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今天是九一八事变爆发75周年的日子，网上讨论抗战的帖子想必也是层出不穷。但其中最不好的现象就是大家一讨论就动不动就陷入国共两党谁的功劳大的意气之争中，尤其是一些国民党粉丝如三民主义兴中华，网事似梦如烟之流更是借抗战给国民党和蒋介石贴金，明明是疮疤硬给说成鲜花，出于对未来中日战争的担忧，我觉得有必要写一篇简要分析正面战场的文章，作为对中华儿女的打的一针清醒剂。
其实，当前头脑清醒的人士都清楚，虽然现在网上为国民党抗战翻案的文章不少，今天共产党在抗战问题上的和的统战稀泥也是越来越多，但这根本改变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纯粹是搭乘美国顺风车的事实。现在很多网友意淫什么中国对打败日本起决定性作用。其实在我看来，中国为抗日做的最大的也是唯一对日本最有杀伤力的贡献就是没有让日本人发现大庆油田。（真是天佑中华，如果让日本人找到大庆油田，当时的中国纵有秦皇汉武在世又能奈倭寇何）这得感谢那个时代的伟大的地质学家。当然，要感谢的不只是地质学家，要感谢的人实在也太多了。比如说如果联合舰队的南云大将不发昏，中途岛海战美国恐怕赢不了；如果日本海军的头领决定不造大和、武藏号那两个没用的废物，省下来的人力物力说不定还能多造几艘航空母舰，跟美国人再决高低；除了地质学家外，还有物理学家，因为如果不是日本的物理学家无能，没有造出原子弹，否则小日本肯定把华盛顿、纽约炸平了；如果日本的核工业专家早早努力，在二战前就建起几十座核电站，哪会在乎石油短缺？如果日本的飞机制造厂商当年就设计生产出F－2战斗机，B－29哪能在日本岛上空逞强；如果日本人当时能建成多个雷达站，也不会等到美国人的炸弹扔下来才知道美国轰炸机来了；如果当时日本人拥有导弹技术，如果日本当时有了间谍卫星，如果日本当时就拥有激光武器‘高能粒子武器，如果日本当时已经掌握了可控核聚变技术......
现在谈论国民党正面战场由于历史原因成为敏感的政治话题，加上中日积怨已久，因此现在无论大陆还是台湾在研究正面抗战时候不免会晦败扬胜。然而为了能面对今天和未来中国可能遇到的强敌，我觉得有必要对正面抗战进行认真研究。因为决定一场全面的大规模的战争的胜负只能有正面战场来决定。
然而抗战期间国民党军的正面战场打得怎么样呢？经过猎户三星，xiaya等网友的考证，我们必须痛苦的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国民党军先后与日军进行23次会战，但绝大多数以国民党军失败告终，实在不能作为国民党粉丝吹嘘抗战的资本，更改变不了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地位低下的事实。今天不少国民党粉丝指责大陆的教科书对正面抗战评价怎样怎样不公，对国军抗战事迹写的太少....可就算不考虑政治上的恩怨，以抗战期间的表现又能使国民党军获得多高的评价？
抗日战争由于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使中国侥幸获得了战胜国的光环，可是对于中日双方来讲，抗日战争却实实在在的是日本胜利，中国战败的战争。为什么失败？因为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未能全歼日军成建制的部队（猎户三星认为未能全歼一个步兵联队，个人认为，即使考虑所谓日军隐瞒损失因素，中国军全歼日军恐怕也不会超过一个旅团），也没有从日本人手中夺回一座中等城市。整个正面抗战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为什么国军不是日军的对手？ 按照《八年抗战中国并未取胜》的说法，中国抗战失败有两大原因，均涉及国力，一是武器装备太差；二是作战意志太差。
