葫芦画瓢而已。而且此时朝廷软弱，已经没有力量制裁董卓，于是董卓带着三千亲兵兴高采烈地前往并州赴任，这又开创了东汉帝国的一个先例。
关于董卓为何戏剧般地突然出现在少帝小哥俩的面前，《三国志》和《后汉书》的记载不一致。不过，董卓蹲在洛阳城郊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他始终在等待最佳的出动时机。自然，他不是要替何进和袁绍卖命，而是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显然，董卓的弟弟董旻是他在朝中的眼线，董旻那时在洛阳做着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奉车都尉，在洛阳政变中也表现活跃，不过他干的也不是什么正经事，而是火上浇油、浑水摸鱼，何苗就是他伙同何进的家将杀的。
初到洛阳的董卓，军力并不强大。那时，西园八军、两将军府的残兵剩将、丁原率领的并州军、袁绍的部队、鲍信和张辽招募的军队，加在一起要比他们多得多。作为一个军人，董卓对政治不太明白，但玩军事的确有一套，很快就在洛阳城给公卿和百姓们上演了一个武装游行的好戏。他让部队在夜间悄无声息地调出城外，然后次日白天再鼓乐喧天、浩浩荡荡地开回城中，而且每隔四五天就来这么一次，疑似西凉兵正源源不断地开到洛阳。洛阳一哥袁绍被这么大的阵势搞蒙了，不敢动手收拾董卓；而别的军官从军人的角度不禁对“兵强马壮”的董卓肃然起敬。于是，何进、何苗的家兵投奔了董卓，吕布杀了上司丁原，领着并州军马也投到董卓帐下。吕布的同事和老乡张辽，一看勇猛如吕布者都归顺了董卓，于是带领所部千把人也投了董卓。吞并多家武力之后，洛阳城中的董军已经是一头独大了（京师兵权唯卓为盛）。
本来是洛阳城中一哥的袁绍，此时却毫无作为。《三国志》和《后汉书》一致说：“绍畏卓，不敢发。”但此时还有一个比曹操还要猛的强人就不信这个邪，他就是鲍信。他回到洛阳后，指出董卓外强中干，力劝袁绍趁着董卓立足未稳，发动突然袭击。可惜，袁绍被董卓三天两头开进的人马搞得晕头转向，遂不动手。鲍信是一个杰出的人，后来英雄惜英雄，与曹操并肩作战，只可惜早早战死，否则会留下更多的传奇。
袁绍并不惧怕董卓本人，只是担心董卓那令人生畏的武力。当董卓就废立问题向他征询意见时，袁绍坚决不同意。董卓大怒，手按佩剑，大声骂道：“你这个小兔崽子！天下事的决定权在我不在你，我要做的事情，谁敢说个不字？难道你怕我手中的宝剑不够锋利吗？”在这一刻，袁绍的怒火也终于爆发，很像一个纯爷们似的反唇相讥：“你以为天下就你一个强人吗？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随即也把佩刀一横，拱了拱手，摔门而出。袁绍随即离开洛阳，逃奔冀州，转过年来即揭起讨董大旗。
袁绍一走，董卓凭借并不强大的武力，成为洛阳城的一哥。这段历史最为诡异的是，懦弱的屠家子何进手握重权却不敢对付几个手无寸铁的宦官，而实力并不雄厚的董卓却敢作敢当，擅行废立，把皇权玩弄于股掌之间。在北芒阪下，董卓同少帝刘辩和刘协小哥俩都谈过话，那时刘辩虽已十四岁，但却糊里糊涂，前言不搭后语，而陈留王刘协那时虽只九岁，说起话来却有条有理，甚是伶俐，因此，董卓生了废立之心。当然，董卓并不是因为喜欢刘协聪明而让他做皇帝，而是同历史上所有权臣一样，不过想借废立给自己的权力增添更重的砝码。
臣子董卓废掉了天子，驱逐了何太后。他还给少帝加了个罪名：天姿轻佻，没有帝王应具有的威仪，在服丧期间，怠慢懒惰。袁绍的叔叔太傅袁隗亲自解下少帝的玺绶，九岁的陈留王刘协被立为新君，这个聪明的孩子成为东汉的末代皇帝——献帝。其实，在他登基的那一刻，东汉的历史已经宣告终结。
士大夫们在董卓主持的百僚大会上保持了沉默，似乎愿意承受董卓的淫威。但事情却没有那么简单，很快，两个名士主动投靠了董卓，一个是尚书周毖，一个是城门校尉伍琼。事实证明，他们是士大夫集团派出的卧底，后来都死于非命。在一段时间里，董卓被这个两个人忽悠了，他同意周、伍二人的建议，并让他们重新组建新一届政府。不知是不是这两个小子的主意，还是董卓酷爱作秀，一天董卓带领司徒黄琬、司空杨彪（杨修的父亲）身上戴着重刑给小皇帝上书（俱带锧诣阙上书），要求给窦武、陈蕃以及党人们平反昭雪。也就是说董卓连命都可以不要，也一定要还党人一个清白。估计是周、伍二人拿董卓找乐，连小皇帝都是他立的，不知道为什么还要让他演这一出戏。
周、伍两个卧底，越俎代庖地替董卓做了两件事：第一征辟名士，像郑玄、荀爽、申屠璠、蔡邕、陈纪、韩融、郑泰、何颙等人都榜上有名，看上去简直是何进幕府的翻版。对于天下名士荀爽，仅仅在九十五天的时间里，就从一介布衣（处士）被提拔到了宰相（司空）的位置。周、伍这两个嘎小子，还让何进的第一谋士、袁绍挚友的何颙做了卓府办公室主任（长史）。二是，他们把有名的士大夫派往各地，收揽实权。结果，尚书韩馥做了冀州刺史，侍中刘岱做了兖州刺史，骑都尉张邈做了陈留太守，孔伷做了豫州刺史，张咨做了南阳太守，让何府的哥们基本把中原一带都给占了。这些人从董卓那里拿到实权，后来却无一例外地都站到了讨董的队伍里，你说周、伍这俩小子嘎不嘎？
在董卓行废旧立新之际，许多京官已经意识到山雨欲来，纷纷弃官而逃，但最让董卓担心的是袁氏兄弟和曹操，他们都没有往家乡跑，而是别有目的。袁绍北上逃往冀州，而他的铁哥们韩馥“刚好”在那里做刺史；袁术南下荆州南阳郡，而他的铁哥们张咨“刚好”在那里做了太守；曹操跑得最辛苦，在中牟差点遇难，但最后跑到了兖州的陈留（今河南省开封市东南），而他的发小张邈“刚好”在那里做太守，而他的另外一个哥们刘岱则是兖州的刺史。显然，他们的逃亡，也是周、伍两个卧底的杰作。
