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楼给天涯。

石壕吏

古代社会，你说是顺民也好，愚民也罢，他就是一个天下勤王的格局。不管是士大夫还是小老百姓，确实就有这种比较朴素的家国情怀。

对“人”的尊重，这个是现代，后起的价值观，也是古典的价值观被破坏后产生的一种新的，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价值观。带有一点“不配合”的色彩，就像疫情期间不肯配合戴口罩，而有“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的场面。其实诗中的“妇”是个很配合的人，而且也是一个很可敬的人。

诗中有这样几个角色，可以分析一下：

1、诗人杜甫，作为记录者和见证者，他目睹了一切而无所作为，那他有没有人性？以前有过相似的争议：说有个摄影师拍下了一桩杀人案件的全过程，但中途他没有见义勇为，出面制止，他算不算有人性？

2、吏。吏是这次战争中的一个征兵者，他为何要“夜捉人”？为何要“一何怒”？是他自己闲着没事干，以此取乐吗？当然不是，这就是他的职责所在，是为了“急赴河阳役”，为着这个目的在加班加点的工作，从他身上也可看出事情的紧急，和基层工作的简单粗暴与艰辛。

吏，不能简单的把他定义为坏人。这个“吏”从何处来？有没有可能会是另一个“妇”的儿子？因为战争的需要，分工的不同，使他临时或长期的扮演了这样的角色？

这个吏完成了这样一次任务，就可以升官发财了吗？或者是为了升官发财才来“夜捉人”的吗？显然不是。“妇”的“备晨炊”和“吏”的“夜捉人”都只是战争中人物分工的不同，包括在上的“将”，及“翁”，“妇”，“孙”，以及战死和未战死的“男”，都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而且这个“吏”的家人，未免就不会在另一时另一地被另一吏夜捉人，而也被“妇”申诉？在他家人__“妇”的口中，其实也正是此刻石壕村这个“妇”口中的“男”。

3、妇。前面说过，这个“妇”是一个十分可敬的人物。于国家而言，她已经为国家贡献了三个儿子，甚至有两个儿子已经献出了生命。按理说，她们一家已经不欠国家什么，而是国家欠她很多。但她仍然愿随吏夜归，“急赴河阳役，犹得备晨炊”，为这场战争略尽绵薄之力。她的意识非普通村妇可比。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虽然此时尚未这句话出来，但这个“妇”已经有了这样的见识。所以，说她“如果是安禄山的军队来征兵，她可以一头撞死了之”也是完全可能的。当然我们没有必要道德绑架一个普通村妇，她就算被安禄山的军队征走，也是无可厚非的。就像《活着》里的福贵，被征去当兵，连在帮随打仗都不知道__他们都是被动卷入了战争，他们何罪？同样，这场战争既非石壕吏发动的，也非他能够制止的，那应该由他来为这场战争背锅吗？

再说回“妇”，于“公”，我佩服她的急赴国难，但我更佩服她的于“私”，护全家人。

家里就剩老两口，加儿媳和孙子，四口人。谁去应召呢？其实就面临着花木兰当年的选择。“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所以花木兰替父从征，责无旁贷。同样的，“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只有在老两口之间选择了。而“妇”毅然选择了让“翁”逃，而让自己顶上。我想这不单单是翁与妇的怯与勇的问题，也不一定就是妇的意识高于翁的问题。而更有可能是老两口权衡利弊后的选择。毕竟翁留下来，还可以维持一个家庭的男耕女织的生活，如果是翁去妇留，那谁来耕地，谁来干重活？

4、翁。所以，翁的越墙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也许是这次“夜捉人”的最好结局。所以，在敬佩“妇”的同时，没必要责怪“翁”，鄙视“翁”，也没必要遣责“吏”和“客”__杜甫。

以上就是我的看法。让大家见笑了。

捉人，不一定就是征兵，或许吏与妇，都是地方上临时性的徭役。河阳役之后，或许妇就回来了。而吏，又进入正常的基层工作生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