在说这些之前，不能不说一下抗战前中国所处的国内国际形势。我认为日本选在1937年发动侵华战争真是选对了时机。此时的中国仍然处于四分五裂，积贫积弱状态，自民国建立到1949年民国退守台湾，军阀割据没有一天消失过。即使后来蒋介石北伐也只是完成形式上的统一，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由于国民党新军阀割据局面的出现，（期间曾发生过中原大战）加上老蒋私心甚大，不能对各路国军一视同仁。这就为日军侵华提供了大好时机，也抗日战场上中国军队经常被各个击破埋下了隐患。（此时，国共两党实力严重不对等，国共之争的影响远不能与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争夺相提并论）
武器装备的中日军队的差距我已经在[近代风云]发表的《日本人凭什么敢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抗战前夕中日实力比较(转载)》已经详细说明。不必在过多论述。应该说单从物质上讲，抗日战争还没正式打响，中国就已经输了。但中国正面战场之败却不仅仅在物质上。
除了武器装备不如敌人外，最可怕的是中国军队素质也远不如日本。仅就作战意志为例。二战期间的中国军队在作战意志就完全不能与日本“皇军”相提并论。（据迟浩田回忆，当年他的家乡两个日本兵扛着膏药旗就扫荡一个县，赶的几万人到处跑）国民党军除少数有抗日的狂热外，多数国军面对日军是一触即溃，一打就跑，跑不了就降（去当伪军，反正到哪都能混碗饭吃）。即使是被外国认为最勇敢中国军队的共产党军队也不能完全望其项背。
而日军的作战意志之顽强也确实世所罕见。古往今来，某国家某部分军队全部战死的例子很多，但像日军这样每支部队都誓死不降战斗到最后一人的情况还是独一无二的，确实是一个异数。应该说，日军能达到这种顽强程度，是受武士道精神和神道教的影响，尽管武士道精神很愚蠢，但确实起到战斗力倍增器的作用。
在军队训练方面中国军队更是不能与侵华日军相提并论。
抗战胜利后，一位名叫方诚的国民党将领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一本名叫《八年抗战小史》的书，意在总结经验，明辨得失。该书于1946年在昆明出版，受到陈诚、李根源等国民党将领和元老的高度肯定。方列举23大条对中日两军进行详尽比较，比较结果，除“领袖英明”和“全民抗战”两条外，日军竟有21条优于华军。例如第2条：“敌中级以上官佐，其战术修养比我高一至二级，下级军官比我高二至三级；至士兵素质，我简直不能与敌相比。”又如第13条：“独立作战精神；我军一连有时尚不能独立作战，敌兵一班甚至一名，担任搜索、掩护与阻击时，常能发生很大效用。第一次南宁作战，我军追击数师，因受敌一班掩护之兵力，而迟滞数小时前进。”
结论：“就作用而言，敌兵可望以一当五、当十，我军若无五倍十倍优于敌人，则不能歼敌……”
在抗战期间国军做的最令中国人痛心的事情莫过于国民党军望风而逃甚至成建制投降当伪军。但主要不是士兵临阵逃脱造成的，而是腐败军官临阵逃脱影响军队士气导致军队不战自溃。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南京保卫战唐生智临阵脱逃导致南京守军崩溃并诱发南京大屠杀和豫湘桂战役汤恩伯临阵逃走导致整个正面战场出现大崩溃局面。虽然只是他们的个人行为，但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却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南京保卫战唐生智临阵脱逃使中国守军很快崩溃， 当时南京城中大量的中国士兵扔掉武器、脱掉军装逃跑，被西方和日本人作为中国士兵贪生怕死、没有爱国心的笑谈。而豫湘桂大溃败的影响就更恶劣了，由于此战给当时的列强留下了中国军队不堪一击的印象，这就为英美苏三国的雅尔塔会议牺牲中国主权使中国最终丧失外蒙古埋下了祸根。
除了作战意志和训练水平外，国军的失败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多值得深思的教训。凡是熟悉国军战史的朋友都知道国军有这样一个坏毛病，就是部队与部队协同不利（说难听点就是见死不救）。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军最经典的歼灭战莫过于孟良崮歼灭张灵甫的74师，张灵甫在孟良崮一被包围，国军上上下下都知道共军要打他74师的鬼主意，委员长也急的上蹿下跳，然而整整三天时间，没有一个国军能够救他，三天时间，就是乌龟也爬到了。除了黄百韬，其他国军都在一旁看戏。