这时的董卓还睡在梦里，还想着息事宁人。名士们说：袁家四世五公的家底，把袁绍逼得反了，那可是一呼百应。董卓一听，心眼也活动了，于是让袁绍做了渤海太守，还封了侯。
除了跑走的那些人，现在对董卓威胁最大的是他的老上司——左将军皇甫嵩。董卓离开西凉时，是带走了三千亲兵，但他带不走的还有四万人马，就捏在皇甫嵩的手里。而且皇甫嵩就驻屯于扶风（今陕西省兴平市），离洛阳也不是很远，成为董卓的心腹之患。假如皇甫嵩起兵讨董，估计董卓未必是对手。可惜他也是一个脑子进水的人，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与何进一样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事情，无法承担历史的责任，结果被自己老部下董卓近乎儿戏般地收拾了。董卓先是在皇甫嵩的驻地扶风设了一个汉安都护，总统西部军事，剥夺了皇甫嵩的军权。然后，假传圣旨，让皇甫嵩入京任一个可笑的小小的“城门校尉”。愚忠的皇甫嵩竟然把军队交给了他人，来京赴任了。
无论在任何一个时代，无论做什么事业，要成为一个大丈夫，必须要有胆有识，也就是敢作敢当。有胆才敢做，有识才敢当，才知道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这段历史之所以如此混乱不堪，就在于没有英雄出现，或者英雄没有到他该到的位置。
何进无胆无识，不知该做什么，也不知该如何去做，大权重兵双双在握，却可笑地被几个已经走投无路的宦官弄死；
袁绍有胆有识，但都是第二流的，能做点事但做得都不漂亮，从招外兵开始就把棋走错了，利用老底子一路混到官渡之战，但那时曹操不会再给情面，于是他输得很惨；
宦官有胆有识，但他们的胆识都是在“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代行皇权中练就的，一旦士大夫跟他们摊牌，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实力，不过以他们的胆识却把招数也用到了极致（如骗杀何进、挟持幼帝），但那一刻也是死到临头之时；
董卓也有胆有识，胆子是超一流的，但见识却是二流的，因为他仅仅是一个军人，从军事角度偷袭得手，做了一些大事，却不知如何收尾。
历史就是如此地错进错出，历史走向其实是由一个个错误塑造的。何进素餐尸位，袁绍偏软，董卓偏硬，皇甫嵩偏傻，倒是宦官的手段很完美（但是低层次的圆满），这些加在一起，才造就了如此的历史进程。直到真的英雄出现，他才把握正确的历史方向，才能让我们看到希望，感受到历史的顺畅。
对于军人董卓来说，在洛阳的表现也许已经代表其最高水平了。在表面上，一些士大夫似乎也接受了他的统治，甚至在他擅行废立之时也默不作声。但这个时候，董卓和他的部下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关东的豪杰们毫不犹豫地树起反旗。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就是董卓及其部下，竟然在首都洛阳对老百姓进行烧杀掳掠。其实这肯定是董军在西羌作战时的惯常做法，对被征服地区的烧杀掳掠，是军队激励士气的最佳方式，在世界古代史中几乎每隔几页都能看到。不靠这个，蒙古人何以打到欧洲并建立了世界史上最大的帝国？但在一个和平年代，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却是骇人听闻和匪夷所思的。《三国志》和《后汉书》都充满悲愤地记载了董卓军的恶行，说董卓放纵士兵，肆意打家劫舍，甚至还挖开灵帝的陵墓（文陵）。此外，董卓“奸乱公主，妻略宫人”。董卓的部下杀了人还把男子的人头挂在马头下，显然他们把屠杀老百姓当做了实弹演习了。很久没杀人，估计他们手痒痒了。董卓军做这样的事情，从任何角度都是无法宽恕的，王者之师与流寇、叛军的区别就在于是不是祸害老百姓，是破坏社会秩序还是维护社会秩序。人们对于权臣窃政的事情见多了，但对于公然的强盗行为，对于官军变为贼寇，那是谁也不能接受的，关东诸侯再不揭起义帜，那就不是汉子了。
外戚和宦官被同时消除，东汉帝国的政治真空却无法被很好地填补。何进的犹豫不决，袁绍的自信不足，皇甫嵩对汉室的愚忠和殉葬，都体现了在巨大政治危机面前的经验不足和失魂落魄；而宦官和董卓倒表现出果断的作风，这与他们久经政治、军事风雨有关，不过他们不代表正义，所作所为也极其可耻。
东汉王朝的政治平衡被彻底打破，皇帝成为武人的傀儡，斗争转向了“忠臣”和乱臣贼子之间。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第十回：诸侯讨董。

第十回：诸侯讨董
董卓进京五个月后，迎来了新的一年(190年)。董卓为小皇帝取了一个新年号：初平。从这个年号也可以看出董卓的确没啥文化——“中”平刚过，怎么又返回去变成了“初”平？既然乱是“初”平，看来以后少不了还要平上一阵子。
不过初平的年号，对于袁绍却是一个好兆头，因为他的字（本初）也含着一个“初”字，于是在初平元年正月，袁绍向各州郡发出了讨董的倡议。经历了讨黄巾、诛宦官两役，各州郡对于派兵勤王的程序早已不陌生了，更何况现在各州郡新任的刺史和太守们不少都是周、伍二人特意安插的袁绍铁哥们，于是各州郡纷纷起兵响应，就像当年的黄巾起事一样，也弄出了一个“八州并起”的动静，不过上回是贼人打官军，而这回是官军打叛军。
