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叶落台湾，魂归何处（代前言）
生死相望，于右任在台湾的晚年岁月
阎锡山在台湾
胡适墓前，来一场灵魂的对白
长眠海岛魂牵武大的王世杰
殒落台湾的将星“小诸葛”白崇禧
国学大师钱穆的乱世两岸三地情
到林语堂故居去看鱼
隐居嘉义乡间的“战神”薛岳
胡宗南的起落人生
无人敲响的“傅钟”
五四最后一位才女苏雪林的传奇人生
台北外双溪，这里长眠着张大千
被软禁三十三载的抗战名将孙立人
陈果夫陈立夫的最后归宿
邓丽君墓前的歌声
一座赤嵌城，半部台湾史
走金门，去看战争的伤疤
太鲁阁，“四郎探母”的余音
从士林官邸到两蒋墓


叶落台湾，魂归何处
（代前言）

那一年，我18岁，由于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断了我继续求学的梦想，于是，我穿上绿军装，来到渤海边，骄傲地成为一名军人。依稀记得，当时的我，曾站在大海边，望着茫茫波涛，唱着一首刚刚学会的歌：
我站在海岸上，把祖国的台湾省遥望，日月潭碧波在心中荡漾，阿里山林涛在耳边震响。台湾同胞，我骨肉兄弟，我们日日夜夜把你们挂在心上。啊——，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同心携力，共同奋斗，朝着一个方向，解放台湾，统一祖国，让那太阳的光辉照耀在台湾岛上。革命洪流，不可阻挡，台湾同胞必将和我们欢聚在一堂。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让那太阳的光辉，照耀在台湾岛上。
那时候，单纯的我，始终以为，总有一天我们会“解放”台湾，也许，我还会踏上台湾岛，去看望那里的骨肉兄弟。可是，这场梦，做得时间太长太长了，以至于台湾没有被“解放”，而我们自己被“解放”了，40多年后，我真的踏上了这片让我魂牵梦萦的土地，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
时间是2013年10月24日至2013年11月7日，共计15天的台湾自由行。
在这里，我要向我的台湾朋友蔡圣芬女士表达深深的谢意。是她，在台湾帮我预订住宿的地方；是她，帮我预订台湾行的各地火车票；是她，帮我查找我想要去的地方；更是她出车，把我送到旅游团轻易到不了的地方，诸如阎锡山、于右任、张大千、钱穆、胡适、林语堂、邓丽君等人的墓地或故居。这样，才使我走访了不少民国时期大陆迁台的名人遗迹，知道了大量名人迁台的故事，于是就有了这本书的问世。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移民大潮

回顾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我们会看到，几乎每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和社会动荡，都会带来一场移民大潮。人民为了躲避战乱，为了生存，忍痛离开他们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美好家园，离开他们先人埋骨的坟茔，甚至离开他们的至亲骨肉。生离死别、泪洒征尘、眺望故乡、对酒悲歌，所有的形容词都无法准确地表达他们离开故土，流落异国他乡那份痛苦与惨烈。
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多次移民大潮，才促成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才形成了中国那绚丽多彩的东方文化。而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移民大潮，即上个世纪中期国民党的大逃亡，和历史上的历次人口大迁徙相比，既有它的共性，又有它的个性。这期间无论是迁徙的团体和个人，所经历的一切，都充满了传奇、坎坷、痛苦、惨烈，甚至是悲壮。
从1948年11月6日开始，到1949年1月10日结束的淮海战役（国民党称之为“徐蚌会战”），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指挥的中华民国国军五个兵团部、22个军部、56个师及一个绥靖区共55.5万人被解放军消灭及改编，从而注定了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终结。于是，有着五十多年历史的政党和人数众多的国民党官员和党员，以及国民政府的要员，外加上百万尚存的国军官兵何去何从，成了摆在他们面前的首要问题。
虽然蒋介石在1949年1月21日被迫宣布下野，但国民党的命运和民国的前途仍然掌握在他的手里。躲在溪口老家的山里，蒋介石却架着七部电台与外界联络不断，全国的形势变化，他甚至比“总统”李宗仁更清楚。
民间传说，抗战即将胜利之时，蒋介石曾到峨眉山请一位得道高僧占了一卦，得八个字：胜不离川，败不离湾。按理说，蒋介石的周围智者如云，即使他本人看不明白，他的智囊们一定知道“湾”指的就是台湾吧。
但是，这只是一则民间传说罢了。就是到了蒋介石下野之时，他还没有决定失败后到底在哪里落脚。最初，他梦想着固守大西南，以四川为根基，借助天险与共产党抗争；稍后，他甚至还带着他的智囊们飞到菲律宾，与这个国家的首脑商量到这个依附美国的岛国去安置他的流亡政府，而且这个国家也答应了他。还据说，蒋的夫人宋美龄还建议他到瑞士去做寓公。
也许，正是这个“做寓公”的提议激怒了蒋介石，他说，自己也是堂堂大国的正规总统，到外国做寓公岂不是丢份。于是，他采纳了他同乡的意见——去台湾。
这位提议去台湾的人叫张其昀，是当时浙江大学的教授。张其昀，浙江宁波人，与蒋介石是小同乡。此时不过是一介书生，时任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主任，是一名地理学家。张其昀向蒋介石力陈：“万一战败，国军退居台湾的话，退可守，进可攻；台湾与大陆隔着一条海峡，凭借海峡天险和海、空军军力，总统完全可以抗衡中共解放大军。”
当时，国军还有空军优势，更有海军优势，这更坚定了蒋介石去台湾的决心。于是，一个党国迁台的计划，就在李宗仁和中共谈判最热络的期间，秘密而紧张地进行了。
其实在这之前，台湾光复后的1945年，蒋介石就着手经营台湾了。他曾多次视察过台湾，后来又派他产得力助手陈诚担任台湾省主席。最后一次视察台湾，他对陈诚相当满意，说台湾是中国唯一没有被共产党渗透的最纯净的地方。这，可能也是蒋介石决心迁台的一个重要原因。
要迁台，蒋介石首先想到的是要带走什么。于是，就有了“双抢”的出现：即抢财宝、抢人才。
财宝主要是指黄金和文物。据王丰所著的《蒋介石父子1949危机档案》一书中说，从1949年春抢运国库黄金前后蒋介石父子与国民政府官员之间的几份密电及内部文件推算出，位于上海银行的国库黄金总数是294万两被运往了台湾。
文物方面，在日本人即将进军北平之前，为了不被日本掠夺，被国民政府分两批运到了西南大后方。抗战胜利后，又被运送到国府首都南京。到国民党眼看要丢掉全国时，蒋介石指派文物专家翁文灏等亲自挑选了5000箱文物、档案等精品运往台湾。诸如被视作台北故宫博物院镇馆之宝的毛公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玉雕精品“翠玉白菜”、“肉形石”、宋代汝窑瓷器、传世书画、清宫服饰等等。现在我们去台湾旅游，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看到的文物，几乎都是从南京运走的北京故宫文物。

人才方面当然是抢当时中国的各类高级知识分子。但是这是一群有思想有文化有个性的活蹦乱跳的人，而不是没有生命的黄金和文物可以任人摆布。1948年国民政府曾评出第一批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共八十一人。能死心塌地跟随蒋介石去台湾的不到十人。这让蒋介石相当沮丧。当时在南京的胡适奉蒋介石的旨意，列了一份北京大学迁台的著名教授的名单，并派飞机到北平专门去接他们，可是飞机从北平回到南京时，从飞机上下来的只有两个人，为此，胡适在机场上面对北方痛哭失声。
国民党内最有名望的元老，也是蒋介石要抢的对象，比如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硬是让蒋介石指使人把他挟持到了台湾。
相比于有名望的学者和元老，国民党的各级官员包括高官们可没有这样的待遇了，他们要到台湾，得自己买船票机票。只是这些人手里有钱又有势，不少人虽然自己在大陆和共产党对抗，但他们的亲属早已到了台湾，还有一些人觉得自己和蒋介石有些疏远不想去台湾，就把家眷送到了外国。
中下级官员赴台却是一件很费周折的事情。他们当中不少人，特别是小军官们，有的家属随着战败队伍跟着部队步步南迁，实在没了退路才挤船去了台湾，或随着自己丈夫的部队，挤在乱军中登上船到了台湾。一代歌后邓丽君的母亲和哥哥，就是随着他父亲的部队逃到台湾的。
相比之下，普通士兵和不明真象的“难民”逃台就要看命运了。按照蒋介石的想法，国军士兵和能随他一起逃到台湾的人当然越多越好。可是人太多了，运输工具有限，于是就出现了人人争挤上船的现象。尽管军舰不够用又征用了不少商船和渔船，但还是出现不少人因为挤船而葬身大海，还有就是船在海上遇到风浪而翻沉的悲剧。
1949年1月27日，农历腊月二十八，从上海黄埔港起航的太平轮，搭载了近千名迁台乘客，以及数百吨物资，驶向台湾基隆港。满船带着离乱苦痛的人，开始了一段艰难的航程。晚上23时45分，当太平轮行驶到舟山群岛附近时，突然与迎面驶来的建元轮相撞，半小时后，太平轮沉没在冰冷的海水中，全船生还者仅36人！
在波涛汹涌的时代浪潮中，太平轮的悲剧只是其中一个小插曲，在青岛、在烟台、在上海、在广州、在香港，在中国沿海的每一个重要港口，类似太平轮这样的生死离别在日复一日地上演——成千上万的家庭就这样在历史的转折口上被撕裂。
1949年5月24日深夜，解放军开始从徐家汇攻入上海市中心，国民党的最后一艘开往台湾的轮船在黄浦江启航，船上坐着上海市长和军队。上海的有钱人怕共产党清算，纷纷往船上挤，结果一律被卫兵用枪托打到江里，船被水浪晃动的那一刻，船身跟码头一撞，被打到水里的人当场就夹成肉酱。