其实稍微熟悉军事的人都清楚粟裕在孟良崮围歼74师其实是险中求胜，因为按照张灵甫中心开花的设想，只要周围的国军能及时赶来援救，不但能化险为夷，还能将包围孟良崮的解放军部队进行反包围，反过来将他们歼灭。而粟裕就是看准国民党军有这个见死不救的习性才敢于如此冒险。
可如果换成是日军部队呢？不要说一个师团一个旅团，就是一个大队，中队孤军深入粟裕的根据地，恐怕借粟将军一万个胆也不敢打这支日本孤军的鬼主意。为什么？除了日军战斗力确实非常强大外，关键是整个日军不会像国军那样对自己军队的困境做壁上观，只要接到救援命令，就会立即一丝不苟的执行，万家岭之战中106师团能成功被解围就是这个原因。
而抗战期间国民党军保存实力，对友军战局袖手旁观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切不说台儿庄之战中汤恩伯的德械化军团出于保存实力心态不肯及时出击导致进犯台儿庄之敌全身而退，日本陆军最后一战一号会战，国军号称长衡会战，便是部队与部队协同不力的典型战例。方先觉孤军作战，保卫衡阳城43天可以说耗尽最后一枪一弹，虽然他最后投敌叛国为世人所不齿，在43天里，他算对得起蒋委员长（最后投敌对不起中国人），但蒋委员长对得起他么？他死守衡阳43天，中美混合空军已取得了制空权，对地攻击七十余次，狂轰滥炸日军补给线，兵力集结地，火炮阵地等，日寇遭受很大压力，甚至出现进攻衡阳的日军弹药打光学共产党靠缴获国军的枪支弹药来作战的事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国军依然不能突破日军对衡阳的包围，给予守军以支援，外围援军在衡阳城外懦弱不前，就是不敢前进一步！方先觉死守43天，左等右等，就是等不来援军，等不来支援，等来的却是校长的一句祈祷：“主啊，救救我忠勇的第十军吧。站在方先觉的角度，你看到这句祈祷能有什么感想？我相信，日寇劝降方先觉的时候肯定提到援军问题，正是援军问题使方先觉心灰意冷而投降的！
（未完待续）

（续上文）至于国军在抗战期间还暴露了哪些问题，现在网上有足够资料供大家参考，我也就不多说了。在这里我也要谈谈蒋介石在抗战中起的作用。现在不少国民党粉丝大肆吹嘘抗战时期的老蒋有多聪明，更有甚者还借机把老蒋吹捧为民族英雄。
我认为抗战期间国军表现不佳老蒋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远不够资格和民族英雄挂钩.
抗战期间国民党军出现见死不救和大批国民党军投降日军当伪军的现象，老蒋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李宗仁的回忆录就指出老蒋在军事上将全国军队（不考虑共军）“分成“中央系”和所谓“杂牌”。在武器、弹药、被服、粮饷各方面，中央军得到无限制的补充，杂牌军则被克扣。前章已说过，如中央的对付庞炳勋，当各军都在扩充之时，庞军独奉命裁去一团。”（后来庞因此选择投降日军，曾经在台儿庄战役中立下大功的抗日英雄因此选择当汉奸，着实令人扼腕）早在抗战前与共产党军的战争中，老蒋“借共军力量来消灭“杂牌军”，而中央军主要任务为监视“杂牌军”，是对付自己人的，不是防御敌人的。因而一旦与共军作战，各军皆避实就虚，保存实力。共产党就乘机茁壮了。”
抗战期间其实像唐生智，汤恩伯这样临阵脱逃的人不在少数，但是除了韩复榘这个放弃山东的地方军阀被老蒋处决外，像唐生智，汤恩伯这样临阵脱逃的将领却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而汤恩伯更是成为河南的“四害”之一。李宗仁回忆，他接到控告汤恩伯部的状纸厚达盈尺，却因其系蒋介石心腹爱将，“我再下千百道命令也无益！”日军15万兵力进攻时，汤部40万军队一月内全部崩溃。最可悲的是，败退时“豫西民众到处截击军队”，结寨自保的乡绅百姓，怕败兵滋扰还沿途将其包围缴械，1944年春的中原之战，日军伤亡仅4000人，便将平汉线打通并造成河南大部沦陷。事后蒋介石表面将汤恩伯撤职，实际上安排易地当官。李宗仁曾说：“蒋喜欢的常是‘国人皆曰可杀’的人。其人声名愈狼藉，愈得蒋先生的欢心，因为他愈不敢脱离蒋先生的左右。”如此岂能不失天下人心？