各州郡起兵的强人还真不少，名单如下：冀州是渤海太守袁绍和刺史韩馥，兖州是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山阳太守袁遗、东郡太守桥瑁、济北相鲍信和行（代理）奋武将军曹操，豫州是刺史孔伷、颍川太守李旻、陈国相许玚，徐州是广陵太守张超，青州是刺史焦和，荆州有后将军袁术、刺史王睿、南阳太守张咨和长沙太守孙坚，并州是西河太守崔钧，司隶是河内太守王匡。
各州郡起兵后，分头向洛阳方向挺进。但各路人马在距离洛阳大致数天路程的地方都不约而同地止步不前，安营扎寨。于是，在洛阳的北面、东面、东南方以及西南方汇聚成四大方面军，遥遥地形成了一个战略包围圈。
第一方面军，是华北方面军，由驻河内（今河南省武陟县南）的袁绍、王匡部和驻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的冀州刺史韩馥以及屯于漳水一带的张杨、於扶罗部组成。一方面军的主力是王匡的泰山兵，其前锋已抵达黄河边上的河阳津，与洛阳隔河相望。一方面军的统帅是袁绍，他也是关东联盟的盟主。
第二方面军，是华东方面军，由进驻酸枣（今河南省延津县）的刘岱、张邈、张超、桥瑁、袁遗、鲍信和曹操等部组成。除了张超（张邈的弟弟）所部是广陵子弟，其他人马都来自兖州。第二方面军，人多势众，但群龙无首，后来发生流血火并。其中最显眼的是曹操和鲍信。
第三方面军，也就是华中方面军，由进驻颍川（今河南省禹州市）的孔伷和李旻所部组成。第三方面军以豫州兵为主，战斗力较弱。由于孔、李二人也都是弱者，后来孔伷部并入第二方面军，李旻部并入第四方面军，第三方面军番号取消。
第四方面军，也就是华南方面军，由进驻鲁阳（今河南省鲁山县）的袁术和孙坚部组成。四方面军的主力是孙坚率领的强悍的长沙兵，孙坚虽奉袁术的号令，但基本是自行其事。
未来三分天下的三位创业者，在这次讨董行动中都露面了。第一位是隶属第二方面军的曹操，第二位是隶属第四方面军的孙坚，第三位是给曹操临时打工的刘备。曹家和孙家未来各分一鼎绝不是偶然，在这次讨董行动中，他们二人的表现最杰出，而这回刘备总算勉勉强强追上了一步，在曹操第二次募兵的路上，刘备与曹操相遇，像上次帮助毌上校一样，这次刘备又给曹操帮了点小忙，并因此得以参与讨董会盟，但他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
现在，董卓自己也认为遇到麻烦了。一方面关东联军来势汹汹，另外一方面黄巾余部白波军也在黄河以北虎视眈眈，随时有可能南下截断董卓的退路。于是，初平元年二月董卓决意挟持献帝西迁长安。临行前，他将伍琼、周毖这俩卧底给宰了。这两个嘎小子说是要讲和谐，忽悠得老董五迷三道，把袁绍的一大堆哥们都封了刺史和太守，结果他们现在没有一个不反董卓，你说董卓能不火冒三丈吗？董军还把洛阳城里所有富豪集中到一起，来了个洛阳大屠杀，没收他们的财产。然后，董卓率大军强迫群臣和洛阳城内外以及附近地区的数百万人民西行，一路上纵车骑随意践踏残害百姓。加之饥病交迫，百姓死亡相继，从洛阳到长安不过几百里路程，而老百姓的尸体几乎把路都填满了。董卓临走前还实施了“焦土政策”，一把大火使洛阳城二百里以内的宫殿、寺庙、官府和民居都化为瓦砾和灰烬。董卓把地上的一切带走的带走、毁灭的毁灭，但还不甘心，又把眼睛瞄准了地下，他让吕布率兵发掘历代帝王及公卿的陵墓，掠夺珍宝。由于上述惨绝人寰的做法，京畿一带积累的文明成果荡然无存，中国最富庶的地方竟然变成虎狼成群、野狗遍地的无人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象正是拜董卓所赐。董卓因袁绍起兵，到了长安还杀了袁绍那个著名的叔叔太傅袁隗和太仆（交通部长）袁基及袁家老小五十余口，连怀抱中的婴儿都没放过。
董卓罪恶滔天，跟袁家也结下了血海深仇。现在他示弱西去，联军一、二、四方面军（三方面军已经取消）已集结完毕，蓄势待发，按理说作为盟主的袁绍应带领联军趁势西进，直捣长安，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联军总前委每日只知纵酒高歌，大搞军民一家亲的联欢，进军的事却无一人提及。
对于一个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和名士，面对群雄会聚、旌旗猎猎、十万之众集结的场面肯定是激动不已，他们觉得自己正在创造历史。他们每天置酒高会，也许是因为他们自己被自己感动了，他们在细细地体味和享受生命。然而，他们没人明白自己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
我曾经说过，英雄就是那些敢于承担历史使命的人。在这一时刻，英雄只有曹操与孙坚二人，因此，他们都是真英雄，天下不让他们得，那才怪呢。而且老天的确公平，既然曹、孙都出了力，就都不会亏待他们。刘备现在还没有崭露头角，不过等到徐州时代，自有需要刘备承担的使命，而且他也的确敢于担当。
曹操看到各路诸侯不敢与董卓争锋，于是在第二方面军的总前委会上痛切陈词：“我们发起义兵是为了消弭暴乱，名正言顺，天下响应，现在大军集结于此，我们为什么还不赶紧采取行动呢？”（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什么是胆识，这就是胆识。有胆识的首要一点，就是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必须做什么。
曹操继续说：“假如董贼在我们起兵以后，遵奉天子使我们投鼠忌器，据守洛阳、长安之险阻，然后东出函谷以攻天下。尽管他是无道之师，但到那时也不容易收拾了。现在他倒行逆施，焚烧宫室，夷平洛阳，挟持天子，逃奔长安，人神共愤，可以说现在是上天要灭亡他。只要我们奋勇出击，一战可定天下，我们为什么要错过这样的大好时机呢？”（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有胆识的重要一点，就是不仅知道自己做什么，而且还要知道怎么去做，知道成败利钝的根源。