最悲惨的是那些在大陆上战斗到最后的大西南的败兵们。如黄杰、白崇禧、胡宗南的残部，他们原本是想步薛岳残部的后尘到海南岛后再去台湾。可是，解放军把他们通向海南的路给堵得死死的，结果，有五批共三万二千多人走投无路，最后冲破国界线到了越南。
1949年底，蒋介石嫡系黄杰第一兵团在湘桂作战失利，余众一万七千人由昆仑关西撤，沿桂越边界开进云南，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电示黄杰，让他率部转道去海南岛，结果去往海南岛的道路早已被解放军阻断。黄杰又电请台湾的陈诚，陈诚派员到越南和法国驻印度支那专员（当时越南是法国殖民地）和法军总司令好说歹说，总算征得法国人同意“假道入越”进入了越南。
官兵们走出国界看到前面飘着蓝、白、红三色法兰西国旗，回首再望国土时，不知何年何月重见祖国故乡，无不悲伤落泪。除黄兵团官兵外，还有随行的湘桂地方武装、警察、流亡学生和平民等，于1949年12月18日抵达法方指定的蒙阳，即为法军监管软禁。蒙阳是废弃煤矿，因三面环山，即使大晴天也只有中午才能见到一丝阳光，故名。但见荒烟蔓草，荆棘丛生，蚊蝇蛇鼠肆虐，既无房舍也无水电。
官兵人等上山砍木斩草搭建草棚，半个月后才稍稍安顿下来。法军还常来搜抄，银元手表等贵重物品都被夺去。主食法方供每人每天仅米四两，水土不服多病少药，人员死亡不断。
第二批人是李宗仁、白崇禧纵横神州三十年的桂系部队残部，加上两广地方武装等共万余人，从龙州过境进入越南。当即由法国人遣去莱姆法郎居住，其条件和“待遇”与黄杰兵团一样。
第三批是中央军嫡系二十六军一部3879人，由第八兵团副司令官兼26军军长彭佐熙统率，由云南过境来到越北莱州，被法军送到金兰湾羁居。
第四批是由越南国民党首领武鸿卿收编的广西鲁道源十一兵团一部，由水口关进入越南。法国殖民当局也把他们送到蒙阳。
第五批是蒋介石嫡系余程万在滇东南的游击队272师残部二千余人，遭解放军追剿逃到中越边界后，于1951年7月12日偷渡红河时，遭到胡志明武装伏击死伤过半，师长余启 知道国民党三万多人逃到越南后，当时的新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在北京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法越当局，指出导致一切严重后果应由法方承担，并要求他们把这些人遣送回国。
法国人对新中国的声明置之不理的同时，还打算用这些人当炮灰去对付越南的民族解放力量，或要把他们当劳工。经台湾的蒋介石派人交涉，法国人才把他们集中到了富国岛监视居住（等同囚禁）。
富国岛东邻暹罗湾，面积六百余平方公里，相当于四个大小金门岛，居民只有八九千人。这里本是原始森林的蛮荒之地。国军官兵到了这里，头一件大事是向大自然斗争。火烧烟薰，填沟平洼，进深山伐木取藤，兴建成片茅棚等做为栖身之所。
官兵们历尽千辛万苦熬过了三年时光，终于在1953年6月28日，在列32457人，除千余人自愿留在越南外，三万余官兵、眷属及平民分批乘船抵达台湾。
对这一段难忘的逃亡经历，被蒋介石任为“留越国军管训总处司令官”的黄杰，曾写了四首《忆江南》的词：

南国梦，异域莫勾留，栏外笙歌空渡曲，关山难越使人愁，月满望乡楼。
南国梦，夜静露华浓，壮志未酬归未得，千愁万绪付千钟，独坐月明中。
南国梦，望断是斜阳，西贡城中灯如锦，暹罗湾上月如霜，微醉立苍茫。
南国梦，长忆故国秋，何日金陵逢故旧，秦淮河畔月当头，横笛泛中流。

字里行间，有多少逃难的国军官兵对祖国山河故乡眷恋深情啊。但是，他们就是到了台湾，这乡情就能减少吗？我想，只能更加强烈。

国民党逃到台湾到底有多少人？从1956年国民党逃台后的首次人口普查数据加以推测，总数估计在200万上下。其中成建制逃台的军队约有60万人，散兵游勇有数万人。
这200万人来到台湾后的生存状况如何？看了下面两个章节也许你会了解个大概。

眷村和眷村文化

大量国军逃到台湾，于是就催生了一个全新的名词“眷村”。顾名思义，眷村者，眷属之村也，即军人家属所居住的村子。
1949年到1953年之间，大约有200万来自大陆的国民党军人、军眷、流亡学生及企业家、政府官员等，背井离乡随国民党政权迁往台湾。这里面大约有60万是军人，而这些军人里，除了极少数高级将领携有钱款外，绝大多数下级军官和军人都一无所有，他们随即进驻台湾各大军事要地，军人可以住进原日本人留下的营房里，而他们的家属却没有地方安顿了。
为了免除军人的后顾之忧，台湾当局动用从大陆带来的黄金对他们进行有计划的安置。无法安置在营房或随军移动的眷属，就暂住在学校、寺庙、农舍或牛棚里，有的还自行搭建了简陋的临时住所。这时的住所还称不上是眷村，只是临时安置点而已。
真正眷村的兴建是从1956年开始的，当时除了军方出资外，还有宋美龄发动的“民间捐款”。这些住房通常是以“捐赠”方式分配安置军眷居住。当时的住宅以平房为主，除了由日治时期遗留下的军眷住宅外，大多眷村都是建设在公有土地上的简单房舍。其中，最普遍的房子是屋顶盖稻草、竹泥墙的房舍，条件相当简陋。
这些房子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离原住民的村子都有一定距离，相当于独立的小区。通常，根据土地面积的大小，建成几十栋上百栋不等的成片的房子。
住进眷村也不是所有的军人都有的待遇，想住的人要申请，申请时必须要有主要申请人和主眷（通常是妻子），至少要有一名以上的子女，居住凭证或眷户名册上都会记载夫妻的名字，房舍的分配依眷户人口数、考绩、结婚年限来分配。大体上分为甲、乙、丙、丁四种大小不同规格的眷舍，甲型12.3坪（一坪约3平方米），乙型10坪，丙型8.4坪，丁型7.6坪。比如一代歌星邓丽君一家男女老少共七口人，就挤在一栋只有三十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没有地方做饭，就用破木板在房头边搭出一个做饭的“厨房”来。
早期的眷村住房面积相当狭小，想一想，几个人挤在不足10坪左右的房子里，而且还要有做饭的地方，称为蜗居一点也不过份。据住过眷村的人写过的文章回忆，眷村的公用设施也非常简陋，狭窄的小巷道只能容两个人错身走过。没有单独的卫生间，都是共用的厕所和洗澡的地方，不分男女，一到如厕或洗澡的时候都得提前去排队。
从1960年到1970年左右，经军方出资，大多数眷舍主体改建成了砖瓦结构，并且还建有私人厕所、浴室、厨房等生活空间。同时也改造了电线线路等设备，到这时，眷村的建筑物才与眷村外台湾建筑物大体相同。在10年中，平房式军眷住宅一共兴建了10期，共计38100栋，大多分布在台湾全省各地军事要塞附近。
眷村的住房还有一定的等级区分，大体分为将校官的房舍与普通士兵的房舍，两者在环境上有明显差别。通常，除改建后配置及特殊情况外，眷村居民对其居住房舍均只有建筑物及地上物使用权，并无房屋所有权，同时也不必缴纳地价税及相关租税金。这一待遇，却引来台湾原住民的反对，称不符合“公平正义”的宪法原则。

眷村内还设有幼儿园和学校，村外围有部队，并配有机枪碉堡，整个眷村犹如军事要塞，严格区分台湾本省人与外省人的来往，就像一个独立在台湾之外的小社会。
据统计，当时全台湾共有眷村763个，眷户96082家。
独特的历史环境下造出了独特的建筑群，成就了台湾一道道独特的风景。我们不知道当初住在这些眷村里的人会有什么感想？试想一下，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大陆时都是有地位的有钱人，有不少还是资本家或地主出身，家宅一定很多很豪华了。而如今，几口人拥挤在狭小的空间里，并且不知道会熬到什么年头。是什么信念让他们坚持下来的？也许是三民主义的理想，也许是将来反攻大陆成功再建一个民国。但是，我想，他们当中肯定会有很多人后悔走上了跟着蒋介石来到台湾的这条路。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陆续有个别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开始买地自建房屋而搬出了眷村。而对仍然住着的眷村，“国民党政府”也陆续进行了改建，多数在原址兴建国宅大厦。大厦建好后向台湾原住民和眷村住户出售和出租，于是出现了原住民与外省人混住的局面。
到2000年民进党执政后，继续推动眷村改建政策，原住民和外省人混住情况越来越普遍，眷村文化便渐渐淡薄下去。为此，文化学者们呼吁尊重社会多样性和文化保存，时人称为“眷村保护运动”。于是，台湾当局“行政院文建会”以及各地方政府，开始了针对较有特色的村落进行“历史记忆”的保存。比照博物馆的概念，参考外国保留较早聚落的范例，研究并保留较有特色与价值的眷村残留。据“眷村保护运动”的学者，台湾“中央大学”副教授李广均估计，现存的眷村约有一百处左右了，其余全在改造中消失。在桃园县，保存了“马祖新村”和“宪光二村”两处，而后者，还成了连续剧《光阴的故事》的场景。
再如台北市松勤街50号第一个眷村“四四南村”原本是日军陆军库房，国民党来到台湾后，这里是大陆青岛来的联勤四十四兵工厂的员工及眷户们居住的区域。原计划在1999年随眷村改建政策拆除，但在1991年3月，被台北市政府列为“历史建筑物”，原建物并未变动，连围墙也都还保留着。并在1993年10月，改为“信义区公民会馆”，将眷村内的生活用博物馆的方式展出，并提供市民租借为展览活动场地。另有四四广场及文化公园。
出现在台湾短短几十年的眷村，却留下了独特的眷村文化。概括起来说那就是——第一代眷村人从来没把眷村当成家，而第二代眷村人却永远把眷村当成了家。
从大陆匆匆逃到台湾的军人们，他们和蒋介石一样都认为，总有一天会打回大陆去恢复中华民国。因此，他们把眷村只是看成了战场失败后临时找的避难所。这些老军人们至死不渝地认为，大陆的家才是他们真正的家，于是就出现了顽固的故乡认同感和祖国认同感。
一般情况下，能跟着蒋介石逃到台湾的人，大多是国民党最忠实的拥护者。在迁居的早期，每到除夕夜一过零点，全村都像在大陆一样，不约而同地放起长串鞭炮，然后吃年夜饭。每逢重要节日，几乎家家户户的门前都要悬挂“青天白日旗”，而在屋子里，都要供上祖宗的牌位，并让子女们叩头。更有甚者，大多数老军人都要儿女们牢记自己在大陆家乡的地名，如果儿女们背不出来，还会遭到一顿打骂。让人吃惊的是，这种执着的故乡观念，一直到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也没有改变过。
于是就形成了一种难以理解的现象，那就是从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到最底层的小兵，都认同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理念。当出现台独的论调时，必然遭到第一代眷村人的齐声反对。所以，就又出现了一种现象，那就是自打蒋经国开放党禁以来，每到大选时，眷村或眷村走出的人，一直是国民党的“铁票”，即全部都是拥护国民党的选票。