但最要命的就是老蒋的瞎指挥，现在被不少网友吹捧的发动凇沪会战会战的决策实际上是严重的战略失误，凇沪会战失败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老蒋越俎代庖瞎指挥。
老蒋的军事才能怎么样大家心中有数，周总说他能指挥一个师，而白崇禧却认为他顶多指挥一个排（汗！哪怕蒋委员长能指挥一个师国军也不会输的如此冤枉）。经李敖先生考证，蒋介石的日本军校毕业的学历是伪造的。然而蒋介石最大的错误不是他不懂军事，而是他明明不懂却硬要冒充行家瞎指挥。结果在凇沪会战中提前陪光抗战老本，当时日本只要沿长江而上一直打下去，南京失陷后武汉，重庆都没有了，抗日战争抗什么战？你的根据地都没有，还怎么抗战？为什么日本没有一鼓作气打下去，后来问了日本军头冈村宁次能不能打下重庆，冈村宁次回答说要打也就打下去了，为什么不打下去，因为他们担心苏联抄它后路，否则只要有韩信取三秦，李靖取颉利可汗的气势，中华民国1938年就呜呼哀哉了。

作者：romeowhb　回复日期：2006-9-19　16:00:40
国军的见死不救、明争暗斗以及汤恩伯等一批饭桶将军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但是不能抹煞其他国军将领在抗战中的功勋。
---------------------------------------------------------------本文的目的仅在于如何从抗战中吸取教训，毕竟如果以后再碰上这种战争，只能靠正面战场。国军功绩不功绩的大家可以讨论，但国际政治讲的只有无情的实力法则，像汤恩伯，唐生智这样的败类临阵脱逃虽然只是个人的选择，却极大的损害了中国抗战在当时国际社会的形象。外蒙古独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拜豫湘桂大溃败所赐。

作者：nlxd3　回复日期：2006-9-20　13:45:12
看看中国军的汉奸嘴脸吧，企图通过借否定国军之机来否定全中国人民的抗战功绩
-------------------------------------------------------------以前你还说我要借否定中国人民的抗战功绩之机来否定国军。怎么今天倒着说了？

想来想去，还是地质学家在抗战期间显示出他们的英雄本色。
伟大的地质学家是八年抗战的中流砥柱
一直以来，尤其是抗战结束60周年之际，很多网友都在讨论国共两党究竟谁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问题。本人不才，在抗战问题上不屑于去搅国共两党功劳之争这趟混水。特发表自己的拙见博大家一笑。
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前者有实力可作战表现实在对不起江东父老，后者连与日军一战的资格都没有，在战争期间都是挨打的角色，没法让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因此中流砥柱当然不是他们。
那究竟谁才是八年抗战的中流砥柱呢？是他们，一个不为我们注视的群体，一个整天与石头打交道的群体。也许他们从来就没有拿着钢枪与日本人搏斗，也没有像“飞虎队”那样在空中与日本飞机做殊死较量，更没像白求恩那样救死扶伤。甚至他们当中的一员就在为“大日本帝国”服务。然而是他们将日本推向了与美国开战的不归之路。我们不能忘记是他们让中国戴了N年的贫油国帽子。他们就是地质学家。
为什么说地质学家是抗战事业的中流砥柱？
有科学常识的都知道，石油是现代工业的血液，现代社会离开它就会陷入瘫痪，战争机器没有它就会停止运转。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不都是因为石油才爆发的吗？
而日本是个岛国，面积狭小，没有多少资源，正因为如此，日本才会拼命侵略中国。目的就是为了掠夺中国的资源，然而当时的中国什么资源都不缺，就缺石油，当年的地质学界不是断言中国没有石油吗？因此日本的石油只能靠进口，而日本90%的石油要从美国进口，当年美国宣布对日本进行石油禁运，日本慌了，连稍微理智的山本五十六也因此选择与美国对抗的不归路，最终殒命在南太平洋上空。日本为什么要与美国开战？因为没有石油，不要说支撑战争，就是连平常经济运转也无法支撑下去，因此无奈选择与美国开战，终于惊醒了美国这个“沉睡的巨人”（山本五十六语），最终使天皇含泪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前吃下去的东西最终全吐出来了，落了个血本无归的惨痛下场。