曹操言之凿凿，但诸将却闻之渺渺，他们现在既害怕董卓兵威，又想保存实力，真是各怀鬼胎。曹操不是口头革命家，而是说到做到的人，于是立即做了一件气壮山河的事情——独自引兵西进！我相信，此刻曹操心里既充满了建功立业的万丈豪情，又装着匡扶汉室、诛奸除暴、重整山河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就是要给十几路诸侯上一课：虽然现在我不能左右大局，但我知道应该做什么，而且无论如何必须去做。虽千万人，吾往矣！一个曾经那么尚武的民族，一个曾经“虽远必诛”的大汉民族，现在出现的景象却使处于绝对优势的十万勤王之师畏缩不前，哪怕前面等待他们的是正义和胜利。不过，那时最终还有曹操和孙坚拼命向前，给历史留下一点正气。在以后的历史中，这样的英雄很难见到了，这也是其他乱世无法精彩的重要原因。
曹操指挥着手下七拼八凑的几千人马，向西挺进，想一举占据战略要地成皋。诸将对他都不肯施以援手，只有鲍信带了所部五千人马随同曹操西进。此外，曹操的发小张邈也派卫兹带领千把人前来支援。曹操领兵进到荥阳（今河南荥阳县东北）西南的汴水，遭遇董卓手下大将徐荣的埋伏，于是打了一场异常惨烈的遭遇战。曹操的部下都是新兵蛋子，但由于曹操指挥有方，面对强悍的西凉老兵油子，竟然结结实实地扛了一整天。最后曹军伤亡殆尽，曹操本人也被流矢射中，战马也挂了，幸亏族弟曹洪把自己的坐骑让曹操骑了，他们才趁夜色逃回酸枣。这场仗曹操虽败犹荣，虽处绝对劣势却义无反顾，让徐荣觉得关东联军似乎也不是泥捏的，于是引兵撤退。曹操以一场败战为联军挽回了不少面子。
曹操带着半条命和箭伤退回酸枣。一看第二方面军的张邈等人还是天天置酒高会，不图进取，曹操痛彻入骨，以“诸君听吾计”开场，向张邈等人详陈进兵方略，至今读来我们还能深切感受到曹操那急切的报国之心。最后他严厉谴责诸将：“今天我们打着义旗来到这里，十万大军却畏缩不前，只知喝大酒、洗桑拿，我们已经成了天下人的笑柄，我真替你们没脸！”（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望，窃为诸君耻之！）曹操的痛切陈词，依然打动不了第二方面军诸将的心。张邈虽然跟曹操是发小，但也不愿意拿自己的老本开玩笑。光杆司令曹操也不跟他们废话，随即离开酸枣，带着曹洪、夏侯惇日夜兼程地赶往扬州一带募兵，准备码齐人再大干一场。扬州刺史陈温和丹阳太守周昕对曹操也由衷钦佩，于是给了他四千兵马。不料在归途中，新兵叛乱，火烧营帐，曹操又一次险些丧命，在亲手次倒了几十个叛卒后才从大火中杀了出来。后来沿途又陆陆续续募到一些人马，加在一起有三千余人，带着这支部队再度北上。不过，现在曹操已经对第二方面军彻底失去信心，于是率军渡过黄河，与盟主袁绍会合。
在联军中，第二个有胆有识的人是第四方面军的孙坚。曹操有识，而孙坚有胆。我在上文已经说过，孙坚与董卓曾在张温帐下共过事，孙坚早就看出董卓不地道，并建议张温宰了董卓，可惜张温不听，致使养虎成患。孙坚，字文台，扬州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武官出身，其成长经历也是一段英雄传奇（此处先略过），后来积功做到长沙太守。关东起兵讨董，一心要干大事的孙坚自然积极响应。那时荆州刺史王叡向来轻视孙坚，因此孙坚起兵之时顺手把王叡宰了，出了一口鸟气。孙坚率军来到南阳，部队已达数万之众，粮草接济不上，但南阳太守张咨却拒绝为孙坚提供粮草，孙坚一怒，又把张咨斩了。现在的确是乱世了，孙坚连杀朝廷两名高级干部，也没人治他的罪了。孙坚英勇无敌，但名望不高，于是行至鲁阳（今河南鲁山县）投靠了袁术。袁术表荐坚行（代理）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孙坚此后有了一个响亮的外号：孙破虏。孙坚在中原暂时有了自己的地盘，便以鲁阳为据点，进兵讨卓。毕竟同事一场，孙坚对于董卓看得很清楚，也知道怎么对付他。在初平元年的冬天，孙坚为我们上演了比空城计还惊心动魄的一幕。一天孙坚与属下在鲁阳城外会饮，身边也没带多少士兵，而董军步骑数万突然兵临城下。这时，孙坚竟然对数万敌军视若无睹，继续喝酒欢笑，却暗令部队整顿行列，不得妄动。后来敌骑越来越多，孙坚才缓缓站起，指挥队伍整整齐齐地退入城中。董军见孙坚队伍整肃，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觉得蹊跷，唯恐有诈，于是不攻而退。这时孙坚才对部下说：“刚才我不让你们马上起身，那是怕士卒看咱们惊慌，他们更加慌乱无措，到时互相拥挤践踏，假如敌人趁机来攻，那样咱们都进不了城了。”孙坚如此胆识过人，焉能不开创一番基业。
后来，孙坚率军向洛阳挺进，与董军在梁县（今河南临汝西）一带展开激战。开始孙坚败了一阵，但他毫不气馁重整旗鼓，继续发动攻击，终获大胜，并斩杀董卓手下悍将华雄。后来，《三国演义》把斩华雄的故事安到了关羽身上，实际上那时即使刘备跟随曹操到过第二方面军，不过最多也是看客。孙坚的英勇无敌，不仅令董军胆寒，更令袁术心怀忌惮。袁术眼见孙坚实力不断壮大，大有反客为主之势，于是开始使绊子，停止给孙坚供应军粮。孙坚哪里是好欺负的，立即飞马来见袁术，怒道：“我孙坚之所以奋不顾身与董军作战，上为国家讨贼，下为将军报家门私仇，不是我孙坚与董卓老贼有什么不共戴天的私仇，我是一心为国呀！你为什么要听信谗言，对我大加猜疑？”袁术被问得哑口无言，只好给孙坚调拨军粮。
