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1947年，是一直在红旗下接受教育的。从小开始对以黄世仁、刘文采、周剥皮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对万恶的解放前的社会深恶痛绝。随着岁月的流逝，年令的增长，慢慢的发现事实和原来正统教育所说有些不同，因此产生了怀疑。由于笔者的性格喜欢研究人的活动，所以就特别的随时随地的对家乡的地主这个阶层予以关注，经过多年的了解，知道正统所说的大都是为了宣传的。
今天在博客上看到一个文章。这个文章是记录一个百岁老人的回忆：这个老人出身大家，年轻时不肯嫁给家庭为她安排的婚姻，以终身不嫁威胁父母，迫使父母同意而嫁给她自已钟意的一个“戏子”。由于她的良好教育，她的四个子女都很出色优秀。她谈到自己在家当“小姐”时所受的家庭教育，其中一点勾起我的那些记忆：她说：她家有一个规定，长工从地里回来，家里女眷要为长工打饭，道理是：你们所吃的粮食都是这些长工种出来的，所以要为他们打饭。
下面说说我所知道的地主们吧；我那个乡有十九个自然村，解放时每个村的人口多的四、五百，小的一百多二百来个人，每个村都有地主，多的三、五个，少的也要有一个，听说这是当时的规定。
先说大一点的地主吧，有一个叫唐澄士的，祖上当官留下几百亩田，可他本人是个书呆子，据说诗文做得好，字也写得好；在土改坐牢时还天天做诗。憔独对数字一窍不通，只能数到九，十以上的数字就不知道了。他不认识当时所用木杆称的的刻度。另一个是孙叔印，祖上为京官，留下许多田产，他本人偏好医术，中医技术很好，解放前给人看病不但全免费，对穷人还赠送药。解放后，由于生活无着，才收诊费，以维持生活。这两个应该是属于官僚地主。还有一个资本家地主，他本人出身是放牛娃，后来在上海做工商生意发迹，在老家置了几百亩地，为老家开办小学，修造道路。对下面的男女帮工很好，他家也有一个规钜，下地的男长工未吃好饭，家眷、子女和女帮工是不能吃的，道理是下地的人要吃饱才能有力气干活。我村有一个年轻守寡的女人带着一个遗腹子，因生活无着到他家去当女工，他家不但付她工钱，还送她儿子到小学念书，这个孩子因为稍有文化，后来还当上了我村（当时称大队）的村长，我向他证实过此事。
再说小一点的地主，有一个叫林岳甫的，三代开中药铺，并兼看一些小病，三代都挺仁慈的，穷人去看病，可少付，或先欠帐，如果真的困难（因为都是乡亲，知道的），他就免费看病，并白送药，多少年后许多人还念念不忘他家的好处。至于一些在农业上发家，略有几十亩地的地主，很小听到他们怎样狠毒；只听到他们怎样的勤劳能干，好把式，大年初一都下地；怎样的刻苦节省，寒冬腊月为了节省衣服，晚上都光身子睡觉 ；怎样的会计算、会过日子等等。
在这里我也知道几个特殊的事情。有一个林姓地主，他所住的村是我乡比较偏僻的地方，他思想较开放，把儿子女儿都送去读书，两个女儿在学校里都参加了革命，他家也成为当时革命活动的落脚点。他两个女婿一个后来成为本县的领导，一个听说在中央工作。由于他本人比较正派、嫉恶如化，得罪了一些无赖，土改时被无赖所诉，冤枉的被当为恶霸而镇压了。另一个林姓地主，当年家里节衣缩食，让他上学，后来在县里当了一个小公务员，平生廉洁，对乡人很好，家乡人在城里受到地痞无赖欺侮，他都为帮忙讨公道，解放后很多年了，我还经常听到乡人说起当年他的好处。因他廉洁，无置地，土改时还分进几亩田；也因为他当过公职被定为地主；成为分进地的地主。有一个小村，当时只有一百多人，都比较贫穷，实在找不出一个地主来，就把该村的一个小庙里仅有的一个叫“微法”的和尚定为地主。
当然，在我乡也有一个真正的恶霸地主，叫张志道，本人个子大，又炼了一些拳脚，家里也有几十亩地，到处欺压穷人。在１９２７年，国民党清党时，更狐假虎威，借清党之名到处欺榨勒索、无恶不作。不过，由于作恶多端，于１９３０年被当时政府逮捕，关押数年；释放后才稍有收敛，土改时被镇压，乡民称快。
据我了解的所谓“地主阶级”，我认为可以分为几大类：一类是祖上为官的，家产也比较大的；这些人大都比较平庸，死读书，坐吃祖业，但大多比较仁慈，他们守着“积德、存仁”等儒家的祖训，当然也出了一些败家子。第二类为凭自身的勤劳、节俭、智慧、能力发家的，他们是这个阶层的精英，也是广大乡民的所追求的榜样，受到大家的尊敬。这些人比较精明，讲求信用、名誉，积极参与公益事业，能救贫助困，知道善待别人，包括他们家的雇工，知道发挥和调动每个人的生产积极性，绝不会干象骗了全中国人几十年的“半夜鸡叫”里所虚构描写的那样事情。第三类人是真正的土豪劣绅，这些人豪取巧夺、包揽词讼，欺压穷人。虽然这些人得到一些财富，但不得人心，不为人所尊敬，甚至为人所不耻；有时也为社会所不容，如我乡的张志道。
说到败家子，使我想起老家两个人，一个叫郑康云，据说原来有 一份好家产，如按原来的家产计，土改时一定为地主。但这个人吃、喝、赌、嫖；卖尽所有家产，就在要卖老婆的时候了，解放了。他被定为贫农，由于能说会道、会拍马奉承，又稍认几个字；成为土改积极份子，村里的干部，并且当了多年的干部。另一个叫黄朝金，也有一份家产，他比郑康云更厉害，不但卖完一切，还把自已也“卖兵”（替别人去当兵）了。不知在那个地方被解放军俘虏了，变为解放军；后来复员当了本区的法庭长。但本性难改，文化大革命期间靠边站时又狂赌，一次在我家隔壁连赌三天三夜，我是亲眼所见的。
我是一个农民，有机会接触家乡一切人，这些事实我曾经反复和各方面的老人证实过，应该说是一些历史的真相。