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四运动爆发100周年，国人纪念五四运动，国家把这场运动定性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一旦贴上“反帝反封建”的标签，就宣誓这场运动是正义的、进步的、革命的，而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意味着顽固、没落与反动。

提到“封建”，就联想到“迷信”“愚昧”“落后”乃至“反动”，这个词被无知的现代人泼了太多的脏水，需要为“封建”一词正本清源。

“封建”的本义为“封邦建国”，如《左传》云“天子建国，诸侯立家”。柳宗元说：“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夏商周三代才是封建社会，买办历史学者谎称夏商周是奴隶社会；秦统一后，废封建、立郡县，买办们却把秦汉以后二千余年的中国社会定性为“封建社会”。

零星的奴隶是有的，但在人类历史上根本没有出现过奴隶社会。古希腊城邦之间发生征战，把战俘当作奴隶驱使，这种情况经常出现，但把奴隶作为一个阶级，给古希腊贴上奴隶社会的标签，是绝对错误的。资本主义社会自从来到世间，就充满了邪恶，那个野心家集团成批从非洲向美国贩卖奴隶，倒是真实的。

连“封建”这个词的内涵都没搞清楚，以讹传讹，“反封建”不是一个笑话吗？“反封建”，意味着“封建”阻碍了国家走向进步，阻挡了中华民族拥抱资本主义，延误了中国走向工业化的道路。这是典型的以西方为中心的话语霸权，必须干净利落地把“反封建”这个提法抛到垃圾桶里。

“外争主权，内惩国贼”， 毫无疑问，这个口号是正义的。但是，革命要找到真正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凡是没有被跨国黑恶势力集团收买的地主乡绅与民族资本家，即使与基层群众有矛盾，也应划为人民内部矛盾。政、商、学各界，凡是向敌对势力集团纳了投名状，只要背叛了国家与人民，即使没有多少财产，即使官职卑微，学识浅陋，但它们都是敌人，都要成为革命的打击对象。

至于“反帝”，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当然要全民团结起来保卫祖国，消灭入侵者。但是，要突破外层的马甲找到真正的敌人。列宁发明“帝国主义”，让国家政权为国际垄断资本的罪恶买单，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怒火，引向英法德日等国家，真正的侵略者——隐身幕后的跨国大资本家，就幸灾乐祸、逃之夭夭了。司马懿把头盔扔在岔路口，躲过了廖化的追击，廖化没有捉到司马懿，只好把头盔提回去当战利品。

人具有理性，智力与德性建构了社会秩序，“德”与“智”的增长推动人类社会进步。虽然有革故鼎新，或政权的转移，或国家、宗教之间的战争，甚至野蛮战胜文明，卑贱者夺取了权力，但它们犹如向东奔腾的河水泛起的几朵浪花，改变不了人类文明前进的大方向。社会发展是连续的过程，而不是由多个社会形态串联而成的链条，社会发展五阶段论，这是魔鬼编造出来的谎言。把“弱肉强食”的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推广到社会形态的演进过程中，这是彻底取消人的道德属性，把人不当成人。

如果真正把人类社会看做一个整体，那么，驱动社会进步的不是“力”，而是“德”。有理性的人在做决断时，即使良心让位于利益，在欲望的驱使下做出了不符合社会道德的举动，道德也在行为的背后发生着制约作用。或者说，无论人的行为偏离了“善”有多远，总是在以“善”为原点的多维坐标系中展开，这就是道德的神秘力量，体现了“善”之先天性与绝对性。

一个社会要么“有道”，要么“无道”，政治要么“有德”，要么“失德”。前资本主义社会，政权多少都具有一点合理性，即使专制与残暴，也是显露出来的“恶”，如日月之食，人皆见之。须知，资本主义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形态，文明的外表包裹着内层的邪恶，代代世袭的金融寡头世家才是“无冕之王”，它们一层层推出代理人，恶贯满盈，有人出面收拾残局。

资本主义在欧洲崛起，消灭了原有的贵族阶层，这是一场惊天阴谋。

解构封建社会秩序，不是为发展生产力扫清障碍，而是要篡夺权力。进而以基督新教伦理引导下的物欲泛滥来摧毁欧洲社会原有的宗教伦理道德，流沙一样的群众，才好操控，贪财好利的小人，才好收买。让整个欧洲社会在利益的驱使下重新组织起来，最终打造一个以财富绝对支配权力的黑暗网络。

虚构出一个奴隶社会，斥责它的黑暗与腐朽，诋毁封建社会的顽固、专制与反动，鼓吹封建生产关系容纳不了生产力的发展，这都是为了标榜先进战胜落后，为资本主义制度贴上“先进性”与“正义性”的标签。

耶稣在以色列传道，曾数次痛斥假冒为善的文士与法利赛人虚伪、邪恶，“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当基督教的教化从以色列传播到欧洲，潜伏的魔鬼如影随形，后来分化围猎欧洲正统基督教的，就是那一帮虚假的犹太教徒。