董卓一见拿勇猛无畏的孙坚没办法，只好换招。他派人与孙坚讲和，答应可以跟孙坚联姻，并许诺可以让孙坚的子弟担任刺史、郡守之类的高官。孙坚则坚定地回答说：“董卓逆天无道，荡覆王室，假如我不夷灭他三族，悬示四海，我死不瞑目，怎么会与这个狗贼和亲呢！”于是继续奋力向洛阳前进，最终连败董卓和吕布，打到洛阳。一到洛阳，他就让部下打扫汉室宗庙，结果部下从一口井中找到了那块用和氏璧刻成的传国玉玺。孙坚继续扩大战果，分兵几路连破董卓军。这时董卓告诫他的部下说：“关东联军几次败给我，估计胆子都吓破了，他们蹦跶不了几天。可是孙坚这个愣头青，很会用人，他的部下都能给他卖死力，真不好对付。吩咐下去，以后再遇到孙坚的部队，一定要小心谨慎，最好能闪就闪。”（关东军数败矣，皆畏孤，无能为也。惟孙坚小戆，颇能用人，当语诸将，使知忌之。）然后，董卓令诸将分守战略要点，自己引军退回到长安。可以说，正是由于孙坚艰苦卓绝的努力，才使董卓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才不致乘机反攻关东。
进了洛阳的孙坚，还做了一件很漂亮的事情，表明他绝对不是一介武夫，那就是他让部下把东汉诸帝的陵墓修葺了一番。这才是勤王之师、忠义之师，打仗是为了匡扶王室，如何忍心看先帝的陵墓破败如斯？但孙坚毕竟孤军深入，不能久持，于是全军班师回到鲁阳根据地。
声势浩大的关东联军，最后仅仅靠孙坚的勇敢和曹操的见识，才撑起一点点的局面。现在，各路诸侯已无心恋战，而只想早还乡了。讨伐董卓、匡扶汉室似乎已经是遥远的传说，而他们所据的一州一郡，才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在那里进可争天下，退则保一方。皇权失去也就失去吧，至少现在各路诸侯反落个逍遥自在，要不他们怎么天天饮酒高会呢。于是，关东联军在把粮食吃光后不战自散，各自回家。
联军如此虎头蛇尾上演了一出闹剧，袁绍要负主要责任。那时天下豪杰都看好袁绍，唯有才智过人的鲍信对袁绍嗤之以鼻，并对曹操说：“过人的胆识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有的，最终能够拨乱反正肯定是你。假如才干和地位不相称，那么即使现在再强大，最终也一定完蛋，难道是上天派他们为你开路的吗？”无疑，这个“才干和地位不相称”的人，指的就是袁绍。
袁绍大概对军事和战争太过陌生，而总是喜欢玩弄政治，此时，他的对策是另立新君，于是伙同韩馥想把幽州牧刘虞扶上帝位，但刘虞是忠厚长者，而且头脑清醒，认为这个提议简直是“逆谋”，断然拒绝。此后，袁绍又盯上了冀州刺史韩馥的位置。袁绍的胆识是二流的，问题是韩馥的胆识是三流乃至四流的，虽然韩馥的手下人还算强硬，但他自己极其软弱，竟然真的将冀州拱手相让。得了冀州的袁绍，脾气也涨了，张邈曾经因好意劝了他几句，他不顾多年的交情，竟然指使曹操杀掉张邈，幸好曹操没答应。此时，鲍信已经看出袁绍其实就是董卓第二，于是与曹操商议“规大河之南，以待其变”（《鲍勋传》注引《魏书》）。由此，曹操为了天下大计，在黄河以南开始了自己的奋斗。
袁绍的第一方面军完成了权力整合，占据了冀州，而群龙无首的第二方面军则闹得不可开交。兖州刺史刘岱本来是一个以“孝悌仁恕”著称的谦谦君子，起兵以来脾气也突然暴涨，因与东郡太守桥瑁一言不合，便杀了桥瑁，还兼并了桥瑁的地盘。此后，他还怒气未消地给冀州治中刘子惠写了封信：“卓无道，天下所共攻，死在旦暮，不足为忧。但卓死之后，当复回师讨文节（韩馥）。”（《后汉书•袁绍传》注引《英雄记》）也就是说刘岱杀了桥瑁还不算完，以后还要杀韩馥。
第四方面军的袁术也根本辖制不住孙坚，后来孙坚领兵到江南开辟基业去了。
大家都以为诗史是杜甫，其实曹操是更早的一个，曹操在很多诗作中都如实记载了三国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他在《蒿里行》里，就有头有尾地描述了诸侯讨董的过程：“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笔锋一转，曹操不无讽刺地写道：“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曹操用“势力”这个词，把诸侯讨董失败的根源说透了。天下已乱，诸侯各据势力，势如水火，相互征伐。现在，历史使命是，需要再打出一个最强者，重新一统天下。在这个诸侯纷争的年代，刘备该何去何从呢？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第十一回：发迹平原。

第二章逐鹿中原

第十一回：发迹平原
初平年间，刘备走投无路，不得不求助于老同学公孙瓒。
现在，被关东诸侯认可的朝廷已不复存在。要想继续在官场上立足，不是投靠这个诸侯，就是投靠那个诸侯，而公孙瓒是当然的第一人选，毕竟交情不浅嘛。
这时，公孙瓒已是幽州最大的实力派，也是天下闻名的“民族英雄”。在涿县做过一期短暂的县令后，他回到家乡辽西。尽管他抓经济建设也很有一套，不过朝廷对他与乌丸势不两立的英雄气概印象更加深刻。此后公孙瓒在东北边疆的使命，就是镇压由张纯挑起的胡汉联合叛乱。公孙瓒天生跟乌丸有不共戴天之仇，只要听说哪里有敌人，他就骑着白马毫不犹豫地冲上去。于是，热爱和害怕他的人一起送给他一个响亮的外号：白马长史。他的亲随卫队跟他一样也都骑白马，自号“白马义从”，大概有赶超“湟中义从”，也要立下抗击西羌那样功勋的意思。