相比于第一代眷村人，第二代眷村人指的是在眷村出生或从小在眷村长大的那些人。独立而封闭的生存环境，艰苦的生存条件，以及从大陆来的操着各地口音杂居的现象，却深深地印在第二代眷村人的脑海里。直到他们长大成人走进五彩缤粉的世界，也不会忘记那段难忘的岁月，所以，他们一直把眷村认为是自己的故乡。
2009年，一部讲述“眷村”生活的话剧《宝岛一村》火爆台湾。这出戏，让所有进入剧场的观众从看的第一分钟开始，笑声里夹杂着哭声，一直到话剧结的那最后一分钟。
2010年1月，《宝岛一村》开始在大陆巡演，导演赖声川说：“我相信这出戏一定会成为一个连结，让在大陆的观众知道那些在1949年离开的人们发生了什么事，那些人在离开后的生活又是如何……”
眷村人是顽强的，他们顶着生存的压力，不管再苦再难也要继承在大陆时那种对子女教育的传统。他们把来到台湾的私塾先生请来当老师，从四书五经教起，就连幼儿园的教育也是中国传统儒学为主的《三字经》和《百家姓》。曾任过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马英九先生在香港出生不久就来到台湾，后来还被父母送到眷村的幼儿园长大。他知道，他上的幼儿园是宋美龄捐款建成的，所以，他一直称宋美龄为“宋妈妈”。而他从小打下的国学基础，还使他受益终生。
由于眷村的父母们大都注重子女的教育，所以，几乎所有的孩子高中毕业后，都选择到大学或军校深造。有调查表明，在台湾从事科研、技术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都是从眷村里成长起来的人，而那些虽然没有读到大学的孩子，却在演艺领域里成为艺术家。而从事贸易经商的人当中，台湾本土人却占了大多数。
由于重视教育，再加上眷村的孩子自小受父辈自立自强精神的熏染，从小肯于吃苦上劲。因此，眷村产生的名人不胜枚举。
如政商界名人：宋楚瑜、胡志强、章孝严、章孝慈、孙大千、朱立伦、马永成、丁守中、郝龙斌、朱凤芝、林正杰、欧阳龙、邹开莲、陈启礼、董桂森、雷倩、郭台铭、张京育、张世杰、刘莉莉等等；文艺界名人：赵宁、爱亚、龙应台、朱天心、朱天文、苏伟贞、袁琼琼、吴小莉、胡一虎、张大春、孙玮芒、张启强、蔡诗萍、苦苓、冯翊纲等等。影视界名人：李安、侯孝贤、杨德昌、李祐宁、林青霞、张艾嘉、胡慧中、胡茵梦、王祖贤、庹宗华、梁修身、邵晓铃、焦恩俊、王伟忠、徐乃麟、郭子乾等等；演艺界名人：邓丽君、张雨生、梁弘志、白嘉莉、侯德健、任贤齐、欧阳菲菲、蔡琴、高凌风、应蔚民等等。
眷村出生的孩子抱团，集体意识非常之强，这可能缘于他们从小生活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如台湾的眷村大多建在台北、桃园、高雄等接近军事基地的地方，全部属于封闭状态。眷村里医院、商店、邮局、学校等公共设施齐备，所以眷村人没有大事一般都不出村子，在这里形成了他们独立的生活圈子。
另一方面，眷村里住的人大都来自大陆各地，于是形成了不同地域文化的汇集处，因此这里的人们大多适应性很强。据说，当时眷村没有谁家是关着门的，都是前窗挨后院，一家出了事，大伙都会去帮忙。小朋友之间更是如此，大家每天一起上下学，如果和台湾本省同学打架了，大伙都一起上，“团结、有情有义”也就成了眷村少年的特色。
在饮食文化上，眷村对台湾的影响也不能小觑。因为天南地北的人住在同一个封闭环境里，原来大陆各地的饮食文化就交汇到了一起。谁家做了什么特殊的食物，都会送到左邻右舍品尝。尝来尝去的结果，很多人都学会了原本在大陆时的时尚饭菜。
在大陆时北方人常吃的大果子豆浆等，也在台湾落地生根。如“永和豆浆”，它的起源约在1950年左右，由山东和河北的两位老兵首先开始经营，其中最著名的为中正桥头的“世界豆浆大王”。“永和豆浆”品牌是1982年由台湾弘奇食品有限公司创立餐饮业知名品牌，1995年跨过台湾海峡来到大陆发展。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永和豆浆遍布中国大江南北，已成为消费者信赖和喜爱的品牌，并逐步发展成为台湾饮食文化的一张名片。
再如由四川老兵研发和经营的“川味老张牛肉面”，自1958年在台湾注册以来就风靡全岛，如今也开进了大陆，成立了多家联锁店。
再比如“鲍鱼酥”、“鸡仔饼”、“驴打滚”等广式或北方传统点心，如果你到台湾品尝一下的话，这里的点心味更正宗，但你不知道，这都是大陆一流老师傅传承下来的手艺。
眷村生活在一代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尤其是第二代眷村人中的文学爱好者，他们纷纷拿起笔来描写那一幕幕难忘的经历。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描写眷村生活的作品如雨后春笋，同时涌现出一批眷村作家，如爱亚、陈铭璠、邵僩、张大春、朱天文、朱天心等。

“荣民”，一个沉重的话题

说到台湾的“荣民”却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2016年初，台湾媒体批露一则“洪素珠辱骂老荣民”的事件，立刻引发了台湾社会的公愤。洪素珠把脏言污水一次次泼向这些久经风霜的老人，一时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同时也引起了台湾人同时也包括大陆同胞在内对这些老荣民的关注和同情。
顾名思义，“荣民”就是“荣誉国民”之意，是台湾对退伍军人的尊称。在现今的语境中，则是多指曾参加过抗日战争或国共内战，后随国民党迁台的大陆老兵。在时代风云的裹挟下，他们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背井离乡来到举目无亲的台湾。
广义上说，所有60万来台的原国民党军人当他们脱下军装的那一刻都应该叫“荣民”；狭义上说，只有那些没能混入官场，生活在底层的退伍军人才属于真正的“荣民”。往更狭义上说，则专指那些没有带家眷孤身一人来台的老兵才算是真的“荣民”。而洪素珠所污辱的，正是这些让人同情的后两种台湾老兵。
翻开台湾老荣民的历史我们看到的，却是一部的让天下所有人都潸然泪下的悲怆史。1949年下半年，解放大军如潮水般席卷中国大地，国民党军则如落叶一样四处飘散。一部分人在长官的裹协下或在党国信念的蛊惑下，抛弃家人，离开故土，漂洋过海来到台湾。他们当中，有不少人都是没有结婚的青年单身汉，还有的是来不及带家眷的老兵或下级军官。但他们来到台湾之后，有一条纪律让他们始料不及，那就是短期内在台湾不许结婚。
原来，刚到台湾时国民党随时准备“反攻大陆”,认为士兵结婚会丧失士气，无法实施反攻大陆的计划。早年规定军队官兵只有到了30岁才可以结婚，后来见反攻大陆无望，就格外开恩，年龄放宽到了25岁。其时，许多军人退伍时早已过了适婚年龄，台湾本地姑娘又不愿嫁给无根基、无生存技能的外省兵，于是，久而久之，就出现了一大批终身未婚的老“荣民”。
后来，随着一批批新兵的入伍，退伍的老兵越来越多，于是，这些没有生活技能的人的生存就成了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台湾当局于1954年11月成立了“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简称“退辅会”，以安置和辅导这些退伍士兵转业。
最初，“退辅会”主任由台湾省“主席”严家淦兼任，副主任是蒋经国，而在实际上，严家淦只是挂个虚衔，主要工作都由蒋经国来操办。蒋经国在“退辅会”上任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为“荣民”们建立了屏东隘寮、嘉义大埔、宜兰三星、花莲寿丰、彰化二水等农场，让“荣民”们在农场里种植水果和其他一些农产品，借以能够自食其力来养活自己。而对于那些差不多丧失劳动能力的老荣民，蒋经国又在屏东、花莲、台南、新竹等地修建了“荣民之家”来安置他们。
荣民们虽然在农场里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住着简陋的集体工棚，但他们至少有个安身的地方生存，所以一个个对蒋经国感恩戴德，有的到死都在念叨蒋经国的好处。待到中横公路开工的那一天，有不少荣民都自愿去那里吃苦。
所谓“中横公路”，是指台湾岛中部贯通东部和西部的一条公路。它东起花莲县的太鲁阁，西至台中县的东势镇，横穿雄奇的台湾中央山脉，蜿蜒近300公里。
台湾岛南北长，东西窄，中部山脉纵贯南北，严重地阻断了东西的交通。早年，为了统治东部少数土著民族，为了打通台湾东西部通道，日本统治时期的1914年到1935年曾修了一条简易的小路称为“理蕃道”，因为山路崎岖狭窄，不适于汽车通行。今天，如果你到台湾去旅游，在太鲁阁旅游区还有一处“绿水古道”的景点，就是日据时期留下的当年修筑的道路遗迹。
为了打通台湾东西部通道，从1950年开始，台湾省公路局就制订一个横贯台湾、穿山修路的计划，并先后请美国和日本的勘探队前来帮助勘探。这一计划，直到1956年7月7日，才由台湾省公路局成立的“横贯公路工程总处”负责开路、规划、建造、铺路等工程事宜。开工典礼分别在东西两端一起举行，由当时的行政院院长俞鸿钧主持，当时负责兼代主委的蒋经国也应邀参与。
当时台湾财政紧张，开通中横公路的资金主要来自美国援助，而主要施工人员，经蒋经国提议，则由“退辅会”动员荣民参与。总计参加中横公路建设的施工人员，荣民达到了一万多人。
中横公路经过的是台湾的中央山脉，地处西太平洋板块聚合的造山带，地质构造复杂，地形陡峭，都是崇山峻岭，而且风灾和地震不断，施工难度相当大。再由于地处山野，工人们住在用茅草搭成的棚子里，条件非常艰苦。还由于当时没有先进的工程设备，所以开路工人最主要的工具就是十字镐与炸药，因为炸药控制不当而受伤的工人也有不少。后来又发生过多起死亡意外，经统计，因工程意外及天灾而殉难的工人就有212人，受伤者702人，平均下来每公里牺牲1个人有余。
公路贯通后，为了纪念在修路时死难的荣军们，1958年，在峡谷最美的地方修建了一座祠庙，里面供奉着212位亡灵的牌位，这就是太鲁阁中段山坡上的长春祠。
整个中横公路工程，美国人的勘探设计估算要耗时11年才能修通，日本勘探队再进行勘探，结论是至少费时7年才能完成。但是，在台湾荣民们的奋斗下，仅用了3年9个月零18天的时间就全线完工了， 1960年5月9日胜利通车。
开通这条公路的目的除了战备和经济的需要之外，安置退除役官兵也是其中一个关键原因。从很多层面可以看出借由公路开凿事业，并随公路完成后，适当地协助退役军人安家，是当时重要考量。中部横贯公路沿线可供政府安置退役军人使用的土地，如福寿山、雾社、上梅园、莲花池、西宝与武陵等处，都得到了开发用以集中安置退役官兵。
在施工现场，不时会看到蒋经国的身影，他穿着工作服，带着安全帽，和工人们共同劳动，从而赢得了广大荣民的爱戴和赞扬。我们不知道他是真心如此还是收买人心，反正在蒋经国死的时候，老荣民们都痛哭失声。
是什么信念支撑着老荣民们如此为国民党卖力？我想，恐怕不只是蒋经国的“收买”民心吧，其中还包括能有一天反攻大陆成功，可以回到大陆做官享福吧。当时台湾当局的口号是：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
记得我在游太鲁阁时，夜里住在花莲的一家民宿里，民宿的女老板就是一位修过中横公路的老荣民的后代。她向我说起，当初父亲曾参加国民党的一个训练营，上边信誓旦旦地承诺，等反攻大陆成功后，他们参加训练营的所有人都可以回大陆当上县长或市长。她还说，当时他父亲这些人都信以为真，回到家里还向子女和妻子煊耀过。还有，国民党承诺，反攻大陆成功后，每人都会分到一大片田地，而且，还当即发给老荣民们每人一份“授田证”，证上还盖着鲜红的中华民国的大印。当时，有多少老荣民是奔着县长、市长的官衔和土地而坚守着奋斗着不得而知。如今，这些承诺随着老蒋小蒋的去世都成了泡影，而那些“授田证”也都变成了一文不值的废纸。