我想当新中国发现大庆油田的消息传到日本时，那些昔日的“大日本皇军”一定会因此被气疯。
“哎，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如果早知道满洲有石油，我大日本帝国又何必......”我不知道当年或者现在的日本人是不是这么想的，我只能肯定当年日本人见到中国把那个在东北发现的那个油田命名为大庆的时候，一定百感交集。
是啊，这个油田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十五年，居然没被发现，宝库就在自己的脚下却没有机会帮助大日本帝国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我想那些日本人一定恨死当年自己国家培养的地质学家。如果不是这些该死的地质学家没有帮自己发现满洲的石油，大日本帝国又何必为石油去向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开战，使自己最终“身死国灭为天下笑”。
我想如果那些日本的地质学家如果早点发现大庆油田，全日本一定会把他们当成神来崇拜。而天皇也会把民族英雄的称号授予给这些日本的地质学家。而山本五十六如果得知在“满洲”发现油田的消息一定会欣喜若狂。因为这意味着不用再惊醒那“沉睡的巨人”了。
也许现在的日本人一定在做这样的假设：“如果日本能早点发现中国的大庆油田，耶，不用和美国开战了，更不会挨那两颗原子弹了耶。”
然而历史不容假设，由于伟大的国际地质学界公认中国决不可能出产石油，而日本的地质学界也没有完全泯灭人性的良知，他们抱着伟大的反法西斯信念，没有在石油上助纣为虐。最终将日本法西斯推向不归之路。
今天的中国人民应该记住当年伟大的地质学家为反对日本法西斯做出的伟大贡献，更要感谢他们对中国抗战给予的无私帮助，正是他们这个二战期间科技界最伟大的群体把日本拖入了招致灭亡的深渊。可惜194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与他们无缘，然而我仍然情不自禁地想说：“感谢伟大的地质工作者在抗战期间对中国人民的无私帮助，你们才是八年抗战真正的中流砥柱。因为是你们逼迫日本选择了与美国开战这条自杀的死亡之路。”
所以各位看了我的文章，是不是觉得我们应该为三四十年代的地质学家建一座纪念碑，以表彰他们为八年抗战做出的特殊贡献。

腐败专制的国家，国家再大，军队再多，也不会有一点战斗力
———从李宗仁回忆录看蒋政权军队无力抗日的制度因素

以下引自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下）Ｐ８１８—８４１，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大家可以从李宗仁回忆录看到蒋政权军队无力抗日的制度原因：
“我方除少数优点之外，其缺点亦复不少。例如官兵未受严格训练，军纪废弛，战斗力薄弱。因军队伤亡奇重，中央兵役司到处派员抓兵，阖闾骚然。新兵未经训练，即仓卒开赴前线应战，无异驱羊以喂虎口。粮饷待遇既微，致士兵恒苦营养不良，骨瘦如柴。医生、药品均极缺乏，受伤患病官兵境遇之惨，有不忍言者。所以中日战前，日人视中国军队如无物，亦不为无因。
至于中央政府政治、军事措施的乖谬，更是数之不禁，若说“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则吾人首先便要自中央政府说起。
老实说，抗战前乃至抗战期中，我们的中央政府实在没有具备任何足以与外族作战的条件。自北伐完成后，中央政府中，事实上是蒋先生一人当国。
由于他蓄意排除异己，造成由他一人控制的党政军系统，因此引致内战频仍，兵连祸结。中央当局为政既不以德，则中国真正统一便永远不能完成，为应付这一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蒋先生在中央各部门，及其权力能到达的省份中，全是因人设事。不是用人唯材，励精图治，而是以政府名器作酬庸，来拉拢亲蒋人士。因而在中央能彻底控制的省份中，其行政效率与各项建设，反不若中央政令不能贯彻的各剩桂、粤、晋、川、滇等省曾与中央有过对立或隔阂，姑且不论，即以与中央比较接近的鲁、湘二省为例，亦可见一 斑。