从勤王除宦到董卓进京，再到诸侯讨董，公孙瓒都未能直接参与。不过这绝不是因为他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他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镇压胡汉叛乱之上，根本无法分身。中平五年（188年）也就是董卓进京的前一年，已经成为幽州骑兵司令（骑都尉）的公孙瓒为了消除叛军无休止的侵扰，决定对他们发动一次致命打击，率军直捣乌丸的重镇石门。在那里，经过激烈战斗，终于歼灭叛军主力，史称“石门大捷”。公孙瓒没有见好就收，而是继续穷追叛军，一直追到管子城，结果遭遇乌丸的重兵埋伏。在包围圈里，叛军攻不进来，公孙瓒也冲不出去，结果被围困了数月，《后汉书》把这个数字夸张地记为“二百余日”。那时正值寒冬季节，公孙瓒和部属忍受着暴风雪和粮食断绝的双重考验，粮食吃尽，只好杀马充饥；吃完马，又煮马鞍、盾牌和皮靴充饥，直耗到转年开春敌军也吃光粮食，公孙瓒和他为数不多的部下才得以突围脱险。虽然部队付出重大牺牲，但公孙瓒毕竟摧毁了叛军主力，石门大捷以后叛军不能发动较大攻势。即将死去的灵帝封公孙赞为中郎将、都亭侯，公孙瓒名闻天下。
歼灭叛军主力，但叛乱并未彻底消除。显然，光靠军事解决不了全部问题。这时，朝廷派来了东汉帝国最有威望的一个人来做幽州牧，他就是刘虞。刘虞，字伯安，是刘秀长子刘强的后人，来幽州之前担任汉室宗亲内部事务管理局局长（宗正）。这个职务是九卿之一，虽然没什么实权，但在名义上对皇帝都负有监管的宗法权力。刘虞以前在幽州也曾做过一任纪委书记（刺史），在政治上很有一套，很会与少数民族打交道。刘虞到达幽州后，采取怀柔政策，派人到乌丸人那里晓以利害，责令他们献上张纯的首级即既往不咎。丘力居等乌丸头领也早知刘虞大名，于是纷纷派出使者商谈归附事宜。汉灵帝中平六年（公元189年）三月，也就是在石门大捷不久，东北叛乱的罪魁祸首前离休干部张纯被门客所杀，他的首级被送到幽州省委。叛乱终于平息，刘虞也因此大功被朝廷授予太尉之职。
刘虞的怀柔做法，使奋武将军、蓟侯公孙瓒大为恼火。公孙瓒认为平定叛乱的功劳是自己打出来的，而不是刘虞谈出来的。现在，自己唱了红脸，反倒白白让刘虞捡了大便宜。公孙瓒如何能压得住性子？同时，刘虞的做法也的确有些过分，开始卸磨杀驴了。就像当年朝廷担心董卓尾大不掉一样，现在刘虞也开始担心公孙瓒了。刘虞上报朝廷将公孙瓒急速膨胀的部队和军事基地裁撤殆尽，只给公孙瓒留下万把人。
公孙瓒与刘虞结下了死梁子，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动了杀心。不过，现在公孙瓒还顾不上刘虞，因为面前有一个更凶恶的敌人，那就是挡在南下路上的袁绍。
袁绍和袁术哥俩是不共戴天的死敌，袁术与公孙瓒结成战略伙伴，袁绍则拉着曹操。公孙瓒的堂兄公孙越曾经带着一千多骑兵援助袁术，却在帮孙坚攻打袁绍的部将周昂时，中箭身亡，因此，公孙瓒有理由去攻打袁绍，为兄报仇嘛。但这也仅仅是表面因素，公孙瓒要南下扩张，需要清除的敌人就是袁绍，不打他打谁呢？没有这个理由，肯定还会有别的理由，而且，在很多时候没有理由也不是不能兴兵。
初平二年（191年）十二月，也就是董卓死的前一年，公孙瓒上疏朝廷，历数袁绍十项大罪，发动对袁绍的全面战争。当时的战争檄文都写得曼妙异常，这篇檄文也是一个经典。以后，陈琳替袁绍写的伐曹檄文也是少有的佳作。公孙瓒拿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架势，同时任命严纲、田楷和单经为冀州、青州和兖州的刺史，以下郡县也各有任命，看来是准备全面接管袁曹的地盘了。
公孙瓒此时为什么这么牛气冲天呢？原因是，他刚刚在东光县（河北省东南部）以两万骑兵大破正匆匆赶路的三十万青州黄巾军，斩首三万，收降七万。其后又紧追不舍，在黄巾残部渡河时半济而击，又杀了好几万。公孙瓒是一个直来直去的大男孩，在辽西与胡人打了那么多年的交道，靠的就是勇敢无畏的作风和直来直去的战术。在与黄巾军交战时，那令人恐惧的巨大冲击力和一往无前的气势，足以使只会欺软怕硬的黄巾军将士的神经彻底崩溃，不战自败，任由屠戮。不过，这种简单的战术最终无法适应更残酷战争和更复杂的政治斗争，再往前走一步，等待他的就是失败。当年董卓在山地地区平定西羌是一把好手，但在大平原面对黄巾却无能为力，也是一个例证。
在公孙瓒与袁绍摊牌之际，刘备来到了幽州，他大概有幸目睹了三国时代第一场壮观的诸侯会战。不过，此时的刘备肯定想不到自己还将全部参与此后三次最伟大的战役。
公孙瓒贵为一方诸侯（尽管刘虞在名义上还是他的上司），看人的眼光还是有的，对于这个早年的朋友，他是了解的，他清楚刘备不是甘于人下的人，这也是他直到现在才来投奔自己的原因，不过，刘备既然来了，还是得给面子，于是他就赏给刘备一个“别部司马”的职务。事实上，诸侯之间给面子，朋友之间给面子，也是三国时代的一大特色。这个道理曹操和袁绍知道，喜欢哥们义气的公孙瓒更门清。当时公孙瓒的文职并不高，于是就给刘备一个武职。公孙瓒的武职是中郎将，给刘备一个别部司马，也是其权限内所能给予的最大军职了。
那时各级将军都能任命若干的“别部司马”，类似于现在自负盈亏的“三产”或“挂靠”公司。在编的“司马”名额是有限的，是负责后勤保障的军需官。而“司马”之上冠以“别部”两字，那表明可以统领一支独立性很大的部队，这支部队可能是一只特种部队如乌丸骑兵之类，也许是主力以外的部队，类似于解放战争时期的“独立团”、“独立师”或地方部队。这个职务说大就大，说小就小。说它小，带几十号人也能做这个官；说他大，你发展到几万人也没问题。就像后来抗战期间的中共，他们往往把部队化整为零地撒出去，有本事的能够把一个连带成一个团，把一个团发展为一个师。