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通过垄断东西方的贸易，积累了第一桶金。再用黑金腐蚀渗透欧洲的王室，秘密收买贵族阶层，通过策划持续三十年的宗教战争，彻底掌控了欧洲。然后把统治中心迁移到英国，在英国相继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工业革命，迅速强大起来。

1913年美国签署了《联邦储备法》，成立了美联储，第二年野心家就在欧洲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把统治中心从英国迁移到了美国。美国霸权主义与日不落大英帝国，都是一副包裹邪恶的马甲。

“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戴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它”，“又任凭它与圣徒争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它，制伏各族、各民、各方、各国”。“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角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它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启示录》）。约翰穿越时空，先后看到两头兽，分别从海中、地中上来，人具有“神”性，“兽”代表敌基督势力，是被魔鬼相继附体的英国与美国。

资本主义席卷全世界，宗主国与殖民地全部被金字塔型的黑暗网络所秘密掌控，所以，巴黎和会上三巨头只是推在前台的棋子，他们为各自的国家利益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只是在幕后操盘者的导演下按照剧本演戏。英法美三巨头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这是剧本内定的一个情节。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均是在阴谋家集团的秘密掌控下，“五四运动”能独善其身吗？

英法联军入侵，火烧圆明园，洋务运动喊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漂亮口号出场了，而暗地里，一帮洋务派买办却主动对接敌对势力的秘密渗透，在政、商、学、军中潜伏了一大批“棋子”。洋务运动以中日甲午海战的惨败而终结，为戊戌变法登上历史舞台创造条件，内外贼相勾结，打着“救亡图存”“变法图强”的口号，企图篡国夺权。

辛亥革命高举“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帜，但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只是作为一个招牌被利用了，漂亮的马甲同样包裹着阴谋，真正掌控节奏的是李鸿章、张之洞等买办官绅经营几十年洋务运动所培养的立宪派势力，它们是纳了投名状的国贼。辛亥革命以汉满矛盾做掩护，实则是承接戊戌变法篡国夺权的阴谋，走地方包围朝廷的夺权路线。说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导演袁世凯称帝这出大戏，就是要为隐藏在辛亥革命背后的一连串阴谋掩盖痕迹，把污水泼在袁世凯的头上，同时也为发动新文化运动提供“正义性”。

对于马恩列斯毛，必须区别对待。马克思基本算是一个学者，他咒骂资本主义“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可谓一针见血。马克思逝世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相继被恩格斯与列宁所掌控，中共对于共运这段历史，要敢于直面它。共产主义运动后期因为有斯大林与毛泽东的领导，“革命”才名副其实，真正回到了正轨。没有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取得二战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二战后，因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屹立在中国的西北，美国才不敢出兵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中共如果没有毛泽东的领导，这场革命运动的结局更是难以想象。

中共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打败了蒋介石买办集团，1949年取得了革命胜利，迎来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这就是革命的正当性与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这场革命更为深远的意义，只有放在当下这个世界大变局中，才能真正看得清楚）。这个合法性、正当性是历史赋予的，是人民赋予的，还不够吗？除此之外，就不要被一些抽象的名词概念所绑架，一定要把自己从虚假的名相和本不相干的条条框框中给解放出来，放下思想的包袱，国家与民族至上，以人民为中心，肩负人民的重托，继续前行。一党执政，才能为全体国民守护住国家主权；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绝对邪恶，一小撮团团伙伙躲在幕后操控，所以要因病用药，以人民为中心，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

1920年—1922年，蒋介石在上海“为革命炒股”，先赚后赔，最后输得精光，上了大买办虞洽卿的那条贼船，然后才有23年的访苏行程。

对于马恩列斯毛，必须区别对待。

马克思逝世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相继被恩格斯与列宁所掌控，对于国际共运这段历史，要敢于直面它，正视她。共产主义运动后期因为有斯大林与毛泽东的领导，“革命”才名副其实，真正回到了正轨。

斯大林清洗了“托派”，掌控了苏联政局，改变了原来的革命路线，苏联性质变了，直接引发蒋介石清共与国共第一次内战。

第一次纳了投名状不算数，再加上蒋经国滞留苏联做人质，幕后的“主人”对蒋介石不放心，要给蒋重新订一门婚事，所以有了1927年蒋介石卸下公职的访日行程，名义上是求婚，实则是向隐身于幕后的“主人”，重新宣誓效忠。

《启示录》预言“七头十角的兽”，这七头，显然不是七个国家，7个金融寡头世家，倒是有可能。

“十角”才是指10个国家，但是，自从基督新教出现后，那十王，与天主教册封的“王”，截然不同。

魔鬼非常狡诈，70年代后，组建西方七国集团俱乐部，就是要对外施放烟幕弹，如列宁发明“帝国主义”一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