时过境迁，在近几年的各路媒体上，不断爆出台湾老荣民的回忆录，从而让我们了解了这群孤身老人的痛苦并解读了他们复杂的心路历程。
随着大陆改革开放和两岸关系的缓和，台湾老兵们希望回到大陆去探望亲人的心情越来越迫切。1987年，在台湾的老兵们成立了“外省人返乡促进会”走上街头，身着统一的写着“想家”两个大字的T恤衫，在公共场所开始聚会请愿。他们在传单上这样写着：我们已经沉默了40年，我们的父母是死是活不得而知，我们要求：如果是生，让我们回去献上一杯茶，如果是死，让我们回去敬上一炷香。
当允许他们回乡的喜讯传来，不少老荣民满怀希望地回到大陆寻找家乡寻找自己的亲人，可是，却有太多的人回到大陆后，因为父母或兄弟有台湾反动军属的关系，不少人死于那一场场极左的运动中。他们与大陆隔着的不光是那一湾浅浅的海峡，还有阴阳两隔的坟墓。无奈，这些老军人只能形单影只地回到台湾继续过着形单影只的生活。
1949年6月1日，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那天，曾在胡宗南军队中服役过的，黄埔军校第七分校第十五期毕业生刘自铭，带着即将临盆的妻子和3岁的儿子刘以善，在青岛匆匆登上“延平轮”,在海上漂泊8天到达台湾北部的基隆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来到台湾不满三个年头的1952年农历四月初一，他的父亲因为他跑到台湾而被批斗并被打死在家乡。
有一位参加过松山战役的老兵鲍直才，1949年就是少校军衔了。可是因为光复后在仙居告过一段长假，来到台湾后当局就一直怀疑他是共产党派来的卧底而得不到提升，直到他在台湾复退时，还是上校。他随国民党逃到台湾的初期，为了解决单身军人的性问题，军队设有公娼。就因为这儿，鲍直才一直也没有结婚。直到两岸打破坚冰，他才在黄埔同学会的介绍下，同北京一位单身女性结为联理，1999年在北京领了结婚证并定居北京。
相比于大多数老荣民，鲍直才是幸运的。更多的单身老荣民因为年纪大了无人照料，而住进了如台北的“大我退舍”和花莲的“荣民之家”。据说，目前在台北市郊有16个“大我退舍”，最多时一处退舍曾住过上千个孑然一身的老兵；在花莲的“荣民之家”，每年差不多要有30到40人故去。也许多年后，这记载着一代人特殊的生命痕迹也会消失殆尽了。
对于那些患病的老荣民，台湾当局为了照顾他们，在各地还专门成立了“荣民医院”。如果你到台湾旅游坐公交车的话，你会在几个大城市里听到“荣民医院”的报站声，这，就是最初为荣民病人建的专门疗养所，如今，随着荣民的去世，这些医院都对社会开放了，但名字却一直保留着这段历史的记忆。台北的荣民总院，还因为设备先进和医术水平高超而成为台湾当局高官们常去看病的地方。
台湾老荣民还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不管生活多么艰难，他们都有省吃俭用的存钱习惯，估计他们是为了以后自己养老的花销。也正是因为他们晚年手里都有点儿钱，所以，有些中老年单身女性盯上了他们，愿意与他们同居。而无奈的老荣民也知道这一点，但他们为了得到晚年的一点温情，认可把毕生的积蓄留给她们也愿意和这样的女人同居。如果遇到心眼好的女人，她可以为老荣民养老送终；如果遇到良心不好的，等到老荣民病得不能动的那一天，她就会席卷财物扬长而去。
香港凤凰卫视曾播放过一个视频，讲述一位叫王诚松的老荣民的寻亲之路。这位老荣民通过深圳一家机构向大陆寻找失散60多年的女儿王秀兰。通过多位大陆热心网民的寻找，最后终于找到她在大陆的女儿。于是，在女儿到台湾认亲时，就出现了让人匪夷所思的一幕，老人从老家的村名、弟兄的姓名，直到村子里的路、树、水井的位置等信息，足足盘问了她一个多小时，直到女儿王秀兰拿出他离开家时，托人送给女儿的两块银元时他才相信这个女儿是真的。原来，他自从发出寻亲启事后，有不少人冒充他的女儿前来认亲。有一次他信以为真，把他一生积攒的50万新台币白白地送给了骗子。而在电视画面里，我们看到这位87岁的老荣民，至今还一个人住在一个矮小的木棚子里，而且离开时一定要把这个破屋子上锁，还要用铁丝绑起来，生怕有坏人偷走他什么东西，看得人真有要落泪的感觉。
时光在流逝，台湾的老荣民也在凋谢下去，总有一天会凋落得无影无踪。但他们一生的经历，由此留下的文化，却深深地埋在中华大地的土壤里，成为我们这个民族永远的记忆。

回顾台湾的开发史，我们不难发现，它是伴随着移民史同步进行的。毫无疑问，移民史是台湾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篇章，台湾社会也是以汉族移民为主体的移民社会。
历史上，台湾的移民潮大体上有三次：
第一次是明末清初郑氏父子在清兵南下的压力下，打败荷兰殖民者，连军队带漳州和泉州的移民共10万多人来到台湾。他们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对台湾的开发起到很大作用；
第二次移民潮是清光绪初年的中法战争期间，台湾巡抚刘铭传带领军队和台湾人民奋力抗击，终于打败了法国侵略者。之后，刘铭传在台湾大力招商，使台湾的人口激增，人口来源主要是福建和广东沿海地区。到甲午战争时期，台湾的人口差不多有200多万。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二是从大陆招来的商户或垦户以及他们所繁衍的后代。刘铭传的时代是处于和平年代的，台湾主动招垦和招商的移民的时代，对台湾的开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次移民大潮就是上个世纪中期国民党的大逃亡，相比于前两次移民潮，这次移民人口最多人口成份更复杂，几乎涵盖中国大陆的所有省份。通常，最后这次移民被移为“外省人”，而前两次移民则被统称为“本省人”。其实往前推出多少代，这些人都是大陆的移民。
学者们一致认为，移民是文化最活跃的载体。一般来说，移民所带来的文化基本都来自迁出地。特别是迁入新开发的、人口稀少的地区或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所带来的外来文化往往相当顽强地保持着迁出地的特点。
今天，当我们漫步在台湾各地时，我们会发现，无论从住宅到服饰、到饮食、到宗教信仰，都带有浓厚的闽南特色。如果再细细挖掘的话，我们还会发现，民间戏曲当中，不少还混合着中国北方戏剧的特点。这些都证明了这样一个论断——移民与迁出地的民众在血缘、文化、地缘、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便是移民文化的认同感。

生死相望，于右任在台湾的晚年岁月

2003年3月18日上午，出任新一届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当回答一位记者关于台湾问题的提问时，温家宝无限深情地说：“说起台湾我就很动情，不由地想起了一位辛亥革命的老人、国民党的一位元老于右任在他临终前写过的一首哀歌。”接着他全文朗诵了起来：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朗诵之时，人们可以看到，温总理眼睛里始终含着晶莹的泪花。
于是人们要问，于右任在台湾生活的15年里，究竟经历了什么？他是在什么状态下，在屈原去世2240多年之后，写出了极具《离骚》风格的，令人荡气回肠、催人泪下的千古名篇？
为了了解于右任的更多信息，感受他写出《望大陆》的生存状态，2013年10月，笔者在台湾自由行期间，特地寻访了他在台湾的遗迹，主要有两处：阳明山上的于右任墓地、北投于右任故居梅庭。