刘备在公孙瓒那里取得了一席之地，他现在做的不是大汉的官，而是公孙瓒的官。但最初，刘备显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最初一两年，在《三国志》上也找不到丝毫记录，那时，他还是一个无名的小卒。
初平三年（192年）新春伊始，公孙瓒大军南下讨袁，在界桥（河北威县之北），与袁绍的前锋部队遭遇，于是三国时代第一场大规模的诸侯会战开始了。这场大战其实只是一场时间很短的遭遇战，但就场面上看，比以后的官渡、赤壁和夷陵之战似乎还要好看得多。那时，双方部队都训练有素，并都以三万步兵居中，一万骑兵布在两翼，所不同的仅仅是双方前锋的配置，但也正因前锋的微小差异，战斗很快就分出了结果。
公孙瓒的前锋，就是令任何对手都要胆寒的“白马义从”。现在，他们已经扩展到数千之众，由“冀州刺史”严纲亲自率领。这些骑着白马勇猛无畏的战士，都是与公孙瓒哥们相称的患难之交，在他们的马蹄之下没有踏不碎的敌阵。而袁绍的前锋是手持盾牌和长矛的八百步兵，以及手握硬弩的一千弓兵，先锋官是久经战阵的麹义。这个麹义和他的部下，都是来自西凉的老兵油子，他们不但在平定羌人的战斗中屡建奇功，八年前正是在附近的广宗，曾协助皇甫嵩取得歼灭黄巾的决定性胜利。事实上，麹义是一个比公孙瓒还要经验丰富的指挥官，但那时，麹义的名字也许是陌生的，在公孙瓒眼中，麹义的那点人马，似乎用马蹄子就能碾过去。于是，公孙瓒想也没想，就下令骑兵实施突击，而没有像往常那样边射箭边试探性地前进。公孙瓒过于轻敌了，他不知道面前的敌人并不像以往的乌丸。
数千白马义从和一万骑兵，惊天动地、山呼海啸般的向敌人的前锋部队冲了过来。大地似乎都在颤抖，而麴义却命令他的部下躲在大盾牌下纹丝不动。等到公孙瓒的铁骑距离大阵还有几十步的时候，麴义方才从容地站起身，右手轻轻一挥，顿时两翼弩兵万箭齐发，正面的八百步兵同时抛掉盾牌，挺起长矛，把锋利的矛头对准风驰电掣般驶来的骑兵。在漫天飞羽之下，前面的骑兵像刺猬一样纷纷倒地，后面的骑兵或被绊倒在地，或来不及勒住马头而像穿羊肉串一样直接扎到了长矛之上，“冀州刺史”严纲落马被俘。公孙瓒的骑兵什么时候吃过这种亏？他们跟随公孙瓒坚忍不拔地在冰天雪地里苦守数月，但从没把乌丸放在眼里，可今天的亏吃的太让人窝火了，也让人泄气，于是纷纷后撤。后面的步兵一看一向骄纵的骑兵都往后撤，自己更没有撑下去的必要，于是也纷纷撤退。界桥之战，最终以公孙瓒军的失败而告终。
假如公孙瓒由此落败，刘备的未来恐怕是一片暗淡，但有趣的是，界桥之战并没有伤了公孙瓒的元气，更没有让他一蹶不振。情况恰恰相反，在此后的两年中，公孙瓒节节胜利，并把势力扩展到青州。在这种情况下，刘备的命运也出现了转机。
地盘扩大了，公孙瓒不仅需要能够冲锋陷阵的武将，同时还需要能够建设新根据地的干部，于是在新形势下，刘备出现在“南下干部”的行列之中。公孙瓒派田楷做青州“解放区”的刺史，而公孙瓒的小老弟刘备则捞到一个平原县令。由此，刘备迈上了人生一个新的台阶。
公孙瓒对于刘备是重要的，这样的朋友只有一个，但刘备对于公孙瓒却未必那么重要，像刘备这样的小弟有很多。以刘备现在的资望，公孙瓒不可能把他安插在自己的身边并委以重任，不仅公孙瓒没这个心，事实上公孙瓒的心腹嫡系也不会答应。既然刘备现在已经挂靠在公孙瓒旗下，也得到了启动资金，未来只能靠自己了。干好了是自己的，干不好就自生自灭。因此，刘备最好的出路就是去做一个南下干部，去新解放区干一番事业。其实，公孙瓒对刘备并没有特殊关照，一年前刘备就做过县令。
青州，其实并没有被田楷和刘备全部征服，一部分在袁绍的大公子袁谭手里，但田楷还是毫不客气地做上了“青州刺史”，刘备则成为他手下的平原县县令。当时南下干部奇缺，作为田楷手下第一大将的刘备很快就升任平原国的国相。现在，刘备还没有资格做公孙瓒的得力干将，而只能做田楷的。在军事上，刘备似乎比田楷有办法，于是青州其实是靠刘备来撑场子了。当年关、张、简曾经在涿县的地面上为刘备撑场子，现在刘备带领他们在大汉的版图上为公孙瓒撑场子了。
青州位于现在山东与河北交界地带，北面是冀州，西面是兖州，南面是徐州。按理说它不应该成为公孙瓒的主打方向，田刘大军其实是公孙瓒迂回侧击袁绍的一支触角，也是南下的第一步。界桥之战虽然没伤公孙瓒的元气，但的确把他打疼了，此后公孙瓒与袁绍在冀州正面相碰时始终找不到感觉，只好缩回老窝，重点经营幽州，而对外攻势只靠南下青州来体现了。其实，这是一步闲棋，要是田楷在那边立住了，那是白赚的，要是失败，也不影响大局。在公孙瓒这种思想指导下，田楷和刘备来到了青州北部。
青州共有六个“地市级”单位，而其中只有一个郡——东莱，另外五个都是国——平原、北海、齐、济南、乐安。刘备管的“平原国”辖有十个“县处级”单位，其中有八个县、两个侯国。
平原在西汉时曾隶属冀州，而且是一个郡，到东汉末年才隶属青州，并改为国，太守也改称国相。两汉时有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在大汉版图上郡国交错。那时的“国”分为两种，一种是与郡平级的“王国”，一种是与县平级的“侯国”。此外，县下面的乡、乡下面的亭也能封给侯爷，比如关羽就曾经被封给一个“亭”，因此叫“汉寿亭侯”。尽管王侯不能亲自治理自己的王国、侯国以及一乡一亭，但封建概念的存在，还是为两汉社会平添了多元化的绚烂色彩。这些“国”，好像是围棋中的“眼”，它使一片片棋子活了起来。而在绝对的专制社会，虽然子也摆了不少，但细看却是一片片死棋。其实封建制度比郡县专制要可爱一万倍，今人动辄反封建，何其无知也！要反的，应该是专制大一统！
在平原，刘备打天下的根本特点也全部显露并基本成形：为人行，打仗不行；屡败屡战，但永不放弃。