山东省 韩复榘，系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行伍出身，仅略识之无，政治观念的落后更不必言。所以韩氏为一省之长，可说是条件不够。再看湖南省 何键，原为唐生智所部第三十五军军长。为人圆滑，而不能任事，只因湘省介于粤、桂、黔之间，可作缓冲，故得久任 。此人思想既旧，对政治尤属外行。然韩、何二人皆非中央系统中人，对中央仅作有限度的服从，平时与反抗中央的西南各省，信使往返甚密，凡国内有纷争，他二人的态度均甚模棱。因而中央对湘、鲁两省的省政甚少干涉，以致韩、何二人在抗战前一直做了八年的省 。韩、何虽非理想的行政人才，但是因省政安定，人事无甚更动，党政军之间颇少磨擦，因而湘、鲁两省的治安亦差强人意，共产党无法生根。省内政治、经济设施，八年以降多有可观。因中国积弱太久，当政者不论贤与不肖，只要给以机会，他们总会为国家、人民作点建设事业。所谓“积跬步可以致千里”，只要有意前进，速度虽慢，犹胜于一曝十寒。
反看对中央政令贯彻最力的豫、鄂、皖、赣等省便不然了。湖北自民国十八年到抗战开始，七年之间竟五易 （计有夏斗寅、何成#F、杨永泰、张群、黄绍竑）。湖北可说是我国各省中先天条件最好的之一，交通辐辏，物产丰饶。这五位省 中，除夏斗寅外，都可说是当时政坛上第一流的人物，为蒋先生所倚重。但是七年之内，湖北省内可说是贪污成风，建设毫无，军队云集，而红军仍肆意流窜，成为国内最糟省份之一。抗战以前，鄂东、鄂北是武汉两道门户，甚至连一条公路都没有，其他建设也就可想而知了。
至于治安，则更不必说了。鄂东的豫、鄂、皖边区早成为共产党张国焘和徐向前的天下，鄂西则为贺龙、萧克所盘据。滋长茁大，卒成心腹大患，而中央与鄂省当局均束手无策，莫可奈何。鄂省地方行政的糟乱与贪污的盛行，战前实鲜有其匹。但是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省政的不安定。我国政治迄未走上法治的正轨，因而形成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局面。省政首长一更动，则厅、处长、行政专员、县长全盘更动，甚至事务人员也都彻头彻尾换掉。故一省首长如频频调换，则全省上下公务人员，人人皆存五日京兆之心。一有机会，便大捞一笔，愈速愈妙，以免错过。从政人员志在贪污，则省政便不可复问了。
湖北如此，安徽、江西、河南等省亦莫不如此。抗战前七年之内，安徽六易省 ，政治情况之糟亦与湖北相埒。蒋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最大的原因是他不把国事当事做，而把政府职位作酬庸，以市私恩。这样，国家政治岂有不糟之理呢？此外，如张群、何成浚等人，都是蒋先生朝夕咨询的智囊，他们虽当了省 ，却经常不在省府办公，“ ”只是挂名而已。省政由人代拆代行，为代理人的，当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所以蒋先生统治下的“中央集权制”，事实上是“包而不办制”。如果他肯放手让地方当局去从事兴革，国家反而容易搞好了。
再者，蒋先生对地方政府的驾驭，一向是采用“分化统治”的方式。故意使一省内的党、政、军互相对立，不时倾轧，以免一省首长的权力太大，不易控制。所以湖北七年内的五个省 中，虽然有四个是职业军人，但是他们对驻军却无丝毫监督和调动之权。加以中央的剿共政策原来是借共军力量来消灭“杂牌军”。所谓“中央军”的主要任务为监视“杂牌军”，是对付自己人的，不是防御敌人的。因而一旦与共军作战，各军皆避实就虚，保存实力。共产党就乘机茁壮了。
我们试一翻阅地图，便知共产党当年的根据地多在赣、鄂、豫、皖四省，而该四省正是中央权力彻底到达之区。号称共产党老家的湘、粤两省，中共反无法立足，甚至在省当局统治能力最薄弱的山东、四川、贵州、云南等省，中共也无法渗透。孰为为之，孰令致之。我们稍一思考，便不难获得答案。
