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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高危资产”：权力格局、
中美关系与台湾战略角色的嬗变

根据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推演，在一个由国家行为体主导的、以无政府状态为基本组织原则的国际体系中，体系结构———主要大国之间的权力对比———对于国家的政策选择和决策行为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和塑造力。

纵观两岸关系发展的曲折历程，自1949年两岸陷入分裂状态以来，至1979年中美建交联手抗衡苏联，再至1991年冷战结束后美国独霸全球，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发展演变致使美国对台政策也随之多次出现重大调整。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猛发展，中美两 国综合实力的差距不断缩小，使得国际体系权力结构逐渐开始向中美两强并峙的格局演化，进而导致台湾在美国战略棋局中的角色正在发生新一轮的嬗变。

▍“战略弃子”：美苏“两极对抗”与台湾（1979-199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两大阵营旋即陷入两极激烈对抗、争夺全球霸权的冷战状态，中国国共内战的走向与结局也直接牵动着美国全球战略的布局。随着蒋介石集团于1949年败逃台湾，杜鲁门政府基于美苏两极对抗不断升级的现实，一度筹划“抛弃蒋介石”，以争取新中国不要彻底倒向苏联阵营并与美国为敌。为此，杜鲁门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包括于1949年2月宣称“等待尘埃落定”，1949年8月发表《美国与中国关系》白皮书，1950年1月5日发布《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以为“抛弃台湾”做舆论和政策上的准备。

但是随着 1950 年中苏同盟的正式建立，尤其是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试图拉拢中国、离间中苏关系的希望随之破灭。此后，美国对台政策也从“弃台”转向扶持蒋介石当局，包括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巡航阻挠大陆解放台湾，在台湾部署大量美军甚至战术核武器，并于1954 年 12 月签署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将台湾纳入与中苏社会主义阵营对抗的安全体系，也使得中美关系陷入长达数十年的严重对立和冲突。

此后，由于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国力遭到严重削弱，在与苏联的两极对抗中渐处劣势，美国开始寻求改善与中国关系的机会，以扭转其在美苏争霸过程中的不利局面。在获知1969年3月中苏在珍宝岛爆发流血冲突的消息之后，亨利·基辛格便意识到“机会终于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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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8月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及中央情报局联合起草题为《国家安全研究的回应第14号备忘录》的报告，全面评估了美国调整台海政策对改善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明确指出台湾问题是改善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美国既无需要亦无义务征得国民党当局的同意才能改善中美关系，而美国的目标则是阻止中国与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任何大国结盟反对美国及其盟友，但同时要避免直接的中美军事对抗，包括避免中美在台湾海峡地区爆发冲突。

上述报告表明美国开始郑重考虑通过“抛弃台湾”换取与中国改善关系。同年10月6日，美国助理国务卿马歇尔·格林( Marshall Green) 进一步提出调整方案，建议通过撤走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巡逻的军舰、削减美国在台湾驻军数量等措施，争取在华沙恢复与中国的谈判。1970年2月，美国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 Walter Stoessel) 在与中国外交代表会面时指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对北京并无恶意，美在台湾所设立的军事基地并非对华显示军事威胁。当越南战争结束后，可以将在台湾的军事设施减少，美方愿意做出让步以满足中方的政治需要。”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在与周恩来总理的会谈中表示美国愿意就“从台湾撤军议题”与中国协商，以换取中国在结束越南战争方面的支持。

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开启中美破冰之旅，访问北京。在与周恩来总理的会谈中，尼克松重申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五项原则”( Five Principles) ，并明确表示: “我们知道台湾问题是实现关系完全正常化的障碍，但我们将在我先前阐述的框架内追求正常化。”在经过一番艰苦的谈判之后，中美发表《上海公报》，就此确立了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基本框架，也迈出了美国“抛弃台湾”的基础性一步。