一

对于国民党来说，1949年4月注定是一个极其灰暗的月份。解放军百万大军陈兵长江北岸，南京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此时，下野的蒋介石躲在奉化老家谋划着把大陆的黄金运往台湾做最后的巢穴；台上的代总统李宗仁却做着白日梦，企图通过和谈与共产党划长江为界保住半壁江山。
4月1日，李宗仁派出了以张治中为首的几十个人的代表团飞到北平，随行的还有张的顾问屈武先生。屈武，就是时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大女婿，他虽然是国民政府的要员，但他早己是共产党的朋友了（新中国时官至全国政协副主席)。
半个月过去了，国共双方的和谈终于以破裂的方式告终。看到大势已去，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张治中和副手邵力子索性弃暗投明留在北平不归，而共产党的老朋友屈武却回到了南京。原来，他还有一项特殊的使命要完成。
在国共激烈谈判期间，周恩来秘密会见了屈武，嘱咐他回南京后给于右任捎个信：“我们渡江占领南京时，希望于先生在南京不要动，到时候我们会派飞机接他来北平，将来同张澜、李济深和沈钧儒先生一道，组织新政协，我们一同合作。”
于右任何许人也？他为什么会得到共产党人的如此垂青？这里有必要介绍几句。
于右任原名伯循，号诱人（后来在报纸上发表反清文章常用“右任”的笔名，最后就成了他的常用名字），生于1879年，陕西三原人。两岁时生母去世，是伯母房太夫人把他养大。房太夫人是一位善良勤劳的女性，视于右任为己出，时时教导他努力读书。每年清明节时，伯母都要带他到生母墓前，总是哭着说，孩子今年几岁了，读了什么书。每当此时，于右任都“闻声悲痛，读书不敢不勤”。正是在一死一生两位母亲的激励下，16岁时，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中秀才；19岁时，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中举人。陕西督学叶尔恺誉其为“西北奇才”。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和光绪逃到西安，21岁的于右任在西安参加“跪迎”，亲眼目睹了满清最高统治者的狼狈相。过后，他写了一组诗《半哭半笑楼诗草》嘲笑晚清的朝政。三年后在三原印发面世，不幸为慈禧所知，严旨通缉于右任，于是，于右任在朋友的帮助下亡命上海。
逃到上海后的于右任化名刘学裕入震旦学院读书。1905年，于右任出资创办复旦公学，即现在赫赫有名的上海复旦大学。在此期间，他又创办《神州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等报纸，并在报纸上发表大量文章，号召人民起来推翻腐朽的满清王朝。1906年他在日本结识孙中山，同时加入同盟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他还和共产党人邓中夏、瞿秋白等人一道创办了上海大学。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南京组建临时政府，于右任被任为交通次长。北伐革命前，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中央执行委员。1927年4月1日，蒋介石发动“清党运动”屠杀共产党人，4月27日，他在陕西省党部召集的大会上，痛斥蒋介石“叛党叛国之罪恶”。他始终遵守着孙中山在世时关于“联苏联共，扶助农工”的政治主张，始终坚守着多党合作互相监督的民主政体。
因为于右任为官正直无私，清正廉洁，1930年被选为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并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做到86岁在台湾去世。同时，也正是他的廉洁无私和为官正直，也得到共产党人的赏识和尊重。抗战初的1938年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这报头就是他应周恩来之邀写的，后来在重庆成为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
1945年9月，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期间，还特意专程拜会了这位国民党的元老，于右任设宴招待了共产党的领袖。酒席间谈话中，于右任对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极力称赞，对该词的结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尤为赞赏，认为是激励后进之佳句。毛泽东却道：“怎抵得上先生‘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之神来之笔。”原来，于右任参观成吉思汗陵墓时曾赋《越调•天净沙》：“兴隆山上高歌，曾瞻无敌金戈，遗诏焚香读过，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说罢，于右任与毛泽东皆拊掌大笑，举座皆欢。
可是非常遗憾的是，国共两党不但在战场上争得你死我活，而且还在软实力上争夺各类人才。当他的女婿屈武向他转达周恩来的嘱咐时，他已经没有了人身自由。1949年4月20日，伴着长江上解放军的万船齐发和漫天的战火硝烟，他被国民党的特工人员“护送”到上海，又转往广州、重庆。4月29日，随国民政府其他成员一起飞到了台湾。结果，他的结发妻子高仲林、大女儿于芝秀等亲属留在了大陆；大儿子作为台湾外交官常驻南美洲；幼子于中令和母亲沈建华（于右任第三位妻子）留居上海。虽然他的10岁左右的幼子后来也到了台湾，但于右任在台湾生活的15年里，始终苦苦思念他在大陆的结发妻子，直到86岁去世。去世时，遵照他的生前遗嘱，其遗体被葬在阳明山区观音山的最高处，以便死后还能望到大陆。
为了实现这位老人眷恋祖国山河的遗愿，台湾青年学生自筹资金，台湾省山岳协会敦请著名雕刻家陈一帆，历时两年，精心雕刻200公斤，高3米的于右任塑像，于1966年11月10日，竖立在台湾最高峰美丽的玉山山顶。塑像加上玉山的高度为4000米，为东南亚最高峰。塑像面朝大陆，满足了于老先生登高遥望大陆的愿望。
30年来，于右任铜像已成为登顶玉山的坐标，也是台湾人民盼望祖国早日统一的一种象征。可是，1995年11月初，于右任铜像却被台独分子破坏了，真的让人痛心不已。

二

2013年10月25日上午，笔者乘坐台北朋友陈先生开的小车，穿行在阳明山区的丛林中，去寻找与大陆隔海峡相望的于右任的坟墓。
陈先生边开车边对我说：“于右任墓非常好找，以前我开车常走这条路，就在公路边上。”我问：“你知道于右任这个人吧？”他说，“早就知道，听说是个很有名的书法家，就是当过什么官不太清楚。”
说到于右任的书法，那可要在民国时期书法界大书一笔了。他早在20年代便有“北于南郑”之称（“南郑”指郑孝胥），也是民国四大书法家之一。尤擅魏碑、楷书、草书，首创“标准书”，被誉为“当代草圣”。著作有《右任诗存》、《右任文存》、《右任墨存》、《标准草书》等。
汽车行驶在盘山公路上，我给陈先生讲了一则于右任的书法佚事：有一位富豪上门求书，于右任对这样的人历来瞧不起，但碍于情面不得不写。于是提起笔来写了一个条幅：不可随处小便。心想，这样的条幅我看你拿回去怎么往出挂。不想那富豪乐颠颠地捧起条幅，还给了于右任不少润笔钱。不几天，那富豪竟然拿着装裱好的字画找到于右任让他欣赏，打开一看，于右任的原字被他重新剪裁糊裱后，居然成了一条非常常警世的铭言：小处不可随便。
说着说着，我们的车随着地势的升高，开到一个石牌坊横跨的公路上，陈先生说，过了这个牌坊就到了。于是把车停在路边，我们去看那古意盎然的牌坊，只见牌坊上方正中间是四个隶书大字“日月其心”，牌坊左右一副对联，上联是“西北望神州，万星风涛接瀛海”，下联是“东南留胜迹，千秋豪杰壮山邱”。
顺着公路大约走出几百余米的右侧山崖上，就来到了于右任墓旁。抬头向上看去，是一个两侧三层折叠而上的台阶，最高处有四五十米的样子是他的墓地，正中的崖壁上，一行大字：“于右任先生墓”。顺着曲折的台阶走到最上层，是一块足有数百平方米的大平台，平台中央就是于右任的大墓。方形大石块砌成的圆形墓冢上长满了茂密的青草，有一种深沉的怀念情绪。墓前竖着一碑，为蒋介石手书：上款是：中华民国五十四年六月；中间大字是：监察院院长于公右任之墓；落款是：蒋中正敬题。墓后的岩壁上，最上方是四个金字：耆德元勋，是蒋介石手笔。其下是总统令。墓前有一石制供桌，供桌正中是香炉，两边各放着一个石质花瓶，花瓶里插着盛开的鲜花，可以看出不久前有人来过，并瞻仰祭奠过于先生。再向前是石制栏杆，两侧的下方各有一座亭子，隐隐有一种古风尚存。
此时天阴了起来，不时有几滴雨落了下来打在我的脸上，沉到我的心里感到一阵阵的凄凉。我慢慢地走到栏杆前凭栏向远方望去，阴云下是浩瀚的台湾海峡。这是不是在满足于先生生前的愿望，死后也能望着大陆呢？于是，这让我回忆起了于右任在台湾度过的15年的晚年岁月，以及那些动人故事的点点滴滴。
于右任到台湾时已经70岁了，但他还一直担任监察院院长的职务直到逝世，与其说这是蒋介石对他的信任，不如说这是蒋介石拿这位正直的国民党元老来装装门面。
他初到台湾时住在青田街9号一栋老宅子里，居住的房间只有十几平方米，蒋介石要给他一栋花园式洋房被他一口回绝。他把这处宅子命名为“老学斋”，从此他在这里深居简出，每日只是看书写字。同时，他开始留起了大胡子，到他去世时，长长的胡须飘到肚脐前，因此，他的好友都习称他为“胡子”。
据于右任的侄孙于大方的回忆文章介绍，1948年3月，是国民党当局举行国民大会的日子。根据1946年制定的“宪法”，大会要选举总统、副总统。于右任在国民党内威望甚高，加上他为人正直，许多人希望他出来竞选。竞选期间，一些人公开用钱买选票，在各大酒楼开流水席，轮番宴请各地代表。于右任没有钱，决定给每位“国大代表”送一条幅。他用一星期的时间，写了近2000幅“为万世开太平”的字画，另备2000张签名照片放在家中的客厅里，给来看望他的“国大代表”人手一套。有人问他：“于院长，人家送金条，你用什么打发我们啊？”他听了幽默地说：“我也用条子（字画）打发你们。”有人又问：“你这条子抵得上金条吗？”于右任说：“‘为万世开太平’几个字，肯定比金子值钱。”
于老平时都是一身布衣长袍，脚穿布袜布鞋，一副隐者打扮。遇到重要的诗会书会也要出门，但他出门从不带钱，身上一个褡裢袋只放两颗图章。在主人家吃完饭后就泼墨写字，印上图章就算是答谢了。
于右任的官邸从不设门卫，所以访客来了不用通报，毫无大官公馆的排场，这在台湾官场中实属罕见。他的书房就是会客室，由于他十分好客，往往来宾云集，高朋满座。由于来访的客人太多，开支也大，加上每月总会碰到几位穷朋友前来告贷求援，因此，到了每月下旬薪俸用光了，就闹起“饥荒”来。向人去借吧，堂堂的“院长”既难启齿，也有诸多不便，所以这类难办的差事常让老副官宋子才去办。
宋子才从大陆跟随他来到台湾，对老院长的为人十分了解，曾劝过老人，也在经济上卡过老人，但都不生效果。到紧要关头只得把自己的一点积蓄也贴上，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最后只好到处借债度日。最难的一次手里实在没钱，于右任竟叫他的秘书向人家借了一个金镯子去典当，暂时度过这个难关。不料此事被那些无孔不入的新闻记者打听去，“于右任借手镯典当度日”的事被报纸披露出来，引起岛内议论纷纷。他怪秘书嘴不严，宋子才就说这个有什么，你一个监察院长，穷得向人家借金镯子去典当过日子，这对你来讲是一种光荣。
使于右任摆脱欠债困境的是张大千。有一年，著名画家张大千由国外回到台湾，得知老人家经济很困难，主动接济他一笔钱。于老和张大千是很要好的朋友，1958年张大千60寿诞时，于老还写了一首《浣溪沙》相贺，词曰：

上将于今数老张，飞扬世界不寻常，龙兴大海凤鸣冈。 作画真能为世重，题诗更是发天香，一池砚水太平洋。

张大千去拜访于老时告诉他：自己的一幅泼墨通景大荷花被美国《读者文摘》社创办人华莱士夫人以14万美元买去，这点儿钱送给您只能算小意思，不成敬意。于右任见老友如此诚挚，拒之反而显得寡情，于是就收下了这笔钱。这在于右任看来可是得了一笔巨款。正是这笔钱，偿还了秘书宋子才平日所垫付的款项和借款。
和于右任来往最多的人当属莫德惠，两个人常同住台北的北投温泉别墅梅庭。
莫德惠是东北人，与软禁在台湾的张学良是旧交。从清末到民初，他在东北出任过张作霖统治时期的县长、道尹、厅长、省长等职，是东北的耆宿，他以同乡和父执的身份要求去看张学良，蒋介石也不好回绝，只得让他去看。
莫德惠只比于右任小5岁，两位老人在一起谈起大陆的往事和张学良的遭遇不胜唏嘘。于右任向莫谈起，1949年蒋介石在南京宣布下野时，他曾当面向蒋提出：是不是把张学良、杨虎城放了？蒋说：我已下野，请于先生和德邻（李宗仁）商量。后来于右任不断催促李宗仁，李终以代总统的身份下令释放张、杨，但遭到看守张、杨的军统特务断然拒绝，他们声称必须有蒋总裁的手令才能放人。这事已过去十多年了，每谈及此，两个人总是摇头叹息不已。