加以蒋先生为巩固其独裁政权，竟不择手段豢养特务，鱼肉人民。知识分子偶有批评蒋先生的，辄遭迫害。其属下文武官员也每因私怨而被借端枪毙，或因受疑忌而惨遭毒手。其他暴政，罄竹难书。例如暗杀学者杨杏佛，申报主笔史量才，湖北省 杨永泰，前直鲁督办张宗昌，前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前抗日救国军军长吉鸿昌，外交界元老唐绍仪，“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及前陆军大学副校长杨杰。捕杀第三党领袖邓演达，第十三军军长赖世璜，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又如用绑匪手段劫持民社党领袖张君劢，拘禁立法院长胡汉民及广东省 李济深。逮捕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爱国“七君子”，及重庆大学教授马寅初等。至于被屠杀的农工群众与青年学生，尤不知凡几。更勾结江浙买办阶级，滥发公债以营利，操纵金融以自肥。结纳邦会和各种黑社会头目，公然贩卖烟土，制造毒品，贻害中外。因之，金融市场悉为官僚资本所垄断，皇亲国戚，权倾中外。上行下效，贪污之风弥漫全国。
中央政府既然如此，则我们对外抗战时政治上的艰难也就可想象了。
我国军事上的糟乱也不在政治之下。抗战开始时，全国军队不下数百万人，但是五花八门，杂乱不堪。就历史系统来说，有所谓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山西军、粤军、桂军、川军、滇军及其他各省地方军。就训练方面来说，各军训练方法极不一致。就装备来说，中国军队可说是全世界各种武器的陈列所，德、日、俄、意、英、美、法、捷克等一 应俱全，国内的汉阳、金陵、巩县、沈阳、太原等兵工厂出品也各不同，故军队的配备，因军而异。就地域来说，有北方军人，有南方军人，其生活习惯和作战的适应性也各各不同。就征募方式来说，广西是征兵，中央及其他各省是募兵，也有征募并行的。就思想来说，三民主义之外，还有一支信仰马列主义的第八路军。这些军队的性能可说完全不同，战斗力的强弱也极悬殊。
不过在抗战初期，由于民族意识浓厚，和对敌人的极端憎恨，所以数百万人敌忾同仇之心却完全是一致的。大家一 致服从中央，全力抗战。中央当局此时如能去其一贯的褊狭心理，大公无私，一视同仁，视各部队的作战能力善予运用，则经过八年的抗战，这数百万人确可熔于一炉，变成一德一心的国家军队，无奈中央当局始终不能开诚相见，无法达成理想。
第一件令人不服的事，便是硬把全国军队分成“中央系”和所谓“杂牌”。在武器、弹药、被服、粮饷各方面，中央军得到无限制的补充，杂牌军则被克扣。前章已说过，如中央的对付庞炳勋，当各军都在扩充之时，庞军独奉命裁去一团。又如川军开到徐州，我竭力请求补充，中央破例补充了每军步枪二百五十支。这真是“杯水车薪”，何济于事？因而在大敌当前之时，并肩作战的友军，有的食丰履厚，武器粮良，气焰凌人，有的却面有饥色，器械窳劣。要他们同样出死力而无怨尤，又岂可得呢？
由这种歧视所产生的恶果，则更是历数不尽，就以“中央军”而言，上上下下都是具有“通天”本领的“天子门生”。大家唯领袖之命是从，将帅不和，上下倾轧，作战能力自然无法提高。但是犯起法来，大家都是黄埔同学，又官官相卫，蒙蔽最高当局。兹举一实例：民国三十年，五战区第十补充兵训练处第二团团长何中明（黄埔四期毕业），其团部驻老河口南三十里的仙人渡，曾将病兵三十余人衣服剥光活埋致死。何的同事见此事太残酷，乃据情报告长官部。我便派军法官及有关人员前往查办，并掘坟检视，情形确实，惨不忍睹。因将何中明扣留，交军法处审讯属实，判处死刑。本拟就地枪决，以申国法。不意中央当局闻讯，电令押解重庆军法总监部，旋即释放。因军法总监部内高级人员多系黄埔毕业生，狼狈为奸，尽管何中明罪无可逭，也可逍遥法外。
可是蒋先生却最喜欢人家恭维黄埔毕业生是如何如何地好，杂牌部队是如何如何地不好。而他的左右又都是善于阿谀的人，于是蒋先生朝夕所听到的批评，和看到的特务密告，都正如他所想象的。因而成见愈深，欲消灭杂牌部队之心也愈切。