刘备从县令很快就做上了平原国的“国相”，成为郡守一级的局级干部了。在平原，刘备有时间也有可能把一贯的哥们义气作风发扬光大。现在，他不仅是简雍、关羽和张飞的老大，也成了当地人民的大哥。做老大的一般都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于是刘备就果真把境内的强盗土匪剿得干干净净，境外的黄巾余孽也不敢来犯。黄巾现在遇到了不少霉头，曹操、公孙瓒都让他们栽了大跟头，现在又多出一个刘备。不能说刘备这时多么英明神武，只能说他对付几个黄巾贼还是绰绰有余的。即使到此时，“勇武”的地方官也并不多，他们大多像青州的北海国相孔融一样文弱。童年就懂得让梨的孔融在和平年代声名鹊起，但在乱世他自己却成了一个软柿子，黄巾军经常打得他满地找牙。
那时，地方官员如果无法保境安民，当地人民便无法安于土地，于是乎只能聚众自保并进行掠夺，成为像蝗虫一样不断流动的“就食”集团。东汉末年人口大量减少，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原因不是来自战火和屠杀，而是来自社会秩序无法恢复，生活和生产活动无法被重新组织起来，人口在持续的内耗中大量减少。刘备刚到平原时的情况就是“人民饥馑，屯聚钞暴”，但刘备通过“外御寇难，内丰财施”，很快就让平原变了样。
除此之外，刘备还把与自家兄弟吃吃喝喝的场景扩大了，吃喝的对象已扩大到平原“市委”“市政府”的一般办事员以及素不相识的父老乡亲。刘备不分老幼，不论尊卑，与大家一张席子上喝酒，一个碗里吃菜，于是平原上下没有不夸刘书记好的。（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众多归焉。）这一切，曹操与袁绍都做不到。刘备做得到，而且不矫情不做作，因为他打内心酷爱这种生活。这个曾经浪迹街头的苦孩子，获得尊严与快乐的方式就是与哥们一起吃吃喝喝。境内平静，人民安居，刘备又是那么平易近人、乐善好施，像这样的好干部，人民不爱戴那才怪呢。刘备声名鹊起不是偶然的，他给苦难中的人民带来了梦想，这也是刘备的最大资本。
刘备搞定了平原的老百姓，但却没有搞定土著富豪。平原城里有个叫刘平的豪强，不知怎么就是看刘备不顺眼，甚至还买通了一个外地农民工去刺杀刘备。刘备一看来人，以为又是一个吃客，于是像往常那样热情款待。对于刘备来说，找上门来吃饭是给自己面子。这个农民工受到市委书记的亲自接待，自问天底下哪有这样的贪官？于是不忍下手，扔下匕首，主动坦白交代。刘备当然也没有难为他，赏了银子让他走。叙述至此，陈寿不禁发出由衷的感叹：“刘备真他妈能忽悠呀！”（其得人心如此。）
在此，我必须指出，在涿县和平原的时光，也许是刘备一生中最美妙的，他得到了尊严与快乐，却不用背负更大的责任。但这段时光注定无法长久，因为对于袁绍来说，田楷的青州势力好像是在他背后插的一把尖刀，是必须要拔除的，于是，他委任自己的大儿子袁谭也做了“青州刺史”，前来攻打田刘。田刘力量薄弱，而且在这个时刻无论是刘备还是关羽张飞，都没有创造演义中的光辉业绩，于是败下阵来，向东撤退，退到了齐国（也是郡级单位，今山东益都一带）。北海国国相孔融派太史慈来求救，大致就是发生在这一时刻，因为齐与北海是接壤的。
孔融在朝廷里做到了虎贲中郎将，因为与董卓顶牛，被发配到北海这个危险万分的贼窝（贼冲）。在北海六年，孔融大力发展文化，却因不知兵事，结果被黄巾张饶部打得“连年倾覆，事无所济”，只好弃守北海，跑到都昌（今山东临朐东北）。不想刚到那里，还没把气喘匀，管亥率领另外一支黄巾贼又打了过来，并将都昌死死围住。结果，孔融的部下太史慈（字子义，后为东吴大将）突出重围，向刘备求援。也就在这个时候，刘备说了句：“什么？大名鼎鼎的孔北海也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在草根里蹦跶的刘备呀！”
袁谭占据平原，田楷与刘备集团孤悬海外，齐国已成一块飞地。他们从公孙瓒的一步闲棋，已经沦落为一步孤棋，乃至死棋。田楷与刘备无力反攻，处境极其困难。向北发展已经不可能了，而此时南方却突然向他们打开大门。
此时，曹操在兖州站稳了脚跟，把攻略的目标对准陶谦盘踞的徐州，陶谦在危难之际，想起了公孙瓒在青州的残余势力，于是向田楷求救。我们不清楚公孙瓒是否知道此事，但抗击曹操也是间接打击袁绍，因此田楷欣然应命。他和刘备立即启程，一起率领少得可怜的士兵去“援助”陶谦。也许是因为在青州的日子并不好过，因此他们想到广阔天地里换个活法。
没有这次出征，刘备很有可能无法在《三国志》里留下名字，三国的历史也许是另外的样子。现在，一切都不同了。
过去，陈寿即使想歌颂刘备，也找不到素材，甚至找不到他参加过的大事或大仗。当时的其他历史作者估计也是如此，因此在《三国志》注里只引用了一个“装死”的故事，大概从中可以看到他的“机智”吧。而夺青州时，刘备总算“数有功”了，但具体到什么战役还是不值一提。在徐州时代开始以前，《先主传》里最佳的故事，其实就是那个感动农民工刺客的佳话以及得孔北海青睐求援的事。这件事对于刘备而言，确是大事，因为他赢得天下的法宝，不是战争，而是仁义之名。自然，以后我们还要说到他的另一个长处，即死缠滥打的过人品格。
现在的徐州，是中原地带仅剩的一块可以与兖州曹操抗衡的地盘了，有兵有粮，假如统治得得当，是完全可以与曹操一争的。可惜也跟豫州、青州一样，徐州缺少雄主良将。刘备在兴平元年的夏天及时赶来，看来也是天意。不过刘备能够在徐州搞出名堂吗？他能否抓住机会改变由袁绍和曹操所主导的历史吗？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第十二回：驰援郯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