三

为了更多地了解于右任在台北的生活，笔者专程在台北坐上捷运列车到北投去寻找于右任住过的梅庭别墅。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小院，院门的柱子上还有于老当年手书的“梅庭”两个字，至今还散发着陈年老酒的味道。
于右任晚年有严重的腿寒病，自1952年起经常到北投温泉避暑疗养。同时，这里还是他经常“躲寿”的地方。原来每到他的诞辰日，就有故旧好友到他家里来为他庆寿。其实，外表喜欢交友的于老内心非常孤独，想方设法躲着为他庆寿的这帮人，北投的梅庭别墅远离台北，人烟稀少，正是他“躲寿”的好地方。
梅庭的主体建筑是日式木结构房屋，石砌基座上，外墙覆以木板，更显得天然古朴。后院绿树成荫，下临北投溪，流水潺潺，幽雅苍郁。
进入房间，日本式地板收拾得相当干净，游客只有换上拖鞋才能进入。现在，这里已经辟为于右任的纪念馆，桌子上，墙壁上挂满了书画作品。服务员告诉我，这些字画都是仿制品，真品是不会在这里展出的。虽然是仿品，但我也可以在字里行间看出于右任的书法不同凡响。看到墙上一副对联写着：“清坐使人无俗气，虚堂尽日转温风。”它真实地道出了主人的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孤独感。
其实，从于右任一踏上台湾这块土地开始，就有一种深深的怀念故土的情结，并且这种情结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烈，尤其是对发妻高仲林的思念。可是，当时的大陆和台湾虽然只隔了一道窄窄的海峡，但却是任何人不可逾越的天堑，自从1949年4月一别，家乡的消息音信全无。
高仲林比于老小两岁，她性格开朗，素为于老尊重。1904年，于右任从开封逃往上海 后，高仲林在三原奉老育幼，无怨无悔，独自在陕西一住就是数十年。于右任早年所穿的青鞋、白袜、衫褂、衣裤，多为其一针一线缝制。于右任被迫去台湾后，还将妻子早年为他缝制的布袜鞋子携带身边，视若珍宝，常常用手摩挲而不舍得穿用以作纪念。
让于右任与大陆结发妻子联系上的人是吴季玉，他是于右任的早年至交。1924年秋于右任在上海大学担任校长时，曾因学校经费困难向吴季玉借款5000元以应急，始得维持一个学期的时间。当国民党败走台湾，吴季玉定居香港，吴可以以自由人的身份向大陆寄信。
1956年，吴季玉去台湾看望于右任，于右任拿出600台币，托他从香港寄给日夜思念的妻子。另外，还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倾吐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此后，吴季玉每年赴台都为他在海峡两岸传递家书，同时，于右任也通过吴季玉了解大陆的情况，这一渠道持续长达7年之久。
在此期间，高仲林母女托友人给远在台湾的老伴捎去书信及于平时爱穿的布鞋、布袜。东西捎走后，年近八十岁的高仲林不时还对自己的大女儿叨咕叨咕，“不知道我做的鞋你爸穿着合脚不合脚？”
面对远在大陆的妻子捎来的布鞋，于右任怎么会下脚去穿？他把这双鞋放进保险箱珍藏起来，当无人的时候，经常拿出来看一看，以解相思之苦。1958年，他与高仲林结婚60周年即将到来的金婚前夕，从保险箱里取出妻子为他亲手缝制的布鞋布袜抚视良久，写下了《忆内子高仲林》一诗：“两戒河山一枝箫，凄风吹断咸阳桥。白头夫妇白头泪，留待金婚第一霄。”同时，他还写出这样的诗句“昨夜梦入中原路，马首祥云照庶民。”企盼大陆富强繁荣。

四

于右任这种深深的思乡之情，吴季玉不免和定居香港的章士钊谈了起来，于是就有了周恩来出面找人为于右任的发妻高仲林祝寿的事情发生。
1961年3月中旬，章士钊先生由香港来到北京，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胡子（这是朋友们对于老的尊称）最近给香港吴季玉先生来信说：‘今年是我老伴的八十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一定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章士钊在信中最后说：“胡子的这种心情，请总理予以注意。”
不久，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打电话给时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的屈武说：“总理决定让你到西安去，以女婿的名义为于夫人做八十大寿。”时于夫人的寿辰已过了一个星期，但陕西风俗，如亲人在外不能及时赶回，可以补寿。总理表示：陕西既然有此风俗，决定为于夫人补寿，绝不能为这件小事使于先生心中不安。于是，屈武带了儿子屈北大夫妇，以及于右任的外甥周伯敏赶往西安为于夫人祝寿。出席宴会的有于右任的老友茹欲立、孙蔚如，以及当地统战部门的负责人和亲朋故旧20余人。于夫人兴高采烈，形于辞色，对党和政府的关怀表示深深的谢意。
事后，屈武决定写封信，连同祝寿的照片托人带给于右任。在信中，他想把祝寿的事是出自周总理的关怀告诉岳父，但信里又不能写上周恩来的名字，反复思考，无以为计，于是向邵力子先生求教。邵力子同于右任是老朋友，他们自1904年在震旦学院同学相识起，有几十年的交往，彼此之间相当了解。果然，邵力子立即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说：“你在给于先生的信里，把周总理三个字改成‘濂溪先生’四个字就行了。”邵力子接着说：“抗战时期在重庆，我和于先生住在一起，我们经常谈论历史名人，特别是多次谈到北宋名儒理学的奠基人周敦颐，他在庐山讲学时，人称濂溪先生。当年我同于先生谈到周总理的时候，总是称他为“周先生”，你在信里写‘濂溪先生’，于先生一看就知道指的是周恩来了，而别人看到是不会联系到周总理身上的。”
果然，于右任看到信和照片后非常激动，特地托吴季玉带来回信，让屈武向“濂溪先生”转达他诚挚的谢意。周总理听了后高兴地说：“只要于先生高兴，我们就心安了。”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为于右任传递家书的吴季玉的行踪，不知为什么被台湾国民党特务侦察到了。1963年9月，特务乘吴季玉又一次去台湾之际，在当月的14日在台北松山机场将吴暗杀，之后凶手逃到了香港。于右任闻此噩耗不胜哀悼，亲往极乐殡仪馆吊唁吴先生，因哀伤过度病倒在床。在他卧病期间，蒋介石还假惺惺地派蒋经国前往慰问，并向于先生保证一定将凶手引渡到台湾法办。但结果却不了了之，“引渡”、“法办”云云，只不过是掩人耳目罢了。
自从好友吴季玉被暗杀之后，于右任的身体每况愈下。1962年元旦，于右任在“监察院”参加了“开国纪念会”以后，回首半个世纪以前的往事，不禁黯然神伤，加上身患疾病，心绪不宁，自知在世之日不会太久，因而在日记中写下了对身后事的意见：
1月12日：“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在这一段日记旁自注：“山要最高者，树要大者。”）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
13日：“早想辞职，种种事故，做不清楚，滞留而又滞留，谓之何哉！”
22日：“葬我在台北近处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可见死的问题经常在他脑际萦绕。
24日：于右任一夜未眠，到天快亮的时候写下了《望大陆》这首使人怆然泪下的诗篇。
1964年，他从蒋介石的人事布局中看出蒋经国可能要接班，当蒋经国来看望于右任时求于老说：“许多人有于老的条幅，我却没有，可否题赠一条幅给我作纪念？”于右任欣然应允，提笔书写了“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的条幅。蒋经国很高兴地表示要挂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我想，蒋经国上台后进行的民主改革和惠民政策，虽然不能说受到于右任赠联的影响，但至少与包括于右任在内的国民党正直元老们的言传身教有关。
1964年，过完84岁生日的于右任明显感到身体不适，不久便生病住院。11月10日晚8点整，于右任先生带着终生的遗憾与世长辞了。在他弥留之际，曾对前来探望他的人伸出一个手指，随后又伸出三个手指。后来有人猜测说，他是想等将来祖国统一后，让人把他的灵柩运回陕西三原老家。
为于老治丧期间，于老的长子于望德和国民党参与治丧的官员张群、严家淦等五人打开了那个保险箱。以往，于右任的秘书等人以为里面一定会有什么稀世珍宝，可是，打开箱子后众人惊呆了，里面有三样东西：
第一件是于老的小儿子几个月前去外国留学，为了送儿子读书，他留下的一张4000美元的欠条！
第二件是他从来没有示人的，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温家宝朗诵的那首《望大陆》的诗！
第三件东西，是他的发妻高仲林从大陆捎来的，千针万线做成的那双崭新的布鞋！

阎锡山在台湾

台湾朋友陈先生开着小车，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盘旋着开进了台北市区北部的阳明山。云里雾里中，我要去寻找一个在大众视野中消失五十多年的人物——阎锡山。
手里拿着从网上淘来的资讯，阎锡山故居和墓地，在阳明山永公路245巷。可是我们的车在永公路上转了几个圈，也没有见到阎锡山的影子。我问五十多岁的陈先生你知道阎锡山吗，他说听说过，具体干什么的不知道。最后，还是在山下里长那里打听到了确切位置。
永公路旁一片荒草野树前，一道用铁管子焊成的大门，很像是一处街道小工厂，从这里进去，竟然就是一代枭雄住过并埋骨的地方。大门被一把大锁紧锁着，几条狗在院子里疯狂地叫着，一个老太太告诉我们，过一会儿看门的人才能来。于是我决定先去看他的坟墓。
从那道铁门右侧绕过去大约五六百米的山路，就来到了阎锡山的墓地。一个小山窝，四周是茂密的树林。已经变了色的墨绿色瓷砖包裹着的坟墓看起来非常坚固，坟墓前一块方形大碑，上书“阎百川先生之墓”。再前面是台阶，台阶的中间，一个水泥抹写的大大的“中”字。在圆圆的墓顶上，也是一个白色瓷砖镶嵌的“中” 字。墓的后部山壁上，有一则“总统令”，字迹虽然漫涣，但还是能辨认出一些，原来，阎老先生的墓，是奉了“总统令”才建成如此模样。
大惑不解的陈先生问我：“墓上的‘中’字，有什么含义吗？”于是，我向他讲起来阎锡山，讲起了他的“中”的哲学。
说到阎锡山，大陆人要比台湾人熟悉得多。他在清光绪29年（1903）20岁时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辛亥革命时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在山西起义，成为山西督都。之后，他几乎一直在山西统治，直到国民党兵败逃到台湾，差不多有38年的时间，因此，人称他是“山西王”。在新旧军阀混战及红军割据时代，他成功地治理山西地方，成为当时的“模范区”。他为此创立了自称为“中”的哲学思想。他认为不偏不倚、情理兼顾、不过不及是为中；事之恰到好处是为中；人事得中则成，失中则毁。
我绕着坟墓走了一圈，认真审视着一代枭雄的埋骨之地，又从不同角度拍了几张照片。想到，在那个乱世当中，中国能出现这样一个人物，实在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事情。但是，一想到，这位曾指挥过千军万马，甚至要与老蒋争夺民国大总统、争夺中国陆海空大元帅的“壮举”，如今，却默默无闻地深藏在台湾小岛的一个小山沟里，坟墓前没有鲜花，没有亲人来吊唁，也够让人慨叹的了。
估计看门的人来了，我和陈先生离开墓地来到永公路上，一台公交车刚刚停下，从车上下来一位步履蹒跚的老者，手里还提着一袋水果。一问，果然是阎锡山故居的看门人，84岁的张日明老先生。
张日明老先生的脸上刻满了时代的沧桑，在他的陪伴下，我们一步一步走向那栋低矮破旧的阎锡山故居，就知道会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首先，阎锡山离开故土山西，又离开大陆跑到台湾，这里面就有好多离奇的情节。1949 年3月，解放军已经把太原围了起来，阎锡山自知末日来临，又不好明说要离开他的死党自己逃跑，于是便耍了个心眼，要南京的李宗仁给他发个电报，请他去南京开会。这样，阎锡山瞒过他的部下和亲人，堂而皇之地坐上飞机离开了他曾经统治三十多年的山西。这一举，最对不起的是小他27岁的堂妹“五妹子”阎慧卿了。
阎慧卿善于察言观色，伺候阎锡山非常周到，她平日里负责阎锡山的伙食，经常让厨房做些家乡风味。甚至在阎锡山睡觉时，她负责掖被、捶背，阎锡山睡着她才熄灯，与侍卫长一起退出卧室。3月29日阎锡山要离开太原，临走时对“五妹子”说，自己很快就会回来，“你就不要去了”。4月24日，解放军攻克太原。“五妹子”给阎锡山发电报：“一别永诀，来生再见。妹发电之日尚在人间，大哥阅电之时已成隔世。”随后，她和山西省代主席梁化之等人在太原绥靖公署钟楼下的居室里服毒自杀。据说，与她和梁化之一同自杀的阎的亲信竟有40人之多。