此种情形发展到抗战末期尤糟不可言。有些“杂牌”部队因久无补充，部队长官不得已向蒋委员长面诉衷曲，委员长表面上故作矜恤，温语有加，亲下手令，嘱兵站补充；然后视部队的系统，亲自电话或令侍从室主任吩咐，照手令上的数目拨给，或者打个折扣。若无电话预先交代，军政部的兵站就以库存已尽来搪塞。于是，有些部队长官探知个中内幕情形，为保存部队实力，免被淘汰失业计，乃勾结侍从室和兵站官员，实行贿赂，则武器弹药又可源源而来。军队为国捐躯，武器损失，弹药消耗自所难免，尚须向上级机关官员行贿才可得到补充，实为千古未有的怪现象。
当我在老河口的最后两年，有一新编师奉调受五战区节制。师长王认曲为黄埔第一期毕业生，深通此道。那时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得了委员长亲批手令，仍得不到补充，而王师长后来才得到手令，却领到了。王鸿韶参谋长便问王师长理由何在。王微笑告王鸿韶说：“其中有窍门！”王鸿韶追问其“窍门”何在。王说，他奉批得新枪一千支，他决定卖掉二百支，就以这笔款项向经管仓库人员行贿，如此他尚可实得八百支，比王缵绪一支也得不到强多了。
后来，傅作义也告诉我一件故事。某次傅奉委员长亲批弹械一批，可是傅在西安的办事处主任却无法领到。西安仓库主任老实不客气地告诉傅的办事处主任说，要领武器，一定要出钱。该办事处主任便发电向傅请示。傅说，钱当然付，不过可否请该仓库主任给一收据。那仓库主任利令智昏，竟真的给傅的办事处写了一张收据。傅有证据在握，乃立刻告到委员长那里。果然，委员长一怒之下，把这位仓库主任撤职了。可是不久之后，他却又当了另一仓库的主任。这种贿赂公行的局面，便是我们抗战末期军事行政的特色！
至于杂牌军部队本身呢，在这种无法无天的局面之下，也就竭力自救。他们都知道中央当局欲利用对日抗战来消灭他们，平时克扣粮饷，战时不予补充，等他们消耗得差不多了，便将他们遣散或改编归并其他部队，空出的番号，便可以“嫡系”补充了。
所谓杂牌部队，其中是分等级的。例如我们广西部队，虽然自北伐以来，我们实在是国民革命军的正统，但是在蒋先生的心目中，我们也是“杂牌”。不过由于抗战初期五战区的辉煌战果，使中央不得不另眼相看。再者，我国谚语说“朝中有人好做官”，我们在朝中有白崇禧任副总参谋长，嗣兼军训部部长，在外有我本人任战区司令长官。所以广西部队总算是承蒙中央优礼有加了。
至于其他部队，如福建绥靖主任陈仪的部队，虽然也是“杂牌”，但是陈仪毕竟是浙江人，蒋先生的同乡，所以也多少受到些优待。最惨的，要算是那毫无背景的孤魂野鬼，例如庞炳勋、高树勋、孙殿英一干人了，其次则为冯玉祥统驭过的西北军、张学良统驭过的东北军、陈济棠统驭过的粤军、唐生智统驭过的湘军，以及川、滇、黔、陕、甘等省的军队。
中央是蓄意要消灭他们的。粮饷既缺，中央还派了大批黄埔生去作他们的高级参谋和副军长。这些人事实上都是蒋先生的耳目，对部队的一言一行，有时甚至无中生有，都报告到蒋先生那里去。平时在部队中作威作福，目无余子。
须知我国将领都是除掉带兵打仗之外，一无所长的职业军人，军队便是他们的家。我国既没有良好的退休制度，他们一旦脱离部队便无法生存。中央既用种种方法去消灭他们，他们也就用种种方法自救图存。平时在前线，一怕敌人攻击，二怕被共产党吃掉，最怕的还是被友军的中央军缴械。在这种情况之下，图存之不暇，哪里有心思去抗战呢？狡猾一点的，便用重金到中央去拉关系。例如徐源泉便一意投靠何成浚，再利用何成浚去疏通侍从室。侍从室路线打通了，以后凡有不利于徐源泉的报告都一概被扣压下来，留中不报。徐军因此便可得到补充，然后利用此补充款项的一部去作活动经费，因而形成了一个贪污和行贿的大循环。
关于我国政治、军事上的各项缺点，我在南京、武汉、重庆曾不断地向蒋先生坦白进言，请求改正。我说：“这些事，别人不敢对你说，只有我敢向你说，希望你采纳。”无奈我言之谆谆，他听之藐藐，哼了几声便算了。这也可说我们的国运是活该走下坡路吧！

现在的中国不管经济还是军力已经发展到了完全可以收复台湾的地步.请问楼上
那么,在陈水扁在天天叫嚣"台独"的情况下,为什么不发动统一祖国的正义战争？
这不是GCD的奇耻大辱是什么？
什么事情不要离开当时的历史环境而评论.
---------------------------------------------------------------台湾问题实质是中美问题，中国军队又不是只和台湾军那个废物打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