此后，美国开始逐步削减在台湾的军事存在，降低与台湾当局的往来层级与频率，同时着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加强中美携手抗苏的战略合作。随着苏联在全球层面发起战略攻势，包括插手安哥拉内战、染指越南金兰湾、出兵占领阿富汗等，为了扭转“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吉米·卡特总统决心全力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1978年7月至 12 月间，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等关键议题开展了多轮谈判，美方最终同意接受邓小平提出的“建交三原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同时只与“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中美建交不仅推动了两国关系的跨越式提升，同时也标志着美国对台政策的重大转折。

此后，美国对台政策虽然时有倒退，例如在里根政府初期，便曾因对台军售等问题而引发中美矛盾，但是面对日趋白热化的美苏对抗，里根很快改弦更张，尤其是在中美分歧最为严重的对台军售议题上做出了重大调整。1982年4月，里根致信邓小平，表示美国在售台武器问题上将采取灵活态度。时任副总统的乔治·布什在与邓小平会谈中也明确指出，里根真诚地想要在售台武器问题上与中国达成协议，虽然里根“不愿接受终止对台军售的日期，并不等于行政当局要永远对台军售”。时隔不久，中美发表《八·一七公报》，两国关系也由此迎来罕见的“合作蜜月期”。

总体而言，在美苏全面且激烈对抗的两 力格局下，美国因美苏争霸的压力所迫，基于联中抗苏的战略所需，逐步对其对台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以 1972 年尼克松访华为起点，直至1979年中美建交，标志着美国在官方层面正式“抛弃”台湾当局，台湾也就此沦为美国的“战略弃子”。此后尽管中美关系依然多有波折，但是历届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基本能保持克制，保证了两国关系的总体稳定。历史证明，美国“抛弃台湾”以换取中美联手对抗苏联的全球扩张，对于美国挽回对苏争霸的战略颓势，恢复两极格局下的战略平衡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战略高危资产”的未来

随着全球权力格局从冷战期间美苏对抗的两极结构演变为冷战后美国“一超独霸”的单极结构，台湾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角色也从服务于美国“联中抗苏”战略需要的“战略弃子”，转而成为 制衡和围堵中国的“战略棋子”。但是近年来中国的强势崛起导致新一轮全球权力转移的进程不断加快，权力格局重构的态势日趋明显，也使得台湾在美国战略棋局中的角色再度发生嬗变。一方面，美国将台湾视为可资利用的“战略资产”，用以牵制和打压中国这一“修正主义战略对手”；另一方面，美国也深知台湾问题的高度危险性，在美国日益无力确保对华“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一旦因台湾问题而导致中美两个核大国直接爆发军事冲突，势必对美国国家利益造成难以承受的损害。基于此，台湾之于美国的战略角色，正在嬗变为一项具有重大利用价值但却蕴含着高度风险 的“战略高危资产”。

如果排除其他影响变量，台湾对于美国战略利益的价值大小和危险性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中美两国综合国力的差距对比。换言之，中美实力差距越大，美国支持台湾当局并维持台海分裂状态的战略成本越低，其所面临的战略危险性也相对越低，而台湾对于美国的战略价值则相对越高。反之，中美实力差距越小，美国扶持台湾当局所需要付出的战略成本就越高，战略危险性亦相对越高，从“成本－收益”计算而言，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则相对越低。

毋庸讳言，时至今日，美国依然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且在可预见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美两国在诸多方面的差距也将长期存在。中国要实现全面追赶、最终超越美国依然任重而道远，这也将是美国继续介入台湾事务的主要倚仗。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崛起速度之快、力度之大，正在导致中美两国实力差距以“加速度”持续缩小。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在综合国力方面比肩美国将是大概率事件。例如根据购买力平价( PPP) 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在2015 年便已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即便是以传统的 GDP 数据来衡量，根据高盛、世界银行等权威机构的普遍预测，中国GDP总量亦将在2031年前后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当全球权力格局真正进入中美“两强”并驾齐驱的时代，美国再次“抛弃”台湾这一“战略高危资产”，也将是必然的结果。

本文原载《台湾研究集刊》2020年第4期，原标题为“‘战略高危资产’：权力格局、中美关系与台湾战略角色的嬗变”。

作者：信强
单位：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