阎锡山在台湾

台湾朋友陈先生开着小车，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盘旋着开进了台北市区北部的阳明山。云里雾里中，我要去寻找一个在大众视野中消失五十多年的人物——阎锡山。
手里拿着从网上淘来的资讯，阎锡山故居和墓地，在阳明山永公路245巷。可是我们的车在永公路上转了几个圈，也没有见到阎锡山的影子。我问五十多岁的陈先生你知道阎锡山吗，他说听说过，具体干什么的不知道。最后，还是在山下里长那里打听到了确切位置。
永公路旁一片荒草野树前，一道用铁管子焊成的大门，很像是一处街道小工厂，从这里进去，竟然就是一代枭雄住过并埋骨的地方。大门被一把大锁紧锁着，几条狗在院子里疯狂地叫着，一个老太太告诉我们，过一会儿看门的人才能来。于是我决定先去看他的坟墓。
从那道铁门右侧绕过去大约五六百米的山路，就来到了阎锡山的墓地。一个小山窝，四周是茂密的树林。已经变了色的墨绿色瓷砖包裹着的坟墓看起来非常坚固，坟墓前一块方形大碑，上书“阎百川先生之墓”。再前面是台阶，台阶的中间，一个水泥抹写的大大的“中”字。在圆圆的墓顶上，也是一个白色瓷砖镶嵌的“中” 字。墓的后部山壁上，有一则“总统令”，字迹虽然漫涣，但还是能辨认出一些，原来，阎老先生的墓，是奉了“总统令”才建成如此模样。
大惑不解的陈先生问我：“墓上的‘中’字，有什么含义吗？”于是，我向他讲起来阎锡山，讲起了他的“中”的哲学。
说到阎锡山，大陆人要比台湾人熟悉得多。他在清光绪29年（1903）20岁时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辛亥革命时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在山西起义，成为山西督都。之后，他几乎一直在山西统治，直到国民党兵败逃到台湾，差不多有38年的时间，因此，人称他是“山西王”。在新旧军阀混战及红军割据时代，他成功地治理山西地方，成为当时的“模范区”。他为此创立了自称为“中”的哲学思想。他认为不偏不倚、情理兼顾、不过不及是为中；事之恰到好处是为中；人事得中则成，失中则毁。
我绕着坟墓走了一圈，认真审视着一代枭雄的埋骨之地，又从不同角度拍了几张照片。想到，在那个乱世当中，中国能出现这样一个人物，实在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事情。但是，一想到，这位曾指挥过千军万马，甚至要与老蒋争夺民国大总统、争夺中国陆海空大元帅的“壮举”，如今，却默默无闻地深藏在台湾小岛的一个小山沟里，坟墓前没有鲜花，没有亲人来吊唁，也够让人慨叹的了。
估计看门的人来了，我和陈先生离开墓地来到永公路上，一台公交车刚刚停下，从车上下来一位步履蹒跚的老者，手里还提着一袋水果。一问，果然是阎锡山故居的看门人，84岁的张日明老先生。
张日明老先生的脸上刻满了时代的沧桑，在他的陪伴下，我们一步一步走向那栋低矮破旧的阎锡山故居，就知道会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首先，阎锡山离开故土山西，又离开大陆跑到台湾，这里面就有好多离奇的情节。1949 年3月，解放军已经把太原围了起来，阎锡山自知末日来临，又不好明说要离开他的死党自己逃跑，于是便耍了个心眼，要南京的李宗仁给他发个电报，请他去南京开会。这样，阎锡山瞒过他的部下和亲人，堂而皇之地坐上飞机离开了他曾经统治三十多年的山西。这一举，最对不起的是小他27岁的堂妹“五妹子”阎慧卿了。
阎慧卿善于察言观色，伺候阎锡山非常周到，她平日里负责阎锡山的伙食，经常让厨房做些家乡风味。甚至在阎锡山睡觉时，她负责掖被、捶背，阎锡山睡着她才熄灯，与侍卫长一起退出卧室。3月29日阎锡山要离开太原，临走时对“五妹子”说，自己很快就会回来，“你就不要去了”。4月24日，解放军攻克太原。“五妹子”给阎锡山发电报：“一别永诀，来生再见。妹发电之日尚在人间，大哥阅电之时已成隔世。”随后，她和山西省代主席梁化之等人在太原绥靖公署钟楼下的居室里服毒自杀。据说，与她和梁化之一同自杀的阎的亲信竟有40人之多。

阎锡山到南方不久，国民党政府的首府南京就被解放军攻占。这时的阎锡山好像打了一针强心剂，一心想挽救败局。他到处鼓吹“集中全民力量，坚持反共战斗”，把太原自杀的人扩大到五百人，制造“太原五百完人”假相以鼓动国民党人的战斗热情。当时，在下野的老蒋默许下，在代总统李宗仁急于找个帮手的情况下，1949年6月13日出任迁往广州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可是任他无论怎么呼号也无济于事，已经分崩离析的国民党部队都不堪一击，阎锡山又没有一兵一卒亲军可以指挥。最后，只能尾随蒋介石逃到了台湾。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有个规矩，即总统不在位时，行政院长可以代行总统职务。当时，总统李宗仁跑到了香港没有去台湾，这样，阎锡山又活跃了起来，以行政院长的身份总结大陆失败的教训四处讲演，张口闭口批判国民党内的贪腐和各自为政。结果可想而知，到底还是惹得蒋介石不高兴，暗地里指使人把阎锡山行政院的几个副手换成了自己的人。顿时阎锡山才明白，老蒋一直操控着国民党，谁也别想动摇他。1950年3月1日，蒋介石重新当选总统，阎锡山自知不会有太的作为了，于是体面地提出辞去行政院长的职务。在老蒋的“挽留”下，阎锡山去意已决，老蒋也“体面”地让他保留五十多人的秘书司机侍卫等待遇去养老。这些人当中，有一位曾押解黄金从上海到台湾的山西朔州小兵，名叫张日明，就是笔者这次寻访阎锡山故居的那个看门的张老先生。
阎锡山卸去“行政院长”一职后，第二天就将家搬到了地处偏僻的丽水街。
从此，阎锡山深居简出，将自己关在家里读书写书。
半年后，阎锡山由丽水街搬往台北市郊的阳明山边的菁山居住。菁山原是日本占领台湾期间兴建未完工的农场。这里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平时进城要步行30分钟才能到达公路。附近没有村落，也没有电灯、电话、自来水。小道两旁，杂草没膝，人到之时，野 兔四处乱窜。
阎锡山初到这里让人略加开垦，修建了一座草庐。台北地处台湾北部的盆地，每到夏季酷热难耐，而且台风频频光临。草庐抵挡不住炎热与台风，他便想起了自己家乡山西的窑洞，冬能御寒，夏能防暑，又不怕台风侵袭。他找来当地的一位老农询问:“为什么台湾没有窑洞？”那老农回答说:“这里的土地潮湿，空气不流通，不适挖洞。再说台湾经常闹地震，恐怕窑洞受不了震动。”
阎锡山考虑了一下，说:“窑洞的这三个缺点都有办法解决。在窑洞四周糊上水泥，就可以防止潮湿。在窑洞前后各开一扇窗户，就可以解决空气流通的问题。至于地震，窑洞与楼房一样，楼房设计能防震，窑洞设计得好，也一样能防震。”
于是，阎锡山便让人按照自己的设想，带领他的侍卫们，还亲自动手参加劳动，建了一个五开间的窑洞。窑洞建成后，他以自己的所谓“种能”宇宙观，将窑洞命名“种能洞”。后来，他又向附近的金铜矿务局租了一大片地，建了一座“种能农场”，种植了许多柑橘和松树。
张日明老先生带着我和陈先生顺着一条小路走下去就来到了这栋故居前，狭窄的大门柱子上，有一行竖写的字“阎院长故居”显得有些寒伧。张老先生喘嘘着坐在房前的一把椅子上，指着墙上一块说明文字告诉我：“这是阎将军亲手写的，他为什么要建这套房的原因。”然后，又指着房子顶上和围墙上的孔洞说，“当年，阎将军让我们都带着枪守卫着，很怕有人攻打到这里。”现在想来，当初阎锡山的举动肯定不是防备共产党攻打台湾，而是防着他的政敌蒋介石。
阎锡山的儿子在美国，他在日本也有许多亲戚。据说，卸任后阎锡山曾想移居美国和日本，但没有得到老蒋的批准。让这个多年的政敌自由出入美、日，蒋介石确实是有些不放心。
后来听说阎锡山改变初衷，移居菁山草庐，种树养花，著书立说，这正合蒋介石之意。没过多久，蒋介石就偕夫人宋美龄亲往菁山探视。蒋果然看到脱下军服后的阎锡山研究学问很有心得，一副心境淡泊、超脱世外的神态，终于使蒋介石放下心来，不再关注他的动向。

阎锡山在菁山一住就是10年。他一心读书写作，不是有重大的活动他轻易不下山进城。他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晨7点起床，然后写作。午饭后休息两小时，下午会见客人，或者读书、思考问题，晚上10点准时入睡。
张日明老人把我们带进屋内，那是一连五开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平房，正中间那间是阎锡山的灵堂。正中间是孙中山先生手书的“博爱”两个大字，其下是阎锡山戴着眼镜的大照片，再下面是供桌。张日明把手提袋里的水果拿出来，用手一个一个擦拭着往供盘里摆。摆好之后又点燃三炷香，轻轻地插在香炉里，那份认真和虔诚很是让人感动。
张老先生告诉我们，阎先生刚上山那几年，时常有人来请他下山作讲演，也有记者上山来采访他，但官员来的却很少。先生平时除了看书写字就是到地里看看我们种的花草蔬菜，远处很少走动。
张先生带我们按屋走了一遍，来到阎锡山的会客室，一个粗大的茶几放在地中间，张先生说：“蒋先生和宋美龄来看先生时，就在这间屋子里。来的最多的是蒋经国，他每到春节都要上山给阎先生拜年。”
来到阎锡山的书房，向个大书架子都是空的。张先生说：“这里原先放满了阎先生写的书，来访的人都要送一本，这些年下来也都给没了。”
归来后我查了一下资讯，阎锡山隐居十年里，竟然写了《世界和平与世界大战》、《孔子学说》、《世界大同》、《大同之路》、《三百年的中国》等20多部书！
当我问到阎先生是怎么去世的时候，张先生说：“那是1960年刚开春，他先是拉肚子，后来发现脚部浮肿，经过医生治疗很快好了。可是到了5月20号，先生又感到身体不适，我们就请医生到家里来治疗。到了第二天半夜，先生开始气喘。这时，台大医院内科主任蔡锡琴赶到，诊断为急性肺炎和心脏病，病情已非常严重。5月23日上午，是我抱着阎先生坐车去台北医院抢救的。到中午一点半，阎先生病情加重，大口喘气，然后心跳就停了。”
就这样，曾经参与推翻中国的封建统治，参与抗日救亡战争，为了反左（中国共产党）和反右而追求“中”的路线的一代袅雄，默默地死在了台湾这个小岛上。不过，阎锡山去世的葬礼却非常隆重，蒋介石亲临临致祭并题送牌匾，同时还有1500多人的送葬队伍进了阳明山。
在参观阎锡山的卧室时，只见杂物堆积着却看不到床。张老先生告诉我，阎先生在世时，因为结婚等原因，就有向个侍卫离开了他。等到先生去世后，其他人也都下山了。2001年，和我一起照顾故居的井国治因病故去，最后只剩我一个人在这里守着了。
望着腰有些弯了的张老先生，我有了一种莫名的感动。两个互不相识的人，而且几乎是两代人的年龄差距，只是因为主与仆，只是因为都是山西人，从二十岁开始，不要任何报酬，无怨无悔地在主人生前和死后坚持六十多年的守候，真是古今罕有！
我问张老先生：“到这里参观的人多吗？”他说：“这两年多了点儿，只是台湾本地的少大陆的多，而且多是大陆的山西人。”说着，我们来到灵堂那个屋，他拿出几个用白纸订成的大本子，我打开一本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来访人的留言，翻看起来，真的多是大陆的山西人。
是什么原因让大陆人尤其是山西人怀念他呢？，归来后我仔细查询起来，原来，在那个军阀混凝土战，民不聊生的年代里，阎 锡山为山西做了几件可以留在史册或者至少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好事。

1930年的美国《时代》杂志记述：“作为山西省的‘模范督军’，阎实际上耸立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处于各军阀的包围之中。尽管目前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为1100万人带来了繁荣，在中国，他们最富裕，因而使他显得出类拔萃。阎嗜好的不是女人、酒、鸦片，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的道路、纺织、防御部队、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展优良的牛、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为他的乡亲直接带来好处的事物。”——他使当时民不聊生的中国保持了一块人民安居乐业的富裕省份。
中国的义务教育开始于民国；民国的义务教育，则开始于阎 锡山治下的山西，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山西是中国义务教育策源地。”想一想，在那样一个内忧外患，曾被蒋南翔呼作“容不下一张安静书桌”的年代，阎 锡山却在山西为学龄儿童们造了几十万张课桌，使山西学龄儿童年受义务教育比例长期在70%的高度——中国义务教育的先躯。
中原大战之后，阎锡山充分利用争取到的和平环境，依靠自力更生，在数年之内创建了包括采矿、冶金、毛纺、卷烟、火柴等轻重工业厂矿的西北实业公司，修筑了长达860余公里的同蒲铁路，成立了山西省营业公社，整顿了山西省银行，新建了铁路、盐业、垦业等银号，并为“四银行号”成立了实物准备库。到抗日战争前夕，在山西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资本体系，资产达到2亿银元。其规模之大，投资之少，速度之快，效益之高，在国内名列前茅。
国共合作抗日战争时期，是他与八路军合作进行了平型关战役和忻口战役，而且，八路军的军需和后勤补给，有不少都是出自阎锡山治下的山西。
尽管抗战胜利后的阎锡山疯狂反共；尽管年轻的共产党员刘胡兰就是死在阎锡山谪系部队的铡刀下；尽管，他的手上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但山西人，可能也包括一些中国人仍在怀念疮。也许这与中国人“不以十恶掩一善”的传统观念有关吧。
参观完阎锡山故居种能洞，张日明老先生带着我来到他住的只有几平方米的小屋。小屋里有简单的灶具，看来，老人中午是自己开火对付一顿了。于是我问老先生，“阎家没有后人吗”？老人说：“有后人，都在美国，多少年了很少回来。”停了一落千丈会儿，老先生憨厚地笑了笑说：“阎先生在世时待我们像自己的孩子一样，非常慈祥。我们也把他当成了长辈，子女在尖跟前都一样嘛。”
说完，他整理起桌子上的东西，拿出一本厚厚的书给我看，我翻了一下，原来是台北市文化部门编的阎锡山资料集，上面有大量的文字和图片，看来是下了不少功夫。张先生接着说：“市里的文化部门说，他们要接管这个地方作为旅游景点对外开放，只是说了几次就没有消息，我的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家又住在很远的市城面，儿孙们都劝我不要来了，可是没有人照看怎么行啊？现在，我只能两天来一次了。”听了这话，我庆幸来的正是时候，否则的话差一天一定是大门的大锁等着我。
我看到张老先生方正的脸上满是虔诚，心想，阎锡山在他心中的分量一定很重很重。阎锡山的人生中能有这样忠实的卫士，哪能怕只一个，实在是他的一分。
记得2006年10月，以语言尖酸刻薄著称的台湾精英李敖到阎锡山故居做节目，向来敢说敢骂的他，也不好意思在张老先生面前批评其心目中最尊敬的主人。他特别请工作人员支开张老先生，张老先生坚不肯离开，一定要听完李敖如何评价阎锡山。幸而，李敖最后总结性地评价说“阎锡山还有很多长 ”，“基本上比起蒋介石这些人，他还是好的”，“在现代的社会里，我们再也看不到这么有特色的人了，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蛋”，几句话，说得张老先生笑逐颜开。
离开的时候要走一段山路，张老先生坚持一直步行着把我们送到大门外的公路上，我乘坐的小车渐渐开动起来了，隔着车窗，我还能看到张老先生站在大门口，手挥着帽子向我们告别，那一刻，像极了一个老人为远咱来探望他的儿子送别。远离故土六十多年的台湾老兵，见到大陆能有人来看望他们会是什么心情啊？想到这里，我的眼睛不禁湿润起来。

@元芳永远在一起 2017-11-18 17:37:09
好文，留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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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没有耐心的人看不下去

胡适墓前，来一场灵魂的对白

经过无数科学家们的研究，人们惊奇地发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上，大部分有生命的物种，几乎都有一种趋光性的生理本能。只是，这种扑向光明的生理本能如果发挥到了极至，那就是扑向自我毁灭的火焰。

一

走到台北市东部的南港区研究院路二段的路口，看到一堵墙壁上写着一行大字“中央研究院”，这，便是台湾最高科研机构了。我走到这里的目的非常简单，那就是要看一眼胡适。
顺着低矮的东墙走到大院的南门外，一处虽不是很高的小山，但那树木却特别茂密，林荫下就是胡适的墓地。但见高高的椰子树下，一个几何形状的白色牌子上写着“胡适公园”四个字，曲径通幽处，带着我走向一个失落海岛半个多世纪的灵魂，也像是走入思想曲径一样。
踏着石块铺成的小路，登上几步台阶，有花草树木相伴而行，就像是在悠闲地逛一处公园。慢慢地，眼前的山体出现一处石砌的大缺口，缺口内是一块碎石铺就的墓地。山壁上，一块水磨石板上写着四个金字“智德兼隆”，是蒋介石所题，是对胡适的“盖棺定论”吧？可是，看着总有些过于凝炼过于草率了。
四字石板下的碎石地面上，是一个长方形的坟墓，呈里高外低的斜坡状。坚硬石质的墓顶上，是竖书的两行金字，上书“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暨德配江冬秀夫人墓”墓前是盆栽的粉红色的鲜花开得分外热烈。再往外的台阶下，是一个用白亮亮的白钢栏杆围着的卧在地上的石碑，上面是胡适的墓志铭，铭文是用胡适一生所提倡的白话文写成，为知名学者毛永水撰写，金石名家王壮为先生手书。全文是：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离开胡适墓地继续向前走去，一块草坪上埋着一块方石，上面写着“胡祖望先生墓”几个金字。在其不远处，又有一块石头，上书“二弟胡思杜纪念碑”几个字。这是胡适长子胡祖望的墓和胡适次子的纪念碑，文字虽然少，但却蕴含着一段不堪回首的人间悲剧，让人叹惋不止。
站在胡祖望墓前向南看去，是胡适的塑像立在山壁下。一个高高的石砌台子上，胡适半身塑像迎着我，目光是那样的有神。看到那台阶、那石台、那山壁的石缝间水泥都有些脱落了，才知道，时间把他那个年代抛开了很远很远。抬头看一眼胡适像，是一身博士服打扮，这或许是标志着他是一位学者，但却忽略了他搅在纷乱政治旋涡的一面。而正是被人忽略的那一面，却让这位学者蒙上了无法说清的人生阴影。
顺着一条山路登上后山，树林中一个古色古香的亭子让人品评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味道。向山下看去，此处正对着中央研究院的大门，大门内是高低不同的楼房，很少有人走动。不知道当初为什么会把胡适埋到这里？也许是让他的灵魂守候着他曾经为之工作过的科研机构吗？被历史学家定义为中国现代“思想领袖”的胡适，还能守住思想和言论自由的阵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